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1）

1.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J.L.Austin在他的《论言有所为》(1962)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的。[1]这一理论提出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一大热门。随着美国语言学家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

国外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的研究，MarryLouisePratt曾充分地论证了“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样，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当然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

there is novalid reason to assume that language stops being itself when it enters a literary work... it is both possible and neccessary to develop a unified theory of discourse which allows us to talk about literature in the same terms we use to talk about all the other things people do with language.[2](vii)

荷兰的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3]。他还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macro speechactsandmicro speechacts)，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在笔者看来，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是指作品中人物在人物之间的交流中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在实际的文本分析中，文学语用学主要运用于戏剧研究中，也有的学者对诗歌进行过言语行为研究，但几乎没有人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分析研究过某一具体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既然我们主张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运用不是和语言的其他运用对立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像分析其他言语活动中的言语行为一样分析小说中的言语行为。

2.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Austin认为，要使“言”成功地有所“为”，即通过语言成功地实施某一行为，有三个条件必须满足，即三个“恰当条件”:1.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如:并非任何一个人对着一艘船扔香槟酒瓶说“InamethisshipElizabeth.”时这船便命上了名;2.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如在对某人说出了“I give and bequeath my watch to...”后便不能不给;3.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如果口中说“Ipromise…”，内心却毫无履行承诺的诚意，许诺就成了空话，说话人只不过是滥用了施为句的句式而已。诚意条件是实施任何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必须条件。

Haverkate强调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4](p.100)正因为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所以故意流露出无诚意而产生反讽。其间接含意往往是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它可以是正话反说(通过责备来赞扬)或反语正说(通过赞扬来责备)，所以反讽句是一种间接施为句，实施的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其以言行事是借助另一种以言行事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当其所“言”是“赞扬”时，所“为”却是“责备”或“批评”，反之亦然。间接施为句一般都可以插入施为动词，但反讽却不行。

“Verbal irony is incompatible with metareferential expressions， which may be empirically inferr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does not exist a performative verb 'to ironize'”。[4](p.97)鉴于反讽字面意义上遵循着礼貌原则而言外之意却威胁对方或第三方的积极面子。反讽可以说是一种“戴了面纱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vei1edFTAs)，它能让说话人委婉、间接地攻击对方而又不引起冲突，从而也就保住了双方的面子。

3.《傲》中反讽言语行为研究

依据上述vanDijk的理论，本文将从小说中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范本《傲慢与偏见》(以下简称为《傲》)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进行言语行为研究。

3.1《傲》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女作家JaneAusten的代表作之一《傲》之所以能超越通俗小说的范围而跻身于世界巨著之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贯穿全书的反讽基调。作者以一种嘲讽的口吻讲叙了一些年轻姑娘们找丈夫的故事，抨击了当时社会中怪诞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作者通过反讽所执行的主要的言语行为。而这种言语行为则表现在小说的叙述、故事的展开及结局中。

3.1.1反讽性的叙述

小说一开篇便打着“举世公认的真理”的口号:“Itisatruthuniversallyacknowledged，thatasinglemaninpossessionofagoodfortune，mustbeinwantofawife”[5](p.1)。当读者看到这句话时他对交流情景的了解很可能还仅限于这部小说的名称和作者。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小说”这个标签告诉读者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叙述性的语篇，既然这一开篇句紧随小说的“摘要”与标题而来，那么我们“推断这句话一定是作为故事简单总结的‘摘要’的继续，或者是对即将叙述的事件的评价”[2](p.166)。句中所执行的主要言语行为阐述真理(assertingatruth)，但要读者认定这一“真理”是“举世公认的”(universallyacknowledged)是不可能的，于是读者假定作者是在暗示故事的叙述者在讥讽某些人。我们于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叙述者:即便没有人作出过或会作出此类声明，但小说中人物，如一心只想将女儿嫁入豪门的Mrs.Bennet和以嫁人作为生活目标的Lucas家的女儿们，就是认定了这一“真理”并以此为处世准则的。说这话的人似乎是站在“有钱的单身汉”的立场上而作出的假设性的声明，但这一声明单身汉们未必认可，读者们也会质疑，因此故事的叙述者(在我们这里也就是作者本人)故意违反了Grice的合作原则中的第一条，即“质的准则”(Maximsofquality)。根据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当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时，产生会话含义)，我们认定叙述者在说反语，即就英国19世纪早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传统而言，很可能是未婚的妇女须要有钱的单身汉;并且就故事本身而言，不是有钱的单身男子如Dar cy，Bingley等想讨老婆，而是Bennet家和Lucas家的女儿们急着找丈夫。

于是这一开篇句为小说的下文定下了基调。当我们看到文中的Mrs.Bennet急着将女儿嫁给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有钱男子时，我们就知道作者所嘲讽的是什么了。小说中所陈述的观点和作者以及读者所持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对比反差，反讽由此产生。

上述诠释可在小说的第二段中得到验证:

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or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urhood， 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s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 their daughters.[5](p.1)

这一段揭示了那“真理”的主观来源(“fixedinthemindsofthesurroundingfamilies”)，这一来，“真理”的真实性就大大地降低了，其气势也大大减弱。而句中被动语态(heiscon sidered)的运用贬低了单身男子的地位，将其置身于被动状态，几乎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作者又将那些单身男子比作猎婿者眼中的“合法财产”(therightfulproperty)，从而加强了其讥讽的口吻。

作者在介绍Bingley姐妹时的语调也是典型的讥讽:

They were rather handsome， hand been educated in one of the first private seminaries in town， had a fortune of twenty thousand pounds， were in the habits of spending more than they ought， and of associationg with people of rank; and were therefore in every respect entitled to think well of themselves， and meaning of others.[5](p.12).

“perhaps”的运用打断了叙述的流畅，并对说话人的诚意产生怀疑，从而准确无误地领悟到说话人字面含义中暗指的会话含义。于是，当读者发觉Bingley姐妹正如上文所暗示的一样虚伪、自私、冷酷和势利时，就会见怪不怪了。在整个介绍中，作者所执行的主要言语行为是讥讽。事实上，作者这种口吻贯穿全文，她没露面也未作任何直接的评价和正面的攻击，她的反讽大多都是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s)。由于篇幅有限，不再举例。

3.1.2作品情节安排上的反讽

作者宏观上的反讽还体现在故事的展开、发展和结尾上。Austen对其作品情节的安排似乎是对18世纪传统罗曼史的一种讽刺。传统爱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完美无缺，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而在《傲》中的前几章中，读者几乎无法预料到男女主人公会互生爱意，也不曾设想到作者会在这两个人物中搭红线。作者甚至设置了不少的障碍来阻止他俩的发展。在故事的前半部中，男主人公Darcy是令人生厌的，而女主人公E1izabeth对他也毫无好感，还不时批评指责他。Darcy初次在舞会上见到E1izabeth她们那群人时，曾声称:“your(Bindley’s)sistersareengaged，andthereisnotanotherwomanintheroom，whomitwouldnotbeapunishmenttometostandupwith”[5](p.8)。而最终与他密切相关甚至结为亲友的恰恰就是这一群人:“inwhomtherewaslittlebeautyandnofashion，forwhomhehadfeltthesmallestinterest，andfromnonereceivedeitherattentionorpleasure”[5](p.13)。他第一次见到E1izbbeth时，冷冷地评价她说“sheisto1erate;butnothandsomeenoughtotemptme，”(1970:9);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女士让他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不顾社会地位与家庭背景的巨大差距向她求婚。E1izabeth曾认定就算世上只剩Darcy一名男子也不嫁他，甚至在他第一次求婚时不但断然拒绝并且对他不留情面地进行批评指责。Darcy转变后，Elizabeth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傲慢，于是俩人冰释前嫌，终成眷属。

3.2《傲》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我们前面提到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是指小说中人物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交流中的词语反讽。Haverkate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对词语反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这五种基本言语行为中，反讽性的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反讽主要见于阐述类。因为宣告类是通过施为公式行事的，通常就无所谓有无诚意，也就产生不了反讽。然而，对Haverkate的分析只集中在“普通”语言中或所谓的“严肃的”反讽言语行为上。既然我们主张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运用不是和语言的其他运用对立的，那么Haverkate的理论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反讽。我们将精选《傲》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实例，对四类反讽言语行为加以分析。

3.2.1阐述性反讽(assertiveirony)

阐述类言外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6]。说话人的意图是使听话人接受话语命题内容，相信其真实性。

而运用反讽的说话人是通过赞扬而进行批评或通过批评予以赞扬来作出某种评价的。反讽性阐述的交际目的在于使听话者接受所暗含的命题内容，相信其真实性。反讽以阐述性反讽为多，这部作品中主要也是反讽性的阐述。前面所讨论的反讽性的叙述和评议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宏观上的阐述性反讽。下面，我们来看看人物对话中执行的这类反讽言语行为。以小说中Bennet先生和他的太太之间的对话为例:

"My dear Mr.Bennet，" said his lady to hime one day， "have you heard that Ner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 Mr.Bennet replied he has not. "But it is，" returned she; "for Mrs.Long has just been here，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Mr.Bennet mad no answer."Do not you want to know who has taken it?" cried is wife impatiently."You want to tell me， and I have no objection to hearing it."This is invitation enough.[5](p.1)

“Youwanttotellme，andlhavenoobjectiontohearingit”就是一例阐述性的反讽言语行为。Bennet先生说这话时违反了合作原则中方式准则(MaximsofManner)第三条:说话要简洁(Bebrief)。根据Searle所列举的“询问”的基本条件中的诚意条件—“说话人想要得到相关信息”，Bennet先生应该对他太太的发问作出简洁热情的回答。但正是他的上述答复充分揭示了Bennet太太的询问行为中根本没有诚意，因为她早已迫不急待地想告诉Bennet先生这一好消息并鼓动他尽早去结识她的“猎物”即“一位有钱的单身汉”。另外，这一反讽性的阐述也提醒读者去注意Bennet先生对他太太所采取的那种嘲弄挖苦的态度，和Bennet太太一心只想着串门、说闲话以及最主要的如何将五个女儿嫁出去。

3.2.2指令性反讽(directiveirony)

指令类言外行为的言外之力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意。它与阐述性反讽的区别在于适从性(directionoffit)不同，前者是要使客观世界去适从话语而后者正好相反。

在《傲》前两卷中女主人公E1izabeth一直对傲慢、不讨人喜欢的男主人公Darcy怀有很深的偏见，所以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E1izabeth总是话里有话、话中带刺，挖苦、攻击Darcy。如，他俩在一次舞会上跳舞时:

After a pause of some minutes she [Elizabeth] addressed of him [Darcy] a second time with "It is your turn to say something now， Mr.Darcy.--I talked about the dance， and you ought to make some kind of remark on the size of the room， or the number of the couples."[5](p.81)

E1izabeth的最后那句话就是典型的指令性反讽。Leech曾说过“礼貌不仅仅体现在谈话的内容上，还表现在交谈双方的谈话方式上。如，在该开口时保持沉默或该沉默时却又开口都是不礼貌的”[7]。根据当时社会的礼节，跳舞时双方应有所交谈。Elizabeth于是采用了这一指令性反讽言语行为来指责对方不合时宜的缄默(也正是这种不礼貌的缄默使Darcy给人留下了极为不利的印象)。之前，Elizabeth本打算在沉默中与他跳完这一曲，但转念一想“itwouldbegreatpunishmenttoherpartnertoobligehimtotalk”，于是才有了上述讥讽性的建议。它的会话含意是:如果你默不作声，我偏要你作些乏味而无意义的谈话来捉弄你、惩罚你。

3.2.3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irony)

承诺类言外行为是说话人对一个将来的行为作出许诺。它与指令类的根本区别在于说话人是所许诺行为的执行者，而在指令中是听话人去执行某个将来的行为。承诺类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当交谈双方都清楚说话人并没有能力或不可能去实施那一行为时，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又以Bennet夫妇之间的一段对话为例。Bennet太太试着说服丈夫去拜访Bingley先生:

“...Indeed you must go， for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visit him， if you do not." Mr.Bennet:"You are over scrupulous surely. I dare say Mr.Bingley will be very glad to see you; and I will send a few lines by you to assure him of my hearty consent to his marrying which ever he chuses of the girls...”[5](p.2)

Bennet先生的“sendafewlines”是一种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因为按当时的社会习俗，Bennet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Bennet先生所许诺的“捎几句话去”的行为也就无从谈起了。通过毫无诚意的空口许诺，Bennet先生又在讥讽他太太:一门心思只想着拜会有钱的单身汉，“single man of a large fortune...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 You must know that I am thinking of his marrying one of them... what an establishment it would be for one of them.”。

3.2.4表达性反讽(expressiveirony)

表达类言外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对某种客观事态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类言语行为主要有“感谢”、“祝贺”、“欢迎”、“道歉”等，它们在交际双方间建立某种社会心理关系。说话人的反讽含意可以从语境中来推断，表达性反讽的主要意图是对听话人的行为作出一个贬抑的陈述。

《傲》第三卷中，E1izabeth最小的妹妹Lydia与不负责任的Wickham私奔了，使E1izabeth全家蒙羞。多亏Darcy的秘密安排才替他们补办了结婚仪式。当俩口子以新婚夫妇的身份到Bennet家时，竟然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丝毫不安或羞愧感，尤其是Lydia:

"…You [Mrs.Bennet] and papa， and my sisters， must come down and see us. We shall be at Newcastle all the winter， and I dare say there will be some balls， and I will take care to get partners for them all. And then when you go away， you may leave one or two of my sisters behind you; and I dare say I shall get husbands for them before the winter is over.""I thank you for my share of the favor，" said Elizabeth; "But I do not particularly like your way of gettring husbands."[5](p.280).

这里，E1izabeth施行的是一个典型的表达性反讽言语行为，批评Lydia的不道德行径。难怪E1izabeth忍不住地要来讥讽她了—“Ithankyouformyshareoffavor”，。读者不难想象她在表达“谢意”时的挖苦口吻和写满轻视的表情。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尝试性地分析探讨了《傲》中最基本的特色———反讽，力图证明作者及小说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反讽均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诠释，也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欣赏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范本的言语行为研究仅限于其反讽，其余的，如主要人物的其他言语行为，笔者将另文论述，使我们对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有更充分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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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ratt，M.L.，TowardaSpeechActTheoryof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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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usten，J.，PrideandPrejudice[M].Oxfo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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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earle，J.R.，SpeechActs[M].Cambridge:Cam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2）

莎士比亚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受全世界人们欢迎的。我们不但被戏剧中的情节所吸引，而且还对戏剧中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处理所吸引。莎士比亚堪称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戏剧中，表面意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多的涵义。只理解表面意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写作技法。在众多的技法当中。戏剧反讽是莎士比亚经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在很多戏剧中看到，如《第十二夜》、《错误的喜剧》、《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言语行为理论可以有效地对戏剧反讽这种语言现象进行解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由说话者的意图与听话者的感知所产生的差距而导致的误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讽效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认为话语具有“施事”功能，也就是说，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实施一种行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人们所说的话根本不是有意图或者只是有部分意图来传递信息，做一说话行为的同时也在做施事行为…。他将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显性施为句，把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隐性施为句。在显性施为句中，施为动词可看作是表达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标签。而在隐性施为句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发话人的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变得不透明，其理解需要借助具体的交际语境.

Austin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指说话人说出一句有特定意义和指称的、能让人理解的话语的行为。言外行为指的是发话人通过话语来实施其交际意图或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行为，也称作言外之力或语力。言后行为指的是某一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即话语说出之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和结果。

J．R．Searle在Austin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不存在不带语力的句子”。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话语就是言语行为，而这种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他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说话者的意图转向听话者对说话者意图的解读。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即“一种施事行为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来实现的情况”。顾日国认为，有时是一言做多行，有时是一行得多言。言语行为既是一个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行为，因为Ausitn反复强调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这就是施事行为的社会性。

Searle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按话语字面意义推断出来的“言外之意”，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指交际双方要根据共有的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出发话人的“言外之意”。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3）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LAustin(1962)在《论言有所为》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一个有意义句子的产出)、言外行为(dleoutionaryact)(通过“说”本身来实施某种行为，完成某一意图或目的)和言后行为(pefloeutionaryact)(说话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Austin认为，要成功地实旌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

后来，他的学生Searl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Searle(1969)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认为的符号、词和句子。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基本条件。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2)命题内容条件。说话者在说出某一命题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同时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3)预备条件。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要实施的这一行为符合听话者的利益。(4)真诚条件。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Searle把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大类：阐述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lcaratives)和承诺类(commissives)。

随着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也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M．LPratt(1977)就认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致，用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来研究“文学语言”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荷兰的VanDijk(1976)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inac．ro—speechactsandmicro—speechacts)o概括地讲，宏观言语行为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的主旨；微观上的言语行为是指小说中人物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交流。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三、《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分析

(一)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一桶白葡萄酒》是复仇主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复仇故事。故事中杀人者头脑清晰，镇定从容，丝毫没有普通人实施犯罪时的那种局促与不安。他一步步将仇人引入酒窖，用铁链将仇人拦腰缚在壁龛上，准备砌墙将其活活闷死。当砌墙将近一半时，“Iceasedmylaboursandsatdownuponthebones”(我索性歇下手中的活，在骨堆上坐下)，欣赏起仇人的垂死挣扎，把谋杀的过程当成了复仇快感的享受过程。犯罪结束后，他没有丝毫的害怕与罪恶感，只说：“Myheartgrewsick”(觉得有点恶心)，而且：“Itwasonaccountofthedampnessofthecatacombs”(这是由于墓窖里那份湿气的缘故)。这与读者对死亡以及复仇所固有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反讽由此产生。在这里反讽的使用不仅映射出复仇者充满仇恨的心灵和扭曲病态的心理，而且也在最大程度上让读者产生了恐惧。这种言后效果就是作者通过反讽所执行的主要的言语行为。

小说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我”行走于小说文本之间，并不插入作家的现实生活，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这一点可能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以读者的阅读心理，“我”与作家肯定具有极大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与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所遇到的叙述语气产生了矛盾。作者这种言语行为方式的言外之意是渲染故事的真实性，而事实上在这部短篇中，我们除了知道“我”是一个对伏契那托不满和对美酒也有一定鉴赏力的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籍贯或家世。连他的名字也只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说到他的整个家族提起的，第二次是临近结尾处伏契那托一声绝望的叫唤。这种印象根本无法与作者本人联系起来。所以最终我们发现这种仿真性叙述语气欺骗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阅读感受，反讽在此时就产生了!

(二)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Searle(1969)将言语行为分为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中，这五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以宣告类为最，所以本文仅对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其他四类言语行为，加以分析。

1．阐述性反讽(assertiveirony)

阐述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也就是说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比如，当“我”在狂欢节晚上遇到伏契那托时，本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我”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Mydear F0rtun砒o，youareluckilymet”(亲爱的福图纳托，遇见你真好呀)。读者在阅读到此处时，可以清楚地从这种表面的热情中感觉到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含义：“我的仇人，遇见我你该倒霉了。”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词句在文中反复出现。比如，在后面“我”恨不能让他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Yourhealth ispredous；You8reirch，respected，admierd，belov-ed…；youwillbeill”(你的身体重要。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会生病的)。“我”为了确保伏契那托烂醉如泥让他再喝一些酒，而嘴里却说的是：“AdraughtofthisMedocwilldefendUSfromthedma ps”(喝点梅科多酒去去寒吧)。这些表面上嘘寒问暖、阿谀奉承，实际上却缺乏诚意、暗藏杀机的句子反衬出了“我”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反讽的效果便油然而生了。

2．指令性反讽(directiveirony)

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一件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意。

小说中“我”千方百计想将伏契那托骗进酒窖，欲除之而后快，但在语言上却欲擒故纵。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ButIhavereceivedapipeofwhatpassesforAmontil—lato”(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And yetsome foolswill haveitthathistaste is a match foryour own”(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Myfriend，no；…Come，weiwllgoback”(我的朋友，不行……走，咱们还是回吧)，还有后面虚伪的奉承：“Yourhealthisprecious；Youaerir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这些句子的表层结构所传达的意思都是在拒绝他，而实际上这些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都是在试图使伏契那托跟他到酒窖去：“快跟我走吧，傻瓜，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根据奥斯汀和塞尔的成功会话原则，这些话语违反了原则，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3．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irony)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某一未来的行为作出许诺。承诺类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当交谈双方都清楚说话人并没有能力或不可能去实施那一行为时，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文中的“我”利用仇人对名酒的嗜好，以一桶自葡萄酒(Amontillato)一步一步将他诱骗到自家的酒窖时，嘴里说着：“1willnotimposeuponyourgoodnature”(我不会利用你的好心的)，但实际此时他正是利用了仇人的“好心”才将其骗人酒窖的。而后面他将伏契那托用铁链锁住后所说的：“Oncemoreletmeimploretoreturn”(让我再一次求求你回去吧，也并不是真正要将伏契那托放出去，而是对伏契那托的愚蠢的一种嘲弄，是计策成功后得意的表现，因而具有反讽的意味。

4．表达性反讽(expressiveirony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4）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5）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 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6）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202－06

①参见拙文《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载《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本文认为当代诗歌写作“走向反讽逻格斯主义”，有效地从话语的层面指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口语中心化、集中化的写作倾向，反讽写作一开始以幽默、讽刺产生了较好的修辞效果，但是反讽写作的中心化、集中化，也不断暴露出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度博士人才引进项目（2010QD009）

〔作者简介〕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西南宁 530006。

一、反讽时代的“反讽”

反讽成为当下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它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诗歌写作代表着当下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渗透着反讽的表达策略。显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强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1〕。由地下写作而发展出的“朦胧诗”对“颂歌”与“战歌”不断进行解构，“第三代诗”对“朦胧诗”又进行颠覆，这里面都有“反讽”的修辞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把反讽推向了话语中心，且一直影响至当下的诗歌写作。

反讽，构成了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重要的写作策略，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修辞与艺术性，给当下诗歌写作增添了知性、智性色彩，使诗歌突破传统的抒情特征，重新确认诗歌写作的精神价值与意义，但是“反讽”过多地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策略性使用，也不自觉地走向反讽的“逻格斯中心主义”①。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朦胧诗”开始尝试“反讽”（仅是艺术修辞方式中一种）、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诗歌写作则将其作为文本主要修辞手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反讽”成为当代诗学主要的修辞语言、诗学思维与哲学态度。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最早概念之一，但也是较难说清楚的概念之一，也给人留下“臭名昭著，难以捉摸”〔2〕的印象。反讽一词出自希腊文eironeia，最初为古希腊戏剧的角色典型，说着傻话，佯装无知，这类糊里糊涂的“傻话”最后被证明为真理，从而让对手洋相百出，增加了思想的说服效果，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修辞术。“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相，意思暗指真相；吃反讽之苦的人一心以为真相即所言，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3〕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经常扮演此类角色。一直到16世纪，“反讽”都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次要的“修辞格”，从17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反讽”概念不断扩大，由以往的语言上的修辞，变成一种话语的“转义”，一种新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最后发展到新批评派、形式论，“反讽”被看作是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

著名学者钱钟书多次指出老子的“与物反矣，及至大顺”中“反”的修辞结构，诸如“大直如屈”、“大成若缺”、“上德不德”、“美者不言，言者不美”，这类“反”与“反讽”相似，他称为“冤亲语”（paradox）与“反案语”（oxymoron）。诗人郑敏说：“中国俗说‘听话听音’，正说明在言语的阳面的显露之外，还有那阴面隐藏的部分，这使得语言的透明度远不如它表面所表现的那么天真。语言的受压抑部分和所表现部分同样都在交流中起着信息传达的作用。”〔4〕中国传统中“反讽”思维也同样影响当下写作思维，反讽背后显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话语秘密。

20世纪开始，话语的转义研究从修辞学层面加速推向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反讽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语研究重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诗学”中存在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形式，“反讽、转喻和提喻都是隐喻的不同类型，但是它们彼此区别，表现在它们对其意义的文字层面产生影响的种种还原或者综合中，也通过它们在比喻层面上旨在说明的种种类型表现出来。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转喻是还原式的，提喻是综合式的，而反讽是否定式的。”〔5〕“反讽则是辩证的，元分类的，自觉的；它的基本策略是词语误用，即用明显荒唐的比喻激发对事物性质或描写本身的不充足性的思考。”〔6〕反讽对较广学科与领域的渗透，也同样影响了诗歌创作，这也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话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反讽”：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策略

当代诗歌话语研究主要考察“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写作策略，特别是当代诗歌发展到了“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此时的“当代诗歌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神采飞扬，没有‘朦胧诗’年代的忧世胸怀，没有‘后朦胧诗’年代的哀伤精致，当今诗人过分陷于犬儒主义的自我怀疑，都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当代诗人技巧的纯熟，形式的多变，超出新诗的任何时代”〔7〕，赵毅衡先生指出这种“纯熟的”诗学形式就是“反讽”。反讽基本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形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诗歌叙事，反讽已经变成当代诗歌话语的中心，成为主流的口语写作的范式，以伊沙为代表的写作诗潮占据了诗坛写作的重要位置。

第一，“朦胧诗”反讽

“朦胧诗”更多是在隐喻思维下的话语转义，“反讽”偶尔也会出现在一些比较智慧与具有良知的诗人的诗歌话语中。黄翔便是这一批最具道义感与责任感，且自觉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清醒的诗人之一。

本文把黄翔纳入“朦胧诗”的写作，有学者把他的《独唱》看作是朦胧诗较早的作品〔8〕，但与这首诗歌一样具有反讽意味的作品还有60年代创作的《野兽》。黄翔写道：“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野兽”是全诗的核心意象，以之为题，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人沦为兽，人性退化为兽性，这是诗人给我们勾画出的恐怖时代的病相，其批判锋芒不直接涉及政治，而是对以政治为主导生活的人性被异化的现实语境的批判。这里面充满了历史的反讽意味，“‘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机制与情景反讽相似……有时被称为‘世界性反讽’（cosmic irony）。大规模的人类行为，例如政府干预股市、房市，或许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符号表意，但是文化核心依然是个意义问题。‘宇宙性反讽’是人类文化对付历史无能为力的象征。”〔9〕反讽话语，侧重从“语境论”角度进行否定与批判。它在意识形态意蕴方向走向了自由与颓废时期，走向了文化上的虚无主义。

北岛的《回答》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笼罩的情境中人性被扭曲的现实，诗歌对人性丧失进行了语境的文化批判，渗透着“历史反讽”意味。

在顾城的诗歌中，也有诸多“反讽”，诸如有悖常理却渗透着智慧与沉痛的“正话反说”，也是一种“历史反讽”，诸如《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对那一个时代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人性丧失时代的“世界性反讽”，“一代人”因为寄身于这样的时代，同样面临变形、异化，但是对正直、有良知的诗人而言，他们仍在漆黑的天空中仰望属于内心的星辰，在心理上吁求人性中的善与美。《远和近》也同样体现出悖论、反讽的意味：“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通过情境的错位达到一种“反讽”效果，一种是以“云”隐喻纯粹与美的事物，一种是以“”刚刚结束的“我”（异化？变形？）为隐喻来对应纯粹、美的事物。“你”作为“他者”本应该与“我”的客观距离最“近”，但心理距离却非常遥远，从自然距离而言，看“云”时应该离得很远，但是相反却感觉到距离之“近”，你、我之间的距离是如何造成的？回到“”的历史语境，我们自然领悟到这是时代造成的生命悖论。

又如朦胧诗代表诗人多多的诗：“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无题》），这些诗歌突出埋怨的处境、对生活痛苦的感知、联想，语言上的敏感与尖锐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特色，也不乏机智的反讽。

第二，“口语写作”反讽

“第三代诗”中的“反讽”主要体现在“口语写作”，其创作原则是“真实高于一切”，着重展现普通的平凡生活中种种荒诞的、非常态的情绪心态和生存情态，非理性的荒诞品格成为“口语写作”进行反讽叙事的基点与聚点。克尔凯郭尔在15条“反讽论”中最后一条指出：“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起始于反讽。”〔10〕口语写作，侧重于日常生活的叙事，通过“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来解构抒情的、传统的、隐喻的、形而上学的理性、诗学观念。

四川诗人尚仲敏的《门》是一首颇为犀利的反讽诗歌：“门，靠着墙/直通通站着/墙不动/它动/墙不说话/但它/就是墙的嘴/有人进去，它一声尖叫/有人打这儿出去，它同样/一声尖叫/但它的牙齿/不在它的嘴里/它不想离开墙/它压根就/死死地贴着墙”，这里面明写“门”，实写存在的荒诞，人的荒诞，暗示了环境的荒诞对人格的分裂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门，却变成被异化的“嘴巴”，如持久而过时的“传统”变成“墙”堵住了“自由”与“希望”。胡冬的《一路平安》也有这样的诗句：“上街时最好提两只哑铃/以免被风刮破。”这种荒诞不经的失重感透视出人的非自由的生存本质与现实处境。在一定意义上，反讽是元比喻式的，它在修辞性上属于语言的正话反说，是在意识中被自觉使用的，“反讽就代表着意识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它指向的是所有关于实在的语言描述之潜在的愚蠢性，就如其拙劣模仿的信念一样荒谬绝伦。”〔11〕由此可见，这种种源于诗人的敏感心灵的反讽式的生存悖论，揭示出存在世界的荒诞性的本质，人无时无刻不遭遇“现实困境”的挤压。

同时期，诸如此类具有“反讽”意味的诗歌还有：“父亲是萝卜/母亲是一只母鸡/漫不经心地放屁/有什么罪过/笼子里的人/总是还原为猴子”（张锋：《军规》）；“有一个默许总展示不了/于是一个人病了/又有一个人病了/然而窗子总不见亮光/四季没有病/终于有蝙蝠扑着翅膀/总算捎上点星光了/没有目的的笑最纯真/而默许就是阴谋/于是病毒开始流行了”（贝贝：《默许》）；“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拼命去拣/阳光压迫我们 我们还沾沾自喜/……在真理的浇灌下/我们茁壮成长/长得很臭很臭”（男爵：《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我们无时不感到现代社会处于自我分裂与异化的状态，第三代诗人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冲突，是极其敏感与体会深刻的，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当下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背景下人的“单面人”特征，有时也带上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情绪，体现出对死亡的思考。这类探讨“死亡”主题的诗歌，是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存在反讽，在种种消解与积极虚无的情怀下，事实上构成不是肉体意义的“死”，而是一种穿透死亡深渊与恐惧的生命智慧与探索精神。但是，这类诗歌同时也体现出消费化、市场化对人精神上的否定作用和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第三代诗”中，欧阳江河的《手枪》通过语言的解构，特别是对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拆解，来达到对政治主题的消解、去中心化，这里面渗透着强烈的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式的颠覆力量。欧阳江河式的解构在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中同样也有体现：“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诗人在事物的转喻当中找到事物的类似，从玻璃本身的冰冷、透明、易碎、可反光、尖锐等特征延伸到对世俗生活的哲理化思考，揭示“透明的代价”，即后工业时代到来后，人面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迷茫、疼痛、焦虑与撕裂，这里面充满着“情景反讽”。

“第三代诗”看到朦胧诗以来语言的“矫情”与“堕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语言本身来颠覆现有的价值体系。在词与物、词与词、词与世界之间，不断地制造语词、语义的分离与差异，尽情发挥语言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这一阶段的诗歌在这种缝隙之间增补诗意，对以往“朦胧诗”现实主义观的工具理性语言，进行了清理与去蔽，也重新面对中国几千年语言背后嵌入的“工具理性”，从语言的层面破除语言的迷信，从而让语言在诗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某种裂变与新生。诗歌理论家欧阳江河把其称为“反词立场”，“词与物的初始联系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词的世俗性意义无论朝向善恶的哪一向度，都含有某种特异的精神疾病气味，它是不祥的，因为它除了是某种体制话语的产物，也是人性丧失的一部分。”〔12〕欧阳江河看到这种“反词立场”背后的暴力专制结构在制约文学的思维。对约定既成的话语与机制，诗歌更应该注重对立语词之间的游离与断裂，语义符码的编码与解码，由此形成一种渐为开放与自由的语境。反讽式的写作为这种语境提供了较好的切入路径。

“第三代诗”的反讽语言表现为语言狂欢与自由娱戏。反讽的诗歌就是把那些粗暴的，甚至带有丑陋的语词放在文本上，通过语境论，使得这些词语身上散发出不同的语义，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造成某种语义偏离，建构喧哗、震荡、创造、自由的文本世界，诗歌通过对语言的解构形成强大的反讽张力，增加诗歌的修辞效果。

第三，反讽：走向中心主义

80年代不同阶段的诗歌均被贴上“先锋”，也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先锋”的立场与姿态。“地下诗歌”、“朦胧诗” 延续了“五四”启蒙的旗帜与立场，体现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在颠覆传统价值上他们均采用了“反讽”的修辞策略。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写作更注重通过生活情境的反讽来体现个体存在的困境与悖论。“口语写作”到了伊沙这儿，反讽作为主要话语策略，推动了“口语”诗潮在当下诗歌的写作影响。

伊沙的《车过黄河》这首代表作写道：“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黄河”这个意义在伊沙诗歌中绝对不再指示“母亲”等义，而直接就是指“物”的层面上“黄河”这个地理学概念上的“河流”，“指示符号”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没有自然的类似性，只有经验上的因果联系；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也仅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路标，就是道路的指示符号；而门则是建筑物出入口的指示符号，他通过这种“语境还原”来颠覆与反叛当下过于“暧昧”与“朦胧”立场的“朦胧诗”写作，颠覆宏大叙事与抒情性，“小便”、“厕所”、“尿”等一些意象，对以往诗人常借“黄河”抒情实行“互文式”的语境反讽，从而表达出“反讽叙事”对语言与诗歌写作中的不信任，对“作伟人”等抒情、隐喻进行暴力消解与语义反讽。

伊沙的诗属于“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显然又不同于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第三代诗人诸如丁当、韩东、于坚等人的写作中，的确也充满着“反讽”，但是远远不及伊沙来得坚决与深刻，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多少略显平淡、直白、冷静、无味，而伊沙的“反讽叙事”走得更为彻底，来得更为动荡、激烈、癫狂与尖刻，正如第三代诗代表诗人韩东说道：“伊沙则始终立足于‘中国’，或曰‘现场’，他的活力、热情、火爆、直接、尖刻、调侃、当下、现实感、颠覆性，以至世俗、矛盾、滑稽、轻狂、混乱、漏洞、难以容忍皆来自于此。”〔13〕可见，反讽叙事的口语写作，显然比之前的“口语”走得更为彻底、深入，同样它的文本也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与效仿，变成一股新的诗歌话语潮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

三、“反讽诗学”的价值及缺失

80年代后期的商业化逻辑迫使人们放弃这种那种过于沉重的叙述而追求一种轻松的语气、语调，包括远离宏大叙事的生命态度，反讽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人们对闲逸与超脱的心理期待。反讽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抵抗精英文学话语的方式。

反讽的文本动因，是语境本身巨大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反讽话语不仅像隐喻、换喻和提喻那样，是关于现实的陈述，而且还至少假定陈述与其再现的现实之间的分歧。反讽言语使人模糊地意识到事实与虚假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不是三段论（命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而是语言与其试图包含的现实之间的转换的辩证法。”〔14〕

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了“反讽主义”来替代传统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在消费文化支撑与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口语写作”不断变成诗歌写作的主要话语模式，同时也走向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反讽叙事。反讽中心主义，是诗歌话语的在场形而上学，其走向中心化、秩序化的写作态势，同样，也意味着诗歌写作的集中化、中心化的话语倾向。

“口语写作”中的“反讽”，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话语转义手段，到了80年代末伊沙等诗人的出现，则成为一种很容易被读者接受与认同的叙事风格，逐渐变成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主要话语策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反讽是文本表达的一种有力的修辞策略与生命态度，它以其有效的解构与批判性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反讽进行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语境对文学的挤压，从而消解话语背后的语言压力。“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而且不怕反讽的攻击，在这深一层的意义上，反讽就不仅是承认语境的压力。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这种稳定性就像弓形结构的稳定性：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的力量，实际上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推力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手段。”〔15〕

80年代末的反讽话语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文化仍然是以经济、消费为中心，这就决定了消费生活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消费语境背后则充满着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无力的精神困境，80年代的“反讽”话语背后对应精神上这股虚无主义思潮。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的诗歌话语意味着新的中心与秩序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诗歌抒情本体的背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讽写作的中心化、大众化的话语现状，构成了艺术话语与时代精神的双重“悖论”，“反讽中心主义”对当代诗学积极建构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话语危险。

“反讽”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主要的诗歌写作策略与中心诗学话语，表现得相当成熟，“成熟”就意味着某种危险与警惕，从而不断突破与建构当代诗学。它的缺失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海登・怀特指出“转义”的四种话语，其中“反讽”代表了“话语转义”的最高样态。四种转义话语按其自身的规律性也要求以更高形式或者轮回的形式来替代已经处于较高形式的、成熟的“反讽”。

反讽是元分类的，辩证的，自觉的，“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因此也是跨意识形态的。”〔16〕但是，反讽作为“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17〕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对意义与价值无终止相对化”的浪漫派反讽是“极度危险的、甚至会导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美学的’态度”。〔18〕同样在弗莱看来，“绝对的反讽是疯狂的意识，本身就是意识的终结”〔19〕。反讽，从语言修辞上的正话反说，变成一种认知思维，其背后同时指向自由、颓废时期的“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如果在思维上一味地反讽，事实上也会带来某些言说的危险，“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20〕，“导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美学的’态度”〔21〕，这种极端性也对应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意识到“现代性”导致的虚无主义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也同样发生在当下国内脆弱的、速效的“后现代主义”与经济-消费生活合流形成中心的反讽叙事写作。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必须转回到“隐喻”这种思维上，不断创造新的话语“神话”，当代诗歌话语才有可能突破，从而改变当下诗歌写作“反讽中心化”的写作倾向。

第二，“反讽”作为诗歌写作中的认知思维，其背后渗透了批判式与否定式的写作立场，但是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会加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情绪。显然，这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当下文化，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便是这种文化的症候。

反讽叙事的“口语写作”，或者以反讽为中心的写作同样值得我们警惕。“反讽”成为当下速成、时尚的诗歌话语，纷纷被精神与文化上缺失信仰的写作者所效仿，让“口语写作”走向了极端化的“口水写作”误区。显然，“反讽”与一个诗人的写作智慧是相对应的，并不是每个诗歌写作者都具备“反讽”的成熟智力、修辞能力，结果在当下许多“反讽叙事”的诗歌话语中，出现了许多扁平、单调甚至庸俗化的写作情形。对“反讽”的过多运用，体现出诗人主体对写作伦理、美学建构缺失信心、勇气。当然，这种“反讽”诗歌话语，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所以盛行，也与当时由于众多“事件”的文化冲击导致信仰上的缺失与迷茫相关。诗人们耽溺于这种“正话反说”的话语结构与文本修辞的狂欢化，其背后自然呈现出诗人的怀疑主义与不信任感，“反讽叙事”由此走向颓废、堕落的丧失写作伦理与“合法性”和谬误认同误区。经济消费为中心的“现代性”一方面以一种秩序化的面目出现，推动当下书写的文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暗示“现代性”的无限望与悖论，以及与个体内心冲突的不可否定的生命事实，“反讽”话语背后渗透着强烈的“虚无主义”。如果诗歌话语需要突破，它必然要轮回到话语转义的“重复阶段”（维柯语）。

第三，“反讽叙事”的“语言观”显然与诗学意义上的语言还有距离，并未真正进入“语言转折”，仅在文化意识与社会价值这些层面纠结、重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中国影响较大，解构、怀疑、颠覆、消解既有的价值立场，重建社会信仰，以“反讽”为话语特征的诗歌写作无疑是这类认知论思维的症候之一，它推动当代诗歌的修辞水平与语言建设。然而，诗歌首先应该是语言、诗学意义上的诗歌，反讽叙事整体上还缺少语言本体的建构。除了一部分反讽叙事的优秀诗歌作品之外，绝大多数写作并未进入反讽的诗学层面。著名诗人郑敏认为，“至于诗歌语言理论方面，当前一些被认为用后现代主义诗语来进行创作的所谓第三代作品也是一场误会。诚然他们在反对古典修辞学对词藻之类的重视，但他们本身的语言观显然并没有进入西方后现代、后结构的各派所共同接受的‘语言转折’。”〔22〕显然，第三代诗中的“语言论”是备受质疑的，第三代诗的“口语写作”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 “反讽叙事”话语对诗学建构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反讽作为修辞的有效性、可操作性仍有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反讽”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以中国当代诗歌考察为例，“朦胧诗”反叛了集权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颠覆了既有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宏大叙事，“口语写作”发展到了伊沙的写作，反讽渐渐成熟，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反讽”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反讽”成为中心化、主流化写作趋势也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

反讽作为一种成熟修辞，唯有对其积极引导，充分利用“反讽”的积极修辞表达效果，在精神与情操上不断强化诗人的责任意识、艺术信心、生命信仰、终极关怀，中国当代诗歌才有可能书写积极的、歌唱的、诗学的、语言本体的生命之诗，由此，反讽年代的反讽叙事，嵌入“生命”意识将推动“反讽”作为诗歌写作形式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如形式-文化论研究的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所言：“我们无可挑选地面对一个反讽时代，反讽式社群构成有其难处，但是不见得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如此理解，这个文化才能找到新的演进方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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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三联书店，2001.15-16．

〔13〕韩东．《我的英雄》读后〔J〕．赶路，2005，（2）．

〔15〕〔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8-339．

〔18〕〔21〕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London:Pinter Publisher, 1988.p.86,p.86.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029-03

1 戏剧反讽的范畴

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是西方文艺学的研究范畴。自《俄狄浦斯王》以来，一直是文艺创作中作者营造由读者或观众参与情节的技术手段。二十世纪后期，米克（D. C. Meucke，1992）和艾勃拉姆斯（Abrams，2004）分别在反讽的框架下将戏剧反讽范畴化，基本规约了戏剧反讽的表达特征。应用戏剧反讽的叙事体在叙事过程中，故意过度向读者或观众展示情节的背景信息或叙事语境，使读者或观众具有与作者相同或相近的信息权限，而情节中的角色却要因为对事由的无知而做出与期待行为相反的举动，从而产生戏剧的心理张力。

2 《西游记》中的戏剧反讽

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神魔角色的伪装变化本来是司空见惯的神怪本领，但是作者在营造神魔角色变化伪装的情节时，却把这一语境预设提供给了读者。与此同时，叙事情节中的特定角色对这种变化不是不知，要么就是不信，因而在形成读者的在场性的同时，又构成了小说的角色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所造成读者心理逻辑期待与情节现实的矛盾冲突，为构建《西游记》中的戏剧反讽提供了必要构成条件和心理机制。

一直以来，《西游记》的反讽研究是针对其社会学意义的。反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现象或公共道德的反思，而不是伪装，但西方反讽（Irony）从词源意义上就是指伪装，从苏格拉底使用反讽开始，它就是以退为进，扮猪吃虎的把戏。克尔凯郭尔（2005）的反讽思辨研究，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布鲁克斯的新批评，直到保罗・德・曼（德里达，1999）的反讽解构，把反讽从修辞学技艺提升到美学的创作原则，进而又上升到社会心理哲学的高度。而西方学术的研究客体始终没有超越欧美的语言范本，然而在美学意义上，《西游记》中的戏剧反讽，无论从类型，还是使用频度上都远居《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等西方文学经典范例之上，通过戏剧反讽的视角来研究《西游记》的叙事技巧，可以深入地探讨小说整体构思特色，看到情节为建构读者心理机制的特殊贡献。

戏剧反讽在《西游记》中可以类型化为多种模式：根据伪装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妖怪的戏剧反讽和孙悟空的戏剧反讽；根据受蒙蔽客体的不同，可分为针对妖怪的戏剧反讽和针对唐僧的戏剧反讽；根据所建构的心理意义的差异，可分为喜剧性戏剧反讽和悲剧性戏剧反讽。

2.1喜剧性戏剧反讽

《西游记》中运用了多种引人发笑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把叙事中的语言、行为、人物的外貌及姿态、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均加以幽默化，使得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愿望与行动、目的和手段、动机与效果相悖逆，发生冲突，从中产生出滑稽戏谑的效果，因而整体上是喜剧性的。所谓喜剧，根据《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喜剧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为营造喜剧氛围，作者在《西游记》中所打造的戏剧反讽的世界，要展示或放大丑的一面，因而在对象选择上总是针对妖怪、反面角色或是八戒，而变化伪装的主体多数为孙悟空。孙悟空的伪装变化是戏剧反讽在《西游记》小说的核心表达，作者运用这种手段推动情节展，转换叙事视角。除了赌斗变化、卖弄以外，伪装总是造成特定角色或部分角色人物，缺少对这一行为的了解，因而被蒙蔽角色就会在读者的面前做出令人发笑的荒唐事。但之所以荒唐，是因为读者统筹了语境信息，才显得被蒙蔽角色的行为违反逻辑，荒唐可笑。该角色本身是体会不到这种荒唐的。比如，八戒去探路，悟空故意捉弄。由于读者全面了解前因后果，洞悉了悟空的变化、跟踪，因而八戒的行为和他编造的拙劣的谎言就显得荒谬可笑，憨傻逗人。单纯以八戒本人的经历为叙事视角，绝不可能产生如此起伏跌宕，令人忍俊的效果。纵观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戏剧反讽要建构这种小说喜剧性叙事能力，需要被蒙蔽的反面角色，更需要了解语境的读者。正是作者有意提高了读者的语境权限，把读者悄悄地放在了情节之中，造成了读者在场性。无法识破伪装的反面角色才会因为信息缺失，产生行为逻辑与语境预设的矛盾，这种冲突最后会形成读者心理期待的断裂。这种心理模式下是作者所期待的，也是喜剧所要营造的。心理期待的顿失或渐失，是产生幽默的基础条件。因而，小说中针对反面角色的伪装变化在心理意义上是喜剧性的。

2.2悲剧性戏剧反讽――索福克勒斯式反讽

一般意义的悲剧，指的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斯多德，1449a）。虽然《西游记》从总体上是喜剧性的，但是就主人公的遭遇来说，相当多的局部情节又是悲剧性的。而且小说中孙悟空和唐僧在取经途中的种种磨难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如来和观音多次预言了这种宿命，加强了孙悟空作为悲剧性英雄的心理势能。从而也形成了小说的命运反讽（Irony of Fate），命运反讽又称宇宙反讽（Cosmic Irony），它与悲剧性戏剧反讽的结合，构成了索福克勒斯式反讽（Sophoclesian Irony），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打遍三界，让很多妖怪闻风丧胆，可是在唐僧的肉眼凡胎面前，他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在一些拿着仙界法宝的妖魔面前束手无策。与此相似，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不知自己生于何地，父母为谁。

3.2妖怪伪装变化所产生的认知差异

妖怪伪装变化所构成的戏剧反讽，文本内外一共有三类不同的接受客体：读者，孙悟空和唐僧。因而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

首先，读者的认知权限的全知性在妖怪的变化伪装中受到的挑战，因为妖怪的变化伪装经历了双重拟像，妖怪的存在有三种形态：第一是妖怪的本相，即妖怪现原形后的状态；第二是法相，即妖怪变化前的状态；第三是拟像，即变化后的状态。由本相到法相的变化是第一重拟像，由法相到伪装变化的拟像是第二重拟像，戏剧反讽发生在第二重拟像的阶段。因为在第一重拟像阶段，文本绕过了读者，直到情节的结局阶段才最后揭晓，读者在这一伪装变化只能看到戏剧性的一幕，而看不到戏剧反讽，因为读者不比角色享有更多的语境信息。

其次，唐僧没有语境认知权限，他的认知起点是Sn2，他同其他被蒙蔽对象没有更大的区别，他的认知特点包含的主要问题是知而不信，也就是孙悟空已经说明了妖怪变化的情形，可唐僧却执迷不悟，但这不是并用以展示唐僧的愚，而是表明他的善，《西游记》除了要在戏剧反讽中展现冲突以外，也突出其作为道德寓言的意义。唐僧的认知过程是歧义性的。

第三是孙悟空认知过程的特点，在严格意义上，孙悟空也是被蒙蔽对象，同样不具有语境知情权，其认知起点与唐僧相同，由Sn2开始。但是作者为巧置悬念为孙悟空打造了火眼金睛的本领，这就使孙悟空的认知能力得以提升，因而，他就能够在看到Sn2的所指Sd2的同时，认识到所指Sd2并不是语义真实表达，而是所指Sd1的一个副本，并最终确认Id1的存在。孙悟空的认知特点是其可以在语言镜像中认识到语言本身。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婴儿因为发现镜像中的自己而感到兴奋，不受紧箍咒制约的孙悟空实际上处于本我（id）状态，在自我（ego）状态形成以前，这种兴奋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抑制的，因此火眼金睛使他产生了认知的过敏性，这种过敏性在唐僧面前是灾难性的，导致了进一步的戏剧冲突。孙悟空的 认知序列中单一符指Sn2映射二个不同所指Sd1和Sd2，二个指涉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合理地规约到自身的意指，因而构成了戏剧反讽中符指的双关性（pun）。所指Sd2处于双关语义场的核心义位，它可以不依靠语境而存在，因而不是真实意图的表达；所指Sd1是能指Sn2的真实意图，它处于语义场的边缘义位，靠语境和认知能力来实现语义表达，边缘义位的表达可以延长感受时间，因而提高了戏剧反讽中伪装过程的语义审美属性。

4 结语

在小说中任意角色所进行的伪装变化，都可以视为是一种语符的转移。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中，语言能指的变化与滑动展示了语言的生机。就如同在《西游记》小说中，七十二番变化原初就是躲避三灾，延续生命的技能，孙悟空这个符号就因此有七十二种赋值方式，戏剧反讽以变位（conjugation）模式展示着孙悟空位格（case）的变化。妖怪也能变化伪装，因而必然也掌握了长生的手段，却还要唐僧肉来延续生命，这本身就包涵着反讽。虽然神魔角色在不同语境下会以不同的符号变体呈现，但其所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对《西游记》的统计研究表明，就孙悟空的变化形态已经超过七十二种，伪装变化的结果总是离散性的，戏剧反讽中伪装变化所引起的能指流转总是隐喻性（metaphor）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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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8）

一、引言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会经常听到或用到反讽语。反讽语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反讽语又属于语用含糊的范畴。在日常交际中，说话人说出反讽语，听话人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反讽语进行理解呢？本文从语用模糊的角度，根据元语用意识和关联理论对反讽语进行研究。

二、语用含糊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是言外之意（俞东明，1997）。例如，当小王向小张询问工资情况时，小张回答：“哎呀，不多，大概就2000左右吧。”这时，小张的回答就具有模糊性，2000左右既可以是1998.5，又可以指2145。这个时候，小张使用了模糊语言，即没有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具体工资――2156。使用模糊语言可能是小张以为没有必要向小王交代清楚自己的工资具体数额，还有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资不高，而不愿意透露。

在日常交际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进行会话交流，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手势语等）交流。语言交际可以分为刻意言谈和随意言谈。在日常会话中人们的语言通常都是比较随意的，都不约而同地带有“约略”（approximation）、“模糊”（fuzziness）、“笼统”（generality）、“两可”（ambiguity）、“含混”（ambivalence）等语用含糊（pragmatic vagueness）现象。另外，还有寓意的，即在日常会话里有时会带有隐含的“比喻”（metaphor）、“弱陈”（meiosis）、“反讽”（irony）、“夸张”（hyperbole）等表达（何自然，2000）。如果说话人的话语不能从字面本来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对于听话人来说，他就要根据字面的意义及上下文和语境对该话语做出并非原意的解释，这时就对话语进行了寓意的理解，而寓意句属于日常会话中的随意言谈。下图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日常会话随意言谈与语用含糊的关系。（如图1）

（何自然，2000）

由此可见，反讽语属于寓意句中的一种，即不能从字面的意义理解话语，因此，交际者要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话语做出非原意的解释。

三、反讽语

在交际与交往的过程当中，人们会使用与自己的感觉或是当下的事实完全相反的语言，这就是反讽语。反讽是通过赞扬责备或通过责备赞扬，即所说和所指正好相反。说话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反讽体现在命题内容和语境的不相符性，比如：谢谢你弄坏了我的新车。弄坏了新车本身不能得到车主人的感谢，这时候说话人的意图应该是批评或是抱怨，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慨。

人们在日常会话之中为什么会使用反讽语这种具有寓意的语言，而不是直接使用非寓意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反讽的交际目的包括蔑视、批评、赞扬、强调或是幽默。说话人在使用反讽语言的时候，主要是想通过反讽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交际目的。例如，大雨滂沱的一天早晨，小王对小张说：“嗨，快看呀，今天的天气可真好，这下上班可方便了！”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说今天的天气好，上班不会有阻碍。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今天下大雨，出行很不方便。小王这时候的话语就是与此时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相反的，目的是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并通过这句反讽的话语，加强了这种不满的情绪。

四、元语用意识

在日常交际中，交际者要对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要素进行选择，相互协商，适应交际的需求。在选择过程中，交际者总会根据交际的目的对不同的语言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并赋予选定的语言要素以不同形式的意识凸显。这就是元语用意识。根据元语用意识，交际者对语言的选择（模糊语言）也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元语用意识。有些模糊语言是说话者根据交际的需求而故意说出来的，如反讽语。而有些模糊语言是完全没有意识的自动处理（庞加光：2008）。我们根据元语用意识的程度和话语的模糊程度将语用含糊分为以下四类（见图2）：

在这个横竖坐标轴上，横轴表示元语用意识程度从低到高，竖轴表示话语模糊程度从低到高。坐标上的四个点分别代表不同的模糊和元语用意识程度。A点表示弱元语用含糊类，B点表示弱元语用精确类，C点表示强元语用精确类，D点表示强元语用模糊类。而本文讨论的重点反讽语属于强元语用类，即说话人有意识地使用反讽语来表达对事件或事物等的看法。

五、反讽语分析

关联理论认为，任何交际都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首先，它是说话人发出明示刺激的过程。明示刺激指的是说话人设计来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并让听话人把注意力转向他交际意图的刺激，这种刺激需要足够关联，值得发话人处理，即满足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刺激都携带一个最佳关联假设（Sperber & Wilson：2001）。交际对于听话人来说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说话人发出明示刺激之后，听话人会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选择可能程度最高的关联，从而形成对话语的理解。

1）甲和乙在看完一场电影之后，甲对乙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还真是一部电影。”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是在电影院里看的，也是由大屏幕播出来的，时长刚好是一部电影的长度，这部电影根本就不能叫做电影：情节混乱，主题不明，画面阴暗。甲这句话是强元语用模糊类反讽语，因为他并没有说出“某种程度”指的具体是什么，而是选择了模糊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反讽意思。乙根据最佳关联假设，必然认为甲的话语和这场电影有关，于是选择了可能性最高的关联：这根本就不是一部好电影。甲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加强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不满或是对乙在了解电影内容的情况下请自己看电影的不满。

2）甲乙约好了在下午四点钟见面，而乙却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候甲说：“你来得可真够早的，现在都16点25分42秒了。”甲的这句话是在批评乙迟到这么久，并且进行抱怨，自己等了好久也不见人来。这句话属于强元语用精确类反讽语。“来得真够早的”从反方面批评了乙迟到了那么久，而后半句话又把时间精确到了秒，这是在以反讽的手段向乙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根据最佳关联假设，乙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把这句话和自己迟到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早”表示晚，时间更是表达了此时甲不耐烦的心情。因此这是反讽语的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

六、结语

本文从语用模糊的角度，根据元语用意识和最佳关联假设对反讽语进行了分析，反讽语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十分常见，因此，对反讽语的理解也十分重要。反讽语是说话人故意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并且想通过反讽话语表达一种情绪，或不满、或抱怨、或赞扬、或喜悦等。反讽语是交际的一种手段，有特殊的交际目的，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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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9）

反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表征。它经历了从古希腊喜剧、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新批评文论的递嬗生衍，由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名称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讽的概念被不断地扩充和修正，表现形式也令人眼花缭乱。上世纪40年代欧美新批评文论的鼎盛使得反讽理论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新批评派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反讽在形成小说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以至于h·r·耀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

了解了反讽叙事出现与发展的运行轨迹后，我们将进入反讽叙事文本的内部进行细部分析，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这三个方面对反讽叙事形态进行条分缕析，以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反讽叙述的文本表现和叙事状貌达到基本的认知，借此，也可探询到反讽叙事的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嬗变之间的隐性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绝不是只为了单纯的分析和分类而已，仿佛是对一百八十九种犀牛加以分类似的。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想阐明反讽确实是富有文化和文学意义的一种现象”。

一、言语反讽：语言的狂欢

言语反讽，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叙述者采用谐谑性的话语方式来传达和字面意思相反或相左的意思，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间的矛盾显得相当强烈而鲜明。反讽的语言往往无视既有的话语成规或有意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以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反讽者本人具有明确的反讽意识和文本意图。由于话语反讽相较其他反讽形态而言其功能较为明晰直接，因此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和批判精神。它会在语言本体意义与语境意义之间建立某种“错位”，造成词语之间的张力和距离，在作家、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这就是反讽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以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有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言语反讽在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应用。王朔、王蒙、刘震云、孙甘露、朱文、李洱等作家都掌握了高超的反讽艺术。

王朔对反讽语言的运用是最没有心理障碍的。他出神入化地操练着那些指桑骂槐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将某些政治术语与市井俚语进行嫁接，使真假、雅俗、庄谐，相互干扰、冲突，在排斥与抵消中变得摇晃不定。他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让一群市井粗鄙之徒脱口而出地讲着冠冕堂皇的语言：“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我们就是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人物身份、所处的环境与话语的悖谬构成强烈的反讽，揭破了此类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的空洞与虚假。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刘顺明叫一群男孩子玩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唐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说过的话，‘垮掉一代。’‘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自己的语言和精神的讽刺。

刘震云也是最善于言语反讽者之一。他能在同一时空中，把不同场合与领域、不同等级与身份的语言扭结在一起。在他90年代的小说中，往往高雅与粗俗、庙堂与乡野、集体与个人、明朗与晦暗共存，牛屋和丽晶时代广场比邻，粪堆和丽丽玛莲酒店同在。语言释放出无穷的戏谑和闹剧色彩，在语言的狂欢背后，是主体的消散和沉沦。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在语言上表现得汪洋恣肆：“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这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统摄着整篇小说，于是反讽的力度反而削弱了，因为这种简单重复和追求复杂、诡异、含混的反讽手法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好像一副被越扯越满的弓弦，最后弦断了，语境压力也像泄气皮球一样崩溃了。历史在刘震云的反讽话语的呈现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庄重神秘令人敬畏的色彩。

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呈现了对当代新儒林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状态的反讽。她在小说《先锋》中写道：“方丈听了这话，面色略显平和：‘希望工程倒是不敢妄比，但本地区远距离教育搞得好，庙里的香火的确是一天天旺了呢，登门请求面授辅导的络绎不绝。本庙创收成绩显著，再不用政府每年拨款。这正是贫僧的一大创举，所以人们也授予老僧‘先锋’的美名，惭愧，惭愧啊。’”这段话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反讽氛围，被嘲弄的自信以及对于表象和事实互成对照的无知无觉的态度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在圣与俗的互渗现象的背后闪烁着对世俗对潮流的忧虑和针砭，这种似实而虚的锋芒使意蕴显得更为邈远。

本时期韩东的《交叉跑动》呈现了对性与爱之间的错位、灵与肉的分裂的反讽；朱文的《我爱美元》呈现了对父子伦理关系的反讽；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呈现了对男性世界的反讽……所有这些文本极大地丰富了这阶段文学的反讽景观，从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理性、爱情、理想、事业、情感、欲望，到日常生活、鸡毛蒜皮、饮食男女，都无法逃脱反讽话语的观照和调侃。

二、情境反讽：悖谬和荒诞

情境反讽指的是小说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或场景所显示的悖谬性和不合逻辑性，单个的场景、事件、细节、意象如果拆除其间的因果关联则和正常的形态并无二致，可一旦通过它们的相互组合、链接便会显露出荒诞的结果和悖谬的逻辑来。在叙事中，反讽观察者转变为反讽叙述者，与其说他清楚地知道他叙述的情境是如何乖谬的，不如说制造世界的荒诞真实情境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作者从而得以向读者展示他的隐蔽意图，实现反讽目的。情境反讽有多种复杂的情况，主要有：

现实反讽情境的设置。

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既适宜于一般的情节阅读又构成对现成叙事方式的挑战，通过一系列错位的事件构成一连串的反讽情境达成反讽题旨的实现。小说叙述的人物繁花、小红等不具备现代独立个人的基本质素，但是所有人和事件构成的关涉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叙事场域中，却饱含了对特定的现代中国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质问。“文本中事件的结局与愿望的截然相反构成文体内部的反讽。如小红的乖顺听话善解人意与她最后的‘夺权’之间；繁花为选举的积极奔走、对未来的憧憬企盼与最后的落选之间；繁花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计划外怀孕妇女雪娥的努力与落选后自己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之间；富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思想的繁花与她当初的选举是通过数豆子、拉选票的方法之间……诸多的反讽事件构成了一串反讽情境，最终指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与颠倒的主题。”

“断裂一代的作家”朱文笔下的叛逆者最乐意也最善于撕破任何温良恭俭让的假面，反讽在朱文笔下成为得心应手的叙事利刃，假道学的平庸与虚伪在这位叛逆骑士的刀笔之下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在《我爱美元》中写道:“这是一种病，每天服上一服泻药，才能使病情好转那么一些。我服的泻药就是写作，没完没了地写作。当画满几十页稿纸以后，我的目光就柔和多了，这会儿，我就可思考一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真知灼见，字字珠玑。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无可救药，想治好我病的人，都可以来试试。”朱文的反讽语调和他主人公一样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历史反讽情境的设置。

“历史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也就是现实的悲观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绝望，才会在历史上找原因。”当作者将反讽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时,我们在反讽视境中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会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道：“刚刚埋葬了自己男人的央宗也表现得同样疯狂。每天，太阳刚一升起，这一对男女就从各自居住的石头建筑出发了。会面后就相拥着进入了疯狂生长的罂粟地里。风吹动着新鲜的绿色植物。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这段描写性组织和抒情性段落与历史整体的颓败情境、不可避免的沦落标示出反讽叙述人和故事当事人感觉的错位和差异，形成反讽性的历史情境。

虚拟式情境反讽。

徐坤的《鸟类》是虚拟式情境反讽的典范性文本，用反讽深刻地揭示了思想在中国被好奇、贩卖、亵渎和虐待包围的尴尬境遇。罗丹雕塑的名作《思想者》移置到中国的都市广场，可它的境遇与移置者设想的光芒形成天壤之别: 空中飞翔的鸟群用鸟粪为它接风，它裸着的私处被浪荡的都市女人变态地搔挠着，城市盲流为牟取意外之财则企图将它肢解为废铜烂铁。“而作家以拟人化笔法赋予雕塑以思想和言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它们成了一种自缚的绳索，它们无法反抗世俗的凌辱与袭击，只能在纸上谈兵的迷宫中游转。”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陈染的《私人生活》，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韩东的《扎根》，东西的《耳光响亮》……一大批文本丰富了情境反讽的叙事面相。

三、结构反讽：对照与反差

结构反讽是指“结构上存在直接意旨和隐含意旨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深层意旨指向表层意旨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结构反讽比话语反讽有更强的整体性，相对于情境反讽它又显得单纯、明朗。“对举”陈述是当代小说中比较常见的结构性反讽形式。这种反讽注重用鲜明的对照把那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在作品中予以并置，揭示成败、雅俗、悲喜、顺逆、严肃与荒诞的并存现象，进而揭示反讽的文本意图。

方方的《风景》在反讽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深意。在方方的刑侦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情节是：事情似乎正在按其内在的逻辑性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但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事情突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故事的结局往往和读者所期待的情节发展相反。小说是以一个死去的小七子的口吻来讲述他的几个哥哥的故事，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人世，真与假，生与死，美与丑，无不包含其中，对于世间万象的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似乎是受到一种无理性的、盲目的强大力量的控制，朝向一种令人感到荒诞的方向发展。反讽主体，即命运安排的实施者，规定好了作品故事情节的演绎，操纵事态的发展，作弄反讽的客体，即作品中的主人公。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结构反讽的典型。作者将一个推动叙述进行的核心符码贯穿在文本中起到结构文本的作用。而这个核心符码本身却具有悖谬性，它的存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悖谬情节与人物，从而使小说构成反讽的效果。《花腔》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从一开始就“缺席”，他的被讲述和在文本中的“缺席”实则隐喻着个人在历史中的被遮蔽被隐没。葛任即是“个人”，文本中范继槐回忆：“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所以葛任实际上是隐喻了历史中的一切个体。李洱通过这个核心符码来为我们展现在意识形态的秩序中每个个体与历史的难以协调的尴尬，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选择和人的悲剧性存在。同时李洱对历史的解构是伴随着三位叙述者对历史“真相”的讲述展开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是三位现在还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讲述和回忆构成一个独立段落，三个段落连缀一起结构成篇。他们的叙述从表面上看是对年代久远的历史岁月中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再现，再加上各种史料的验证，补充“真相”似乎触手可及，但实际上，三位叙述者的叙述却又是互相解构的，他们的叙述互相冲突，无法揭示历史的本然面目，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他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候自身也被历史和他人见证，他们越是证明自己的“真实”，就越是远离了“历史”的真相，他们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的只能是历史叙述的“花腔”本质。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在三种不同的叙述中变得迷雾重重。三个叙述段落之间的相互反讽、证伪、抵牾，使李洱实现了其关于特定历史境遇下个人命运演绎的可能性思考，并让“历史”自我解构于话语的迷障之中，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对神圣庄严的历史的内部解构。“反讽结构的设置以其形式的功能把握了历史叙事的精髓，实现了李洱的‘花腔’历史诗学观念的有效传达。”

阿来的《尘埃落定》文本结构上的反讽策略贯穿整部作品。主人公麦其土司家二少爷的傻子话语系统及其叙述和正常人话语系统及其叙述之间构成反讽对峙，与小说的基本叙事之间醒目地呈现着某种错位：一方面是二少爷对家族王位继承、财富积累、领土扩展等土司传统的漠然、茫然，以及顺应时代变迁的坦然；另一方面却是土司制度下康巴藏人对自己传统的热衷、恪守、惯性期待，以及拼死抱守却终究挡不住的毁灭性命运。二少爷的“傻”是叙述的显性层面和叙事的基本构成，他的“傻”似乎始终只是一种假相，它无不与隐藏在他身后那个大智若愚的智慧形影相随。小说正是以如此的反讽性陈述不断地制造着二少爷“傻”的假相，同时又不断隐曲地拓展着这个“傻”少爷超凡智慧的意义空间。他的“傻”显然是对显性世界的价值否定，从而构成小说深部的意义结构，显性叙事结构和隐性意义结构的游离是一种更隐蔽的反讽结构。言与意的悖反使文本叙事因错位而隐匿着一种潜在分裂，这个潜在分裂恰恰是构成小说文本结构反讽策略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反讽形态的多变和复杂，表现出本时期作家在叙事驾驭上的娴熟和细腻。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反讽叙述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中表现出了纷繁芜杂的多重面相，除了反讽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和内涵、外延的迁延性，反讽作家的个性才情禀赋的不同和精神立场的分歧导致了反讽的个体差异等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反讽叙事承载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始终反映着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变迁。从现代文化背景来看，反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90年代以后的文化特征是普遍性意识的衰落和统一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这无疑与悖论意识的加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由悖论引发的荒诞感便形成了现代反讽视境力图超越的意识起点。尽管9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趋向上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隘口，一种深在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文化逻辑依然发挥着一种支配作用，事实上，传统的文化逻辑已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冲撞。作家们时时处于矛盾的困境之中：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和内心永不停歇的追求的矛盾；对社会无尽的关怀和不能有效地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悖论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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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10）

关键词:东西小说语言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反讽是小说中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技巧。它由于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东西的小说,在对人生的生存悖论与生存困境的关注中,选择了反讽这一武器,常常用看似荒谬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事物,轻俏机智而又隐晦含蓄地表达了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切关注。

本文从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入手,了解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反讽的主要语言手段,并试图从更深的层面去对东西小说中的反讽作一些阐释。

一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语言手段

布鲁克斯给反讽下了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东西小说中的反讽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完全相反形成反讽

从语义学的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者“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东西的小说中,作者常常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相反来形成反讽。如:

“(1)现在说出来可能你以为我是吹牛,但是我向你保证我没说谎。我是一个政治的早熟者,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后悔录》)

(2)我看到佩服像水那样从赵万年的眼睛里哗哗地流出来。他拍拍我的脑袋:‘你他妈天生就是个搞政治的。’(《后悔录》)”

例(1)、例(2)是小说主人公“我”在向按摩小姐讲述自己的“辉煌历史”时的两段话,“我”的得意忘形、自我陶醉溢于言表。但这种自鸣得意的表象背后却是“我”的悲惨和落魄,表面上的自我炫耀与因为幼稚而反思、自责的内心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2 以语言与人物身份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常规的写作来讲,人物的语言要有个性,但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作者往往会让人物与其语言发生错位。东西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成反讽的。如:

“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耳光响亮》)

在这段文字中,一个疯子的嘴里说出的话都具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反讽的意味不言自明。

3 以语言与语境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和得体性来讲,语言表达应该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语言与语境的错位是形成反讽最常见的手段之一,东西的小说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红梅,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就忍心让我睡在客厅里/用一扇未开的门为我送行/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夫妻何止一日/就这样,我悄悄地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拍拍你的门板/告别你这个不开门的女孩/曾经,你是我梦想中的新娘/我是一条水草/醉倒在你水波似的怀里/醉过又怎样,爱过又怎样/到头来你照样翻脸不认人/哪个男儿不多情/哪个女孩不怀春/尽管天涯有芳草/今夜我还爱着这扇门/要么,你就发发慈悲/让我从这里爬着进去/要么,我轻轻地走开/正如我轻轻地来/拍一拍你的门板/不带走你的爱。”(《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仿拟的是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我们知道,《再别康桥》表达出来的是诗人对康桥的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真挚感情。而把杨春光嘴里吐出的粗俗、无赖、肉麻的语言套在如此诚挚、高雅、优美的经典诗篇之上,使得语言与语境形成了严重的错位,在语境的压力下,他的话语是扭曲的,变形的,尽显其虚伪、滑稽的本来面目,反讽的意味十分强烈。

4 以言语叙述的幽默诙谐创造文本与事实的落差形成反讽

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故事,通过多种手法创造文本与事实间的反差来形成轻松幽默的话语格调,这也是东西方构建言语反讽的一种手段。如:

“顾南丹混杂在校门外等待的人群中,等待者们都心情复杂野心勃勃。她们大都是女性,大都是考场里男人们的妻子。校园有限的铁门把这群充满无限欲望的妇女挡在外面。她们站在铁门外默默地祈求自己的丈夫官运亨通。”(《不要问我》)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处级干部招考考场外那些考生家属们充满期盼、无线渴望的心态,幽默的语言构成了对“趋官若鹜”的现实社会的反讽。这种叙述言语中反讽的运用,既幽默诙谐,又延长了读者对其理解上的阻拒性,在思而得之以后,就会有一种对其中所暗示的深刻意蕴的品味与思考,而身临这种话语营构的境界之中。

5 以矛盾话语意象的并置营造反讽

将两种互相矛盾或不相容的现象并置起来,尤其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放在一起,

从而达到不言自明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重要手段。如:

“田波同志举起最后一张相片时,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脸色突然由红变青,身子变成虾状。她用双手捂住胸口,在主席台上挣扎着,最终倒到地板上,那些相片像风中的落叶覆盖她的身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田波死于主席台。”(《耳光响亮》)

这里把“战士”、“学者”与热衷于斗人、整人的“田波”并置在一起,形成反讽。这种对照之所以构成反讽,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可以构成一个揭蔽去伪的互反关系。对照越鲜明,越尖锐,则反讽的效果越强烈、越突出,最终使得“赞誉背后隐藏了讥刺,颂扬反成了挖苦,佩服或恭维的言辞表达了莫大的轻蔑。”

6 以事件相背的话语描绘理想与现实的倒错构建反讽

“我把手指抠进窗缝,轻轻地拉,窗门很配合,没发出一点声音就打开了。我伸手去摸靠门边的窗条,摸到了,轻轻地抽,窗条也像是自己人,没反抗就滑了出来。这时我拿掉黑布,把头伸进去,扭开门锁,门锁非常理解,一点也没吵闹。我轻轻地推门,那门就像内奸,无声地闪开一条缝欢迎我。进入张闹的宿舍,我没有遇到半点阻力,那些窗呀锁呀门呀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合伙起来收拾我,竟然没给熟睡中的张闹一点暗示。”(《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写的是“我”潜入张闹家里“作案”过程的描写,在“我”的预想之中,“作案”的过程应该是困难重重的,然而事情的进展完全超乎原来的预想。作者把实际发生的事与预想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写得恰恰相反。这一反讽凸显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与深信期待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从而引发出人物言谈、行动的滑稽可笑,以此达到揭示现实的反讽目的。

7 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声色的叙述出来形成反讽

“他开始憎恨自己,特别憎恨自己的耳朵。别人的耳朵是耳朵,我的耳朵不是耳朵,王家宽这么想着的时候,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已被他的左手高高举起,手起刀落,他割下了他的右耳。他想我的耳朵是一种摆设,现在我把它割下来喂狗。”(《没有语言的生活》)

王家宽因为憎恨自己的耳朵,手起刀落,像割一块猪肉一样割下了他的右耳。东西将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生色地叙述出来。把一个夸张可笑的故事,写得沉练冷静,不动声色,在煞有介事的叙述中,读者足以品味出可笑后面的可悲,荒诞背后的真实。

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言语反讽手段很多,我们前面列举的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由于篇幅受限,不能逐一列举。

二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叙述策略

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如此重要的语言手段,我们如果仅仅关注东西建构反讽的语言技巧显然是不够的。东西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对“反讽”如此的情有独钟?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话题。要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东西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格中去观照。东西在答《读书报》记者问时说道:“我的写作主要是从内心出发,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观念。”

东西究竟要在他的小说中去表现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观念呢?对此,东西又说:“我对小说内在精神的某种理解,就是对时代的发现、把握和表达”。“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在金钱最真实的城市,情感和欲望的失落不足为奇”。通观东西的小说,可以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关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世俗苦难的关照,这些是东西小说创作的主题。面对如此沉重的主题,用怎样一种方式去表达呢?东西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情市场化的时代,所以许多作家和读者在共谋那种特别温馨和浪漫的爱情。但是一些作家,却在不停地撕毁这种温馨和浪漫,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这种做法就像是把那些正在做梦的人叫醒,有时会让你很不适合。但是这是一种向前的姿态,它和现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浪漫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

但是东西清醒的认识到,过于沉重的作品反而不容易感动人,如何使小说做到既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感动人呢?东西选择的叙述策略就是:反讽。

正因如此,东西小说语言,往往带着嘲弄、讥讽、调侃的意味,正话反说,似是而非或者是非而是,却不声色俱厉,具有质感而闪烁着睿智的光辉。东西在他的小说里,不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滑稽的语言氛围,而是以语言外壳表现反讽式的批判精神,将语言作为他反讽式批判的重要工具。读东西的小说,我们可以感觉到东西语言的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严肃的现实精神,拨开语言的表层绒毛,其深沉结构袒露出来的是作家对当下人生生存困境的严肃思考。

三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任何一位作家,他的语言再独特,再个性化,无一例外都会染上时代的色彩。同样的,东西的反讽也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是时代话语在他身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与东西同一时代的一大批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会不约而同的聚集着浓厚的反讽氛围,这是为什么呢?

哈桑借反讽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

“当缺少一个基本原则或范式时,我们转向了游戏、相互影响、对话、会话、窝言、自省,总之,取向了反讽。这种反讽以不确定性、多义性为先决条件,反讽、透视、反省,他们表现了探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灵反应,真理不断地躲避心灵,只给它留下了自我意识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增加或过剩”。

后现代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的暧昧态度,潜含着对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宽容。从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所要的答案:世纪之交的中国,商业消费文化的掠夺性征讨,将一切散落的文化碎片强行纳入消费文化运行的轨道中。

文化产品、精神追求都不可避免成了消费文化蚕食的领地,整个社会呈现一个极端不平衡、多层次、甚至是荒谬的文化现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局面,造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认知方式的错位和断裂。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在精神上并不是同代人。名与实、灵与肉、精神与消费、文化与商品之间出现了极大的错位和矛盾,整个社会的情境陷入了反讽的状态。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这些矛盾充斥的特殊社会境遇,促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化的反讽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讽是后现代文化打在东西小说中的时代烙印,是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东西曾说:我作品的整体风格趋向荒诞、夸张和幽默,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很荒诞。我一直处在底层,常常感觉到现实的力量很强大,所以看什么都是夸张的变形的,而且只有用幽默才能化解心理的不平衡,只有不停地嘲讽自己才能消解各种压力。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反讽是东西在在荒诞中寻找出路的一种举动。

参考文献:

[1] 舒晋瑜:《东西:我在荒诞中寻找出路》,《中华读书报》,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