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化论文篇（1）

努尔哈赤（1559——1626），爱新觉罗氏，女真族后金政权的创始人。其祖上为元末明初建州女真一个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尔，即努尔哈赤的六世祖都督、后追尊为“肇祖原皇帝”的孟特木。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都担任过明朝建州卫指挥。努尔哈赤初为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后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使。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年纪仅有25岁的努尔哈赤因祖父、父亲被明兵误杀，以“十三甲起兵”，率少数人马，攻打陷害祖、父的仇人所占据的秃隆城，迈出了统一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艰辛征战历程的第一步。努尔哈赤此举顺应了当时女真族由乱而治、由分散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全部和海西、野人女真的大部，基本上结束了女真族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登上汗位，建号金（亦称大金国），建元天命，创立起后金政权。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从此时起到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的八年间，努尔哈赤统率骠悍善战的八旗部队把主要的进攻目标指向明朝，经萨尔浒、沈阳、辽阳等战役，攻占了辽东及辽西部分地区，把后金政权的势力从白山黑水之地推进到经济文化水平较为先进的辽沈农耕地区。

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进军，女真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取得的进步非常明显。正如萧一山所言：“盖满人以渔猎为生计者多，从事耕种者少，故打围之风，至清初犹未泯也。然此仅女真生活之一斑耳，至辽东西原为汉人生息之地，早已进入农业社会。努尔哈赤由兴京迁都辽沈以后，女真汉人，逐渐同化，当非全属白山黑水间之旧俗矣。”[1]女真族社会进步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者采取了在军事上与明朝对抗，而在发展经济、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注意向汉族学习、吸收汉文化之所长，促进了“女真汉人，逐渐同化”的发展趋势。

努尔哈赤曾经担任过建州左卫都督，比其他女真族人有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机会。他曾多次奉朝命赴明都北京进贡，领略了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与政情民俗。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在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590——1601）期间，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等女真首领多次赴北京进贡。紫禁城的尊贵威严、汉文化的先进发达，都给这位夙有大志的满族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萌发吸收汉文化、推行满族内部改革的思想种下根芽。然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能够意识到学习、吸收汉文化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女真族崛起之初，因受落后民族传统的影响，对于征战之后俘获的汉族男丁采取一律屠杀的野蛮政策。后来，努尔哈赤逐渐认识到利用俘获汉人的手艺和劳力为自己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便把过去对俘获男丁的杀戮政策改变为“收养”政策，即保全性命，充作劳役奴隶。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

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

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2]

这段话反映出努尔哈赤对汉人掌握的手艺技术和生产创造力的价值已有一定的认识，是导致他作出这种政策转变的思想认识基础。“收养”政策的实行，无疑为满族社会保存了大量掌握中原先进文化的汉民，这对正在从原始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满族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后，努尔哈赤进一步认识到汉族文化除工艺技术之外，还有一套文物制度，更是发展中的女真族迫切需要学习的内容。基于此，他命令属下：

把尼堪（指明朝）行事的各种法规律例，全都写在文书呈送上来。抛弃不适当的地方，

报告适当的地方。不要以异国人不知而谎报。”[3]

这道命令初步体现了他“因袭明制”的思想意图。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努尔哈赤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体现吸收汉文化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经济生活

女真族原本地处偏远，生活手段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明代时，女真族一些部落如建州女真等不断南迁，逐步移居汉人居住地区，受到汉族农耕文明的影响，遂使其社会经济发生新的变化，经济结构从过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单一经济形态，发展为农业与采集、渔猎等业并行发展，兼有采矿、贸易等业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作为一位正在崛起和变革中的少数民族领袖，努尔哈赤敏锐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命令，注意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如他曾下令禁止牲畜入田，保护农田作物：“牲畜进入田中，看见就要扑捉；捕获的人，不要剥取衣服，要带到村的章京那里去查看。马、牛、骡、驴等每一牲畜各取银一两。”[4]他还以都堂名义书谕：“产金银地方的人，在耕田时期不要挖掘，恐怕耽误耕田。耕田闲暇时，想淘金、想挖银的人，允许后，或淘金、或挖银。……田不足的人，可在沿境内外任意耕垦。守台的人，今年沿台耕田。明年没有粮食也不给。”[5]其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在女真族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计丁授田”令。“计丁授田”令尽管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它的推行对于辽东汉民地区来说不啻是一种倒退，但对于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女真族社会而言，这一政令则确立了后金政权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映了农业在后金政权经济部门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女真族内部封建性因素的增长。

政治建设

努尔哈赤在政治建设方面同样多有建树，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在改造旧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于征战，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治特征的八旗制度，使女真族社会走上了严密组织化的道路。八旗制度固然是女真族人民的创造杰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在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等女真族统治者注意从明朝体制中吸收于己有用的内容，把吸收汉文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仿照明制设立都堂，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仗和相见之礼等，丰富了它的内容。除此以外，后金政权对一部分被俘的汉族文武官员委以官职，开启了清朝任用汉员的先例。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投降，成为“归附最先”[6]的明朝降将。继李永芳之后，陆续有一些明朝官吏、武将、生员战败被俘，如明守备石廷柱及其弟千总天柱，明进士、都司金砺，明同知李思忠，明沈阳生员范文程及其兄文寀，明诸生丁文盛等多人。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攻占辽阳，努尔哈赤命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7]强调网罗和使用明朝罪臣、废员。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广宁等地，收降的明朝降将尤多，如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等人，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延、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8]天命年间归降者还有“兼通汉文”的宁完我、参将鲍承先、千总金玉和等人。对于这些降官降将，努尔哈赤择其可用者授以官职。如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9]以后如石廷柱授以世职游击，金玉和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金砺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鲍承先授以副将等。对于归附的汉族降官，初时大都编入八旗，受女真族八贝勒的节制，在女真族社会中只是一支辅助性的力量。

文化建设

努尔哈赤在发展女真族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的成分，体现出一定的兼容性。以创制满洲文字为例，最初，女真族没有本族的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加以疏通，于思想语言交流极为不便。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决意“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其属下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均认为此事难行，表示 “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不以为然，阐述了创制本族文字的重要性，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10]在他的支持下，额尔德尼、噶盖等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成满族文字，史称老满文。诚如史书所论：“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11]与皇太极时期经过改进的新满文相比，老满文尽管不尽完善，但确是满族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何况努尔哈赤在创制满文的时候，就从“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的事实中受到启发。

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对八旗贵族子弟的教育颇为注意。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命锺堆、博布黑等八人为八旗巴克什（师傅），要求他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如入学的儿童们等不勤勉地学，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你师傅向诸贝勒报告。”[12] 除了任命满族教师外，还起用被虏的汉族文人充当教师。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被虏汉人龚正陆“教老乙可赤（案：努尔哈赤）儿子书。”[13]这些作法迈出了女真族社会发展贵族教育的第一步。

在思想观念方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也很注意向汉文化学习，并从中吸收了一些思想理念。努尔哈赤在早年就喜好《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传奇，受到汉族通俗文化的熏陶。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努尔哈赤接触到更多的汉文典籍，包括儒学典籍、历史书籍，并从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营养。从《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的努尔哈赤谕令提到的汉族典籍就有《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等，能够比较恰当地引用其中的语句段落，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天命”思想是努尔哈赤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在他的许多谕令、文告中都一再提到。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宣上古成败之语。”其意在于借祷告上天来表明自己施政“上体天意，下合人心，”以求得“法度得宜，敬老尊贤，黜谗远佞”[14]的“郅治”效果。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七大恨”誓言，声明伐明理由，称：

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

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

先因糊笼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

黑，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15]

努尔哈赤认为：“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谴责“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而自己所行“因合天意”，必然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后金兴兵是仗义伐暴，顺和天意。所谓“天命”是指上天的意志和命令。这与《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6]之语含义如出一辙。“天命”思想形成于先秦时代，许多儒学思想家都曾经予以阐发，为历代汉族王朝和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信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时的诏书就有“天道助顺，人谟与能”[17]的话语。努尔哈赤的上述言论也同样表明了对天命思想的一种认同。

努尔哈赤还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8]、“天道循环”的观点对明朝官将进行“策反”，要他们认识到明朝衰败完全是天命不佑，气数已尽，赶快弃暗投明，归附后金。他在致明将毛文龙书中就这样说：

古来各国的兴亡，都是天道循环。到灭亡时，天示怪异和祥瑞，各处爆发战争，以

至灭亡。到兴起时，天将默助，动则兴旺。那样的事例，你能不知道吗？过去伊尹知道

桀王的命运将终，去成汤那里为僚友；姜太公知道纣王的命运将终，去武王那里为僚

友。……尼堪国（指明朝）的命运已终，劫数未完，所以在何处有天不杀尼堪的呢？……

天灭（明朝）你能恢复吗？从前周国的命运已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夫子、孟子想要恢

复，也没能事到，还是亡了。你能不知道那事吗？良鸟选择树木栖止，好人选主为良

友。……你毛将军不知道从前天时的事例吗？你要考虑，失去时机以后，后悔还来得及

吗？[19]

他不仅对天命思想运用熟练，而且还熟知“成汤代夏”、“武王伐纣”、“圣人孔孟”等历史典故与人物。他对汉文化中历史知识的了解由此可见一般。

努尔哈赤还象中原王朝的君主一样，追求“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提倡“忠直”奉上的政治道德。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建元天命的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训谕属下：

天作之为君，君命之为臣，卿等当念所任之职，有能理国政者，知之则勿隐，今

国事繁琐，须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国统军者少，则济事几何，若有临阵英勇

者，赐之以官赏，有干国忠良者，用以佐理国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讲古今，有才

堪宴宾客者，用以宴宾客，各处搜罗可也。……贤者不举，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

不推，则不肖者何由而惩，汝等宜秉忠直，切勿贪婪，均平之大道莫过于忠直。吾夙

好忠直，从来未慊，汝等当留心。[20]

在他看来，君主是应天命而立，诸臣则由君主而定，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主从、尊卑的关系。为臣者应该恪守“忠直”的道德，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后金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的这种观念体现的更加突出，不仅要求其臣民都要恪守“忠直”之道，而且还要循守“礼治”，以礼安民，带有追求儒家“文治”政治局面的倾向。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十一日，萨尔浒城筑毕，努尔哈赤对诸王说：

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

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

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

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互相关切，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21]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谕令中强调臣民要以“公正为本”，像孝敬父亲一般虔诚事上，就能维护“汗道”、“臣道”的常存不衰，不会遇到“忧患”和“惩罚”，他说：

天的子是汗。汗的子是诸贝勒、诸大臣。诸贝勒、诸大臣的子是民。额真的子是阿哈。

如果汗敬天如父，不忘其恩惠，清明治理天赐的大业，那麽汗道怎麽能亡呢？如果诸贝勒、

诸大臣敬汗如父，不忘其恩惠，不想为自己攫取任何东西，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

公正为本，那麽诸贝勒、诸大臣的臣道怎麽能亡呢？如果民敬诸贝勒、诸大臣如父，不忘

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不违背法度，尽力谋生，那麽怎能遇到忧患呢？如

果阿哈敬额真如父，不忘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小心翼翼地尽力做阿哈的

工作为生，那麽怎能受到惩罚呢？[22]

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把“有才德”、虚心纳谏、遵行君道作为“有道明君”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后继人。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问努尔哈赤关于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他回答说：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

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

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23]

在选择政治继承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把“有德者”作为抉择的标准，说明儒家“德治”思想对他已经有所影响。

努尔哈赤对儒家关于“以孝道治天下”的信条十分欣赏，视之为约束臣民的伦理规范加以提倡。天命八年（1623）二月，努尔哈赤谕侍臣：“人君之心，能贞固不二，感召天和，风雨时，黍谷登，民安物阜，则永保天位，世祚绵长。凡为民者，能持敬谨之心，罔干国典，急公奉上，孝弟力田，则获福而家道昌矣。”[24]“孝弟力田”就是他对臣民的一种道德要求。天命十年（1625）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在对诸王的一次训诫中更是引用《论语》的话来阐发孝道，其言云：

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犯好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

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其子弟，为子弟者，宜亦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

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且我满洲原与汉人蒙古国别

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期，遂些须饮食，

亦当聚宴，以示亲好然，吾之所指示此耳，汝等毋负朕言可也。[25]

努尔哈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儒家思想观念，而且还对史书颇感兴趣，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的不少谕令和书信都相当准确地引用了出自《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事例，以警诫属下。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诸王臣发了一番长篇的训谕，中心的内容是告诫汗位后继者及诸王臣不忘创业的艰难，虚心纳谏，谨慎行政，以固江山社稷。其中多处引用典籍与掌故之处，如称：

昔卫鞅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又《忠经》云：‘谏于

未形者上也，谏于既形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凡事勿谓小而无害，不知由小及

大，有坏于国者多也。凡我训言，莫非成就汝等，岂贻累于汝等耶？昔宋刘裕谓群臣

曰：‘自古明君贤相，皆由困而亨，舜发畎亩，傅说举版筑，胶鬲举鱼盐，百里溪食牛，

天意何居？’群臣对曰：‘君相之任大任也，故天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遍

虑事物，而内不得安；劳筋骨，使外不得逸；饿体肤，使食不得充；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为君，必能达国事，是人而为相，必能悉民隐，天意如此而已。’

若人之言，诚为善识天意者也。……昔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在白山之东），谓太

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继我

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

也。[26]

在率领女真族崛起和实行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一代雄主的努尔哈赤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本民族的迅速兴起。吸收汉文化、改革本民族内部的落后面，则是努尔哈赤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对汉族先进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吸收，包括实行“各守旧业”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从牧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仿照明制改革礼仪服制，起用明朝降将降官，迈出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第一步；注意从中原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营养，接受了天命思想、君权神授观念和忠直、孝道等道德理念，并承认孔孟为圣人，显示出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这一切对协调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要素、实现女真族社会从牧猎阶段向农耕阶段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努尔哈赤实行的汉化改革仅是初步性的和不彻底的。就总体而言，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女真族社会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的牧猎氏族社会的落后面，多数族人对汉人及汉文化抱有很大偏见，尤其在女真族贵族上层排斥汉人及其文化的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这不能不对努尔哈赤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对汉文化的吸收大打折扣。如努尔哈赤尽管起用明朝降官降将，但实行的却是“用小不用大”的政策。天命六年（1621）六月，努尔哈赤在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说：

为什麽把所有的人分为阿哈、主人、大人、小人呢？被他的国痛恨，归顺我方，如

能贡献出有限的力量，贡献出有限的智慧，那就不论是阿哈、小人，立刻任用给与官职，成为大人。那样就有更多人来归附我们。为他的皇帝立功，给他的官员们财物，成为官员的人，原来就是大臣，就是官员，对我们不出力，不贡献才能，仅是窥视脸色沉默无为的人，那是什麽僚友呢？[27]

努尔哈赤招纳的对象主要只是汉官中的基层人员，而对其中上层人员怀有很深的猜忌。可

见，他起用汉员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努尔哈赤晚年发生过屠杀汉人的惨案[28]，恶化了后金政权统辖下的满汉民族关系，使他实行多年的吸收汉文化政策几乎夭折。

二 皇太极时期的进一步改革及其文化政策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病逝。他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又改国号为“清”，改年号崇德，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卒，在位共17年。皇太极一生功业并不逊色于乃父，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长足进展，女真族也从此被称为满族。在清朝历史上，皇太极与乃父努尔哈赤双星并耀，同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正如论者所评价：“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年之基础。……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29]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积极推行改革方针，是皇太极执政期间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又有很大不同。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24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如论者云：“皇太极出生于女真族最大的奴隶主——大汗家庭，有文化的奴隶‘谙达’，是他的启蒙老师，自幼在费阿拉城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30]应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命令：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

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31]

这项命令的实行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32]反映出皇太极在处理满汉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态度。

皇太极在位期间，后金政权的武力比努尔哈赤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对周边地区和民族部落展开积极进攻，迅速扩大着自己的统治范围。经过西征蒙古、东伐朝鲜，以及多次对明朝的胜利用兵，到皇太极统治后期，其统治范围在从原有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基础上，发展到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库叶岛，西到贝加尔湖，南达日本海的广袤地区。皇太极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胜于乃父的显著成果。

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经济政策

皇太极在经济上是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33]，“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34]，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35]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乃父遗留下来的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36]的建议，果断地“定官制，设立六部”[37]，设置谏臣言官，把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职掌，不仅比以前的文馆扩大了职权范围，粗具日后内阁的规模，而且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38]，便利了皇权集中。随着中央六部和内三院的设立，皇太极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制，乃至官场言语书词等，都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和规范。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天命年间虽然颁定补服之制，但规定不甚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致使“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于是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39] 次年六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40] 天聪六年（1632）定诸贝勒大臣官员祭丧制，区分等级尊卑亦为其明显特点。至于朝廷官场言语书词的规范是在崇德元年（1636）。是年六月初六日，皇太极在谕令中说：“我国初不悉礼，或称呼，或书写，俱无上下贵贱之分。今阅古典，凡上下应答，各有分别，着俱遵例行。”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皇帝者称“奏”，达于诸王者称“禀”，达于其他官员者称“告”。皇帝言语或书写，都称为“上命”或“圣旨”，臣工对皇帝问答，谓之“奏上”等。[41]

皇太极还极力笼络汉官，取得的成效超过乃父。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接纳降者达2500人。内有“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42]仅此一次就接纳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比努尔哈赤更为大胆。天命年间投奔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之初，便把范文程、宁完我召直左右，以备顾问。内秘书院设立伊始，范文程、鲍承先先后被授为大学士，参与枢要。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1631）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其中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以及李国翰、马光辉、张大猷、金维城、吴守进、孟乔芳等人都担任了要职。[4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连续授予三位汉员王爵，即授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开有清一代封汉员王爵的先河。皇太极对汉员的拔擢、重用，与努尔哈赤时期的对汉员的猜忌、抑制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天聪三年（1629）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了一道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谕令：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

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

员，俱令考试。[44]

后金政权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大约有300名生员参加的考试，“分别优劣”，录取了其中的200名。参加应试的生员绝大多数为努尔哈赤晚年镇压明朝生员通明叛变事件中的幸存者。这次考试不仅把这些人从昔日“包衣”、“奴者”的地位中“擢拔”出来，取消了奴隶的身份，而且成为清朝实行科举制度的先例。天聪八年（1634）三月，后金再次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录取228人。“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45]赏考试取中生员银两有差。一个月后经礼部考试，齐国儒、朱灿然、罗锦绣、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等人以“通晓汉书”授予举人功名。他们是后金政权自己造就的第一批士人。其中大多在文馆供职，成为皇太极推行“文治”的骨干力量。崇德六年（1641）七月，后金政权再次举行考试，录取满、蒙、汉举人生员共48人，其中汉员35人，占总数的73%。新中式举人生员各得赏赐若干，[46]受到皇太极的表彰和鼓励。这样，在皇太极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汉族官僚“智囊团”，其中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充实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力量，为日后定鼎中原创造了条件。

文化政策中的尊儒倾向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有了更多的儒家文化色彩。皇太极实行祭孔之礼一事，最能说明问题。

清朝当局始建孔庙最早是在崇德元年（1636），建于盛京。据《清朝通典》记载：皇太极“始创大业，即崇文重道，建孔子庙于盛京。”[47]《清史稿》记载：“崇德元年，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48]此庙即孔庙。是年八月初六日，皇太极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至圣先师孔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祭文称：“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祭孔祀典“命仿旧制”[49]所谓“仿旧制”是指沿袭明朝实行的祀典礼制。此次祀典，从对孔子的尊奉、配享的安排、祭祀日期的确定，到典礼的仪程，都循守中原王朝礼制，俨然一派“崇儒重道”气象。关于皇太极明令祭孔之事，一般史书的记载和评论都很简略。其实，这件事对于清朝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自汉代以来，孔子及其学说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精神象征，具有独尊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地位。尊孔祀孔已经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及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太极明令祭孔不仅是自努尔哈赤以来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满族贵族从政治到思想认同孔子儒家思想、把自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的里程碑，为清朝后来推行“文治”及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提倡读汉人之书，并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初一日，皇太极了一道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谕旨，内称：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

思昔我兵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

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

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

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

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

于尔心安乎？[50]

在他看来，明朝官兵处困境而“犹以死守”，得益于“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由此反思出己方的在精神士气、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并以“读书明理”相劝。这种认识是明智的和富有远见的。

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不得不沿用乃父的作法，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命达海领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人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秩。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51] 其中，对儒学经典的提倡和翻译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儒学内部学派纷繁，著述驳杂，究竟应该作何选择？这在清朝入关以前，对于刚刚接触汉文化的皇太极等满族贵族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皇太极读书只停留在欣尚赏《三国演义》的水平上，诸臣所上奏疏大多就事论事，“而无劝上勤学问者。”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员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作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最具代表性的是沈文奎在天聪六年（1632）九月所上的奏疏，疏称：

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

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迻译讲解，日进《四书》两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52]

除沈文奎外，宁完我也强调对于《四书》的讲习。史书载：“宁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53] 有迹象表明，皇太极对于《四书》中《大学》所阐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有初步性的认识。他在崇德二年曾以“修齐治平”的道理告诫属下说：

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弟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54]

总体上讲，在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特殊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能建立，但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强调“帝王治平之学”的重要性，提出肄习“四书”的问题，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皇太极也很注重对满族习俗的改革，了一些改革风俗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落后婚俗的禁革。天聪年间，皇太极曾谕令禁止乱伦婚娶。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在这项改革中，同样贯彻了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崇德改元后，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55] 不分辈分的婚姻习俗，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婚俗。与之相比，宗族外异姓论辈分的婚娶习俗，则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现象。皇太极比照汉族的习俗，改变本族的陋俗，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顺应满族社会封建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与明朝对峙的同时，开展了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迈出了比努尔哈赤时代更大的步伐。萧一山对皇太极的历史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

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设施，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如六部

之设立，三院之改定，道路之修治，丁户之调查；开言路，纳直谏，制律例，戢贪暴，皆善政也。……而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故降人之影响于清国者，不特备征战供向导而已。皇太极灼见及此，殊堪惊叹。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5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皇太极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不能改变。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在翔凤楼召见诸王大臣时，曾就汉化改革问题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兹引述如下：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

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

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侍他人割肉而后食，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

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

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

与争锋。[57]

崇德二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结合历史上金朝的经验教训，再次强调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声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

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家学习。…… 此

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

猎行阵之事，必至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弧？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

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

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

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58]

当然，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有的满员抱怨：“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甚至尝当面向皇太极发泄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59] 这种情况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结 语

综观清朝入关前之历史，努尔哈赤作为后金政权的开创者，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但他对汉文化的认识毕竟肤浅，所行社会文化政策重在保存满族习俗，对汉文化的吸收比较有限。而且他对汉民族猜忌重重，以至在晚年对其辖区的汉民采取“逐杀”政策，出现了倒退的情况。皇太极执政后，纠正乃父晚年苛待汉民的政策偏颇，把乃父吸收汉文化的作法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政治上推行“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为清朝入关后实行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中原。终顺治一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在给礼部的上谕中宣称：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60]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煌煌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顺治朝，清统治者实行尊孔崇儒、笼络汉员、科举取士、编纂儒书等政策与措施，固然出于应付现实的需要，但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其入关前的政治活动中找到根源，尤其皇太极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视“文治”的作法，对顺治朝统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诚如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所说：

“清因明制”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之初。努尔哈赤

曾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并三次到过北京，熟悉关内的风俗情况。当他统一了东北

各民族，建立起后金国家之后，用蒙古字头编制了老满文；到清太宗天聪三年，命达

海榜式改进为加圈点有区别的新满文；同时还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化传统的书籍，如翻

译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三编》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又翻译了《三国演

义》，作为出谋划策，用兵作战的参考。这些书籍的翻译，说明了清初统治者借助明朝

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康熙“清因明制”思想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61]

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62]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够在明朝后期异军突起，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代明朝，君临天下，是与其入关前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实行的吸收汉文化、坚持改革本民族内部陋俗的方针与作法分不开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能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吸收他族之长，弥补自身之短，不断改革内部的落后面，就能转弱为强，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崛起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然而，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皇太极所向慕的汉文化，是寄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对于处在从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满族来说，这种文化具有她先进的一面。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此时的中原传统文化已经处于发展的后期，其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封建性、落后性的因素体现的非常突出。对新兴的满族而言，吸收汉文化无异于得到一把利弊相形的双刃剑，在吸收其优秀成分的同时，也把她的落后方面如君主专制、纲常名教等一齐接受过来，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沉重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带来的弊害也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2]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19页。

[3]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20页。

[4]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条，第95页。

[5]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条，第13页。

[6]《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45页。

[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70页。

[8]《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40页。

[9]《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27页。

[10]《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卷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0——112页。

[1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卷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2页。

[12]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40页。

[13] [朝鲜]《李朝实录》宣宗朝卷70，乙未年十二月癸卯。

[1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5页。

[1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9页。

[16]《尚书·汤誓》。

[17]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 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65、64页。

[18]《左传·僖公五年》。

[19]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第184页。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二十日条。

[2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4页。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64——365页。

[22]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第165页。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74页。

[24]《清太祖实录》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8页。

[2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83页。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91——392页。

[27]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第35页。

[28] 参见《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6，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谕令，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148页。

[29]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30] 刘玉文：《清前期皇帝典学述论》，《清前期历史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31]《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2]《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6页。

[3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9页。

[3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9页。

[36]《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7页。

[37]《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24页。

[38]《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356页。

[3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5页。

[4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93页。

[41]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1978年10月铅印，第45页。

[42]《清史稿》卷234，《沈志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9417页。

[43] 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李国翰以下均任梅勒章京。参见《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7，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626页。

[4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3页。

[4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36页。

[46]《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6，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54页。

[47] 乾隆官修：《清朝通典》卷4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9页。

[48]《清史稿·礼三》卷8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2页。

[4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6页。

[5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360页。

[51]《清史稿》卷228，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册，第9256页。

[52]《清史稿·沈文奎传》卷23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9509页。

[53]《清史稿·宁完我传》卷3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9363页。

[5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5页。

[55]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1978年10月铅印本，第7页。

[5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218——219页。

[57]《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04页。

[58]《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6页。

[5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881页。

[60]《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册，第585页。

汉朝文化论文篇（2）

欲探究汉魏六朝女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学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和地位，必须先考察汉魏六朝及其以前女性在经济、文化、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远古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受到男性及整个社会的尊敬与崇拜，可是经过父系氏族社会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出现逐渐降低乃至完全低于男性的境况。

在短暂的秦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了西汉，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和文化政策，并用道德与法律等手段限制和剥夺女性的自由权利，封建礼教与伦理纲常成为悬在女性头上的利刃。东汉班固之妹班昭，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为基础写出《女诫》，将此前的压抑女性的零散表述系统化、程式化，详细具体而极易起到导向社会女性仿效的作用。可以看出，到了汉代，上层社会女性的生活已经受到儒家礼教等的直接干涉和深刻影响，而《女诫》也正标志着“汉代正统儒家妇女观基本成熟和实用化”①。魏晋时期“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②。魏晋时崇尚道德品性修养，所谓“魏晋风度”是也。虽然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造成了对于伦理德行追求的下滑，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还是极力倡导，晋张华的《女史箴》是其代表。在魏晋时期，寡妇的改嫁不会受到谴责，但守节不嫁的寡妇会得到敬重和宣扬③。张承宗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此段时期“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唐代”④。同时，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参政人数的增加、从军活动的重要、所受教育与才艺的增强和劳动与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贡献等⑤。

一、女作家及作品考察的历史

关于汉魏六朝女性及其作品的考察，源自与其同时或后来的学者、文人。但是，历久沧桑，这种考察大多已经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百不存一。从现存资料看，汉魏六朝女性及其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始自南朝。钟嵘在《诗品》中品评了两汉及宋齐间的四位杰出女作家的作品。由于钟氏时距较近，评论中肯贴切，直至今日，人们还常引用其评语来论述这些作者。《文选》载录了班婕妤的《怨歌行》和班昭的《东征赋》两篇作品，并为之作注。《玉台新咏》收录了自汉至南北朝时期十二位女作家的近四十篇作品，使得当时许多女性的作品得以保存流传。唐宋以后至清，产生了大量的诗话、诗选及古诗文赏析著作，其对汉魏六朝时期的部分女性和作品多有涉及，其评论均有各自的时代气息。特别是明代钟惺的《名媛诗归》，郑文昂的《古今名媛汇诗》和清代陆昶的《历朝名媛诗词》，不但收录作品多，而且多有精辟之评语。

近代以来，伴随女子教育的普及、女权意识的提升和日渐丰富的妇女论著的推动，研究女作家及其作品一时形成风气。建国后，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从事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在中国内地与港台地区乃至国外都有著作出版和，从而形成了古代女性及其作品研究的高峰期。各种妇女文学相关著作中，旨在考察汉魏六朝女性及其作品的要数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和庄新霞博士的《汉魏六朝女性著述考论》。《历代妇女著作考》被称为迄今为止搜集最为齐备的一部妇女艺文志⑥。收录汉魏六朝女性作家32位，其中西汉2位，东汉5位，三国吴1位，晋15位，南朝宋2位，南朝梁4位，南朝陈1位，北朝魏2位。胡氏谓：“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依姓氏笔画编次，并将二十余年所采集资料重加整理：详其刊印年代，版本款式，卷数篇帙，序跋题识，编校评阅姓名；精钞名椠，间录序跋全文，以资稽考。”⑦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难以从此书中获得汉魏六朝女性著作的全貌，关键在于胡书所录32位汉魏六朝女性作家，多为《隋书·经籍志》所记载，遗憾的是她们的作品现在已全部散佚。现存汉魏六朝女性作品多依赖史书、类书、诗文选本等文献资料得以保存。

《汉魏六朝女性著述考论》从史传、类书、诗文总（选）集、唐宋人笔记等中搜集有关汉魏六朝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原始资料，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基础，兼采新的研究成果，共考论了汉魏六朝女性作家112位，其中西汉18位，东汉18位，三国8位，西晋12位，东晋12位，两晋生卒年不可考者15位，南朝16位，北朝13位⑧。到目前为止，此著作可以看做考察汉魏六朝女作家及其作品最为全面的著作（不包括后妃诏书、敕令及传说中的女鬼女仙等创作的作品），也是笔者参考较多的资料之一。另外，王延梯的《中国古代女作家集》是目前辑录汉魏六朝女性作品最为全面的集子，此书在《汉魏六朝女性著述考论》之前八年已经出版，虽然较后者的女性数量有出入，但却包括后妃诏书、敕令等，为全面研究汉魏六朝女性提供了基础⑨。

表1 《中国古代女作家集》和《汉魏六朝女性著述考论》收录汉魏六朝女作家比较

汉朝文化论文篇（3）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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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2004，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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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権強.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D].東京大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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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龙飞.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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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文化论文篇（4）

我们今天约定俗成作为“中华民族”政权通称的“中国”指称，与“历史上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前者是在晚清遭遇西方时，“中国”被迫开始从“天下”逐渐演变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的进程中产生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所具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涵，需要确立一种一体化、同质化的民族认同，政治家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到历史中去寻找构建民族的元件，从而产生了以“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始祖”论和血统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并对应了一个国家实体：“中国”。曾几何时，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征服王朝论”即为众多质疑之一，它从北方民族的立场出发，对同一性“中国”的历史叙述方式提出挑战。

“历史上的中国”之双重民族性

就纯学理而言，征服王朝论有其产生的正当性。此前，在构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中国近现代学者所叙述的是一部部汉族本位的“中国史”。如，傅斯年先生将中国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现世四个阶段。其中，自南朝陈以上的上世为“第一中国”，即“纯粹汉族之中国”。自隋迄宋的中世则为“第二中国”，其划断依据是：自公元4世纪西晋为胡人所占据后，汉族遂为胡人所挟，传至隋唐，风俗政教胡汉相杂，直至宋朝才胡气渐消，因而需要将唐宋之中国与“纯粹汉族之中国”分别看待。而宋亡之后至清帝退位为近世阶段，“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这其实在暗示民国之后的现世为“第三中国”。显然，这一分期法是“皆依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以立论”。

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在近现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多强调中国民族发展的汉族同质性，认为其他入主中原的民族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往往被汉族所消融、同化了。梁启超先生就认为，虽然汉人常常遭受北方异族的武力征服，但在精神与文化上，汉人实现了对其反征服。在此类历史叙述中，北方民族被消解于汉族史中，其“中国性”也因之成为疑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激发国民的爱国意识，宋代的抗金将领岳飞被诠释为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

1949年，美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征服王朝论，他把近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史”划分为十大时期，两种类型：

一、典型中国朝代

1.秦汉（B.C.221－A.D.220）

2.分崩离析时期之汉族王朝（220—581）

4.隋唐（581—907）

5.宋（960—1279）

6.明（1368—1644）

二、征服与渗透王朝

3.拓拔魏（386—556）及在其先后之其他北方异族所建立的王朝

5.辽［契丹］（907—1225）

6.金［女真］（1115—1234）

7.元［蒙古］（1206—1368）

10.清［满洲］（1616—1912）

其中，秦汉隋唐代表典型的中国帝制；北魏则是渗透型王朝的代表，该类王朝侵入汉地的方式是半和平的渗透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忘记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而作为征服型王朝的辽、金、元、清则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武力征服方式将部分或整个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祖宗根本之地”视为本政权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这类王朝的统治民族对汉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始终维持着部分本民族特征。

征服王朝论的核心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的观点，其所借用的理论武器是1935年以来美国人类学家Redfied等提出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所谓涵化，是指包括各种不同文化的群众在不断接触中所产生的现象，以及原有各种文化在接触中所产生的变化。同化理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完全合并只是涵化的很多历史可能性之一，而只要完全的社会融合无法办到，文化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在某种条件下，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两种相互适应文化的共生，其结果可能产生与其母文化相异形态的第三文化。魏特夫认为在征服王朝中就存在着农耕、游牧文明共生下的第三文化形态。但与此同时，他也注重从游牧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游牧、农耕二元性格的成因，认为辽、金分别代表了征服王朝形态的两大类，辽是文化抵抗型，金是文化让步型，清介于两者之间。

最终，魏特夫并没有将北方民族社会从中国政体中分离出来。相反，他认为辽、金、元、清等应属于中国帝制史的组成部分。他通过对辽代社会史的研究，率先揭示出北方民族政权所具有的二元特性，并赋予其与汉族政权对等的中国征服王朝地位，从而揭示出“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族共存的双重民族性，及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反影响。此为征服王朝论之精髓所在，在学理上有极大的借鉴价值。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后经由田村实造等人有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引起日本学界的广泛讨论，该理论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征服王朝论在日本学界的演变

日本学界将是否存在二元统治特征作为衡量征服王朝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也承认当征服王朝进入汉地时即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对魏特夫理论的沿袭。他们主要批判魏特夫完全没有从征服主体的北方民族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建立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征服王朝所具有的农耕·牧畜社会的二元性格是北亚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其中，突厥、回鹘的兴起可视为从匈奴、柔然等纯粹的游牧帝国过渡到辽、金等征服王朝的中间环节。

经由日本学界改造，征服王朝成为独立于中国农耕社会之外的北亚世界的自我孕育，这与魏特夫立足于中国农耕、游牧社会文化共生的视角有极大的不同。立论基础的不同造就了两者在征服王朝界定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本学界内部也存在，大致有以下三类现象：

其一，村上正二主张将金、清朝排除于征服王朝之外。这是因为辽、元建立者契丹与蒙古族为游牧民族，而金、清则为狩猎、农耕民族之女真、满洲族所建立，两者在生产体系和文化性格上存在某些差异，将它们集中在同一路线上去论证北亚发展道路的一元性有一定的障碍。但田村实造、护雅夫、吉田顺一等人认为，辽、元与金、清朝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应视为北亚世界内部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且两者达到的征服目的是相当的，因而金、清与辽、元一样，都可以置于征服王朝之列。

其二，田村实造、谷川道雄等将魏特夫所界定的渗透王朝———北魏看做征服王朝的“前史”，江上波夫则在《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将北魏看做最早出现的征服王朝。江上波夫还将征服王朝论与骑马民族论相结合，提出古代北方民族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由“骑马民族———游牧帝国———征服王朝”三个演进阶段，将征服王朝论扩张成包括日本及整个欧亚大陆游牧和其他民族在内的历史理论体系。

其三，岛田正郎在《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契丹族政权在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等方面具有很强烈的北亚民族意识，不当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而应从中国史的系列中排除，是与中国并立的“胡族国家”。

日本学者的以上认知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至明治20年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学者民族自信心强化，逐渐意识到日本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在史学领域开创了以“东洋史”代替“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把东洋史研究领域从“中国”扩大到周边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的平等立场。在此背景下，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不再把中原王朝与边疆异族政权看成是一个同一体，宋史属于“东亚史”，辽、金则被归于“北亚史”的研究范畴，而两者都被统一在东洋史的研究视角下。葛兆光先生称这一学术取向是以“大”涵盖“小”，以东洋史、亚洲史等更大的研究论述单位，淡化了“历史上的中国”的特殊性与同一性。

而自20世纪初白鸟库吉开创北亚史研究以来，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王朝中非汉族政权性质的研究已颇为留意，先后出现的理论有“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都强调中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当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传入后，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用征服王朝或渗透王朝比用异民族王朝更能体现出北亚民族的统治性格，并接受了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这些征服王朝在进入汉地之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此前及撤离汉地之后则恢复了自身独立发展的状态。显然，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汉人对北方民族精神与文化上的反征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从精神到武力上，北方民族都是作为纯粹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此种意识若达到一定程度，将割裂“中国”的同一性。在岛田正郎那里，辽朝的“中国”身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日本学界还倾向认为，当元朝撤离中原之后，北亚世界又进入了独立发展道路，今天的东北地区是满清带给中国的“礼物”。考虑到征服王朝论在日本盛行的时代政治背景，此类认识显然有为日本侵华张目的嫌疑。

汉朝文化论文篇（5）

【导语】

白山成人高考考试科目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8号）文件要求，2018年吉林白山成人高考统一考试于10月27日—29日进行。

层次科类代码科类名称答卷文字参加的考试科目 专升本11文史、中医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12艺术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专升本13理工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专升本14经济管理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专升本15法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民法； 专升本16教育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专升本17农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专升本18医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专升本19汉语言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现代汉语； 专升本20朝鲜语言文学类汉文答卷朝文政治；外语；现代朝鲜语； 专升本21朝鲜语汉文答卷政治；朝鲜语；现代汉语； 高起本4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本4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专5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汉朝文化论文篇（6）

【导语】

考试科目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8号）文件要求，吉林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于10月27日—29日进行。

层次科类代码科类名称答卷文字参加的考试科目 专升本11文史、中医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12艺术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专升本13理工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专升本14经济管理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专升本15法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民法； 专升本16教育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专升本17农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专升本18医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专升本19汉语言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现代汉语； 专升本20朝鲜语言文学类汉文答卷朝文政治；外语；现代朝鲜语； 专升本21朝鲜语汉文答卷政治；朝鲜语；现代汉语； 高起本4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本4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专5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汉朝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汉朝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华音启蒙谚解》 《你呢贵姓》 “是”字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176-01

中国与朝鲜两国山水相连，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朝鲜与中国，在政治外交上一直是‘宗属关系’，‘册封朝贡关系’，在经济文化方面，许多文化样式起源于中国，朝鲜在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1]

“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必然会产生语言之间的沟通，这对于语言的教育必然是一个促动。历史上，国外的汉语教育中，朝鲜起步最早，成果最丰富，独树一帜。朝鲜国的汉语教育经过古代三国（公元前37-668年）、统一新罗（669-917年）、高丽（918-1392年）等历史阶段，到朝鲜时代（1393-1911年）得到空前的发展”。[2]“《汉书》记载：汉武时置四郡，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悄悄亡归朝。卫满自燕亡命来到朝鲜后，两地间的移民不断增加，促进了朝中人民的经济交流与联系。置汉四郡对两国各方面的交往起了很大的作用。朝中之间，从后汉初开始成立册封朝贡关系。朝贡陪伴中国的回赐，不仅有政治外交上的目的，还有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意义。特别对朝鲜来说，这是接受中国高级文化的重要通路”。[3]

朝鲜的汉语教学在朝鲜时代出现过一个高峰，这与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这是朝鲜汉语教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朝鲜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不能确定。不过朝鲜人早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使用汉字、汉文是有据可查的。当时古代朝鲜人使用汉字不能说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公元前后朝鲜上层人物已经熟练掌握和使用汉字了”。[4]

《华音启蒙谚解》（以下简称为《谚解》）和《你呢贵姓》是朝鲜时代的两部汉语会话教材，这两部教材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朝鲜国人学习汉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两部教材中出现的常见句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朝鲜国人学习汉语。笔者主要对这两部教材的“是”字句作以研究，来试图分析常见句式的特点以及所体现的教学特点。对于“是”字句的研究分析，主要是从“是”字句的概念、“是”字句的分类和特点上来进行分析。

一、“是”字句的概念

“是”字句在《谚解》和《你呢贵姓》中出现的也是非常之多，是个主要的句式。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在《谚解》和《你呢贵姓》中“是”字句的情况，以“是”字句作为具体整理分析的“是”字句。

二、“是”字句的分类

在《谚解》和《你呢贵姓》中出现的“是”字式的频率是很高的，“是”字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下面将出现在《谚解》和《你呢贵姓》的“是”字句进行如下的归类.

㈠ 名词1+是+名词2

在“名词1+是+名词2 ”的结构中，名词1与名词2等同，二者可以前后进行调换。在这类“名词1+是+名词2”的结构中，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类。

1.名词1或名词2是代词

例如： ⑴哥儿们三个，我是老大咧。（《谚解》P470）

⑵他们是大上海来的，听说是进京赶考咧。（《谚解》P473）

在上述三个例句中，我们可以将名词1和名词2调换位置。“哥儿们三个，我是老大咧”与“哥儿们三个，老大是我咧”两句所表达的句义相同，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同样“他们是打上海来的，听说是进京赶考咧”与“打上海来的是他们，听说是进京赶考咧”。

2.名词1是专有名词

看出现在《谚解》中一个“是”字句：“这里有名的徐通关是我的老人家”（《谚解》P478），在这里的名词1是专有名词“徐通关”，可以将此句变成“我的老人家是这里有名的徐通关”，名词1与名词2调换位置后，两句所表达的句意并没有改变。

㈡ “名词 1和名词2的关系有多种多样，原来句子中的名词1和名词2 并不能调换，但是名词1增添隐性中心词后，“是”前后部分等同，可以调换位置”。句子中的名词1的隐性中心词表示的意思也十分丰富。

1.表示身份

以出现在《谚解》的句子为例：

⑴我是在民的，原籍浙江的人。（《谚解》P469）

⑵你老是外来的贵客呢。（《谚解》P470）

上述“是”字句可以理解为以下句意“我的身份是在民的，原籍浙江的人”，“你的身份老是外来的贵客呢”和“我的身份是江南苏州府人，贱姓王啊”。

2.表示职位

以出现在《谚解》的句子为例：“我是现任北京礼部里郎中” （《谚解》P481），在这里名词1的隐性中心词是职位，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职位是现任北京礼部里郎中”。

3.表示比喻

以出现在《谚解》的句子为例：“嗳呦，你是个老江湖咧” （《谚解》P491）。此“是”字句中的“是”表示了比喻义，意思是说：“你像个老江湖一样”，语气上来讲，显得更为重一些，所表示的句意并没有改变。

㈢ 名词2是偏正短语。

“原有句中的名词1和名词2不能调换位置，但是名词2的中心语可以变换成名词1的中心语，这样变化后，“是”前后部分等同，可以前后调换位置”。[5]

例如：⒈我们敝国人是这样妆扮。（《谚解》P481）

2.你老是好大的前途。（《谚解》P481）

在上述例句中，名词1和名词2并不等同，也不能调换位置，但是名词2的中心语可以变成名词1的中心语后，这样变换后，就等同了。“我们敝国人是这样状扮”变换后与“我们敝国人的状扮是这样（的）”，两个句子所表达的句意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朴京淑：《试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第5页。

[2]金基石：《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教育及其特点》，载《汉语学习》2005年第5期，第73页。

[3]金翰奎：《韩中关系史》，《大宇学术丛书论著》，1999年，第147页。

[4]朴京淑：《试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第6页。

[5]李林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4月第1版，第258页。

汉朝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073-03

一、序言

中国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汉字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在身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中，朝鲜半岛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及。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各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古人们是如何学习汉字汉语的问题。

二、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675年，新罗在中国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神文王二年（682年）效仿唐朝设立了国学，后又于景德王六年（747年）在国学分设了博士、助教。新罗的国学将《论语》和《孝经》定为必修课，并按照主修课目的不同，将教学科目分为《礼记》和《周易》、《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三科。国学招收的学生都是16～30岁的贵族子弟，且学习年限为9年。

公元788年，新罗效仿唐朝设立了与汉字汉文教育制度相衔接的读书三品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会要》卷三五有载：“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打破了新罗原来只按出身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仅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汉字和汉文的热情，也为日后汉字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也进一步扩大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仅以837年为例，新罗的在唐留学生就达到206名，是当时在唐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新罗政府一般都会将他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或是地方加以重用。这些举措也促使更多的朝鲜人赴唐学习汉字和汉文。朝鲜人在学习汉字和汉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吏读”、“乡扎”和“口诀”三种不同的汉字标记法。广义上也可将这三者统称为“吏读”。它们都是将汉字借用为标记符号，只是方法略有不同。“吏读”和“乡扎”的方法比较相似，都是将汉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而句子的行文则完全遵循朝鲜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吏读”和“乡扎”借用汉字的方法一共有四种，即音读、训读、音假和训假。音读是直接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训读是借用汉字的义，但读音则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音假和训假则是分别采用汉字的读音和与之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这两种方法都只将汉字借作表音符号，并不取其义。“吏读”主要用于官府公文，“乡扎”则主要用来记录流传于民间的“乡歌”。“口诀”采取在汉文中加注朝鲜语语法成分的方法，它是一种以朝鲜语的方式阅读汉文的辅助手段。“口诀”分为“释读口诀”和“顺读口诀”，前者是将汉文按朝鲜语语序做调整后阅读，后者则是在汉文的短语之间插入词尾和助词等直接读解。“口诀”中加注的朝鲜语词尾和助词等成分被称为“吐”，有“字吐”和“点吐”之分，它们分别利用汉字和点等符号来标注。现存的释读口诀资料主要出现在高丽至朝鲜时代初期，而顺读口诀则一直使用到更晚的李朝末期。

公元9世纪末，新罗国力衰弱，从中分立出后百济和泰封，史称“后三国”。其中王族弓裔建立的泰封国虽然历时不长，但却设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语言机构――“史台”。据《三国史记》卷四十和卷五十所载，“史台”是专门“掌习诸译语”的机构，而汉语则是它的核心科目。泰封的部将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改国号为“高丽”。后来高丽先后击灭新罗（935年）和后百济（936年），再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高丽王朝时期

汉朝文化论文篇（10）

八角廊竹简《文子》第2212号：“朝请不恭，而不从令，不集。平王”。在这里，有一个极端重要的词是“朝请”。

“朝请”，《辞源》解释为：“汉律，诸侯春朝皇帝叫朝，秋朝叫请。” 关于“请”，《辞源》又解释说：“朝会名，汉制，春曰朝，秋曰请。”《说文解字》：“请，谒也。”段玉裁注：“周礼，春朝秋觐，汉改为春朝秋请”。按照《广韵》，作为礼法内容的“请”为“疾政切，劲韵”，应该读为去声。《辞源》的解释和段玉裁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集解》引孟康之言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

“朝请”的制度在西汉初年已经显得非常重要，是否有朝请的资格，和当事人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有资格之后，是否朝请，也代表他本人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史记·陈丞相世家》：“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史记·南越列传》：“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书·东方朔传》：“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列为公主，赏赐邑入，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与这个制度相一致的是，出现了“奉朝请”这样的荣誉性的官职，一直延续到后代。《宋书·百官志下》：“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

是不是可以说“朝请” 的制度是从西汉开始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史记·货殖列传》：“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毋庸置疑，“朝请”作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已经开始实行。

但是，先秦古书中，并没有出现“朝请”一词。可以肯定地说，秦始皇称帝以后，确立了“朝请”的制度。这当然和他废分封、立郡县有直接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廷尉议是。”

先秦时期，最常见的是“朝聘”。《说文解字》：“聘，访也”；《尔雅·释言》：“聘，问也”。“聘”是诸侯之间的礼节，《周礼·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诸侯与天子之间相互派使节问候，也叫做“聘”。《春秋谷梁传》隐公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诸侯亲自拜见“天王”，叫作“朝”。《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总之，“聘”是问候性的、相互的礼节。而“请”则是单方面的、法定的义务，《说文解字》：“请，谒也。” 孟康说朝请“如古诸侯朝聘也”，还不够准确。应如段玉裁所言，“朝请”由“朝觐”演化而来。《汉书·礼乐志》：“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礼记·曲礼下》：“诸侯背面见天子曰觐”，《说文解字》：“觐，诸侯秋朝曰觐”。“朝觐”限于诸侯，而“朝请”在秦汉则扩大到重要的大臣。周代的诸侯派使节问候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汉代的王侯则用“不朝请”或派人“代为秋请”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总之，废分封，立郡县，加强皇帝的集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与之相适应，“朝请”的制度在秦始皇那里确定下来，“朝请”一词是在秦始皇称帝以后才逐渐流传应该是很可靠的。由此来推断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也是可靠的。

汉代分封诸侯，逐渐尊崇三代，推重六经，“朝聘”的说法并没有绝迹。但是，汉承秦制，也一直非常重视中央集权的问题，沿用“朝请”的制度和说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尤其是“朝请” 在汉初一直到宣帝时期还频繁出现。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很厉害，前文已述，有没有朝请的资格，愿不愿意朝请，都是事关大体的。竹简《文子》中很严肃地讨论“朝请”的问题，也肯定是在“朝请的问题成为问题”，为大家广泛关注的背景下，才能显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不会依据偶尔的闲谈或者随口的杜撰中突兀地提出来。所以，把竹简《文子》撰作年代的上限定在秦始皇称帝之时还是稍嫌粗糙。我们还需要考虑与“朝请”制度相关的“诸侯”问题。

“诸侯”与竹简《文子》的撰作年代

今本《文子·道德》中与2212号竹简对应的文字是：“诸侯轻上，则朝廷不恭，纵令不顺。” 竹简本的“不集”“平王”等重要的信息都被遗漏了，“不从令”被改成了“纵令不顺”，“朝请不恭”更被改成了“朝廷不恭”，显然是今本《文子》没有理解竹简《文子》中的说法，甚至是有意改窜“朝请”这一标志性的名词。但是，今本《文子》毕竟和竹简本有渊源关系， 2321号竹简：“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在今本中对应的文字是：“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而且，根据今本，2321号竹简和2212号竹简的文意是相联属的：

2255 平王曰：“子以道德治天下，夫上世之王

2376 观之古之天子以下，至于王侯，无

0877 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贤

2252 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2213 以相生养，所以

2206 相畜长也，相

2212 朝请不恭，而不从令，不集。平王

0567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绝，义取者，

2321 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

——竹简《文子》

文子问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继嗣因业，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祸败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时有亡国破家，无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则夙夜不懈，战战竞竞，常恐危亡，无道德则怠情，其亡无时。使桀纣循道行德，汤武虽贤，无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养也，所以相蓄长也，所以相亲爱也，所以相敬贵也。夫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诚使天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祸灾何由生乎！夫无道而无祸害者，仁未绝，义未灭也；仁虽未绝，义虽未灭，诸侯以轻其上矣，诸侯轻上，则朝廷不恭，纵令不顺；仁绝义灭，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灾害生，祸乱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祸也。”

——今本《文子·道德》

2212号竹简的“朝请不恭”由于竹简损毁，缺少主语，根据今本必是“诸侯”无疑。竹简《文子》中的“诸侯”二字也是极端重要的。

秦二世末年，“诸侯并起”。项梁拥戴楚怀王，自号“武信君”，秦将章邯破楚军于定陶后，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史记·项羽本纪》）巨鹿之战以后，“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叛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向东。”（《史记·秦二世皇帝本纪》） 灭秦以后，“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 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史记·项羽本纪》）楚汉相争中，刘邦获胜，“定天下、王子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史记·吕太后本纪》）此后，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成了西汉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西汉初年，分封什么样的人当诸侯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刘邦听从郦食其的建议要分六国诸侯之后为诸侯，遭到张良的激烈反对，张良一口气列举了八个不可行的理由，刘邦恍然大悟，大骂郦食其，并收回成命。（《史记·留侯列传》：“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但是对刘邦手下的大臣，张良却主张分封刘邦最讨厌的人为侯，以安定人心，避免发生叛乱：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留侯世家》

竹简中的这些内容正好和防止诸侯背叛的思想相一致：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绝，义取者，0567诸侯倍（背）反（叛），众人正，强乘弱，大陵小，以2321

当然，强化皇权而削弱诸侯的势力在西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下推恩令，元鼎五年（前112）又借口列侯所献酌金“不如法”，夺去106名列侯的爵位，基本上解决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一时期的老百姓不再是“久乱之民”，社会现实也不再是“淫暴之时”。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历史时期，考虑到竹简《文子》乃是道家著作，可以看作竹简文子的撰作下限。这个时间要比竹简文子的下葬时间要早至少50余年。[出土了竹简《文子》的八角廊，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发掘者倾向于前者。（1）《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前65-前61)引“五兵”说上书谏出击匈奴。魏相所引“五兵说”和竹简《文子》内容上完全一致。那么，汉宣帝元康年间(前65-前61)就是竹简《文子》撰作的绝对下限。

就思想倾向而言，竹简《文子》强调无为而治，又强调道德仁义的作用和教化的功能，认为刑罚不足取，讲究用兵的正义性，都和汉初的社会情形和政治需要完全吻合。汉初的皇帝也乐于向臣下征询治理天下的途径和方法，比如著名的陆贾对刘邦“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言论。王博先生业已指出，陆贾《新语》一书与竹简《文子》在守天下、持柔、强调君主以身为教则民化，并反对以刑罚治国等方面均有相同或相近之处。（2）

特别是《新语·无为》中提到：“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死而为之者哉？故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和竹简《文子》：“主国家安宁，其唯化也，刑罚不足……”的思想完全一致。《新语·无为》文末引孔子之语：“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先之于身而已。”竹简《文子》说“古圣王以身先之，命曰教。”二者的思想和句式都是如出一辙。

在汉武帝的时候，还问东方朔“吾欲化民，其有道乎？”东方朔回答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而按照《汉书·东方朔传》的记载，汉武帝提问的背景是“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相比之下，“孝文皇帝”所面对的就是竹简《文子》中所说的“久乱之民”了。

同时，竹简《文子》的出现和这样的文化政策也是直接关联的：“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另外，汉初诸侯王广泛养士，规模不下于战国时期。汉景帝时，梁孝王“拟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汉书·文三王传》）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更是以招致宾客名闻天下。还有，汉代诸侯王好诸子之学，两汉之际的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汉书·扬雄传》）西汉武帝之前，黄老之术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自不待言，汉成帝时，东平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虽然遭到拒绝和斥责，说明汉代诸侯王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事实上，竹简《文子》就是出土于中山王墓中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促成《文子》一书的问世。

我们认为，竹简《文子》的撰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上限最大的可能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6年。这一点我们在竹简《文子》之中还可以找到内证：

2252号竹简：“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史记·陆贾列传》：“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两者相比，句式完全一样，只不过竹简文子是在说远一点的的历史而陆贾是在说刚刚过去的现实。汉初，人们，包括刘邦本人，对刘邦为什么取得天下多有讨论：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史记·高祖本纪》

汉五年刘邦曾考虑建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刘(娄)敬认为周以德服天下， “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而刘邦连年征战，造成了“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的惨淡局面。刘邦是以“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取天下，在德政方面建树不多，所以刘敬直截了当地对刘邦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窃以为不得也。” （《史记·刘敬列传》）

竹简《文子》一方面可以指明“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0880］之权，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0831］”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又提出“然臣闻之，王者盖匡邪民以为正，振乱世以为治，化淫败以为仆［1172 0820］”，也和汉初的社会情形相吻合。

解决了竹简《文子》撰作时间的上限（秦始皇称帝——汉高祖初年）和下限（汉武帝独尊儒术、行推恩令——魏相引五兵说）的问题，（3）可以使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竹简《文子》可以被理直气壮地看作汉代道家（至少也是秦汉之际）的重要作品，其次“平王”与“文子”的问答是出于伪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汉代也有一位平王），“文子”非老子弟子，更不是范蠡之师则得以肯定。这两点，已经是文子研究的要害和症结了。（4）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