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

1 缘起

我们知道,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17种学科专业,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开设有教育科研方法课,但开设时间基本上是在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有了相应的研究问题后才进行,这样可以通过教育科研方法来促进对象的掌握和问题的发掘。同时,反映在不同的学历层次上,教育科研方法课大多开设在本科阶段,让学生对做科研从宏观上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在硕士阶段开设的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教育研究的内核,在博士阶段更是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果说教育科研方法顾名可思义,且其具体所指也的确相似的话,那么教育研究方法论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契合了。我们常常的感到教育科研方法课很难嗅到方法论的气味,而教育研究方法论课却又容易流于高高在上的说教,二者本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是两张皮,即教育科研方法是操作层面,教育研究方法论则是思想层面,全然找不到二者有机的融合和过渡,这恐怕是当前我们在教育研究上很多弊病得不到有效根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提升教育学的学科水准,促进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同时,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打通各个专业界限的有效武器。因此,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

2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和结构

2.1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最先由美国科学学家库恩(1968)提出,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由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经由后继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其中藤认为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综合的视角、一种分析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式,而古芭把它界定为“在受过训练的探询中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的信念。从广义上说,教育研究方法论有两种范式,即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也有将之称为定量与定性的,不过,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具体而言,则有很多种提法,罗斯威尔提出元客观主义与元诠释主义两种方法论范式,前者包括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与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后者包括现象学范式、存在现象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新实用主义范式与解释主义范式。古芭划分出以下四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以及建构主义范式。同时,也可以将某些范式归入定性或定量研究中再加以考察,如台湾学者陈伯璋先生将质化研究分为现象学范式、解释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论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以上的种种范式其实都介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建构/解释主义方法论这两种极端的范式之间。通过研究范式不仅有对具体研究过程的形式抽象,也有对形式抽象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既体现了某种方法论的研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方法论本身的反思,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古芭与林肯也同样认为要理解教育研究的范式必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次上进行。

讨论范式问题,对于我们把握教育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只有清楚的洞察研究者背后的思维范式,才可能对其思想和观点作透彻的分析,进而才有机会重建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2.2结构

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无形的范式影响下,不少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结构作了探讨。一般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按其从高到低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紧密联系的层次: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在早先时候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教育科学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作了阐释,他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横断学科方法论(包括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数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学科方法论。王坤庆继探讨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纵向结构后,又对其横向构成做了研究,他提出了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形成的静态模式和由它们的变形而产生的动态模式。此后,关于其体系构建较有影响者当数叶澜先生了,她在其专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对之作了系统研究,采取逐步聚焦的方法,将其划分成哲学层、横断科学层、专门科学层、教育特殊层。2000年以后,不少学者为了走出科学与人文范式的窠臼,且突出教育学科的特点,又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分类,例如,有人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应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这位持之以恒的学者,近来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体系的方法论原理,即哲学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总称。

当然,对之的探讨还将继续,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弄清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内部各层次的关系,以及方法论系统内其它学科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化机制。

3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性反思

既然教育研究方法论有很多含糊与模糊的地方,那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我们又能对之做哪些新的解读?叶澜先生在《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将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复合概念分解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并沿着第三条轨道展开陈述,即她选择了二分法而抛弃了三分或更多分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她提高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想法,更响应其将教育研究方法论定位为元研究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分法和对元的理解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试想,教育研究方法论在教育学体系中是比较深奥的一门课程,在一般研究者或学习者看来更是难以把握,因此,对之的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搭建台阶和阶梯,寻找中介和纽带,即教育研究方法论不应该是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而是要上得去,下得来。在此,我们不妨对其再行解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取出如下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而形成如下结构形式: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然后对这些组合进行逐一的鉴定和解读,再与当前传统的按照方法论体系构建教育研究方法论结构的观点做比较,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东西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论”的元含义,就不难挖掘出各个组合的深义,从而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教育研究方法论新的生长点。

我们在对文献的梳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教育方法的称谓上有的使用的是教育科研方法,有的则用了教育研究方法,相应地,对应的方法论前者应是教育科研方法论,后者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称谓占据着主流,因此,教育研究方法论也就成了学界约定俗成的标准用语。尽管如此,其背后还是有些猫腻,比如使用教育科研方法的往往更多的侧重于科学视野,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则侧重于人文角度,或者说前者推崇的是定量方法,后者青睐的是定性或质性方法。从称谓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更多的学者还是站到了人文和定性这一阵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可以从前几年对《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窥见一斑。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当前缺乏的应是科学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人文和定性,但仔细分析,却又有不妥,并不能因为哪个多哪个少就抑此扬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遵循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外在方法的比重大小,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平衡,实现和谐。

总之,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归宿应该是教育学科自身,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可以走外发和内生并行之路,且以后者为根本,具体地说,先从外部逐步聚焦,层层剥离,直至到达教育学科的内核,同时,要时刻想到和立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本身,从对它的解构形式中,寻找其自在的逻辑,让我们自为性的把握适应其自在发展的规律,通过内外协调,才可望看到教育学科的全景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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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2）

作者：孙绵涛

一、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成就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7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包括师范院校未真正开设过独立的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课程，只是在教育学课程中编写了一些教育管理(主要是学校管理)方面的有关内容。60、70年代，由于政治与社会动荡等原因，我国的教育管理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与发展。70年代中后期，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几所院校的研究者翻译了日本、英国以及苏联等国外的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论著，同时在师范院校开设了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等课程，也编写了一些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方面的讲义。尽管如此，却始终没有对教育管理学的理论问题和教育管理的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起步与重建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才蓬勃发展起来。3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教育管理学科研究的组织，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研究队伍。

同时，创建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分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其中，教育管理研究分会下设普通教育评价、学校管理体制、学校后勤、教育策划、教育管理学科、教育行政和教育效能等七个专业委员会。设立了教育管理专业，确立了教育管理学科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不少高等院校和教育科研单位设立了教育管理学系和教育管理学院，以及教育管理研究所和教育管理研究院，形成了教育管理专业的教师队伍，培养了一批教育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第二，创办了专门的学术期刊。

自改革开放以来，共创办了《中小学管理》、《教育管理研究》、《教学与管理》、《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中国教育法制评论》、《高校发展与评估》和《高校教育管理》等25份学术期刊。

第三，研究成果丰硕。

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共发表教育管理方面的论文68355篇，论著516部，其中，学校管理学论著就有165部；从“六五”到目前正在组织实施的“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教育管理方面的部级课题31项；在1989年、1999年和2006年组织的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共获得32个奖项。

第四，学科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的第一层次是教育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科，包括教育管理哲学、教育管理发展史、比较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心理学、教育统计、测量与评价、教育经济学、教育效能与教育领导等；第二层次是教育管理的专业基础学科，包括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第三层次是教育管理的专业学科，包括建立在教育行政学基础之上的教育政策学、教育法学、教育财政学、教育人事行政、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督导等宏观方面的教育管理学科；建立在学校管理学基础上的各级学校教育管理学，如学前教育管理学、中小学管理学、高等学校管理学；各类学校教育管理学中的普通学校教育管理学、职业学校教育管理学、特殊学校教育管理学等；各类工作领域中的教育管理学，如教学管理、德育管理、后勤管理、科研管理、体育卫生管理等微观方面的教育管理学科。

二、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特点

(一)在研究目的上，既注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又注重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服务

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方面，学者们在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普遍认识到，由于中国的教育管理学起步比较晚，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有比较大的差距，理论研究还不适应中国教育教育改革的需要，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的丛林中不被人们所重视。改变教育管理学科的这种状况是摆在每一位教育管理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升教育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品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初期为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的急需编著一些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的教材，翻译一些国外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著述起，学者们就开始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30年的探索历程中，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总的来说，主要是通过构建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和理论逻辑的形式，采取如下三种方式进行的。

第一种方式是从我国的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工作实际经验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如有一些当过校长和学校管理工作出身的研究人员对自己过去的管理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编写出了一些中小学校管理学和高等学校管理学的论著；一些理论工作者虽然自己没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为了能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深入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调查了解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以自身为主或与一些教育管理实践工作者合作编写出了一些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论著。教育行政学的论著一般是从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法规、教育预测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人事行政、教育财务行政、教育督导等这些宏观教育行政工作的实际范畴来展开论述的；学校管理学的论著一般是以学校教学、科研、德育、后勤、人事、经费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等管理工作的实际范畴为主，从中抽象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从学校管理目标、学校管理原则、学校管理过程和学校管理方法等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的；而教育管理学论著一般是以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两个方面为基础来加以论述的。[1]

第二种方式是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理论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共翻译西方教育管理的论著有51部之多。学者们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教育管理的理论，还对这些理论进行研究，从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政策理论、一般的法学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理论、控制理论和教育管理哲学理论的研究中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如有学者建构的教育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协调、指挥、沟通、控制和激励等范畴，就是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借鉴来的；有学者运用系统理论撰写了有关学校系统与控制的著作；有学者研究了西方学者的范式理论后，撰写了有关教育组织范式论方面的著作；有学者对西方当代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观进行研究以后，撰写了有关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方面的著作等。[2]

第三种方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对教育管理现象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如有学者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观点对教育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考察后发现：教育管理现象就是由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机制和教育管理观念这四个范畴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然而，教育管理活动的开展，教育管理体制的构建，教育管理机制的运行，以及教育管理观念的产生是离不开人这个范畴的，对教育管理学进行研究，也需要对教育管理学科进行研究而形成教育管理学科论这一个范畴。因此，教育管理学就可以用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管理体制论、教育管理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和教育管理人论这六个理论范畴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3]此外，还有学者专门以教育管理的学科理论为研究对象，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教育管理学科论方面的论著。[4]一批博士研究生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一些教育管理的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教育管理研究的专题论著。[5]

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服务上，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是通过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决策，参与指导学校的教育改革实践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关于参与决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教育管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多次应邀参加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这些学者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国家重大教育政策法规的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为国家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关于指导学校改革实践。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许多学者积极参与和指导学校教育改革的实践。学者们认为，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成效主要在于校长素质的提升，而提高校长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校长进行培训。因此这些学者长期热衷于校长的培训与提高工作，不仅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研究，而且还具体参与和领导校长的培训和提高工作。这些学者的研究和工作，为有关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校长培训，为我国百万中小学校长实现持证上岗和全员提高培训做出了贡献。还有的学者运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深入一些省、市、县区和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一起从事教育行政改革，与校长和教师们一起从事学校的教学、德育和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实验。这些改革与实验为建设教育强省、教育强市和教育强县，为改变这些学校的面貌和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研究方法上，由开始比较关注一般研究方法，到后来更关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探讨和运用

教育管理学在恢复重建时，学者们对其研究方法论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大多数学者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在论著中对文献法、调查法中的访谈法和问卷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对这些研究方法在教育管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一些一般性的说明，还谈不上是对这些具体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仅仅说明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于是，学者们开始注重对国内和西方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6]关注研究方法的全面运用，以及把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后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层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试图构建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从研究范式来看，研究范式是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它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有两种研究范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7]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有三种基本类型：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8]有学者对西方的范式方法论进行研究后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和符号互动范式。[9]

从方法论体系来看，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应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方法技术三个层次；[10]也有学者在对西方元范式方法论、一般范式方法论和方法范式方法论评析的基础上重构了新范式方法论，把这种新范式方法论分为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分析了这种方法论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研究。[11]

(三)在研究内容上，对一般研究领域进行拓展的同时，重视对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研究

在对一般领域的拓展方面，教育管理学由开始比较关注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到后来扩展到以大教育管理学的视野，关注教育管理基本理论领域，如教育管理哲学、比较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史(包括教育管理学史)、教育管理心理、教育评价、教育效能和教育领导等领域的研究；深化宏观教育管理领域的教育政策、教育法、教育规划、教育人事、教育财政及教育督导的研究；深化微观学校管理领域，即学前教育管理、中小学教育管理，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各级学校管理、普通学校教育管理、职业学校教育管理、特殊学校教育管理各类学校管理的研究，以及各种学校管理工作，如教学、德育、科研、后勤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批著作或教材，为教育管理学理论及实践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2]

30年来，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始终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如在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中，一些学者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探讨；[13]不少学者对20世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方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新时期教育方针的科学表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14]关于素质教育，不少学者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应试教育”的弊端，高考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5]在主体教育观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教育观和教育管理观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主体教育管理观的思想；[16]在关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研究中，对我国教育法的体系，学校法人地位、我国教育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7]在对就近入学政策、高校收费政策、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大学扩招政策等国家重大政策的改革中，学者们对这些政策的一些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为这些政策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在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学校治理结构进行了新的探讨；[19]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制度和机制创新的改革中，有学者对教育体制和教育机制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构建了教育体制理论和教育机制理论，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制度及教育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20]

(四)在学科体系上，既注重探讨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注重研究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对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有学者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归纳，认为有要素体系说、经验体系说、板块体系说、职能体系说、工作体系说、系统体系说和综合体系说，并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教育管理基础、教育组织发展、教育管理过程、教育资源管理和教育管理环境这几个部分，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由基础理论类、应用理论类和技术方法类三类学科组成。[21]有学者从著作体系和教材体系两个方面，对作为一门学科和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著作体系和教育教材体系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著作体系是由研究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所形成的具有严密逻辑范畴的知识体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教材体系是由教者和学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所形成的具有严密逻辑范畴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著作体系是由教育管理现象学、教育管理元学和教育管理方法学几个学科范畴所组成的体系；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教材体系是由教育管理学的基础学科、专业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所组成的体系。[22]对于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体系，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教育管理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23]对于学科群体系，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出现了以权力分配为中心的行政学、法学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研究人的特点为中心的行为科学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组织理论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和以系统理论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24]

也有学者在对教育管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具体编撰过程中，对教育管理学某一分支学科的体系和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群体系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撰写的教育行政学，其体系由教育行政主体、教育行政客体和教育行政手段与职能这几个部分组成；[25]有的由教育行政目的论、教育行政法制论、教育行政组织论(组织原理、组织系统和组织管理体制等)和教育行政活动论(以教育行政的因素和职能两方面为视角论述教育行政的基本活动)等几部分组成；[26]有的则由总论、组织与运作论、领导与效能论等三部分组成。[27]也有学者以编撰教育管理科学丛书的方式，从哲学、心理学、历史、比较的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教育管理学学科群的体系进行了探讨。[28]上述这些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的不同认识和研究都直接促进了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三、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后出现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教育管理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而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一个学科。笔者认为，把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既不利于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不利于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建设与发展。这是因为，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虽然在研究内容上确有共同之处，但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不同的。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制、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人事管理、教育经费管理、教育业务管理和教育督导评价及教育管理方法等。教育管理学研究中当然要研究经济问题，但这里的经济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及使用问题，如教育管理学和学校管理学中研究的经费管理问题，教育管理学科中的教育财政学研究的教育经费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而教育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及使用问题，更主要的它要研究教育的供求关系、教育投入与产出，教育人力资本及教育的产权等问题。从从属的一级学科来看，教育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归属为教育学和管理学，而教育经济学的一级学科归属为教育学和经济学。虽然两个学科都可以归属到教育学一级学科，但它们所归属的另一个一级学科却是不同的两个一级学科。把这两个学科合并到一起后，由于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从属的一级学科不同，当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学者在一起评审课题和奖项时，往往出现两个学科的学者不太熟悉对方学科的情况，而最后又不得不将两个学科分开加以评审的现象。在学科的具体活动中，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以及学会等的活动事实上还是各搞各的。考虑到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中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管理学科所作的研究涉及的只是教育管理学科而并未涉及教育经济学科。

第二个方面是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工作的归属问题。1998年以前，教育管理学一直是从属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那时教育管理学科学位授予、课题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进行的。1998年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重新调整以后，将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就划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权的评审活动只能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里进行，学位既可以授教育学的学位也可以授管理学的学位。然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还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里进行的。同一个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这样就使得教育管理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因此笔者建议，教育管理学科的学位授予、课题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要么统一放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进行，要么放到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中进行。这样会更有利于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二)学科研究成果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改革开放30年来，学者们通过参与教育决策和指导教育改革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教育管理学科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教育管理学科研究成果在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推进教育改革，依据的主要是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不太看重教育理论；对于学校来说，需要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来提高教育质量，而对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都比较谨慎；对于教育研究工作者来说，大多数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将自己的成果运用于教育改革实践，而主要是为了职称的评审和聘用等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于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本身来说，这些成果一般体现在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等的改革方面，而这些改革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学校来说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都不敢轻易采用学者们在上述这些方面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来进行改革。因而，要进一步发挥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要提高对于教育理论对教育改革作用的认识。教育改革固然要依据国家的方针政策，但既然是教育的改革，应主要按教育改革的规律办事，教育改革的规律既可以反映在方针政策之中，也可以反映在教育的理论之中，教育改革既要按反映教育改革规律的方针政策办事，也要按反映教育改革规律的教育理论办事。对于学校来说，应该认识到，教育质量的提高依靠稳定的教学秩序是需要的，但更需要教育改革来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提高参与教育改革的认识，教育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利于研究者自身的发展，还要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要把有助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只有社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于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所表现出的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要认识到，正是因为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具有这样的特殊性，所以这些研究成果才对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为积极而又审慎地推进教育改革，避免教育管理研究成果的这种特殊性可能会给教育改革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可以以区域改革试验区和学校改革实验点的形式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待被实践证明这些成果行之有效时，再来推广应用这些理论成果。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3）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费孝通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4）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9-1166-05

A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N Chun-li, CAO Li, SUN Jin-hai, WANG Qiu-hua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the recent ten years, researches on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ve been fruitful. Inter-subject and applied researches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and the field and content of study is extended. Also the base of discipline is formed. However, the basic theory is also in weakness, the development of branch discipline is lack of balance. The research has not been well integrated and stereoscopic and reticula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hasn't been forme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should be enhanced in essence basic and research atmosphere building. Increas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cholars, asking for help from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and achievement, and realizing integral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es with the sports practice are ways to new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China;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置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学中的地位。近10 a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促进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持续、快速发展。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1.1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1997年至2007年，我国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310项，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 073项。立项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以及资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1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200余部。其中，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体育经济学领域、体育史学领域、体育管理学领域、奥林匹克研究领域、体育新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一门体育科学新学科的形成，总是有其学科的性质、学科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内容等基本要素所构成［1］。

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有人提出但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它从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丰富的理论素材，又从人文社会诸学科中得到理论支持；它既指导、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实践，又从体育的角度充实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宝库，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2］。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3］。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应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社会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3］。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可分为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个别方法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是指揭示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共有的最一般规律、最一般本质、最一般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如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方法论。特殊方法论是指揭示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阶段的特殊规律、特殊本质、特殊性质的方法论。如提示运动训练领域、运动训练规律的方法论体系。个别方法论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种具体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适用于体育教育学的体育技术教学法等，其特点是适用对象的狭窄专一、普遍性程度低，个体经验性和程序操作性并存［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社会调查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当前研究者所构建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二分法”，即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展开的，故把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个不同领域的平面性结构。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已初步确立。当前，研究者所确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是基于三级学科展开的。正如此研究者所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什么，大体可把它看成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从体育二级学科分野来看，它们内容就更加广泛，它包含几十门甚至更多的学科。我们殚精竭虑，也无能力包揽如此浩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只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2］。目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主要有：体育人文学科类的研究内容（如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休闲娱乐理论、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科类研究内容（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和体育传播学）。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概论、体育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研究、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法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比较体育研究、体育美学研究、体育伦理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3］。

1.3体育实践领域的扩展和多学科理论的引入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80年代以前，由于受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范围也比较单薄。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环境各要素及其总和对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又常常把研究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体育实践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沿着经济维度的扩展，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延伸，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当代任何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也是一样。探索体育运动中这些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研究。离开了现代科学众多学科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体育科学便失去科学基础。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科学，应用在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文社会学科及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认识能力，而且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科研水平，扩展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

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9个重点研究领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

1.4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分支学科纷纷创立随着我国体育实践的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演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及计算机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6］。据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37%，多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65%，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生态学、行为学、人类学等，学科渗透与交叉的研究趋势明显［7］。

随着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体育理论框架结构显得狭小而又陈旧，已容纳不下现代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人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文化学等便以强劲的势头出现。

1.5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外国体育人文社会领域著作方面成绩显著， 2003年由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组织力量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产业MBA经典译丛"，包括《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营销学》、《体育运动管理》、《体育财务管理》、《体育传播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200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主持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体育新闻报道》。翻译引进的其他书籍还有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事会的《体育科学指南》、《国际体育管理》、《体育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管理的基础和应用》，《国际体育管理》、《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6］。这些国外成果的引进对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否跻身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6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根据邓小平同志“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指示，多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多集中于体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在体育应用研究上如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的特征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研究、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体育法制化的研究、体育经济问题与市场开发研究、体育经济政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研究、体育产业化研究、北京奥运会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这种状况鲜明地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上。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近几年，体育学研究视野明显拓宽，研究方法有所改进，选题针对性逐步加强。应用对策性研究，特别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课题数量增加……”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本年度课题……要重点把握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2003年和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紧密围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研究内容要着重研究体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兼顾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着力推出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设置了应用对策性研究，近三年所占比重为37.0%（表1）。

在课题立项上，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突出。在最近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中，应用研究型课题占总立项数的43.9%（表2）。这说明，10年来体育学基金课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现实的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名义上已成一门二级学科，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作为实体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实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学科形成的一些标志性构成要素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还不清楚。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包含了哪些理论？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提炼出来。整体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许多领域尚处于引进相关学科及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2.2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能脱离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发展实状，不能脱离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基本脉络，更不能脱离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脱离上述各种条件，去凭空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思辨地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的思路会导致学科体系建设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8］。

现代科学体系和当今体育科学体系以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这一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

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有两个基本范畴，即“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8］从学科构建、传播、应用与更新的过程看，特别是从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为了回应体育实践与改革激发的新问题与新课题，除了在“学术学科”建设方面的任务外，还有人才培养及教学需要提出的“学校学科”建设的任务。初创阶段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学术学科”与“学校学科”两者并重的。

另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是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的有机体［9］。所谓体系结构，指的是由哪些理论知识单元构成，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单元如何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结构组成统一的整体。其结构特点，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严密的而不是任意的优化组合。所谓结构体系，指的是有哪些部门和分支学科，这些部门和分支又如何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共同构成学科的整体。前者是研究理论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问题，后者是研究学科的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两者的和谐统一，就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有机体，即学科体系。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时发现，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划分为两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即体育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和体育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平面性结构；还只是一个“学术学科体系”，缺少学术学科体系；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系，缺少体系结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

2.3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有发展较快的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有需要提升的学科，如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有需要扶植的学科，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有需要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学科，如体育史；有后继乏人和理论难以创新的学科，如体育美学；有需要摆脱母学科教条的枷锁，求得新生的学科，如体育哲学［10］，这种学科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特征，在总体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4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与当代中国体育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信息量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借助和吸收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跨学科、交叉学科人员，进行综合研究和协同攻关。任何某一个人、单一学科角度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都将存在其局限性，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在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单兵作战多，互不配合，联合攻关少现象十分严重。另外，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重复研究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总体实力。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对策

3.1加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本体理论研究学科的本体理论是指学科自身的理论。它是通过阐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领域和范畴，学科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内容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的理论。因此，它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导向理论，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包含十几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及数十门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但三级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意味着二级学科的真正建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体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的出现，学者们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应用对策性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缺乏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成果偏少，以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几乎成为“空架子”。这种忽视学科本体理论研究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因此，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现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走出困境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应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二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类别划分及其科学性、学科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2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自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时至今日，虽然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等进行过探讨，但就总体而言，从学科角度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太少，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派和理论，无不是在长期激烈的相互论争、相互批判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必须走勇于批判、民主论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之路，而这条路是以浓厚的学科研究和探讨氛围为前提的。

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建设好学科研究的队伍。在全国要形成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形成若干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排头兵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展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鼓励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相互论争、相互批判、自我扬弃。再次，以课题、项目招标等形式，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员组成学术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最后，建立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对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对其团队、集体、个人要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

3.3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在当前学术研究浮躁和日益功利性的背景下，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自觉意识水平必定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能力。这是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不断超越的能力。因为只有研究者具备了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不断引发和引导人们对未来美好体育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人的能力的不断发展中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有着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促使体育人文社会在历史的积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再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批判与反思能力。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的特征，决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的流变性和相对性，要求它随体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复杂性的科学，对同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同时出现多种理论和观点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有些理论与观点可能是相对立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批判与反思能力。

3.4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各门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然与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的整体”。［11］由此看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也应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勇于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社会现象，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体育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加以分析，才可能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12］因此，从此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可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模糊数学、灰色理论、仿真技术、生态学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工程学理论等已成功地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并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飞跃式发展。

3.5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是对体育实践的反映，体育实践的性质、其开展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只有在体育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理解和规定。同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也指导体育实践、规范体育实践。体育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步，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因此，从此层面上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应与体育实践高度融合，走一体化之路。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以体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走向具体的体育实践，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密切关注体育实践的进程，主动与具体的体育实践主体进行交流、沟通，并通过实际考察去认识体育实践的真实面目，了解体育实践主体的真实需要，从而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体育实践主体的科技联合攻关、服务关系，从而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体育实务部门认识到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寻求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有部分体育实务部门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以至于遇到难题不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交流或开展合作研究，而是自己研究、自我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诚然，在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队伍中存在些喜欢生造理论者，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渴望获得体育实务部门支持和帮助的业务好、能力强的务实者。为此，体育实务部门应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课题条件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再次，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体育实践是检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不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又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看，影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体育实践主体工作目标与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目标不统一、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动力不足、对科研人员实施的科研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激励不够、各体育实践主体信息沟通不够。为此，当务之急，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机制应从完善成果转化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入手。

4结论

1) 近10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2) 近10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表现出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的特征。

3) 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以及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4)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加强本体理论研究，现阶段应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实现突破。

5)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培养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提高研究主体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的能力和批判与反思能力。

6)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注意营造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开展研究。

7)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同时要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最终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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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潘连根. 从科学学的角度看档案学的学科体系［J］. 山西档案，1995，（4）：13.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5）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104-04

一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是学科确立的几个重要因素。其中，定义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又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条件。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学科性质是一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将原体育学中的11个二级学科合并为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4个二级学科。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由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学两门学科组合而成的交叉性的综合学科。这标志着体育教育训练学首次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之中。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体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也是其所属三级学科的“母学科”，对其所属三级学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及成果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还相当匮乏，特别是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学科规范方面的系统性成果不多。因此，分析界定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对于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这一称谓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出现，它是体育学下属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是由此前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及运动训练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而成。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活动作为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源泉。换句话说，体育教育训练学源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其建设和发展也依赖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它是对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活动进行理性思维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同时，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关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知识体系，对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给出了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基本定义：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通过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和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

黄汉升（2003）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研究体育领域中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旨在通过对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指导如何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育人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与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研究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1］

综合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历史演进、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体育教育训练学的表述以及黄汉升教授对体育教育训练学下的定义等各方面信息，体育教育训练学可以定义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问题的学科。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是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两大领域，涉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

2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围绕我们的物质世界及其在人的意识中反映的形态。研究对象不依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选择并组成认识的客体。［2］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研究对象的界定既不能过于宽泛、抽象，也不能过于狭隘、具体，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界定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

关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6）

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将原体育学中的11个二级学科合并为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4个二级学科。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由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学两门学科组合而成的交叉性的综合学科。这标志着体育教育训练学首次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之中。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体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也是其所属三级学科的“母学科”，对其所属三级学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及成果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还相当匮乏，特别是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学科规范方面的系统性成果不多。因此，分析界定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对于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这一称谓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出现，它是体育学下属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是由此前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及运动训练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而成。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活动作为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源泉。换句话说，体育教育训练学源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其建设和发展也依赖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它是对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活动进行理性思维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同时，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关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知识体系，对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给出了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基本定义：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通过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和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

黄汉升（2003）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研究体育领域中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旨在通过对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指导如何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育人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与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研究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1］

综合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历史演进、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体育教育训练学的表述以及黄汉升教授对体育教育训练学下的定义等各方面信息，体育教育训练学可以定义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问题的学科。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是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两大领域，涉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

2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围绕我们的物质世界及其在人的意识中反映的形态。研究对象不依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选择并组成认识的客体。［2］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研究对象的界定既不能过于宽泛、抽象，也不能过于狭隘、具体，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界定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

关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

在1997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使得研究范围变窄。因为，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理论一般相对于“事实”而言，是对“事实”的抽象和概括。其基本要素是概念和解释。方法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中，还有大量的现象和问题不属于理论与方法的范畴。同时，除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还有具体的理论与方法。因此，这种表述不太严谨。

王晓东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逻辑起点是运动技能教育。［3］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但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并不能推导出运动技能教育是学科的源头，也不能成为联系学科各范畴的关键点。显然，除了运动技能的学习以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还把体能训练（或身体素质训练）作为重要研究领域和工作内容。

黄汉升教授（2003年）从矛盾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针对体育教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独特的运动矛盾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体育领域中的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的科学问题。［4］本研究更倾向于黄汉升教授的观点。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5］从科学分化出的学科其最终的目的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美， l?劳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它必须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指科研人员基于特定的科学知识背景和特定的认知目的而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或疑难。［6］因此，本研究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但这一界定仍然存在过于宽泛之嫌，因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都是非常大的概念，它们是实现体育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而这些手段和途径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身体活动或锻炼行为来完成，而这些活动和行为恰恰是通过一个个运动项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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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给体育教育训练学一个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即：运动项目教学与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为什么前面加一个“运动项目”作为定语·首先，任何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运动项目，无论这个项目是奥运项目，还是非奥运项目，是西方的体育项目还是东方传统的项目，是正式的运动项目，还是自发的锻炼方式，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换句话说，没有运动项目就没有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离开项目谈教学、训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在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多数院校是按照运动项目来划分专业方向。研究生们在各专项的教学与训练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第三，在一些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专著中，研究内容也多以运动项目的教学和训练为主。

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3.1 体育的本质

3.1.1 体育概念的整体观

关于体育概念和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历经百年，仍然没有定论。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体育的本质以及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还倡导，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7］在这里，毛泽东把体育看作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世纪70年代起，各种争论继续，概括起来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教育说，即体育的属性是教育。美国的《韦氏大辞典》对体育的定义是：“体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方面，它采用运动活动和有关经验从心理上、体力上、道德上、精神上和社会上来使个人充分发展，使他成为国家和世界上的一个有用的公民。”前苏联《体育百科全书》(1963年版)也有类似的界定：“体育，整个来说，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体能全面发展，形成和提高人的生活中主要运动技能和本领的有计划过程。”任杰等认为，体育在本质上不是一种通过身体而是一种针对身体的教育，他的独特功能是育体。［8］二是社会活动说，认为体育的本质必须从教育和文化两个范畴来认识，同时，体育不仅具备生物学特征，而且还具备社会学特征。［9］三是技能说，例如费尔辛(1967)和齐柯勒(1968)的定义认为，“体育是把运动作为一种技艺、科学和有意义的过程来进行学习。(费尔辛)” ；“体育的普遍定义是作为志愿和有目的的人类运动的技艺和科学。(齐柯勒)”［10］。第四，生活说。卢元镇认为，虽然有一部分体育技术从生产劳动技术移植而来，体育也可以作为传授劳动技能的辅助手段，但是体育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11］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体育是一个大的概念，给它下定义既要有符合定义的逻辑，又要结合当前的体育实践，不能仅从字面意思来臆断。体育界的前辈熊斗寅先生在1996年给体育下过定义：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2］本文基本认可这个定义的基本内容，但该定义过于强调了体育对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现代体育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作为一个定义，内涵过于具体，外延相对就会越窄。因此，这个定义是不完整、不全面且过于具体的。本文给体育一个新的定义：体育是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3.1.2 运动是体育的核心

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运动”，人们常常把体育和运动放在一起，那什么是运动，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又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运动是一种涉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一套规则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通常具有竞争性。在体育领域，运动一是泛指身体活动的过程；另一个含义是指体育的手段，其中包括各种游戏和专门的运动项目。在辞海中，运动是从事体育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包括旨在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和充分发展身体机能的各种锻炼方法和活动项目。［13］可见，运动既指称锻炼方法又指活动项目。

在体育学者的眼中，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同样密切。李宗浩认为，只要是体育，必然离不开身体运动。没有身体运动的体育和体育离开身体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称身体运动为体育的核心手段。［14］唐炎等认为，“运动”是构建“体育”的一个核心要素，用当前广泛流行的博弈论话语来说，运动是体育的“关键加入者”。［15］韩丹在研究了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编定的《体育与运动词汇》中关于体育与运动的一些概念后指出，人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动作总称，是体育和竞技的行为根本和逻辑起点。［16］还有的学者认为，运动是体育的核心和基本手段，没有运动，也就无所谓体育。茅鹏谈到，运动是体育的资源，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运动客观地给体育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无穷活力。［17］常先厚认为，国人为了达到强化体能的愿望，从而以各种“运动”作为内容，通过运动达到“育体”的目的。［18］陆作生给体育进行了重新定义：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尽管本文不赞同这个定义，但他把运动作为体育核心部分的观点还是值得借鉴的：那么体育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即使暂时还不能准确回答，我们也能认识到这(本质)内涵应突出“运动”这一概念，体育不是因运动不断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吗·现在这些体育活动不也没离开运动吗·［19］

综上所述，运动是体育实践形态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体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实践手段。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20］而运动项目是运动的具体形式和表现，它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也反映了体育的基本特点。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才是体育区别于音乐、舞蹈等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核心和根本。转贴于

3.2 体育学的性质

上世纪八十年代，体育界对体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和讨论，最终，多数人的意见是，体育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育科学中存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21］近年来，仍有很多研究者对体育学的性质进行探讨，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体育学归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下这一定位，指出，体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体育并不是单纯的人体的生理运动的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体运动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现象。因此，以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体育学，应归入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22］田野等认为，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揭示体育内部和外部规律的一个系统的学科群。体育科学研究的主体是运动的人体，因此，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23］

在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教育学的属性。

张岩认为，体育学没有自己的核心学科。体育科学体系众多体育学科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散发、辐射至体育领域，与体育实践、体育现象及体育学的经验材料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现象的成果。体育科学体系结构的这一特点表明，体育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体育科学体系整体上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科学性质。［24］综上所述，虽然体育学的属性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但多数的学者认同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或者是一个系统的学科群。然而，作为一个被众多学科分类体系所承认的独立的学科，体育学的存在一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学科的性质及其体系应该是明确而具体，且层次清晰的。如前所述，运动是体育的核心要素和基本手段，运动项目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因此，与其说体育关注的是人的身体的发展，不如说体育是以运动为核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来为人提供健身、娱乐服务，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定位体育才更为贴切，也更符合体育的特点，也正是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3.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分类基础上对某一学科基本形态与本质特点的界定。有两种界说学科性质的思维路径：其一，依据学科理论来源或者依据学科功能；其二，该门学科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

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分为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尽管四个二级学科是并列的关系，但综合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属性等几方面特点看，它们还是有性质和层次差别的。

在这四个二级学科中，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应用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体育决策的建议，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运动人体科学是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医学等在体育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它们显然具有各自母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以武术、气功、养生以及其他民俗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为它更多地从民族学和传统学、体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当前这三个学科当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内。［25］但也有作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门超级交叉学科，很难说是归属那一门类，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教育学和训练学理论与方法，且需要借助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其他三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所有理论，更有他自身独特的一套技术和理论体系。［26］总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领域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学科所涉及的各种运动技术的应用性研究、传统体育的人文社会研究和与其它领域相融合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它还具有不同于现代体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以体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为基础，综合了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方法论，并密切联系社会学、生态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对我国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它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性的、综合性的交叉性学科。［27］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除体育教育训练学外的三个二级学科，要么是其它成熟学科在体育学的渗透和深入，要么是运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体育实践中的问题。都不是体育学所专有的、独立的本源性学科。

考察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到底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第二，它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第三，它在科学体系中属于哪个层次·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7）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5—0001—07

1988年，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所著“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一书的中文版《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出版，其中伯顿·克拉克指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2001年，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指出：“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积极发展。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探讨日渐深入，人们普遍认为多学科研究开辟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境界，是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取向。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内涵及特征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归属

关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至今尚无定论，目前有研究视角说、研究方式说、具体的研究方法说等。但是笔者认为，多学科研究在性质上应归属于方法论，原因在于：

1 从概念分析来看

关于方法体系的理解，目前一般基于以下几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面。米尔斯认为：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方法论的性质是一般性的，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步骤。方法论应该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关于方法之所以成立的理论依据探讨，是为各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以及对分析问题的方式、切入点和研究路径的总体说明和宏观指导。二是研究方式或研究路径层面。目前，人们比较公认的有两种路径，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三是具体方法层面，即在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方法途径，如参与性观察与非参与性观察、自然实验与实验室实验、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四是关于研究的规范与伦理，指研究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操作规范、规程。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等用作“武器”来分析、解读高等教育自身的现象和问题，是对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以及以不同学科研究范式表述及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式、切入点和研究路径等进行的一般性的说明，即主要阐释的是研究方法中的理论基础问题，并不是给出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由此可见，就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分析而言，它不可能归属于方法体系中的后面三个层次，其本质特性与关于方法论的概念分析是相契合的，因此，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在性质上应属于一种方法论。

2 从多学科研究的缘起动机来看

从多学科研究在高等教育中被首次提出和运用开始，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就是以方法论来看待它的。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的中文版序中，伯顿·克拉克指出：“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开展的广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它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译者前言中王承绪也明确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评价也是：“这是一本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多学科观点研究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将多学科研究作为方法论符合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初创的动机。

（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解读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8）

《中国音乐教育》(以下简称《中》)杂志作为部级音乐教育期刊，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刊载的学术论文既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状况的重要反映，也是音乐研究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试图对其2007年刊发的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进行元分析，以使我们获得关于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要信息，并针对研究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促进本领域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水平。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1　研究方法

选取《中》2007年1至12期刊发的所有学术论文(外文翻译除外)作为样本，总计160篇。根据论文的题目和原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将160篇文章从研究方法的类型、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数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Excel 2007统计工具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　概念界定

有关音乐教育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着不同的划分。本研究借鉴徐辉等人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中的归纳，将研究方法界定为“定性与思辨”和“定量与实证”两大类。其中定性与思辨研究是指采用经验总结、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特点是：从材料来源看，大部分材料是采用他人研究成果或从书刊中获取的，材料的引用与分析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自发性；从研究工作空间看，绝大多数属于“书斋式的研究”，即坐在书桌边、在图书馆中进行的研究；从研究方式看，主要是通过个人悟思、哲学分析、文献概括、归纳演绎等思辨的方式进行；从研究成果的性质看，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哲学性的、主张式的或指示性的。定量与实证研究主要是指对原始材料进行收集及系统的实证性分析，主要采用实地或现场的调查访谈、量化分析、客观性的语言陈述等手段，其具体包括观察方法、调查方法、个案研究、数学分析、实验方法、多学科方法等。

三、研究结果

1　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统计表明，在160篇论文中，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50篇，占总数的93.75％；运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论文10篇，仅占总数的6.25％。

2　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

关于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如表2、表3所示，在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属于感悟性思辨的论文比例最高，占此类论文的93，33％；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运用方面，使用调查方法的文章居多，占此类论文的80％。图1、图2是对研究结果的直观呈示。

四、思考与建议

尽管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音乐教育教学规律、改进音乐教学质量、提高音乐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优秀作者，但是，总的来说，目前音乐教育研究的现实仍不容乐观。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水平，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

1　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和规范意识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过程是科研论文的重要内容，体现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同时，也是研究者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的重要保障。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些运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带有明显的经验陈述或工作体会的色彩，其在论文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规范性方面还有待提高。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思辨指的是在较高层次上对实践与问题给予关注，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演绎等方式获得认识，其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均体现一种严谨的逻辑安排和因果关系。如获至宝果仅仅依赖意念上的主观思考，其研究结论是不会有足够说服力的。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运用定性与思辨方法时应注意提高思辨的抽象性、概括性及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有部分采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问题设计、调查对象选取及信效度检验等方面存在着技术性的失误。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拥有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和一套完整的技术操作程序，包括提出假设－概念化－操作化－选择适当的方法一搜集资料一证实、证伪研究假设等。为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定量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这是提高音乐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与使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素养，而这种素养的训练和养成一方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制度性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学术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广大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自觉树立科学观念，积极提升自身的科学研究素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挖掘音乐教育领域学术创见的应用价值。这对提升我国音乐教育科研水平，规范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过程，解决音乐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及增强国际学术交往中的话语权等均具有重要作用。

2　掌握并运用多元化的音乐教育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目前，在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重定性轻定量、重思辨轻实证”的研究取向比较明显。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论文多以感性思辨法和调查方法为主，其他研究方法则少有涉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者比较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意识。

现代学科演变的趋势表明，一门学科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充分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而往往需要采用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音乐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复杂性、动态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更是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多层次、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各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应将定性与定量方法加以有机结合，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灵活地利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和揭示音乐教育的本质与规律，这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同时也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研究者还可以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如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引入音乐教育研究领域，这些相关学科特有的、成熟的学术规范，可以为音乐教育学科知识的产生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也可以丰富音乐教育的学科内容，使音乐教育的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综合化和现代化，从而拓展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促使更多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的诞生。

3　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努力成长为研究型教师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9）

民族教育学(Erhnic 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三、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管是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对象共同的特点是多民族国家中处境不利的弱势族群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分别被教育学和民族学作为其研究领域。如果从教育学的分支研究领域来看，民族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当属于社会科学，但作为认识现象，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相对独立性。民族教育学的性质由此而确认为二重性学科或跨界性学科。这一理解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相一致，因为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民族教育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教育学的体系分为宏观层次的理论教育学，中观层次的部门教育学、边缘教育学、教育活动与过程，微观层次的应用教育学等三层的话，民族教育学就属于中观层次的边缘教育学领域，它和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等是同位学科，是教育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如果从民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学又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民族学学科中的民族文化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学等是同位学科，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教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要时刻关注这两门学科中的理论成果。第三，民族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应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四、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内容

1.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随着民族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素材正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民族教育学中的双语教学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逐渐完善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2.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是民族教育大厦的基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把握基本的规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特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问题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体系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对民族基础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为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

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着高素质的人才，是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体系问题、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问题、民族学院的办学之路、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改革、民族高等教育的投资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普及与提高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

4.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我国民族教育历来采取特殊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咨询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理论上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依据，创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从实践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咨询服务系统，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服务。

5.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模式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语教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中，较普遍地开展了双语教学，与此同时，双语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在十五期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同时，双语教学的不断推进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十一五”期间双语教学领域还将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实践模式研究、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历史考察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普遍规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双语教学的比较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领域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双语教学的多样化模式。

6.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实施，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由原来的民族语文的单一课程向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转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研究、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研究、民族地区课程体系研究、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多元文化课程的比较研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开发利用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的建构创造条件。

7.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十五”期间，这一领域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理论，“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翻译介绍相关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外，研究重点将放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间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两大领域，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将在我国民族教育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进展、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民族教育及其研究走向世界。

8.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教育问题研究。民族认同原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在近年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心理教育问题研究却成了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民族认同的特点、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特点、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回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无神论教育、民族认同与学校德育等。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任务在于正确理解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德育问题，为培养合格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

9.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我国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领域“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并以民族教育行政研究、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基础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地区非正规教育管理研究等领域为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通过对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我国民族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学，进而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

五、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细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发现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一般的科学方法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胡适先生曾总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属于此类。“假设”说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庞迦瑞的《假设与科学》一书，后逐渐流行，并在社会科学中以“假设”代“规律”，因为科学上所谓的“规律”往往被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不管是“规律”还是“假设”，其实都不是社会科学中，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特有的方法，而是来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历史学的文献法与训诂法、心理学的实验法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严格地说，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边界区分，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却没有明显的方法边界。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共享同一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共同使用“方法网”。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要证明教育学没有方法，我们只是要明确，教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教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为己用的。这就提醒我们，是该学会放弃那种追寻独有方法理想的时候了。

教育学没有独有的方法，并不表明教育学会依附于其他科学，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心理学并不是死抱实验法不放，而是以实验法为突破口找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的途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决定了其方法上的综合性、多样性。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中得到启迪，而非仅仅是模仿的话，教育学的研究就大有希望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民族教育学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教育学确实有一些主要的方法。

第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民族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指方向，二是给方法”。我们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即一方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代替民族教育研究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漠视与怀疑的错误做法。而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很强的学科，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来自自然的，有些是来自社会的，而有些则是来自历史的，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单一的政策和方法解决的。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在比较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时，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民族教育学的“母学科”——教育学在继承和运用科学方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法，如，经验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些方法也适合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充。

第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田野工作法、类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等，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样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总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和性质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另外，随着民族教育学的不断完善，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会逐渐被引入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最终必将形成民族教育学主要的研充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若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

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篇（10）

“学科是什么”，中外学者见解不一，众说纷纭。美国的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的分支以及围绕这些知识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法国的米歇尔•福柯认为：学科是一种社会规范，是在社会监控、规训大众的实践中产生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可以强化和改进该领域的社会规训。德国学者黑克豪森认为：学科是对同类问题进行专门化的科学研究，以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和系统化。伯顿•克拉克是从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角度来阐述学科的内涵。米歇尔•福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强调了学科的社会效应。黑克豪森从社会活动的角度，主张从动态的社会层面来把握学科。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科进行了界定，比如，孔寒冰认为，学科包括三层涵义：教学的科目、学问的分支及学术的组织。杨天平认为，学科包涵四个要义：一定科学领域的分支、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学校教学的科目及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孔寒冰是从传递与生产知识、学术研究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学科的内涵。杨天平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概括了学科的原初义和发展义。综合中外学者观点，学科的蕴涵可归纳为：一是知识分支与教学科目；二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学术组织；三是知识与知识者遵循的制度性机制。

2．学科建设指什么

对于学科建设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和高等学校这两个层面上。从学术领域层面看：学科建设就是建构学术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建立该领域的学术规范制度，使其制度化。从高校层面看：一方面，是指优化高校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布局，使其形成一流学科或有影响力的学科群，包括高校的学科定位、学科规划、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及其交叉学科等；另一方面，是指一级学科建设，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不断增多其分支学科，不断扩大其社会建制，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从而对现存的一级学科进行深化、充实、调整、改造，以提高学科质量和增加学科数量；同时，是指二级学科建设，通过提炼学科方向、培养学术研究团队、遴选学科带头人、构筑学科创新平台等措施提高学科建设水平，集学科方向、梯队、基地及项目等建设于一体。学科建设的几个层面是密切相关，互为影响，有机统一的。就学术领域而言，学科建设就是对该领域的概念、性质、研究对象及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规范，使之成为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并加以制度化。就高校而言，学科建设是指高校为优化学科结构与学科布局，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等充实并调整现有学科，创造新兴学科，围绕学科方向、师资队伍、学科基地、合作交流等展开的各项工作。

二、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现状

1．教育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教育法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逐步发展、深入完善几个阶段。1979－1984年是萌芽期，这一时期，教育法学理论水平较低，就学科建设而言，还没有真正开始。1985－1995年是形成期，有关的专著和教材开始出版，学科建设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对教育法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畴等进行了深入讨论。1995－2005年是发展期，教育法学研究进入高潮，对教育法学基本理论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争鸣；专门的研究机构成立，专业的研究刊物问世。至此，教育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2006年至今是完善期，教育法学研究进一步体系化、深入化。一方面，教育法学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教育教学实践中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教育法学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始展开。

2．教育法学的学科概念

中国学术界对教育法学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将教育法学视为法律科学。比如，“教育法学是以教育法律规范和教育法制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二是将教育法学归为交叉边缘科学。比如，“教育法学是运用法学理论研究和解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交叉学科。”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是把教育法律规范和教育法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是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教育法学不仅仅研究教育法律问题，还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行为等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教育法学是运用法学、教育学理论研究和阐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并与教育法律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教育法律行为等密切联系的法学分支学科。

3．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

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和教育学共同的分支学科。其中，第二种观点又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法学隶属于行政法学；另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第一种观点是不妥的。教育学旨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教育法学是研究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差异较大。第二种观点，基本正确，但有偏差。第三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来看，教育法学更宜划入法学的分支学科。本文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不隶属于行政法学，而是与行政法学并列的二级学科。

4．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律规范本身的内容和教育政策、教育道德、教育规律、教育史及其相互的联系。二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活动过程存在的法律现象以及教育现象与外部事物相联系产生的各种关系。三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制现象及其规律。第一种主张不够全面，忽略了教育立法、教育法的实施、教育法律文化等方面。第二种主张不正确，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法律现象并不都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对象，比如教育活动中的犯罪及其刑罚就不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对象。另外，教育法学只研究教育法调整的那部分教育法律关系，并非所有的教育关系。第三种主张也不完全正确，教育法制是教育法学研究的重点，但不是研究的全部。本文认为，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包括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规范、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

5．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

从中国教育法学研究发展历程来看，在萌芽和初步形成阶段，注重思辨性研究，侧重教育立法成果的阐释和说明；在逐步发展和深入完善阶段，研究由思辨转入实践层面，关注实然权利的获取、保障以及救济。鉴于教育法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分析比较法等都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借鉴了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方法。比如，刘献君、许晓东和赵炬明等学者提出将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如组织分析、计划与决策研究、成本效益分析等引入到教育法学研究之中。

三、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基本理论研究不完善

一是教育法学的学科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观点，有些术语的使用不够严谨，随意性、经验性较大，缺乏学科内部的统一性。比如，对“受教育权”的界定就有很多种解释。二是学科性质存在分歧，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三是研究对象不够明确，学术界多种观点争鸣，尚待进一步明确和澄清。四是研究方法不成体系，多是直接借用法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亟待整合。五是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性不足，从已出版的教育法学教材和专著来看，多是以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教育法学的体系，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原创性成果不多。

2．学科地位不明确

教育法学在中国学科专业目录中缺乏应有的地位。《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没有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或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设立。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将教育法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特设的二级学科，其他高校大多是将教育法学在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教育学等学科之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还有一些高校自主设置了教育法学二级学科。这样就形成了各个高校教育法学人才培养差异较大的局面，缺乏统一的引导和规范。

3．研究方向应用性不强

学科方向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中国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探讨，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偏重于基本理论研究和教育法学的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应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教育法学研究缺乏对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推进教育依法行政过程中基本法律问题的引领作用。教育法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从而推进学校依法治校，提高办学水平。目前，教育法学研究者较关注教育热点问题和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教育立法问题的关注度不高。

4．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长期积弱，设有教育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点屈指可数，这方面的导师更是少之甚少。目前，中国高校教育法学师资队伍中，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大师、领军人才相对匮乏，高水平中青年教育法学学科带头人数量不多。比如，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招收教育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有3人，其一为兼职导师；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招收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仅有4人。这两所学校是国内较早设置教育法学方向博士点的高校，窥一斑而知全貌，其他高校教育法学博士点的导师数量也大致如此。

5．学科基地与平台建设不健全

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基地，主要是建在高校内设有教育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点的研究所（中心），大多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而一线的实践、实训基地却很少。教育法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培养博士、硕士的实际应用能力，一线的实践、实训基地是非常必要、必不可少的。专业的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是研究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国性的学术机构有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制专业委员会，但是省一级的专业委员会不多。专业期刊仅有《中国教育法制评论》一种。

四、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策略建议

1．加强理论研究，确立二级学科地位

加强教育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在学科性质、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需进一步研究。理论研究要立足建设法治中国的实际，弘扬法治理念，服务教育治理实践。确立中国教育法学的二级学科地位。一方面，要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来设立；另一方面，设置教育法学博士、硕士学位点。目前只有部分高校设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法学研究方向，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同时，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教育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特别是师范类的专业要将其列入必修课。

2．聚焦教育治理，提炼学科研究方向

教育法学学科建设要有自己明晰的思路，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聚焦教育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围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炼学科发展方向。加强对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的研究，重视教育立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以及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强化对教育经费投入、教师编制、教育质量和专业教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研究，为依法治校提供规范化治理依据。深化对教育治理指标体系的研究，形成依法办学的考评标准和考评办法，为政府、社会、家长监督与评价学校办学行为和管理水平提供支撑。同时，还要对教师申诉和学生申诉制度进行研究，为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提供法理依据。

3．跟踪学科前沿，汇聚学术研究团队

教育法学学科建设要跟踪学科前沿，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动态。通过国内外学科门户网站和检索工具来了解教育法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核心出版物、核心机构、核心作者，从而把握其学科前沿。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必须汇聚一流的学术研究团队。有条件的高校发挥已有资源优势，培养教育法学学科带头人，组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没有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基础的高校，应加大投入，重点引进教育法学专家，还可以将一些教育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派到国内外相关高校进修、深造，以提升研究水平。同时，还要改善教育法学学术研究团队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等，注重学术研究团队的层次性、稳定性和学术性。

4．建立实践基地，培养实际应用能力

教育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博士、硕士应直接接触和参与一些教育法律纠纷的处理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与有关机构建立教育法学实践能力培养基地。一是与教育行政机关的政策法规部门建立培养基地。让博士、硕士在其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直接参与到这些部门的工作中，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申诉、行政复议等案件的处理，提高实务能力，还可以参与这些部门的一些与教育法相关的课题研究，提升理论水平。二是在高校的教务处、学工处等部门建立培养基地。让博士、硕士协助其工作人员参与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提高博士、硕士实际应用相关政策法规的能力。三是与人民法院或者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合培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