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直接结果，也是分享分工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分工所产生的利益“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贸易分享的利益份额，反映出对外贸易的宏观效果（包括绝对效果和比较效果）外贸经济效益则是贸易效果的量化，无论对于国家或者企业，贸易利益的度量都是基于经济效益评价这一有效手段的。
2.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决定贸易可行与否的重要前提围绕某种商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可行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贸易政策与措施、货物供应与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状况、经济效益等。从微观角度来看,贸易商决定贸易取舍的关键是经济效益的好坏。理性的贸易商常常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贸易可行与否的重要前提。当然,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既有眼前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之分，又有静态经济效益和动态经济效益之别。单就某一项具体的贸易活动而言,贸易商或许更注重眼前和静态的经济效益，而相对忽视长远及动态的经济效益。但是,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贸易活动）是一个动态决策的过程,针对贸易经济效益所进行的科学的贸易行为决策应追求眼前经济效益与长远经济效益、静态经济效益与动态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实现效益总值的最大化。
3.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衡量贸易质量的主要方式
企业经营活动实现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迁升,是十分必要的。对外贸易经营同样需要这一转变若干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走的是一条粗放型、追求简单数量增长的发展道路；快速的进出口数量增长掩盖了贸易质量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导致规模不经济。转变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方式,以效益型增长替代数量型增长是今后若干年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战略模式注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基础是加强外贸经济效益评价，通过设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于提高贸易质量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科学评价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决定贸易机会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导外贸活动徤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原则。
首先,评价所采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合理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数据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本身的科学性；数据不真实、不清楚,也会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继而导致贸易决策失误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包括贸易前的评价和贸易后的评价两方面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所需的数据部分是已知的、不变的；部分则是未知的、可变的,对于后者,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的假设或预测,避免主观性、盲目性。
其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力求科学、合理根据对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外贸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采用有别于国内其他经济活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中，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体现如下特征：①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②体现经济效益变动的连续性与可比性，沟通效益变动的轨迹；③简便易行,方便操作。
2. 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相结合
从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来看，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应有不同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的目的在于决定贸易机会的取舍，选择确定合适的贸易对象与贸易条件；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则是对贸易效果的总结，把评价结论反馈到今后的决策中去,推进决策优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贸易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基本程式,即：贸易前的评价—贸易决策—贸易后的评价—贸易决策优化对一项中间贸易决策而言，既要依据上一项贸易效益评价的结论反馈，同时也要依据本项贸易的经济效益预测。坚持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不仅能客观地检测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测）结果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反映贸易决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
3. 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一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正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是宏观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负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会损害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维持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正相关的状况，是国家调控对外贸易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企业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因此，坚持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确保两种效益的协调同步增长，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宏观经济效益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矢量和，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那么从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考虑，必须剔除和修正有损宏观经济效益的微观经济效益。换句话说，任何建立在损害国家宏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微观经营活动，不管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都必须加以制止在这一方面，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同时进行所取得的相关结论，是政府行为发生的重要依据。
4.当前经济效益评价与长远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
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若干个相对静止的具体贸易活动连接而成的有序轨迹任何企业的外贸经营活动都必须考虑其当前经济效益的好坏,同时又不能忽视它对企业对外贸易长远经济效益的影响；有时为提高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还必须以牺牲当前经济效益为代价，使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坚持对外贸易的当前经济效益评价与长远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这样做可以避免企业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一味地强调长期经济效益而忽视当前经济效益，二是只注重当前经济效益而不顾及长远经济效益，特别是当二者存在矛盾之时.
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一）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指标
1.出口换汇成本
(1) 计算出口换汇成本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①出口总成本出口总成本是指到商品出口为止围绕商品的生产、流通和转移所产生的国内总成本。商品的出口总成本所涉及的费用较多，主要包括商品的生产及经营成本（收购出口行为中则属于进货成本）和各种国内费用，如加工整理费用、包装费用、保管费用、国内运输费用、证件费用（包括商检费、公证费、领事签证费、产地证费、许可证费、相关杂费等)、装船费用、银行费用、预计损耗、邮电费用等②出口外汇净收人出口外汇净收入是指出口外汇总收入扣除劳务、服务费用等非贸易外汇后的外汇收入，它是出口总成本与销售利润的合值，表现为FOB净价。
(2) 出口换汇成本的计算及经济含义
①出口换汇成本的概念与计算出口换汇成本是指某商品出口净收入一个单位的外汇所需的人民币成本。其计算公式为：屮口换汇成本-出口总成本_(人民币)出口换汇成本—出口外汇净收入（外汇）②出口换汇成本的经济意义
从上式可以看出，出口换汇成本与出口总成本成正比，与出口外汇净收入成反比出口换汇成本是衡量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V它与外汇牌价进行比较能直接反映出商品出口的盈亏状况。例如，在一笔出口交易中，计算出口的出口换汇成本为7.3人民币庚元，收汇时的外汇牌价为1美元折合8.3元人民币（买入价），则出口1美元的该商品取得1元人民币的盈利；反之，如果计算出的汇换成本为9.3人民币美元，则出口1美元的商品，就会出现1元人民币的亏损。
2. 出口商品盈亏率
(1) 出口商品盈亏额的含义
出口商品盈亏额是指出口商品人民币净收入与出口总成本的差额如果差额为正数，则表现为盈率；反之，则表现为亏损。
(2) 出口商品盈亏率的含义及计算
出口商品盈亏率是出口商品盈亏额与出口总成本的比率，用百分比表示，其计算公式如下：出口商品盈亏率-出出口总盈本额X100%=出口外汇净收入（人民币）-出口总成本-出口总成本100%
(3) 出口商品盈亏率的经济意义
出口商品盈亏率是衡量商品出口最直观的评价指标。也是衡量静态出口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v将出口商品盈亏率同国内商品销售利润率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判断出口与内销的优劣，指导企业决策
3. 外汇增殖率
(1)计算外汇增殖率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①原料及零部件外汇成本在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中，出口商品生产所使用的原料或零部件进口需要支付外汇，或以外汇计算成本原料和零部件的获得方式不同，外汇成本的计算也不尽相同。
——进口国外原材料和零部件要支付的外汇成本以CIF价计算；
——进口替代的国内原料、零部件的外汇成本以实际购买价计算；
——国内部分的原材料，零部件的外汇成本以该原料、部件出口的FOB价计算。
②制成品出口的外汇净收入
利用原料、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后所形成的制成品出口所获得的外汇净收入以FOB净价计算。
③外汇增殖额
外汇增殖额是指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与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之间的差额。
(2)外汇增殖率的含义及其计算外汇增殖率是指加工、装配出口商品所产生的外汇增殖额与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外汇增殖率-原料、外零汇部增件殖额汇成本100%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v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100%
(3)外汇增殖率的经济意义外汇增殖率反映的是加工装配贸易业务中获取外汇增殖的能力,在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出口制成品创汇额越高，加工贸易经济效益越好，反之越差。外汇增殖率是衡量取舍加工贸易的重要指标。
4. 进口商品盈亏率
出口要讲求经济效益，进口同样也要讲求经济效益。进口商品盈亏率是指进口商品盈亏额与进口商品总成本的比率，其中：
一一进口商品总成本是指商品的进口价加上进口关税及各种国内费用，如各种国内税、进口商品运输及仓储费用、保险费用、促销费用等。
一一进口商品盈亏额是指进口商品国内售价与进口商品总成本的差纸
进口商品盈亏率的计算公式可以写成：进口商品盈亏率-进口商品盈成额x1曝一进口商品国内售价-进口商品总成本x= 进口商品总成本100%。
(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1. 贸易条件
(1) 贸易条件的含义
贸易条件又称贸易条件系数或贸易条件指数，它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
(2) 贸易条件的计算
贸易条件的计算引用下面的公式进行：
T-上Pm
式中：Px表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表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x)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Pm)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Px=2PxiXii=1
Pm=Pm1mi
式中Ximi为权数，分别表示基年第i种商品的出口额或进口额占总出口额或总进口额的比重，PxhPm,是第i种商品出口或进口的价格指数。
(3) 贸易条件的经济含义
贸易条件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对生产、消费及贸易利益影响大小的重要指标v当贸易条件大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改善，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影响的效应扩大，当贸易条件等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不变，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的影响效益凝固，当贸易条件小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影响的正面效应减小。当然，单纯考虑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地计量贸易利益，因为贸易条件变动的方向有时与贸易利益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有时则是相反的或“无关”6的例如，当一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时，其同样数量的出口商品创汇数量减少。但如果该国采用了新技术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成本下降，则同样可以实现贸易利益的增长，另外，从薄利多销的原理出发，出口数量扩大带来的效益增长也可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所导致的效益下滑
2. 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
(1) 基本含义及计算
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是指一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差纸如果差额为正，则表现为贸易顺差或出超；如果差额为负，则表现为贸易逆差或入超。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外贸净出口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贸进口总额=么F(mi=1—1其中：FOBrT=第i种商品（Gi)出口的外汇净收入总额CIFGj-第j种商品（Gj)的进口总金额(2)外贸净出口总额指标的经济意义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是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重要指标之一，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分配的能力与水平。考察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指标，有助于国家制订宏观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措施,改善对外贸易状况能培训，使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顺利实现。
3. 加强行政性措施，对科技投入实行优惠政策导向和科学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随时制定和调整有利于鼓励科技投入的优惠政策加强调控和规划布局管理，促进科技力量的联合和集成优化投资结构，继续发展科技基金制，运用价值评仪和同行专家评议等办法，提高资金利用效益。科技计划主要实行招标制，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保证立项的科学性和定标的公开、公正性^
一、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分析
1．从会计政策的本质特征来看，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会计政策根据制定的主体可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是通过会计准则和有关法规的制定来体现的；微观会计政策主要表现为企业主体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从自身利益和特点出发，在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专辑中指出：“人们所做的各种会计抉择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抉择，或其他有权作出规定的机构所作的抉择，要求企业按照某种特定的方法提供报告，或从反面来规定，禁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各种抉择还在个别企业这一层次上作出。随着公布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多，个别企业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狭。但是编制报告的企业在会计上总是有许多决定要做的，包括未颁会计准则时，在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在奉行准则时，在各种允许方法中作一抉择，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里第一层次的抉择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范畴，而第二层次的抉择即企业的抉择则属于微观会计政策的范畴。
2．从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来看，会计政策的存在是企业会计实务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会计计量方法、计量手段以及会计人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会计信息与实际情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要求企业执行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从会计方法到会计科目、报表都作了统一规定，企业只能被动地执行，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为地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性，否定了会计政策应有的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对于宏观会计管理体制也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会计管理的自也将逐步扩大，企业将有一个相对过去来说显得十分宽松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企业有可能从自身特点和利益出发，以满足企业提高会计管理水平的需要。
（二）消极影响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会计政策选择经常充当盈利管理的工具，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基于操纵盈利或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盈利管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不妨将其定义为不良会计政策选择。此处的“不良”主要是着眼于其实际的经济效果，当然也涉及到这种行为的动机。
1.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后果是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上述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无不是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2．发生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会计政策的宏观决策者被微观决策者以及与该会计政策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左右了思想和行动，从而导致了宏观决策者选择了正好被微观决策者所期望的会计政策，让实际操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地描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第二方面原因是由会计政策所支持的会计信息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会计信息反映的是一种近似的真实，其标准很难确定。另外，人们认识的角度、深度及出发点不同，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在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第三方面原因是出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事物、不同行为或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点”。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也符合这种说法。如果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成本较低，企业就容易产生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倾向。
二、发挥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正作用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典型特征，因此就得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一是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二是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三是股东权益的披露。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二）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长期困扰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主要是短期的报酬激励，缺乏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因此，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同，以增强公司经营者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
（三）明确产权对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界定功能
产权明晰对于企业经营和所有者来说都是相关利益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重要保障。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产权的明晰界定，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有了这两个条件，既可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企业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政策，又可以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会计政策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
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会计准则的制订尚未经过“充分程序”，企业会计政策各相关利益集团在参与制订的过程中也没能体现出决策的民主性
譬如，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从整体上看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似乎没有体现出银行的参与，对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够，以至于出现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逃避技术上违反贷款合同约束，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那么今后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订环节上就应体现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应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加以适度限制，这应是我国会计准则制订者进一步努力改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丽霞等．财务分析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36-41.
[2]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2001.
[3]张学谦．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北京：对外对比温度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20-123.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所谓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工会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换言之，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失。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在在劳动就可以改变业绩的捷径。因此，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是借助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取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动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弃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1）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会计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越高，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的成本并增大从债权人手中转移财富的可能性；（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本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递延税负等；（4）为避免政府和市场管制机构的关注，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平滑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使各期收益保持相对均衡；（5）对于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部门来说，其收费是受政府管制的，而政府在制订收费标准时常常会借助于资产收益率、投资报酬率等会计数据，这些部门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提高其收费标准的会计政策。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
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以上种种行为，无一不是上市公司为了逃避市场监管实现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执行政府制订的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可选择的余地，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了较大的空间，允许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本意是让其选择最能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处理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些企业管理者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并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程度，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可喜的是，我国新出台的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已开始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期待着这些法规的实施对规范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能起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如已于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新《会计法》第26条对公司、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明确作出了5项禁止规定。《具体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第4条和第5条也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三、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如上所述，会计政策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由多方利益集团参与的政治活动，需要以“充分程序”来体现其政策制订过程的决策民主性，政治活动就要产生政治成本，主要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因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利性决定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通过制订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政府手中（曼瑟尔．奥尔森，1995；张为国，1995）。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租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寻租者从政府手中寻求某种特权如对现有政策的干预或变通，以此来获得较高的利润。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是谋求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和具体会计准则的选择权。例如，在美国制订会计准则的历史上，在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授权民间会计团体制订会计准则后，政府和非盈利组织自己也成立了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制订和颁布自己的准则；铁路业也制订了自己的准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组织曾宣布，行业内的非上市公司可以不遵守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某些准则，由此对寻租者谋求会计准则制订权的行为可见一斑。一旦会计准则制订的权利分配完毕，寻租者只有在现有的会计准则格局内，通过某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废井勘探成本和补偿性认股权问题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辩论即是如此。综上所述，不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可以视为寻租者的寻租过程，各方寻租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取得绝对租金利润的控制权，要么就是各方瓜分租金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寻租者获得了租金利润，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产生了寻租成本。（2）规模效应与政治敏感性。根据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企业规模假设，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即政治成本，如税收支出等）均大于小企业，可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管理当局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会计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亦即政治成本的存在会使大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3）税负和收费管制。企业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一是表现为对资产计价的选择上，二是表现在对损益的期间确定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调整上，在这两方面企业都会选择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所以，税费和收费管制成本与规模效应一样，也会促使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4）社会契约成本。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活动的制度安排，是社会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刘峰，1996）。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契约，会计准则如果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去讨价还价协商制订，其交易成本会很高且不一定能达成共识，那样将会是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选择，因此，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最好由具有“暴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国家或政府来完成（诺思，1995）。但市场主体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是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若事无巨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交易成本就会过高，效率太低。因而，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做出规范，而将剩余的特殊具体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和解决也许更有效率。所以，我们认为，由政府享有作为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则即宏观会计政策的制订权，而由各市场主体——企业享有剩余、特殊的具体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政策制订权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社会公共选择和制度安排（谢德仁，1998）。企业会计政策作为一组社会公共契约，其制订和实施必定要产生交易成本即存在社会契约成本，如何节约契约成本，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是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个政治成本问题。
四、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1、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企业会计政策制订和选择中的有限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纳什均衡点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可以说，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的帕累托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得到日益公认的过程，更是一个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2、无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是一个相关利益者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进行的博弈斗争过程。从会计准则的制订到实施，自始至终贯穿着会计选择，各相关利益集团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参与会计选择过程，会计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过程。在每一会计政策选择中，各个利益集团都企图利用诸如促使或阻碍某项会计政策的通过或实施，利用会计政策的变通机会为自己谋利，力争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会计政策等手段进行博弈斗争，也正是在这一不断的动态博弈竞争中会计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会计实务日臻完善。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人们所瞩目的焦点。所谓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以获取一定的自身利益为目的，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虽然在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利于进一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能力，但由于盈余管理有悖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有悖于会计信息的中立性，会使会计信息失去公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误导投资者并影响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而，过度的盈余管理是有害的。本文试就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盈余管理是亏损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为复杂，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1）管理报酬动因。在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避税动因。美国一项1974年-1980年的研究表明，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相比，亏损企业更喜欢变更其会计政策，从总体上来说，亏损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重大变更是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两倍，其中能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重大变更，亏损企业是财务状况良好企业的4倍。研究还表明，亏损企业最常用的会计政策变更是把原先的存货计价方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因为采用后进先出法可以降低每股收益，降低企业的税负，从而改善企业的现金流量。（3）债务契约动因。如果企业管理者想通过发出企业面临困境的信号，谋求尽快就债务进行重新谈判，或为取得债权人的信任和支持，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采用减少利润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以向债权人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企业的财务困难并要进行处理。（4）高级管理者变更。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高级管理者为了防止或推迟被所有者解聘，会提高当期报告利润。而经营很差的高级主管为了增加将来盈利的可能性，或新任的高级主管为了归咎于前任的经营不善，则有动机去报告更多的亏损。（5）股东因素。在亏损时期，减少股利分配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为应对公司外部股东的股利分配要求，企业经理人员会通过盈余管理减少报告利润，以便有正当理由减少股利分配。（6）工会的监控。为在与工会的劳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会选择调低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
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一体制转轨时期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和现象，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我国证券监管部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具体分为首次发行、配股、增发新股和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四个方面。（1）首次发行。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为达到目的，企业往往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以取得上市资格并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2）配股。在我国，对上市公司配股有基本条件的规定，如目前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且“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为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市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3）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定价由承销商与发行公司协商这也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4）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有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若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且“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同时，又规定，“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在我国，公司上市相当不易，若被终止上市，对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稀缺资源的白白浪费，公司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遭受损失。因而，通过实施盈余管理以尽可能避免亏损或连续三年亏损，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现实选择。多项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频率图上，有两个集中的区域，即微利区域和巨额亏损区域，而美国等国家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图表则相对比较平均，这说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群体中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1）一些公司微利的背后可能是实际上的亏损。微利公司的特点是盈利水平较低，但不亏损。盈利水平处于何种情况为微利公司，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但每年年报出台，总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超过0.02元。从现金流量角度分析这些微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在权责发生制下净资产收益率大于0的公司，其收付实现制下的净资产收益率却大多小于0，即已经亏损。这说明在微利公司中存在调增盈利的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现象集中出现在上市公司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原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的盈利往往是出于对公司形象的考虑。即在这一年公司实际已发生亏损，虽然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市场，投机性比较强，盈利水平的微小变化对股价影响甚微，但是如果出现亏损还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亏损公司会千方百计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推迟报告亏损年度的目的。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扭亏为盈年度的盈利则是由于ST、PT等制度的存在，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2）一些巨额亏损公司的真实亏损可能远低于其报告亏损。由于ST政策、PT政策和其它一些原因的存在，上市公司会尽力避免连续几年亏损，往往在首次报告亏损的年度将亏损做大，以便“轻装上阵”，有利于在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因而，有的上市公司一旦报亏，就要“一次亏个够”，表现为巨额亏损。而在权责发生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性原则的结果，是现行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并不会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特别是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两年亏损后，公司为避免第三年继续发生亏损而导致被摘牌时，就会广泛采用“巨亏”的办法，以使公司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以后期间却出现反弹。例如，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出现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与中国2001年宏观经济增长形势相背离，上市公司中亏损的家数和比重创出了历史新高，亏损额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严重，动辄7亿、10亿。随着2002年年报的披露，首次亏损但金额巨大的公司也并不鲜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亏损公司都能在采用“巨亏”的办法之后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目的，但多数公司能借此实现扭亏，如2001年度巨额亏损的多家上市公司在2002年顺利地实现了扭亏，2002年度的一些巨额亏损公司也已出现了“年报装孙子季报偷着乐”的现象。
二、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手段
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法，大致有巨额冲销、收益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和利润平滑化四种。亏损公司常用的是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从2001年和2002年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看，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我国亏损上市公司通过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实施盈余管理的最大法宝。虽然2001年亏损上市公司对亏损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表述，但总要加一条-因为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公司计提减值金额过高……越是巨额亏损的公司，越是把会计准则当成首要原因。如某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56%，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75%.2002年年报巨额亏损的公司中，除正常的经营性亏损外，有半数以上计提了大额的不良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会计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爱，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可选择性较强，企业可通过不恰当的计提比例实施盈余管理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不实、利润虚增的现象，为挤掉资产的水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2000年12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将四项资产减值准备扩大到八项准备，规定上市公司应该计提坏账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由于《企业会计制度》对各项准备的计提只是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对于准备计提与否以及比例的确定都由企业自行根据情况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掩盖风险、虚增利润，也可以通过多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利润或加大亏损。
（1）应收款项。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一般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账龄法和销货百分比法可供选择，由于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由企业自定，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如2001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上市公司中，对1-2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5%一10%不等；2-3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15%-30%不等：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30%-80%不等。此外，《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同时也规定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低（5%或低于5%）的理由”，但并未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内部企业的应收款项是否应计提坏账准备。而内部往来计提准备与否，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很大。
（2）除应收款项外的其余七项资产减值准备，大多无明确计提标准，更为“灵活”。如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鲜有市场参考价值。又如短期投资，企业在运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时，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总体、按投资类别或按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如果某项短期投资比重较大（如占整个短期投资10%及以上），应按单项投资为基础计算并确定计提的跌价准备。其中按照单项投资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最为稳健，利润最为保守。但究竟选用哪一种，制度未予明确。
（二）某些企业滥用会计估计，采用变更计提比例和冲回上年计提等方法实施盈余管理
谨慎性原则本身具有较强的倾向性，虽然本期利润稳健了，但以后期间的利润却并不稳健。由于在开始计提资产减值和变更计提方法的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应当对减值准备进行追溯调整，计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尽管这些会计政策变更一般会影响当期的盈利，但因同时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一般说来对当期业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在以后年度发生变更计提比例时，只能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需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调整以前期间的报告结果，只需披露变更的理由和对当期的影响数，在其比例变更当年的调整数全部计入变更当年损益。比如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使得当期利润计算偏低，期末存货成本减少，会导致以后期间销售成本偏低，从而使利润反弹。对于期末存货占资产比重较大的企业来说，这不失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企业可能在某一会计年度计提巨额存货跌价损失，实现对存货成本的巨额冲销，然后次年就可以顺利实现数额可观的净利润。这种盈余管理只需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作过低估计，而无需在次年度大量冲回减值准备即可实现，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三、减少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思考
虽然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实质上违背了中立性原则，会误导利益关系人的相关决策，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应尽量缩小其空间范围。
（一）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清除诱发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
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企业能否成功发行股票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服务与裁判角色，维护交易的诚信、公平、公开、公正。如前所述，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应付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发因素，原因就在于市场监管沿用了计划行政型的管理体制，因此要清除这些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就必须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虽然2001年年初监管机构对上市发行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计划行政型的审批制，推出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但核准制毕竟不同于注册制，一个企业能否上市关键仍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发审委的审核批准，而审核批准的依据则是其业绩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因此，审批制下虚构业绩、“包装上市”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核准制下依然存在，而上市之后，上市资格的资源性质仍然存在，当业绩下滑、面临困境时，上市公司仍会为保住上市资格而实施盈余管理。
监管机构应继续推进上市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逐步转为完全市场化的注册制，并取消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被处以暂停股票上市乃至终止股票上市的有关规定，由市场本身来对上市公司进行优胜劣汰。
（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缩减盈余管理的空间
盈余管理的存在与现行会计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权责发生制的固有缺陷、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滞后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会计收益的衡量基础是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试图将经济实体发生的交易与其他事项和情况，按照其产生的财务结果在不同期间加以记录，因此，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权责发生制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期间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配比，大量的估算和预计很难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得出一个唯一的结果。另外，无论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给予了会计人员较多的选择空间。例如，（1）管理者对于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大量未来经济事项必须作出判断，诸如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递延税款以及坏账损失等；（2）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管理者必须在公认的会计方法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像折旧方法中的加速折旧法与直线法和发出存货计价中的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加权平均法等；（3）管理者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需要进行判断，如存货水平、存货发出和采购的时间安排以及收账政策，它们都会影响到成本和收人；（4）管理者必须自主决定一些费用的发生时间，像研究和开发费用、广告费及维护费；（5）管理者必须对公司的诸如企业联合、租赁合约以及权益性投资等交易作出决策，这些决策也给管理者提供了判断的空间，如商业联合既可适用联营会计，也可适用购并会计；租赁合约可以是资产负债表内的义务，也可以是表外义务；权益性投资可按权益法核算，也可按成本法核算等等。管理者在上述众多的判断中，都有可能和有条件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新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并未在相关准则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会计准则制订的滞后性对会计事项做出对自身有利的估计或判断。
准则制定部门应考虑改进收益确认原则。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它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和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得出的会计收益存在人为调节的成分，缺乏客观性。由于企业的盈利信息与现金流动信息是密切相关的，可考虑把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两种会计确认基础结合起来，即所有的收益都应充分考虑现金基础的合理成分，若现金流入存在不确定性，就不能确认为收益。同时，根据不同收益的性质细分收益的确认标准，一些项目可直接按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
另外，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并完善披露要求。一方面，准则制定部门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使会计准则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如会计准则可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做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另一方面，对资产减值会计等盈余管理的“重灾区”，应增加强制披露要求。在自愿披露原则下，上市公司对披露内容的选择不同，以《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为例，2001年巨额亏损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比例远高于2001年扭亏公司披露该表的比例，原因是巨额亏损公司将巨额亏损归因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扭亏公司不愿意明确指出冲回资产减值准备是其扭亏为盈的主因。为了使投资者更清楚地认识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盈余的影响，有必要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三）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以及设立外部董事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轻得多，因此如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有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较大的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大股东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形同虚设，中小股东无力对公司施加影响，治理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大多是由国有股权占据优势或控制地位所引发的，因此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根据各国的经验，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保护公司利益的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制衡作用，同时，通过参与董事会的运作，独立董事可以发现公司经营的危险信号、对公司的违规或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再次，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最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从根本上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权结构的优化，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只有机构投资者队伍壮大起来，股权过分集中和流通股过分分散的现象才能得到缓解。
（四）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一方面，要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由于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稀缺资源仍然主要依据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报表业绩”进行配置，上市公司在无法通过“实质业绩”实现“报表业绩”从而丧失资源配置的资格时，往往会利用会计选择权重组“报表业绩”，以实现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再筹资。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巨额亏损公司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会计选择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对于严重违反有关法规操纵损益的行为，应予以严肃查处，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执业水平，加强对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审计。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而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为此，注册会计师应当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对濒临亏损边缘的上市公司，以及亏损上市公司发生异常波动的营运资金项目和利润表中的异常应计收益项目，予以特别的职业关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被审计单位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合理或披露不充分时，注册会计师应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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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亏损的现状
1.1大型企业
大型企业长期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于国内市场的中国大型企业，在体制转轨尚未到位、市场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就要面临国内国际环境如此迅速的巨变，是导致大型企业亏损的重要因素。
1.2中型企业
近年以来，也有一些中型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亏损额增加。许多企业加大了营销的措施和力度，销售量增加，但由于管理者的管理混乱，缺乏约束机制，所以无法弥补由于价格下降所造成的影响。
1.3小型企业
导致小型企业亏损的内因则是企业自身势力较弱，产品、工艺、设备落后，债务、人员负担沉重等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生产经营没能走上轨道，效益不稳定，相当微利企业只能维持现状；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到位，加之管理水平低下，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因为企业文化的不完善则是导致小型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2.企业亏损的内因分析
2.1管理失优
2.1.1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
对现金管理不严，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有些企业认为现金越多越好，造成现金闲置，未参加生产周转；有些企业资金使用缺少计划安排，片面考虑季节价格的波动，过量购置不动产，无法应付经营急需的资金，陷入财务困境。不少企业的管理者对原材料、半成品、固定资产等的管理不到位，财务管理职责不明，资产浪费严重。
2.1.2领导层管理水平不高
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科技人才缺少，研发费用投入不足，影响产品竞争力。追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金缺少、企业效益不高、用人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主要表现为企业目前现有的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熟练工人都难以留住，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大多企业近年很难招到专业研发人员，科研人才更少。这样导致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迟缓，自主开发能力比较薄弱，独立拥有的品牌产品较少，缺乏真正的市场技术竞争。
2.1.3企业文化的缺乏
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仅对员工具有很强引力，对于合作伙伴如客户、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社会大众都有很大引力。如果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缺乏，那么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将会是导致企业亏损的原因。
2.2投入失策
2.2.1决策失误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2.2.2投资失算
近几年由于国家严格控制纺织业和啤酒工业，特别是地方中小纱厂跟啤酒厂的开展，这些没有国家户口的地方中小企业一会开办一会停办，不仅没有很好的效益，还导致机器锈蚀老化，从而造成直接或间接亏损，甚至拖垮了总公司。如某企业申请120万元技术改造贷款，但在实施中临时决定拿20万元投建接待大楼，致使20万元技术改造资金无着落，只好停工等待，另寻替补资金，一晃就是4个多月，仅此就会减收45万元的收入。
2.3营销失机
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可能一帆风顺，并且当今市场许多良机稍纵即逝，因此不少企业在经营工作上常常失利，直接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运行造成营销失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行情不清、资信不足、销售乏术、负债运转等等都是容易导致营销失机的原因。
2.4开支失控
非生产经营性费用增长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消费上的竞相攀比、追赶时髦、超前消费加快等已构成伴随企业发展的不和谐音调。例如有些企业产值仅仅二三百万元，但每年仅非生产的不合理开支就高达二三十万元，其中绝大部分都可压缩，但由于思想上的问题和制度上的漏洞，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3.企业亏损的治理对策
3.1建立健全的管理模式，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高层管理者对低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发挥管理者的计划职能，设定主要目标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组织方法，预测本机构未来所需的必备条件，建立目标，确立必须取得的产量或成果。
3.2 强化企业内部人员管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增强企业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
针对企业发展存在问题，要从企业基本管理入手，抓好生产、技术、成本质量、营销等各环节的基础管理工作，挖掘企业潜力，提高效益。还要建立科学、高效的技术创新体制，充分利用资金，合理使用人才。
3.3树立企业文化
优秀的企业是正气，是积极向上的文化；平庸的企业是暮气，昏昏沉沉，含糊不清，是随波逐流的文化。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影响地位，树立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精神。
3.4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
决策是领导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决策，就是领导干部根据主客观条件，运用掌握的信息，采用科学的方法就重大问题优化选择解决方案的过程。科学决策是实现领导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
3.5科学调整经营思路
科学调整经营思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加强运营管理，及时修整出现的问题，诚实守信，消除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建立企业的良好商业信誉。
3.6加大企业管理者的约束力、强化企业的执行力度、重视投资决策
要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重点解决管理队伍中的“家族化”问题；提高管理水平多方开源节流；控制各项非生产经营性费用；加强约束力度，发挥企业党群组织和职代会的监督作用；在保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健全内审机构。
参考文献：
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 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 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 ～30 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 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 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 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 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 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 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 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 年代至80 年代中保持了近40 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 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 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 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 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 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 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GDP 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 年美国的人均GDP 是23400 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 则为470 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 ，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 倍，因此在93 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 ，如果我们能保持7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 年后即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 年人均GDP 为2300 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 那么在10 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 盈利、1/3 明亏、1/3 暗亏，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 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 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 万亿元，其中70% 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 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 万8 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 而市场利率为25% ～30%, 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 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 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 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 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 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 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 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 斤猪肉需要4 粮食，1 斤鸡肉需要2 斤粮食，1 斤牛肉需要8 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 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 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 －18 亿人，比目前增加30% 至50% ，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 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 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 ～30 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 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 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 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 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 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 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 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 年代至80 年代中保持了近40 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 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 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 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 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 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 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GDP 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 年美国的人均GDP 是23400 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 则为470 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 ，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 倍，因此在93 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 ，如果我们能保持7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 年后即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 锕?液头⒄怪泄?宜?芄郝虻纳唐肥?渴遣灰谎?模?虼私峡凸鄣谋冉戏椒ㄊ枪郝蛄ζ郊鄯ǎ?创朔椒?扑悖?夜?3 年人均GDP 为2300 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 那么在10 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 盈利、1/3 明亏、1/3 暗亏，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 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 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 万亿元，其中70% 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 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 万8 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 而市场利率为25% ～30%, 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 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 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 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 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 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 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 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 斤猪肉需要4 粮食，1 斤鸡肉需要2 斤粮食，1 斤牛肉需要8 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 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 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 －18 亿人，比目前增加30% 至50% ，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 ?鱿纸洗蟮牧甘彻┣笕笨冢??甘澄；?票亟??驳缴缁岬陌捕ā?/P>
政府和银行的博弈分析
由于政府发行国债在先，银行事先知道政府即将发放国债的行为，所以政府和银行的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政府用自己的声誉担保以使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如果企业亏损而归还不了贷款，则政府有两种选择，即承担企业亏损和不承担企业亏损。对于银行来说，企业归还贷款和不归还贷款对其影响也大不一样。
如果政府事先打算承担企业亏损，在企业能按时归还贷款的情况下，则政府的收益是对企业的税收和机会成本（企业的亏损额），而银行的收益为贷款按时收回的利息收入；如果政府不打算承担企业亏损，在企业能按时归还贷款的情况下，政府的收益是对企业的税收，银行的收益为贷款按时收回的利息收入。企业不能归还贷款的情况也可经过分析得知。可以看出，对于银行来说，最为不利的情况是企业不能按时还贷而政府不承担企业亏损，因此政府是否愿意承担企业亏损是关键，如果政府违约，银行就不得不牺牲贷款额和利息收入，承接政府转嫁的风险。
银行贷款风险由来
银行贷款风险一般由贷款资产风险度来衡量。风险度是资产风险权重额占同期资产余额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贷款资产风险度=（贷款方式风险系数×客户信用等级系数×贷款形态系数）×100%
对于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由于是贷款方式是政府保证贷款，故其贷款方式风险系数为50%，那么对于一个贷款为10万元的破产企业，即使其信用等级为AAA，风险系数仅为0.4，但若贷款形态为呆帐，贷款形态风险系数为2.5，则可算出其贷款风险资产风险度为1.0。为风险最大的一类资产。
既然国债项目配套贷款一旦成为银行的呆坏账则会演变为风险最大的一类资产，银行必须使该类资产的比例降到最低。然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银行并不能自主决定其是否贷款，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其实是政府，他们可以长期直接或间接占用银行信贷资金，而且付出的成本很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软约束使得企业在这种资金的高投入下，不仅未产生高效益，反而产生了一大批濒临破产的企业。
国债配套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
国债配套贷款是政策性贷款，该类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长期使用无偿性财政资金的习惯使它们对于银行的债务采取赖债行为。而在导致该类贷款形成银行风险以后，财政并没有能力给予补偿。
以上现状必然会导致政府的财政风险转化为银行的金融风险。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来看，最后的损失必然由政府来承担。原因有以下几点：国家负债总量未变。国有银行是国家的，一旦银行破产倒闭，国家在损失各种社会成本的同时最终还必须承担损失。银行的信用受损。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的主要来源是大量的居民存款，银行长期占用居民存款的行为短期内看似无妨，但一旦由于某些经济原因产生存款人挤兑、金融机构限付、存款搬家等，则银行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银行经营秩序紊乱。一旦银行信用受损，则会催生大量民间借贷和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结算，同时银行负债源萎缩，高利贷盛行，势必会引起金融秩序紊乱。经济货币化程度加强。不断增发的国债使得经济似乎增长较快，但这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货币的推动，而金融效率不高。同时过多的货币表现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相应放大的乘数。非经济因素的货币增长实质上是对中央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一种补贴，其代价却是银行体系更加脆弱，金融风险叠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化解金融风险的几种方式
以上分析表明，国债项目配套资金确实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在暂时无法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化解风险：
计算贷款担保的合理市场价值。政府在决定是否对企业实行担保时，为尽量减少盲目性，应该事先计算担保的合理的市场价格以尽量减少贷款风险。根据期权定价理论，政府对企业的担保就相当于对于一个在企业价值为V上的欧式看跌期权，其执行价为企业债券的面值D。政府贷款担保的实质应该是在企业的价值V小于承诺支付D时，由担保者（政府）支付不足部分（D-V），如果企业价值V>D时，担保者支付为零。这样政府贷款担保在T时刻的价值为：GT=Max（D-VT，0）。具体计算有公式可循。
从微观上讲，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严格监管，在操作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项目论证。利用转贷国债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达到预期效益，关键在于项目是否可行。应该对项目进行科学论证，综合分析，重点投入，为偿还资金奠定坚实的基础。政府应主动配合银行对还款能力进行考察分析，对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转贷国债资金投资优先安排，使之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应该强化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对使用国债资金的单位要层层签定还款协议书，并出示还款承诺，这样就明确了还款的责任和义务。
项目审批。在项目审批中，应关注其是否有项目效益分析，审查项目建设周期以及项目投资额，以及建设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偿还转贷国债资金计划；同时要审查项目内容包括承建单位、项目主管单位、项目责任人、施工图纸、施工合同、风险保证金以及其它责任等等。
项目建设。应该层层签订项目目标责任制。做到实施项目有计划，落实项目责任有分工，具体管理项目有目标；应该建立专户管理制度。由于转贷国债资金与其他财政资金是有一定区别的，它既不是财政专款资金，更不是财政周转金，所以对它的使用和储存，要做到专户管理，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应该建立严格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资金拨付。要依照工程进度情况看项目配套资金是否落实，严格审查工程计划的完成。同时严格审核财务收支状况，专项资金是否有被挤占、挪用等违纪现象。要规范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做到款随项目拨，钱随进度走。要及时监督检查，通过检查，力求使项目建设和管理做到三相符，即：项目进度与计划相符，项目质量与工程设计相符，资金使用与工程进度相符，使转贷国债资金真正走上“借得出，用得好，还得上”的良性循环轨道。
项目工程质量。财政部门应与工程主管单位联合办公，善始善终把握工程质量。财政部门必须建立转贷国债监督机制。必须进度服从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的观点，使资金跟着项目来，资金跟着进度走，资金跟着质量走。要从立项开始，健全跟踪管理机制，要重点从拨款监督、资金管理、结算监督、决算监督、质量监督等五个方面抓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转贷国债资金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增强质量和责任意识。此外，对转贷国债资金建设要建立和落实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成，达到预期效果。
从宏观政策上讲，使金融风险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应该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进一步理顺财政与金融关系，界定各自的资金供给任务，明确财政支出范围和金融活动的边界。运用国有资产解决财政隐性债务，化解财务风险，解决财政风险转嫁给银行业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实质性的改革。建立财政风险与预警预报系统，建立财政执行状况的披露和评估制度。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层次的配合。
参考文献：
1. 赵彦云.金融统计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学科课题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经济研究，1998.3
一、美国民航运输放松管制公共政策
所谓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实现某种公共政策目标，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规范和制约，主要通过管制部门对特定产业和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进入、退出、价格、投资及涉及环境、安全、生命、健康等行为的监督和管理来实现。
1978年以前，美国的航空运输业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航空运输企业的数量、经营范围、航线的经营权利、运营飞机的座位数量、票价等都是由民航委员会(CAB)决定的。这种管理模式从30年代形成以来一直未有多大的变化。在航空运输业处于起步阶段的30年代，这种过度保护的管理模式对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几十年来，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型喷气客机的出现，使得航空运输日益成熟成来，已经成为一种便捷、有效、安全的运输形式。尤其是70年代初以B747为代表的宽体客机的出现，使得航空公司的运力迅速增长，而运输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运力的增长，而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更使这种运力过剩的状况愈发严重，航空公司陷入全局性的亏损和经营困难。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载运率(Load Factor)不断下降，票价不断上涨。这种矛盾意味着现有的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社会各界对航空运输业的管理体制提出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过度僵化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航空公司的竞争性和活力，使得许多航空公司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在航空运输业放松管制的20年间，航空运输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大批新的航空公司进入市场，原有的航空公司也在调整其航线和运营计划，同时也有许多具有良好声誉的航空公司由于不能适应新形势、采取适当的竞争策略而不复存在了，如泛美、东方、贝内夫等等。许多新的航线被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享受到航空运输服务；票价作为一种有力的竞争手段被广泛地使用。原有的航空运输市场格局已发生很大的变化。1998年美国的航空客运量达到近6亿人次，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全国人口的50%在过去一年中曾乘飞机旅行过；美国航空公司的数量从放松管制前的二十多家增加到1998年的90多家；航空票价的平均水平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以后，20年中下降了约40%；客座率也比20年前大幅度提高，航空运输业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载运率从1976-1978年的50%-55%上升到1996-1998年的66%-68%。同时美国航空运输业的放松管制增强了美国航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民航运输放松管制公共政策的渐进决策分析
（一）渐进决策模型的基本内涵
渐进决策模型最初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鲁姆于1959年发表的《“渐进调试”的科学》中提出。所谓渐进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在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有政策进行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逐渐实现决策目标。在渐进决策中，决策者只进行边际的决策，只考虑有限的政策方案与有效的行动结果，只重视调试目标、重新检查资料，作连续不断的补救性的分析评估与社会片段的分析。渐进决策模型在分析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政策变迁时是十分有效的。从认识论上讲，它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将决策的运行看作是一个前后衔接不间断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它注重量的积累，以量变达到质变，主张通过不间断的修正，达到最终改变政策之目的。它所主张的试错法、计算决策法、启示决策法、突破瓶颈法等策略分析手段无疑对现实中的决策助益颇多。
（二）渐进决策模型在民航放松管制政策过程中的应用
1、任何一项决策必然要与时间、信息等因素相关，而决策的正确程度则直接受制于决策者对决策备选方案及后果信息的了解程度。因此决策者只能在对决策方案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就开始决策，继而边决策边执行，以期完成整个决策过程。我国的民航管制具有一定特殊性，政策的变革必须以了解这一特殊性为基础。我国的市场机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航业的一切活动都由政府的行政命令安排，管制存在于民航系统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对市场失灵状态的约束。如李晓钟等认为，我国管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因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源于计划经济惯性和本能。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航空运输的发展，使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的时间里，航空运输的发展非常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民航管制政策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自然转变，必须有一个逐渐人为调整的过程。
2、渐进模型认为沉没成本不允许决策者考虑所有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特别是政策方案的任何激烈改变。因此现有政策对既有政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面对着无法忽视的庞大的人力或物力上的投入。决策过程天然的对存在根本性变革的政策方案产生了排斥。民航运输业既是资本密集型又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所需的资本金额巨大，技术尤其是安全性的技术要求很高。民航的资产专业性强，在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沉没成本非常高。近年来，民营企业对民用航空领域投资热情日益高涨，因此民航领域对非公资本开放势在必然。国内的奥凯、春秋、鹰联、吉祥四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内首批试水民用航空业的民营公司，四家航空公司近期先后投入飞行。在现行体制下，我国民航的经营成本较高，飞机租赁、航材、航油、飞机起降费用等刚性成本占总成本的80%，可控成本如人员费用、办公费用等仅占20%。航空公司降低成本的空间十分有限。
3、渐进决策模型是实现较少冲突的权宜之计。市场上买卖双方总要相互讨价还价，妥协的结果便是相互退让，最终取得能使各方等同或超过最低限度满足的“议价”。受到各方影响的政策制定过程，必定会使最终成型的政策方案成为协调各方利益的妥协物。例如，当1997年中国民航总局放松价格管制，允许机票打折时，整个行业表现出无序的状态，导致了全行业利润的下降，1998年甚至导致全行业亏损24.4亿元。价格管制刚刚松动，就导致全行业亏损。承担民航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民航总局不得不迅速采取紧急应对措施。1999年1月，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即“禁折令”。禁折令很快对改善整个民航业经营业绩产生了重要作用。1999年国内民航业盈利7.9个亿，一举扭转了1998年的亏损局面，同比减亏37.7亿元。但禁折令德实行使全国旅行社在1999年全年累计减少收入10亿元；各航空公司也客流量锐减，只好纷纷采取各种变相打折的办法争夺市场；消费者增加了交易成本，更加怨声载道。面对重重压力，民航总局意识到禁折令这种强行抬高价格的管制措施维持不了多久，于是很快出台航线连营措施。规定从2000年4月1日开始，国内各主要航空公司在102条航线上采取联营措施，联营涉及了国内25家航空公司。2001年3月，联营航线增至150余条，占到了全国民航航线总量的60%以上。航线联营使市场竞争度程度大大降低，是民航业市场化改革的倒退。而且，航线联营也不能有效杜绝犯规行为。因此，民航总局不得不在2001年分两次宣布共有15条航线可以公开打折，最低可以达到5.5折。这一阶段，进入管制是先放松再严格，使民航业由完全垄断过渡到垄断竞争。民航总局试图放松价格管制以促进行业竞争，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政企不分的弊病没有根除，没有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使得这一尝试引发了恶性价格战。民航总局不得已采取了违背市场取向的行政性措施以救市，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市场化改革、规制放松的倒退。
三、评价与思索
（一）缺憾
1、渐进决策模型始终强调缓慢式的冲突化解与步进式的目标达成。试图用片段性的、修补性的手段来弥合社会共识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边际差距。例如我国的民航法制建设不完备，规制行为带有随意性。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民用航空法》（1995）、《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1986）、《国务院关于开办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1989）、《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2002）等法律、法规，但没有形成航空业规制法规体系，甚至有些法规已经过时，对航空业的发展起阻碍、限制作用。规制机构出台的措施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主观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对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监督。
2、渐进决策模型允许试错机制的存在，允许对步进过程中新生的细小错误进行改正，并在这种不断的纠偏之中求取正确的结果。然而民航有其自身特点，其沉没成本及一次性投资均十分巨大，其影响力几乎遍及当代信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甚至难于挽回的损失。一味重复渐进主义中“纠正所有错误剩下的就是正确”的做法，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无论是航空技术的进步还是民航运输行业的发展，都承受不起这样高昂的成本。
关键词：
盈余管理；研发支出资本化；研发投入；会计政策
一、引言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粗放型的扩张发展方式已无以为续，实施创新驱动，让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企业作为创新的微观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以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为基础。那么，企业的研发投入也是否会带来创新能力的提高、经营绩效的优化，与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方式有密切关系。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对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做了重大的调整，将研发投入全部费用化转变为“有条件的资本化”处理。理论上，资本化处理模式对研发投入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加合理、全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对于研发投入的顾虑，鼓励了企业进行研究投入和开发。可是在实务中，由于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及信息的不对称，研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主观判断，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企业经营者很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盈余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不仅为观察我国企业的会计行为提供了经验，也为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从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关于三大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假说提出后，许多学者对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了研究。Sweeney（1994）研究表明债务违约企业在违约前的很多年中更多的采用了可以增加收入的会计政策。BurgstahlerandDichev（1997）研究发现，美国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保持与分析师预测一致性而进行盈余管理。SuzanneLandry（2002）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为了达到满足债务条款或者平滑利润为目的，当企业拥有资本化的选择权利时候，企业会将会计政策的选择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Markarian（2008）研究得出研发支出资本化和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自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内学者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盈余管理效应和价值相关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鞠亚辉（2009）研究表明，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以及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界定不清楚，给公司操纵盈余提供了机会。许罡和朱卫东（2010）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投入的研发支出越多，选择资本化支出的趋势越明显，管理者通过资本化研发收入的目的主要是再融资和避免亏损。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全面研究对于不同盈利类型企业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基于亏损企业、微利企业、良好盈利企业及高利润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性，本文分别研究选取债务契约动机、扭亏为盈动机、收益平滑动机以及增发新股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关系。债务契约是指债权人与代表企业股东的管理人签订用来证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书。SuzanneLandry（2002）指出管理层为了不违背债务契约或者平滑利润，会通过研发支出是否资本化作为盈余管理的方式。宗文龙（2009）研究表明，债务契约是影响企业的研发支出资本化行为的主要因素。企业选择研发费用资本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减轻债务融资的限定：首先，如果债务契约是建立在企业盈利水平上，研发支出资本化则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其次，若债务契约是建立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研发支出也会降低该比率。所以，为了满足债务契约的条款，四种盈利水平的企业大多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一会计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债务契约的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是正相关关系在我国证券市场，证监会对连续亏损的企业做出特殊处理。我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处于净利润为负值的企业，则对其发行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ST）；对连续三年亏损的企业，暂停其股票交易。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上市企业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避免亏损，以达到其保留上市资格。陆建桥（2002）研究企业在亏损年度当年或者其前后年度存在操纵利润的行为。宗文龙等（2009）研究结果表明，有的企业的确通过选择研发费用资本化来操纵盈余管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亏损及微利公司中，扭亏为盈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正相关不同盈利水平的企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进行盈余管理呢？管理层是否会更偏向于利润波动比较小的会计处理办法来平滑各会计分期利润，避免利润波动过大而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公司股价往往受到利润的影响，如果利润波动过大，那么投资者认为自己承担的风险过大，要求更高的回报，自然会加大管理层的压力。管理者出于安全的需要，会选择降低波峰收益，使利润波动趋于平缓。许罡（2010）研究表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动机相关。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增加公司无形资产和总资产，在后期可利用研发支出所形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来再次影响利润，还能改善公司本期利润。特别是研发支出多的企业更会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来平滑利润。对于本文选择四种不同盈利水平的企业，亏损企业及微利企业出于收益平滑动机的可能性不大，而盈利良好和高盈利企业会在收益平滑动机下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盈利良好和高盈利的企业，利润平滑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正相关资本市场再融资动机是我国上市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上市企业如果要在资本市场进行再次融资：如配股，必须符合特定的要求。上市企业很可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达到再融资的目的。Theo（1998）研究发现，在配股发行前期，一些企业会通过利用会计政策来满足配股的要求。Rabgan（1998）研究也证实了上面学者的发现。许罡和朱卫东（2010）研究表明，管理层控制了是否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权利，这个选择权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有需要的时候可能利用研发支持资本化来达到配股融资需要。王建新（2007）研究证实了当企业有配股动机时，企业前两年的收益率之和在16%-18%之间时，企业更倾向于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推断出当企业近三年的盈利之和不高于增发新股条件时，企业会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作为盈利高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不愿意增加新的股东，更愿意以债务融资方式筹集到所需资本，因此这些企业往往不需选择会计政策而致使加大研发支出资本化。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在盈余良好的企业中，增发股票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正相关。在高盈利企业，增发股票动机与研发资本化强度是负相关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按以下标准进行了筛选：（1）由于ST和*ST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干扰因素，剔除ST和*ST类上市公司；（2）鉴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由于新上市公司的业绩容易受市场影响而发生非正常性波动，同时这类企业配股的可能小，因此剔除研究样本中当年和前一年新上市的公司；（4）剔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的公司；（5）剔除数据缺失和中途退市的上市公司。按照上述标准，最终获得4249个样本，其中2010年1122家；2011年1347家；2012年有1780家；2013年1788家2014年1895家。本文所用股权结构等上市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所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为了区分不同盈利水平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情况，更加详细的验证本文的假设，本文对总样本进行分类。
（二）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RDCAP），即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所有者权益-当期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研究费用资本化全额为：当期企业研发费用总支出（研发支出主要有：技术服务费、技术研究费、技术开发费、科技开发试验、科研费用、研发费、研发支出、研究开发费、研发中心支出等，再加上从CCER金融数据库中获得的“开发费用”的总和就得到了该企业的历年研发投入数据），减去当期未资本化金额的研发支出。（2）解释变量：第一，资产负债率（DAR），用于表示债务契约动机。由于存在杠杆效应，企业为了改变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无论什么盈利水平的企业均可能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因此，以资产负债率表示债务契约动机。第二，LOSS：扭亏为盈动机的替代变量。该变量是哑变量，企业是否扭亏，若公司资本化前净利润<0，而经过资本化后的净利润>0，取值为1，否者为0。亏损公司为了避免接连二年、或者三年亏损，微利和亏损企业为了调整盈余管理，存在扭亏为盈的动机。第三，SMOOTHZY，平滑动机的替代变量。该变量是哑变量，若企业第t年研发费用资本化前的营业利润与第t-1年的营业利润相比下降，则取值为1，否者取值为零。盈利企业为了均衡各期的收益，存在平滑收益动机。第三，SNNET：增发动机的替代变量，该变量是哑变量，企业是否有增发资格，如果前两期和当期的收益和在16%—18%之间时，则取值为1，否者为零。在盈利良好和高盈利企业存在着增发新股动机。（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实际控制人性质（CONTROL）、研发投入强度（R&D）。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为了分析不同盈余管理动机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进行检验：对于亏损和微利企业来说，不存在的增发新股动机，因此我们只考虑债务契约动机、利润平滑动机、扭亏为盈动机，建立模型1，预期β1为正数，β9为正数。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全样本来看，企业研发费用资本化（CAPRD）水平普遍不高，均值为0.0234，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异较大，标准差均大于平均值，说明样本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企业的负债率(DAR)均值为0.4107，应该说样本公司平均的负债水平比较合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R&D）的均值为0.0516,也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力度也较低，并且最大值和最小值也相差较大。2010-2014年度不同盈利水平的企业子样本分类描述如表4所示。通过表4可以看出研发费用资本化强度在亏损企业的均值最高，可是研发投入强度R&D的数值最低；负债水平也是亏损企业是最高；四种类型企业的规模相差不大，其标准差也相差不远。
（二）相关性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RDCAP）与资产负债率（DAR）相关系数为0.23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负债率和研发支出资本化成正相关关系，企业的债务契约动机得到了验证；在1%成显性水平的还有SMOOTHZY，相关系数为0.182及哑变量SNNET，相关系数为0.027，可以得到公司平滑动机以及配股动机得到了验证。扭亏为盈的动机LOSS的相关系数为0.229，在5%的水平下显著，也可以说明扭亏为盈的配股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成正相关，之所以没有通过1%的检验，是因为扭亏为盈的样本公司占总样本公司的数据偏少，后面的子样本回归结果能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控制变量研发投入力度R&D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相关系数为0.54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研发投入的越多，研发支出资本化越多；SIZE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不显著。
（三）回归分析总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只有公司规模没有通过T检验，其余的影响因素全部都通了T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债务契约动机（DAR）、利润平滑动机（SMOOTHZY）、扭亏为盈动机（LOSS）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87、0.019、0.0381都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呈现为正相关关系，和上面的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果一致。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相关系数为1.517***，是正相关关系。增发股票动因（SNNET）与研发支出资本化也呈正相关，但是不显著性。表7为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更好的检验前文所提的假设，本文将上述几种影响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因素进行分类，分为亏损企业、微利企业、盈利良好企业以及高盈利企业四种子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分析每种情况下在几个动机的情况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程度。从表7中可以看出不管盈利多少的企业，其DAR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系数都是在1%的水平下成显著，是正相关的，也就是企业负债越多，在债务动机下研发支出资本化越严重，假设1得到了检验；亏损公司、微利公司的相关系数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LOSS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17、0.024，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两类公司在扭亏为盈的动机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现象越严重，假设2得到了检验。在盈利良好和高盈利企业我们可以看出SMOOTHZY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09、0027都在呈现是正相关关系，并且也在1%显著性水平下。也就是说这两类公司，利润平滑动机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成正相关，假设3通过了检验；在配股动机下，盈利良好企业的SNNET与研发支出资本化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系数为0.083，而高盈利企业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戏水为-0.02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假设4得到了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如表8所示，加入公司年龄控制变量后，四类盈利企业的拟合优度均有提高，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增强。加入控制人性质的变量后，四种盈利类型的企业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系数都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年龄变量加上后，R&D投入反而相关关系比之前均有所降低，可以看出公司的年龄越高的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越低。加入年龄变量后，可以看出回归结果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配股的相关性反而有所提高。总之，各盈利类型企业的拟合优度均有所提高，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增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及结论。五、结论及建议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所有类型的企业在债务契约的动机下，为了减轻企业本身的负债率，往往会趋于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第二，亏损和微利企业，为了保住上市资格，而选择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第三，在高盈利企业和盈利良好企业为了使每年的利润波动减少，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来平滑企业的利润。第四，盈利良好的企业为了能获取增发股份资格而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高盈利企业的管理当局往往不愿意增发新股。为了控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空间，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研发阶段和开发阶段应该有严格划分。第二，资本化的评议标准应该有可行的判断标准，而不是由企业自行判断。第三，加强研发信息的披露。经过这几个方面的加强，才能使企业利益相关者真正了解企业管理当局是否做出有损其利益的决策，还原企业的真正投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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