［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9-0164-02
1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现状
自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从未停滞,进步明显,成果喜人,但严格意义上说来,还只是雏形。
1.1 中国成为CDM机制的踊跃参加者但利用程度有限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供应国之一,我国主要通过CDM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为全球碳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减排量,但由于专业能力、交易经验不足,缺乏有中央政府推动的全国性与国际接轨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台,缺乏统一的机制和标准(如减排量交易的法律产权归属问题,缺乏第三方认证机构等)等原因,总体上还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起步和尝试阶段。由此,国内通过的项目大部分无法得到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的通过。譬如,2009年年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EB拒绝通过。2010年上半年,中国74个CDM项目面临 “特别审查”。
1.2 自愿碳减排交易(VER)有所展开但优势尚未凸显
北京环交所推出了中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熊猫标准,并联手美国知名机构推出中国的新能源与VER指数,进而为中国VER定价,还与全球领先的清洁技术投资基金Vantage Point Partner共同了全球第一个中国低碳指数。2010年由上海社会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共同发起并研发的首个完整的自愿碳减排标准体系――《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体系正式。借此审定与核查的碳减排量将具国际权威性,为国内外市场所认可。
我国自愿减排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应用有限,其价值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国还未实行总量控制交易,也未引入强制配额市场的交易模式,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与流动性备受挤压,只能单纯依靠企业责任感来促进自愿减排。由于受到企业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的限制,我国的自愿减排还不足于推动整体碳市场的发展。
2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取得的初步进展有目共睹,但距离真正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并借此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涉及基准线、分配、机制、机构、参与模式等各个方面。
2005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和财政部等部门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不啻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一个发端。2010年10月6日,国家发改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目前已基本成熟,将“争取尽快出台”。对自愿减排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将为中国实施强制性减排市场提供可操作的市场经验。
此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展开行动。于201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首次将碳排放权交易纳入地方性法规,规定“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能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农村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组织开展农村能源碳排放权交易工作”。
3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存在的缺陷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缺乏应有的支撑而方兴未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仍然是相关法律缺失和不健全。
3.1 现有法律未对减排限额作出明确规定
欧盟和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取得较好成效，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其采用了总量控制下的配额与贸易机制。虽然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现实之严峻,在内忧外患之下果敢决策,公布到2020 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但这种相对GDP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减少碳排放目标仅仅是相对的总量控制,尚难以以区域为单位实行有效的能源配额,还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执行力,不足以推动配额碳排放权交易。
3.2 具体法律制度严重缺位
涵盖碳排放配额制度、市场管理和交易规则和政府监管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使得统一的运作规范的碳排放权市场于法无据,继而导致围绕碳产业的完整的产业链无法形成，碳金融、碳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更是无法开展。
将以赢利为首要目标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构建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机制是可利用的绝佳方式,但有效利用该方式需要足够的有明晰的法律结构。我国一些政策文件中对碳排放权交易已有所提及,譬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但是还只为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提供了前提。
已有的相关法律也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如2005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和财政部等部门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虽然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因为该管理办法立法层次过低,参与主体过于狭隘,行政色彩过浓,对中介机构的培育和扶持力度不够,法律责任的规定有所缺乏,对于不断发展变化、不可控风险巨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已显得力不从心。即将出台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原则性规定了自愿减排交易的监管主体、交易主体(买卖双方)、交易对象、登记注册系统、交易场所、第三方核证、减排量签发等内容,将可能解决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缺乏信用体系的问题,但却没能对自愿减排标准以及定价规则做出说明。另外,开展自愿减排的企业更多的是基于社会责任,即使《办法》出台,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模也不会因此而发生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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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华网：《深圳碳排放权交易运行首日成交逾2万吨配额》，，2014-01-04.
[11] 修菊华、杨建明：《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Developing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oice of Path of Our Carbon Release Right Exchange Market
WEI Zhi-min
目前低碳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抉择。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把大幅降低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已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污染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研究低碳发展，必须要摸清碳排放的底数。
二、我国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是指燃烧化石能源释放出的热量所对应的碳量。其中，电力、 热能等二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均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的能量转换与能量损失。因此，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即为各类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不包括作为原料的化石能源）、能源转换及能源损失所产生的相应碳排放量。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3]。1994—2002 年期间，碳排放量以 1.6%的速度呈缓
慢上升趋势，年均碳排放量 7.9 亿吨。2003 年以来，碳排放量增加迅速，年均碳排放量 13.9 亿吨，平均增长率为 11.1%。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1994—2002 年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8.9%，2003—2009 年GDP 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 11.1%。1994—2009 年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71%，石油消费占 19%。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而能源消费的增长也得益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近几年我国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压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问题日趋恶化。在众多的污染问题中，空气质量问题尤为突出：工厂生产废气、人们日常生活排放废气、汽车尾气的无限制排放，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带来了沉重的负荷。另一方面，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减少，而玻璃建筑、空调等的增加，都使得我们生活环境的气温逐年升高，空气中有毒成分的含量明显超标。随着政府对环境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入，逐渐加大了环境规制的强度，但由于环境规制与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各年环境规制力度的强弱往往是政府在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4]。
四、制约推进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
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及其结构。深究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的原因，核心在于临港重化工业、能源基地特色定位等导致能源消耗总量过大和能源结构、发电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碳排放强度高的能源主要是原煤和石油产品，高排放领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大型公共建筑能源消耗；居民生活中私家车出行的能源消耗所占比例呈现逐年增大趋势。
（一）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是衡量工业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能耗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主要考量指标。
（二）交通运输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
（三）建筑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调研显示现有建筑节能改造滞后，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差，空调夏季制冷、冬季制热能耗大，成为电力负荷高峰的主要因素，也是夏季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居民建筑能耗相对较低，但宾馆、商场、医院、政府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写字楼等公共建筑能耗巨大，能耗水平大约是居民建筑的10—20倍。
（四）电力、热力行业燃料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要推进低碳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电行业的总量控制和发电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槛，必须下大力予以化解。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18克；德国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97克；美国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625克。根本原因是电力生产使用的一次能源化石燃料比例较高。
（五）居民生活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生活用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居民生活用能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私家车增加导致的成品油增长幅度最大，电力、成品油消费在居民生活碳排放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五、实现低碳发展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一）突出以第二产业结构优化为重点，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双重控制。
（二）狠抓节能降耗，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
（四）纵深推进环境整治，以大气污染减排带动低碳发展。
（五）发展生态种植业，着力增加农林碳汇
（六）加强政策创新，引导绿色低碳消费。
（七）培育低碳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六、结论和建议
鉴于此[6]，我国在制定碳排放增长控制政策时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把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 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更新、 改造落后生产工具，提高能源密集部门的能源效率。大力发展节能环保、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大类规制政策，有效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对低碳经济复杂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参考文献
［1］宋杰鲲，张宇.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我国碳排放情景预测
［2］王国印.环境规制与企业科技创新—— —低碳视角下波特假说在东部地区的检验性研究［J］ . 科技与经济， 2010，（137）： 70-74.
［3］刘晓，熊文，朱永彬等.经济平稳增长下的湖南省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量预测［J］ .热带地理， 2011，（3）： 310-314.
关键词：
金融发展；碳排放；经济发展；状态空间模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多，北京市CO2排放量逐年上升，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艰巨。为了缓解由CO2等温室气体带来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相关研究和实践，寻求有效的碳减排途径、合理估计碳减排需求成为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重要努力方向。特别是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以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2]。近些年国际上出现了部分文献讨论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但是结论并不一致。部分文献认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各种技术创新活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有利于节能减排。Tamazian等（2009）[3]认为，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从而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低碳经济发展；Jalil等（2011）[4]认为中国金融发展没有对环境造成危害，反而促进了环境保护，并且中国碳排放量从长期看主要取决于人均收入、能源消费以及贸易开放程度。Ozturk等（2013）[5]认为，从长期看，金融发展对人均碳排放量并没有显著影响。Birdsall等（1992）[6]研究指出，金融发展能够吸引FDI和高水平的研发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环境质量提升，而且也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利用新技术的激励和机会，帮助他们生产清洁的和环境友好的产品，最终广泛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但是，也有部分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内涵丰富，发展程度越高，可能会增加对高耗能、高排放设备或器件的使用，从而推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上升。例如，郭郡郡等（2012）[7]利用多国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Zhang（2011）[8]则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情况，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等多个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中国金融发展是推动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显著推动碳排放的增加。另外，从研究方法看，现有文献讨论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时，基本上是采用自回归模型[9]、动态最小二乘法模型[10]等固定参数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静态的，难以表现金融结构、经济结构的动态特征，结论往往较为笼统。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这种变参数方法[11-12]定量讨论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北京市有关部门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说明与模型方法
（一）数据说明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以金融中介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北京市也不例外，同时由于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数据并不完整，因此，本文讨论的金融发展仅考虑金融中介规模，并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13]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FIRt为北京市第t年的金融相关比率；CRt代表北京市第t年中资银行贷款总额；GDPt代表北京市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时，本文选取北京市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按1980年可比价计算。此外，由于人类消耗各种能源所产生的CO2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市能源终端消费值，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即0.67）[14]换算得到北京市历年CO2排放量。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0—2011年，相关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2012）》。由于对数据取对数后不改变变量之间原有的关系，并能使变量趋势线性化，消除异方差，因此本文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以lnTCE、lnFIR、lnGDP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CO2排放量、金融相关比率以及人均实际GDP。
（二）模型方法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考察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利用状态空间形式表示动态系统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第二，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全局优化的卡尔曼滤波（KalmanFilter）算法[15]估计动态参数。
二、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碳排量与金融发展的时变均衡关系为了考察所有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lnTCE、lnFIR和lnGDP的水平序列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水平序列并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后，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所有变量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都显示出平稳性，因此可认为在样本区间内，北京市CO2排放量、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首先采用固定参数协整方程考察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根据EG两步法，采用ADF方法检验协整回归的残差序列，结果表明固定参数协整回归的残差并不平稳（如表2所示），这表明基于OLS回归即平均意义下，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进一步，我们根据王海鹏等[16]的做法，对时变参数协整方程（2）中的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变参数模型的残差是平稳序列，这表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刻画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时变参数协整关系是合适的，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变量之间并不具有固定比价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但是存在长期均衡比例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换言之，北京市碳排放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固定参数回归是伪回归，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存在的时变均衡关系。
（二）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时变影响分析利用Kalman滤波算法估计状态空间模型（2）①，得到时变状态变量如图1和图2所示。可见，样本区间内，北京市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都具有时变特征，传统的固定系数模型并不能准确估计它们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从时变状态变量的演变趋势中，得到的发现主要如下：1.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时变的，在不同时间阶段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1980—1994年期间，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at）的变化较为平稳，始终维持在0.03~0.12之间的水平，同时在此期间，该系数始终为正值，说明总体上来看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即金融发展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at值在1984年出现了较大缺口，其原因估计是在当时出现了国企股份制改革，金融行业活跃，在同年成立的工商银行更是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证，而在金融体系活跃开始时，金融发展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必须通过金融业促进工业、交通行业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快速发展才能实现，而该过程较为复杂并不能很快进行传递，由此出现了1984年的缺口。而状态变量at在1985年、1986年迅速反弹也说明了金融发展影响碳排放量是有时间滞后性的。1994年后，at的值迅速减小，并在1995年跌为负值，在1998年跌至谷底，约为-0.15左右。这个波谷的形成与1997—1998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当年金融行业大幅衰退使得金融发展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碳排放量产生正向影响，反而出现了负相关的情况。随后几年，由于金融危机逐步复苏，整个金融环境开始好转，于是又出现了状态变量的快速反弹，并在2007年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8年状态变量有所下降，其原因估计为美国次贷危机，但此次金融危机中北京市并不是主要受灾区，故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只出现了小幅震荡。2.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整体上扬。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始终为正，表明经济发展一直是推动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程度持续上扬，进一步表明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和设备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角色；而且，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明显强于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发展在碳排放量急剧上升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可见，经济发展仍然是驱动北京市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因素，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有效碳减排的关键途径。
（三）碳排放量的预测方差分解采用预测方差分解方法比较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冲击对碳排放量变化的贡献率，评价两者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如图3所示。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波动的贡献率均逐渐增加，之后分别稳定于7%和78%。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第6期以前，碳排放量波动主要的贡献者是其自身，此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碳排放量本身，在系统趋于平稳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相对最高，金融发展的贡献率略低于碳排放量自身。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沟通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现已是世界性的会计管理活动。广泛意义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其内容庞杂而新颖，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既包括财务会计等经济类学科和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理论，也涵盖法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由于受碳排放的难以计量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仍属于会计界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图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为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CRDI）于2007年《关于披露气候风险的全球框架》报告，气候披露标准理事会（CDSB）则倡导建立一个系统披露气候变化的报告体系。二者都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量相关信息，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进行风险分析。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作为目前国际上影响最为广泛、体系最为成熟的碳信息组织，试图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融入企业经营决策内容之中，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披露恰当精准的碳排放信息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问题的商洽、国际减排责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了ISO 14064系列标准，为企业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报告提供了指南。这些非政府组织强调自我监管与治理，在尚不存在统一强制性披露法规的现状下，极大推动了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发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Matt Wegener（2010）在实证研究中运用二元回归分析与跨部门分析方法证明了股东激进主义、法规风险以及低成本公开披露是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Le Luo 等（2010）基于世界500强企业分析了经济、监管、社会以及金融市场因素对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响，发现经济因素是最显著的决定因素，其次社会或政治压力也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强制性披露压力。而法律法规方面的强制压力与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关（Martin Freedman等，2011）。此外，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还受到ISO 14001认证系统、CDP报告以及GRI实施情况等外在因素的影响（Dhaliwal等人，2011）。Chris Ennis等人（2012）还以英国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碳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诸多学者以CDP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规模与治理结构、前期披露、国际销售等因素的影响。
3、碳排放信息披露价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信息，主要涉及碳排放绩效、经营绩效、企业价值、股票价格等。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存在负相关性，统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的缺失将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很难获取决策有用信息（Doran等，2011）。尤其是在碳能源来源限制和各类低碳减排法规等碳约束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碳监管风险大小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而企业的碳管理绩效事实上又具有极大的不可观察性与预测性，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准确评估企业价值。这时，利益相关者就会积极关注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并从各方面向企业施压，要求其披露温室气体等碳排放信息。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与企业碳排放绩效，Freedman（2010）、Chris Ennis（2012）等认为二者间并无明显的内在关联，当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水平。而碳排放水平与企业市场价值（或公司业绩ROA）呈负相关关系（Matsumura等，2011），但与收入变化存在正相关性（Ella Mae 等，2013）。
4、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
由于缺乏合理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当前的碳信息披露现状比较紊乱，内容随意而繁杂，信息价值有待商榷，其可比性和决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2009）的研究表明多数企业会为规避法规监管而选择简单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但不会更多披露企业特有的具体排放情况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2011）认为虽然亚太国家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较低，但通过环境资格认证等措施可以督促企业披露更多相关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2012）以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为线索，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为。虽然很多企业都表示关心环境并自愿解决碳排放的不良后果，可研究表明要从这些企业的财务信息中分辨出碳减排信息比较困难，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实到位。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虽然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发展也比较前沿，但目前各国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没有着手该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存在统一的碳会计准则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只有证券监管部门、环保监管部门等机构与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组织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但这些标准制定的依据、披露的内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没有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其权威性也受法规压力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与规范性，无法充分满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国际研究经验，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贺建刚（2011）通过研究CDP G500的问卷情况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之间呈正相关性，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与透明度将使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降。同时，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碳排放量，尤其是间接碳排放量，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显著影响。因而，为有效应对我国从明年开始实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提升基于供应链的信息共享程度与强化碳排放量测度审计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力手段（方健、徐丽群，2012）。张巧良等人（2013）基于85家入选2010年S&P500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而监管环境因素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以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大。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呈较明显的负相关性；低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及企业价值正相关。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内容，陈华等人（2013）依据决策有用性理论对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指数法创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披露指数体系。何玉等人（2014）选取了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发现企业资产成本和碳业绩呈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规避监管风险、降低资本成本，会理性选择披露碳排放信息。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现处于对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介绍与借鉴的规范研究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使得碳市场和碳交易发展缓慢。碳排放信息披露还没有引起政府和企业的过多关注（张彩平、肖序，2010）。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碳排放会计与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将引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较有限，远滞后于国外，显然不能为我国企业实现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也远远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为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根据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构造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企业碳排放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碳排放量主要是根据二氧化碳产生的化学原理，制定出最优化的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工作人员应该分析当前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由此确定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还可以通过抽样调查，从中探究碳排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1]。碳排放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碳排放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进行计算，计算的公式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
2弹性分析法
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弹性分析法对CO2排放量的GDP弹性进行计算，该公式为：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中国碳排放的现状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对环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近几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2]，总结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在逐年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在促进增长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况
近20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长的脱钩状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第三阶段又回到了弱脱钩的状态，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低-高-低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说，碳排放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决定的。
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宏观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现今，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变成了事实，为了控制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首先，要确定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其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实际上，它也包含很多内容[3]，它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节能减排，要知道，节能减排是构建低碳文明的基础，它可以促使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时发展，所以，低碳经济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系统、低碳技术系统等。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低碳经济发展持续的关键之处，只有处理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可以顺利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要想让中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就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相同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这些问题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众多的专家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管理水平等。通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数量是随着煤炭的碳排量系数升高而增大的，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
2加快技术创新
无论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要求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3增加洁净能源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为煤炭的燃烧而产生的，为控制碳排放，应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改变能源结构，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总之，中国要减少碳排放，就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提升清洁生产水平，这对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摘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文章运用脱钩理论及脱钩分析模型，探讨了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二者之间脱钩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演变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2003－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变化特征，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空间上，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而2009年、2012年脱钩空间呈现集聚的态势。脱钩程度区域差异显著，甘肃在2005年、2009脱钩状态最佳，而其余省份脱钩态势未发生明显的改善。引入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得出西北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与以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区域经济增长；脱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4BJL050）。
［作者简介］刘晓婷（1988－），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陈闻君（1969－），女，江苏张家港人，教授，中亚经贸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资源环境与中亚经贸问题。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的日益提升，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因此，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能源碳排放，使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五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仅造成了能源的浪费，而且也使环境压力急剧增加。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倡导低排放、低能耗、低物耗、高效率“四位一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对西北五省区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进行探讨，不仅是响应和配合国家“低碳经济”的战略部署，更是西北五省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于“脱钩”，在各类组织和学者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脱钩”的核心表现为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变化的实质。近年来，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利用脱钩理论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Juknys采用OECD模型，从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的视角出发，研究了立陶宛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现象［1］；Lu等运用日本、韩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交通行业数据，比较分析了1990－2002年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脱钩关系［2］；Kaneko等通过“脱钩”理论分析了巴西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碳减排的决定因素［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环境两个方面。例如，赵一平，段宁等根据“脱钩”理论，对我国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弱脱钩状态［4］。王虹等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过程，采用脱钩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与我国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变动关系，观察其是否存在“脱钩”与“复钩”现象［5］。彭佳雯，黄贤金等基于脱钩理论的脱钩分析模型与Tapio等的研究成果研究了我国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在1980－2008年间（除2000－2005外）基本呈现弱脱钩状态，与实现强脱钩还有差距，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趋势仍将持续［6］。李忠民，庆东瑞运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经济的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发现山西省工业整体呈现GDP与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现扩张连接状态，远未达到理想的脱钩状态［7］。盖美等采用Tapio提出的弹性分析方法，探讨了辽宁沿海经济带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与演变趋势［8］。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且大多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际层面，而系统运用脱钩理论对某一区域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基于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的角度去测度、监测、预测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和程度的研究还很不足。鉴于此，笔者基于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视角，对西北五省区2003－2012年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碳排放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程度与态势变化原因，以期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二、脱钩理论与脱钩分析模型
（一）脱钩理论
脱钩理论最早是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比值在一段时期的变化而提出的，实际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冲击、资源消耗的非同步变化状况。在某个时期，当环境压力的增长比它的经济驱动因素的增长慢时，就是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并把脱钩分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9］，其中，相对脱钩又称弱脱钩，是指环境变量的变化率和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但经济增长率大于环境变量的变化率的现象；绝对脱钩则指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之对应的环境变量保持不变或下降的情形，又称为强脱钩。根据EKC（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的增大，但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新的技术时，就能以较低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换来同样甚至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被称为脱钩［10］。脱钩研究思路在环境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其脱钩指标设计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DPSIR），主要反映前两者的关系也就是驱动力（GDP增长）与压力（环境污染）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弹性变化情况［11］。
（二）脱钩分析模型
目前，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种，分别为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pio脱钩分析模型和基于期初值与期末值的OECD脱钩指数模型。本文借鉴Tapio的交通运输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模型，并参考国内学者彭佳雯等（2011）、盖美等（2014）人的研究将脱钩状态划分为8种（如表1所示）。其中，强脱钩是实现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最理想状态，相应地强负脱钩为最不利状态。
为了进一步了解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原因，笔者引入能源消费总量（用TCE表示）这个中间变量。能源碳排放（C）、能源消费总量（TCE）、GDP的各类弹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C，G）代表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E（C，T）代表能源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E（T，G）代表能源消费的GDP弹性。
（三）能源碳排放的测算
目前，我国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而且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故本文根据徐国泉等人提出的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来估算碳排放量［13］。
碳排放估算公式为：
其中，E为总的碳排放量，a为煤炭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c为煤炭消费量；B为石油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O为石油消费量；r为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t为天然气消费量。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北五省（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五省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进行了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的脱钩分析。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空间尺度方面，由于存在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变化的滞后关系，因此本文空间差异分析选用2005年、2009年、2012年三个时期进行比较。
GDP（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4－2014年）》、2004－2013年《甘肃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中，采用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对数据的计算与分析主要运用Excel2007、Mapinfo7．0和ArcGIS9．3。
四、结果与分析
（一）脱钩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碳排放估算公式（4）及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2）对西北五省2003－2012年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并对其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加以计算整理，得出2003－2012年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变化趋势图（图1）。从图1看出，西北五省的碳排放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上升趋势，从2003年9756．85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24102．05万吨。2003－2008年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而2009－2012年碳排放增长幅度明显增大。这与西北地区为响应和配合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而过于追求经济增长有关。西北地区是能源依赖性很强的地区，过度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的变动态势相似，但能源消费总量均大于碳排放量，2009－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差距逐渐增大，表明西北地区整体碳减排技术成效不明显，因此，要想配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实现碳减排新目标，应当重点加强减排技术，比如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等。依据公式（1）、（2）、（3）对各类弹性指数进行计算得到表3，由表3脱钩分析结果可知：2004－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2004年、2006年、2011年、2012年外的其他年份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但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的幅度。2004年、2011年由于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及过于追求GDP增长，导致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也在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2006年与2012年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处于扩张连接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大于或相当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结合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来看，能源消费的GDP弹性值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值非常接近，表现在图形上（图2）两者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且重合，这说明西北地区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引起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除2006年、2011年外弹性值均在1左右，表明目前西部地区碳减排技术水平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的贡献作用尚未显现，这与西北地区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
总体而言，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程度随着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与实现理想状态的强脱钩还有一定差距，节能减排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脱钩空间差异分析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结果（如表3、图3所示）表明，2005年表现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四种状态。其中，甘肃表现为强脱钩，弹性值为－1．0828，达到了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理想状态，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宁夏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8986，青海、陕西表现最为严重，落在扩张负脱钩区域，且大于西北地区的整体水平，其中脱钩程度最低的为陕西，其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达到1．5567，这主要是由于陕西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发展和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导致煤炭在总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上升，进而造成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2009年主要表现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三种状态，青海、陕西、宁夏落在弱脱钩区域，新疆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9344，甘肃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最为显著，达到了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这主要得益于2009年国家对甘肃政策扶持（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两种态势，而且脱钩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集聚，新疆与青海脱钩状态相对其他三省较为明显，都呈现弱脱钩（图3）。甘肃、陕西、宁夏则都落在了扩张负脱钩区域。
从西北五省两项弹性值的时期（2005年、2009年、2012年）对比来看（如图4、图5所示），碳排放的GDP弹性方面，西北五省区都表现为后期脱钩状态比前期更为显著的特点。其中，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与碳排放的GDP弹性的地区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说明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同样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所引起。对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西北五省区前后期弹性值变化较小，区域差异也相对较小，2005年，弹性值最高为青海（1．9138），最低为甘肃（－1．0898），2009年最高为新疆（1．1731），最低为甘肃（－0．0014），2012年最高为青海（1．6657），最低仍然为甘肃（0．6649）。并且2009年、2012年五省区碳排放的GDP弹性明显低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表明西北五省碳排放技术效应不明显，其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关系贡献不明显，碳减排技术水平有待提高。2005年、2009年西北五省区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如图6所示），但2012年，相对于2005年和2009年而言，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落在0．4－0．8之间，新疆单独落在0．8－1．2之间，而青海则落在大于1．2的区间。总体而言，2005、2009、2012年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显著的省份主要是甘肃和陕西，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对其节能减排的政策扶持及该省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改善，因此比新疆、宁夏、青海具有相对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实现了相对较高程度的脱钩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从脱钩时间演变分析来看
（1）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呈现弱脱钩状态，经历“扩张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的变化特征，脱钩程度随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且脱钩状态没有一定的规律。
（2）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的GDP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且能源消费量始终大于GDP总量，在2010年以后，由于受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经济的增速明显大于能源消费增速，但碳排放的增速至2012年接近GDP同期增速，这表明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能源消费且将在近期持续下去，其未来碳减排不容乐观。
（3）从碳排放源来看，2010年以后，西北五省区对煤炭的需求比较稳定，但由于受国际市场及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变动较大，但对煤炭的影响较小，因此，2010年以后，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炭消费。
综上所述，并结合西北五省区实际情况可知，目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西北五省区实现弱脱钩的主要原因，但其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幅度，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西北五省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脱钩态势仍将持续，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较大差距且不确定性较强。
2．从脱钩空间差异分析来看
（1）2005年西北五省主要表现为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其中，宁夏落在扩张连接的区域，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甘肃达到了理想的强脱钩状态，而青海与陕西则落在相对不利的扩张负脱钩区域。2009年主要表现为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三种状态。除新疆与甘肃外均都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较为明显，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西北省区的政策扶持、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相对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西北五省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仍然较高，节能减排的技术还较为落后。2012年表现为扩张负脱钩与弱脱钩两种状态。甘肃、宁夏、陕西均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2009年，实现弱脱钩的省域数量上升较快，宁夏与陕西后期较前期脱钩更为显著，而新疆与甘肃则呈现与其相反的变化态势，青海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变化不显著。
（2）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脱钩程度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具体呈现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2009、2012年脱钩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尤其是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两种状态，区域差异明显缩小。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空间格局和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基本一致，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但后期相比前期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相对于新疆和青海脱钩状态更为显著，这对下一步制定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无论是西北地区整体层面还是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而引发的，其中主要由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从而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致。西北五省地区碳排放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碳排放与经济脱钩贡献较小。因此，西北五省区未来脱钩发展措施的重点方向应为基于节能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着重发展碳减排技术，同时逐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二）政策建议
1．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能源利用率。要以中东部及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为支撑，建立由企业主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展低碳节能技术、清洁煤技术、低碳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自主开发、招标引资的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依靠企业现有的基础，瞄准市场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加大技术的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开发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的专利产品。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再加上“十九省市对口援疆”的优惠政策，故新疆具有发展新兴环保产业的有利条件，可以实现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的滚动式发展。同时，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省份，也理应引进先进技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目录和政府招标采购产品目录，继续加快西部大开放的实施力度，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理想状态。
2．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西部五省应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丰富、依托内地企业的管理、人才、资金、技术优势，抓住高耗能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大力发展教育、文化、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与金融、信息等生产型服务业，使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3．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化石能源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减排技术对碳排放和经济脱钩的贡献，能源结构的升级是西北地区个别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强脱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和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就显的非常重要。西北地区拥有丰裕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新能源，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西北五省区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资源优势，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力度，研究和完善生物能等清洁能源的定价和分摊机制，逐步降低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逐步实现更集约、更清洁、多元化的能源消费结构。
4．西北五省区的各级政府要加大各个省能源结构调整的规划，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加强政府对能源碳排放方面的控制力度，对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非重要产业提高税率，进而限制其发展规模，而对能源消耗低利用率高的企业增加补贴。依托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突破性的发展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节能装备、电力环保等为重点的能源，并针对性的培育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西北五省而言，冬季取暖一直是能源消耗的重要领域，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因此，应推进集中供热清洁转型，减少煤炭的供热比例，增大相对低碳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热比例，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建立和完善高效清洁的城市供热体系。
除此之外，还应加强低碳宣传的力度，提高居民、企业等的节能减排的意识。节能减排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西北五省区应强强联合大力宣传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从身边做起，提高节能减排意识，只有每个人低碳意识的增强，才能够带动整个西北地区低碳技术的发展，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强脱钩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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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54-04
一、引言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人口剧增，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全球灾难性气候屡屡出现。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起各国领导人的广泛关注。以低污染、低排放和低能耗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规则。
2003年，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1]。但是《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并没有给出这一新名词的明确界定。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学术界和决策者尚未有明确共识[2]。笔者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共同愿望。
对于低碳经济的综合评价方法，国外主要有综合评价模型、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动态能源优化模型、综合能源系统仿真等。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环境―经济模型，也是目前国际上使用的对低碳经济进行综合评价的主要方法。宏观经济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起来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各部门中投资和消费的模式，并重点强调了与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有关的短期波动性。其他模型也是国际上使用的对低碳经济进行评价的模型，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目前还处于理论研究之中。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还比较少，主要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基于物质流分析法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和指标值综合合成法。本文拟用指标值综合合成法对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二、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是说明被研究对象各方面的关系，由若干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统计指标所构成，它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总体状况。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可靠的评价。为了准确、全面、科学地衡量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在研究和设定具体评价指标时，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简明性和代表性
低碳指标评价体系应当充分反映和体现低碳经济的科学涵义，系统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低碳经济的本质。同时考虑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要选择那些有代表性和简洁性的综合指标。
（二）系统性和准确性
低碳经济的特点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全面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诸方面，该评价指标体系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并在不同层面上采用准确的指标和指标群。
（三）可得性且具有可比性
选择评价指标应考虑指标可量化的难易度，本文选取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均可量化。同时，构建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动态可比和横向可比的功能：动态可比是指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比较；横向可比是指在同一时间上对评价指标数值的排序比较。
（四）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相容性
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基本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应当体现它的内在经济涵义。同时，由于低碳经济具有经济性、技术性和目标性的特征，指标的选取还应尽可能地与环境指标相容。
三、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低碳经济是一项涉及面广、具有很强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程，低碳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发展低碳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达到科学评价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目的，建立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经济发展、碳排放、环境能源和社会人文等四个方面建立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共有16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二）主要指标的解释
（1）人均GDP：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最基本的指标。人均GDP=当年的GDP/当年的人口。
（2）GDP增长率：GDP增长率=（当年GDP-前一年的GDP）/前一年的GDP。
（3）碳排放总量：一段时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本文中一段时间指一年。
（4）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人口总量。
（5）平均碳排放系数：平均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6）单位碳排放的产出：单位碳排放的产出=GDP/碳排放总量。
（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城市建成区的各类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8）城市化率：本文采用公安部门认定的非农业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当年城镇人口/当年全部人口，城市化率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碳排放的计算
关于碳排放估算模型，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是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 Yoichi） 教授在1989 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讨会上提出的卡亚公式，该公式将碳排放与人口、经济、能源结构、技术等因素联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3]。计算公式如下。
C=P*（GDP/P）*（E/GDP）*（C/E）
式中：C―碳排放量；P―人口；E―能源消费量；GDP/P―人均GDP；E/GDP―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费，主要与技术有关；C/E―单位能源的碳排放，主要与能源利用结构有关。
转换后公式如下：
式中：C为碳排放量；Ci为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能源的消费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P为人口；其中Ci/Ei为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文中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提出的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 6吨碳/万吨标准煤、0.582 5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3 5吨碳/万吨标准煤，水电、核电等不含碳能源排放系数为0[2]。
（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对河北省2005―2009年的数据收集，获得了评价指标体系中需要的所有数据（见表2）。
首先采用公式Zi=（Xi-Xmin）/（Xmax-Xmin），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见表3）。变异系数法又称离散系数，本文利用2010年《河北经济年鉴》和2010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资料，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
其中，Vij，?滓ij，Xij分别表示第i对象第j个指标数据的权重、样本标准差和均值。
在本评价体系所选用的指标中，逆指标包括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平均碳排放系数、单位碳排放的产出、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电量消费量六个指标。对逆指标进行同向化处理，使其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公式为：
（五）综合得分
各个单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要先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即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然后，求出权重与标准值的乘积，具体的计算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
单项指标得分=权重×标准值
各类指标综合得分是本类指标中所包括的单项指标的和，具体的计算过程可用公式表示：
Si=Xij （i=1，2，3，4，3，5；j=1，2，…16）
其中Si，Xij分别表示各个分类指标和单项指标的得分。最后河北省2005―2006年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如图1所示。
（五）综合评价与分析
根据指数化综合合成法的分析，不难看出：2006年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比2005年低碳经济水平增长了几十倍，紧接着2007年降下来，之后进入平稳水平。虽然2006年的低碳经济水平最高，但是经济增长却是这几年中最慢的一年，以经济发展缓慢达到发展低碳的目的。2005年河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为1.157，2009年达到12.958，经过5年的努力，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明显减少，使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稳定上升状态，但不能否认的是，河北省整体的低碳环境发展水平却不令人满意，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河北省缺乏与洁净能源有关的技术和政策。[4]因此，必须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河北省实际状况的能源技术和政策，才能进一步减少河北省的碳排量，提高河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状况。
四、结语
本文在充分利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把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为：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其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为支撑，以建立一种高效低排的低碳产业链为途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低碳化、人类生活消费方式低碳化，其核心前提是经济的稳步增长，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5]。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的内涵，它包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能源和社会人文等内容。从低碳经济的内涵以及产业结构这一角度出发，遵循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本文构建了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目前国内外对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还非常少，国际上至今未出台具有权威性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因此，本文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只是一个尝试，希望本文对河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能够为河北省今后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希望有关决策部门尽快构建起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促进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低碳经济加速从先进的理念发展成现实的经济运行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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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arbon Econom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Hebei Province
Sun Wen-sheng，Yang Hong-yan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湖北省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历史背景
自1750年以来，人类逐步进入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业活动的开展，大量化石能源被使用，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显著上升，并由此引发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这其中CO2对全球升温的贡献所占比例最大，急需世界各国一起来控制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97年的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它提出的排放交易、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为解决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它把CO2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市场，为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签署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共识。
除了国际组织为节能减排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动作以外，国外区域性的国家组织或者各个国家也正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若干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市场。为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还允许EUETS系统内的成员使用CDM和JI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来抵消其减排量。此外，欧盟排放体系还积极与其他排放交易制度，扩大交易范围，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减排成本。其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给我国建立相应机制带来启示和借鉴。
2012年1月国务院在《“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要求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国家发展委会也通知，同意包括湖北在内的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减低企业减排的成本，促使资源流向节能减排空间最大、机会成本最低的地区和企业，一方面可以分担发达地区的减排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减排优势，推动各种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还可以调动起地区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积极性，鼓励企业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投资，形成相应的低碳产业，使得节能减排成为各地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湖北省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现状
1.湖北省经济发展现状
2011年湖北GDP总量为19594.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8%，在全国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10位。从GDP增速看，受国际国内经济减速以及省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的叠加影响，2011年湖北13.8%的增速较之于上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9.2%）高出4.6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7位、中部六省第1位。由此表明湖北整体经济仍然处在相对高位且比较健康的平稳较快增长区间，且经济总量及人均GDP排名均处于国内中等水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具有代表性和发展潜力。
2.湖北省产业结构现状
2010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15806.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8%，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147亿元，增长4.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7764.65亿元，增长21.1%；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5894.44亿元，增长10.1%。三次产业结构由2009年的13.8∶46.6∶39.6调整为13.4∶48.7∶37.9。由湖北省人均GDP以及产业结构，结合钱纳里产业阶段标准可以判断湖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湖北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分析，湖北省结构现状具有以下弊端：
1.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总值偏向第二产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可以看出，湖北省的产业构成正在逐渐优化，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挤占了第一产业的份额，同时也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2.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湖北省正处在由重工业发展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发展演进阶段，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工业内部比例失衡，以传统工业和重工业为主，加工组装制造业比重偏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3.湖北省能源结构现状
湖北省能源资源的特点是“缺煤、乏气、少油、多水”，能源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自给率较低。82%的煤炭，92%的石油以及76%的天然气需要从外省输入。一旦能源供应紧张，湖北能源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自2000年以后能源消费总量在逐年增长，但与此同时能源生产总量自2008年以后保持稳定，能源自给率逐步下降，并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三、湖北省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经济向低碳节能方向发展具有很多困难。首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目前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并且在不断增加，碳排放量也在增加。其次，在国际产业分工上，中国是国际制造中心，且是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国际分工也决定了中国的排放居高不下。再次，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能源效率低下，很多地方是粗放式发展。
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具有典型的我国经济特征，同样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传统发展道路行不通，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低碳经济道路，但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很多困难，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1.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
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谁率先在低碳经济领域布局，谁就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抢占“制高点”。因此是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焦点。低碳经济是中国应该抓住的机遇。同时，我国碳资源丰富，碳市场前景可期。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没有定价权，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沦为全球低价的“卖炭翁”，要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极大限度发挥我国丰富的碳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迫在眉睫。
2.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湖北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有力手段。
限制碳排放的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行政手段。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属于经济手段，与传统的行政手段相比，运用经济手段控制碳排放可以降低社会总成本，同时经济手段能使公司在决定如何满足碳排放目标上拥有较大的自，并实现成本最小化。湖北省地处中部，经济并不发达，如果采取征收碳税的方式，首先政府无法准确的确定碳税的税率和征收起点，要随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政府无法预测各行业减排成本的大小，进而无法为经济发展及节能减排提供资金和政策帮助。最后，征收碳税无法确保达到既定的减排目标。而碳排放权交易使企业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满足排放量约束，并且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在碳排放源头进行约束，降低了管理费用，节约执行成本。在世界范围来看，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碳排放权交易。因此从可操作性、成本效益、减排目标等角度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是目前较好的减排手段。
3.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1）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现阶段湖北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湖北已建成门类齐全、种类众多的工业体系。2011年湖北GDP总量达到19594.19亿元，在国内位居第10位。增速排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7位，居中部六省第1位。由此表明湖北整体经济仍然处在相对高位且比较健康的平稳较快增长区间，经济总量及人均GDP排名均处于国内中等水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具有代表性和发展潜力，是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2）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调整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要求
湖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第二产业占全省GDP的48.7%，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工业内部比例失衡，以传统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要真正实现低碳经济，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湖北省要从重工业经济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期间如果没有外部推力，实现结构转型旷日持久。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纳入碳市场，可以促进湖北省经济结构的转型。
（3）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调整湖北能源结构的要求
湖北省能源资源的特点是“缺煤、乏气、少油、多水”，能源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自给率较低。一旦能源供应紧张，湖北能源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湖北省必须在保持整体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抑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鼓励发展新能源。
（4）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湖北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的要求
中国没有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节能减排仍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命令和减排指标约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让企业在减排的过程中得到收益，引导企业自主、自愿、自动去减排，在碳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建立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长效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目前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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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能源指可产生各种能量(如热量、电能、光能和机械能等)或可做功的物质的统称。目前，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煤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一次能源和电力、热力、成品油等二次能源，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时，为避免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时产生较大误差，而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能源消费量数据，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等18项化石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传统能源所造成的碳排放。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如下:C=∑18i=1Qpi×u×NCVi×(Cfi×VCO2+Mfi×VCH4)(1)其中:C为化石能源消费造成的碳排放总量，单位为104t;Qpi为第i种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单位为104t;u为单位转化系数，将t转化为Gg，为10－3;NCVi为能源净发热值，单位为TJ/Gg;Cfi为缺省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TJ;Mfi为缺省CH4排放因子，单位为t/TJ;NCVi、Cfi、Mfi均采用IPCC指南2007［29］的给定值;VCO2为CO2所含碳量，为12/44;VCH4为CH4所含碳量，为12/16。区域碳汇能力的计算方法典型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地碳汇主要包括植物光合作用和化石燃料沉积等过程，植物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固定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在此，仅考虑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中，林地和草地为主要碳汇(碳的吸收源)，根据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系数，可以将林地和草地的面积转化为碳的吸收量［3］。在此，将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量近似看作陆地生态系统中碳的生态容量。区域碳汇能力的计算公式如下:CA=∑ni=1Ti×si(2)其中:CA为区域碳汇能力;Ti为第i种土地利用方式的面积，包括林地和草地面积;si为第i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碳的吸收系数，林地和草地的碳汇系数来源于方精云等［2］的研究成果。2.4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的构建本文结合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特征，以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缺乏、台湾、图1碳排放洛伦兹曲线Fig.1CarbonemissionLorenzeCurve香港和澳门的部分统计数据，故本文的计算和分析不包括上述地区)为评价单元，定义洛伦兹曲线为不同单元能源消费碳排放曲线，为碳排放实际分配曲线，连接45°对角线为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绝对公平曲线，如图1所示，据此构建省级区域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设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与绝对公平碳排放分配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与OX轴之间的面积为B，那么碳排放基尼系数=A/(A+B)，碳排放基尼系数反映的是依据不同的参考因子，碳排放分配的公平程度。A面积越小，基尼系数越小，碳排放分配越公平，反之，A越大，基尼系数越大，碳排放分配越不公平。当碳排放基尼系数为0时，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也就与绝对公平碳排放分配曲线重合，表示碳排放分配绝对公平。当基尼系数为1时，B为0，表示碳排放分配完全不公平。在用基尼系数测度碳排放分配的公平程度时，采用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碳排放分配“高度平均或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常以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采用梯形法求取碳排放基尼系数:基尼系数=1－∑ni=1(Xi－Xi－1)(Yi+Yi－1)(3)其中:Xi为参考因子的累积百分比，Yi为碳排放的累积百分比。当i=1时，Xi－1、Yi－1均视为0。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以纵轴OY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碳排放量占全国的累积百分比，横轴OX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的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的累积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以各个行政单元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为参照，基于排放一定比例的碳需要贡献相应比例的碳吸收量，则从生态角度来说在假设碳排放绝对平均的基础上，若某一区域碳排放的比例大于主要碳汇对碳吸收量的贡献率，则其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使其他区域为其承担了过量碳排放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反之，则有相对较高的生态容量，而相对较低的碳排放量，对减轻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重要贡献。为此，这里提出生态承载系数用于衡量各区域碳生态容量贡献的公平性。生态承载系数(EcologicalSupportCoefficient，ESC)=主要碳汇对碳吸收量的比例/碳排放比例:ESC=CAiCACiC(4)其中:CAi、CA为各区域和全国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Ci、C为各区域和全国的碳排放量。由以上分析可知，若ESC＞1，则表明某一区域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的贡献率大于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高的碳的生态容量，对其他区域有贡献;反之，若ESC＜1，则表明某一区域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的贡献率小于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低的碳的生态容量，由于碳排放带来温室效应具有外部性的特征，碳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需要其他区域共同承担，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以纵轴OY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碳排放量占全国的累积百分比，横轴OX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的GDP累积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以各个行政单元的GDP为参照，基于排放一定比例的碳需要贡献相应比例的GDP，则从经济角度来说在假设碳排放绝对平均的基础上，若某一区域碳排放的比例大于GDP的贡献率，则属于经济效率较为低下，对碳的排放侵占了其他区域的利益;反之，则经济效率较高，对其他区域有贡献。为此，这里提出经济贡献系数用于衡量各区域间碳排放经济贡献的公平性。经济贡献系数(EconomyContributiveCoefficient，ECC)=经济贡献率/碳排放占全国的比例ECC=GiGCiC(5)其中:Gi、G为各区域和全国的GDP;Ci、C为各区域和全国的碳排放量。由以上分析可知，若ECC＞1，则表明某一区域经济贡献率大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反之，若ECC＜1，则表明某一区域经济贡献率小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低的经济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
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序演变分析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分析从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线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分析碳排放的年变化量可知，从1996年到1999年期间，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呈上涨趋势，但呈现波动变化，在1999年出现了一次负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趋势较为平缓;从2003年到2007年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能源需求旺盛，碳排放上涨趋势尤为明显，年均涨幅远远高于前一时段，是前一时段的7倍左右，呈现急剧上涨趋势;2008年的上涨幅度出现了急剧下降，年涨幅仅为前一时段年均涨幅的1/3，暂不将其归入前一时段。因此，根据碳排放年均变化量，可将我国1996—2007年的碳排放趋势大致分为3个时期:1996—1999年，波动增长期;2000—2002年，缓慢增长期;2003—2007年，高速增长期。随着碳减排力度加大和科技进步，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增长将趋于平缓，甚至将呈现下降趋势。
Fig.2ThetimesequencecurveofcarbonemissionandGDPinChinafrom1996to20083.2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为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选用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弹性系数通常用于衡量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对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的依存关系。根据弹性系数的内涵，提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的概念，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率与经济生产总值变化率之比，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其计算公式如下:E=ΔC(i，i－1)/Ci－1ΔY(i，i－1)/Yi－1(6)其中:E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ΔC(i，i－1)为第i－1年到第i年碳排放量的变化量;Ci－1为第i－1年的碳排放量;ΔY(i，i－1)为第i－1年到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量;Yi－1为第i－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等，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D=CY(7)其中:D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C为区域碳排放量;Y为区域地区实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我国从1996—2008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和弹性系数曲线，如图3所示。从1996年到2002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从总体趋势上看，除2003年到2005年略微上升外，1996年到2008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下降趋势，综合反映出13a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由碳排放弹性系数曲线可知，从2003年到2005年，碳排放量快速上涨，弹性系数大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量大于1个单位;其余年份弹性系数均小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均小于1个单位。从1996年到2001年，除部分年份波动外，我国的碳排放弹性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2年到2004年，弹性系数呈上涨趋势，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急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边际能源消费量偏高，呈现非理性发展;从2005年到2008年，弹性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2008年的碳排放弹性系数仅为0.2813，说明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边际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