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1）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凸显并呈现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后媒体时代很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尤其是其中通过不正当途径而实现的“一夜暴富”，“富二代”的炫富，“官二代”的“拼爹”等，必然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进而影响民众正常的心态和心理健康，使幸福指数降低，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把提高民众主观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提出要不断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任由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主观幸福感是社会及个体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的综合指标，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1]，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显著特点。1980年代中期，我国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问题。林南等[2]在天津、上海等地采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叶南客等[3-4]对上海老年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主观幸福感问题。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理论脉络各有传承，研究方法长短互补且以实证为主导，不同学科之间的借鉴和融合也渐成趋势。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研究焦点更多的是对带有明显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从介入幸福感研究的学科领域来看，以伦理学、社会学为主，兼有心理学、政治学；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著作、期刊论文以及博士论文等各种形式；从研究性质来看，以大型定量研究为主，兼有高质量的理论探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与文化积淀的地区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完成理想类型的建构（现有的研究更多地是涉及东部沿海地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既能准确摸清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实际心态、对幸福的主观感知程度，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可以作为反映社情民意、衡量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进一步为政府把握社会建设的主观条件和城市居民的心理脉络提供科学的现实依据，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洛阳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典型性。本文拟通过对洛阳市360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从“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维度生活满意度”两个层面剖析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各个具体维度上的差异，进而给出政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1.样本与资料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2年3—7月份对河南省洛阳市18周岁以上的360位城市常住居民的抽样问卷调查，其目的是了解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从性别来看，男性被访者169人，占比47.9%，女性被访者184人，占比52.1%；从年龄来看，18～34岁的150人，占比42.4%，35～60岁的152人，占比42.9%，61岁及以上的52人，占比14.7%；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的35人，占比10.0%，初中的96人，占比27.4%，高中、中专123人占比35.1%，大专以上的96人，占比27.4%；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256人，占比72.7%，未婚的96人，占比27.3%。

本研究采用分段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洛阳市随机抽取2个区，然后在每个区中抽取2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各抽取2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各抽取40～5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个案访谈。同时，通过对河南省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相关机构和各级政府、村委会的实地调查、个案访谈及现存统计资料收集，获取相关的一些文献、统计资料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全部是由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通过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完成的，并且在调查之前由专业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技巧方面的培训。调查资料的质量可靠。

资料的分析主要以定量研究法为主、质性研究为辅，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在对大量样本进行科学统计的基础上，从人口学特征和类型比较的分析视角出发，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2.变量的操作

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业余生活、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生活预期等。研究中将“主观幸福感”转化为“生活满意度”指标。通过整体生活满意度和10个维度的生活满意度来加以测量。对于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您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么”这一问题来进行的，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就构成了主观幸福感从低到高的排序。此外问卷中“假如幸福感为0～10分，您认为您现在的幸福感可打多少分”一题更是直接对主观幸福感的量化测量。而对于10个维度的具体生活满意度，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相关问题（不同问题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来加以测量。

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描述性分析

1.整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整体生活满意度是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主观感受的整体性表征，是综合了各个方面因素而成的综合性指标，对于测量包括很多因素、方面（这些因素和方面彼此之间又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相关关系）而又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幸福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通过Spss13.0统计分析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情况较好。358位被访者（有效样本）中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有8人和30人，有效百分比为2.4%、8.9%，也就是说有一成多的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不满意；相反，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有22人和141人，占全部有效样本的6.5%和42.0%，可见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人数较多。因此，可以认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大多数人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需要注意的是，在336个被访者中，仍然有135个选择“一般”，占比40.2%，这说明有四成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对这一部分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具体地研究。经过深入访谈发现，选择“一般”选项的人，他们大多是对目前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好坏感觉或是觉得同以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出于对目前社会主流趋势的积极期待，致使他们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社会期望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就具体的生活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才能对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作出判断。

“您对自己现在的幸福感打多少分”的调查结果显示，358位被访者中打分5分以下的有63人，占18.4%；打分“6～8分”的有218人，占63.7%；打分“9～10分”的有61人，占17.8%。这从量化的角度反映出经过近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普遍有所提升，洛阳市作为中原地区有代表性的城市也不例外。这同方纲等[5]在成都市对433名居民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整体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值为7.11分）。

2.具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作为主观性的整体感知，主观幸福感是民众对自己各个方面感知的叠加和整合。为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我们分别从10个方面调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现状（见表1）。它们分别是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在这10个维度上的选择是“一般”和“满意”。这就充分印证了上文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判断。

就工作现状而言，305位被访者中大部分人对工作现状感到满意。调查显示，仅有3人对工作现状“非常不满意”，另有39人对工作现状“不满意”，总共占13.8%；对工作现状感觉“一般”的占51.5%；对工作现状感到“满意”的占30.2%；对工作现状感到“非常满意”的占4.6%。此外，在问到“对目前工作取得的成就满意吗”时，54.7%的被访者回答“一般”；23.4%的被访者回答“满意”和“很满意”；近1/2的被访者认为工作中的压力适中，不大也不小；66.0%被访者认为工作中付出和回报较为平衡。

就居住环境而言，被访者普遍较为满意。调查显示，354位被访者中仅有6人对现在的居住环境“非常不满意”，30人对居住环境“不满意”，48.1%的被访者表示对现有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同时72.2%的被访者与配偶或子女共同居住，生活幸福，42.0%的被访者对居住小区的环境表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洛阳的城市社会建设使人们普遍受益。

就家庭生活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很高。数据显示，354位被访者中197人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占总数的55.6%；11.0%的被访者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61.5%的被访者认为“家庭和睦幸福，家庭成员沟通愉快，感觉满意”。在有婚姻关系的358位被访者中，56.4%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婚姻关系“不错，和睦相爱”，13.5%的被访者认为“十分亲密”。可见，洛阳市居民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家庭生活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家庭收入方面，与其他具体维度相比，被访者的满意度有所下降。调查显示，在352个被访者中，有116个被访者表示对家庭收入“满意”、“非常满意”，占33.0%；17.9%的被访者对家庭收入“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这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数据中得到体现：43.5%的被访者认为月收支情况“一般，有时候需要精打细算”；56.6%的被访者认为洛阳市的物价水平“比较高”和“非常高”。

人际关系方面，被访者的满意度也较高。353位被访者中51.8%的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满意”，7.9%的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非常满意”。60.2%的人认为自己的朋友不少；尽管是在城市，仍有37.7%的人与邻里经常有往来；61.4%的人认为自己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95.2%的人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时会得到亲朋好友、邻里的帮助；87.7%的人有心事时会向亲朋好友、邻里诉说。这说明大多数人都能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其生活满意度高的一个原因。

从业余活动看，虽然人们的业余活动日渐丰富，但还没有达到人们的满意状态。调查显示，350位被访者中50.0%的人认为自己的业余活动“一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距离其期望值尚有空间。从表2和表3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业余生活满意程度较低。

从家人的健康状况来看，被访者的满意度较高。数据显示，354位被访者中49.2%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11.3%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意”；仅有4.3%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就生活的城市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非常高。调查显示，353位被访者中61.4%的人对生活的城市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人们可以从城市的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等方面得到自己对城市的整体感觉。调查中的大多数人对城市的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感到较为满意，64.9%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在洛阳很舒心、很幸福。

此外，351位被访者中49.9%的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感到“满意”，12.3%的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感到“非常满意”；37.9%的人对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42.2%的人认为预期目标达成情况“一般”。

总之，在10项具体生活满意度中，满意度最高（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是家庭生活（占66.6%），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占33.0%）。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洛阳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人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生活较为和谐；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深受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之力量的影响——其一是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其二是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6]此外，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5个具体维度的满意度均超过了50.0%，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其他5个维度没有超过50.0%，但是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的比率（满意度∕不满意）都大于1，这就意味着被访者对这5个维度也具有比较高的满意度。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研究将城市居民个体作为基本的考察单位，以洛阳市18周岁以上的360位城市常住居民为调研对象，以个体对幸福的主观感知为分析内容，研究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据分析显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

第二，从主观幸福感的10个具体维度——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满意度最高（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是家庭生活（占66.6%），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占33.0%）。

研究还发现，就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而言，当前城市居民不仅关注微观自我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如工作单位和自我心理状态等），而且越来越关注宏观社会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如居住环境、生活城市与社会环境等）。这一细小的变化，折射出居民从以往更多关注微观层面问题发展到现在更多关注宏观层面问题，也即居民生活中更为宏观层面的内容正在逐渐深入到居民对生活满意与否的感知中，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7]这方面还需要在更多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2.建议

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来看，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对策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介入。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类发展困境”。国家整体上发展了、富裕了，但是民众生活并没有获得同等比例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弱势。这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GDP挂帅”理念有很大的关系。某些地方政府为了GDP的高增长和短期的政绩，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环境、生态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增长。因此，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推进的新区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城市的起点、现状与环境社会的可承受程度来合理制定其发展的目标与规划。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渐次提升。

第二，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要深入做好就业工作，特别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和部分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这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根本。二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保障。三要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四要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公共事业。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工作。五要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归根到底应落实到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与发展的历程中长期存在“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指标、轻主观感知”的评价制度。为政者应时刻谨记客观的“中国经验”只有有效及时地转化为“中国体验”的时候，民众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在推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将一些关键的主观性的指标纳入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估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四，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近年来，洛阳市以“国家卫生城市”建设为契机，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包括市内交通、绿化、公共文化设施与场馆等，大大提升了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本次调查中，64.9%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在洛阳很舒心、很幸福；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大多数人更愿意生活在洛阳。政府应该继续发挥“创建精神”，建设宜居洛阳，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与魅力。

第五，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尽管我们的调查没有直接证实家庭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存在，但是收入水平的改善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因此，政府要多策并举，不断优化居民的就业环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二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少收入差距，注重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三是要深化社会结构调整，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四是要通过多种路径努力建立弱者关爱机制，重点是缩小因客观条件差距而造成的人们的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苗元江.幸福感，社会心理的“晴雨表”[J].社会，2002（8）：40.

[2]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9（4）：75.

[3]叶南客，唐仲勋.老年生活初探[J].人口研究，1989（6）：33.

[4]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6-0067-06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杭州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保护和重修历史街区，尤其是运河沿岸，政府投入巨资改造滨水历史街区，使之成为运河沿岸休闲产业发展的文化符号。杭州休闲产业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于2010年11月获得了“最美休闲城市”称号，然而，休闲产业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休闲氛围的培育也需要长期的努力，以小河直街为例，应将休闲产业发展和原住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个案研究，旨在探讨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更好地营造社区的休闲氛围，促进杭州休闲旅游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做了前期的相关研究。首先是对相关概念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惠娣认为休闲是在具体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休闲不等同于休息，有恢复体能的功能，其本质在于思想的纯洁与宁静。李九全、张中华对于社区休闲的定义是，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内，运用社区的景观及环境设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放松身心、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充实，从事具有娱乐性、健康性、自发性而不是竞技性、营利性目的的社区活动总称。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伯德和瑞赫博(Beard&Ragheb)认为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是个体对一般休闲经验或情境感觉到满足的程度。

除了进行概念探讨外，还有很多关于休闲满意度与其他因素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类视角。一类视角是探讨休闲满意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休闲参与度等方面的影响。如基恩(Guinn)指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休闲参与积极性与高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瑞赫博认为，休闲满意对休闲参与的影响力要明显高于休闲态度、收入、年龄、就业模式、婚姻时长等变量。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对休闲参与程度有特别影响力。休闲满意是影响休闲态度的唯一变量。瑞赫博和格里菲(Ragheb＆Griffith)指出休闲满意对生活满意起着重大影响。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休闲满意度的六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全部正相关。《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第一章提出，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且是预测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另一类视角是关于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讨。如瑞赫博发现，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越高。影响休闲满意度的因素，按强弱分别为兴趣爱好、文化背景、体育行为、社交行为、大众媒体行为。弗兰肯和瑞吉(Francken＆Raaij)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本文将在调研中部分验证这些理论，并提出新的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变量。

此外，本文根据现实情况，有选择性地采用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分析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动机因素。此量表是目前休闲满意度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量表，全表按因素分析法分为6个层面59个子问题，分别为：教育层面(educationalcomponent)，指心智的刺激及自我了解与成长；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component)，指自由选择与体验；社交层面(social component)，指与人共享与发展友谊；放松层面(relaxation component)，指压力与紧张的松弛与解除；生理层面(physiological component)，指身体健康的获得与保持；美学层面(aestheticcomponent)，指美的欣赏、观感与提升。

2　研究对象介绍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杭州市北部，地处小河、余杭塘河和京杭大运河三河交汇处，占地面积约1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15万平方米，包括重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和商贸旅游区3个区域。调研范围是重点保护区，包括小河直街和小河东河下，由管委会管辖，但小河直街属于小河社区，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完成后，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原住民共回迁了113户。笔者随机走访了其中55户原住民，共77人，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休闲活动、休闲意愿、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走访了社区所在的管委会和居委会，考察了社区周边的休闲场所。

笔者对小河直街历史街区进行过两次随机调研，分别是2010年1月和2010年11月，两次走访得到了类似的人口特征数据。首先，居民多为中老年人，且居住时间长。被调查的77位居民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居民共有45位，占58.44％，24岁以下的居民占12.99％。这些原住民在当地的居住时间达20年以上的占79.22％。其次，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简单，收入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0.13％，大学以上学历者占11.69％。目前无工作者较多，离退休、下岗及家庭主妇占46.75％。工人和服务人员占27.27％。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

3　小河直街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分析

3.1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对目前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56.36％；觉得一般的，占30.91％；认为比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占12.73％。究其原因，有如下影响因素：

(1)分割的行政区划导致居民休闲满意度下降

调研显示：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小河东河下的居民。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的，占6.45％；认为一般的，占22.5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占70.97％。但小河东河下的居民，表示很不满意的，占17.39％；认为一般的，占43.4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只有39.13％。其原因与分割的行政区划有关。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小河社区的活动并不通知他们，这使他们有较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从而产生不满意情绪。

(2)休闲活动参与度高的居民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

调研显示：住在小河直街主街上的居民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居民。住在主街上的居民对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90％，远高于普遍的满意度水平70.97％。这可能与他们对社区活动的信息捕捉更为灵敏、参与度更高有关。一般社区活动如果是小范围参加，多以电话通知，如果是大范围，多在小河直街上以公告栏的形式告知，所以，主街上的居民更容易获得这些信息。参与较多的居民，对小河直街社区会有更强的认同感，也会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也验证了瑞赫博和格里菲的观点，即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

(3)收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有部分的正面影响

首先，低收入并不一定带来低休闲满意度，但是高收入可能带来高休闲满意度。弗兰肯和瑞吉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此次调研部分证实了该论点，略有分歧。本研究以月收入1000元和2000元为界，划分居民收入区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多为待业者，没有收入或靠低保生活。该区间没有休闲满意度很高的居民，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8.33％。这些居民较低的收入使他们的休闲生活相对单调，这导致他们没有很高的休闲满意度。但由于生活仍然较有保障，休闲满意度总体上偏高。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1.72％。这个收入区间的居民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职工人，一部分是退休工人。大部分居民的退休工资为每月1800元左右，没有达到2000元。这两类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存在差异，下文有详细分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1.54％。总的来说，收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如果将小河直街居民的收入放在杭州市社会大背景下考虑，由于大量退休职工及低学历劳动力的存在，当地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00％，但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小河直街居民总体收入偏低，但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其重要原因是：居民的休闲支出在其收入承受范围内，因而，休闲消费金额对休闲满意度影响不大。以数据为证：每月休闲消费在50元以下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6.25％；每月休闲消费在50～1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3.33％；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0％；每月休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7.14％。可见，居民的休闲支出水平不同，却有类似且偏高的休闲满意度。有如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居民偏好相对简单舒缓的休闲活动。由于居民多为中老年人，所以，他们日常休闲以在家看电视为主(占67.53％)，或者在家喝茶打牌(占68.83％)，或者串门聊天(占33.77％)，这些活动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

原因二，居民大多有节俭的习惯，倾向于不需要花费或者少花费的休闲活动。问卷显示，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普遍较低。每月休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居民占51.95％，其中还有6.49％的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为零。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占20.78％，超过500元的仅占9.09％。居民较常去的休闲消费场所为街道、商场、超市或夜市，占32.89％，尤其是去菜市场，这是相对廉价的日用购物场所。近在咫尺的商贸旅游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休闲消费群体，而当地居民的反应普遍一致，即基本不去茶馆和咖啡馆、接待客人时去餐饮场所。据调研，餐饮场所中最受欢迎的是新腾飞，人均消费约40元(据大众点评网，2011年1月)，其次是河上轩，人均消费31元(据杭州口碑网，2011年1月)，但总体上居民的消费频率不高。居民消费频率较高的是两家面馆：长爱面馆和老桥头面馆。这两家面馆都遵循价廉物美原则。长爱面馆早餐提供3元／份的面条，其他时间面条价位在5～22元间。老桥头面馆消费最低5元，最贵12元。

原因三，居民的生活环境优美，不需要任何花费就可以享受别人需要付费的休闲生活。居民在家里或家门口喝茶可以享受到同样优美的环境，这也是居民不愿意去商贸区茶馆喝茶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们也希望居委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喝茶、打牌、下棋、搓麻将的公共社交场所。政府提供的大量免费的公共休闲场所也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消费支出。调研显示，有40.79％的居民会去公园、广场绿地等，这些场所在杭州都是免费的。

(4)居民的职业会影响休闲满意度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原住民中，比例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工人和离退休职工。对两个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到职业的影响。

工人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低。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仅为41.67％，比总体的比例水平少29.30％。这可能与这部分居民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有关。这些居民处于中青年阶段，家庭负担重，但收入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居民占该群体的91.67％)。在这部分居民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很多，只有1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较多，远低于总体的比例水平41.56％。6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一般。

离退休居民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自认为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占所在群体的79.95％，略高于整体水平。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居民有退休工资，大多接近每月2000元，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压力较小，休闲时间充裕。他们中认为自己休闲时间较多或很多的占73.3％。

职业影响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状态会带来不同的休闲时间分配以及不同的生活压力。充裕的休闲时间有助于提升休闲满意度。适度的生活压力可以带来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以及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休闲满意度。

(5)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基恩认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相应地，生活满意也是休闲满意的重要变量。调研显示，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的，休闲满意度较高；对自身生活不满的，休闲满意度较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根据访谈的内容，低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低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②收入低，无力承担休闲消费支出，休闲活动单调；③家庭生活不和谐，影响到休闲的心情；④家里有病人，生活支出高，缺乏足够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反之，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较高的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空闲时间多，生活轻松悠闲；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可以有较为丰富的休闲生活；③拥有良好的生活心态；④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⑤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疾病。

休闲本身构成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休闲满意度。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下，小河直街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由杭州城北的贫民窟转变为杭州重要的历史街区。因而，很多居民对于目前的生活感到比较满意，这使他们对休闲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也有部分居民提出，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设施，如装上管道煤气，他们的休闲生活满意度会更高。可见，解决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问题，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反之，则可能会随时引发矛盾，带来不和谐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休闲满意度，而且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或互相叠加，或互相抵消，最终影响到每位居民对休闲满意度的定性判断。

3.2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动机因素分析

对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评价的衡量，主要借鉴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进行分析，按满意度高低依次为：居民平均的放松满意度为4.40；美感满意度为3.69；社会满意度为3.51；教育满意度为3.42；身体满意度为3.37；心理满意度为3.27。当地居民的总体满意度为3.61，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放松满意度”层面的平均数远高于其他层面的平均数。具体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平均数、标准差及平均数排序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知，带来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最主要的5个因素依次是：心情愉悦、放松自己、维持身心健康、休闲场所环境清新干净、和别人接触互动。从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居民对前4个因素有较大共识。以上结果与居民的特征有很大关联，尤其是他们的年龄特征。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多来自“放松”的需求，也比较看重“维持身心健康”。他们并不倾向于“挑战体能”这样相对剧烈的休闲活动，也不愿意在休闲活动中使用技巧与能力。居民多是中老年人，且是相对缺乏学习能力的简单劳动者，所以，他们的休闲也倾向于从简单、轻松的活动中获得快乐。

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对于“更了解自己”的动机处于中等状态。原因在于，他们中多为中老年人，认为对自己已经比较了解，不是特别热衷于从休闲中了解自己。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总体上也不热衷，45.83％的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没有太大兴趣，但内部存在一些差异。相应地，居民比较喜欢“和别人接触互动”，占69.44％，但是内部分歧相对较大。综合来看，50％的居民既希望和别人接触互动，又希望在接触中了解别人；19.44％的居民想和别人接触互动，但不愿意更了解别人，而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6.39％的居民相对封闭，更喜欢独处，也不想了解别人。原住民的这个特征可以为社区组织活动提供一些思路指导。

总体上，基于休闲满意度量表分析得出的居民休闲满意度与居民的主观评价比较吻合。

4　关于提升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建议

4.1为居民提供更多群体休闲的机会

居民的社区休闲满意度较高，且多倾向于群体休闲。群体休闲是相对于个体休闲而言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一起进行的休闲活动，并在休闲过程中产生行为、感情的互动，并获得身体上、心理上的满足。调研显示，希望多人一起进行休闲活动的，占46.75％；希望两人一起休闲的，占12.99％，一般指的是与老伴；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4.68％；希望一个人进行休闲的占15.58％。走访得知，虽然有少部分居民表现出较为封闭的倾向，但是大部分居民喜欢热闹，喜欢社区活动。不少居民表示，只要社区通知的活动，他们都很愿意参加。也有部分居民表现出被社区遗忘的不满甚至愤怒。可见，大多数居民希望有较多的群体休闲机会。

4.2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根据对小河直街社区周边的考察，小河直街的公共空间极少。露天的公共空间拓展余地较小，室内的公共空间尚未有效利用。据管委会介绍，目前小河直街上还有很多公建房，其中酱园、3号暂借管委会使用。酱园里面展示着一些旧式的生产工具，用于公共活动，如唱越剧等。酱园一年中大约有1／3的时间开放。鉴于其他公建房不能挪作公用，酱园是最有可能被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作为小河直街不多的历史遗迹，酱园用于单位办公场所并不合适；仅仅用于文化展示，无法充分物尽其用；被动地为一些活动提供场所，也非长远之计。所以，建议将酱园长期开放，为小河直街社区的居民提供一个长期的传统文化交流平台，其他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参与，具体活动由管委会来操作。①作为各种文化展示的舞台，如越剧角活动、其他文艺汇演活动等；②作为社区居民定期的活动场所，如定期举办邻居感情联络会等；③为各种节庆活动提供筹备场所；④成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中心。总之，充分利用酱园这一平台，不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展示，更要让它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居民沟通的媒介。

4.3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

目前小河直街的公共休闲设施极少。为了维持小河直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朴风貌，社区没有设置休闲运动设施。但77.92％的居民希望能够增加休闲设施，特别是健身方面的设施。考虑到普通的运动器械可能会影响小河直街社区的历史风貌，可以分散设置在相对偏僻的位置。由于居民多倾向于静态休闲方式，可以在运河沿岸增设一些公共休憩设施，如木椅等，供居民散步时休息。也可以在运河码头附近设置一些简便的不影响视觉效果的娱乐设施，如秋千椅等。

4.4较大范围较多次数地组织免费社区活动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3）

作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建设的全国三大磷矿生产基地之一的贵州开阳磷矿，在贵州省委省政府规划的“十二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原有的老工业生产模式积极转为可循环的生产模式，建立了“大水工业园”工业园区。为减少、减轻因历史原因乱采乱挖形成的地质灾害，以及工业生产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于2010年正式启动“开磷矿区地质灾害生态移民搬迁”项目，从根本上将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口降到最少，推动和谐矿山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移民涉及多方面问题，其中移民的生活安置是衡量移民成败的标准。移民生活安置是对移民工作效果的社会评价，是对整个移民过程的效果进行整体性衡量和判别的标准，也是为实际移民工作提供的规范化参照体系，不仅能对以往研究起到有效累积的作用，也能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广泛的前瞻性预测作用，更能对以后的大型工程移民起到拨正、引导和评估的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实践与知识之间的鸿沟。[1]因此，深入研究移民中的生活现状对于搞好移民工作，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移民的生活安置作为研究的重点，期望利用相关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通过对已移民搬迁的居民和未搬迁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对比调查，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状况，以及移民对自己生活安置的满意度，了解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希望对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诸如工业区移民问题的解决有所作用。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开阳磷矿和规划后的搬迁住地开阳县环湖开磷小区中的居民为研究对象，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120名居民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06份，剔除无效问卷14份后，获得有效问卷106份，有效回收率为88% 。在本次调查中，62份来自未搬迁居民，44份来自开阳新住户。（被试类别详见表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分量表B（LSIB），[2]并根据研究被试本身及其所在地区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修订。问卷由19个题目构成，分为居住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等三个维度。本研究中问卷的系数为0.818。

3、施测过程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在对以往国内研究进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主要采用问卷法、个别访谈法和走访方法对调查地区进行分批测量，再汇总整理获得有效问卷。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分析软件，主要包括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1、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差异比较

在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及方差分析处理后的数据表明，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及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三个维度在性别变量上均未存在差异；而在年龄变量上，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存有显著差异（F=4.06， P=0.009），且55～75和75～95岁的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高于15～35和 35～55岁的移民；同时，在文化程度变量上，移民的生活满意度（F=3.58， P=0.017）和社区服务（F=3.77， P=0.013）两个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移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所知觉的社区服务水平显著高于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移民。

2、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

研究数据表明，移民家庭在社区服务、生活环境及总体满意度方面都要优于未搬迁的居民。在社区服务、生活环境方面，开阳的移民居住地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移民家庭对此现状比较满意。

3、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4、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以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时，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的是社区服务和住房条件，总体的解释率为21%，两个变量的解释率依次为17%和4%。

三、讨论

1、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差异

本研究发现，移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小学、初中文化程度显著高于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情况，具体表现社区服务维度上。这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更注重社区服务的水平和完善，较之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55～75和75～95岁的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15～35和 35～55岁的移民，这与Spann.M、Molock.SD不同年龄组待迁移民心理应激的研究结果相似。[3]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和老年人相比，年轻一辈面对的生活压力及负面情绪较多，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多，因此，对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2、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

在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各维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数据分析显示，生活环境、住房条件、社区服务三个维度与移民总体满意度均存有显著高相关。其中，社区服务这一维度对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率最高。然而，在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中，只有社区服务和生活环境存有显著差异。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在住房条件方面，对于移民搬迁住房问题的解决办法，2010年开磷地质灾害生态移民领导小组的搬迁方案一号文件有详细的实施细则，按搬迁批次为一个单位，每户居民派代表进行抓阄摇号选房，家庭成员中有颈部以下瘫痪，依靠轮椅出行的可优先选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且新住房按原住房大小置换，多余部分再以优惠价购置，如不想置换选到的住房，可以等息烽的置换房再摇号换取，因住房安排的公证合理，两地居民对于住房条件的满意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在社区服务方面，因为居民搬迁时是按原家属区来进行的，这就致使原本的社区服务受到影响，如，居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补贴的待遇，但生活在移民新区县郊的居民们求医略有不便。但经过政府增加了相关基层医疗机构，使得社会服务工作得到了显著改善，移民享受到了更加完善的社区服务；（3）在生活环境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原居民对于多年矿山的乱采乱挖所造成的地质灾害深有体会，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洪水经常发生，还有新建设的“大水工业园”虽可进行可持续生产，但工业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还是严重影响了矿区居民的健康。因此，这次搬迁安排细则，也将搬迁按离工业园由近到远的顺序进行安排，让最易受到影响的居民早日搬离。与此同时，开阳移民安置地在绿化环境上下了功夫，临近环湖公园，依山傍水。

四、建议

生活上人们最关心的是住房及环境条件。物质丰富、生活和谐是人人都希望的。贵州开阳磷矿进行的移民搬迁安排虽然是真实有效的，但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漏洞，移民在某些方面的满意度并不理想。针对本次研究的结果，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在住房方面，工程建设要保质保量，着重基础设施。如贵州冬天气候潮湿阴冷，易有凝冻天气，对住房的隔热保暖，水管和配电线路的规划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搬迁移民款用在刀刃上。这需要政府的监督、建设方的自律。

在社区服务方面，存在医疗方面的缺乏，还在矿区的居民对于社区工作的意见和环境改善的要求。为增加移民居民对社区医疗服务的利用，建议相关部门领导对移民居民多做走访调研，实时了解居民的医疗需求，设立社区医疗门诊。组织当地居民和医生与移民多进行交流，促进相互信任，对经济特别困难者、突发大病者、严重意外事故患者给予医疗救助。[4]基层医生根据移民卫生习惯和饮食气候改变对移民进行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辅导，可以收到很好效果。

在生活环境方面，我们要清醒意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不是牺牲环境，反而环境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经济发展富了人民但不能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不能因工业发展而遭到破坏，居民生活依仗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生活环境。生态移民工作必须根据资源环境容量及其资金投入状况科学规划移民规模及进度。[5]

从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移民与非移民各项比较差别都不大，说明今后移民安置还是尽量选择就近当地安置，不仅是人文环境，更多的是心理归属感的问题。虽然有很大可能外迁到富裕发达的地区，但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居住、生活、医疗、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圆满的解决，对移民心理和生活都会产生冲击，引起适应困难。因此，政府也应从移民的角度出发，尽最大努力改善移民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切实保证移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何贤举.三峡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5-38.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4）

中图分类号：C915；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2013-05-1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风险认知视角"（12240045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金平（1962--），男，河南长葛人，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教授，心理学博士。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居民的风险认知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刘金平等人探讨了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的水平和结构；①崔澜骞、姚本先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②但是，对农村居民风险认知等问题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研究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对客观存在的风险的感受和认知，在主观上对风险产生的认识、做出的判断和评价，是个体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它是衡量公众心理恐慌的一个重要指标。③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能够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帮助。社会支持反映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环境因素，又包括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它给个体提供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针对外在的环境要求，以及在其受到相关的情绪困扰时所产生的认知反应，进而所采取的具有特异性、稳定性特点的行为模式。应对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有关，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不同。同时，应对方式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应对方式是伴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压力的应对模式。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综合认知和判断，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总体的概括性认识和评判，是个体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主观合意程度，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观指标。

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①关于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Rui Zheng等认为，公众的社会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②因为，风险认知水平过高会引发个体产业焦虑、恐慌等情绪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则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关于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的关系，Rui Zheng等的研究指出，政府支持与社会风险认知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因为，影响风险认知的因素有个体期望水平、风险沟通、知识结构、个体差异等，得到社会支持多的个体在遇到风险事件时，能够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帮助而不会感到孤独无助，不会过度担忧；相反，社会支持不足的个体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会有过度担忧，会产生较强的恐惧感，总觉得风险不可控制。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1：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从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概念来看，风险事件是个体面对的应激源之一。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个体会产生风险认知而采取各种行为方式去应对风险，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进而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2：应对方式能够调节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为了方便取样，同时，又因为中原地区的农村居民在风险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具有普遍性，故笔者选取中原地区的河南省鄢陵县、光山县和汝州市三地的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获得有效问卷603份，有效率为75.38%。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314人，女性289人；已婚者564人，未婚者39人；有工作者230，无工作者373人。

2.2研究工具

农村居民风险认知问卷，是对刘金平等编制的城市居民风险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修订而成的。⑧该问卷由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可控性和风险的忧虑性3个因素构成，共15个项目。经验证，该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其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其内容结构良好，可以在农村居民中使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是对Zimet制作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修订而成的，可用来测量个体领悟到的来自社会的各种支持，包括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包括3个因子。其中，第1、4、7、10项是家庭支持；第2、5、8、11项是朋友支持；第3、6、9、12项是其他方面的支持。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是由姜乾金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在借鉴国外应对方式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该问卷由20个项目组成，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该问卷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此类方式应对压力事件。消极应对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被动、消极的方式应对问题；积极应对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⑤

生活满意度量表，是采用Diener&Emmons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量表由5个项目组成，要求被试对自己的一般生活满意度作出主观评价。SWLS是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多项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其信度系数为0.86，在国内的应用情况良好。该量表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方法，将“完全不符合”记作1分，然后按顺序逐步发展到“完全符合”并将其记作7分。得到的分数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2.3研究程序和统计方法

本文所有调查数据都是通过个别施测的方式获得的。本研究采用SPSSl9.O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以探讨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探讨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3研究结果

3.1 社会支持、风险认知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笔者采用Pearson积差分析法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笔者采用Pearson积差分析法对生活满意度与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3.2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检验

Baron&Kenny认为，对变量中介作用的检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显著；（3）当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因变量回归方程时，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而自变量的效应消失（完全中介作用）或者减弱（部分中介作用）。

笔者采用Baron&Kenny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况、收入水平）之后，分别做生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风险认知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以及生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第一步，检验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表3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58（p

3.3应对方式调节作用检验

对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即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用带乘积项的回归模型作分层回归分析：（1）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到测定系数Ri；（2）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分析，得到测定系数R；。若瞒显著高于R；，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若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

3.3.1对积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本研究构建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1.134（p

为了进一步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以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调节变量的积极应对方式进行分组，并分别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在高积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0.339，p

3.3.2对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构建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消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510（p

为了进一步检验消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在高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0.458，p

4分析与讨论

笔者对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因素，如生活事件、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化关系等；另一类是主观因素，如个体的认知能力、价值观、自尊等。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认为，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多的物质帮助，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同时，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他们在遇到坎坷或面对不幸时可以得到各方面的精神援助，从而减轻他们的精神痛苦。因此，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影响生活满意度。由于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的较多的帮助与支持，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所产生的忧虑会比社会支持度低的个体少，因此，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呈负相关。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只是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风险认知之外，社会支持有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变量来影响生活满意度，这是值得今后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5）

一、引言

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是指，旅游地居民将其对本地旅游开发的期望与实际感受相比较所产生的愉悦或者失望的心理状态。[1]当前，研究旅游地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对我国旅游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一些旅游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互相对峙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地旅游开发的影响者、参与者及受益者，是旅游开发的核心利益主要相关者之一，其对旅游地旅游开发的态度及满意度是旅游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内外已有的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意度测评，如吴忠军、唐晓云 （2006）对居民旅游满意度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模型构建，如陈晓艳 （2008）以南京江心洲为例，对农业旅游目的地居民满意度及其影响的研究；汪侠（2010）对阳朔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的研究，以及满意度与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之间的关系（Allen，et al.，1988； Perdue，et al.，1990； Ko，Stewart，2002；刘静艳，等，2006）等方面，对旅游地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差异涉及较少，本文拟通过因子分析与方差分析探讨旅游目的地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的差异性，旨在为旅游地科学规划、开发与管理，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采集

本文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法，采用5分制来定量测定（表1）。分别用1代表很低、很不同意，2代表低、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高、同意，5代表很高、很同意。调查区域主要是北海银滩附近的社区居民及周边的社区居民，一共发放了120份问卷，一共收回100份问卷，回收率是83.3%。采用SPSS 16.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缺失的数值采用列表删除法进行了处理。

表1 居民满意度问卷的量表设计

注：此量表是在汪侠、张洪等人设计的居民满意度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改动得到的。

三、实证数据分析与研究

1、总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Alpha分析模型中的Cronbach一致性系数a值来进行信度分析。本文的可靠性系数是0.502，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调查居民样本的基本情况：性别方面：男性占51%，女性占49%；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占3%，18-25岁占27%，26-35岁占32%，36-50岁占30%，大于50岁占8%；在教育程度方面，初中以下占22%，高中或中专占21%，大专占21%，本科占30%，硕士占6%。在出生地方面，本地出生人口占55%，非本地出生人口占45%；在居住时间方面，时间小于1年占1%，1-5年占16%，5-10年占17%，10-20年占17%，20年以上占49%；在家中是否有旅游从业人员方面，有从业人员占12%，无从业人员占88%；月收入方面，≤1000元占6%，1001-2000元占5%，2001-3000元占22%，3001-5000占40%，5001-10000元占21%，≥10000 元占6%；在是否旅游从业人员方面，是从业人员占16%，不是的占84%。

从满意度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北海旅游开发居民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的均值为2.8056；负面旅游影响感知的均值为3.3733，居民整体满意度的均值为2.6367，表明北海市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比较低。

2、居民满意度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得到12个指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历史遗迹的保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期望、生活成本的增加、交通更加拥挤、犯罪率的提高、城市污染加重）是与居民满意度的关系大于0.6，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把这12项相关指标组成因子、采用主成分萃取法提取公因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新提取2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54% 。表明这两个公因子是影响北海市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其中，第一个公因子中包含6个指标有：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历史遗迹的保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加快城市建设，称为“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 特征值为7.519，方差贡献率为62.656% 。第二个公因子中包含5个指标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期望、生活成本的增加、交通更加拥挤、犯罪率的提高、城市污染加重，称为“满意度负面影响因子”，其特征值是1.546，方差贡献率为12.885%。对这两个公因子与被调查对象的8个人口学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满意度正面因子在不同年龄群体间存在差异

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进行方差分析，满意度评价均值为3.33，属于基本满意。其结果显示，其显著性为0.04小于0.05，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满意度影响因子存在差异。从其均值来看，18 ～ 25岁年龄段的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最高，其次依次是≤18、≥50、36 ～ 50 和26 ～ 35年龄段的居民。

（2）满意度正面因子在是否是旅游从业人员群体存在差异

根据被调查居民是否是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分组，对两组居民的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其显著性为0.05，表明是否是旅游从业的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是旅游从业人员和不是旅游从业人员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评价的均值分别是3.64和2.98。说明从事旅游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高。

四、提高北海居民旅游开发满意度的建议及对策

1、社区居民利益的实现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要确保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存在及开发的优先受惠权，是协调自然资源存在及开发与当地居民权益关系的基础。旅游开发必须将当地居民纳入发展主体，使之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由配角发展到主角，拥有对旅游发展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提高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从而使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进行，保证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扩宽居民的参与途径

调查显示，在北海旅游开发中并没有给居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他们除了能共享旅游开发给居民带来一定便利之外，没有获得其他的收益，使得他们对旅游开发产生不满的情绪。要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旅游开发商应该设计更多的适合当地居民的工作岗位，招聘当地的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提高当地的就业机会，减少当地的失业率，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提高居民的满意度的有效方法。

3、提高当地中老年居民的出游率

调查数据显示，北海中老年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低，因此，旅游业各部门可以通过开发一些对中老年居民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鼓励他们积极的参加旅游活动，使得他们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得到提高，从而提高他们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4、减少居民满意度负面影响因子的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因素也是影响北海居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减少这些负面因子的影响：

（1）合理规划旅游景区景点

旅游开发商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要做好实地调查，合理规划景区景点的开发，保证景区景点的可进入性，使得游客能顺利的进旅游活动，同时也不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交通的不便利，合理控制游客的数量，确保景区资源不被破坏。

（2）加强城市的基础建设

加强北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交通方面，需要有花大力气进行改进。另外，要按照景区总体规划的布置要求，进行招商引资，完善景区内旅游基础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接待设施，以及景区环境保护和绿化工程建设。重点解决景区内的交通、通信、饮水、厕所及能源等问题，引导和培育群众的环保意识，积极创建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环境。

（3）做好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

在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和文化保护的宣传。在各景区内明显的地方设计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的标语，时时刻刻提醒游客要保护环境和保护历史遗迹，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在社区内也要设计环境保护的标语，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5、要加强社会治安的管理

加强对法制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对于那些犯罪分子要严格处置，从而达到降低居民犯罪率，为居民提高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汪侠.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J].旅游科学，2011，（3）：45-56

[2]唐晓云，吴忠军.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及其影响———以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J].经济地理， 2006（ 5）：161-165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6）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67-04

一、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古希腊时期梭伦将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莱德博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此后，便展开了在国家内和国际间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西方对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

学者苗元江（2004）认为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性别、文化、目标、健康、婚姻与人际关系都影响着幸福感。学者陈有真、贾志永、周庭锐（2009）从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出发，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情形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五大类。学者王健、孟庆跃、Winnie Yip等人（2009）通过对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相对经济状况、失眠状况、心情抑郁和时间压力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学者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11）则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以及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都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学者边燕杰、肖阳（2012）从生命历程论、社会融合论、地位分化论的视角分析对中英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年龄、健康、地位分化、社会融合程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且英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学者刘美秀、王夏华、汪正忠（2013）通过对CGSS2006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先呈现促进效应后转变为抑制效应。学者陈文、陈华（2013）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经济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系，但与幸福并无必然联系。而居住环境、睡眠时间、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指数的4个主要因素。学者陈志霞、李启明（2013）采用主观、心理和社会幸福感综合幸福感量表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类型、社区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收入、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城市管理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学者徐映梅、夏伦（2014）从“收入-幸福悖论”现象出发，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协调好经济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能够切实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学者党云晓、张文忠、余建辉等人（2014）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户籍归属地、制度因素、工作时间和迁居对个体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学者杨东亮、韩枫（2015）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学者杨建科、雷鸣、张磊、边燕杰（2016）基于对2010年的西部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居民与东部相比，幸福感总体不高。认为身心健康、身份特征、地位差和社会融合依然是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是从更高层次上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维度。2016年，学者孙计领在《“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文中利用中国数据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的手段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一直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居民满意度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于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收入和民生满意度呈倒U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综合而言，现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认为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归属地、生活满意度以及阶层认同等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以CSS2013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归纳已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选取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个人主观感受因素三个维度，15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主成分回归，对影响因变量幸福感的自变量直接进行剔除，只保留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3年所做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最终获得样本10206个。我国西部区域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西部地区，但由于CSS2013年的调查数据未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11个西部地区。删去缺失值之后有效样本为6968，样本构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测量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幸福感，在CSS2013调查问卷中，关于居民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一共有7个备选项，分别是：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太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8表示“不好说”。在这里，我们将比较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选项归为“幸福”，将其余的选项归为“不幸福”。所以，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一个二分类变量。

2.自变量。本文在此选取了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共14个自变量来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结果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7）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历时二个月，调研将农村社区（居民）总体上分为传统农村社区（居村农民）和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两种类型，按照拆迁安置、经济较发达、经济较薄弱、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外来人口较多等不同特点，分别在吴江9个镇（区）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村（社区）。本次调研综合运用了深入座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在11个村（社区）召开了座谈会，对150余名村（社区）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系统访谈。在26个村（社区）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8份。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1）调研对象性别以男性居多，表明男性参与社会事务较女性为多。

（2）调研对象年龄以40―60岁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年龄结构偏向中老年。

（3）调研对象文化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还偏低。

（4）调研对象无居多，有的以佛教居多，表明农村尽管宗教活动频繁，但大多数并未形成信仰。

二、调研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访谈记录的汇总梳理，调研小组对调研中涉及的公共服务、家庭和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四个方面的总体情况和特点归纳如下：

（一）政府公共服务

按照公共服务的功能，把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四大类（生产性公共服务、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服务和发展性公共服务）、十一项。

（1）总体满意度较高。分类评价中，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社区服务满意度居前。较之居村农民，失地农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更迫切。由于目前的安置社区建设相当一部分还不够成熟，相关配套设施跟进不够及时和全面，失地农民总体满意度偏低。

（2）满意度不高的领域。对公共服务评价为一般和不太满意的，就业培训、文化娱乐设施、农技推广居前。特别是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强烈。村（社区）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等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

（3）主要问题构成及原因。对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质量不高、总量不足和供求不匹配三方面；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府投入不足、集体经济较弱、农民热情不高和供给主体单一四方面。

（4）最需要加强和改善的方面。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尽管满意度较高，但还是群众认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最需要加强的三项，说明群众的期待更高。同时，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一些新的需求，如停车难、村级公路规划不完善等问题开始显现。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在管理难的同时，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紧缺的问题。

（二）家庭和社会生活

（1）居村农民和失地农民收入结构呈现不同特点。居村农民就业意愿较强，就业渠道多元。失地农民就业途径较少，对再就业要求较高。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房租，生活比较富足；而外来人口较少的新型农村社区，主要依靠打工工资，40―60岁区间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整体收入较低。个人收入主要来源还是稳定工资居多，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28%，2―5万元的占44%，折算成家庭人均收入后，仍是中等偏下人群居多。

（2）刚性支出仍占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家庭月开支总额在1500―3000元的居多，家庭刚性支出（食品、生活用品、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占比最重。收入尚有结余和收支平衡的达到90%。通过数据和座谈发现，失地农民由于搬进楼房，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较之居村农民，他们的生活成本更高。

（3）居村农民邻里交往高于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69%的调查对象和邻里之间经常接触。和居村农民相比，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与邻里交往的程度不够。一是由于居住方式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旧思想观念很难向“市民”马上转变，失地农民进社区后适应不良；二是外来人员社区融入度和获得认可度不高。

（4）对生活改善的看法。农村居民对当前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有着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7%。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认为生活明显改善的占25%，有所改善的占67%，为绝大多数。当前生活希望得到改善的方面，就业与收入、医保、环境和食品安全居前。

（三）文化休闲娱乐生活

（1）村（社区）文化设施能基本满足需求，设施使用频率参差不齐。63%的人认为村（社区）的文化设施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体育场所设施和文化活动中心的使用频率较高，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和图书流动车的使用率综合不到30%。这与座谈中，居民反映的两个情况基本吻合。即：农村图书的投放中，没有事先调查居民的喜好和需求，很多书籍类型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下乡普及，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使得其没有在农村中生根发芽。

（2）需求多元化与实质内容的单一性形成反差。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呈现多元化状态，学习科技知识、看戏看演出、看电影居前。需求程度上，失地农民闲暇时间更多，需求更为强烈；老年人同中青年人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方式相比，选择更单一，比中青年人的文化娱乐需求更强烈，对政府的期待感和依赖感更重。但在闲暇时间的分配上，看电视仍然是最多的选择，占到35%。

（3）文化娱乐需求层次有所提升。农村居民对发展学习类的需求较多，尤其对于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的渴望更强烈，在参与学习培训班、阅读报刊等方面的诉求增强，最想参加的培训班类型是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

（四）政治生活

（1）农村居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和参与意愿较高。村民普遍愿意参与村（社区）事务管理，不论是居村农民还是失地农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想到能否通过政府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也较高。但外来人员由于社区融入度不高、工作时间难协调等问题，参与村（社区）事务的较少。对村（居）民会议的态度，82%的人愿意积极参加，但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有18%的人很清楚。

（2）对政府新出台惠民政策的支持度较高。村（居）民普遍反映政府近年来出台的如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村庄环境整治等政策措施让大家得到了实惠，73%的人对政府新出台的惠民政策持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是，失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居村农民。同时，部分村（居）民提出政府要更加注重政策的延续性，不能变化太快。

（3）干群关系及群众满意度较好。群众对村（社区）干部工作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88%，认为干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为91%。失地农民由于外来人口多造成的环境问题、生活成本增高、失去土地的后续问题等容易引发更多的矛盾与不满，在干群关系和对干部满意度上，均要低于居村农民。

三、几点思考

综合整个调研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吴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更加注重几个方面。

（1）尽快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发展。调研发现个人收入与就业是村（居）民目前最想改善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拆迁村（社区）在融入城镇后，比较参数发生质的变化。政府在收入政策制定时，可以进一步考虑到城乡一体化下的收入一体。一是不能刻意区分城乡收入，减少模糊人群的比较失落；二是通过建设物业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模式，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稳定40、50左右人群的收入；三是在养老并轨基础上，逐年提高农村老人收入，既解决农村养老难问题，也可提高家庭整体收入；四是切实提高农村学生毕业后的首次就业成功率，及时缓解学生家庭收入困难等问题。

（2）更加注重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多元需求。调研发现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强烈，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更高，而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应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有形和无形两方面强化投入力度和改造力度，丰富精神文化活动载体，并有效整合开放城镇、学校等资源，逐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村（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注重对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引导，多推广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并以活动为抓手，宣传新思想、新理念。

（3）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前期调研和舆论宣传。调研对象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与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有出入。在公共服务投入之前，需要加大前期调研力度，通过座谈、走访、问卷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受众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文件要做到内容通俗易懂，要以不同形式，多种渠道宣传到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受众疑惑。

（4）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城镇化步伐。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吴江城乡公共服务的水平和群众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城镇化是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最现实和最科学的途径。应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由于吴江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群体又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依赖度更高，所以投入可以对此群体适当倾斜。同时，加快公寓房建设，鼓励更多农村居民进城镇居住。

（5）重视农村接续力量培育。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真正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年轻人非常少。而年轻人精力充沛，做事劲头足，文化水平普遍比中老年人高，思维较中老年人活跃，对新事物接受较快。因此鼓励一部分年轻人回农村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去农村创业，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完善和加强各项服务环节，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一方面，为大学生村官在村（社区）的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让他们能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同时，镇（区）可以通过自聘招录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村（社区）的事务管理。

（6）加大失地农民群体关注和引导力度。不论是相较于居村农民还是城市市民，失地农民都属于相对失落感较重的一类群体。一方面，失去土地后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面临考验，再就业渠道少，自主经营意识普遍较差，需要政府在各项安置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倾斜和保障。另一方面，在进入安置社区后，在市民化进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不适和困难，社区工作者必须尽快适应城乡快速融合的现状，引导失地农民群体尽快转变生活习惯和观念，帮助其融入市民社会，全面享受市民生活便利。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8）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本人的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是衡量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主观福利的一个主要体现。对生活满意度的探讨与研究，大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活满意度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了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农村人口比例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自2009年9月起，国务院开启了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引起了学者们对新农保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农保对储蓄、消费、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等的影响（岳爱等，2013；陈华帅、曾毅，2013；马光荣、周广肃，2014；张川川、陈斌开，2014；程杰，2014）。另一方面，在关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社会保险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实施的新农保试点恰好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因此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来探究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情况讨论了参加新农保缴费以及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两种情形下的影响因素，并且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针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多。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测度和范畴等方面。之后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逐渐成为重点，涉及到收入、就业、家庭、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所论及的社会保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针对客观生活质量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之后开始逐渐转向明显具备主观特性的生活满意度上，并且主要是关于不同性质群体（青少年、老年人或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关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文献并不多见，已有文献当中，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针对农民工、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吕斐宜，2006；叶继红，2007）。其次从研究范围来看，大部分是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状态（袁庆等，2009；胡荣华、陈琰，2012）。最后从研究内容来看，另有部分文献研究了生计资本、收入差距等特定因素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赵雪雁，2011；彭代彦、吴宝新，2008）。因此，综上所述，关于养老保险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还尚未被关注，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所在。

二、 数据与实证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两轮调查形成的面板数据。根据新农保的相关规定，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可以直接领取养老金，而60岁以下的则需要按年缴费。所以我们将样本限定为CFPS全国代表性样本中16岁以上的农村户籍居民，同时剔除了学生和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其中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对于60岁以下的样本，关键解释变量为两个：一个是代表是否参加新农保缴费的二值虚拟变量，另一个是新农保年缴费额的对数值。对于60岁以上的样本，关键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二值虚拟变量。除此之外，控制变量还有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健康水平、年龄及平方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是否有儿子等相关变量。

CFPS的问卷中对生活满意度的打分是1分～5分五个档次，这种数据结构适合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新农保试点是在县级层面展开，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问题，在检验时使用县（区）层面聚类标准误。此外，虽然国家制订了新农保试点县的名单并且规定了试点的时间，但是是否参加新农保以及缴费的级别均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因此，作为家庭自愿做出的参保决定，可能与对生活满意程度一起，均是由某些遗漏变量来决定或影响的。同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参保行为，产生反向因果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家庭所在县（区）是否在调查时点开展了新农保试点的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 实证分析

1. 参加新农保缴费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我们考察了参加新农保缴费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所考察的对象为60岁及以下（2010年58岁及以下）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1）列～（2）列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参加新农保以及新农保缴费数额均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正向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农保是我国第一次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的如此庞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众多，覆盖面广，这意味着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在初级层面上得到解决和保障，所以相应提高了生活满意度。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人们的养老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收入水平。因此表1的（3）列～（8）列按照样本2012年的人均家庭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分别考察新农保对这三类人群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对比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人群。这主要是由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还不高，未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也比较有限，这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数额极其微小，所以难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对于低收入居民来说，生活中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参保缴费难以改变当前现状，因此对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也不大。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健康程度、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均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呈现U型关系，这一关系的底点大概在40岁左右。以上控制变量的结果，均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2. 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考察对象为60岁以上（2010年58岁以上）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2）列～（4）列同样为低、中、高三类收入水平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也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的样本。通过表2第（3）列与表1第（5）列结果的对比不难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远远大于参加新农保缴费的正向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的缴费额和预期收益均比较低，根据张华初和吴钟键（2013）的计算，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仅有10%左右，因此新农保对60岁以下样本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对于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来说，可以直接领取660元的养老金，这占其收入的22.4%，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其消费水平，改善其养老状况和生活状态，从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其生活满意程度。

就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大部分与60岁及以下的样本一致，如仍能发现收入、健康和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唯一不同的是，有儿子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儿子对于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儿子意味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程度。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正如前文所述，新农保参保变量可能会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问题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对此我们利用一个县（区）是否实施新农保试点的二值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它所具有的两个特性决定了其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一是相关性，即一个县是否开展新农保试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二是外生性，即一个县是否开展新农保试点是由国家确定的，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满意程度。同时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控制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固定效应，来进一步探究新农保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果性。回归的结果这里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我们发现，即使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参加新农保缴费和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仍然可以显著的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且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仍然远远大于参加新农保缴费对60岁及以下人群的作用。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未满60周岁的居民参加新农保缴费，还是60周岁以上的居民领取新农保养老金，都会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种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居民，并且领取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些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说明新农保不仅起到了解决农村居民养老后顾之忧的作用，还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这对于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和谐程度的改善均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还较低，应该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从而提高新农保的参与程度。此外，由于新农保主要对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收入水平最低的阶层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在未来新农保政策改进实施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倾斜程度。

参考文献：

[1] 岳爱，杨矗，常芳，田新，史耀疆，罗仁福，易红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3，（8）：101-108.

[2] 陈华帅，曾毅.“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J].经济研究，2013，（8）：55-67.

[3] 马光荣，周广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4，（11）：116-129.

[4] 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102-115.

[5] 程杰.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J].经济研究，2014，（10）：60-73.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9）

1.调查地点：珠海市拱北区，珠海市香洲区邮政大厦附近居民

2.调查对象：珠海市拱北区华达花园部分居民、文华书店部分顾客、珠海市香洲区邮政大厦部分居民

3.调查内容：个人基本资料包含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如生存状况满意度(如职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健康状况、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主观幸福感状况，对目前状态是否满意、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等等。

4.调查方法：随机走访调查、问卷、采访、参考资料。问卷均采用选择题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为5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汇总并获取了所有有效被调查的居民基本资料，如性别、年龄段等。

二、基本经验：

1.随机走访调查，应有礼貌，出示相关证件（如学生证），表明用意，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2.不是每一次的随机调查都会一帆风顺，遇到更多的是闭门羹，是挫折，十分需要我们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善始善终，坚持就是胜利！

三、存在的基本问题：

1.随机走访调查，遇到很多闭门羹，还好越挫越，勇坚持下来；

2.调查数据统计单调、枯燥无味。

四、结果与分析：

1.基本统计学数据结果

本次调查一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0份。对调查的学生统计学变量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后

2.总体分析：

根据上表的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居民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这说明为数众多的珠海居民认同自己的珠海人的身份，深深印上珠海人的烙印。感觉自己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满意率为18%，满意率为64%，一般占12%，不满意占4%，很不幸福为0%。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调查数据说明随着珠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许多居民都感到生活幸福。从调查对象的分类看，有以下特点。

女性居民幸福指数高于男性，女性居民平均幸福指数为91.42高于男性居民平均幸福指数的82.41。对目前的幸福感，16%女性居民打91~100分，然而14%男性居民打91~100分；16%女性居民打81~90分，然而10%男性居民打81~90分；10%女性居民打71~80分，12%男性居民打71~80分；女性居民没打低于71~80分，然而20%男性居民打61~70分，2%男性居民打低于60分。

年轻居民幸福指数高于中、高年龄居民。18－25岁居民的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最高为79.1%，一般的为13.6%，不幸福的为3.4%，26－35岁的居民认为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为62.5%，一般的为37.5%，不幸福的为0%;36－4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60%，一般的为37.5%，不幸福的为2.5%;46－5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57%，一般的为53%，不幸福的为0%;56－6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66.6%，一般的为33.4%，不幸福的为0%;66岁以上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58.6%，一般的为33.4%，不幸福的为8%。高学历居民幸福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居民。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大专、本科及以上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8%；高中以下学历为76%。

家庭月均收入高的居民幸福指数高于家庭月均收入低的居民。家庭月均收入在2000－4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8.4%；家庭月均收入在4000－6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6.7%；家庭月均收入在6000－8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0%；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10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0%；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0－15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3%；家庭月均收入在15000－20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5%；家庭月均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6.7%。这表明在当前生活条件下，居民收入直接影响着对幸福的感受。挣到“钱”才能挣到“幸福”，但是也应当看到，也不是越有钱，人们的生活就越幸福。

3.分析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一）居民觉得幸福的主要因素

1)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的占57%，觉得一般的占20%，不满意的占23%。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都有了不同层次的追求，许多家庭买了汽车，购买汽车的梦想对许多家庭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居民收入增长。居民对家庭月收入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居民收入是生存的前提，幸福的源泉，和谐的基础。他们认为，家庭收入稳步增加，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些都是多年来的期盼。

3)住房条件改善。居民对目前住房满意率（包括为非常满意和满意）为44%，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他们的住房环境、房屋质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压力和负担也相对少了许多。

4)家庭和睦幸福。居民对自己的家庭满意的占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5)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这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居住环境优化。居民对社区环境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他们认为居住地的治安、绿化、卫生等方面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也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7）珠海市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二）居民觉得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从中可以看出，珠海市的居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教育公平首当其先，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者是食品安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房价是关键因素之一。

1）物价增长过快。居民对目前的物价水平不满意率为64%，满意率为28%，其他未说明的占8%。物价水平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与幸福指数紧密相连。物价增长过快导致物价不稳定，也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

2）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居民对城市房价最不满意，满意率占13%，比重占70%，其他未说明的占7%。珠海虽然不是个大城市，但房价也高，房价未公开透明，有些地方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住房问题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

3）工作职业满意率低。居民对工作职业现状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城市行业、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的差距，对居民工作环境和从事职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着很大影响。

五、对提高珠海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造成居民之间幸福指数差异的因素也有很多，如收入、住房、生活、工作、健康、家庭、物价等各方面都会影响珠海市居民幸福指数。

珠海市近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出珠海市的发展状况很好，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反映出了很多问题，如收入、住房、生活、工作、健康、家庭、物价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总结也是可以推动该市经济的发展，总之，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下面是对这次社会调查的作出的一些总结，以及建议和措施：

1、增加居民收入。这主要要靠政府，加快推进经济的发展，促进该市城居民充分就业。结合珠海市现时的产业基础和土地资源状况，在推动现有一些企业增资扩产、提升水平的同时，扩大就业机会和空间。加快社区商业布局发展，扩大其城市居民就业渠道。也可以激励群众自主创业，提高其城市居民收入。

2、正确引导经济发展。目前在经济方面居民表现最不满的是物价和房价，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正确引导经济发展，政府还要充分了解居民生活的现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应对的措施也不同。

3、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都说健康是福，很多因素影响居民健康，比如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工作压力等。居民生活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作压力小了，居民区的医疗条件好了，也会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指数，居民的幸福指数也会有所提高。

4、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根据这次调查可以发现，居民的文化水平也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居民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统计表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

20.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

21.调查对象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

22.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幸福指数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调查对象男性多过女性，男女比例接近1:1。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珠海居民以18－25岁年龄段居多，年轻化，富有活力，劳动力丰富。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接受调查的居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或中专。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调查的居民中以其他的职业较多，其次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居民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多数集中在2000－6000，收入不是很高。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这说明大多数居民对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不是很满意。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居民的家庭主要投资以健康为先，其次是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说明珠海居民的投资的多元化性，健康意识增强。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居民的住房条件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居民的社区环境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珠海居民的事业满意率低。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这表明大多数的居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姿多彩。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珠海居民的人际交往关系良好。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这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压力增大。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的珠海居民对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乐观，充满希望。

20.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从中可以看出，珠海人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教育公平首当其先，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者是食品安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关键因素之一。21.调查对象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这说明为数众多的珠海居民认同自己的珠海人的身份，深深印着珠海人的烙印。

22.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幸福指数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调查对象男性多过女性，男女比例接近1:1。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珠海居民以18－25岁年龄段居多，年轻化，富有活力，劳动力丰富。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接受调查的居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或中专。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调查的居民中以其他的职业较多，其次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居民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多数集中在2000－6000，收入不是很高。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这说明大多数居民对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不是很满意。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居民的家庭主要投资以健康为先，其次是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说明珠海居民的投资的多元化性，健康意识增强。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居民的住房条件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居民的社区环境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珠海居民的事业满意率低。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这表明大多数的居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姿多彩。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珠海居民的人际交往关系良好。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这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压力增大。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的珠海居民对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乐观，充满希望。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10）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沈阳市居民大众体育需求为研究对象。沈阳市辖9个区，结合沈阳市文化体育局的意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个区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和平区、大东区和苏家屯区。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提炼。运用网络，大量收集大众体育、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有关资料和数据，给本文提供相应的背景资料。

1.2.2访谈法

走访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文化体育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等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了解沈阳市大众体育的发展现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沈阳市大众体育需求的主要建议和意见。

1.2.3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等媒介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设计《沈阳市居民体育素养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0份，其中有效问卷5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问卷调查对象为政府体育管理官员、大众体育管理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和居民等。

1.2.4数据统计法

本文采用了EXCEL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基于体育需求的沈阳市居民体育素养调查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体育素养本体的研究，笔者比较认同余智所提出的体育素养内涵，余智（2005）认为体育素养是个人先天具有和通过后期教育获取体育信息，并运用这些体育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体质健康的能力，并提出体育素养主要体现在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育品德和体育行为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体育素养的外显性主要表现为体育行为，而体育需求又成为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体育素养的量度应以体育需求为基础。对沈阳市居民体育素养进行调查研究，应以居民体育需求为基本测量点，通过对参与型体育需求为主进行调查，进而反映出沈阳市居民体育素养的客观现状。

2.1体育生活满意度调查

沈阳市居民体育生活满意度调查包括体育活动内容满意度、体育活动场所满意度、体育活动时间满意度、体育指导人员水平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显示，体育活动内容满意度达到53.3%，一般满意达到41.3%，较不满意达到1.1%，很不满意达到4.3%；体育活动场所满意度达到55.5%，一般满意达到39.1%，较不满意达到1.1%，很不满意达到4.3%；体育活动时间满意度达到45.7%，一般满意达到48.8%，较不满意达到1.2%，很不满意达到4.3%；体育指导人员水平满意度达到30.2%，一般满意达到63.9%，较不满意达到1.2%，很不满意达到4.7%。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知道，近些年来，尤其是“十二五”以来，我国大众体育工作不断深入，居民逐渐参与大众体育活动中，对于体育活动场所满意度较比其它满意度较高，对体育指导人员水平满意度较低。

2. 2体育锻炼频率、时间、时段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得知，每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数量达到83.2%，居民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数量达到16.8%。每周参加1次以下体育锻炼的数量占32.6%，每周参加1次体育锻炼的数量占19%，每周参加2次体育锻炼的数量占12.6%，每周参加3次及3次以上体育锻炼的数量占19%。可以看出，参加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所占比例相当高，大部分人具有参加体育锻炼的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锻炼意识。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每次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多数集中在一小时以内，其中15分钟以下占18.9%，15-30分钟占23.3%，31-60分钟占44.4%，61-90分钟占7.8%，90分钟以上占5.6%。调查显示，沈阳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段多为晚上，占据58.9%，选择清晨参加体育锻炼的占8.9%，选择中午参加体育锻炼的占6.7%，选择下午参加体育锻炼的占2.2%，时间不确定的占28.9%。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依次为：无人指导、不知如何锻炼（占32.4%），缺乏余暇时间（占19.3%），工作负担重、身心已很疲劳（占19.1%），懒惰（占13.2%），场地不方便（占10.5%），缺乏体育兴趣（占10.3%），没兴趣（占8.8%），家务繁重（占7.4%），缺乏体育设施（占4.4%），身体很弱，不适合参加体育锻炼（占2.9%），缺少运动群体（占1.5%），身体很好、不用参加体育锻炼（占1.5%）等。

调查得知，沈阳市居民余暇时间分配依次为：家务劳动（占43.2%），看电影、电视（占35.8%），逛商场（占20%），看书报、杂志（占11.6%），辅导子女学习（占11.6%），打麻将、跳舞、唱歌（占10.5%），养鱼、鸟、花（占8.4%），参加文化娱乐活动（占7.9%），旅游（占7.4%），参加社会活动（占5.3%），业余文化学习（占4.2%），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占3.2%），美容美发（占2.1%）等。

2.3体育锻炼地点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沈阳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地点中，利用公园、社区内的免费锻炼场地及设施参加体育锻炼的所占比例为60.9%，在自家庭院参加体育锻炼的所占比例为14.1%，前往免费体育场馆参加体育锻炼的所占比例为12%，利用周边学校体育设施和单位体育场所参加体育锻炼的所占比例均为10.9%，有5.4%的居民会去经营性体育场所参加体育锻炼。

2.4体育锻炼伙伴与形式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伙伴依次为：朋友（占54.3%），家人（占25.5%），同事（占20.2%），没有锻炼伙伴（占8.5%），锻炼地点的伙伴（占7.4%）。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依次为：自发参加体育锻炼（占84.9%），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占14%），社区活动（占2.6%），加入体育俱乐部或辅导站（占2.2%）。

根据调查结果，反应出与朋友、家人、同事一起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比例相当高，参加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以自发参加体育锻炼为主。可见，大众体育的发展尚且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社会上体育的指导站、俱乐部等体育活动场所也尚未形成规模，这种现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众体育工作者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

根据调查结果46.8%的沈阳市居民在2014年至少参加了1次以上由社区或单位举办的大型群众体育活动，也有53.2%的居民未参加过社区或单位举办的大型群众体育活动。其中参加1-2次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占33%，参加3-5次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占8.5%，参加6-10次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占2.1%，参加11-20次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占3.2%。

2.5体育锻炼动机调查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生理情况、物质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客观环境条件，因此大众体育需求具有很明显的个体差异性。例如16-25岁年龄段，许多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为了配合体育课提高体育成绩而进行的自我锻炼，以提高运动能力的比例较大。同时，青年人也把在运动场上的竞赛作为满足自己身体活动、满足自己成就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增进友谊，为提高机体对抗环境的适应能力、防病治病，逐渐成为他们的体育需求。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使人心情愉快，减少由繁重的工作和学习带来的精神紧张、焦虑以及疲劳；达到愉悦感官、陶冶情操、调节情感的作用。根据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方式，可以满足消遣娱乐、调节情绪等精神上的需求。

沈阳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说明人们对大众体育的需求也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强身健体占体育锻炼动机比例的61.1%，减肥塑身占体育锻炼动机比例的20%，缓解压力、调整情绪占体育锻炼动机比例的18.9%，享受运动的乐趣和娱乐消遣占体育锻炼动机比例均为10.5%。

2.6体育锻炼项目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目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项目的排名前10位分别为羽毛球（占41.9%），散步慢跑（占35.5%），游泳（占28%），乒乓球（占21.6%），篮球（占15.1%），器械健身（占15.1%），足球（占10.8%），太极（占9.6%），网球（占8.9%），排球（占7.2%）。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体育锻炼项目，对场地、器材等要求比较低，容易学习和控制。由此可见，沈阳市居民对于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体育锻炼项目的结构还有待优化。

2.7体育参与的其它方式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沈阳市居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参与体育活动，获得相关体育知识，这些获取方式依次为：电视节目（占64.5%），网络信息（占36.6%），与体育爱好者聊天（占8.6%），体育报刊（占6.5%），体育广播（占3.2%），购买体育（占2.2%）。

2.8体育消费情况调查

沈阳市居民2014年有69.9%的居民没有租用过体育锻炼场地，参加过俱乐部、培训班。

3全运赛事影响下的沈阳市居民体育素养提升建议

3.1丰富运动健身项目

政府是大众体育的主要供给主体，但不是唯一供给主体，需要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多元的供给主体体制。在大众体育服务中政府应当转变角色，实现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变；由经营者向管理者转变；由独断者向主导者转变；有重权力向重服务转变；由划桨者向掌舵人转变。政府的存在目的在于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大众体育服务要把满足居民的大众体育需求放在首位，结合本地实际，并听取民众呼声，为本来单调乏味的体育项目注入新鲜血液，提高民众的参与度。在社区增设符合居民需求的健身器材，增加新兴体育运动器材，请专业人员指导、传授运动技巧。政府可以开设新兴体育运动体验馆，让居民对新兴的体育运动有了解、体验的渠道，加速居民参与体育运动健身项目的更新。在国家大力提倡“全民健身，健康生活”这一宽松政策下，企业可以创新产业链，抓住民众猎奇的心理，更新运动健身项目，让更多的居民愿意在新的运动项目上花时间、精力以及金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更活跃了体育市场。

3.2.稳抓消费增长点

沈阳市政府应根据未来5年里居民的消费增长点，宏观调控市场，做到平衡市场消费，满足供需平衡。未来5年里，居民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表演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文化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应迎合居民的需求，增加体育比赛、表演的次数，建设专业场地或者利用专业院校已有的运动场地，举办或外请体育比赛、表演、表演赛等，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平衡政府收支。企业应稳抓未来5年里居民的消费增长点，增加体育服装、鞋帽、体育器械的供给，把握市场先机，创造利润，活跃经济市场。

3.3鼓励社区或单位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

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文化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应积极鼓励社区或单位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促进大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调动居民参与大众体育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在各个社区等地增加体育宣传语，提供免费的体育运动场所和专业的裁判人员以供社区或单位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或者为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社区或单位提供经济补贴，提供奖品，让更多的社区或单位愿意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积极贯彻全民健身。企业可以提供高端的体育场地、器械租用，价格可以根据租用次数和件数的增加相应的降低。

3.4增加专业人员指导

沈阳市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大众体育的人力资源开发，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积极作用，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各类大众体育人才的培训力度，以满足人民群众开展大众体育活动的人力资源需要。亦可以在专业体育院校寻找指导人员，在体育场馆或其他体育场地中免费指导居民参加基础的体育锻炼。这样的举措既可以保证指导人员的专业度，能够针对居民锻炼时的不足之处给予专业方面的指导，使居民能够更加专业的参与体育锻炼，同时也可以使因为无人指导、不知如何锻炼的人群参与到大众体育运动中，使大众体育贯彻的更加深入。企业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指导人员的专业性和高端体育运动的专业指导，来满足精益求精、要求更高层次体育运动的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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