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1）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2）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3）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4）

黄宗智教授以其缜密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我很欣赏黄宗智教授的这个见解，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摆脱这一信念。就我的理解，黄宗智教授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就在于告诫研究者必须努力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对中国只学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确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老问题。

那么，如何摆脱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呢？黄宗智教授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加强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在这方面，加强地方史研究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从黄宗智教授的研究路径来看。这的确是其经验之谈。1985年，黄教授首先推出了力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五年以后，他又有《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问世。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巧妙地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微观问题入手，运用详实的农村调查资料深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动力、人口与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问题，等等。如黄宗智教授所说，“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1]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教授循着“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深入地剖析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微观农业经济问题，并且着重分析了被人们所忽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从中提示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我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忽略既有史料上的原因，又有史学观念上的原因。正像黄教授在分析资本主义萌芽时所批评的那样，“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二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2] 中国学者在谈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道出了他们的苦衷。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于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考察”，而这种考察“却是十分困难的”。“限于史料，对于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力，我们只能从（1）农业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2）单位面积产量——代表土地利用效果这两方面进行量的比较，再推论（3）‘一夫产量’——代表劳动生产率，并从生产结构上探讨其经济效益。这些分析，多是依靠间接估计方法，当然是粗糙的”。他还认为，“明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耕作的集约化。在技术设备没有什么革新的情况下，农业集约化只是意味着每亩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据一些资料测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尽管亩产量有了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即‘一夫产量’却下降了。这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始终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3]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5）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6）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20-02

作为政治理论的重要范畴，权力观的发展经历了霍布斯到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演变，传统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始终在宏观统治权力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在学术界兴起，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是福柯，他从批判和解构的立场对传统理论思潮进行了革新。在福柯观念当中，将权力思想视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哲学，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王权及禁令等内容是截然不同的，这对于现代政治理论的建立尤为必要。通过对国家政治权理论中心的颠覆实现微观统治权理论的建立，这一微观权力学的形成讨论的核心是现代微观权力运行机制及形式构建等问题。在与马克思权力思想的融合与碰撞中，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对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

一、福柯的微观权力观

不确定性是福柯微观权力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其意识形态当中，自身并非是某一派别或是某一体系的代表，而是在就事论事中阐述一个道理，因此福柯的权力观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显得并不完整。在对福柯已有定论文本进行查看时不难发现他习惯于修改自己说过的话，从理论框架出发，我们可将其微观权力观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考古学、谱系学以及伦理学。

福柯针对微观权力观的探讨可从五个角度加以概括：其一，针对他者的权力。在临床医学研究的过程中显示出福柯针对他者理性秩序的权力观研究。其逻辑起点为对疯狂话语霸权和理性秩序的批判，将对现实理性困境的回应视为实践取向，研究核心置于精神病学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反抗研究，通过对恢复非理性地位和描绘理想秩序的过程突出自身的研究目标，实现现代西方社会理性秩序与权力压抑的相互结合，通过自身超越方案的构建以达到对他者权力思想的抵抗。其二，针对主体的权力。在先后考查主体哲学、人文主义及其相关的主体建构内容之后福柯对建立在这一主体基础之上的人文科学展开了研究，并将这一主体视为虚假性主体，这对于第二人造自然主体控制而言是一种突破过程，同时也是从主体主动性方面寻找全新的权力出路。其三，空间权力。在福柯观点之中，主题化并非是空前权力的象征，而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桥梁，是建立在知识考古学基础之上对专项权力的划分，这是对福柯现代性结构的含义概括。其四，规训权力。从规训权力中体现现代惩罚的内容，是谱系学与考古学的一种并用，在对他人权力进行细化的过程中促进主体性权力与知识性权力的结合，这实则也表现为对空间权力的一种具体化呈现。其五，牧师权力。以古希腊资源为思维微观权力超越传统理论的一种象征，这一超越过程是微观权力在内化机制中的呈现，实则也包括了牧师权力的普遍性与复杂性特征，通过非理性和理性批判的结合从艺术生活方面实现对微观权力的改变与掌控，建立在现代性态度前提下的自由才是符合人性根本的。

福柯观念之中针对微观权力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建立在宏观权力物质基础之上，而是从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方面扩大研究尺度，突出微观权力是话语权力和规训权力的结合，中观权力则表现为治理权力，而宏观权力则是法律权力和国家等等，通过这样的三位一体实现突出权力特征的多维度本质。微观权力观的提出在微观领域中融入现实社会生活的问题，通过对西方政治社会思想的运作体现权力思想的独特性，在社会史领域融入经济学领域和传统政治学领域的内容，并将日常生活哲学在社会生活网络结构中得以进一步扩展。

二、马克思权力思想评述

从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分析，其哲学思想从“整体主义”和“宏观叙事”方面突出“经济决定论”的内容，这一论调与马克思哲学的纲要式结构特征相契合，然而具体到对现代社会的指导价值却不仅仅表现于此。从现实的微观人性分析出发，马克思哲学对于宏观人性关怀的体现在其宏达的理论体系中有所彰显，通过对单个的、现实的以及经验化的个人的分析明确国家权力主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个人异化劳动过程的描述突出特定历史阶段下个体的交往形式及其生产方式等相关因素，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现实动力对于利益纷争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动力。个人追求特殊利益的形式表现为历史国家权力主体的相互统一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历史创造背景喜爱的个人生存与发展显然是不同以往的交往方式，这与社会发展程度有着必然关联，在个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促进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价值的统一。交往形式和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形成，这其中国家权力的存在既是对个人主体性原则的体现，同时也是对自由生成的拓展，是从国家权力异化方面来对个人的权力异化进行分析，其中主体异化与人的异化劳动是相互统一的过程。

历史演进过程中关于国家权力的研究与人的主体性特征展现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其中人的异化就成为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表现，异化劳动是个体异化的根源所在。由此不难分析，人的异化劳动也可视为国家权力遭遇异化的过程，在异化土壤下个体的异化劳动过程与国家潜力发展一脉相连，并且将异化劳动视为私有财产的创造过程。未完成的法哲学手稿当中，针对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并未完整对其定义，此外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创造之间的关联以及人的异化和异化劳动间的联系也并未得到证实。马克思关于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历史推进研究在《法哲学批判》中表现得较为完整，这既是对主体性与个体发展关系之间的描述，同时肯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进步元素，突出了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之间的本质关联。因此，异化劳动成为人的异化的主体，在现实生活和具体行动中实现对异化思想的消除，并通过实践的方式对劳动本质进行阐述，并最终形成对权利异化思想的深入理解。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马克思异化思想是对整体主义及经济决定理论的辩驳，马克思通过对思想逻辑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者活动影响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现对现有哲学思辨圈子的冲破，将副本批判与原本批判内容相互结合。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权力思想研究使得马克思明确了工业生产与劳动之间的意义关联，并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对现代性矛盾根源予以剖析，这对于现代社会人性本质的理解有着深远影响。

三、马克思与福柯权力思想的对抗及融合

从权力机制及其来源分析，若是仅仅探讨权力哲学的权威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伴随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现当代针对权力哲学的研究渐渐转向人文关怀方面，尤其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更多地需要从其时代意义来挖掘哲学理论的存在价值。作为20世纪在权力哲学领域有着较大影响的一位哲学家，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对于现代权力的研究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范本和导向，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马克思的权力观无疑是现代社会建设重要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与福柯的权力思想有着莫大关联，福柯的大学生活深受马克思思想潮流的影响，其政治理论的形成也切实与法国政治实践相一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退党，这也足以看出福柯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碰撞。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福柯鲜少会直接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引用，甚至在一些作品当中会选择回避马克思的观点，以此明确二者在哲学主张方面的偏差。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当中，福柯曾经公开表现自己与马克思哲学主张之间的差异，并坦言马克思哲学观对自己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在对马克思相关的词句、概念及作品进行引用时福柯并认为非要在作品书页位置对其加注相关出处，然而事实上他对于马克思作品的引用也并不多，但其中的影响却无疑是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哲学差异也让福柯意识到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可否认，从事实情况分析福柯的确不能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其哲学思想中却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痕迹，比如在对《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针对马克思与福柯权力思想之间的融合可从其共同的理论背景研究出发，他们所研究的群体是相互等同的。马克思之前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将二者之间的权力思想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各领域当中融入规训权力的内容，但这一过程也无疑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约束。因此，在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逻辑批判的指导下，福柯针对现代性权力逻辑的批判才能够找到更为充分合理的支撑，并最终与现代社会相统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资本逻辑的总体性视野出发，马克思的权力思想实现了权力理论微观分析与宏观理论的相互融合，其总体性逻辑架构类似于总体性权力一般对社会整体运动情况进行支配，甚至逐渐在社会微观层面渗透。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微观生活权力还是宏观国家权力都象征着资本关系从转化物象衍生物的转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成为一切经济权力的支配者。因此，福柯微观权力观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体现除了是对马克思教条主义内容的破除之外也不应忽视从权力资本深层逻辑分析方面实现与马克思权力思想现代生命力的融合，这对于权力思想的哲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突破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冬.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权力观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0（12）.

[2]陈培永.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谱系学[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3]姜宇辉.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N].文汇报，2013-10-28.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7）

历史比较法是中学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一种科学方法。无论在传统教学中还是在新课改时期，都是教师教学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历史比较法可以把个别的历史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中求同求异，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比较法不仅便于学生识记历史事件和人物，使学生了解历史概况、历史线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与辨析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掌握历史知识和发展能力之双重目的。那么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比较法呢?运用比较法又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是指在教学中将有一定关联的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其中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等等，进行比较对照，并判断异同，分析缘由，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认识历史现象的性质和特点。

从时间范畴出发，历史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史性比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通常是指通过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间同类性质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从而找出相同或不同的规律。如新课程高一历史中通过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状况的比较，可以看出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的不同影响，不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不同影响。还比如通过鸦片战争前中西方社会状况的比较，得出鸦片战争是必然的、落后就要挨打等历史结论。纵向比较通常是指把不同时期的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即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先后出现的同类事件、人物等的比较。如将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放在一起比较，明确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对美国经济发展各自所起的作用;将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比较，可以认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总之，我们通过纵向比较，可以找出历史事件的异同，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性，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深层次的理解。

从空间范畴出发，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宏观比较是指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从而对历史产生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比如通过对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认识到东西方古代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原因;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微观比较是指站在特定的历史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比如对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可以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比较;对德、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比较，也可以进行微观具体的比较等。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8）

经济学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1615年法国人蒙克莱田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并且在蓬勃发展的经济驱使之下，出现了多种财务管理、经济管理方式，并且伴随着出现了大量财务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理论研究。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的源头是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发展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性分支，因为它具有微观经济学中典型的微观特性以及应用性。现阶段“财务经济学”、“财务管理”等理论越来越多，并且关于这些概念理论的著作也越来越多。本文主要论述财务管理理论的整体历史发展历程。

一、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作“社会经济科学界中的皇后”，并且在出现之初，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起出现的。然而通过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发现，不同专家学者对经济学这一概念持有独特的看法。而在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中，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一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马歇尔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他研究的是个人与生活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部分。”另一个概念是罗宾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从侧面研究人类行为的，也就是说研究各种手段和关系之间的一门具体的科学。”。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种总体的概念，即经济科学。

经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十七世纪诞生以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是经济学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其实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在罗马等地就已经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而真正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是在1615年。紧随其后，古典经济学又被人们提出，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大量经济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在这些学派中，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的萨意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经济学者。另外，这一时期在德国和美国出现了与传统英国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学派。

第二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经济学理论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广泛发展并且发展十分的训读，使得经济学说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主要变化表现有两个，一个是边际分析的方法以及关于价值的论说开始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变化在于历史经济学派不断发展，出现了制度学派。而制度学派的代表理论是马歇尔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而在这些理论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它在二战之后被改作微观经济学。另外，凯恩斯主义则在二战后被该做宏观经济学，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宏观和微观学派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三阶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个世纪末，这一时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经济逐渐连为一体，成长为一整个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例如货币经济学、公众选择学等理论。尤其是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推动着经济学朝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并且范围激光，包括着各种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不同课程的相互交融，使得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一起。

二、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财务管理理论由两个大方面共同组成，一方面是财务经济学，主要是基础性理论，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应用型理论，主要是为企业在实践管理过程中提供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而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许多概念都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企业就是微观经济学说中所涉及的“生产厂商”，企业投资的规模以及整个资本结构表现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是“均衡理论”。另外，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种管理效益以及时间成本等，都是从经济学中各种理性发展条件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发展而来的。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所以财务管理理论指的是对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尤其是在财务整体发生失衡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些关键性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财务资源的具体使用。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调横这一目的，是因为在这一个市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宏观的手和微观的手，并且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让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谓的财务管理学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领域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财务管理理论具体的理论体系

通过上文中的叙述，笔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以整个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理论内容，并且以现代化的统计学和概率学、运筹学内容等知识来完善整个财务管理理论。早在上个世纪末，麦根森就认为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框架是由资本结构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管理理论以及微观市场等多种理论组成的。而此后，韦斯顿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受到均值方差理论、期权理论等理论构成。但通过对上述所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来看，这些理论并不是真正属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与市场金融理论挂钩。

（二）财务管理理论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莫迪格莱尼、米勒与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探讨资金筹集和企业财务目标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假设没有税务、没有破产成本的条件下，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企业股票收益期望值和债务对权益资本的比率呈正相关，企业债务成本与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差值越小，股票收益期望值越大。该理论后来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基础。

第二，马克维茨及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是由马克维茨在1952年提出，其理论中利用了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及方差，之后他在原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资产组合，根据投资商的决策合理配置资产，这是现代有价证券投资理论的前身。这就要求投资商要有独特的眼光，能有效识别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合理分配和组合资产资源。

第三，夏普及其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该理论诞生于30世纪60年代，是夏普参考马克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提出的，它弥补了资产组合理论缺乏量的分析这一局限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主要是对证券市场上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其风险、均衡价格进行研究，重点在于两者的关系。该理论构建了日系数，可用来衡量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及风险最低。

第四，詹姆斯・托宾及其投资决策理论。詹姆斯・托宾在业界被奉为金融投资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各种资产如何选择方法。

三、结语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结构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效率理论等，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企业财务管理要充分利用经济学及财务管理理论，发挥财务资产的作用，获取最大效益。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9）

某些老师常常置教材资源与不顾，在网络上大量下载资料。一次我看见有个老师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见，我说就在课本里啊。他说把书本知识制作成微课很麻烦，网上下载一个就行了。过后我想，有的知识没有必要刻意追求用微课来上课，原始的就非常好，比如知识点的归纳总结。在这里，我和大家谈的就是要科学地利用网络制作自己的微课，要适可而止，不要盲目地一哄而上。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新生事物，它在和我们的实际教学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要理智，清醒看待，唯其如此方能开拓出自己的教学天地，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把教材资源原汁原味地用微课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教材资源的优势，是很好的教学策略。课本中的资源包括书中的插图，书后面附带的光盘。我在讲“北京人”一课时，就到书上附带的网站上，打开相应链接，把“北京人”生活的场景，直接打开让学生观看，学生既看到了“北京人”当时生活的状况，又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了“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了解人类在发展进化历程中的轨迹。所以，这也是一种微课的利用，不一定非要自己去做才叫微课。

二、利用微课提炼“核心词”强化教学效果

现在提倡的微课和我们以前使用的幻灯片相比较而言，更加短小精悍，你能突出某一个知识点，制作的时候也能精心地准备。制作微课大家最好使用的工具是“喀秋莎”，如果放在以前，把图像、声音、动画、特效能集中到一起的软件不多，就是“ppt”演示里，制作起来也是很麻烦的，效果还不理想，所以，很少有老师使用。现在的微课克服了上述缺点，就一课中的重难点，集中制作一个微课，展示给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加深对知识的感性认识。在历史教学中，我们抓住“核心词”，科学分析历史人物事件，科学分析历史的演变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归纳提炼出一些“核心词”，作为记忆的纽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此强化教学效果。例如我在讲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书上列举了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的《天津条约》，我把此条约的主要内容总结为“三外一赔一开”。“三外”指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经商、游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不受大清律法的管制。后来我讲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引导学生用提炼“核心词”的方法，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总结为“四提倡，四反对”。还有，学生根据这个方法，将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总结为“一桥二铁三公四厂”，我觉得非常好。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综合能力，又强化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可谓是一箭双雕。

三、联想记忆，微课展示，强化教学效果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日常教学中，经常见到有些学生对简简单单的历史知识写错，究其原因还是没有记住，没有记住是印象不深刻，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微课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印象，巩固记忆。这里我讲一个联想记忆的方法，就是将原有的知识进行联想，赋予新的含义的记忆方法。近代史里的《天津条约》，识记的内容较多，学生不好记忆，那么我们可以联想成“公开行贿”。用微课展示：“公”：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开”：增开南京、汉口等十处通商口岸；“行”是：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贿”：英法两国得到巨额赔款。这样一来，学生识记就有了提纲，不再是记住这个忘记那个了。这个测试卷里反映得非常典型，学生对条约的内容往往回答几点漏答几点，原因就是没有记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还是老师上课时没有加强学生的印象，学生对老师讲的内容模模糊糊，一知半解。假如老师能够利用微课，制作形象生动的微课课件，把整个条约内容演示出来，而不是从老师的嘴里讲解出来，我想学生一定会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故而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错。

四、利用微课比较记忆历史知识

现行的初中历史课本，是北师大版的教材，没有上过人教版的老师，很难很快进入角色。现在有了微课，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解决这个问题。有比较，才有鉴别。如对《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几个条约的内容作比较，从中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如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如果不经过比较学习，则学生是很难理解中国近代史的。

五、利用微课，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历史教学

每个学科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只是在日常的教学中有的老师注重这方面的联系，有的老师不善于联系罢了，如语文和数学看似联系不大，其实语文学不好的学生理解能力就是有缺陷。语文和历史那就是孪生姐妹，学语文必须了解历史，了解每个朝代的历史背景、文学主张流派等，这些恰恰就是历史课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语文课前一定要了解历史，比如在学习《范进中举》《孔乙己》时，利用微课，让学生首先弄明白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什么时间创设的，对古代的读书人有哪些影响，对社会有哪些影响，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怎么样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讲解，学生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就有了大致了解，这个过程就是间接学习历史的过程。还有语文课本里的古文，如果不把历史背景讲清楚，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无法完成。

微课的好处就是每个知识点可以制作一个课件，非常简洁地给学生展示了所要传授的内容。上面讲的是语文课和历史课的内在联系，历史课和政治课联系也非常紧密，每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是历史课所要研习的内容、比如我在讲《新中国的成立》一课时，书本内容涉及三大战役，对三大战役的战争背景、战争过程、战术思想、战争指挥、战争意义等，都要做一个简单叙述，让学生有个全面了解，因此学习此课的过程就是对历史了解。还有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后面的经济危机就无法搞明白，经济危机发生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世界经济环境等，都需明白，才能知道经济危机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也就能明白物价忽高忽低的真正原因了，这就对经济历史的发展有了初步的清晰的了解。其实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的历史发展进程，历史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所有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课无处不在。

六、利用微课，开展历史教学教研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10）

在地理学中，尺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学上的考量，尺度分析在地理学上主要指代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如Zhang等和Pei等，都将地理尺度的思考模式，明确地应用到了历史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在时间尺度上，章典和裴卿等论证出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Pei等以移民为例，定量地论证了空间尺度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将有所不同。    

但是需要特别提出，虽然在不同尺度上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并不相互排斥和抵触，尺度的选择是展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需要再次指出，在研究人地关系领域中，长时期和大空间的宏观尺度更有利于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

2 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基于个别事件或某一时段进行深入剖析、综合评价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给出对此特定案例或者特定时段的历史解释。当然，在此相对微观尺度上，如果单纯认为气候变化是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将难免会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之中。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往往可以更有效地从统计上证明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存在。因此，Pei等[[36]明确提出了统计因果关系(statistical law)。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数据和统计方法基础上，而是将因果关系理论中的5个标准和统计方法相结合，在大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之上提出的。虽然该统计因果关系不代表会适用于每一个案例，但是能从一个整体上发现气候变化的作用。同时，统计因果关系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宏观尺度上，所以，统计因果关系与现有的传统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悖，因为正如前述所说，两者的研究尺度有所不同。

3 历史“大数据”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大数据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而在历史、环境史或者历史地理中，应该有更多的基于大数据理念推行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难度主要有:第一，尺度的选择，在传统的微观尺度上，大数据几乎很难实现，主要是因为历史资料相对缺乏;第二，在传统微观尺度上，即使要展开统计分析，但是样本量较小，这时候加入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影响因子，对于统计结果而言，会存在较大的统计敏感性。    

然而在现阶段的发展中，由于在宏观尺度上能够使样本量有所增加，即使是减少或增加个别数据，也较难影响最终统计结果的显著性。并且，大量的数据会加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稳定性。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在资料完善的基础上，历史大数据的理念将会被进一步接纳，这需要史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4.4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理论    

马尔萨斯学说认为，资源的增长遵循线性模式，而人口增长是指数模式，因此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农业生产，人间悲剧即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和非正常死亡将会发生，因此，马尔萨斯辩称人类悲剧的成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Zhang等和Lee等的研究中，都发现实际上人类的这些悲剧更多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造成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下资源的波动比人口的波动更加明显和剧烈。马尔萨斯学说强调日渐增长的食物需求是起因，而上述发现起因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食物供给稀缺，这些研究从长时间和大空间尺度上重新审视了马尔萨斯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