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1）

2008年震惊中外的中国毒奶粉事件，在重挫中国乳制品产业的同时也使国人对国产乳制品失去信心。唯有在深入了解我国乳制品进出口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乳制品行业在进口乳制品冲击下的优势及劣势，才能对症下药，具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乳制品行业的现存问题。

一、我国乳制品进出口贸易现状

乳制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发展更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计。2013年6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转发了9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将确保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作为抓好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突破口。为了更好促进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深入了解其贸易现状。

（一）乳制品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大幅下降

我国乳制品进口以干乳制品为主，2010年乳制品进口量达到74.5万吨，进口额19.7亿美元。进口产品以奶粉和乳清粉为主，占进口总量的90%。2008年以前，乳清粉是进口量最多的产品，常年保持在12-21万吨。奶粉位居第二，每年进口量在10-15万吨。2009年，奶粉进口量接近25万吨；2010年达到41.4万吨；2011年，我国乳制品的进口量为90.6万吨，同比增长21.6%；2012年，中国金仅在乳清粉方面的进口就有37.6万吨，其中46%来自美国，主要用作饲料添加剂；其次来自欧洲，法国最大，占15%，中国婴幼儿奶粉企业所用的乳清粉多来自法国；2013年奶粉和液态奶进口增速较快，奶粉进口量同比上升49%，液态奶进口上升92%。

与此同时，乳制品出口急剧下滑。2010年，乳制品出口3.4万吨，出口额4394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69.51%和81.14%。其中，奶粉出口9737万吨，比2008年下降84.7%。2011年，乳制品的总出口量为4.3万吨；2012年仍然保持小额出口，在过去的2013年，乳制品在干乳制品、液态奶的进口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

（二）乳制品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

乳制品贸易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已占据日益重要位置。以2010年为例，全国干乳制品产量313.8万吨，其中奶粉140万吨，进口奶粉约占国内奶粉产量比重的30%。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全脂奶粉进口量约占全球奶粉贸易总量的10%。新西兰是我国最主要的奶粉进口国，2010年，从新西兰进口的奶粉33.6万吨，占我国奶粉进口总量的81.3%，与2005年的77.01%相比有较大增幅。而在过去的2013年，第一个季度新西兰奶粉的进口量占我国进口奶粉总量的95%。

（三）国际乳制品价格波动剧烈，国内市场需求对价格不敏感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乳制品价格大幅下挫，我国进口奶粉平均到岸价格由3000多美元每吨跌至2300美元每吨，同期奶粉进口量由9.8万吨增至24.7万吨，涨幅达到60%。而2010年，进口奶粉价格迅速上涨，全年平均到岸价格升至3352美元每吨，而同期国内奶粉进口不降反升，增长至41.4万吨，同比增长67.6%。由此可见，尽管进口价格波动幅度超过1000美元每吨，但国内奶粉市场需求并未减弱，价格因素对奶粉进口需求的影响十分有限。

（四）婴幼儿奶粉事件后，我国乳制品行业整体还处于恢复期中

2008年“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由于交奶困难等原因，一些散养奶农宰杀淘汰了部分奶牛，加上2010年初的低温冻害和疫情影响，各地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正常淘汰奶牛现象，奶业生产基础受到削弱。由于奶牛繁殖周期较长，从犊牛长到产奶的成母牛需要近3年时间，大量淘汰会导致可用于产奶的成母牛存栏不足，牛奶产量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消费需求先于生产恢复，特别婴幼儿奶粉事件后，三鹿让出了17%左右的奶粉市场份额，产需存在一定缺口，随着国产乳制品价格的上涨，物流技术的不断进步，包括液态乳在进口乳制品快速填补市场空缺。

虽然受到进口乳制品的强烈冲击，但我国乳制品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其优势显而易见：第一，进口乳制品加上物流、关税成本后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乳制品价格；第二，国内奶粉政策调整极为密集，国家对行业龙头的扶持意图明显；第三，进口乳制品同样存在安全问题。“肉毒杆菌”、“双氰胺”等事件接踵而来，特别是巨额罚单更是重创进口乳制品企业。进口乳制品频繁发生的问题让消费者在奶粉的选择上更为理性；第四，国内北方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奶荒问题，对于外贸并不发达的内陆城市，国产乳制品仍然是更多国内消费者的选择。

二、进口乳制品冲击下我国乳制品优劣势分析

我国乳制品在进口乳制品的强烈冲击下，要充分发挥发挥优势来捍卫自身市场地位。需要根据我国乳制品进出口贸易现状，在进口乳制品数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从价格、我国贸易政策、汇率变动及乳制品行业客观的生产环境等来分析我国乳制品的优势与劣势。

（一）国产乳制品优势分析

1.价格优势。相对于加上关税和物流成本的进口奶粉而言，国产乳制品明显存在价格优势。以奶粉为例，国内一线品牌，例如一桶900克罐装婴幼儿配方奶粉贝，贝因美的价格在150到200居多；同等重量的飞鹤奶粉，售价在100到200多不等；而圣元奶粉在150到270不等。同等情况下，进口奶粉到岸价平均在85元左右，最高也就在90元，在国外的终端零售价才130元左右，但同品牌、同包装、同重量的奶粉在中国市场价格超过250元。而口碑优良的牛栏奶粉售价甚至上千元，明显高于国产奶粉价格。

2.政策扶持力度较大。2013年，政府整顿力度加大，除了实施反垄断惩罚，加大对医护渠道清理，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加快对国内奶粉品牌的梳理，对国内不合规、不合法的OEM（代工生产）进行清理。届时，约有一半的OEM品牌将被直接清理出去，市场份额也将重新组合。

3.靠近消费市场。乳制品虽然属于原料导向性商品，可是很多乳制品的运输对物流要求较高，像乳制品这样的快速消费品，“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点上国产乳制品优势明显。例如，常温奶的运输半径超过500公里没有竞争力。除此之外，进口乳制品频发的质量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在选择乳制品时更加理性客观。

（二）国产乳制品劣势分析

1.消费者信心不足。2008年是乳制品进口的分水岭。受“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影响，国内消费者对国内奶业信心降到最低点，由“三聚氰胺”引发的整个乳品行业的危机对全国乳业打击深重，直到 2009年年末才刚刚平息，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 2月皮革奶死灰复燃的报道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4月曾经风光一时的老酸奶被质疑添加了“明胶”等食品增稠剂，一系列乳制品安全事件重挫了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根据网络调查显示，93.1%的消费者认为国外奶粉品质更加有保障。

2.贸易政策因素。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关税减让承诺使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4%降低到2005年的约10%，其中农产品由19.9%降至约l5.5%，农产品关税减让承诺的实施到2004年底结束。特别是《中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使新西兰奶粉出口享受更低的关税税率，我国乳制品总体关税水平由52%降至12%，这大大降低了乳制品的进口成本。

3.汇率变动因素。在我国加入世贸之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上。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兑换美元不断升值，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人民币升值使我国乳制品出口价格相对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奶粉成本，更能满足加工企业降低成本的需要。这在国际市场贸易中不利于我国奶粉出口，利于国外奶粉进口。

4.乳制品生产环境较差。我国属于资源紧缺型国家，水、地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相对匮乏。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37亩，远低于世界人均 3.75亩的平均水平。随着近年来奶业快速发展，环境资源约束逐步趋紧，各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使得我国生鲜乳生产成本节节攀升。近年来，奶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要求日趋严格，生产者投入粪污等治理的资金增加，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生产成本。

另外，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乳业发达国家控制措施严格，奶粉等乳制品质量较高。而我国原奶生产仍以散户为主，加工的奶粉质量波动较大，这也是有些加工企业不愿使用国产奶粉的一个原因。

乳制品行业的发展牵动着消费者的健康生活，但我国的乳制品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应在现有的行业环境下，深刻分析我国乳制品行业的问题存在的原因，对症下药地努力解决这类问题。与此同时，乳制品行业协会应加强与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各方共同努力，使我国乳制品的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不断以更大的优势立足于国内外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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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奶业协会.中国奶业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2）

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学者对贸易溢出效应在危机传染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大多数研究认为危机传染的贸易溢出是显著的，Eichengreen等(1996)最早使用Probit模型对20多个工业国家在1959～1993年间发生危机的条件概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在危机扩散过程中，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相似性更为重要。Glick和Rose(1999)对1971～1997年间发生的五次危机的研究发现，贸易联系是金融危机的重要传染途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下滑。Forbes(2002)则从微观角度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都是亚洲和俄罗斯危机中重要的传染机制。Haile和Pozo(2008)研究了1960～1998年期间37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现大多数危机是通过贸易渠道传染的。在国内相关文献中，裴平等(2009)、胡求光和李洪英(2010)等学者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负面影响是显著的。

由于各次金融危机特点不同，危机国家与非危机国家在贸易关系上存在差别，所以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将以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主要就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的原理和程度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

二、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理论分析

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实现的。如果一国是危机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存在互补型贸易关系，随着危机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居民实际收入的急剧下降等，都可能导致与之有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产生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危机国经济增长放缓，居民实际收入下降，该国整体消费能力降低，其对外进口商品与劳务的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其贸易联系国出口的降低。价格效应是指危机国货币的持续贬值，进口品在危机国市场上以本币标示的价格相对上升，出口品在国外市场上以外币标示的价格相对下降，从而相对增强危机国商品和劳务出口的价格竞争力，致使其贸易伙伴国或其竞争对手出口下降与进口增加。危机将导致贸易伙伴国间的出口商品在另一个价格较低和数量较少的状态达到平衡，而进口商品在另一个价格较低和数量较多的状态达到平衡，金融危机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易对互补型经济体的双边贸易直接发生作用。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合作关系紧密。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4%左右，并且在2005～2010年间中美贸易额年均增长9%。从美方来看，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在其经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中方来看，较美国不同的是，我国经济带有较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点，对外贸易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重要。2000～2010年，我国仅出口贸易就占GDP比重的20%以上，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均在40%以上，2005～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更高达70%左右。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使我国国内经济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因此，美国经济的稳定对中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美贸易的特点来看，美国金融危机会通过直接双边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冲击。

从贸易溢出的收入效应看，由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在经济运行平稳的时候，现实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良好，居民消费支出强烈，形成了依赖借贷消费的美国消费模式。金融危机爆发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收入预期也会逐步下调，借贷消费的美国消费模式难以维持，消费者信心下降，美国人必然紧缩现实消费，从而抑制进口消费需求。从贸易溢出的价格效应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元的贬值有效地刺激了美国出口的增长，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鉴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多以美元定价，美元的贬值使得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加速，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直接贸易联系紧密，中国对美国经济波动的易感强度高，直接贸易溢出的收入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形成冲击。同时，中美两国属于互补型贸易关系，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必然也将通过价格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构成影响。本文将在下文中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通过危机前后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变化的对比分析，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冲击。

三、危机对中国贸易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一)样本变量及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对分析数据产生影响，并使得两个子样本研究的时间段基本匹配，本文选取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数据，共计102个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美国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美国个人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前者直接反映个人当前收入状况，后者反映个人对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而相比而言，失业率是个人收入水平的间接衡量指标，因为失业率是从较为宏观层面反映当前或者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收入状况，因此可以看作美国社会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采用CPI和PPI作为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实际美元指数作为美国对外价格水平变化的衡量指标。

衡量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指标较多，而中美进出口额是直接反映中国贸易受美国危机溢出影响最直接的衡量指标，因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额的比重较大，本文不必再以中国进出口总额作为贸易状况衡量指标，而采用了总的进出口数量指数和进出口价格指数分别衡量中国进出口货物的数量水平和价格水平产生的变化(见表1)。

本文涉及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终端的经济数据库，从数据库获取的未经季度调整的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中国对美国进口额这两个原始统计变量季节性特征明显，因此本文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季度调整，同时，除CPI、PPI和UNRATE这三个变量之外，其他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7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因此，本文将2007年7月作为危机起始点，将总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为平稳期，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动荡期，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属于事件冲击，一般在爆发后的24个月至36个月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为了防止时间过长可能使事件冲击被经济周期性的长期趋势所掩盖，本文选择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36个月的时间段进行研究。

本文的实证方法主要采用VAR模型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构建F统计量分析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对我国贸易状况的影响程度，再通过平稳期和危机期实证数据的对比分析，检验美国金融危机是否对中国存在贸易溢出效应，最终影响中国的贸易状况。考虑如下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方程(B－VAR):

如果危机前后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没有引导作用，或者有但程度相当，则说明危机并没有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击;如果危机前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没有引导作用，而危机后引导作用显著，则表明危机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击;如果危机后仅仅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对美国价格水平或收入水平指标的引导作用加强，则只能说明危机对变量间的互动关系产生冲击，但不能说明通过价格溢出效应或收入溢出效应对我国贸易状况的冲击显著。

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描述我国进出口贸易指标对美国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新息冲击的响应轨迹。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可以追踪针对VAR系统中的变量的各个脉冲的时间路径，其计算方法在此省略。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2是分别对12个变量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原始序列和1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表2中的数据发现，无论在平稳期还是危机期，12个变量都是1阶单整I(1)变量，即其1阶差分值是平稳的。

表3和表4是对美国经济变量(X)和中国贸易变量(Y)1阶差分序列之间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分别进行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表3为X不是Y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检验，表4为Y不是X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检验。在平稳期，衡量美国国内收入水平的三个指标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美国个人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水平在平稳期对中国贸易状况没有明显影响;而失业率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说明美国国内失业情况会影响中美贸易和中国整体出口数量。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是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Granger原因，则说明在平稳期中美贸易对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有一定影响。美国对外的价格水平(即美元汇率水平)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而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两个变量中也只有CPI对中国进口数量指数有较为显著的Granger影响。

在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机并没有在短期内增加美国国内收入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引导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进口价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均是美国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与危机前的实证数据对比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使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危机前失业率引导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转变为危机后的进出口贸易引导失业率，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联动性产生了显著冲击，但不能说明危机通过美国社会水平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产生冲击。危机期间美国CPI和PPI均是衡量中国贸易状况的六个指标的Granger原因，与危机前的数据相比，美国CPI和PPI在危机后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引导作用显著增强。并且，危机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也是中国对美国进口额、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中国进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对这三个变量的引导作用也显著增强。这说明美国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中国贸易已经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总之，在平稳期，无论是美国收入水平还是价格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引导作用都是不明显的。在危机期，美国金融危机通过美国对内和对外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同时，以失业率所代表的美国社会收入状况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存在显著互动关系，只是危机期间失业率不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指标的Granger原因，但美国金融危机对这种互动关系的引导方向产生了显著冲击。而美国个人收入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溢出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以及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刚性造成的。

为了动态地描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关注美国价格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状况冲击和持续时间，同时考虑到美国失业率与中国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估计的VAR模型，给出了美国CPI、PPI、失业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对衡量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三个变量分别在平稳期和危机期冲击的响应图(见图1、图2)。其中，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为18期。

从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对美国CPI、PPI、失业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看，与平稳期相比，危机期间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三个衡量指标对新息的反应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强度显著增加，危机后新息冲击对我国出口状况指标的影响均扩大了一个数量级;二是新息冲击所造成影响的衰减时间显著增加，在平稳期，对冲击响应的正负标准差线滞后6到8期后呈水平分布，而在危机期间，正负标准差线呈喇叭口状，滞后18期后冲击的累积影响仍再增加;三是危机期间新息冲击的影响呈现无规律的衰减特征，危机前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冲击的影响强度逐渐减少，而危机后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冲击的影响强度存在反复，衰减过程更显无规律性。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来看，在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和价格水平对中国贸易出口状况的影响强度、影响持续时间和影响衰减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出口状况溢出效应的表现特征。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方法，对危机前后美国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危机前后互动关系变化的对比，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冲击，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在平稳期，美国个人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对中国贸易状况没有明显影响。而衡量社会收入状况的失业率指标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和中国出口数量指数的Granger原因。在危机期间，美国收入水平的三个指标均不是中国贸易状况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机并没有在短期内增加美国国内收入水平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而金融危机使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贸易状况的引导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危机前的失业率引导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转变为危机后的进出口贸易引导失业率，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失业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联动性产生了显著冲击，但不能说明危机通过美国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产生冲击。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3）

引言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除了个别年份外，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格局，所带来的综合顺差额的持续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累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大部分学者将国际收支“双顺差”看做是中国国际收支的核心问题，并对其成因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其中，FDI引资优惠政策以及加工贸易型FDI的存在被认为是双顺差形成的直接原因。比如，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的研究认为，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 特别是加工贸易型优惠政策的直接结果；卢锋（2006a，2006b）的研究认为，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组合效应是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直接原因。鉴于此，部分学者提出要减少当前加工贸易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对加工贸易的逐步退出，从而达到矫正国际收支失衡的目的。比如，杨立强（2008）认为，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减缓外贸顺差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审视加工贸易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吴杨伟（2011）认为当前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重点是减少加工贸易的出口总值，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等促进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以实现贸易平衡。

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定性分析了加工贸易型FDI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从经验出发提出了解决措施。本文将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的国际收支和对外经贸统计，通过数据分析手段展现加工贸易型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确切影响，并通过情景模拟展现如果没有加工贸易型FDI 的支撑，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格局是否会发生改变，从而为以往的经验分析提供更为严谨的数据支撑和论证。

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形成与现状

（一）来华加工贸易型FDI形成的客观经济背景

加工贸易型FDI是指在东道国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领域并逐渐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资政策取向以及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它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鼓励政策、加工贸易鼓励政策、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共同结合的产物，见图1。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出口导向型”FDI的政策鼓励。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利用外资规模非常小，从1978年后才开始逐步确立积极利用FDI的总战略，并体现在此后的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中。总体来说，中国利用外资的总战略基本属于“积极利用外资”和鼓励FDI进行“出口导向型”（姚枝、仲何帆，2004）投资，目的在于通过外资的引进来解决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资本短缺、外汇短缺和技术短缺问题。

从对待外资的态度看，“六五”和“七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并适当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八五”规划开始明确了“扩大外资规模，积极利用外资，并以直接投资为利用外资的重点”的战略思想，并在此后的每个五年规划中得到了贯彻。从引进外资的方向看，“出口导向型外资”属于外资引进的重点。在“七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利用外资实现“出口创汇”目标的政策取向，“八五”规划至“十五规划”继续贯彻了这一思想，“十一五”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到鼓励FDI进入出口产业，但“抓住国际产业链转移机遇，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则隐含了该层意思。

为了贯彻鼓励出口导向型投资的外资战略，在1979年到2009年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外资投资方向、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多个政策文件，比如在《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6）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4、1997）等官方文件中明确表明，用于出口创汇的外资企业将获得包括廉价的土地使用、信贷支持、所得税减免和出口产品免交工商统一税等外资优惠政策。此外，国家还给予出口创汇型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自营权、报关权、经营自等。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加工贸易的政策鼓励。一般来说，加工贸易鼓励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让利给企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加工制造活动，以达到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被中国政府认为是“较快地提高出口产品生产技术、改善产品质量品种、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外汇收入”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务院于1979年9月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该办法针对加工贸易本身制定了多种优惠政策。比如对于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国家减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成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对与来料加工有关的设备进口，以及外商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机械设备和生产用车辆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免领进口许可证等。

3.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中的国际制造业转移倾向。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日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开始向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形式，跨国企业开始将信息通讯产业、飞机制造业、集成电路产业等高端制造业的组装和装配环节从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承载国际产业转移功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就形成了加工贸易型FDI，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专利技术，另一方面在东道国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其它国家，形成 “三角贸易模式”。因此，国际制造业的转移促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工贸易的偏好，这也是1992年以后来华FDI在加工贸易领域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状况

承载国际制造业转移功能的FDI，面对中国政府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战略取向和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其最佳选择就是进入到加工贸易领域。同时，FDI进入到加工贸易领域，既符合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也符合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的经济稳定目标。因此，来华加工贸易型FDI伴随着1992年中国对外的进一步开放而快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了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见表1。

来华加工贸易型FDI促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决定性条件

加工贸易型FDI若要促成持续的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加工贸易型FDI自身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处于持续的贸易顺差状态，且其贸易顺差能够决定经常账户的顺差状态；其次，加工贸易型FDI所带来的长期资本净流入能够决定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状态。

（一）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贸易状态及其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加工贸易型FDI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计算见公式（1），EXFP和IMFP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型FDI带来的货物出口额和货物进口额。EXFP和IMFP的计算见公式（2）和（3），其中，EXF和IMF分别表示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0》和国家统计局2010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XFP和RIMFP分别表示外资企业出口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和进口的比重，经验取值为80%和50%。

TBFP=EXFP-IMFP （1）

EXFP=EXF*REXFP （2）

IMFP=IMF*RIMFP （3）

加工贸易型FDI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计算结果见表2 ，表明加工贸易型FDI从1994年起开始产生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型FDI形成的持续性贸易顺差是否能够决定经常账户的顺差，则需要对加工贸易型FDI的货物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与其他类别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从2000年开始，加工贸易型FDI的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开始超越其他类别的经济主体的贸易差额的规模，成为货物贸易差额状态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自2000年伊始，加工贸易型FDI的货物贸易顺差状态直接决定了整个货物贸易的顺差状态。

此外，对于我国，货物贸易是经常账户的构成主体。2000-2011年期间，货物贸易顺差在经常账户顺差构成中占据的份额最大，即使在比重最低的年份2004年，其值仍然达到85.63%。因此，货物贸易的长期顺差也就决定了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

以上分析表明，从2000年起，加工贸易型FDI成为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主体力量。

（二）加工贸易型FDI带来的长期资本净流入及其对金融账户的影响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账原理，金融账户项目的差额状态由直接投资差额、证券投资差额与其它投资差额三者共同决定。中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表明，1993之后我国金融项目下的证券投资差额和其它投资差额基本处于逆差状态，因此金融项目的持续顺差完全来源于直接投资顺差，亦即FDI的净流入。

每年流入我国的FDI中具体有多大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迄今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在理论界也没有精确计算方法，因此本文用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外资企业总产出额的比重作替代指标。考虑到来华的外资企业60%的产品用于出口（潘益兴，2006），形成外资企业的出口统计部分，那么，外资企业的年度总产出的计算方法见公式（4）。则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出口额与外资企业总产出之比的计算见公式（5）。

TPF=EXF /0.6 （4）

RFDIP=EXFP /TPF=EXF *0.8/（EXF /0.6）

=0.48 （5）

其中，TPF表示外资企业的总产出，RFDIP表示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外资企业总产出额的比，也表示进入加工贸易领域的FDI占每年来华FDI的比重。公式（5）的计算结果表明，每年来华的FDI中有大约48%的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

上述分析表明，从1993年开始，加工贸易型FDI为每年我国金融账户顺差的形成贡献了约一半的份额。

剔除加工贸易型FDI后的中国国际收支状态的模拟分析

为了进一步显示加工贸易型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具体影响，我们考虑以后两种情景下的国际收支格局：一是完全剔除FDI中的加工贸易型FDI的情形；二是假定加工贸易型FDI转变为非加工贸易型FDI的情形。

（一）剔除加工贸易型FDI之后

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型FDI，1994年至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差额格局的变化结果见图2。一方面，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均出现顺差和逆差交替的状态，亦即单个账户持续顺差的状态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同时顺差的格局不会出现，除个别年份外二者基本呈现“逆差+顺差”共存的状态。因此，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型FDI，“双顺差”的格局会完全发生改变，既不存在双顺差状态，更不存在双顺差的持续问题。

（二）加工贸易型FDI转化为非加工贸易型FDI后的国际收支差额格局

假定在某种政策环境引导下，来华的加工贸易型FDI全部转化成非加工贸易型FDI，1994年至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差额格局的变化结果见图3。其中，资本金融账户持续顺差的状态不会发生改变，但经常账户却出现持续逆差。这表明，1994-2011年期间的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见图3。

当前国内外经济要素的变化、加工贸易型FDI的调整方向与国际收支的发展趋势国际产业转移、中国政府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出口导向型FDI的鼓励政策是来华FDI对加工贸易偏好形成的客观经济原因。分析表明，每年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中约有48%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形成了加工贸易型FDI。加工贸易型FDI从2000年起，促成并决定了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的格局。

本文的分析表明，FDI退出加工贸易领域，确实有助于贸易顺差的减少，但有可能会形成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资本金融账户持续顺差的格局。而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在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将会给国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危害，更会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因此，加工贸易仍需要大力鼓励和支持，减少并取消加工贸易优惠政策或限制外资进入加工贸易领域的做法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继续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通过加工贸易型FDI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是现阶段中国需要坚持的外资战略；另一方面，外资完全退出加工贸易领域后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所以，尽管是加工贸易型FDI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但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途径不在于改变FDI对加工贸易的偏好，而在于如何引导国内资本的输出。比如，通过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在保证高质量外资输入的同时让国内资本输出，实现资本金融账户的逆差，从而配合经常账户的顺差，达到国际收支均衡。此外，对具有国内市场潜力的加工贸易实施特定差别的出口转内销专项政策，也将有助于国际收支均衡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余永定.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与中国的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7（1）

2.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3.卢锋.中国的双顺差、日本经验及失衡调整[J].国际经济评论，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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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立强.加工贸易政策的深度思考[C].中国国际贸易学会2008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2008

6.吴杨伟.发展加工贸易促进贸易平衡研究.改革与战略[J]，2011（2）

7.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J].世界经济，2010（5）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4）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中国是蔬菜生产和贸易大国，具有成本低、价格低的优势，从2008年起，中国蔬菜出口贸易量居世界第一位，生产的蔬菜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支持优势农产品扩大出口。加入WTO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动，以及国内蔬菜生产本身的变动，中国蔬菜出口机遇与风险并存，本文认为需要更加清楚地了解近年来的研究现状，为提升蔬菜产业国际竞争力做准备。

二、研究趋势和现状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现状

（1）国外学者研究现状。贸易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Tinbergen（1962）和Linneman（1966）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到双边贸易流量是两国经济规模以及距离的函数；Soloaga and Wintersb（2001）指出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Egger（2005）根据对截面引力模型的适用性比较了四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并指出Hausman-Taylor估计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值得推荐的。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引力模型在中国贸易领域也有广泛运用，但大多学者注重实证而少有理论研究。金哲松（2000）在书著《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将一国与其它国家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差异、世界市场竞争程度、地理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及“距离”作为变量引入最简化的引力模型，探讨不同对一国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影响；谷克鉴（2001）认为需要多层次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鉴于中国经济开放、经济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因此一定要考虑将过渡经济对贸易流量规模和流向的影响；骆许蓓（2003）重点讨论了距离因素；阮翔，赵建华（2004）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田东文，王方明（2005）运用19个国家2000-2002的数据检验了引力模型，结果与预期一致。

（二）蔬菜出口贸易的研究现状

（1）国外学者研究现状。从90年代开始，国外大量的学者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小林康平等（1998）在书著《体制转换中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选择十几个国家的蔬菜流通体系进行实证比较分析；Alberto Jumbo（2003）发现，中国出口的众多农产品中，只有、大蒜和蘑菇在安第斯国家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Sophia Huang（2006）研究了中国果蔬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对美国果蔬业的发展影响，并指出中国果蔬的竞争力来自于低成本优势以及不断扩张的加工能力和政策等因素。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蔬菜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蔬菜贸易现状的分析。张吉国（2006）运用描述统计法分析了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态势与主要特征、在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推动中国蔬菜产品出口的对策；顾海英等（2004）、刘李峰等（2006）、祁春节（2007）认为中国蔬菜出口产品规模大、种类多，几乎各类蔬菜产品都有出口；第二，蔬菜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分析。陈永福（2005）、汤咏（2006）认为国际市场的蔬菜需求量、国内的蔬菜技术标准、组织体系和营销体系、国际标准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对中国蔬菜的出口会产生影响；李海鹏等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将中国蔬菜出口贸易变动分为阶段和总体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进口国的需求扩大是蔬菜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商品结构效应对出口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小；第三，蔬菜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凌振春等（2009）运用国际竞争力分析了中国蔬菜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提高中国蔬菜贸易国家竞争力的建议。

三、小结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于贸易引力模型和蔬菜出口贸易方面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有了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大多数为实证方面的分析，缺乏核心理论的形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Tinbergen J， Erasmus School of Economics （ESE）.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J]. Books， 1962.

[2]Egger P. Estimating regional trading bloc effects with panel dat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4.

[3]Huang， Sophia Wu， Gale， H. Frederick， Jr. China's Rising Profile in the Global Market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J]. Amber Waves， 2006， （Apr）.

[4]谷克鉴. 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J].世界经济，2001， （2）.

[5]阮翔，赵建华.从引力空间模型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 （2）.

[6]林玲， 王炎. 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 （7）.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5）

摘 要：以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臻重要的角色，而且日渐超越一、二产业。而日本作为一个资本和技术要素丰富的国家，其在工业上的竞争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服务业贸易方面的竞争力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按照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分类方法本文将日本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研究2000-2012年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日本服务贸易的因素，以期能够对中国服务贸易有所借鉴。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导论

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日本的服务贸易却国际竞争力不足，大部分服务贸易行业处于逆差水平。根据H-O理论模型，日本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本应处于贸易顺差，然而从日本服务贸易变动状况看来，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本文试图回答2000-2012年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及其变动原因，以期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有所借鉴。

二、衡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开放度。以服务贸易依存度作为服务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方式来判断一国服务贸易开放是否合理。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2.服务贸易出口净额。可以通过服务贸易出口净额变动情况来判断日本服务贸易总体趋势及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出口净额=出口额-进口额。

3.净出口比率。净出口比率（简称NX）用于表示一国贸易的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贸易的净出口额与贸易总额之间的比值。

本文将运用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出口净额、NX和RSCA这四个主要指标来研究日本服务贸易现状。本文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使用2000-2012年日本和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价格单位均为名义美元，对指标计算结果没有影响。本文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标准将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进行研究分析。

三、日本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日本服务业开放状况

如图1所示，日本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逐步放开并提高的， 但与此同时，日本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是很谨慎的的，每年变化不超过1%，说明日本政府选择的是温和的服务贸易开放政策。

（二）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

如图2所示，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69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428.6亿美元，出口业绩提高了2倍多。而同时日本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000年的1151.1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754.6亿美元，提高了不到2倍，说明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快于进口增长率，体现出日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但日本服务贸易逆差这一事实长期存在。

（三）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

图3显示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表明日本服务贸易处于劣势。但是从每年变化来看，日本竞争力指数成上升态势，而且数值趋于零值，表示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

（四）日本服务贸易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依据日本及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和具体11类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计算出日本2000-2012年服务贸易各行业的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SCA），如表1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运输业显示性比较优势大于零，说明国际竞争力较强，运输业在日本服务贸易中比重较大，其进出口在近几年呈上升态势。旅游业的RSCA指数小于零，表明旅游业竞争力较弱，日本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受旅游业影响很大，尤其日元升值后，国外游客到日本旅游成本提高，而日本居民出国旅游成本却降低，造成大额逆差和较弱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保险和计算机信息服务业RSCA指数都小于零，表明这几个行业竞争力较弱，虽然日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但这些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版税和许可证费用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起支撑作用，RSCA指数大于零，表明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位于日本服务贸易的前两位，后者一直位于日本服务贸易第二位。到2012年，日本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达到370亿美元和464.6亿美元，逆差为94.6亿美元。另外，二者占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达到25.9%和26.5%，仅次于运输服务的地位。

四、影响日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首先，政府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物质动力。一方面日本着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从政策、制度等方面完善服务业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日本注重培养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发展。其次，合理的服务贸易发展策略促进了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日本运用了谨慎的渐进式开放策略。该开放策略使日本企业有时间向别国同行业学习管理经验，而且该策略能避免快速的金融业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保险市场造成冲击。

五、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日本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服务贸易中旅游、交通运输等服务比例过大，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技术型服务出口比重过小。根据H-O理论，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应该运用技术和资本上的比较优势，调整出口结构，从而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虽然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很大，但日本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并不乐观，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较弱。同时，从供需方面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分析可以得出，服务贸易开放度较低是影响服务出口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我国在服务贸易开放进程中应适度放开本国市场，要充分运用国际资源来降低国内服务市场价格水平，使其低于或国际市场价格，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虹.日本贸易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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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莹.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启示[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

[4] 庄丽娟.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期

[5] 钟小平.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亚泰经济，2006.3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6）

伴随“一带一路”的深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展示出多元化态势，作为丝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的土库曼斯坦农业水平相对较弱，农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这为我国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提升中国农业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在两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对两国该领域进一步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世界贸易市场现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所得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趋势，2014～2018年中国的农产品世界出口额由894.99亿美元增长至973.14亿美元，进口额同样有增加，由1，338.8亿美元增长到1，462.4亿美元，增速分别达8.73%和8.23%。中国对高品质棉花、高筋小麦及面粉、动物毛皮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强烈。与世界农产品贸易相比，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属于能源型经济，大多数自需商品需要进口。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产品出口额由7.85亿美元下降至4.69亿美元，进口额由8.74亿美元降至5.41亿美元，贸易逆差额降速达17.6%。农产品主要是棉花、羊、蚕丝，这也是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在其国内耕地，将近一半用于种植棉花，土库曼斯坦对反季节蔬菜、水果以及部分加工农产品有巨大需求。

（二）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现状。土库曼斯坦与中国贸易主要在能源领域，而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除去能源贸易的影响，中土农产品贸易仍存在不小贸易逆差。2014～2018年这5年中，在2016年达到进出口一个高点，进出口额分别达到0.176亿美元和0.408亿美元。整体来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出口额处于低迷态势，进口相对平稳，贸易逆差五年间存在较大的波动。从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产品的集中角度看，中国出口到土库曼斯坦的集中度与进口的比较强。2018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HS52、HS51、HS13，贸易额达0.25亿美元，占全部进口农产品的86.3%；中国农产品出口至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是HS09、HS12、HS20，三种农产品贸易额达0.079亿美元，占全部出口农产品的88.6%。目前，中土两国农产品贸易额较小，贸易种类较少。

二、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由于各数据来源网站对农产品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基于分析数据一致性的要求，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全部来自采用HS编码的ITC数据库。根据中土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的农产品标准是HS中一至二十四章，以及第四十一、四十三、五十一、五十二章。后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TC、贸易结合度指数TCD、产业内贸易指数G-L三大指数分别对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结合度、互补性进行分析。

（二）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1、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通过贸易竞争力分析指数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得出，在所有农产品种类中，在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章等共11类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数，但其中只有第七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这4章接近于1，说明这几类农产品相比于其他国内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他数值为正的章节基本上处于一个接近于零的状态，保持一个平均水平状态。而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的章节有18章，而且有变低的趋势，说明这些项农产品竞争力趋于弱化，这也反映了我国长期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不平衡，产品质量较低的现象。2、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相比于中国，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结构相对简单。TC指数为正数的只有五章，分别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四十一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除去五十一章外，其他4章TC指数极其接近于1，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土库曼斯坦TC指数为负的农产品，数值基本都接近于-1，这也符合土库曼斯坦的国内情况，农产品种类单一、大多产品需要进口的现状，整体缺乏竞争力。

（三）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无论是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还是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TCD指数都小于1，说明两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联系较为松散。另外，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始终大于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说明中国对土库曼的进口能力大于土库曼对中国的进口能力。在2018年，中国进口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0.35%，同时段土库曼斯坦进口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比为2.83%。两国之所以TCD历年小于1，主要原因在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市场体量相对较小，当前还不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家。另外，其国家在国际上保持政治中立原则，这也较大程度制约了其国内的对外发展与合作。

（四）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互补性分析。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得出，近5年，基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测算情况来看，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HS编码下，其中九章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分别是第三、五、九、十三、十四、二十、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章，涉及到肉类、水果、蔬菜、皮毛、棉花、植物材料等多个种类，而其他章节双方贸易水平为较低，说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已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中存在有一定的互补性，拥有较大的贸易潜力。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是以美国为唯一贸易核心的，美国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美国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4。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欧洲国家开始迅速发展，在1950～1960年，国际贸易格局呈现美国、欧洲双雄称霸、双雄对峙的局面。这时欧洲的总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近1/10，欧洲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额的1/10，美国的总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0，美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额的1/12。在1970～1980年，亚贸易格局呈现美、欧、亚多级发展的趋势。

2.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实力变化

20世纪50年代，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额上所占的比重是6：3，在20世纪60年代，其比重发展为7：2，在20世纪80年代，其比重的变化微小，直到20世纪末，其比重始终维持在7：2的状态。在21世纪后，其比重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突出，占国际贸易比重的一半。且在国际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上，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额逐年上升，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额逐年下降。

3.国际服务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全球服务贸易总的出口额达到4千亿美元。现今，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千亿美元，增长幅度明显加大，从而使国际服务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高。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贸易出口额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重也在逐年增长。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虽然在逐年升高，但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仍然低于全球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且中国的货物贸易虽然发展较快，但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相对落后。

二、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

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基础是规则与规范。现今国际贸易的规则与规范首先是WTO组织建立的关于国际多边贸易的规范，然后是区域或两个国家间制定的关于对外贸易的规则与规范，最后是国家与区域制定的单边的贸易管理制度。由于以上这些规则与规范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在制定相应的规则、规范时要充分体现其合理性。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以及经济体之间的实力对比状况、经济体的内部经济状态和内部关于贸易的实施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可以充分体现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状况，在国际上，由于各个国家的逐步发展，国际贸易秩序也在发生着改变。

三、面对国际贸易的变革，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策略

1.立足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维护多边贸易秩序

我国的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与WTO制定的多变贸易秩序联系密切。遵守WTO的多变贸易秩序，是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在WTO中，我国实现了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愿望，为解决我国的国际贸易纠纷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通过运用WTO制定的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可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进一步减少贸易的摩擦。现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进一步弱化了WTO的职能，因此，我国应立足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主动维护多边贸易的秩序，在多边贸易的谈判中发挥我国应有的贡献。

2.要努力维系与东亚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制定新的发展措施

经历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后，在东南亚区域建立了东亚自由贸易区域。早期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域包括东南亚十三国，发展至今，其区域增添了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新西兰三个国家。建立这个区域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减少贸易产生的摩擦，但现今这个贸易组织缺乏相应的管理体系，呈现松散的状态，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应制定新的发展措施，坚持一带一路战略，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快软件的开发与建设，促进东亚区域贸易的发展。

3.要实现良好的双边贸易

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美国进行的货物贸易，我国的广阔的市场使多国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但我国并未将自身的贸易实力转化为对外关系的改善，反而使我国的对外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因此，我国要时刻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关系理念，充分调动自身的优势，形成良好的国际互动机制。

4.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8）

[中图分类号]F75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1-0024-03

[作者简介]邵钰舒（1996-），女，黑龙江勃利县人，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对玉米研究的不断深入，玉米应用范围不断扩展。我国是玉米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从历史来看，我国玉米对外贸易不仅贸易量大，而且波动较大。2015年我国玉米产量达22460万吨，自2012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越水稻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为我国粮食连续增产贡献了巨大力量。

2010年我国首次成为玉米净进口国，创纪录的进口量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玉米净出口的状况。2012年我国玉米进口量为5207万吨，达历史最高水平。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为改变我国玉米对外贸易的不利局面，保障国内玉米供给安全，研究我国玉米贸易，分析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玉米贸易现状

1985年以来，我国玉米对外贸易基本处于净出口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玉米出口呈现负增长，2010后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21世纪以来，我国玉米出口量不断下降，进口量逐年增加，贸易规模锐减（见表1）。

（一）贸易量

2000―2015年，我国玉米贸易量波动较大。出口贸易方面，我国玉米出口量最多的年份是2003年，出口量为163995万吨。此后，受玉米出口政策调整的限制，我国玉米出口量大幅度减少；期间2005年由于玉米产量大增，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玉米出口，实现较大幅度增长；2015年我国玉米出口量仅为111万吨。

进口贸易方面，我国玉米进口量最大的年份是2012年，进口量达52071万吨。2000―2009年间，我国玉米贸易进口量极少，虽有波动但幅度不大；2010年进口量大幅增加，到2012年达到顶峰。2013年和2014年的进口量均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2015年进口玉米473万吨，进口量同比增长8203%。

通过分析2000―2015年我国玉米进出口贸易量可以看出，玉米贸易规模不断减少，2000年我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总量为104659万吨，到2015年玉米进出口贸易总量为47311万吨。其中，2009年进出口贸易总量仅为2131万吨，为15年来最低。

（二）贸易额

2000―2015年，我国在玉米贸易中由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出口额由2000年的1051698万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48536万美元，年均下降3013%；进口额由2000年的3545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078063万美元，增长趋势迅猛。2000年我国玉米贸易顺差10513436万美元，2010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金额为3338927万美元。此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15年贸易逆差为11029527万美元。

通过分析2000―2015年的玉米进出口贸易额可以看出，我国玉米贸易波动比较明显。出口方面，贸易金额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趋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进口方面，贸易金额增长较快，其中在2001年和2006年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我国玉米进口金额最高的年份为2012年，且是近年来我国玉米贸易逆差最大的年份，达15875514万美元（见表2）。

二、我国玉米贸易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我国玉米贸易波动较大，玉米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品竞争力不足

我国玉米产量高但质量一般是不争的事实。国际市场上需求量大，利润较高，适用于工业加工以及食品加工业的优质玉米产量不多。我国玉米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优选优育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在深加工利用方面，我国玉米大部分用作饲料，实现深加工的玉米所占比重不到10%，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我国的玉米生产中，劳动力成本最高，占成本总量的四成左右；其次是肥料，大约为20%；接下来是农业附加费等。而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其他玉米生产大国，消耗的生产成本的前四位分别是土地机会成本、机械折旧、肥料和种子[1]。可以说，我国玉米从生产形式到玉米质量都不足以对抗世界上其他玉米生产大国，产品竞争力不足。

（二）生产规模小、效益差，价格倒挂频发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相当落后，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及手段滞后，商品率低下，没有规模优势，基本都处于小规模粗放型生产方式。我国玉米生产主要依靠农民家庭，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在我国玉米主产区，从事玉米生产的农民平均能提供的商业用途的玉米大约为1吨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的1500吨。

玉米价格受供求关系、国家政策、种植成本的影响较大。其中，供求关系是玉米价格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种植成本是决定玉米价格的基本因素，国家政策则是决定玉米价格的重要因素[2]。近年来，我国玉米价格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国际玉米价格出现下跌，致使我国玉米价格高于国际玉米价格。玉米价格的倒挂促使我国玉米进口量不断攀升。

（三）出口形势严峻，困难重重

我国玉米受发达国家贸易壁垒限制较多，出口难度大。发达国家不断提高检验检疫标准，美国在2009年通过的727条款、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欧盟《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的实施，将技术壁垒趋向制度化、法制化，给我国玉米出口带来强烈冲击[3]。

同时，玉米也是我国重点调控的粮食作物之一，受政策影响较大。2007年国家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这一举措虽保障了从事玉米生产的农民的利益和国内粮食安全，但是对于我国玉米进出口贸易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玉米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玉米贸易的发展建议

（一）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玉米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玉米价格不断上涨，在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控制玉米生产成本应重点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完善农业生产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生产过程中无形的资源浪费。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损失，带动农民积极性，实现玉米增收降本。

（二）申请“地理标志”，打造知名品牌

充分挖掘玉米主产区的绿色资源优势，大力研发新

技术，培育玉米新品种，改良传统优势品种，改变玉米增产方式，增大科研投入，推动玉米生产技术进步。生产高质量玉米，申请“地理标志”，打造知名品牌。

（三）推广玉米新政策，合理规划玉米进口

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从近年来我国玉米供需情况来看，玉米净进口状态短期内难以扭转。我国应合理运用进出口调节手段，合理规划玉米进出口贸易，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尽快扭转玉米贸易逆差态势。2016年，我国取消玉米临时储备政策，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玉米主产区实施“玉米市场化收购”和“玉米补贴”新政策，应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玉米新政策，保障农户权益[4]。

[参考文献]

[1]孙丽，刘钟钦，高国栋等中国玉米生产及贸易现状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9（4）：174-175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9）

1.引言

我国贸易行业十分多元化，贸易行业根据业务特点的不同可以分为贸易公司、进出口外贸公司，贸易公司其主要表现在于商品的买与卖，贸易公司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信息与业务渠道，得有货源以及货物的销售方案以及销售目标和所得的一定利润，同时贸易公司是根据市场规则，从而收集市场的需求、供应，并且做出合理的分配，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达到资源配置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中获得商业信誉。外贸公司其主要表现为进行目前没有进出口权的单位产品的进出口业务，通过进出口业务收取费用，整个过程一般可以分为海关、商检、银行、外管局、退税科、国税等环节。

2.我国贸易行业现状

2.1贸易公司现状

我国贸易公司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增值能力不高，同时我国内贸易产品主要由外资主导，有很大的市场风险，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公司众多，目前最为明显的情况就是小贸易公司发展空间小，大贸易公司发展空间广阔。大贸易公司对于我国各地商品贸易的往来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导致小贸易公司发展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等现象，现如今互联网这一高新信息可以的高速发展，使得贸易公司有了创新发展的前景，网上贸易这一新型的流通模式出现，使得成本降低相比传统的贸易方式更有优势，通过电商平台这一模式，使得我国贸易公司又涌现出了新的活力，同时改善了小贸易公司的发展困境。

2.2外贸公司现状

2015年，在国际市场不景气与国际贸易深度下滑的大趋势之下，我货物贸易进出口与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一，国际市场份额扩大，贸易结构不再单一并且得到了持续性的优化，质量与经济效益持续提高。

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55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2万亿元，下降1.9%；进口10.44万亿元，下降13.1%；贸易顺差3.68万亿元，扩大56.4%。以美元计价，进出口总值3.95万亿美元，下降8.0%。其中，出口2.27万亿美元，下降2.9%；进口1.68万亿美元，下降14.1%。

在全球贸易不景气的环境之下，我国出口虽然下滑，但是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国的出口情况仍然优于其他的经济体。我国出口占据了国际市场份额比2014年整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达到了13.8%，但是我国进口额因为国际市场大批商品价格下滑，加上我国农业生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极速下滑，相比之前下降颇多。同时我国的出口制造业的地位逐渐提升，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以及附加值都有所提升，其中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表现在，2015年，对于手机、船舶等出口商品相比之前分别上升了8.5%与13.3%，而机电产品与之前相比持平，占出口总额的57.6%，服装贸易所占比重也比之前相对进一步提高，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如玩具以及纺织品与家具等，较之前相比下降了2.7%，占出口总额的20.8%。

在进口额下降的趋势之下，我国的先进设备以及关键零件的进口基本稳定，较之前相比还有所扩大增长，同时电子商务模式的流行，使得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成了对外贸易发展的焦点与热点。民营企业环境适应能力强，经营机制灵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国际贸易趋势影响之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出口还在增长，这证明了我国民营企业正在高速的发展，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

3.我国贸易行业发展趋势

在国际贸易持续下滑的低迷时期，我国的出口能力却在不断地加强，一般贸易的比重提升，机电产品的出口也在回升，随着出口增长的恢复正常，说明了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越来越好，并且已经在国际贸易之中取得了进展，这十分有利于我国在全世界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以及优势的确立，同样的我国贸易服务发展趋势持续加快，高附加值的商品服务进出口快速提升。我国贸易服务发展形势一片大好，贸易整体的结构也在不断完善优化之中，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十分有利于出口商品稳定增长的趋势，同时世界贸易大批商品的价格变化，对于我国战略性资源进口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持续平稳的发展，同时政府也出台了对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扶持政策，并且正在积极高效的落实发展政策，这让我国对外贸易方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创新，进一步的使得电子商务这一新模式有了更快的发展，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完善了出口发展的投资、信贷等体系，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企业自身技术的创新能力以及与国际贸易的全方位合作发展。

结论

世界经济正在持续温和的复苏，国际竞争也因为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更为激烈，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局势发展平稳，商品结构稳步优化，新的贸易行业活力正在持续注入，使得我国贸易发展趋势相对在国际贸易环境不景气的趋势之下更具有发展前景，而且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推动作用，我国应该进一步重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五年来国内贸易行业发展现状[J].财经界，2011（03）：20-21.

进出口贸易的现状篇（10）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

一、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在东北三省范围内，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占据重要地位，其贸易额占东三省贸易总额的70%左右。近几年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增长很快，对辽宁省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强。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出口大于进口，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贸易顺差额为119.1亿美元，净出口对辽宁省经济的贡献率是13.1%，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辽宁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6.3%。

从进出口总额看，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039.9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出口总额579.5亿美元，增长13.5%。2013年上半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增幅回落放缓，进出口总额54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较去年同期增幅回落10.7个百分点，增幅列全国第25位，其中出口额303.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较去年同期增幅回落7.7个百分点，增幅列全国第22位。

从贸易方式看，2012年一般贸易出口超过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295.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1.0%，同比增长32.7%；居于第二位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额230.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9.8%，同比下降4.0%。

从对外贸易的国家看，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国家（地区）214个。但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盟、美国和韩国，占辽宁省出口总额的52.1%。辽宁省对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分别是101.3亿美元、75.9亿美元、68.7亿美元和55.7亿美元，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7.5%、13.1%、11.9%和9.6%。

二、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对外贸易总量大幅增长，期间波动明显

2005年以来，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期间波动明显，如表1所示。2005年以来，辽宁省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都有大幅度增加，除2009年波动明显外，其他各年份都保持了20%左右的增长率。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裙带效应”显现，外需市场萎缩，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受到影响。从同期增长比可以看出，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已经放缓，同比减少0.9和5.8个百分点，到2009年，效应更加明显，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分别是-13.1%和-20.5%。2010世界经济触底反弹，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也随之复苏，2010年，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出现强劲反弹，增长幅度达28.2%和28.9%，超过2008年的总额。而到了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回落，增长速度缓慢，分别为8.4%和13.5%。由此可见，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稳定性较差，可持续性发展不足，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二）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仍显缓慢，净出口贡献率不高

2011年，辽宁省经济总量22226.7亿元，全国排名第七位，而对外贸易总量960亿美元，全国排名第九位，出口总量510亿美元，全国排名第八位。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滞后于经济总量的发展，即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对外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不足。2011年，辽宁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70.4%，拉动经济8.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1.7%，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沿海优势没有彻底释放，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没有显现，从2005年开始，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为负值，2008年和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16.2%和-16.9%，对经济的拉动更是达到-2.2%的水平。因此，辽宁应加强对外贸易的发展，凸显沿海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强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三）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出口商品附加值较低

辽宁省加工贸易方式所占比重逐渐增大，有打破贸易方式平衡的趋势。随着辽宁省对沿海经济带的重视和固有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工贸易占总出口贸易的比重，从2009年起超过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如表2所示。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超过一般贸易比重，辽宁沿海港口优势没有显现。东三省和内蒙地区的货物出口从大连港出海较多，大连港负荷较大，影响一般贸易的发展。因此辽宁省应加强对其他港口的管理，比如丹东港。随着东北东部铁路大通道的贯通和鹤大高速公路的修建，东北东部各市（州）可以从丹东港出海，这可以缓解大连港的港口运输压力和增加辽宁省对外贸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整体提高对外贸易出口量。

辽宁省的加工贸易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产品附加值低，多是对进料简单加工，然后出口。辽宁省的出口商品主要四大类：第一大类，原料产品，水海产品、冻鸡、玉米和鲜苹果等，属于农产品原料直接出口；第二大类，简单加工产品，食用植物油和成品油等，属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第三大类，高污染产品，水泥和钢材等，属于对环境破坏较大的产品出口；第四大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电动机，电视机和鞋等，属于需要低廉的劳动力支撑的产品出口。加工贸易中，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产品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处于世界产业链中的下游和末端水平。辽宁省的加工贸易需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产业链，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以此来改善辽宁省的对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外贸市场相对稳定，拓展空间有待加强

目前，和辽宁省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215个，但主要的贸易国集中在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辽宁省对外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对稳定，但过于集中。辽宁省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和美国，因此辽宁省的对外贸易状况受日本和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景气状况影响较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对外需求下降，可能导致辽宁省对外出口的直接下降；另一方面，受制于人，随着美国和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及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导致辽宁省对外出口的间接下降。

2006年以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市场相对稳定，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额维持在70%左右，日本市场相对稳定，居辽宁省对外贸易出口国家首位。对美国市场出口额从2009年开始超过韩国，欧盟市场略有下降。主要市场出口总额占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说明辽宁省对外贸易市场在不断开拓，新市场份额逐年上升。辽宁省在发展对外贸易时，应继续稳定亚洲的日、韩、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等主导市场，开拓东盟、非洲、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拓宽贸易市场空间，提高外贸市场占有率。

三、辽宁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辽宁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一）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加对外贸易量，以增量带结构转型升级

服务贸易是对外贸易形式中附加值较高的行业，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对外贸易总量，以增量的增加带动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因此，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是辽宁省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辽宁省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本文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推进战略，凸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国家战略优势。第二，充分利用辽宁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现代商贸服务业、现代文化产业、旅游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突出沿海港口优势，以大连港为主，周边各市港口为辅，由点及面发展现代物流业和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引进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和地区营销中心。第三，注重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和培育，形成服务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借助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对辽宁省服务业进行整体推介和宣传，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服务业成为辽宁省开放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增加高新技术贸易比重，以结构优化促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