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消费论文篇（1）

从民俗学上来说，“岁”与“祟”谐音，古时给孩子压岁钱，是希望吓跑邪恶的祟，让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因此，压岁钱的真正意义在于长辈对晚辈平安快乐的美好祝福，重在表达长辈的心意，而不在于数目的多少。孩子们在接受压岁钱的同时，也是在接受长辈的祝福。

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孩子正确认识压岁钱，让他们明白“压岁”的真正含义，不能简单地将压岁钱等同于“额外收入”或是“飞来横财”而不懂得珍惜，并学会对长辈的这份祝福保持一种尊敬和感激。

由压岁钱所引发的种种争端，多是由于孩子甚至大人未能正确认识压岁钱的意义，把它与“金钱”混为一谈。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的消费都需要金钱。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长辈的关爱不能用压岁钱的多少来衡量。有的孩子因为长辈给的压岁钱多就显得亲厚，长辈给的压岁钱少就冷淡。有的孩子甚至因为父母“代管”压岁钱而产生逆反、怨恨的心理。如媒体报道的11岁的孩子为避免数千元压岁钱被“没收”，竟然找来警察控告妈妈抢钱。压岁钱本不应成为孩子与长辈之间亲疏关系的标准，亲情岂能用金钱来度量？无论压岁钱多与少，都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良好祝福。

压岁钱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相互攀比的标准和炫耀的资本。把钱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本是成人世界的一种病态现象，然而这种现象也逐渐蔓延到孩子的世界中。在巨额压岁钱的诱惑下，很多孩子形成了一种成人式的金钱观，把压岁钱作为一种用以炫富摆阔的资本。所以，跟着父母到邢台姥姥家拜年的10岁孩子小军，在面对4000多元的压岁钱就有些忘乎所以，四处向同龄孩子炫耀。这种成人化的金钱观会造成孩子消费心理的畸形发展，很容易使他们养成互相攀比、爱慕虚荣、炫富与仇富等不良习气。小军“炫富”的不良言行点燃了同龄孩子的“仇富”的怒火。虽然只是招来一顿拳脚，但若放任不理，“炫富”的不良言行导致“仇富”报复，也同样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压岁钱，必须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避免攀比和炫富心理产生。

用“压岁钱”启蒙孩子的

消费观和理财经

最近一项针对城市孩子“如何支配压岁钱”的调查发现，90%的孩子表示会购买，80%的孩子表示会用压岁钱请客、买零食，仅有10%的孩子表示会把压岁钱留着交学费或者购买书籍和文具。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要让压岁钱释放正能量，必须要指导孩子合理支配压岁钱，真正做到用之有“度”。

首先，要树立“有度”的消费观。孩子每年都有压岁钱，并不意味着每年都应该把这些压岁钱花光。很多时候孩子的压岁钱花光了，但买回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正需要的。因为孩子的消费观念还未成熟，用压岁钱买东西仅仅是因为跟风攀比，是“想要”，而不是“需要”。孩子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之中，对于五花八门的消费信息很容易相信，时尚和流行往往成为孩子支配压岁钱的指南针，导致孩子因为“攀比”而盲目消费。有的孩子花上几百甚至上千压岁钱买一个MP4，仅仅是因为“同学们都有，我也要有”。因此，帮助孩子分清“想要”和“需要”的本质区别，用压岁钱购买真正“需要”的东西尤为重要。

其次，要树立“有益”的消费观。消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压岁钱的消费，也是为了孩子自身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但有些孩子用压岁钱请人代做寒假作业或过度上网。请人代做作业是一种典型的投机取巧行为，直接影响着孩子优良品德的培养和良好人格的形成。用压岁钱来过度上网，更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当压岁钱的消费不能促进孩子的良好发展时，压岁钱只能成为一种遭人诟病的负能量。因此，要引导孩子将压岁钱用在“正途”，帮助他们树立“有益”的消费观。

再次，要培养理财技能。很早以前，长辈给压岁钱，一般都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最多也就一百块，现在不一样了，这压岁钱的数目也打着滚地往上翻，经常是一个人好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随着压岁钱数额的增加，除了指导孩子用以购买必需品之外，该如何处理多余的钱呢？放任孩子自收自支，有可能会导致盲目消费；家长代为“保管”，又对孩子的自主能力有所压抑，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这时候不妨指导孩子进行“投资理财”，既帮助他们了解储蓄知识，又培养他们的理财技能。

许多孩子在最初可能没有储蓄的概念，不知道储蓄有什么用。学校可以向学生介绍储蓄的基本常识，或者组织学生到银行参观。家长可以亲自带孩子到银行开户，以孩子的名字办一张储蓄卡，鼓励孩子将压岁钱存进银行，需要时再取出来用。通过“亲身体验”，孩子能更好地了解储蓄的相关知识。西方儿童在12岁以后，就完全可以参与成人社会的商业活动和理财、交易等活动。所以当孩子到一定年龄时，可以适当引导他们到理财市场上瞧一瞧，比如教他们购买国债等。但孩子的参与要“适度”，要避免他们“钻到钱眼里”，不能因理财影响孩子正常的学习与生活。

培养孩子的理财技能不仅限于保险、基金和股票等相关的投资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学会将压岁钱用在“刀刃”上。俗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孩子首先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花销有哪些。对于年龄小的孩子，要了解自身的花销，比如学费、文具、服装、书籍、日用品等；对于初中及以上的孩子，还应了解家庭的日常花销，如水电费、电话费等。在了解基本花销的基础上，指导孩子根据不同用品的重要性等级，制订压岁钱的消费计划。比如，压岁钱首要支出对象应该是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而不是玩具等一些非必需品。此外，在孩子用压岁钱购买必需品时，还可以教孩子一些基本的消费技巧，比如利用优惠券，货比三家，力争“花小钱办大事”等。让孩子当好压岁钱的小管家，既可以让孩子更好地支配压岁钱，又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技能和节约意识，按需支出，将钱花在“刀刃”上。

借压岁钱培养孩子对长辈的感恩之情

对于孩子来说，压岁钱虽然“取之有道”，是长辈所赠，但也是长辈们的辛勤劳动所得。所以，孩子应对长辈抱有感恩之心。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家庭的中心，要什么给什么，导致孩子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拿到压岁钱时过度关注钱的多少，而忽略对赠予长辈的感恩之心。以压岁钱为契机，让孩子更好地感受到长辈的关心，学会感谢长辈的关爱，这种行为上的暗示，可以让孩子从小知道爱别人、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引导孩子用压岁钱补贴家庭的日常开支，给长辈或者孤寡老人赠送小礼物，或者鼓励孩子用压岁钱捐助贫困学生。这种分享压岁钱的方式，不仅能让孩子的压岁钱用之有益，帮助他人，更能让孩子对他人的善行表示尊重和感激，并能力所能及地关爱他人、奉献社会。

家庭、学校、社会合力形成

“正能量圈”

让压岁钱释放正能量，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圈”。

其一，家长要以身作则。如果父母本身就爱铺张浪费，那么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养成这种坏习惯。因此，家长要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不浪费、不乱花钱。尤其要注意的是，家长要警惕“再穷不能穷孩子”的片面做法，不能出于疼爱“独苗苗”的原因，自己省吃俭用而迁就孩子随意花钱，导致孩子盲目花光压岁钱。

其二，学校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孩子消费行为是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的。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学校就有责任进行勤俭、朴素、节俭、奉献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教育孩子正确认识、支配压岁钱。既要教学生如何用钱，购买物有所值的商品，又要教学生注意把钱保管好，防止丢失、被窃。随着年级升高，要让学生养成“三思而后花”的习惯，避免盲目消费。

长辈消费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G812.42;F840.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07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5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 也越 来越多。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并且老龄化正在加速度发展[1]。根据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7.5%,镇级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 占的比重为6%,城市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6.7%。 根据2002-2005年《中国人口统 计年鉴》, 2001-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每年以4%的速度在增长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农户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根据2002 -200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乡村的抚养要比全国平均的抚养比水平高出近11个百分点 ,其中 老年抚 养比高出的幅度约有2个百分点。另外,乡村在总扶养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却 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机制十分单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一直没 有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水平低下,并且呈下降趋势。根据1999- 2004年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为8 000万人,农村养老保险 覆盖率仅为9.75%,而到了2004年则进一步分别下降到了5 378万人和7.1%。

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一原因农村养老保障的问题写 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是究竟建立怎样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建设的表述为“探索农村养老保障”。而要探 索农村养老保险首先需要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认识,其次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选择模式最重要的依据是各模式的绩效。有鉴于此,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养老的模 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建国以来是怎样演变的?其绩效如何?

1 农村老龄化风险及其管理方式

詹姆斯等[2]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条件下一段特殊事件内所发生的可变动的结果 。本文对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定义为,农村人口可能经历的由于年老而丧失劳动力的一种状态 。它是农户家庭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风险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却是可管理的和可以处置的[2]。 要进行对农村老龄化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第一步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农村老龄化的特点。

邓大松等[3]将农户家庭风险分为,农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老龄化风险)、医 疗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老龄化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的特点在于,它具有生命周期性。老龄是 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过程。因此,老龄化风险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可预见性,其发生的 概率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无差异性。 另外,农户家庭风险虽然具有一定的阶段

①当然,这一部分人在老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 包含 到社会救助体系当中。但是在其年轻的时候,如果其意识到了自己的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 会养老保障的话,其行为方式仍会按照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进行。 性,但是其更多的特点还是体现为永恒性。因此, 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风险平衡,平衡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平衡,一种是空间平衡 。对于某一种具体的风险管理和处置的方式往往是二者的一种组合。再结合到其他实际情况 ,其方式一般有多种。

鉴于老龄化风险这些特点,老龄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时间平衡,即通过将风险损失转移到 生命体的各个阶段,以抵消在某一阶段(老龄化阶段)损失过大,以致无法承担的后果。在 此思路之上,又可以加入空间的因素,在不同群体上平衡这种风险。其具体方法包括个体时 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平衡。

个体时间平衡是指通过将老龄化风险损失分散在风险面对者生命的各个阶段,在自身劳动力 充裕的时候通过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等方式来平衡老龄化风险。家庭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 风险损失转嫁到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法,下一代的损失主要是指通过 负担长辈的老龄化风险而不得不缩小自身消费。在家庭时间平衡中,老龄化风险能否顺利转 嫁到下一代主要取决于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和其孝敬父母的程度。社会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 风险转嫁到社会的下一代(非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办法,它一般通过 设定一种特定的制度来完成这一转嫁,并且所转嫁的损失量一般也都是事前设定好的。

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时间平衡中所揉进的空间平衡 成分的差异。个体时间平衡可以说是绝对的时间平衡,而家庭时间平衡则是较少的空间平衡 与时间平衡的结合,社会时间平衡是更大程度的空间平衡与时间平衡的结合。但这三者最为核心的本质是时间平衡(见图1)。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在农村这三种管理老龄化风险的方式都是存在的 。各模式现实生活中 所常对应的群体一般是:对于那些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则只能通过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养老①。显然目前这种方式的选择,大部分由于一些无可奈何的原 因,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对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那部分人,则通常通过家庭时间平衡来管理老龄化风险。而对于那些参加农村社会 保障的那些人,则是通过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管理老龄化风险。在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中, 目前农村中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时间平衡管理方式。根据2000年由国务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及中国老龄协会主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在全国抽样调查不享受养老保险的占 96.9%,享受养老保险的只 占1.5%。但从 世界以及我国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演变中,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空间平衡的成分所占 的比重越来越大。

2 我国管理老龄化风险方式的历史回顾

目前关于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建国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更长的时间段上研究上述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演进规律。即使 仅有建国以来的相关资料,这三种方式之间的演进规律还是可见一斑的。

目前有关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阶段划分并不一致。如李迎生[4] 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岭在20世纪80年代。而石秀和等[ 5]则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0月到成立 前),第二阶段(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本研究认为 将三阶段论中的第一阶段看成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养老保障向第二阶段养老保障的一个过渡 更为合适。因此,本文同意二阶段划分法。以下将以此来回顾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 理方式演进。

2.1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最为主要的特点是集体经济。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 主要是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时间平衡(更确切地说是集体时间平衡)相结合的做法,其中以 家庭时间平衡为主。基本还是通过将老龄化风险转嫁给家庭其他非老龄化成员来实现养老 的。

不过这一时期也有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对于老年人的就业予以保障,同时 在产品分配予以适当的照顾。在集体生产中,老年人可以参与集体分派的轻活,同样记工分 ,同样领取工分粮,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4,5]。同时,粮食一般按“口粮加工 分粮”或“工分粮加照顾”的原则分配,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5],所以老年人即 使对产出没有贡献,也同样可以获得产出的分配,这样将老龄化的一部分损失转移到了集体 那里。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颁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党的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使得上述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走向 制度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发讨论实行的《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除 上述集体保障制度外还规定“有条件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实行养老金制度”。据此,一部分 发达地区开始试行退休养老金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制度完全解体时,全 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 330个乡,9 460个村实行了退休养老金制度,享受人数超过 了60万人[5]。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为主,同时 混合了社会(集体)时间平衡的因素。李迎生[4]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家庭 保障为基础,国家与集体救济为辅的养老保障模式。

2.2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由以前集体经济转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集体经济已经不复存 在。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集体时间平衡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也就跟着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社会时间平衡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兴起。尽管这一兴起的过程有些缓慢,但是其特点还 是比较明显的。其发展过程中主要事件包括:

(1)1986年10月,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省 沙洲县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 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在农村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地区,发展以社区(乡、镇、村)为单 位的农村养老保险。这一时期,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主要是江苏部分发展较快的乡、镇 、村。

(2)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制定由民政部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此时民政 部根据国务院指示要求,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立了以县为单位开 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大大增加,主要开展试点 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苏等省。试点工作截至到1992年12月结束,其标志是张家港“全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的召开。

(3)以《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4)于上世纪末,该方案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停止执行。

虽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即以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来管理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做法,在这一 时期出师不利,但是国家对于这一思路还是始终不渝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 都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回顾我国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①建 国以来到现在,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始终以家庭时间平衡为主体。②在这一主 体之中还附加着社会时间平衡的成分,并且总体上这一成本呈现出了不断增加的趋势。

3 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社会时间平衡绩效的分析

本文在评价这些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中所采用的指标主要用:①风 险化解的有效性。无论 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化解老龄化风险,因此其能否化解老龄化风险以及能在多大 程度上化解农村老龄化风险,是其绩效的一个基本指标;②个体福利。风险化解的最 终目的是为改善风险面临者的个体福利状况,因此个体福利也应该是考核风险管理方式绩效 的一个重要指标;③社会福利,即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三 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是风险化解是风险管理方式的目的,而在化解这一风险的目的是改善个体 ,从而改善群体的福利状况。以下我们将分别从这几个指标来对农村老 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逐一进行评价。

3.1 风险化解的有效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风险损失 的最终承担者 都是风险面临者。对于个体时间平衡方式,这一点最容易看出。对于家庭时间平衡方式,虽 然风险面临者的风险损失是由自己的后代来承担,但是这只是契约的一个方面,契约的另一 方面是自己父辈的风险损失则由自己来承担。只有自己承担了父辈的老龄化风险损失,这种 契约才能被完全地履行,自己的后代才能为自己承担老龄化风险损失。因此,在这种方式中 , 风险面对者始终是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承担者。对于社会时间平衡方式,虽然风险面对者 不再是一对一地承担自己父辈的老龄化风险,自己的老龄化风险也不是被自己的后代一对一 地承担。

但是在社会时间平衡中,风险面对者必须承担契约中所有上一代人的老龄化风险, 而自己的老龄化风险则被契约中所有下一代所承担。

现在假设每个人都经历两个时期成熟期和老龄期① 。每个 时期个体的基本消费都是1个单位的物品,成熟期个体能够生产4个单位的物品,老龄期则没 有任何生产能力。

这样对于选择个体时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个体来说,为了应对老龄化风险损失 ,他就要在成熟期减少消费,至少留下1个单位的物品进行储蓄,以备自己老龄期进行消费 。对于选择家庭时间平衡方式的个体来说,他会在其成熟期消费一部分物品,同时将剩余的 物品给其父辈。同时他的子辈也会在其老龄期的时候将一

① 这里为了分析 的方便,我们没有 考虑幼儿期。不过在分析家庭时间平衡中,我们将会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

② 这一契约具体可能表现为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部分物品给他,不过此时每一代人 在成熟期都有选择消费多少物品(即对于其所生产的4单位物品如何在自己与父辈之间进行 分配)的权利,不过此时家庭养老的契约② 会要求成熟期的个体至少要给老龄期个体1个单位的物品。对于社会时间 平衡方式,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中成熟期个体是没有选择权利的,每个人都是按照固定的比例 来承担老龄化的风险损失的。

为了比较各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我们假定各种方式中成熟期中 运用 承担老龄化风险的比例相同,在本例中我们假定选择储蓄2单位物品来承担养老风险。那么 在个体时间平衡中,其所储蓄的2单位物品随着时间而贬值,贬值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储藏成 本也可能表现为物价的波动。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老龄化风险的化解程度主要取决于子 辈的孝敬程度,因此其老龄期内所得出物品也有可能少于2单位物品。但是如果家庭时间平 衡是在长期内持续存在的一个制度的话,那么孝敬的理论道德就必须具有束缚力,因此老龄 期所得到的物品少于2单位物品的概率或者程度并不会太大。从这一角度而言,家庭时间平 衡中老龄期所能得到物品供应要比个体时间平衡中多。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承担老龄化 风险损失的比率是一定的,因此个体在老龄期内一定能得到足值的两单位物品。

因此,综上所述,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 庭时间平衡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 制度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大,因 此家庭时间平衡应对老龄化风险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 的储蓄几乎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 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

3.2 个体福利

个体福利是个体一生中消费物品数量的函数,也是一个边际递减的函数。在其它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个体福利由一生中所消费的物品数量唯一决定。假设一生包括两个时期,即成 熟期和老龄期。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相同,个体总体福利函数首先取决于个体的消费数量 ,其次取决于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能否达到最大化。

老龄期所能得到的消费数量,主要是由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所决定的,对 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考察过了,为了观察出不同风险管理方式的个体福利净影响, 我们假设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相同,即只要个体在成熟期承担了多少老龄 化风险损失,那么他在老龄期就能得到相应的收入。以下我们考察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对个 体福利的影响。

3.2.1 个体时间平衡

首先由于养老风险是由个体来承担的,因此子辈的收入状况就与其老龄期的消费状 况无关。 因此,其一生消费的数量仅仅取决于个体的生产能力。其次,由于成熟期与老龄期的福利函 数相同,那么为了个体为了使其一生中的福利最大化,他就该在每个时期消费的数量相同, 在上 例中其各期的最优消费数量是2单位的物品。不然的话,他就可以通过转移一个时期到另一 个时期进行消费而使其福利增加。

但是由于在个体养老中,个体对老龄化风险的认识总是不充分的,因此其总会放大其老龄化 风险损失,因此就会存在着过度储蓄的状况(有关过度储蓄的问题,我们会在下一节作更为 细致的讨论,这里暂不详述)。这样他就会增加其老龄期的消费,而减少其成熟期的消费, 假如在老龄期的消费数量为3单位物品,而在成熟期的消费为1单位物品。但是由于个体福利 函数是边际递减的,同时这两个时期的个体福利函数又是相同的。因此他可以通过在老龄期 减少一单位的物品来改进其总体福利状况。

因此,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造成福利(效率)损失的最根本 原因是个体对老龄化损失的不确定性。

3.2.2 家庭时间平衡

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主要由三部分决定,即①成熟期的消费数 量;②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③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个体福利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主要由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决定,因此个体福利函数也就由这三部分决定 。

其中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主要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子辈的收入,二是子辈 的孝敬程 度。而子辈的收入又主要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决定。子辈的孝敬程度主要由家庭时间平衡方式 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决定,也就是风险面对者对长辈养老责任的担当(也即风险面对者对长辈 的收入转移)所决定。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人的一生只分为两期,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假定在三种方式都支付 了幼儿成长所必须的费用,并且其支付额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这一节我们发现,在家庭时间 平衡中,个体的福利特别是在老龄期的个体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孩子所进行的人 力资本投资,而其他方式则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就有动机来加 大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来改善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总体来看,对人力资本进行投 资具有增值的作用,因此通过这一部分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增加其一生中消费的总量,从而 改善其总体福利状况。

但是这一部分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即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受到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 的制约。因为如果自己将全部或者过多的收入用在了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上,那么必将威胁 家庭时将平衡制度的继续,从而也就削减了子辈的孝敬程度,也就会减少其对自己的收入转 移。因此,对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中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在于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 的边际收入转移增值等于由于不担当养老责任而面临的子辈不孝而减少的边际收入转移。

总的来看,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总的消费数量没有增加,而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 中的总消费量是增加的,因此可以认为家庭时间平衡的个体福利状况要好于个体时间平衡的 福利状况。

3.2.3 社会时间平衡

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自己的老龄化时期的消费数量与子辈在理论上也没有什 么联系,因 此在这种方式中个体一生中总的消费数量是不变的,也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同时,在社 会时间平衡中,一切都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如自己对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担当是固定的,自 己老龄化所得到的收入也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因此,个体能够更为合理地分配成熟期和老 龄期的消费使得每个时期的消费数量都达到最优,从而使一生中总体福利达到最优。

这样由于个体一生中总体的消费数量没有变化,所以社会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状况不及家庭 时间平衡。但是由于社会时间平衡具有更好的消费方案,因此其个体福利状况又要好于个体 时间平衡。

3.3 社会福利

无论是个体时间平衡还是家庭时间平衡还是社会时间平衡,其实都是对消费、储蓄方式的不 同选择,而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方式又直接会影响到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 本的积累),从而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节我们将试图分析不同的老 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究竟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3.3.1 个体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个体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性基础之上,个体往往会夸大其在 老龄期所面临的风险,结果就会过渡储蓄。

假设老龄期的效用函数为U(x),老龄期需要消费t单位物品,但是由于个体对此并不知晓 ,其所能知道的信息只有以p的概率消费t1,以(1-p)的概率消费t2。

P•t1+(1-p)•t2=t

但是由于个体一般都是风险厌恶者,因此,

U(t)> P•U(t1)+(1-p)•U(t2)

参见图2。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为了达到U(t)的效用,就必须增加t1,t2,使

P•t1+(1-p)•t2>t

而这样则会导致个体进行储蓄。而储蓄则会产生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的积累在长期内 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3.3.2 家庭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老龄期的养老由子辈供给,因此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取决于子辈 的收入。而子辈的收入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个体就有激励对子辈 进行人力资本投入。而这样的一种机制最终又会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水平,从而会推动整个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时间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参见图3。

郭庆旺等[6]的分析也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与父代养老保 障有 机地联系起来,他们以我国现实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也认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良好运转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3.3.3 社会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的养老福利是一定的,因此个体既没有储蓄的动机也没有对子辈进 行人力资本的动机。因此,社会时间平衡是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也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的。Zhang[7]、 Ehrlich等[8]和Docquier等[9]的研究证明了 这一点,他们通过强调家庭教育投入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指出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 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郭庆旺等[6]对我国现实数据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养 老保障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 平衡是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从而有可能妨 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4 主要结论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几种主要的养老模式之间的绩效并不是一样的。从风险化解 的有效性 来看,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庭时间平衡 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制度存在的 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中大,因此家庭时间 平衡中,在应对老龄化风险中会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的储蓄几乎 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 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从个体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福利最大 的家庭时间平衡、其次是社会时间平衡,再者是个体时间平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个 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 本积累,相反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也正是这些不同维度的比较中几种养老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造成了对于养老保险模式 选择的困难。考虑各种模式的利弊,我们认为混合型的养老模式选择,将会是一种更为有效 的政策选择。(编辑:于 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The World Bank.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2020 Seri es[M]. Washington, DC,1997.

[2]詹姆斯•S•特里斯曼,桑德拉•G•古斯特夫森.风险管理与保险[M].辽宁 :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2002.3-12.[James Trieschmann, Sandra G.Gustavson, Risk Management An d Insurance [M], Liaon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2002.3-12.]

[3]邓大松,刘吕平.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54. [Deng Dasong, Liu Changing. New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aserch[M]. Bei jing: People Press, 2007.33-54.]

[4]李迎生.为了亿万农民的生存安全[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124-147.[Li yingsheng, for the survival safety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peasants[M],an hui : anhui people press, 2007. 12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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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耘.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J ].经济研究,2007,(8):58-72.[Guo Qingwang, Jia Junxue,Zhao Zhiyun, Tradi tional Culture Belief,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Family Security Mechani cs [J]. Economic Research, 2007,(8):58-72.]

[7]Zhang J.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ublic E conomics, 1995,(58):121-144.

[8]Ehrlich I Jinyong Kim, Social Security. Demographic Trends, and Economic G 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N11121,2005.

[9]Docquier D,Paddison O.Growth and Equality Effects of Pension Pla n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3,(25):87-102.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Pattern

RUAN Rongping ZHENG Fengtian

长辈消费论文篇（3）

本文对两个广告的产生过程和广告性质暂不做分析。仅从消费行为的角度来看，就能够发现两个广告的差别。

先看脑白金。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个广告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从一个受礼人的角度讲的一句话，而不是从一个送礼人的角度在说话。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脑白金产品的购买决策者和产品使用者是不同的人群。可以简单的说，脑白金的购买者是子女或晚辈，服用者是父母或长辈。在中国人的送礼习惯中，送礼送的是面子。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哪怕不比别人好，最起码不能比别人差；送礼不仅是给人用的，更是给人看的；不仅是给受礼人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对于受礼人来说，有礼自然亲。无论哪一个受礼人，都不可能对送礼人说这个礼品我不喜欢，更不可能在别人送礼之前告诉送礼人自己喜欢收什么礼不喜欢收什么礼。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也总不能在逢年过节前告诉他们，今年你们要送我什么不要送我什么。

这是脑白金广告的高明之处，利用消费决策者和产品使用者之间的交流玻璃墙，使双方都对广告有苦说不出。作为长辈不能对晚辈的孝心说不好；作为晚辈，对长辈的健康关心也是最重要的，送礼面子问题上，送有广告品牌的大家都送的，可能不是最好，但也是能拿出手的。这就造成了脑白金广告人人喊打，逢年过节又不得不选择送脑白金。但是如果脑白金不是定位晚辈孝敬长辈的礼品，而是长辈送给子女孙儿的礼品，那就不灵了。为什么呢？因为长辈给晚辈买的东西，晚辈会毫不犹豫地当面说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那恶俗广告的产品就没戏唱了。

脑白金仅仅是一保健品，却被广告定位成孝敬老人的礼品，这才真正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笔者经常碰到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脑白金是干什么的，却不妨碍他们选择购买脑白金。前些日子就碰到一父亲给将要参加中考的儿子买脑白金，问他知道脑白金干什么的吗，他说脑白金不就是补脑子的吗。

再看恒源祥。

恒源祥的“羊羊羊”广告，一直是朗朗上口，又容易记。一想到这个广告就能够联想到小时侯家里养的两只可爱的小山羊，那是童年的一段美好记忆。因此也对恒源祥的品牌拥有几分好感。电视广告中一群草原上的羊群也让我很向往碧草蓝天的大草原。所以一直对恒源祥品牌有比较美好的感受，对于恒源祥的产品自然在自己的消费名录中。但这个十二生肖的恶俗广告把我对恒源祥的美好印象毁于一旦。

恒源祥产品和脑白金产品的最大区别不是产品形态的不同，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而言，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不同。恒源祥更多的是消费者自己购买给自己用，即使有礼品需求，大多是长辈给晚辈购买，而不是晚辈给长辈购买。这种市场消费行为使产品的品牌形象直接决定了购买行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恶能够在市场消费行为中被直接表达出来。

长辈消费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1.082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LI Zhenni， ZHOU Lil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s a special consumer group，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leading and lagging consumer behavior consumer strength， prone to adverse consumer behavior in consumption， and caused great harm.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of consumer behavior，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consump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 students' rational consum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 conformity consumption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

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 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 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 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 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 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 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 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 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 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 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 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

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建华，赵志平.消费主义影响下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106-111.

长辈消费论文篇（5）

就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现有研究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诱致因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对策等方面呈现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

（一）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研究

就代际关系的表征而言，相关文献勾勒出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几种特征：其一，父辈与子辈之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责任与义务表现具有不均衡性。其二，代际倾斜，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年家庭成员对父辈的付出要弱于对子女的付出，呈现出“恩往下流”[1]、“尊老不足，爱子有余”[2]等特点。其三，家庭代际关系中，代际成员的平等权利意识日渐明显，具体表现为父辈权威的衰落，子代对权利意识的强调，如“逆家长制”现象的发生。[3]其四，代际关系之间存在着文化反哺现象。其五，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隔代抚养现象，不同代际成员在对子代的抚养与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蕴含着代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经验层次上，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以上诸多特征，但是综观其表征，相关研究的学者所论述的核心，其实质仍是对理论层次上代际关系的争论的回应。阎云翔提出存在于中国家庭中的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模式。但在郭于华看来，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则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在物质、经济、情感等方面的交换关系。时下代际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既例证了抚育-赡养的互动模式，又对西方家庭的接力的代际关系有所验证，而郭于华所论述的代际交换关系亦有所体现。家庭代际关系究竟如何？王跃生认为，“完整的家庭代际关系既有抚育-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4]

（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原因分析及其本质

理论层次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的争论，源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学者从结构与文化视角入手，探析了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促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诸多原因。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结构乃至宏观层次上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作探讨。就家庭结构而言，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既有家庭规模的变化，如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空巢家庭的出现促使代际关系之间的情感关系、劳务与经济支持发生改变；又有家庭成员的流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如隔代抚养模式中，常年外出的中年居民在家庭内部存在角色适应问题，其对父辈与子代的代际关系多表现为经济支持，在情感关系与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多存在与父辈的冲突。

文化视角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原因的分析，多侧重从家庭代际成员的本体性价值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切入。如贺雪峰对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村庄的类型与村民的价值基础共同促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差异。[5]也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文化变迁的分析路径相结合，认为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在社会结构转变的环境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等借助消费文化观念、个体价值观的转变等实现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结构主义视角或是文化变迁分析视角，亦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实质在于将家庭代际关系转变置于时空坐标轴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下解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实质。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效应以及负面效应的应对之策的探讨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理论模式的分歧，但置身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有学者在勾勒当下代际关系现状的同时，也对代际关系变迁的社会效应加以探析，并就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提出以应对之策。

相关文献显示，代际关系变迁的正向效应在于促进了代际关系的理性化、增强了代际成员尤其是家庭中年长者对当下社会的适应能力。负面效应的分析多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的现实背景向结合，多认为，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造成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的社会化、家庭代际成员的角色适应问题。

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政策的变化、传统文化观念的衰落、子代权利意识的兴起等合力促成了时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社会化不足等问题，由此，以这些家庭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作为切入点，寻找解决对策便成为相关研究的学者所作的努力。针对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学者多从社会养老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构社区规范、加强尊老、敬老、爱老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宣传等入手提出对策化解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

（四）文献述评

以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对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原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应对之策的讨论勾画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现有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在理论视角的选取、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理论分析路径上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为进一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提供详实背景的同时，丰富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视域。但综观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的现状，其研究的学科背景多集中在人口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少有消费社会学视域下的研究。

鉴于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解析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消费，一方面丰富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实践入手探析代际消费关系，或能呈现出与时下代际关系表征研究所不同的结论，对代际关系的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以及解决之策，或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1] 魏传光.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11）

[2] 马超.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长辈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朋辈辅导

贫困大学生入学，面临的是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家庭经济困难一定程度上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在贫困生入学初期，如果不能良好地减轻其心理压力，走出心理贫困的处境，尽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将会继续影响贫困大学生的大学生涯，甚至对其今后的择业就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此，在入学初期，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适应辅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朋辈辅导重在预防和发现，对于发现贫困大学生入学存在的心理问题，促进其对大学校园生活、学习的适应有积极意义。

一、 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压力

新生入学普遍面临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等，由此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应感。如果适应问题不及时消除，轻则出现偏执、逆反和冷漠，产生孤独感，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重责产生自弃、逃避和破坏等消极行为 [1]。而贫困大学生群体，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艰难的经济处境，往往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1.由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贫困大学生周围环境单一，进入大学后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单一，部分城市学生也是处于城市的最底层，父母有着微薄的收入，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金钱至上”的思想横行，同时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教育产业化，学费越收越多，生活费用越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来越高。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就不仅是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对其心理的冲击也在加大，部分不堪经济压力之重的贫困学生极易走向心理极端，做出有伤自己和家庭的事情，甚至演变为对社会的反抗和敌视；为了凑足学费生活费，很多贫困学生在高考后就要开始打工赚钱，自尊心比较强、内心自卑的学生，会因为贫困感到羞愧难当，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拒绝接受资助和捐助，长此以往，自卑心理愈来愈重，为学习和生活埋下隐患。

2.由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由贫困、简单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环境的变化给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带来挑战。大学生在入学之前的生活经历比较单一，学习是其主要任务，对贫困学生来说，因为经济资源匮乏，便更没有机会接触新生的、有趣的事物，阅历浅、经验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经济状况普通的学生更弱。之前闭塞的消息和传统的观念、习惯在缤纷的大学校园里与新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冲突。环境的不适应使其心理不能随之做出平衡的动态变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适应感导致心理压力，诱发心理问题。比如自闭、孤僻，逐渐脱离大学生的主流群体，偏离大学生涯的正常轨道。

3.由人际关系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际关系薄弱的贫困学生，初入大学，面对家庭优越的同学，由于家庭背景、兴趣爱好不同，很难走到一起，建立和谐的同学关系。社会上“见钱办事”的不良风气影响恶劣，若在学生之间盛行，则更是触到贫困学生的心理逆鳞，易对自己形成不合理的评价，陷入人际交往的困惑圈子。因贫困而自卑，因自卑而封闭，因封闭而影响心理健康。

4.由学习活动引起的心理压力

相对而言，贫困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观念更为牢固，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进入高校就是整个家庭的希望。而达到目标实现理想的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后，欣喜和好奇随着经济压力和纷繁的学习任务而减退。为了家庭的希望，他们需要在学习上有更加出色的成绩，同时，还要身兼数职来缓解经济压力，这就承受着比普通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既要学习，又要为生计奔波，没有经济实力和精力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于是，贫困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防卫反应，出现敌对态度和强迫症状。

二、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辅导优势

朋辈心理辅导的理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的“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不是因为科学性的事实依据， 而是因为最近、最信任的朋辈的意见， 朋辈的行为变化为其行为变化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示范” [2]和人本主义“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主张。

朋辈辅导（Peer Coaching）的原本概念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或由于某种原因，让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教育方法 [3]。那么，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朋辈辅导员即有贫困生经历或者对贫困生的情况非常了解、能够把握贫困生心理的大学生，但是能够掌握必备的心理咨询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在朋辈辅导过程中，尽量少给或不给建议，而为其提供倾听、支持和帮助的过程。贫困大学生朋辈辅导群体的以上特点，在贫困学生的入学心理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适应辅导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首先，相似的经历，在朋辈心里辅导过程中更容易运用心理咨询的技巧。同样是贫困大学生的身份，在辅导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心理的隔阂，使辅导双方产生友情，朋辈辅导员因为感同身受，更会注意以适当的方式尊重新生的心理贫困问题，以真诚的态度积极为新生解答心理困惑，对当事人充满关切和爱护，同时，接纳自己、自信谦和，诚实可靠，真诚坦白，及时关注其生活中心理变化的发展，在新生叙述心理问题的同时，产生同感，设身处地地为新生着想，能够引导贫困大学生尽快解决心理问题，融入大学生活。其次，贫困大学生更愿意向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吐露心声，朋辈辅导的方式更易收到良好的效果。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大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首选的倾诉对象是朋辈群体，选择向心理咨询师倾诉的仅占3.2%。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对自我心理的保守和矛盾的心理需求 ，更加倾向于向有相同经历或经验的人吐露自己的心声。而在大学校园里，朋辈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比与心理咨询师方便地多。心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没有确定的时间，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和与朋辈的交往过程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样便可以及时地得到解决。再次，朋辈之间的交流方式多样，朋辈辅导简便易行。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除了面对面交流，电话、网络以及新出现的各种及时通讯软件都为学生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相比与心理咨询师单一的固定工作时间内面对面的咨询方式，朋辈之间的辅导就有了更多的方式。面谈辅导、电话辅导、网络辅导、信函辅导、现场辅导等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朋辈辅导的过程更具灵活性，简便快捷。最后，朋辈辅导的交互关系，促进辅导双方共同成长。在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过程中，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角色关系不是绝对固定的。朋辈辅导员在辅导过程中也会发现新的问题，甚至注意到自己不曾关注过的自身心理困惑，是他们自问我总结、自我提高和自我加压的过程，可以使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更好地认识自己、丰富和充实自己，优化个人素质，增强个人能力 [4]。在互帮互助的心理问题探讨和解决过程中，角色的互换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在日后的人际交往中，有更多的优势。

三、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压力适应辅导方式

贫困大学生入学，需要进行相应的心理测试，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个人的心理特质，进行不同方式的朋辈辅导，提高辅导的效果。

1.个体辅导，“我是被重视的”

个体辅导即一对一辅导，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单一交往，对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对一切都产生排斥心理和封闭自我、自卑的贫困学生采取一对一的朋辈辅导方式。个体辅导要求朋辈辅导员与受助者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较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能够谈及内心深处的想法。在辅导过程中，朋辈辅导员要尽量消除受助者的顾虑，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受助者内心的问题及心理入学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把握事情发生的始末缘由，使受助者情感得到宣泄。

2.团体辅导，“我是真实的”

团体朋辈辅导是在多个具有朋辈关系的成员的参与情境下，借助讨论、分享的方式使成员获得支持和知识上的增加的心理帮助过程 。要求辅导过程能够结合参与者的基本特点设计游戏环节，在游戏与合作中使心理贫困学生逐渐融入到集体，发挥自己在团体中的作用，提高其人际沟通的能力。

3.社团辅导，“我们是一家人”

社团心理辅导是指以社团为载体，朋辈辅导员作为社团管理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活动。通过观看优秀心理学电影、举行心理情景剧比赛、进行心理学论文征集以及编写心理学刊物等方式，让心理贫困学生在有心理辅导特色的系列活动过程中，发现并理解、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方式操作起来要相对困难，需要社团管理者对成员的心理状态有所把握，及时发现并解答心理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及时干预；同时，社团心理辅导面向的受助者群体最好是无严重心理问题、有一定的自助能力的贫困学生群体。

4.自助辅导，“我也是有价值的”

自助辅导是指贫困学生自身在入学时就能够有主动寻求心理帮助、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态度的积极辅导方式。其主要源于助人、自助的朋辈辅导原则。心理辅导期望通过其帮助，使来询者增强其独立性，而非增强其依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赖性，以能够在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和困难时，可以独立自主地加以解决。对于已经接受辅导和未接受辅导的心理贫困学生来说，积极的发展和自我悦纳都能促进其本身接受外界环境，融入外界环境，适应大学生活。

以朋辈群体作为辅导主体，对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适应进行辅导，是对贫困大学生心理疏导的有效方式，具备易接受、时效性、方便性和相互作用的特点，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的大学生活，完成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同时，在疏导自我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适当地与朋辈辅导员角色转换或参与团体活动，在自助的基础上助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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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AIDS.Peer education and HIV/AID： concepts， uses， changes：Reportof consultion[C]. Geneva：UNAIDS.（UNAIDSbest practice collection.）1999：39.

长辈消费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5-0090-07

Reshaping the Value of Youth in Popular Culture

SUN Lifang1，2

（1.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Department，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Maxism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Key words： popular culture； values of youth； youth groups； generation gap； popular language； culture feedback

Abstract： Modern popular culture originated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pread widely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trend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nostalgic tide to restore ancient ways， popular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blend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culture in the world. Youth is a main 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the popular culture. Because of its initiative， blindness， noncri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pular culture of deconstruction， youth took the lead in the cuttingedge fashion while contributed to the mediocre and vulgar， and their frantic worship and chase weakened and transcend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leading to the crisis in their ident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refore， we must integrate the power of youth and develop popular culture in a healthy and positive way to guide the youth and reshape their values.

“流行文化是一种阶层性文化、商业消费性文化、娱乐消遣性文化、媒介符号性文化和价值解构性文化，流行文化的这些时代特征内在地表现着其所要传播的价值观念”〔1〕。青年是流行文化生成、创造和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流行文化体系的建构中，但其非理性、非批判性的盲目追随和狂热崇拜阻碍了流行文化质的提升。在流行文化发展中青年比父辈对流行文化更具敏锐性和领悟力，代际之间流行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在当代社会较为显著。青年文化反哺行为为缓解代际冲突、缩短代际距离、消解代际隔阂及增强代际间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但青年群体对流行文化中不良文化有价值趋同倾向，流行文化的批判为厘清其发展趋向提供了可能。因此，在流行文化境遇中青年价值观嬗变轨迹是多取向的，当代流行文化发展须整合青年力量，进行青年价值观的重塑与流行文化的再造。

一、青年与流行文化现代流行文化起源于工业社会，广泛传播于20世纪中后期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时期，以发达国家现代化大都市为中心，借助媒体向外辐射、扩散呈现全球化趋势，具有休闲、轻松、娱乐、通俗、时尚和非永久性等商业文化特点，广泛涉及到大众的日常生活。21世纪以来，全球性回归自然的环保潮流、复古怀旧潮流、大众娱乐潮流、文化交融潮流日益成为世界流行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密尔顿认为：“流行文化是‘通俗的（为大众而设计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诙谐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2〕国外关于流行文化较有影响的理论派别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文化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些理论派别把流行文化看作是与精英文化对立的商业、消费文化。国内关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较少。基本以“流行文化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位、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3〕来为其定位。全球化的发展促使流行文化跨越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度，网络技术不断的更新使流行文化突破了传统文化传递方式单一、传播速度滞后的局限，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类需求层次上升到文化需求、精神需求领域，这为流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5期孙丽芳流行文化境遇中青年价值观的重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经济发展使得公民闲暇时间增多，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推动了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的增长，用于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投入仅次于食品的投入，而且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和用于食品的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参与文化活动意识的提升，这些都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流行文化的生成。当代流行文化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呈现出新的趋势，大众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态度和精神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青年对流行、时尚文化产品的崇拜和追逐心态，促使当代流行文化发展呈现出新特点、新现象、新问题。流行文化已成为我国社会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部分，表征着大众的精神世界也随着社会的变迁从保守向开放、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

当代社会各国文化间的交流比较频繁，中西文化交融是当代流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我国在世界各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更是引发了中国文化热潮，信息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进一步的融合促进了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借助于市场化、技术化、全球化的推动，流行文化建构了一种体现着人类共同审美追求、共同文化趣味、大众可共享的文化体系，它的生产、消费以及社会参与互动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追捧，“流行文化的参与群体是社会大众，城市中间阶层、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中学生、都市白领和时尚女性是接受、传播、效仿、消费流行文化产品的主体”〔4〕。青年往往处于不同时期流行文化的潮流巅峰，是流行文化的代言者，在流行文化中寻找乐趣、宣泄情感、感受文化冲浪带来的和刺激，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主流与非主流中寻找自我平衡，期望在独具个性的文化潮流中得到群体及社会的认同。“这些风格并不是从一代人向一代人过渡着的，他们是与生活与文化一道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并成为时代的表现”〔5〕。流行文化发展有很强的阶段性特质，随着宏观环境变化即新问题、新现象的出现，不同时期流行文化具有独特的象征符号。

当代青年在参与流行文化互动、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流行文化的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和互动性等特性符合当代青年追求开放、自由、个性的主体性特征，他们在参与流行文化生成、创造和消费过程中使流行文化更具有本土化、原创性及个性化特征。青年在流行文化的认同、接受、创造过程中投了高度的热情，他们期望创造体现自我特色和时代特质的文化。青年参与流行文化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了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和发展速度，但在创造过程中又存在着盲目的崇拜和跟风现象，致使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渐行渐远。因此，在流行文化发展中必须对青年的行为进行规约，对流行文化发展趋势必须给予适当的引导。

二、社会转型期流行文化发展态势当代社会，流行文化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具有传统文化的自在性与流行文化的超越性、流行语使用的高频率与流行语失范性并存的发展态势，在青年生活世界中这种态势体现的尤为强烈。因此，寻求传统文化的自在性与流行文化超越性之间的和谐发展，规范社会话语体系是流行文化发展所要抵达的。

第一，传统文化的自在性与流行文化的超越性并存。在人类历史的文化发展潮流中，任何文化模式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都有一个起源、成长、变化和衰亡的过程。“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产方式，体现出了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意味着创造。但是，他又是历史地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行为模式，它对于个体的行为具有约束性，时时处处规范着个体，所以文化有自在性特征。……这样个体创造超越性的活动与文化模式的自在性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新的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精神通过人的活动而生成，并反抗传统的模式”〔6〕。文化的自在性与超越性的矛盾，是流行文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种矛盾通过个体文化超越性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冲突体现出来，从而导致流行文化在生成、消费运行过程中呈现某些与传统文化及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状况。流行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娱乐性、休闲性、大众性、通俗性、消费性、商业性、产业性、时效性等超越性特性，决定了它与民族的、传统的、经典的、高雅的、专业的、严肃的、乡土的、公益的主流文化的自在性特性相区别。我国在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须首先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即文化的自在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当代流行文化发展模式是后喻文化的传递路径，即青年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引领文化潮流，在未知领域为长者引路。当代流行文化发展中的黑色文化、灰色文化和网络暴力文化充斥着青年的眼界，青年对流行文化符号具有高度的复制性和模仿性，由于青年对流行文化缺乏鉴别能力和批判意识，盲目地接受与追逐崇拜导致使他们不能理性把握流行文化的发展方向，易在流行文化中迷失自我。当代青年在制造前沿流行趋势的同时也制造了平庸和低俗，在狂热崇拜和追逐中不自觉的弱化和超越了传统文化价值规范，导致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第二，流行语使用的高频率与流行语失范并存。时代变革孕育了流行文化，反映在语言上是一种力求变化的创新心理，流行语具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背景，大多产生于社会变革时代。流行语受地域文化影响，不同地域流行语所反映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同样流行语也折射出不同阶层的文化，如反映青年文化、平民文化、底层文化的流行语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涌动下，则更具有商业文化的特性。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评选活动是从2002年开始创办，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3家单位最先组成，该组织每年1月份上年度主流报纸流行语，7月份年度春夏主流报纸流行语。“流行语词语提取过程紧密细致，引入了更有效的衡量词语流通度的权重数值，频度、使用度、流通度的计算结果使提取的流行语更加靠近公众语感”〔7〕。主流媒体流行语评选活动的提取来自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他们采用统一的技术路线自动提取各媒体上的候选流行语。网络流行语是一定时期内在网络或现实生活中最广泛流行的语言符号，如2009年网络流行语“不差钱、躲猫猫、低碳、被就业、纠结、秒杀、蜗居、蚁族”；2010年网络流行语“给力、蒜你狠、神马都是浮云、我爸是李刚、羡慕嫉妒恨、织围脖”；2011年网络流行语“伤不起、你懂的、妥妥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012年“‘HOLD住’吗？有木有、‘元方，你怎么看？’”；2013年“土豪、女汉子”；2014年“也是醉了、‘有钱就是任性’、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等。此外，网络还不断热传着各种“体”，如“淘宝体”、“凡客体”、“咆哮体”、“TVB体”等。

青年在使用网络流行语呈现高频率的同时，也存在着失范性，比如菇凉（姑娘）、镁铝（美女）、人艰不拆、累觉不爱等，网络流行语的失范体现在语言语音、字词使用、语言语法、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失范，这些失范性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常态化。可见，流行语涉及到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现象与时弊，以及青年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流行语作为一种流变着的符号象征，能敏锐再现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凸显的社会问题和青年社会心理变迁的印记，是青年从对社会主体身份的符号化到对自我生存状态的一种表达。因此，流行语发展趋向的研究是流行文化重要视域，亦是研究我国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流行语从特定角度表达着大众尤其是青年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诉求，针对青年流行语使用高频率存在的失范性，需加强青年网络流行语使用的规范意识。

三、代际隔阂的凸显与青年文化反哺的回归改革开放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也造就了一代既不同于他们父辈、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的青年认知观。他们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长，在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这种文化及价值观，创造着能够体现他们自身特点的新文化价值观。“属于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职业或同一代的人，并不因此形成一种文化；只有在他们开始使用共同的语言习惯、民间传说、行动方式、价值框架和一种集体的自我形象的时候，才会形成一种文化”〔8〕。当代青年是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不断涌现的流行文化潮流中追逐流行、时尚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节俭、适度消费向时尚消费转变，其生活状态由父辈的亲力亲为式向“外包”式转变，他们的契约观由父辈的“重人情观”向“合同观”转变等。可见，当代青年的生活状态、消费观念体现着他们对流行文化、时尚生活的需求和迷恋。

当代青年对流行文化的接受度和包容度要高于父辈群体，他们对新媒体的高度认同使得他们更易接受流行文化，这在文化传递中，容易导致他们倾向于以新媒体信息获取方式来否定旧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当代青年无法实现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完全融合，这种新旧媒体的冲突易造成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对峙，致使社会文化在传承中出现心理上的断层。于是以代际冲突和隔阂形式凸显的文化裂隙，不仅表现在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上，更表现在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上。代际之间的隔阂，简单地说就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因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心理距离。代际隔阂致使代际身份的分化，呈现出以数字“80”、“90”、“00”等为标志的代际归属的划分，代际冲突和代际隔阂更加凸显。在对流行文化的认同与接受中，当代青年与父辈之间的代际距离越来越远，表征着代际文化传递中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如何跨越代际鸿沟，实现两代人之间文化的传承，使青年在享受流行文化带来的时尚美感之时，挖掘体现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和魅力的文化资源，增强父辈们对当代流行文化的认同感。

当代青年要进行文化反哺，“文化反哺”一词源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的后喻文化理论，从人类文化传递的方式来看，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前喻文化，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种划分是人类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真实写照。米德指出：“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但是，这并不就是造成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们隔阂的全部原因。他们同时还目睹了长辈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处世笨拙，往往无法胜任新的环境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年轻一代尽管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但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办法。”〔9〕。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改善、科技的发展为青年文化反哺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比父辈更具有对信息的敏感性和接受力，提升了他们文化反哺的能力。当代社会更加尊重青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物质条件的丰裕和社会宽容度的提升使青年更易把握文化反哺的机会，在此大背景下，青年文化反哺的能力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提升。要缓和代际冲突，缩短代际距离，减少两代人之间在认识、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的隔阂，需做到以下两方面：其一，加强引导青年尊重父辈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要着力引导青年在理解和认识父辈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的基础上和父辈进行交流沟通，表达自己对父辈经历及传统文化的见解，并以其青年自身的视角解读父辈的历史和文化，拓宽其对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认同渠道；其二，父辈也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青年的文化反哺。父辈要以宽容的心态接受青年流行文化中合理的文化元素和内容，并给予青年父辈的鼓励和支持，给青年信心和力量，为青年积极、主动的进行文化反哺提供可能。父辈要帮助青年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融合中自觉的进行文化的创造和价值观的构建，进而跨越代际鸿沟，消解代际冲突缩短代际距离，增强代际间文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

四、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趋同与流行文化的批判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既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互性中的“过渡性人格”，又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时性的“边缘性人格”，加之在流行文化中蕴含的消费观、生活观、利益观等直接与市场经济挂钩，使得当代青年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青年群体中时尚、流行成为当代青年追随的新理念。而“青年群体又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和道德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张扬个性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青年群体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导向越来越明显”〔10〕。流行文化中青年最热衷网络流行文化，网络上“恶搞”作品冗杂，可谓“新作不断”、“超越不断”，从视频到文本，从流行歌曲、热播节目到经典作品，从标志性图像到主旋律影片、歌曲、英雄人物，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青年在文化“恶搞”中享受着刺激和宣泄的，在社会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中，目标价值与利益关系的转化中，当代社会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的断裂中，部分青年逐渐迷失自我。“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都有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是文化的产物，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任何社会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于社会个体的文化认同，由于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个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价值观是群体认同的基石，是群体力量或弱点的根源”〔11〕。流行文化既是青年个体所追逐的，亦是青年群体创造和消费的主要文化，其文化理念及价值取向体现了青年生活态度和方式。部分青年的观念就像“中国式的过马路”一样，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分不清群己权界，集体无意识形成，群体中不良情绪的积聚和宣泄弱化了群体价值观的正能量。

流行文化映射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反映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为低俗文化的代言，这导致青年价值观趋同及青年群体文化整合力弱化。青年群体对这一层面流行文化的高度复制和模仿，已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道德认知力和文化甄别力。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的生成和消费过程中，具有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获得一种对媒体的批判性的读解能力是个人和公民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一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资源”〔12〕。因此，针对部分流行文化在青年群体中传递而致使不良价值认知趋同的现象，应该对流行文化内容、话语、流行方式等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吸取流行文化中合理的文化因子。对与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主流价值对峙的消极流行符号要进行积极的文化批判及澄清，对其进行重新建构。

批判流行文化不是简单的抛弃或全盘的否定，更不是单纯的破坏或毁灭，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扬弃，是否定与肯定、消解与重新整合的统一。其一，要创造符合我国国情及青年群体特征的流行文化。在具体流行文化的认同、接受和创造中要引导青年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创造真正反映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流行文化，创造真实反映我国青年群体及社会中其他群体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需求的流行文化。对违背社会主流价值及青年思想发展规律的消极文化现象要坚定的予以否定，对有助于青年发展、有助于我国文化大繁荣积极的、健康的流行文化元素要给予肯定并予以发扬光大。其二，要培养青年的自觉性意识，建构自觉性的流行文化。自在性往往表现为无意识，自觉性则表现为有意识性、理性化和创造性，与自在性的文化相比，自觉性的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创造的主要形式。通过自觉性意识的培养，提升青年群体对流行文化的鉴别力，以及对流行文化中消极符号进行归因分析和理性批判的能力。提升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创造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制和模仿简单的文化移植，要激发青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体现具有青年精神、青年力量的文化。

五、青年价值观的重塑与流行文化的再造我国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有着其优越性，但市场经济趋利性所诱发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狭隘价值观对我国的流行文化有诱导性倾向。当前我国青年价值观发展在经历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现实生活的变化使青年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青年物欲追求比较强烈；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和能力略有提高，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但认识与行动、应然与实然仍存在差距；青年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间的包容性在提高，他们文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多层次性，主流与核心价值观基本一致，但其理想、目标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不足，认知与行为存在落差。这些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价值观取向蕴含在青年流行文化生成过程中。“文化包含和内蕴着道德，文化的发展影响着道德，道德的进步也影响着文化；社会的文化程度体现出社会的道德水平，社会的道德水映了社会的文化程度”〔13〕。青年价值观反映着我国社会发展程度，对流行文化具有引领、导向作用，而流行文化对青年价值观具有塑造功能。2013年5月4日，同志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广大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树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4〕因此，流行文化的发展除了具有主流、时尚、前沿等特性外，更应该是体现我国当代青年积极、健康、阳光青春的生活状态。

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对流行文化商品和产业等资源充分开发。流行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对象，在生产环节将优秀的流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再通过交换、消费转为人们大众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流行文化生产是一个阶段性的积累过程，其中有符合社会主导价值的文化，也有与其相悖的文化，其生成过程揭示了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特点。只有将代表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的文化作为流行文化的生产资源，才能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夯实基础。“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价值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建构不应只停留在吻合经济人的行为特性和市场经济特性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建构层次上，而应超越经济人狭隘的功利眼界和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局限，达到由经济人到社会人、片面的人到全面的人的提升，为人们建立价值层面的精神家园。”〔15〕因此，首先当代流行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引导青年以主动的文化认同进行流行文化的建构，培养青年自信、自尊、自强的文化价值信念；其次，社会各界要积极关注流行文化发展中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现状，给予青年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助；再次，整合社会、学校、家庭等力量引导青年在流行文化的创造和消费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当代流行文化由浮躁回归平静、由现象回归本质、由感性回归理性、由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回归体验式的文化生成。最后，在流行文化再造过程中重视青年力量和青年精神的养成，以青年为主体，创造体现青年价值和青年精神的优秀流行文化产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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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消费论文篇（8）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发展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发展，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工业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秦宏,高强,李嘉晓.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我国农户分化与农村非农化、城镇化进程[J].生产力研究,2005(3).

2、孟素洁.“十五”期间北京城乡差距与农村内部差距分析及对策思路[J].北京社会科学,2006(3).

长辈消费论文篇（9）

广州某媒体一则新闻,事业有成的阿军要和结发妻子离婚。妻子全身心照顾家庭15年,丈夫则在不断进修中成就一番事业,阿军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离婚,妻子不同意离婚,还请求法院判令阿军履行每天2个小时照料家庭的义务,对以前未履行的家庭义务以每天2小时计付代偿家庭劳务费,1997年至2011年共计15年,10950个小时,以其时薪的1/5计,每小时200元,共计219万元。

一、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关于夫妻离婚后扶养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

2001年新的《婚姻法》颁布之后,在立法的层面增加了离婚后的帮助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是指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离婚损害赔偿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过错而引起的离婚案件,财产分割时,对于无过错一方,应适当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

二、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中夫妻离婚扶养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养的概念

法律意义上的扶养也有区分,广义的扶养泛指一定范围的内的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互相供养、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权利义务关系,囊括了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形态。狭义的扶养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权力义务内容。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这里的夫妻扶养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扶养而不包括婚姻关系之外,对于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的一方,只能请求适当经济帮助作为救济,对于全职家庭妇女来说,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消灭,离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还可能因此丧失子女抚养权,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长辈消费论文篇（10）

关键词： 农民工；新生代；跨文化适应

Key words: migrant laborers；new generation；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0-0321-03

0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务工、经商，形成独特的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占农民工总数的60%，约有1亿人，基本上已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存在，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的文化。[1]文化适应是个体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内在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状况，走进农民工的心理世界，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1 新生代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状况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部署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根据John W.Berry的“Berry的理论框架”和Ward及其同事的跨文化适应的“两个维度”理论，可以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个方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

1.1 心理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虽“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隔离的。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他们大多数人希望融入城市，但发现自己没有或者不太可能被城市完全接纳，容易产生对自己身份认同上的迷茫，使他们成为漂泊心态的人，漂泊心态容易导致他们的自律性降低，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责任感，并容易导致自卑、怨恨等不良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