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分析篇（1）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由于计算者角色身份和计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战争费用版本。

一种是美国官方的计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切尔·丹尼尔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他估计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大概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这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官员的估算。这一数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军费开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价格，当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8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过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预算是建立在能够速战速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如果战争拖延长达一年，战争军费开支可能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不过，这也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根据美国国防部预算部门的估计，美军计划从攻打伊拉克，打败伊拉克，占领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从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人道援助，总共将花费高达950亿美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萨达姆在做“困兽之斗”时，对伊拉克经济基础建设所进行破坏的复原经费。

美国国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军费及相关支出将令美国纳税人在今后数年间每年承担约200亿美元费用。对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的预测只是预测军事冲突代价的一部分，事实上，冲突后的各项花费可能更惊人。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维和士兵的人数将在7.5万到20万之间，维持和平的时间在5年到10年之间。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国维和士兵的花费——每人每年20万到25万美元，总额最少是750亿美元，最多是5000亿美元。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计算。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对伊拉克战争：费用、后果和选择》报告中强调，对伊拉克开战的开销非常庞大。

首先是占领伊拉克和维和部队所需的庞大费用。占领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费170—450亿美元。如果战后的局势和阿富汗战后的局势一样敌对，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而战争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长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可达750～5000亿美元”。

根据诺德霍斯的估计，用于国家重建的费用可能达到300亿美元。如果马歇尔式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二战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实行，各种费用还要大幅增加。诺德霍斯估计，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虑到伊10年来所受的制裁和空袭的可能)。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每个伊拉克人1年应该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250亿美元一年，因为伊拉克人口大约是2500万。但伊拉克重建不仅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也缺少社会基础，因此应该至少将时间延长到6年，这将至少增加750亿美元。这样一来，伊拉克重建将从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亿扩张到近1000亿美元。

接着是对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邻国的伤病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考虑到其中的变量，这一数字很难确定，诺德霍斯估计有100—500万人将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时间计算，这笔费用可能在10—100亿美元之间。

最后是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它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最坏的局面是：石油产量减少25%，而油价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将随之上升到3美元/加仑。美国每年用于石油进口的费用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震动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萧条。诺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给石油市场带来的震动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战争的损失也可能达到16000亿美元。

诺德霍斯总结说，布什上台以来已花光了美国本年度36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现在美国正再次面临财政赤字。令人担心的是，庞大的军费支出将扩大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影响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以及其它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这仗一打下去，美国虽然赢得胜利，但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付出将难以估计。

在战争中亏本还是发财?

战争对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连同美国经济一并会遭到重创。

分析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信心会因为对伊战争不断下跌，消费者开支是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约2/3，如果消费者不花钱，美国经济就迟滞不进，而美国企业因担心恐怖袭击而用于加强安全防范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势必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利息水平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随着战争可能发生，经济势将受到更大打击。但经济学家担心，利息长期处于低水准，长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现象。美国十分具权威的经济评议会最近对5000个美国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重。就业市场不佳和金融市场起不来，油价只升不降，以及战争不安情绪不断升高，与可能再出现的恐怖攻击威胁，令民众无心消费。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洛奇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会引起新的油价上涨，而对处于缓慢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石油冲击足以让它重陷衰退。如果油价从现在的每桶30美元涨到45美元，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对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也会减少。企业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资，而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降低。

石油产量上的减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猛升，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估计石油价格将会上涨3倍，高达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点)，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因此将上涨至3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将上涨20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两年半的时间，因此总额就成了5000亿美元。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大约是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价格)。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旷日持久，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9万亿美元。预计本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财年的赤字更将高达3070亿美元。对伊动武所花费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亿美元计算，对政府财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对伊战争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倒萨”行动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增加。达拉斯的经济学家考斯格罗夫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放开，那么短期内油价会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这对世界经济是个利好。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石油市场分析家谢明斯说得更加明确：美国正与英国、日本就石油储备问题进行协调，一旦对伊开战，以美国目前近6亿桶贮存总量的战略储备，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420万桶原油，这不仅足以弥补由于开战造成的中东石油缺口，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

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虽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别在战争中损失了600亿和400亿美元，但是由于海湾战争后的每桶原油比战前高出20多美元的价格持续了一年，这又使得它们从出口石油的利润中得到了补偿。照此分析，这次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做到让军火和石油为战争埋单。再考虑到战后美国还可以从伊拉克获得巨大的战略与石油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在此次“买卖”中绝不会亏本。

军火买卖也会在战后成为美国经济亮点。据专家估算，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其利润在50%以上。近年来，借助实战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推销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美国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将使用最新的适合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战坦克M1A2，其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比重达到90%。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所达不到的，要想拥有就得找美国买。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会引来大批订单，美国只需要做好收钱的准备就行了，美国的军火商们又要大发一笔了。

战争费用不等于经济成本

国际政治分析篇（2）

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的推进，地区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国家间的合作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促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动力。相关国家逐步意识到，只有不断强化信任和合作才能积极有效的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各种挑战。只有强化合作一同发展，才能有效保障发展中国家国际利益，才能促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也推动了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合作。如今，“金砖国家”合作的意义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

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构建

“金砖四国”的称谓和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首次提出，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及俄罗斯，四国合称为“金砖四国（BRICS）”。2010年，在中国倡议下，其余三国均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而随着南非的加入逐步将此概念演变为“金砖国家（BRICS）”，即五个国家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也称为金砖国家。现阶段，制度化是国家合作的最为重要的特点。随着相关原则、规范及标准的引导效益提升，相互间的合作日益频繁。而伴随这些原则和规范规则的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积极有效的合作机制。在应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时，“金砖国家”为积极保障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利益，充分表达出了合作意愿，并逐步形成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外长交流和会晤、安全事务人员交流、工商合作交流等合作机制。

二、 基于国际政治层面的剖析

（一） 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地位

“金砖国家”基于共同利益的诉求，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平等、发展机会，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性平台。其在应对国际重大政治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点和主张：发达国家应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最大限度减免各类债务，积极开放经济市场，转让科技技术；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或公约下不断增强国际合作；要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制的改革，创建稳定的、多元化的、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金砖国家”应积极面对重大国际性问题，在G20、APEC等多边场合通过相同的声音发出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诉求，有效改进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二） 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及壮大

“金砖国家”的五个成员国均属于新兴经济体，分别位于亚洲、欧洲、南美洲及非洲。而这些国家的合作极大推动和强化其所在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不断提升自身及所在地区的实力。“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发出、表明立场提供了良好平台，当前日益发挥出维护共同利益和促进发展的效用。

（三） 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形成

历史上国家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重商主义阶段（17到18世纪）；二是自由贸易阶段（19世纪）；三是帝国主义经济阶段（20世纪）。而不同阶段的国际经济关系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权力。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金砖国家”不但未受到冲击和影响，相反地成为国际经济复苏的领头者。“金砖国家”的日益发展，促使世界大国对全球治理问题进行讨论。其通过各个方面的的务实合作，有效促进南南交流及合作，进而促使国际政治经济权利发生较大变化，有利于推进国际新政治经济秩序的创建，顺应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相关成员国通过内部交流后，对全球治理区域性问题共同发声，表明立场，一致要求采取协商、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大大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区域和平。另外，也是世界新秩序建立的要求。

（四） 促进“金砖国家”稳健关系建立

“金砖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致于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会有一定障碍，相互间的信任度还不够。而通过建立合作交流机制，能明确和协调各自立场、消除存在的分歧创造一个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平台。通过该平台，各成员国可强化政治互信，充分发挥出“安全控制阀”的效用，进而有效引导成员国间建立和平、协商、友好的关系。

三、 基于国际经济层面的剖析

（一） 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金砖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0%以上，经济总量是世界经济总量的20%左右，国际贸易额是全球总贸易额的15%以上，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建立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重大经济问题中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而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恶化了“金砖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出口量大幅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变缓，需要有效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转变的问题，该组织的相关成员国通过各个层面的合作，共同商讨有效的解决对策和方法，最大限度扩大自身内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而促进国际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总体看，该组织的GDP总量已超美国75%以上。要强调的是，除俄罗斯外，其他成员国的GDP均保持良好的增长，而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疲软态势。这也看出，“金砖国家”已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 推进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充分暴露了当期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各种国际金融风险的累积和矛盾是此次危机爆发的隐患。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积极、努力地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创建。各个成员国领导人在巴西会晤中明确指出，IMF和世界银行应尽快解决结构、投票参与机制等方面的不合理问题。在不断努力和积极争取下，截止2013年，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比例提升了4.7%；同时，在世界银行的比例提升至47.2%。“金砖国家”的成员国领导人在印度新德里高峰论坛中，共同呼吁应尽快创建公平性、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制，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同时，还应创建一个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的货币体系。

（三） 相互交流服务自身及世界经济

“金砖国家”各个成员国具有自身的特征和发展优势。具体而言，俄罗斯基础性科学先进，印度工厂产业完善，巴西的清洁能源开发技术先进，南非的能源及中国的制造业有优势。基于此背景，相关国家可进行双向或多向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创造新的产业链条，共推挤“金砖国家”的发展。“金砖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机构建立，大大推进了各成员国间货币结算方面的业务发展，为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服务。

四、 结语

总而言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是顺应当前全球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是符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要求的。如今，“金砖国家“已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主要推动者。随着“金砖国家”的合作的不断深化，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公平发展，为维护世界政治稳定和和平，及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尤丽娅.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国家”对国际经济影响分析[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05）.

[2]张国军.“金砖国家”合作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J].商业与经济，2013（01）.

国际政治分析篇（3）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效应分析

海南大学  邵鹏鸣

【摘要】权力代表着政治，财富代表着经济，权力和财富是人类社会活动永恒的主题。在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之一，必将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更加全球化。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效应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推动着生产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从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对立的格局解体，各国间竞争由以军事为主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竞争转为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个国家视跨国公司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板斧”之一。

20世纪80年代，美国乔治敦大学R.S.克莱因教授提出了定量计算综合国力的方程式。综合国力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乘积。

即：PP=(C+E+M)×(S+W)，

    其中: PP是指现实的国力而不是潜力; C(Criti-cal Mass)为基本实体,即人口和领土；E(Economic Capability)为经济实力,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M(Military Capability)为军事实力, 即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S(Strate-gic Purpose)是指精神力量包括战略目标,即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即国民凝聚力、政府领导人的能力和效率、国民对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关心的程度。

    可见在综合国力的衡量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在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紧密相关性，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见图1）。无差异曲线用来描述对国家的效用满足度相同是国家对经济实力和权力的追求。而跨国公司则普遍视为经济实力的代表。

图1  经济实力与权力的无差异曲线

    假设现阶段，某国的国家效用满足度在A点上，如果现阶段是在冷战时期，那么该国会在有限的国家资源条件下，大力进行军事开发，增强军事实力，从而不得不减少对经济发展的投入，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从A点转移到C点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国际社会，该国更加关注对经济的发展，国家效用满足度从A点转移至B点上。

    并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存在可转化关系。因此，目前世界各国主要以增加经济实力的方式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最主要方式，跨国公司被看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因而导致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支持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频频动用政府的力量干涉他国，不仅为本国公司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且导致了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IBM公司以占领全欧洲市场为海外战略目标，但是受到了当地企业的抵抗，尤其以与法国MASHINNW.BULW的冲突最具代表性。不仅IBM公司以低价策略等方式抑制BULW公司的力量，而且美国政府也适时出面对法国政府施压，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IBM公司打败BULW公司，IBM公司实力的强大也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一国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也体现了该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力量。2008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有153家把总部设在美国，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

二、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全球近200个主权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为分布在地球上的国土板块，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活动，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了“地球村”，可以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引擎”。

    根据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

    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以2001年丰田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为例。2001年，日本丰田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分别有4家、5家、9家、1家和3家子公司，总共22家子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产量/出口分别是1088463/156045，219542/168113，374096/71053，77479/2224，17838/16899台车。

    跨国公司指数也可以反映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跨国程度指数越高，则这些企业全球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该指数是一家公司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三种比例的平均数计算而来的。从《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可以查到“1990-2000年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资料表明，这些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从1991年的51%上升到2000年56%，跨国程度指数提高了5个百分点 。这说明十年间跨国公司增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被看成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会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间接也是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以欧盟为例，欧洲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区域内比较优势上升，逐步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1960年到1990年，欧共体国家间的相互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20亿美元上升到2324亿美元，占欧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左右 。

    其中，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比较重视在欧洲内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1975到1990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左右流向欧共体国家，从1980到1990年，德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从1980年到1989年，意大利将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投在欧洲地区。1975到19 90年，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四国将其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投在欧共体国家。到1990年底，上述四国在欧共体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533.9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58% 。除此之外，西欧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也把欧共体各成员国作为本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

    欧洲发达国家不仅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母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据统计，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差 几乎都在1%以下，英国为0.9%、德国为0.7%、法国为0.4%、丹麦为0.2%、意大利为0.1%。 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发展，加强了域内各个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客观上，也推进了经济全球化。

【参考文献】

1、周林：《国际经济关系学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2、黄亚生：《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1年。

4、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5、李新家.：《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6、卢进勇等主编：《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国际政治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2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推动着生产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从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对立的格局解体，各国间竞争由以军事为主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竞争转为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个国家视跨国公司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板斧”之一。

20世纪80年代，美国乔治敦大学R.S.克莱因教授提出了定量计算综合国力的方程式。综合国力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乘积。

即：PP=(C+E+M)×(S+W)①

其中: PP是指现实的国力而不是潜力；C(Criti-cal Mass)为基本实体，即人口和领土；E(Economic Capability)为经济实力，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M(Military Capability)为军事实力，即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S(Strate-gic Purpose)是指精神力量包括战略目标，即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即国民凝聚力、政府领导人的能力和效率、国民对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关心的程度。

可见在综合国力的衡量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在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紧密相关性，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见图1)。无差异曲线用来描述对国家的效用满足度相同是国家对经济实力和权力的追求。而跨国公司则普遍视为经济实力的代表。②

图1 经济实力与权力的无差异曲线

假设现阶段，某国的国家效用满足度在A点上，如果现阶段是在冷战时期，那么该国会在有限的国家资源条件下，大力进行军事开发，增强军事实力，从而不得不减少对经济发展的投入，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从A点转移到C点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国际社会，该国更加关注对经济的发展，国家效用满足度从A点转移至B点上。

并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存在可转化关系。因此，目前世界各国主要以增加经济实力的方式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最主要方式，跨国公司被看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因而导致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支持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频频动用政府的力量干涉他国，不仅为本国公司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且导致了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IBM公司以占领全欧洲市场为海外战略目标，但是受到了当地企业的抵抗，尤其以与法国MASHINNW.BULW的冲突最具代表性。不仅IBM公司以低价策略等方式抑制BULW公司的力量，而且美国政府也适时出面对法国政府施压，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IBM公司打败BULW公司，IBM公司实力的强大也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一国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也体现了该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力量。2008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有153家把总部设在美国，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

二、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为分布在地球上的国土板块，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活动，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了“地球村”，可以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引擎”。

根据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③

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以2001年丰田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为例。2001年，日本丰田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分别有4家、5家、9家、1家和3家子公司，总共22家子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产量/出口分别是1088463/156045，219542/168113，374096/71053，77479/2224，17838/16899台车。

跨国公司指数也可以反映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跨国程度指数越高，则这些企业全球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该指数是一家公司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三种比例的平均数计算而来的。从《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可以查到“1990-2000年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资料表明，这些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从1991年的51%上升到2000年56%，跨国程度指数提高了5个百分点④。这说明十年间跨国公司增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被看成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会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间接也是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以欧盟为例，欧洲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区域内比较优势上升，逐步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1960年到1990年，欧共体国家间的相互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20亿美元上升到2324亿美元，占欧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左右⑤。

其中，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比较重视在欧洲内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1975到1990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左右流向欧共体国家，从1980到1990年，德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从1980年到1989年，意大利将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投在欧洲地区。1975到1990年，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四国将其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投在欧共体国家。到1990年底，上述四国在欧共体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533.9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58%⑥。除此之外，西欧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也把欧共体各成员国作为本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

欧洲发达国家不仅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母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据统计，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差⑦几乎都在1%以下，英国为0.9%、德国为0.7%、法国为0.4%、丹麦为0.2%、意大利为0.1%。⑧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发展，加强了域内各个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客观上，也推进了经济全球化。

注释：

①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courseware.省略/zsb/zxz/zxz03/zxz032/zxz03202/zxz03202f.htm.

②黄河.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82.

③经济全球化,baike.省略/view/9593.htm.

④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286.

⑤根据陆芳.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整理而得.

⑥根据陆芳.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整理而得.

⑦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差指的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⑧陆芳.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周林.国际经济关系学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1.

[4]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5]李新家.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国际政治分析篇（5）

由于自身运作方式的特点,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研发全球化》指出:“跨国并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全球直接投资主要模式,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减缓后,于 2004年开始加速。”[1]统计数据表明, 2004年全球并购金额为0. 38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0. 08万亿美元。[2]在全球并购加速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不平衡现象,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并购总额少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并购总额,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出售的数额多于购买的数额,而发达国家却正好相反。2004年发达国家并购案中出售总额为0. 3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0. 1万亿美元), 购买总额为0. 3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0. 14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并购案中出售总额为0. 05万亿美元,购买总额为0. 04万亿美元, 2000年到2003 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过。[2]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经济,全球并购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分布的差异,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实力不足的原因之外,还有发达东道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20世纪 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为影响国际体系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经济要素之一,对这些经济要素进行政治学分析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范畴[3](p. 3-4)。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优尼科)的失败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

一、案例简介

近年来,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连年亏损,并申请破产。今年年初,优尼科挂牌出售。优尼科挂牌后,中海油有意对优尼科进行收购。同时对此表示出浓厚兴趣 28的还包括壳牌、戴文能源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在内的国际石油巨头。2005年3月份,中海油开始与优尼科高层接触,并向优尼科提交了“无约束力报价”,而优尼科当时的市值还不到百亿美元,但很快,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优尼科股价迅速上涨, 中海油内部对这一收购看法出现分歧。在中海油意见还没有统一之时,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同年4月宣布以160亿美元加股票的形式收购优尼科,收购计划包括25%的现金(44亿美元)、 75%的股票交换,以及接收优尼科的16亿美元债务。2005年6月10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雪佛龙的收购计划,此时,中海油失去了第一次竞购机会。但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该交易还需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只有在批准之后优尼科董事会才能向股东正式发函,在此后30天由全体股东表决。这说明中海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在优尼科董事会发函之前提出新的收购方案,若被优尼科董事会认可,就有收购成功的可能。6月23日,中海油宣布向优尼科公司发出要约———以185亿美元的价格现金方式并购优尼科。 6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审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案。7月19日,雪佛龙公司将收购价格提高至171亿美元。7月20日,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对此,中海油深表遗憾,同时认为185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仍然具有竞争力,优于雪佛龙现金加股票的出价,并表示:为了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无意提高原报价。8月2日,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优尼科竞争。中海油宣布退出竞争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海油股票价格飙升3. 82美元,雪佛龙股票上扬88美分,优尼科股票下降5美分。[4]显然,优尼科的董事会做出接受雪佛龙公司方案的决定,并非出于经济收益的角度考虑。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的几个范式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理论又称为经济现实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国家主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家主义者主要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讨论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利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3](p.188)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彼得·卡扎斯坦、史蒂芬·克拉斯纳和罗伯特·吉尔平,他们分别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原材料的投资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角度对国家主义进行论述。[3](p.195) (一)彼得·卡扎斯坦的观点彼得·卡扎斯坦认为:国内政治结构是“决定和补充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的核心”;“国内政治结构既包括统治联盟也包括政策网络,统治联盟既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党派(通常被成为“政治团体”),也包括有组织的社会力量 (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政策网络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要素结合起来。统治联盟的职责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政策网络决定政策的实行。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统治联盟中的国家官僚、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都努力在政策网络中寻求其制度代言人,这种制度在实施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系起来。”[3](p. 221)卡扎斯坦主张:研究一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必须对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和区别在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3](p. 220)在他看来,“英、美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它们大体上依赖几种有限的政策手段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靠影响个别部门和个别厂商的那些政策,商业和国家的联盟对国家官员相对不利,联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政策网络相对来说不完整”。[3](p. 222) 同时,卡扎斯坦还认为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受国内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3](p. 223)“从19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外因素就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纠缠着。国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英、德、美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国家又发现它们所处的国际背景反过来又影响着其国内结构,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它们所采取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今天……国内力量对制定对外经济策略的相对重要性 29就提高了。在过去的10年中,被关注的问题逐渐由军事安全转移到了经济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结构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受国际政治经济明显影响的国内利益的数量在各国都要远多于其以前在国家安全政策时期里的数量。”[3](p. 226-227) (二)史蒂芬·克拉斯纳的观点史蒂芬·克拉斯纳在分析美国原料投资政策时指出:“国家主义的方法一定要从定义核心决策者所追求的目标开始,这些目标可以被称作为国家利益”。[3](p. 223)王正毅教授将克拉斯纳的观点归纳为: “在国家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家一方面受制于社会,代表社会共同的、持久的喜好;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时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3](p. 235) (三)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是一个有等级结构的体系,即国际体系存在着核心或中心区与边缘区之分,而核心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边缘区处于从属地位;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在他看来符合现在核心区标准的国家只有美国),核心区和边缘区是一种功能的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活动存在世界经济增长分布的极化和世界经济扩散两个过程,由于这两个过程对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有利,所以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并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3](p. 207-210)吉尔平指出:“对外投资不仅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对外投资的‘政治化’尤为明显。”[3](p. 208)他认为:为了防止自身经济的下降,核心区国家将鼓励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工业以及资本流向那些核心区经济以往被忽视的公共产业,鼓励贸易而不是投资;当边缘区脱离核心区依附并且使得投资条件变得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将采取保护战略或建立某种有益于本国经济的体系。[3](p. 211-212)

三、中海油并购案的实证分析

国际政治分析篇（6）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考察得出，气的剧烈变化尤其是温度的变化，使得由气而生成的气候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首要议题，然后通过考察气候政治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气候跟国际政治的紧密联系。最后，通过对气候进行爱因斯坦式的哲学玄思，试图从哲学上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并明确指出，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的话，要面对的必然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气候;气候政治;国际政治;大自然;哲学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1-0031-08 通天下一气也，这一中国古圣通过直觉或想象而探究到的自然现象，原本只是文学或医学用语，但由于其内在的自然哲学含义，即便是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等极为发达的当今世界，它的哲学指导价值仍如太阳高悬，光耀万丈。就此，笔者借助这一哲学学思想，对有“当今国际政治首要问题”之称的气候政治进行国际政治学分析，其目的在于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对该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 一、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 人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多来自思想者对天意的理性认知。气候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现，是人类的理性对天意的认知。发现有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有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有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往往明于结论而昧于论证，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往往密于论证而疏于结论;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则往往结论明确，论证详尽。“气候政治”的发现，东方(特指中国)倾向于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西方倾向于经由科学实验而立。以当今典型学术方法而言，两者利弊分明。东方得出了“通天下一气”的全靠结沦，但缺乏让人信服的学理论证;两方则以海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图表，详尽论证了气候变暖必因人为的“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西方的所谓科学实验如放到大自然的整体中去进行中国古典式的哲学思考，便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欲研滴水以知大海，欲究片物以知昊天， 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一语到位的东方式表达就是：通天下一气。既然通天下一气，则大自然是气的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人也即人是气的人，而政治是人的政治，这样，政治以人为媒介，与气(候)就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大自然的人必然要求人生于大自然，活于大自然，归于大自然。离开了大自然，人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不存在，政治就不可想象。所以，政治从其本原七说，就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或南人所组成的集团、政党、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⑦。气候与政治的本质联系，无论东西方，人类先民都有觉察。就古代西方而论，有“科学之祖”之称的政治家泰勒斯，就依据他的“万物有灵”自然哲学理论，直观而非思辩地觉察到政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古代中国而论，先秦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大家如周公、老子、庄子、孔子等，都完全服膺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自然理论。汉代大儒董仲舒则通过《春秋繁露》系统而精细地论证了天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他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可从其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中窥视到大自然对政治的先验影响。时间流逝到全球化时代，气候(大自然)因其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而大张旗鼓地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那么，气候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由于气候只不过是气的变化(表现为温度冷暖、流动快慢、成分比例等变化)，所以，研究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就必须从自然哲学上研究气对人及由人集合而成的人类的内在影响人手。 政治是人的政治，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政治是人的产物。动物或植物如果有政治，那也是人赋予的，而不是它们自身有人一样的自觉的政治意识。其二，人是政治的目的和归宿。正如“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一样，政不远人，远人非政。具体而简明地说，政治就是人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自然属性和社会伦常的合天意(即合人性)的维持或有效安排。政治的源点并不带有阶级性，它的阶级性只是政治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阶级意识较为浓烈的时代或地区，政治的阶级性有时是形而下政治的基本和核心形式。但就形而上的政治而言，政治的本质属性恒定是与阶级无关的。否则，无阶级的丰十

国际政治分析篇（7）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2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参考文献： 

[1]卢仁祥.国际贸易政策的内生性理论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2，09：39-40+69. 

[2]吴男，苗长青.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政策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4，29：19-20. 

国际政治分析篇（8）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国际政治分析篇（9）

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得知，国际政治权力具有一定流动性。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际政治权力的流动都会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地变化，权力转移过程中加速了各国的发展，进而推动新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国际政治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基本都是由传统的大国转移到向新兴的大国，而20世纪90年代后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是由超级大国向新兴崛起大国转移[1]。

一、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与分散过程中的作用简析

1.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

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始终致力于和平外交。对于国际上和地区间的热门问题，一直持有开放包容态度，坚持友好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的维护世界民主与和平，与各个国家进行友好联盟，对于一些不科学、不合理条款共同进行否定，从而制定出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条约款目，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稳持续的发展，共同努力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

2.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有力推动了本地区的团结与合作

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真正做到获得本国的基本利益，然后才会积极探求实现国际利益的新途径，从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中国一直致力于持续推动全球化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成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使得各国进行紧密团结，一同应对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各方活动组织，尤其是在地区性反恐等相关国家军事统一行动中，广泛参与、积极配合，有效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在中国和相关国家和地区中的嚣张气焰。中国一直信奉和平外交原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友好往来，不断加强合作与交流，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努力。

二、中国应对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与分散的策略

1.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

（1）参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获得相应权力

纵观世界局势，在以往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我国往往总是被动的去参与，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国的自身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通常情况下，国家的政治实践来源于国际化的政治实践，也只有通过每个国家对政治活动的真正参与，才能获得相应的国际政治权力，进而才能更好的发展好、维护好本国利益。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来，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2]。中国在面对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叙利亚等问题上都始终表明自己的观点、站稳自己的立场，在联合国有关规定内对问题进行解决，这本身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表现。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权；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取得了长足 发展，在载人航天、深海勘探、探月工程以及无人实验太空舱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在国防工作中成果显著。中国积极展开与世界大国之间进行经验技术交流，不断增强理论国防实力，整体战斗力大大提高，逐步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实力量。

（2）中国积极加入经济合作组织获取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利益

无论是实践性还是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它是为了提高经济由全球各国一同参与的合作组织，这种组织是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后的结果，对世界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积极参加到了国家经济组织中，不断增强了自己经济实力，从而获取了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利益；中国也积极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之间开展了自由贸易，加强了经济往来，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和权力[3]；中国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从而打开了与亚太地区之间进行交往沟通的大门，扩大了世界市场范围；中国保持高度热情参与亚欧会议，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对世界局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与中日韩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与区域内国家秩序井然的展开谈判会议[4]；除此之外，中国还参与到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的活动中，成为了东盟贸易自由区中的重要成员。由于中国积极参与到各种区域组织，努力参与各种经济往来活动就，最大程度的践行联合国公约组织内容，树立了良好大国风范，于是在国际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获得了巨大地利益。

2.中国应该严厉遏制国际政治权力过度分散

（1） 国际政治权力过度分散可能导致战争威胁世界和平

当前国际超级大国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操控者，因而在超级大国制定国际秩序时，就很有可能将未来国际政治发展中的转嫁给其他国家，不仅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发展造成威胁，同时还会影响到自己超级大国的形象。当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时，往往就隐藏着一定程度的危机。因此当前国际事务中，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例如：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扩散安全的威胁，肩负着预防国际政治权力过度分散的现象，从而降低国际安全风险。但与此同时，超级大国会与新兴国家之间产生一定分歧，从而又会引发新的矛盾纷争，矛盾双方国对希望国际合约秩序对自己有利，进而继续展开竞争。通常情况下，新兴国家争取获得更多国际政治权力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原有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不想把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到他国手中，因而对新兴国家进行不同程度压榨，从而导致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过程更具复杂性，很难对不确定性因素进行有效控制，严重威胁到了国际秩序安全。另外，非传统安全因素也影响着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与分散，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典型代表，因此，中国要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军控等事务，积极努力在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与分散过程中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

核武器是在国际政治权力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要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核裁军活动。我国一直以来都对核武器持有全面禁止的态度，中国政府认为，核武器是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中危害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拥有大规模核武器的国家应该对核裁军活动负有主要责任。世界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该继续制定具有防范应用性的法律条例来约束自己的军事行为，加大对核武器的削减，为全球范围内进行核裁军创造有利条件。

（2）中国应该在当前国际和平对话机制下避免权力过度分散

第一、完善全战略安全磋商与对话机制

中国要继续坚定的与其他国家开展多边战略磋商活动，在国家安全与防务领域进行持久对话，并对相关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在核安全与军事反恐等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从而可以促进各国彼此了解和信任，现阶段，中国已经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建立了安全对话机制，推动了战略伙伴之间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5]。

第二、建立共同军事互信机制

建立起平等民主的军事互信是维护超级大国和新兴国家间安全与维护地区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在方面已经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一直坚信增强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是开展国际事务的基础，将促进国际秩序与国家间共同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希望每个国家能够遵循平等协商的原则以及不威胁和损害他国安全等相关原则，推动平等、互利、有效军事互信制度的建立。

结束语：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正在历史性地推动着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变革，既为国际体系制度发展而和平转型提高了内在动力，同时也增加了国际新秩序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因而中国一定要加强应对措施的制定，广泛参与国际性事物，树立大国形象，争取最大话语权，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钢.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及我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9）.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 年中国的国防[J].新华月报，2011（8）

[3]吴功荣.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利益”解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3（11）.

[4]倪世雄.当代国际西方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国际政治分析篇（10）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提供了高福利来缓和这一经济发展造成的鸿沟，但是，在处于边缘地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局限，容易因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跨界民族和少数群体经济上的总体落后局面。

（二）观念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一类是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殊观念，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有观念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温特甚至指出，马克思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用了物质的“生产力”概念，还用了观念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无法达成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统一认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现在所谓的民族观念。①而原生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将民族属性诉诸历史、文化因素，积极寻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沟通观念和共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民族精英与知识分子可以沟通一般民族成员的共有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正面作用与增强隔阂的反面作用。②民族主义的研究证明了民族的属性是层次性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强调成凝聚国家意识的国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塑造成危害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制度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制度化是一种将具体的秩序“稳固化、持久化”的手段，反映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是特定观念和物质权力的混合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观念与物质权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根据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跨界民族因为自然的边界处于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跨界民族群体中能够自然地被比较和选择。不当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引发群体的不满，从而加深了矛盾与隔阂，从而给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造成潜在挑战。

综上，考克斯的权力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一种行动框架或者是历史结构，它的动力机制是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诉诸单纯的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不能简单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也要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三是要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不同时间阶段的问题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因素的不同力量对比。我们要根据跨界民族问题的不同阶段去分析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适时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二、跨界民族问题的层次分析

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概念，并强调体系的作用。新现实主义出于分析的需要，将各个国家视为结构同一、功能相似的单位，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而建构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出于维护国际机制及相互依赖的经济，霸权的稳定是合理与必要的。虽然新自由主义提及了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建构主义强调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的层次也只限于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结构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最大地突破则是将社会层次加入分析层面，由此，考克斯引申出了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用考克斯的国际理论层次分析可以突破原有国际关系中两个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丰富了国际参与的主体和层次，有助于我们分析跨界民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领域。

（一）跨界民族与社会

考克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分析，引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而社会层面的力量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阶级力量，还应该包括民族的因素。当下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重视跨国阶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这有助于改变单纯依靠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考克斯也承认，“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也是影响阶级产生作用的因素。笔者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跨界民族或者是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都会遇到问题，典型的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就业困难与低收入问题；文化上则包括了认同问题与文化的边缘化。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边缘化的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而在文化上，考克斯认为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典型的问题表现为经济上和文化上占主流的社会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排斥导致了边缘群体社会融入困难，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跨界民族与国家

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以及土著民族的认同政治的关注。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而不同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与观念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国家的组织形式。考克斯认为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的结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上，还是在世界秩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现的形式就是民族自治地区与民族自决权的运用，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改变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再分配与政治安排（如民族自治）的相关政治安排。

（三）跨界民族与国际体系

跨界民族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是将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纳入国际体系中。而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体系也会引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塑造，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在此我们不需要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价值判断、运用原则等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领域中，而国际体系的跨界民族问题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间合作组织对于少数群体贫困的经济扶贫、国内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等问题。

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冲突以及一体化与碎片化持续发展，经济不平等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反映了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而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曾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义务就是努力实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当然他们也认为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通常寻求所宣称的国家利益，而且每个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解决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但是革命斗争只是以国家为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以国家权力的获得而告终，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抱负是国际性的。可见，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主要涉及国家忠诚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问题。

而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思想，坚持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将社会因素引入国际政治中来，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对于民族现象的分析仅限于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研究的问题领域与议题的缺失。我们认为，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产生问题的动力机制在于物质因素、观念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在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中产生了跨界民族的问题领域。在政治实践中，我们也因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考量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机制，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路径针对跨界民族不同问题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消解，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手段和途径应对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参考文献：

[1][美]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