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1）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187-02

国内学者聂锐等人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谐治理将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方向 [1]。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谐治理是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这里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谐治理的组织形态进行剖析。

一、企业治理组织形态研究回顾

一般认为,企业治理是为解决问题而设计的。Jensen & Meckling 把关系定义为一份合同。人的决策和那些最大化委托人的福利的决策之间存在的偏差被定义为成本[2] ,成本最小化的治理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组织形式实现,即:“看不见的手”――市场组织治理。市场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外部形式主要通过产品市场的竞争、资本市场的竞争和经理市场的竞争三个机制实现的;“看得见的手”――内部组织治理。科斯认为,在交易执行中,市场和企业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组织作为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出现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Arrow指出:“什么是组织?组织是在市场的价格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为实现集团行为的相对有利性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3] “手握手”――中间组织治理。在经济活动中,有三类基本机制促进着交易合作行为的发生,这三种机制分别为权力、市场和信任。Neils.G.Noorderhaven说:“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市场、混合体和层级组织。”[4] 在企业的内部组织与市场的中间位置,有可能产生既可作为企业的内部组织亦可作为企业的外部组织的所谓中间组织。如果这种中间组织既可防范市场失灵,亦可防范内部组织的失败,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两者的长处,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交易治理的基本形式了。在这里,信任、声誉、社会责任甚至政治态度代替了价格、权威而成为交易治理的工具。中间组织形式主要有企业集群、网络组织、虚拟企业等。

二、企业治理组织选择模型

1.威廉姆森模型。威廉姆森认为,市场和组织间的选择取决于交易的三个关键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交易频率越高,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越高。因此,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倾向于在组织内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5]。

2.今井贤一模型。在纯粹的市场交易中,决策者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价格因素,用M1表示;二是参与和退出交易的自由,用M2表示。

在纯粹的组织交易中,决策者也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根据组织赋予的权限下达指令,用O1表示;二是参与和退出交易的自由,用O2表示。假定组织的目的是持续地开展活动,那么在参与交易者之间就存在固定和持续的业务联系,这样一来,参与或退出交易原则上就不是自由的了。

因此,纯粹的市场交易的原则,可以用两个要素的变量来表示:(M1,M2);而纯粹的组织交易的原则则是:(O1,O2),作为交易参加者的决策原则,存在介于M1和O1之间的中间形态,我们把这种中间形态用M1+O1来表示。这样交易治理的原理就会产生九种组合形式(如下图):

资料来源:今井贤一等,内部组织的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58。

在图中,左上角为纯粹的市场原理,右下角为纯粹的组织原理。处在对角线位置的三个四方块地就是中间组织,对角线左上侧,是按市场原理进行的资源配置机制,对角线右下侧,是按组织原理进行的资源配置机制。

不可否认,威廉姆森模型和今井贤一模型在说明市场与组织的选择问题上都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相比之下,威氏模型更具洞察力,它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回答了治理机制为什么会有市场与组织的选择。而今氏模型说明的是,在既定的市场与组织的四个因素之间存在的不同组合。

3.企业和谐治理的组织模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彼此信任而经常相互合作,许多商业交易如果没有双方对这一交易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而对持续时间较长的交易尤其如此。或许,这就是中间组织治理能够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塞特斯・杜玛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我们从分析的世界转到混乱的现实世界时,我们往往发现是一组协调(即治理)机制在共同发挥着作用。”[6]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给出企业和谐治理组织形态综合模型是中间组织模型,显然,中间组织治理通过发挥市场治理的竞争优势与层级治理的协调优势的同时又克服其不足而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中间组织:企业和谐治理的组织形态及其优势

科斯教授放弃了把企业视为生产过程的观点,而是把交易视作分析的基本单位,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了研究。按照科斯的观点,不同的组织结构有不同的交易费用,正是交易费用决定了组织形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内部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将随之增加,导致交易费用的整体上升,交易费用直接决定着企业规模的边界。威廉姆森认同并发展了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认为节省交易费用的动力形成了现实中的组织结构,而组织结构最终是用以规制交易费用的,强调将不同的交易置于不同的规制结构中以达到经济或节省的结果,所以威氏认为,“将企业理解为规制结构更有用”而中间组织“则是一系列组织创新的结果,组织创新就是用以节省交易费用。”中间组织是同时节约组织内部交易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组织创新。

中间组织是一种兼备企业组织形式与市场各自优点,同时节约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的规制结构。具体而言,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中间组织的网络型组织、虚拟组织和扁平化团队构造组织等形式,将市场交易引入企业内部,即使企业规模很大,内部管理成本又很小,提高了组织效率,节约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中间组织的这些组织形式,有利于市场信息的交换,提高市场竞争效率,从而节约交易费用。中间组织网络的形成、扩展与治理虽然离不开分工协作、市场竞争,但更要依赖相互信任、企业声誉及社会责任机制。因此,中间组织治理形式在企业和谐治理过程中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聂锐,夏顺忠,杨贵针.积极推动企业和谐治理[J].领导科学,2007,(10):48-49.

[1]Michael Jensen & Willian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1976):305-360.

[3]Arrow, K.,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W.W.Norton,1974.转引自今井贤一等.内部组织的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4:53.

[4]Neils.G.Noorderhaven.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和信任[G] //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上海财经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2）

    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时,治理理论便应用而生,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可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由传统的统治理念向治理这个新的理念转变,是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然而,作为新生的理念,它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予以克服,不能照搬理论。在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一定水平,传统的统治理论,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治理理论取代传统的统治理论占主导地位,是时代变化发展的选择。

    一、 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

    首先,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追溯统治的起源。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由每个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的裁判者。因此,自然状态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然而,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便是混乱无序的根源。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一部明文规定的法律作为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证裁决得以执行。于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便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它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按照全体成员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当人们这样做了之后,国家就成立了。“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就在于此。”[1] 国家的产生,是统治形成的前提,而政府则是统治的具体执行者,他是充当公共的裁判者的角色,拥有社会全体成员所让出的那一部分公共权力。

    其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追溯统治的起源。它的主要特点是,它是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2] 因此,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是各阶级利益的争夺,最终的胜利者便成为了统治者,失败的一方沦为被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统治是如何产生的。

    (二)统治理论自身的困境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依据统治理论作为基础的传统统治管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市场失灵是指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3]市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限制垄断、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4]因此,单纯的依靠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此时西方经济学家推崇的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市场失灵最有效的方法。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被认为是西方统治理论发展的顶峰。但是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时也有一些内在的局限,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会出现失灵。7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采取了放松管制、私有化等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效,而此时治理理论正在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念。

    二、 治理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3）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6）05-0068-08

一、作为大都市治理技术的大数据

在2008年Science杂志的专刊中，大数据被解释为“代表着人类认知过程的进步，数据集的规模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目前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去获取、管理、处理的数据”。McKinsey全球研究院将大数据定义如下：“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采用当前主流的数据库软件对其内容进行获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EMC公司将大数据工作定义为“数据集，或信息，它的规模、、位置在不同的孤岛上，或它的时间线要求客户部署新的架构来捕捉、存储、整合、管理和分析这些信息，以便实现企业价值”。互联网数据中心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就大数据的概念则形象地描述道：“大数据是一个看起来似乎来路不明的大的动态过程；但是实际上，大数据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它确确实实正在走向主流并引起广泛的注意；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横跨很多IT边界的动态活动。”由此可见，大数据表现出“6V+1C”的显著特征：Volume（大量）――数据的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甚至是ZB级别；Variety（多样）――种类繁杂，非结构化数据的大量涌现；Velocity（高速）――数据采集及处理结果反馈速率呈现几何级数提升；Value（价值）――整体价值巨大，但价值密度易受外界环境影响；Veracity（真实）――经验世界以数据方式呈现，数据提取则为现实事件加以解释和预测；Vender（灵活）――数据捕捉、获取、传送方式自由灵活；Complexity（复杂）――异构数据统一接入和实时数据处理和分析难度大。

毫无疑问，人、机、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发了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模型的高度复杂化，世界进入了网络化的大数据（Big Data）时代。身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对象，大都市以一种概念集合跃入人类文明的“视网膜”，成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文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般而言，大都市被界定为城市中心城区及临近地域具备一定人口规模（不少于200万人），由具有行政统属关系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所组成的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统一地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并在特定的区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大城市。其中，人口规模、行政关系以及城市功能是大都市界定和大都市治理重要的参照标准。

众所周知，大都市治理是由城市地区中强大的相互依存性所构成，并结合破碎的地理以及治理相互依存性的角色的碎裂。这种出于非纯粹的偶然而造就的相互依存性与破碎化实则同大都市致力于自身治理的路线裁定、方式抉择等诸方面密切牵连。因此，大都市治理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克服城市功能范和地方政府结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无可否认，大都市在“百川奔涌”的数据浪头彰显出的形态各异、种类不同的先天禀赋，不但使数据的资源价值领地迅速扩张，还使其在人类筑建的“智慧城池”里大放异彩。大数据在大都市治理领域的更新与应用中托举而出的整合功能更是裨补了大都市治理碎片化状态下难以辨识全貌的弊端，为助推大都市转变管理理念、优化组织构建、完善制度建设、畅通工作流程等方面提供了发展契机。大都市治理依托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纽带作用，将大都市治理所涉及的目标、人员、成本、效率等要素均纳入整体性考量，为大都市治理走向科学治理、简化治理、精准治理、协同治理奠定基础，从而加速实现大都市治理由传统的外延式发展迈向内涵式发展。

二、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论域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先生指出：“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显然，大都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大都市治理面对洪流汇集的巨量城市数据，亟待解决的是对散布各处的城市数据开展挖掘、分类和整理，不断地对复杂的大都市系统进行简化治理。然而，不论大都市数据如何海量、大都市治理如何复杂，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论域都将涵盖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诸领域：

1.大都市政治治理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在城市化的推力下将城市独具的政治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真实体验嫁接。在城市政治的语境中，治理一直被定义为“关注管理，不依赖政府权威资源，在公共事务领域实现集体行动”。从政治治理维度来看，其在人口规模大、行政关系统属复杂、区域范围内多元功能强的大都市地位可见一斑。大都市政治治理不仅要将目光投射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以及管理制度，还要将实现集体目标的公共参与要素纳入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量范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数据的嵌入式应用，大数据对大都市公共决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需要说明的是，城市政治生活并非城市官吏与豪商巨贾的权力或利益的追逐场，迈向大都市政治舞台的通道已愈发通畅和便捷，参与主体越发多元，政治诉求达成率亦在拔高，民主政治在公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已趋稳固。这与如影随形的大数据不无关系，大数据将城市社会角色不尽相同的人或组织占据的形式各异的资源（权力、财力、知识等）以数据公开、共享、透明的方式和盘托出、公之于众，资源利用的真实流向去处可寻，政府、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则捆绑在更为紧密的关系绳索上。因大数据提供的数据支撑，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决策所强调的描述、解释、预测、批判功能也得以落地，大都市治理中政治为政策推行铺平道路，政策的践行则重塑着都市里的政治民主。

2.大都市经济治理 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即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这便是广为引用的“诺瑟姆曲线”。显然，以城市人口激增、经济实力极大攀升等为衡量标准的大都市也不外乎为城市化过程的孕育物。毋庸赘言，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能源、信息等生产要素不仅在城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发挥作用，也在闯入大都市的“生活圈”后以全新的姿态助推着都市生产力发展。而随着大数据以磅礴之势向着更好地创造、转化以及实现价值的方向疾步进发，对城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是影响深远。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所著的《大数据时代》中指出：“数据已经成了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已是经济运行动力不减的根本性资源。迄今，大数据作为大都市社会生产活动的先进要素，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产同等重要，不断颠覆着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拉动大都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大数据培植的新业态正在遍地开花，其引导下的开放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全民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都市数据经济和共享经济动力十足。大数据为大都市的“经济动脉”供给着新鲜“血液”，促推大都市经济从传统的零售业、制造业、服务业向着高附加值、高端价值链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必定促成经济反哺。而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行使着大都市市场监控和经济监测的重要功能，对大都市经济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大都市社会治理 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这三股力量竞相进发，重塑着现代社会。近年来，“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在国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如火如荼地展开。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在本质上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伴随并呼唤着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如今，政府数据、网络数据和基于传感器产生的物理空间数据已成簇拥之势，梳理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内部数据和社会各界产生的外部数据，不难发现，大数据在大都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不只在摆脱愚昧、促进理解，更重要的是拨开数据迷雾、探索和预测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大数据驱使大都市社会治理创新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正成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人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融合则旨在满足社会大众对数据开放的“弹性需求”，梳理政府数据资源、完善工作机制、唤醒“休眠”数据，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与成效的同步提升不无可能。与此同时，大数据也为大都市针对不同社会人群和社会治理难题的分类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精细化，大数据为社会多元主体享有权利和机会平等提供切实保障。大都市在社会治理方面表现出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也将全面兑现，这是社会治理水平的显现，亦是现代政府治理走向透明化、社会管理迈向扁平化、公共服务体现多元化的必要之举。

4.大都市文化治理 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在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储存、传播以及创造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大数据时代，经由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大数据针对文化领域生产的数据感知、搜集、分析、共享能力已极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因此，大数据要发掘、培养、看护以及诱发隐匿在大都市身躯中的数据潜能，充分实现文化规划调控规范化、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化、文化环境法治化、文化氛围浓郁化、文化内容纯净化、文化需求导向化、文化产业管理创新化、文化市场秩序化、文化融合路径多样化和文化资源优配化。通过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与平台作用，大都市文化治理将进一步深入与细化，多元信息传播渠道愈发畅通，文化市场监管精准有效，为挖掘大都市高价值的生动素材、萃取文化精髓、吸纳新的时代内涵、提高文化成果及产品的外部影响力与价值奠定基础。最终，通过转变治理理念，悉心布局文化建设进程，以精神牵引反推技术进步，实现双向互补，则为盘活大都市文化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可能，从而不断弥合大都市文化供给服务和公民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增强大都市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提升城市软件配备，让大都市治理内在的共创、共享、共治的观念深入人心。

5.大都市生态治理 城市生态系统结构是由自然（大气、水域、绿地等）、资源（土地、淡水、食物、能源等）、社会（人口、劳力、智力等）三大部分有机组成的具有人工化的环境，是一个流量大、容量广、密度高、运转快、依赖性强和应变能力弱的巨大开放系统。在如此复杂的巨型系统之下，因大都市的集聚效应，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难免引发起一系列自身无法免疫的“城市病”，诸如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空气污染、垃圾成灾、水资源短缺、交通堵塞、犯罪率上扬等。天津滨海新区“8・12事件”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爆炸本身和由其引发的神经性毒气扩散等附带污染，不仅使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无从护佑、城市生态环境因其遭殃，也暴露出化工厂在选址上的错误规划和管理缺位等诸多纰漏。我们知道，城市生态问题有其特定的治理瓶颈，具备与公共物品相仿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市场自行解决相当棘手。而大数据与生俱来的精准治理能力，依托大数据的分析、存储、计算等技术，捕捉全面、即时、动态的生态信息且提炼其内在价值，将数据与社会共享，通过数据、技术与思维有效联动和有机融合的生B信息将极大提升生态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同时，大数据恰如一位具备职业操守的生产线“质检员”，对城市生态状况谙熟于心，能够严格把控城市生态，搭建匹配大都市生态治理的监测和监管平台，将实时监测与记录、高效防御与根本治理落到实处，从而为实现大都市的平安、有序、干净、整洁“保驾护航”。

三、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议程

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不仅大大节约了大都市治理的时间、资源和人力成本，而且建构了大都市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同时，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在学术论域的基础上产生出若干突出的焦点议程：

1.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经由信息化和数字化城市阶段发展而来，构建的是一个赋予政府、安全、电网、交通、医疗、教育、环保、食品、保健、建筑、家居等诸领域的巨型智慧网络。在智慧城市阶段，智慧城市与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利用过程息息相关，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并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城市成为知识中心与创新孵化器。大数据系统能够有效地储存、处理和挖掘数据，从而改善智慧城市的功能和服务。同时，大数据能够帮助决策者在智慧城市的不同领域做出精准的计划。大数据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智慧城市引领大数据迈向更广阔的实践与应用空间。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城镇群和微城市也将得到迅猛发展。大数据刺激着大都市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的“神经”，推进智慧城市的标准指导、分类规范以及评价指标建设。通过城市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能够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能够科学合理地配置城市资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服务水平，从而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2.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通常可分为三类：第一，市场准入监管，包括市场准入的注册数据和协助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数据；第二，市场竞争监管，包括对正当竞争行为的保护和对采取虚假、欺诈和损人利己等手段牟取暴利以及扰乱市场秩序等的不正当竞争的惩戒；第三，市场活动监管，包括食品安全、医疗、合同、广告、商标、版权、信用、消费维权等方面。依据市场监管的活动、程序和类型，大数据驱动市场监管能够走向实时监管、全程监管、精准监管和精确监管。大数据驱动城市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设立和经营行为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监管执法人员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施数字化监管，实现由定性分析、主观判断、人脑记忆式管理向定量分析、数据统计、电脑记录式管理转变。大数据驱动的市场监管锁定已经明晰的各种市场风险，获取由数据浅层到数据深层的市场行为数据。利用电脑记录、数据统计和模型分析对监管、执法、维权、等数据变动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找准市场监管的重点、难点以及多发区域、多发类型和薄弱环节，对市场秩序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对市场监管做到提前预警、提前预防、提前介入。由此可见，大都市治理通过大数据技术重构市场监管理念、强化市场监管力度、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为实现在线即时甚至是非现场化的市场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3.公共服务 随着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平台的搭建与整合，通过对用户数据与业务数据的搜集、分析、整合、萃取，能够促进政府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化解都市居民“找谁办”、“去哪办”、“怎么办”的疑惑，更好地满足都市居民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大都市公共服务通过大数据技术降低服务门槛、清晰服务清单、简化服务环节，实现都市公共服务由粗放式供给转向精准化供给，解决困扰已久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老大难问题。同时，大都市通过数据化、物联化以及智能化手段能够使城市教育资源做到精准投放、医疗卫生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能够使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当然，大数据时代的都市公共服务需要实现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有效链接，只有把大数据作为连通公共服务目标的桥梁和活络公共服务资源的剂，才能助推大都市公共服务不断走向标准化、精准化、便利化和体验化。

4.环境保护 大都市环境遭受光污染、噪声污染、水域污染、大气污染、电磁波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污染等威胁，这些都与我们熟视无睹却客观存在的“经济戾气”具有极强的关联性。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环境数据的收集、公开与共享能够全析化认知城市环境问题，也为深化城市环境治理打下牢靠的数据功底。通过大数据对大都市环境数据进行深层挖掘，可以引导我们从因果分析转向相关分析，注重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气象以及健康等多种复杂信息或指标数据问的“涟漪影响”，不断克服信息模糊、信息遗漏、信息偏袒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成因不明和环境损害程度评判不准的弊端。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进一步完善环境监测制度，全面分析城市人口数据、人口流动数据、产业结构及分布数据、地理环境分布数据等外部数据，利用“数字皮肤”的集成传感功能、联通交互功能以及服务导向功能，使得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断面）的布局更加具有代表性、科学性与可行性。此外，通过都市环境大数据建设科学、合理、实用的环境监测网络，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大都市环境质量状况，以此掌握和评价环境质量的现实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从而实现环境监测数据、资源、服务的全面共享。

5.公共安全 现代公共安全的内容不仅包括个体的身心健康与护佑，而且包括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安定与和谐，这与大数据催生的以数据整合和数据分析综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公共安全2.0”内涵十分契合。通过大数据技术突破了停滞于知觉与经验层面的粗放式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引领大都市公共安全管理进入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治理阶段。众所周知，公共安全大数据主要包括社会治安类安全数据（治安环境、犯罪信息等）、消费经济类安全数据（如信用卡信息）、公共卫生类安全数据（空气质量、传染病、食品安全信息等）、社会生活类安全数据（气象、交通信息等）等类型，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的精确管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有限理性特性的公共安全管理者所无法克服的缺陷。在大都市公共安全治理中，若能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便可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的预警管理，当手机数量超过预警时，积极采取短信、微信等方式提前告示和采取限制行动便会避免悲》⑸。随着公共数据开放力度与广度的全面提升与拓展，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知情权也会提升，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也会大大加强。

6.应急管理 大都市应急管理通常指向都市突发性公共事件，譬如食品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社会治安事件、网络等。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紧迫性、动态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特征，应对不当、不利、不及时则会危及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毫无疑问，应急管理过程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包括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多个环节。而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嵌入可助力政府深入到应急管理的每个过程、每个环节、每个阶段当中，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城市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大数据可对政府应急管理进行重点区域划分，准确定位城市的“敏感部位”和“脆弱地带”，大数据可以对发生在这两个区域范围内的灾害、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进行预测与预警、应急处置、恢复等，从而减少城市的损失，这也为极力发挥大都市生命线系统在大都市应急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作用拓展空间。大数据对突发性公共事件预测、预警、处置、恢复的能力愈强，大都市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精准性、动态性水平也就愈高。同时，大都市应急管理研究还需要加强大都市大应急的“无缝隙”系统构建、流程再造中的平滑对接、数据公开环境下的社会力量介入以及“价值盲区”和“价值处女地”的视线回归等方面的研究。因为，“零风险”并非一种可能性大小，而“安全”也并非等同于“无风险”。

四、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向度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大大加快，大都市对于土地承载、人口吸纳、信息技术发展与创新、文化生产与传播、交通物流运载、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等方面产生强大的生存依托压力。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则更像是大都市治理研究载御而来的“东风”，大数据为大都市发展的战略部署、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以及围绕城市展开的区域治理开辟了全新的学术思维与实践路径：

1.走向真实研究马克思曾预言：“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只有使社会科学不断走向自然科学化，才能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才能更加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的现象、本质与规律。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出现和驱动将会使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紧密地融合起来，通过数据的介入和论证，社会科学研究将会更丰满、更真实。如今，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日俱增，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引入多元计算机处理模式和分析方法，借助计算机存储功能和开放数字学术资源，运用复杂运算和分析的计算机模拟与实证研究以及以事实和证据的科学预测与案例证据研究等议题均已展开，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方式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因此，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能够沿袭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降低大都市治理过程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好地用数据描摹过去难以刻画的抽象都市概念和城市知识本体，提供一种综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可行途径，寻找到一种无须预设理论假定而从城市数据集中抽象和发现大都市治理真实规律的研究方法。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 电力企业 职工思想 动态分析

大多数的电力企业只是把精力更多的都放在了生产经营中，忽略了职工的思想动态和情感，使很多职工受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按时的完成任务，情感也没有得到倾诉，甚至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一、电力企业职工思想现状分析

（一）电业局职工思想现状

在新时期的发展下，电力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力企业的职工都积极的应对着市场的变化，但是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有一些旧思想，这些思想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电力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阻碍。所以，他们需要有人引导他们，带他们走出原来的旧思想，用一种新思想来解决电业局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使电业局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电力企业的职工只是了解一些用电的专业知识，对电力市场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对这方面的培训与宣传是极其重要的，要让他们明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有，一些企业对职工的思想动态分析的不够深入，缺少准确性以及可靠性。他们在进行职工思想动态分析时，大部分不会根据实际进行实践，只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没有深刻的体会和了解职工的思想，致使一些虚假的思想动态分析结果出现，这是对职工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电力企业职工思想现状分析

职工的心态随着新形势的到来也发生了改变，责任感与危机意识明显提高了。电力企业的新用工制度“竞争上岗”对职工的冲击很大，而且电力企业的竞争制度是双向选择，这就更好的激励了企业的职工，使他们能够更加积极的开展工作。电力企业在提拔新干部时，坚持的是民主与德才兼备的原则，为电业局注入了更多专业的人才和新鲜的血液。还有每年都会对一些主要的岗位进行考试，这样的考试不仅能增加职工的危机感，还能使员工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大多数职工对于企业加强思想政治这一工作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觉得利用各种活动来增加工作效率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做好电力企业思想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重视企业职工思想动态分析

企业职工是电力企业发展的关键。为了增加企业的凝聚力，企业要对职工的思想情感、生活情感需求时刻关注，要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充分地发挥出来。对职工的思想动态分析必须要落到实处，走进一线队伍中，清楚地了解职工的想法和需求，一定要如实的向上级汇报职工信息。

（二）加强电力市场的管理教育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电力企业职工的思想，一定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使其思想稳定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这些，都要从一些小事上做起。加强电力市场的管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所谓加强电力市场管理教育，就是通过互联网或是宣传橱窗的方式来说明电力市场管理的意义并教育职工，使其清楚的了解电力市场的趋势，清楚自己所在企业的位置，并且明白自己的任务，职工能够积极的学习电力市场的内容和管理模式，构建一支更加强大的队伍。

（三）改变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一定的效率，使电力市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企业一定要使用新的方法，新的形势来促进企业思想政治的发展。要想做到积极创新，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进行职能创新。经过对电力市场的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加入到电力生产的每个环节，生产、经营、管理等。企业要将思想政治工作和核心生产链有效的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工作在调整员工心态、鼓舞员工士气、化解员工矛盾等方面充分的发挥作用，让员工在企业的工作中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二，要对电力新领域进行创新。电力企业不断改革，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后组的单位和群体，就好比电力营销人员、抄表人员，对这些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电力营销人员，企业可以对其进行职业道德与法制的相关教育，使他们的服务意识提高。第三，进行手段方法创新。对于优秀的传统手段我们可以采取借鉴，同时对其创新，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

（四）深入的做好职工思想动态分析

对于职工的思想动态分析，企业必须要建立一套严格的调查制度。管理者要第一时间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并且要根据职工的思想动态做出相应的对策。对于职工的思想动态分析一定要深入。调查完之后，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发现问题之后，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除此以外，上级领导与职工之间要多多进行情感交流，领导要了解职工内心真实的想法，对职工的心理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开导，要做到真实沟通。

三、结束语

为了能够使电力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一定要做好电力企业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掌握电业局职工的思想动态。这直接影响着电业局职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也间接的影响了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6）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7）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8）

一、引言

 

近年来，研究者包括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明确表示医疗改革是个政治问题，并提出对医疗改革与政策的研究需要政治的视角。①在美国，医疗改革成了总统选举最大的议题之一，对选举结果有很大影响。历届政府的医改方案及其实施常引来各种争议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游说行为(参见蔡江南，2013)，各党派间难以达成共识，改革机会渺茫。当前奥巴马政府新一轮的医改就激起了巨大争议，甚至引起了关于美国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讨论。在转型后的东欧国家，医疗改革同样引来巨大政治争议。伴随着社会主义解体和政治体制转型，这些国家之前普及的公立医疗体系往往无法维持。新当选的政党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减少，医疗被部分商业化，而老百姓和医务人员常常不认同这样的改革，游行抗议频发。在英国，医疗卫生政策被比喻为“政党的政治皮球”(party political football)，是政党间争论的主要议题，也是各届政府执政的核心内容(巴戈特，2012：17)，并引来全民的辩论与参与。

 

政治处在卫生政策的中心，理解卫生政策中的政治跟理解医药如何改进健康一样重要(Buse， Mays & Walt，2005：2)。各项研究都显示政治对卫生政策有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人口健康(Espelt et al，2010;Lundberg 2008，2010)。进一步分析政治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关系会发现更多具体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Gupta et al，2015)就指出全民卫生保健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各国的政治图景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影响福利扩张主要的社会政治因素包括：社会团结——公众对福利国家扩张的支持;经济增长;立法的传统——执政党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变成法律的可能性;公众满意与否——是否认为执政党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一个受欢迎的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人。Walt和Vaughan(1986)指出卫生计划的制定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他们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卫生计划的因素存在于四个领域：政府、卫生部门、私人领域、外来的援助和国际机构。而在政府领域，一些国家倾向于把健康看作是个人的责任，因此鼓励私人部门来解决医疗问题，一些倾向于认为医疗卫生是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来保证其提供;此外，一国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决定了公众意见如何表达，比如一些国家在政策制定中有各种咨询和沟通的制度，政治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也可以进行游说行动，而另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相对较封闭，公众无法参与。

 

上述论述中，前者“政府的倾向看法”就是意识形态，后者“政治文化”则涉及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前人对卫生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分析不少(涉及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但少有研究专门探讨意识形态对卫生政策的影响。本文以政党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来分析政治与卫生政策的关系，以理论关怀为主、经验分析为辅，梳理学界对意识形态与卫生政策间关系的看法。

 

二、理论框架：意识形态、政党与卫生政策

 

政治关乎谁掌握权力、如何制订和实施政策、谁得到什么以及谁受损。沃尔特(Walt，1994：4)就指出“医疗卫生政策指涉过程与权力……它牵涉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谁对谁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医疗卫生政策过程中涉及的群体很多，包括病人、医疗职业群体、政治家、医药企业、管理者等等。政府和执政党在医疗政策变革中往往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决定了谁从改革中受益以及谁来承担改革的成本。而执政的政府和政党往往带有特定的主导意识形态。Hunter(2008：14)表示尽管政府常常宣称卫生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实证的，但卫生体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和信仰混合影响的，这些意识形态和信仰选择性地用实证信息以获得更多影响和支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于19世纪初提出，指代“观念的科学”(周靖、张孜孜、朱衡，2012)。但在后来的运用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被不同的学者定义为不同的内容，包括：错误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阶级斗争(列宁)、社会粘合剂(Gramsci，Althusser)。②其他学科如人类学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中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部分，表现为关于什么是共同利益的观念，它涉及政治、规则，以及对与错的区分，是规范性的知识(Eriksen，2001：116)。在此意义下，意识形态是关系着“正常”与“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定义，从而影响政府议程中哪些问题被认为是需要政府注意并解决的。也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它带有某种价值判断，为社会权利的运作提供基本的价值框架，甚至描绘出一个社会秩序的蓝图(周靖、张孜孜、朱衡，2012)。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是思想和观念的体系，往往反映和推动特定群体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价值与利益，一个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反映它所代表的群体(Bambra，Fox，and Scott-Samuel，2007)，在政府中即执政党和它所代表的利益群体。

 

但总的说来，在分析卫生服务提供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NHS在英国政坛和媒体受到的瞩目以及各种政治人物的参与显示了医疗卫生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未来也不会改变。

 

三、对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的启示

 

苏东巨变之后，有研究者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死去(Fukuyama，1992)，主导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之外没有替代模式。然而在医疗卫生领域，意识形态之争始终伴随着医疗卫生的发展，关于医疗卫生政策的价值观念是各党派间争论的焦点之一。

 

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英国的议会民主及多党执政不同，决定了我国医改的决策过程有所差异。但中国也可以看到政府推动医疗改革的执政考虑，以及政府不断自我更新主导意识形态的努力。与英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变化相类似，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过去几十年也大体经历了由不同意识形态主导的三阶段：(1)改革开放前，由国家或集体提供全面的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2)1980年后，伴随着对文革和合作化的批判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也受到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医疗体系渐渐私有化和商业化，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医疗总费用中比重减少，医保覆盖率降低;(3)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医疗体系有回归公益性的倾向，开始把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提供，2009年新医改方案正式通过，提出到2020年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的目标，这一时期医疗改革是对前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盛行下市场主导的反思，并开始更多地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有声音用西方福利陷阱来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医改措施和福利制度。

 

在分析中国医疗变革时，Winnie Yip和William Hsiao(2015)认为关于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意识形态(政府和市场，谁在卫生资源分配中更有效，以及二者各自的公平性问题)是医疗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政府行动中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关于公平和经济发展二者优先性的考虑，对医改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起了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更多是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主义，其间夹杂着市场和国家的角色之争。中国当前的医疗体系依旧是市场和计划体系的糅合：政府一方面开始重新承担基本公共卫生责任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鼓励私人医疗的发展和私人资本投资医疗卫生领域;一方面采纳市场原则来运营和评估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国家依旧紧紧控制医药价格、人事和管理。

 

当前医改也是一个市场派和政府派意识形态的激烈论争之地：政府派认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源于市场，主张国家主导医疗，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市场派认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而是因为政府对医疗市场的不适当干预，并主张进一步解放医疗市场或者重新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see Duckett 2011; Kornreich，Vertinsky，and Potter 2012：183-84)。市场派和政府派各自有一大群支持者，而双方意见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混杂，并且不时有所改变。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多元化的观点也让公众对政府卫生政策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经历过集体时代基本医疗全覆盖的民众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而更具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一代对医疗政策的期待和诉求不同，这让政府的医疗政策合法性经常受到不同人群的质疑。因此，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医改中，由于意识形态的放松和多元化，导致政策选择的多元化和政策合法化的危机。

 

政策和政治相互影响。一国的政治(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等)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适宜的政策也给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带来合法性，而为了赢得执政合法性，政党需要调整其主导意识形态并转变政策。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医改中都在论争政府和市场各自角色，一个国家很少会采取完全的政府主导或者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而是选择一个居于二者的中间道路，纳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卫生政策的制定，而社会价值影响着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选择关系着民众的保障，也关系着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理解政治模式下政策的经验条件可以启发更好的公共政策制定;而对特定政策的分析也是了解政治脉络的途径。

 

然而在对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和政策的研究中，少有关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同医疗卫生政策关系的分析。在中国，医疗卫生服务过去几十年越来越被当作商品，需要个人在市场上采购，因此健康是个人的责任，被个人的行动所决定，而不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我国医疗政策的研究常常被经济原理主导，集中于探讨改革和政策的经济功能与表现。常用的实证和科学的方法研究卫生政策也倾向于把事实从混乱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分离出去，显得医疗政策和改革是在政治真空的环境中运行的。医疗卫生和健康问题被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了。当下中国卫生政策的变动不仅仅是由于具体卫生问题的出现(如SARS的爆发)而启动，还由于政府自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理念变化，执政合法性的考虑，夹杂着来自利益群体(医院、医药公司等)和民众的压力。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9）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0－0069－05

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的家族关系契约和要素契约的结合体，是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保持拥有的一个连续分布的状态，是家族及泛家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组织行为的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家族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中国家族企业的问题也很多。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陷入了“二次创业”的困境。这些陷入二次创业困境的家族企业很多缺的并不是资金、市场和技术，而是人才和保证企业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成为阻碍家族企业成长的重大障碍。

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摒弃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用现代公司制企业普遍采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型模式。还有些学者认为，家族制企业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是有效的，并不需要改变目前的现状，于是做出目前大多数家族企业采取的业主型治理模式适合其发展的论断。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对此做出结论，应当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背景，权变地看待这个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可以动态地显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并以之作为分析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一个分析模型。

一、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权变因素分析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选择，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影响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权变因素很多。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认为股权结构会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创造性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收入流和市场价值[1]。股权结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企业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权竞争和监督等企业治理机制有着较大的影响。德姆塞茨（1983）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应当根据以下条件来建立：劳动力、生产规模、企业所有者潜在的经营能力[2]。中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张维迎（2000）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个人经营能力、资产和风险态度有关[3]。杨晓维（2000）提出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最终依存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4]。结合中国家族企业自身的特点，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因素权变主要有以下一些：

1. 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企业的成长表现为一个包括创业、早期成长、高速成长到成熟等多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有机发展过程[5]。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与之相匹配。

企业在创业期，一般规模较小、产品单一、技术简单，易于协调和组织企业内部活动。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利用经验管理，经营能力和技术缺乏进入壁垒，劳动力易于监督和取代。这类企业宜采用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模式，这是保证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理想状态。这种治理模式既能保证资本的有效运作、增加决策效率又能减少监督和成本。

而随着企业进入发展期，企业规模增加，内部分工复杂，横向和纵向沟通协调增多。市场环境较不稳定，生产经营中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个别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拥有这样的能力。经营者和技术要素所有者要求获取更大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只有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分配，通过对他们的激励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因此企业治理模式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

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相对应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原则，拥有控制权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才能实现其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的趋同，提高企业绩效。由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两种要素对企业的贡献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企业所有权安排，进而导致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

2. 产业技术特点

在低技术和中技术产业中，技术壁垒低，劳动力成本往往是主要成本，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对资源的利用和成本的控制，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更为稀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可替代性大，而资本的投入不易流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着比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大的风险。因此，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集中在出资人手中是符合企业所有权分配原则的。

但高技术产业有着复杂的技能要求，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创新者需要持续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入。有形资产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相对下降，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和价值增长的贡献迅速上升。在这类企业中，由于技术的专业化程度加深，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从属于团队的协作，人力资本呈现出非流动性的特征，对资源的控制、利润增长的贡献、经营活动的风险都集中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手中。为了避免人力资本的流失，减少经营风险，最好选用两权分离的模式。因此，处于低技术产业的企业常采用两权合一的模式；处于中技术产业的企业多采用两权相对分离的模式；处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宜采用两权分离程度较高直至完全分离的治理模式。

3. 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

作为微观的企业治理模式及其效率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中离不开要素市场的作用。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成本和风险。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达、信用体系健全的社会，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相关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如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猎头公司、经理人市场等）和讲求“诚信”的商业文化环境来部分地加以稀释和化解。但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信用体系缺失的环境里，由于社会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即使企业内部最基本的职能分工也必须借助亲缘、血缘、地缘形成的信用关系网来维持，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进程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实质性的推进。

4.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约程度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变迁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推动。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制度保障程度。如果社会缺乏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不能对恶意侵占家族企业财产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打击，企业主就只能使用自己人来避免风险。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政府依旧对家族企业乱摊派，乱收费，随意侵害家族企业的利益，这样会使家族企业在发展中放不开手脚，影响企业社会化的进程。最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家族企业的财产在继承中不会被均分或者分裂，靠家族自身的繁衍推动的所有权社会化转型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其可用家族成员的减少，人力资源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却会加快。

5. 文化差异的潜在影响

在论及家族企业存在的外部环境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特别强调文化的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所谓高文本文化是指信息的高度清晰化和非人格化，人们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如欧美社会就被认为是高文本文化的社会；所谓低文本文化是指信息的低清晰度和人格化，信息交流较多依靠事前人们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这些信息交流对于一位外人来说是非常含糊和不充分的。我国就是典型的低文本文化社会。T・帕森斯和E・A・希尔斯将人际关系模式分为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圈子”，“圈子”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血缘、亲缘、地缘或其他具有明显识别性的标志。一般认为，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下的市场交易成本高，而普遍主义交易成本低。文化的差异导致企业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进而导致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治理模式的不同。

6. 企业家的个人特质

家族企业最初的成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企业家本人的勇气、执着和创业精神。因此相对国有企业，家族企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企业家的才干和胆识。如果企业家生性喜欢集权、喜欢个人权威听不进他人的建议，由这种类型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就会抑制企业社会化，就会排斥外人，其治理模式也更可能偏向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而那些民主、对下属信任、唯才是用的企业家在其能力有限的时候就更倾向于聘请职业经理人，并加速企业社会化的过程。由这种类型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其治理模式就倾向于公众公司的类型。

7. 企业的成长与扩张机制

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多靠自我积累而不断成长，成长的速度不快。企业的很多员工都是跟随老板一同打天下。因此，靠自我积累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倾向于集权，重要岗位由亲信担任。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与扩张方式逐渐发生改变，兼并和收购日益成为企业的主要扩张方式，为了管理的方便，往往保留被购并的企业之前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企业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散和稀释，并逐步改变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状况。

二、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研究的权变连续流模型

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权变因素很多，再加之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很大的非均衡性，即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企业所处行业、发展阶段、技术水平以及企业家素质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可能存在可供每个企业“复制”的通用“模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存在一致公认的且能为所有企业套用的企业治理模式。各个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治理模式，并在权变因素发生变化时，治理模式也相应变迁。

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依据企业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和企业实际控制权的转移程度，将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总结为三种典型的模式，即业主型治理模式、折中型治理模式及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治理模式。这里的企业所有权是指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这里的控制权必须是实际控制权，即经理人员不仅获得重要管理岗位，同时也具有与该岗位职责相匹配的信息权和决策权。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划分治理模式的标准并不是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态，也不论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类型。

所谓业主型治理模式是指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中配置的一种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是指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建立规范的治理机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所谓折中型治理模式是指已经具备公司制形式的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用于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并初具公司制企业股权明晰化、多元化的特征，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制有机融合，介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与业主型治理模式之间的一种家族企业治理形式。

1. 家族企业治理的权变观念

企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企业资本的社会化过程，是企业资本与社会资本日益融合的过程。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稀缺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需求的类别和数量也不相同。企业要提高效益，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和组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合理配置资本、人力、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而这其中必然伴随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

置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族企业在选择企业治理模式时，必然从效率出发。效率边界客观地反映了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界限。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尤其是微型家族企业，不宜盲目实施两权分离，也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而对于规模稍大的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公司制和其他创新模式，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功能特长方面与外界整合，突破家族的束缚，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2. 家族企业治理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的理论逻辑

根据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权变因素，结合治理的权变观念，我们做出一个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分析模型（见图1），由于图中的横轴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个连续的过程，各种治理模式的变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将之名为“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

图1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

从图1可以看到，家族企业治理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企业治理载体、变迁作用力以及变迁结果横轴。分析模型的第一部分代表企业治理载体，由中间的椭圆表示。家族企业治理表现为两种形式：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者相互补充。法人治理结构，即常说的内部治理结构，是指平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责、利的分配，以决定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合理配置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的基础是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其治理载体是企业本身，因而与企业治理的绩效联系最为紧密。按照委托-理论，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股东与经营层的对立，即问题，是企业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同时，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科斯世界”中，所有者和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是有缺口和遗漏的，它既不可能预料到未来的所有情况，也不可能订立和执行各种情况下的各方责任与义务，这就使得问题无法通过一个“完全合同”来解决[6]。所以在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合同非完全的委托-关系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模型所示的内部治理就是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通过设计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相互配合、协调制衡的机制，保证企业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指挥协调顺利。

外部治理则包括一般股东以及潜在股东、资本市场、股票交易所等以及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7]。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其作用在于使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经营者自律和自我控制。市场竞争，特别是资本市场竞争和经理人市场竞争，在健全的法人财产制度和恰当的股权结构下，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诞生提供了辅助条件，同时也形成了完善的监督者群体，对治理结构中的职业企业家形成了有效的筛选、激励与约束机制。因为，没有竞争约束的单纯的个人财产权会形成“所有者企业家”对“职业企业家”的驱逐，不利于真正改善企业治理绩效。

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及完善的市场竞争法则共同作用于家族企业这一载体。三者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和重要性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

分析模型的第二大块是变迁作用力部分，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变因素的改变，影响着治理模式的变迁。作用力可分为动力和阻力。成熟的发展阶段、高技术的产业特点、完善的要素市场、良好的法律环境、便利的融资渠道等都将推动家族企业的社会化，推动家族企业朝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方向演进。而同时与之相反的条件则把家族企业锁定在业主型治理模式。企业治理的表现形式具体处于什么位置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大小。

分析模型的第三部分则是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类型框，以控制权转移程度为横轴，由左至右依次为业主型治理模式、折中型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动态地来看，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变迁作用合力的方向和大小也不断变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随环境的变化动态演进。

3. 权变连续流模型的理论优势

（1）将权变的观点运用到企业治理研究中提高了其理论解释性和实践指导性

中国目前对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大多处于对西方理论的推介和应用探索阶段，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解释和指导中国家族企业，因此必须加以吸收改进。而权变治理的观点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兼顾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大增强了理论的解释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2）能动态地反映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和路径

由于引入了治理模式变迁作用力因素，因此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可根据作用力合力的方向和大小而发生改变，动态地反映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和路径。而且还能通过企业这一治理载体体现不同的治理特征。

（3）真正遵循了企业治理分析模型所应该具有的原则

综合伯格洛夫（1995）和席酉民（2001）的观点，这些原则是：第一，可以对企业治理的不同类别的制度安排做出描述和分析；第二，能说明特定企业治理安排产生的条件；第三，能说明一种企业治理安排的不同构成之间的关系；第四，能对企业治理的变迁过程做出适当的解释和描述。

（4）从理论上解决了职业经理人的形成和选择问题

根据Tricker, Robert(1984)和吴淑琨，席酉民（2001）对企业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区分及界定：前者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的划分和制衡，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行动，是企业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8]。在企业实践中，企业管理和创新的主体――职业企业家是家族企业治理层面的重要因素，职业企业家的有效产生和选择问题是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重要问题，而权变治理分析模型正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依托产权的正确界定，奠定职业企业家产生的必要条件，然后借助于市场竞争的遴选约束与激励，共同形成职业企业家产生和选择的充要条件。

三、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启示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障碍已经成为限制其持续成长的关键。如何从原有的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机制灵活优势，跃迁为适应现代市场竞争中先进的企业制度优势，是新时期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变迁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完善的外部市场约束，并具有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条件下，现代公司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性治理模式是理想的选择。但在外部市场制度约束不完善的情况下，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却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模式。因此在现阶段，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来说，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只能是其治理模式变迁的目标方向而非现实选择。

从国内外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家族企业的社会化、管理专业化是其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企业自身应当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建立规范的内部权力分享与制衡机制，逐步实现管理专业化、规范化。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改善外部约束条件。例如加强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积极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等工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跃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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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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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瑞龙,周业安. 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生态治理市场分析篇（10）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63-09；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营销环境不同于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并购和控制权市场等外部治理机制，是相对于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外部治理机制更为基础性的层面，是公司治理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土壤”。如果将公司治理体系比作为一栋房子，那么治理结构和机制就是房子的框架和构造，而营销环境则是房子的根基，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司治理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失去了基础，即使是设计再好的治理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一般来讲，任何影响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都可以成为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

系统理论认为企业与外部环境组成了一个时刻发生着信息和能量交换的系统，企业外部生态环境作为企业资源输入的来源严重制约着企业的产出。契约理论认为，外部环境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所根植的“土壤”，会影响到契约的顺利签订和履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从公司治理机制的运作机理来看，营销环境不仅影响着委托链条上任何层级的控制与监督机制，同时也影响着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的实现。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考察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色及其影响入手，必须关注企业背后的政府行为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Shleife和Vishney （1998）归纳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三种理论，即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援助之手（helping hand）、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这三种理论反映了政府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或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国内在营销环境的研究上，有较多的学者关注了政府干预这一因素。[1]罗党论（2009）认为Allen等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之谜”的合理解释就是，中国存在着能对经济主体在各种法律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周的环境下起到良好替代作用的政府治理机制。[2]政府会借助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等积极的方式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进而政府干预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余耀东、冉光圭，2010），即政府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双“帮助之手”。 [3]

然而，国内大部分学者通过理论或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经改制后上市的，仍然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夏立军、方轶强，2005）[4]；在国家控股的公司中董事会常常代表政府的意志，而不是全体股东的意志，从而失去独立性，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高雷、宋顺林，2007）[5]；各级政府还存在借用资产评估（周勤业，夏立军等，2003）[6]、资金占用（李增泉，孙铮等，2004）[7]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这些学者的观点为政府干预的“掠夺之手”观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无论是国外的跨国界比较研究，还是国内的基于各省市的营销环境比较研究，都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环境或地方的法治水平是营销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并对公司治理效率和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一国法律制度完善可以带来更好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更低的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以及更为成熟和富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等（La Porta etal， 2000）[8]；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成本（高雷，宋顺林，2007）[5]；林勇，连洪泉等（2009） [9]的实证分析结果甚至认为，在外部环境当中只有法治化水平对上市公司价值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最后，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是企业行业竞争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成果也要最终经由产品市场来检验，所以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度量公司营销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和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市场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源的来源地，从根本上制约着公司价值的实现，治理状况良好的企业能够以更加低廉便捷的方式从生产要素市场上获取资源，因此，公司营销环境不得不考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银行、证券交易所、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市场中介机构的存在使得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监督更加便利，也促进了公司经营更加透明化，所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也构成了公司营销环境的一个方面。我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突出反映了我国经济活跃和开放的程度，结合中小上市公司大多为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营销环境问题更有必要考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显然，以上这些要素发育的越好，公司营销环境就越好，企业绩效也就越好或公司价值也就越大。

通过上述对营销环境各组成要素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政府干预、法制环境、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的发育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构成公司营销环境的要素，营销环境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同时，管理理论的权变观点认为，管理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管理是外部环境的函数，为确保管理活动的有效性，管理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公司营销环境的动态演化会显著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由此，本文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二：公司营销环境的发展演化将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实现。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公司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1）公司规模满足对中小上市公司界定的要求：截止2010年12月31日仍满足总资产在4亿元以下、主营业务收入小于3亿元和员工人数小于3000人这三个条件任意一个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剔除业绩过差的ST和*ST公司；（3）剔除2010年年报不是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4）剔除财务信息披露不足和数据异常的公司。

依据以上条件，经过对沪深两市2010年所有上市公司仔细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公司200家，其中沪市70家，深市130家。按照样本公司在中国内地的注册地划分，各地区的样本公司数如下：

（二）变量的选取

（1）公司营销环境变量

公司营销环境及其演化是本研究的两个治理环境变量。与国内学者的惯常做法类似，本文公司营销环境各测量指标以2010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另一个治理环境变量公司营销环境变化的测量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取2008年至2010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三年加权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公司营销环境变化各观察变量的三年加权增长率=（2008年增长率×0.2）+（2009年增长率×0.3）+（2010年增长率×0.5）。

公司营销环境变量及其解释具体见表2。

（2）企业绩效变量

企业绩效的测量方法有两种，即单维测量和多维测量。单维指标测量时，国内学者常采用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营业务利润率（ROS）和托宾Q（Tobin’s Q）等单一财务指标，但这些单一指标受会计数据的影响较大，可能会受到人为操控的影响，不能全面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绩效。为客观、全面、综合测量中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本文采用多维指标的测量方法。这里共选择17个企业绩效的原始测量指标（一级指标），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和获取现金流能力（获现能力）五个角度来全面度量样本企业绩效，如表3：

（三）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本质是协方差结构分析，是一种验证性（confirmatory）的模型分析，就是比较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设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与实际输入的样本数据所导出的协方差矩阵之间的差异，如果两个协方差矩阵之间的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就认为预设的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吻合，研究者就可以接受所假设的模型。一个完整的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两个次模型：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与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测量模型描述的是潜在变量如何被相对应的显性指标所测量或概念化；结构模型描述的是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或路径关系，以及模型中其他变量无法解释的变异部分。

对于测量模型中测量指标（显性变量或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关系，通常写为以下两个测量方程：

x=Λxξ+δ

y=Λyη+ε

其中：x ——外生测量指标组成的向量；

y——内生测量指标组成的向量；

ξ ——外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

η——内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

Λx——外生测量指标与外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外生测量指标在外生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Λy——内生测量指标与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测量指标在内生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对于结构模型中的潜在变量间的关系，通常写成如下结构方程：

η=Bη+Γξ+ζ

其中：B ——内生潜在变量间的关系；

Γ ——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潜在变量的影响；

ζ——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企业绩效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绩效变量企业绩效的17个财务指标的测量效度，同时，也为了给下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打好企业绩效变量测量模型的基础，这里就有必要对企业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图1是运用AMOS7.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标准化解：CMIN=77.677（p=0.393）， DF=75， GFI=0.965， AGFI=0.929， RMSEA=0.012

图1 企业绩效变量企业绩效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对企业绩效变量企业绩效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7个财务指标的测量效果较优。模型基本适配指数，如卡方统计量（CMIN）、适配度指数（GFI）、调整后适配度指数（AGFI）和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等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除获现能力在营业收入现金含量上的因子负荷不显著外，其余所有因子载荷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通过了t检验。

17个一级财务指标测量5个二级指标（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获现能力、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833、0.928、0.534、0.656和0.88，均达到了大于0.60标准。除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3外，其余因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3，且统计检验不显著，可以认为5个因子间相关性不显著，从而表明5个因子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它们作为企业绩效变量企业绩效的次级财务测量指标效果较好。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获现能力、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作为测量企业绩效的二阶变量，它们的因素载荷分别为0.94、0.68、0.81、074和0.79，组合信度为0.90﹥0.6，充分说明用这5个因子变量测量企业绩效的有效性，能够综合反映中小上市公司的绩效实现情况。其中，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的因子载荷要高于其他3个因子，且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达到了0.1%，这表明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最能反映中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或治理绩效。图1显示，偿债能力与成长能力以及盈利能力之间呈现较弱的负相关，这表明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稳健运营和发展壮大是以牺牲其对债务的偿还能力为代价的

（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原理以及理论假设，本文假定营销环境及其发展变化与企业绩效存在图2所示的结构关系。预计营销环境的变化到企业绩效的路径系数为正，而营销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符号无法预判，并假定营销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营销环境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即在营销环境到企业绩效的路径图中起到了中介和传导作用。

经分析，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多变量正态分布，这里采用Amos7.0结构方程专用分析软件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进行图2假设模型的适配检验。借助软件经过一系列的数据输入、模型评鉴和修正等技术性操作，得到了模型的各参数标准化估计解（如图3所示）。

标准化解：CMIN=406.864（p=0.081）， DF=256， GFI=0.903， AGFI=0.857， RMSEA=0.050

图3 营销环境及其变化与企业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分析的最终输出结果显示，模型整体适配情况良好。卡方值CMIN的p值等于0.081>0.05，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卡方统计量不显著，从而接受虚无假设——理论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与实际样本数据导出的协方差矩阵之间没有差异。检验模型与数据整体匹配情况的两个主要统计量即整体适配度指数GFI和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分别为0.903和0.050，分别大于0.90和小于0.80的适配标准，显示了模型有较良好的适配度。另外，鉴别模型契合度的衍生性指标即增值适配度指数NFI、RFI、IFI、TLI和CFI等均超过了0.90标准，衡量模型精简程度的简约适配指数PGFI、PCFI、AIC和卡方自由度比CMIN/DF等也都达到了相应的标准。企业绩效的5个二级测量指标因子负荷的共同组合信度为0.674，大于0.60标准，说明企业绩效的二阶测量模型内在质量较好。详细的模型检验统计量的分析结果以及各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参见表4和表5。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市场化进程可以很好地反映营销环境的综合情况，采用中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小上市公司营销环境测量指标的替代变量是可行的。治理环境变量营销环境的测量模型显示，在5个显性测量指标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6、0.89和085，这表明以上3个变量是测量公司营销环境最有效的指标，亦即表明这3个因素构成了我国中小上市公司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5个营销环境的显性度量指标的组合信度为0.847，说明营销环境的测量模型内在质量很好，政府干预、法制环境、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的发育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构成公司营销环境的重要因素。

2.从静态角度来看，中小上市公司的营销环境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假设一成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目前我国的公司营销环境总体比较良好，至少对于我国中小上市公司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人们普遍存在政府对公司干预过多、法律制度不健全、法治水平低下、市场环境恶劣等成见，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状况多有诟病，对公司经营、成长和治理的外部环境也往往持消极悲观的态度。

3.从动态角度来看，我国公司营销环境在2008年至2010年度三年间的变化情况与2010年的营销环境状况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对中小上市公司的发展没有帮助，反而对企业绩效的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在营销环境到企业绩效影响路径的中介或传导作用不明显，假设假设二未通过检验。究其原因，存在以下可能的解释：其一，市场化指数各年变化不是很大，用各指标的增长率作为营销环境的改善程度的替代变量可能不是很精确，模型中潜在变量营销环境变化的组合信度为0.545，没有满足0.60的理想标准。其二，营销环境的发展水平可能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经济大环境的发展情况，比如，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等。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软环境外，营销环境的优化也会与我国硬环境的改善息息相关，比如道路交通、信息网络等硬件设施的完善等。其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小企业群体中的佼佼者，中小上市公司的成长和壮大速度更是迅猛，但与此同时，经济、市场和法律等软环境的建立和完善速度却跟不上中小上市公司的发展和成长需要，从而严重制约着公司价值的实现，在实证结果中就表现出了营销环境的演进与企业绩效的微弱负相关。

4.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越高，表明政府对公司的行政干预程度越低，企业绩效水平也越高，这就证实了减少政府对公司行政干预的必要性。另外，潜变量营销环境变化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0，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环境的竞争加剧，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提升水平是衡量我国公司营销环境改善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

（二）启示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的能力，企业周围生态环境的好坏也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小上市公司营销环境的情况，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是构成我国公司营销环境的主要因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认为营销环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中小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总体状况良好，对公司价值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

应加快完善公司营销环境的步伐，使治理环境的提升水平尽可能满足中小上市公司快速发展和成长的需要。公司营销环境构成了公司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隐藏在公司治理表象背后的最深层次和最基础的外部因素，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时刻面临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挑战，公司要做到基业长青，必须使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与营销环境做到最贴切的拟合。同时，公司治理和营销环境的关系是互动的，为满足中小上市公司因快速成长而对周围生态环境适应性的需要，营销环境的发展和完善不能滞后于公司的发展步伐。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营销环境发展十分不平衡，虽然当前的治理环境总体上呈现好转的态势，并对公司业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发展和完善步伐远未满足中小上市公司快速成长壮大的客观需要。因此，当前我国应加速推进治理环境诸领域的改革进程，使其更好更快地推动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和公司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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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Listed Companies

WU 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