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05 ― 02

一、引言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只有努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文化理论，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二者虽然形成时期不同，却保持了党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连贯性。同时基于不同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针对文化建设的目标、内容、内涵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达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一致性

（一）二者都坚持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都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还影响着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1〕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正确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地掌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预见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明确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才能制定出文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二者都强调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关键

坚持党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文化建设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新时期，要继续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提高党在文化创新上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加强对中国先进文化的领导和传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先进文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和关键因素。

（三）二者都指出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建设的法宝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志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2〕文化统一战线的创立，不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中不但没有放松，而且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大力加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一些领域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封建文化和腐朽文化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出现信仰危机的警报;农村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城市社区文化尚不完善，文化事业受到诸多消极因素的严重影响。同时，国外与国内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分裂祖国，阻挠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强势进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取得文化建设的成功，广大文化工作者不仅联合内部各条战线，而且联合其它各条战线的工作者，不断加强思想宣传，提高思想境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共同加强文化建设的堡垒，巩固和加强了文化统一战线，使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沿着先进的方向发展。

（四）二者都遵循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正确方针

任何文化要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也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即要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强调要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求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必须结合起来，既要汲取积极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和抵制消极落后的因素。同志关于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思想为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解答和正确的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开放的，能够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借鉴外来文化，做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坚持文化继承、发展与文化借鉴相结合的方针，汲取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提升了文化建设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是一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斗争者、革命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服务的，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不仅是大批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接班人，更需要广大有知识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要求和标准，这一目标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科学。

（二）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志从“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思想出发，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要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也确实对推动革命斗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效用。然而，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实践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更多的被强调为意识形态性质和思想政治功能，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效，能够更好的激发和号召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信心，而其科学文化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正是由于当时党在文化建设上的这种功利性态度，使得当时的文化建设成为单一的思想建设，除了革命文化之外，其他的文化形式都被忽视和排斥，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和模式是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党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特点，但其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内涵却存在差别。

从民族性角度看，二者都主张民族文化的平等和独立，要求文化的民族形式和内容，对民族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针。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3〕 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奴役和压迫，主张建立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斗争性、革命性，突出的是文化的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反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主张实现民族繁荣、国家富强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独特性、发展性，不仅凸显文化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坚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展现出更高的层次和内涵。

从科学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文化内容的科学性提出了严格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要求文化内容的科学性，还强调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提倡文化建设的科学精神。

从大众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强调人民大众是文化建设的源泉、主体和服务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的人民大众则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大众的发展为目的，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涵盖的范围更广，服务目标更高。

结语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大文化理论创新成果，其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看作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则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二者继续坚持了党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参 考 文 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2）

【作者简介】 林利红，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经管学院教师、硕士；杨昌明，中国地质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10-0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党的十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严密部署。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在传承文化文明、创新文化知识、弘扬文化传统、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中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高校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引领社会风尚，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具有重要作用。高校作为传承知识和价值的社会组织，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殿堂，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播先进、优秀的思想文化，既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高校的神圣职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先进的知识体系，更是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重述，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高校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梳理、研究，将其学科化、专业化、科学化、学术化，融合在相关学科和课程之中，整合到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之中，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课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他们把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各自的学科对这一价值体系进行研究，并在相关课程中作出新阐释，才能推动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其次，高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是学科群集、知识密集的地方，既有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及人才队伍，也有门类相对集中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群及人才队伍。这是高校独特的优势，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无法比拟的。高校强大而高素质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学科前沿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创新的品格、刻苦钻研的精神、克服困难攀登学术高峰的勇气，既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高校密集的学科环境，客观上使各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促进了大量分支学科的产生和交叉综合学科的出现，各学科在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中，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纵深发展和全方位拓展。

再次，高校在引领社会文化发展中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高校不仅传承和传播着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以自身创造的高品质的思想文化积极影响、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高校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一方面，高校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使社会文化中最先进、最前沿的部分得以系统记录、广泛传播，使社会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得以积极扬弃，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社会文明风尚得以提升，从而成为社会先进思想文化、优秀价值精神的传承者；另一方面，高校在对社会文化进行学科化、专业化的梳理过程中，广大师生求真求实，艰辛探索，积极创新，创造了许多领先时代文化成果和文化产品。这些思想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各种途径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转化为社会文化，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

二、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应勇于担当有所作为

首先，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拓展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内容。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师生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其外在形式——文化环境和氛同的总和。当前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两部分。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升华为与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同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相伴而生的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特征的改革创新精神。高等学校应积极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载体效应，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精神的力量端正学生的理想追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真正起到弘扬和培育青年大学生民族精神的作用。具体来讲，高校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开展历史知识竞赛、爱国歌曲比赛等活动，并充分发挥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内宣传媒体的作用，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促使学生了解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熏陶。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利用国际、国内重大时事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激发大学生的爱围之情和报国之志。此外，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学生社团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高品位、高质量的科技文化活动，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教育活动中，倡导和鼓励大学生求科学真知、树文明新风、强综合素质，为大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其全面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高校课程优势，主动担当文化传承和传播工作。高校课程具体可以分为人文课程、“两课”课程和专业课程三大类。这些课程都会涉及民族文化教育的相关知识，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具有自身的优势。人文课程不仅要在形式上丰富多样，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应当彰显其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优势。高校人文课程内容中，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中国杰出的历史人物事迹，国外的进步文化思想等内容都会给人丰富的启迪。目前许多高校通过开设大量人文方面的选修课程，举办人文素质讲座，开展第二课堂教育，加强实践训练等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端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大学生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加强课程建设、改进课堂教学，把民族精神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增强其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高校还要结合学科专业知识，发挥专业课程的优势，积极进行文化教育和传播。从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来看，无论是文史类专业还是理工类专业都包含有介绍中外文化知识的课程。一方面，高校任课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利用中外文化的差异，挖掘不同课程中不同的文化教育内容，将中华名族文化精神教育渗透到学科专业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中外文化差异，以国外进步文化为动力，以本民族文化现存的不足来鞭策自己不断进取，引导学生更好地进行文化选择，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励大学生的文化担当。

再次，有效利用高校自身的特色资源，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许多高校除了具有自身的办学特色外，还常有诸多潜在的特色资源，包括高校创办以来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资源和高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资源等。因此，高校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深入挖掘这些潜在的特色资源并加以整合，将校本文化融入到区域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来，不断拓展大学文化的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人才资源是高校巨大的资源，也是高校真正进行文化担当和作为的保证。高校的人才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教师、知名学者，高校学生也是重要的人才资源，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力量。对于高校来讲，应该主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努力动员高水平的文化人才参与文化建设，比如重要的文化发展规划、重要的文化项目、重要的文化场所建设方面，高校的文化人才应该主动介入，积极贡献，建言献策，做好高水平文化战略的设计论证工作，高水平文化工程的咨询服务工作，切实为思想艺术水平高的文化产品创制、推行和普及发挥关键作用。高校的学生也要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比如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主体是学生。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作为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深入基地，亲身体验与实践，促使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增强文化体验和感知，大学生也可以将校园文化和民族文化、市民文化结合起来，创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从而繁荣和丰富文化艺术形式和内容，这同样是一种文化创造和作为。

三、高校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担当与作为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化具有承袭性，是变革和坚守的综合作用过程。高校作为一个文化组织，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阵地，应科学定位，因利利导，发挥作用，务出实效。

一是在立场上要坚守文化本位。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的产物，其使命在于作为对人类知识和价值进行社会传承的学科化和组织化机构，促进社会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其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文化的萌生与发展。也就是说，文化构成了大学存在的依据。大学或高校作为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心，应该坚持文化品格，坚定文化信仰。特别是在高校实现办学功能的时候，要用文化进行功能实现的整合。特别是当今社会，高校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主动参与经济建设，给人以逐利的色彩。高校参与经济建设，服务社会，这是必须和必然的，但是高校要牢记自身的文化定位，要在参与社会中转移和普及科学文化，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含量，进而增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

二是在参与上要突出优势特色。文化是包罗万象的，也是多层次的。高校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凝聚力量，取得实效。一是要结合高校的办学定位。高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其文化创造的基本格调，决定了文化创造行进的方向，比如一些高校的办学是瞄准国家重大前沿课题的，那就应该创造高端的文化产品。二是结合学科特点。学科特点决定了文化创造的内容。比如，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应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作用，艺术院校则应该在文艺方面进行精神创造。三是要结合学校师资优势。在高校，高水平师资是办学的关键，高校要进行文化创造，履行文化担当的责任，离不开高水平教师的参与，要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其文化创造激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三是在方式上要综合推进。当前，高校各项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越来越频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的各项工作必须统筹协调。文化建设对高校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更显功力和定力，对高校谋求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力量。很多时候文化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立竿见影，需要较长时间的智力和精神投入。特别是比较大的文化工程，往往需要不同学科、不同资历、不同代际的人共同参与。越是如此，高校越是要注重统筹推进，做好项目的设计、规划、人员配置和保障服务工作，在重大关口应该特事特办，根据文化建设规律特点运用综合方式，为学校参与文化建设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3）

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基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合优秀的世界文化成果。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柱，促进社会稳步全面的前进。历经9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党始终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国梦。

1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进行了完整的概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存在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是反映的独裁的，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想要统治中国的文化，而半封建文化是提倡旧的文化，旧的思想，带有封建性质的文化，这两类文化都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破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治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中华儿女才能争取民族独立，以崭新的面貌开创新中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替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竞争，为满足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

2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民族性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被全民族人民能动的表现出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它是外来文化要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它是通过民主文化的繁荣来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是在世界的角度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展具有中国形式，积极吸取国外进步文化的文化。例如吸收外国的文艺形式，要和中国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表现我们中国的内容；对于马列主义这种外来新文化，要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确立正是这种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开放长远的眼光正视中国文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保持自己原有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的学习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与各国各民族同进步，共同创造人类先进文化，曾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2]只有正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3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科学性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辩证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当正视历史，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实事求是对待祖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马克思主义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有了科学的知识，迷信自然就被打破。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发展。给予历史文化、历史人物以科学的评价，肯定其应该肯定的，否定其应该否定的，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是反对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应当剔除封建性质的文化，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扬自古以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观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反对一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违背的文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一切违背这种科学性的文化，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不断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全面的发展。

4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民主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在群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创造革命理论，运用理论经过实践完成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都要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又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进行文化教育时，理应当顺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为了文化普及，为了和民众相结合，语言必须接近群众，文字也必须进行改革。

这种在文化上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统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民为主，以人为本，创造为人们服务的文化，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精神文化支柱，更全面的普及文化知识，弘扬文化精神，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素养，让全国人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华人民在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残余进行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新时期，我们应提倡文化的多样性，自由讨论，自由创作，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共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5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性贡献

在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也正是是新中国成立的第64年，同志带领几亿人民开辟了中国的新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志曾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含义仔细的加以论证，他在《新民主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论政策》等文章和讲演中较为透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新中国的独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中，提出了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内容。这种文化观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成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纲领，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探索时期。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建设文化事业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基础，都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更大繁荣的指导思想。在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艰苦探索和伟大实践中，我们尤其应当十分注重和强调同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果，也是同志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光荣责任

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不断的飞速发展，中国文化加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紧随世界的发展脚步，丰富和壮大自己。同时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文化中取其精华，给予世界正视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独特的文化元素，在许多领域开创出带有中国文化的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壮大在全球的影响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鲁迅认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不断凝聚人民力量，在改革创新中发展与时俱进的文化。“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既要有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强大的硬实力作后盾，也离不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来支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国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诸方面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是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的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的理论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指导思想。21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也将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695.

[2].选集（第2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706.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4）

马克思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每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再保持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每个民族国家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来往的普遍联系之中，世界历史不仅使每个民族国家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而且也使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也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一、世界文化之含义

世界文化是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进程逐渐形成的发展的，正如现今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世界文化也是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文化，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最为典型的是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西方海外扩张和殖民之前就到许多的民族国家进行传教，他们不仅把西方宗教文化和西方文化传入其他的民族国家，而且将他们了解的所在的传教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的传递回国，让他们国家的人也了解被传教国，这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海外侵略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当然，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文化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它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化意识和文化形式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超越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独殊性而成为具有全球性、普遍性的世界文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文化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倾向。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传统等原因造成民族、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但冲突并没有消灭世界文化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人类文明是趋同的，表现在文化上同样也是如此，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将构成世界文化的内容，因为，一方面“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②整个人类在生理、智力和经验等方面具有的共性，为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③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共同的利益、相同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也为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每个人都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时，将是世界文化完全形成之时。

二、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辩证关系

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互为基础、相互规定的辩证关系，首先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基础，世界文化是在每个民族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既包括每个民族的文化，但又不是具体哪个民族的文化，它是每个民族文化的整合、交融，是每个民族文化精华的集中。其次，世界文化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民族文化的发展总是以世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世界文化形成和发展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人们交往越普遍、频繁和深入，世界文化就越发展，世界文化体现的是人类文化的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生活方式等等都受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所以，民族文化的发展常常是服从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发展趋向世界文化。正是如此，全球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世界文化体系的不平衡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世界文化也会由冲突和不平衡性逐渐走向统一和平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④随着民族之间对立和隔阂的消失，民族的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也会消失，这时，人类整个文化就会达到高度的统一，即世界文化高度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与五千年古老的文明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相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发展着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并且中国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也促使中国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并融入世界文化中，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又受到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所制约，“文化霸权”常常压制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西方文化无论是先进的、积极的，还是腐朽的、消极的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铺天盖地的席卷中国大地，试图渗透到每个领域、每个角落，对我国的文化产生了强烈地冲击和震荡。另外，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同时，中国传统中的一些陋习依然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负面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迷失了灵魂，甚至是丧失了灵魂，只剩下一个躯壳，那么，这个躯壳的存在就是无意义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它使一个民族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决定着这个民族力量的指向。因此，现阶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既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和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和主旋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坐标和道德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是中国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强大冲击和干扰下，屹立不倒的有力保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全国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之力，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促进人们心理和谐的内在要求。和谐文化和文明风尚将为中国乃至世界呈现出文明、活力、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它将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人们的积极向上、乐观豁达、良好的精神面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人民如果是颓废、消极的、低俗的精神和道德，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它将提高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延绵不断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新时期形成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国家的盛衰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爱国情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民族凝聚力。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敢于迎接各种挑战，艰苦创业，奋发图强，为创造人民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第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的创新，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只有坚持不懈的创新，才能充满活力、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是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软动力。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它所蕴含思想、道德、精神、智慧、价值等等，对社会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文化的不断创新，将提高历史主体的整体素质、精神动力和智力水平，这些都将促进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永葆活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兴盛，促进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国文化的实力，抵御西方文化消极因素的侵蚀，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5）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了解到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由此可见，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与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历史上并存且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和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的明白各自文明的特质与当今的一些文化现象。

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西欧中世纪文明指西欧各国作为历史整体，进入封建社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段性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的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西欧兴起文艺复兴之时，它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时始自清代时末，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欧进入封建社会时，中国已经走了将近一千年封建社会的历程，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来说中国则经历了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而中国落后于西方，便是在明朝开始。

西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到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所谓“文艺复兴”之时，已基本确立，西欧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的整体也已形成。公元8世纪至10世纪，除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还占据西班牙一角外，基督教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西欧，和封建政权更紧密结合，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拥有极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建立教阶等级制度，严密的教会组织遍布西欧各国，它是有巨大统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它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整个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宰地位，它作为普遍唯一的精神信仰，牢牢控制着西欧人的心灵，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情结，但是以上三教的思想体系又深刻的影响着世人。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规范着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道教是我国正统宗教中惟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又有国教之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盛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儒教道教佛教都不曾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说中国的宗教组织是比较松散的。

宗教势力的膨胀导致宗教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占统治地位，而且教权可以与君权相抗衡。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即中世纪欧洲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斗争，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从11世纪起，历经两百多年，几经曲折反复，互有胜负，最终以前者失败为结局，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教权是难以与君权相抗衡的。除此之外，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时期；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缓慢。而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西欧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隋唐、元、明都是相对的统一的朝代，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广的朝代。

由于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宗教统治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西欧中世纪文学主要分为四大类：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以及人民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教会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教会文学所不同的是但丁肯定现世幸福，并证明教皇无权干涉政治。在教会文学以外，中世纪骑士文学是半教会半世俗的东西，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中世纪封建主义阶级的文化，在骑士文学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骑士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骑士精神在中逐渐形成，骑士不仅要忠实地为主人服务，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骑士文学的内容是描写骑士们所谓的“典雅的爱情”，其中心主题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和崇拜。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所隐含的内涵更多的是男性的自我完善以及对上帝的爱。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而中国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等，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与以上的文学都不相似，从整体上说几乎不具可比性。譬如，中国古代的侠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以忠义为主旨，绝少写到爱情，与西方骑士文化不同。之所以把它们拿来一起看，是为了在总体上把握文学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时代话语，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化是多层面的，除了宗教文化与文学之外还包含学术文化，学术交流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大学的建立。大学本义指会社、社团、行会。中世纪西欧兴建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仿照当时的城市行会，为着教育的目的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的教学同业行会。它向世俗社会开放，招收各地乃至来自各国的学生；采取大型的教学组织形式，拥有较多专业的教师，实行集体授课；它除传授基础学科课程外，展开高深的专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它是教育兼学术研究的中心。创立大学是人类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教育内容不再像教会学校那样局限于“七艺”和传授《圣经》与神学知识，而是大量地输入了世俗使用的学科。这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而在中国古书《大学》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但是中国在封建时代始终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历史上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与中世纪的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不属于一个类型，它们不是现代大学的雏形。这也是中西方在教育制度上的差异。西方自中世纪起已有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大学机构，而中国的科举制自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起到1905年才被废除。所以说，在中国当代大学中所显出的弊端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解决这些弊端上可以借鉴一些西方的教育理念。诚然，如白鹿洞书院的提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西欧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横亘在光灿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并非是一个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时代”与“信仰时代”。中世纪的三大奇迹“大教堂、神学大全和《神曲》”已经代表着中世纪文明的亮点。西欧社会在专制的封建制度之下依然闪烁着文明的光芒。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古国中国，亦经历着漫长的封建时代，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彼此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差异中更见彼此的特质。文明与文化的差异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尤为重要，在求同存异中才能实现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余前帆，《马克？波罗游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2]雅克勒高夫，徐家玲，《中世纪文明》，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3]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6）

女性作为一个特殊而又引人注目的性别群体，古往今来都成为文学 艺术 中浓重墨彩的自觉对象。民国时期作为文化传播手段之一的电影影像对于女性形象的表现，可以从女性形象与启蒙话语、女性形象与现实批判以及女性形象与文化批判三个角度来切人讨论，并发现民国时期影像中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之间自觉的对应关系。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7）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权确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生长条件所望尘莫及。

就后一方面——伦理社会功能冗杂，体现的道德生态失衡而言，则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结果。

在封建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独得经济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养，发育成与苗回幼苗状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完全不同的参天大树，使其他社会意识只能受其庇荫而存活。哲学在类型学上表现的伦理化特质，美学实质上体现出的融景于心，文学充斥的道德说教，史学着意的臧否人物．都体现出“伦理即意识形态”的单一凸出开展，已到了实质上消解本当独立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伦理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担负起本不属自己的额外功能负担，以致自己作为社会意识的真实独立性和内涵伸延机会都给断送了。而伦理规范的调节功效，则广延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调节复杂关系的单一规则。与自然亲合的伦理主张、全面规定社会生活状态的道德戒条、导人向内（“反求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迁与替演的各种社会外在条件）的道德省思与行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发挥的象征或结果。但是，伦理道德负载的功能杂多，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当然的主体功能的发挥——伦理道德应主要着眼于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发展起一种提升或推进作用，这点在传统伦理文化愈近现代愈隐而不彰。而当伦理道德独占了所有“环境资源”：占尽经济营养和政治权威之“土壤”、吸纳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独享一切人赞誉与信从权威地位的“阳光”，它也就因讹诈性地利用生态资源，断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环境。

在封建传统社会范畴内评价，由于传统伦理文化整体上与封建传统社会要素相互作用，才构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机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用发挥的顺畅性，不会受到置疑。伦理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态环境下发生根本性危机（固有社会结构的解构或某一生态要素如经济构成产生彻底变化）的情况下，从容维持。因此，在固有生态机制内去礼赞或抨击传统伦理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传统伦理文化生态机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而将传统伦理体系抛入“挑战——回应”的崭新环境之中时，那么，去观察它在新环境中的处境并合理预测它的出路，则不单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建构新的伦理生态机制所必须的。

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破坏—一即传统伦理道德护本（“良心”）与开新（建构适应后期封建社会所需的早期市民社会伦理规范）能力的同时丧失，使它已面临前景堪忧的命运。而来自外部生存环境的第一波打击——社会政治革命，则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依托，面临一个重寻政治制度支持的环境再造任务。来自外部迥异观念架构与生存环境的西方伦理的输入，作为第二波打击，则使它失去了单一理念认同对象和单一文明道德自认的观念环境，面临一个重建信念支持机制的沉重负担。 而给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以彻底破坏，以致于在传统伦理文化范围内的重建无法寄望的，是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第三波打击——市场经济的兴起。如果说在前两波打击下传统伦理还可以勉力应付，那么现在它已显出力不能支的迹象。因为政治革命与固有伦理并不在同一层面冲突．传统伦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觅得余地的机会；而西方输八伦理至多显示出传统伦理的类型差异，甚至可以从侧面或反面支持伦理中心主义思维。但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的特点，营造出的将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新伦理生长机制。

结构变换：传统伦理文化的时代洗礼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力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市场经济井不单纯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就这一结构运行的经济结果来讲，一方面，它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经济运转的大中，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而一切社会要素对社会的作用大小却又仅仅只能依赖它们去猜忖不断旋转的市场这个骰子滚动的结果。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完全成为一个正比关系。就这一结构运行的政治结果来说，它不仅使传统政治的集权式结构彻底瓦解，而且斩断了将其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政治之手，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同时，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个人、各个集团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与集团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必然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利益协调指挥棒下，走向以协商、沟通、谈判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境地。这样，就使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两种结果，已经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结构。自然经济的可控性、慢节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传统政治的集权性、奴化性、随意性，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快节奏、开放性，高效率，现代政治的分权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对。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正是结构的迥然不同。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区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在本文讨论的传统伦理文化处境的视界中，正意味着判然有别的两类伦理文化类型，已各据其经济——社会理由，相峙而立。

市场经济为现代伦理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首先，它完全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改变成一个公开配置的关系。市场经济设定，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带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倾向。对这种利己性．既因它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予以肯定，同时又因它的恶性膨胀会造成经济效益最优化的丧失，因此，必须子以疏导。这种疏导当然不由政治家进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将这种配置公开化。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堕为交易伦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积极的方面，它会使人觉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撑条件，从而产生真正认知道德的伦理觉醒。其次，市场经济的自身的运作特性，重塑起与传统伦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对物，由于市场经济显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优化的特性，使入的贪砍在膨胀中满足的同时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与自然的真正亲和关系得以建立（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寄托情怀的对象），生态伦理观念的成长无疑表征了人的伦理精神的健全趋向。对入，因为市场经济的当展愈来愈重视和倚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观念得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竞争．既促人向上又增进和谐；普遍的市场交易，既满足各区域人员的物的需求，又促进人际的普遍交往，增长人的相互敬重感；价格机制，既体现个人目前劳动水平的高低，又椎动人努力奋斗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并获得更大报偿。入之成为一个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质生活基础上趋向崇高的、真实的、大写的人，已具备现实可能性。对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经济民主要求，使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进不进入、以什么进入、如何进入、又怎样退出市场，完全是人对市场自由选择）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选择谁当政、监督与奖惩各级各类官员等都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相结合，造成一个由社会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社会广泛争议热潮，从经济伦理到政治伦理成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后．市场经济将一切人纳入市场作连续运动，成败殊为不定、竞争含有不公、价格机制容有缺失。基于对市场成功的自觉期望，便促使人们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伦理道德问题，形成兼容各种伦理观念的开放性伦理批判思维；更促使人们在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驱动中，形成行为道德选择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热与冲动，“以理性战胜巫魅”（韦伯语），造就一个行为道德化的真实和谐世界。

市场经济构造出的伦理文化生态环境是崭新的、它挟带其经济威力亦迅速推广普及，从而造成传统伦理文化机制的闷覆。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经济与集权政治已经“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够的伦理滋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水源”——汲干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学科专门化、分工精细化、功能独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义支撑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中，伦理独享人的全部礼赞的命运也彻底改变：承受批判与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既承受着思想批判的压力，更承受着社会拒斥的压力。“良心”论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种先天善性之心，无所待而立、无所依而在、无所见而能，构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心，层层推进，逐渐外化，成为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后根据。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测，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条件自掀面纱而出。人们意识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为绝对无待的崇高规范约制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推动人全面发展自我的各种动力的汇集之代称。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你有没有良心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呈现”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设准的问题，你能在市场中不以欺诈而获益、不以虚伪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发达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文化中对“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规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这是一种可把握的现代规定。

同时，传统伦理文化中约制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也历史地改写。在“父慈子孝”基础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种男权行使规则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仪轨。在传统的范围内，当伦理理念中带有对等性的父子、君臣关系被移入现实行为而变成父对子、君对臣的约束性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条件的政治忠诚这一畸型的政治伦理便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以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与相应的人生权力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政治启蒙口号而成为社会的现实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权利感的萌生与茁壮成长，人们只是在普遍的对等交往中向对方献出忠诚。忠诚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于是，“批评的忠诚”成为取代“绝对的忠诚”的一种崭新政治行为道德。与此相关，在“夫妇有别”观念导引下的“贞节”道德，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由对妇女顺从道德的赞美，走向对妇女一味屈从的歌颂，造就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以理杀人”的畸型的女性行为伦理。市场经济则将每个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会经济机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便成为解放妇女的直接动力，平等人权、平等参与、平等报酬的经济驱动与政治争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从屈从走向自立、自尊、自强。

再则，传统伦理文化约束人对道德——利益关系作钩连思考，而导引人步入纯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为一种具支配性影响的行为基本道德，也遭翻转。那种不求经济独立，不问政治遭际，忽略社会现实，而只求精神满足、只问道德自足的纯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独立、政治参与、重视评价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战中，回应乏力。“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成为众所认同的道德——生活钩连模式。

归纳起来：传统伦理文化的由“内圣”，即由道德心性修养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禄的进路，已改变而成为人生发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架构．亦被改变为“入一道德”互动的简明结构。传统伦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它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发展自己的可能，变成新社会伦理据以显示自身合理性的对照物。

创化开斩：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传统伦理文化遭遇市场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崩溃的大变局。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它的生长因子彻底坏死，也不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当代社会再发挥作用的机会彻底丧失。市场经济诚然带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崭新结构，在这个外生型结构势必取代内缘原生型结构的情形中，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再次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国血，脑内思考的是中国事，行为中的进路受着固有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获得它影响当代人的时机与场所。完全截断历史的不可能注定了传统彻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谓“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传统为合理反思积累了经验”，便以此立论（参见希尔斯：l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第270页），现代解释学谓“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为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章）。

因此，传统伦理文化的再激活就成了一个不无意义的学术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些带盲国民族自尊的全面复兴之论，意义极为有限；那些以传统与现实的折衷为过去伦理文化光复地盘的论道，功效极为微渺。对此富有意义的解答，只有下列两类：第一，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创造转化论。

现代新儒家看到了传统伦理文化的“花果飘零”，感悟着民主与科学挑战下传统伦理回应的乏力，痛惜固有道德遗产的被遗弃。他们在承认中国人缺不了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的大前提下，又认为“新外王”必须“老内圣”才有扎根于中国广袤沃土的可能。因为他们认定西方的民主科学是根据哲学的二元世界论，政治的激烈争斗与控制论，经济满足的个人利益论建构的，这已带给西方社会不平衡与社会失控的负效应。因此，倘若把民主科学安放在中国的道德良心根基上，把社会利益纷争化解于传统伦理的中庸和谐中，这样“摄西方之智以归仁”而“转传统之仁以成智”地将道德良心与社会认知结合，就可以借返道德理想主义之“本”开出民主科学之“新”。现代新儒家的传统伦理致思，创获甚多。但是，民主科学之依于自由法治，之赖市场经济举托，已为众所认同，它不来源于道德理想主义，也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旧宿。民主科学推动道德脱出封建“魔掌”，将其从根救起，已为历史给予认定。倘若想以传统良心建现代民主，以孔颜乐处开现代科学，就只能流为一种伦理智力游戏。现代新儒家开新诚可赞，但返本需商榷。

现代自由主义者（以倡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早最力的林硫生为代表）则看到了传统伦理经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的冲击而断裂的事实，一方面他们深感民主科学对中国之不可缺，另一方面又确信在传统之中和在传统之外均难以寻求中国走向民主科学之路。因此，他们寻觅良久，发现唯有以西方民主科学及自由法洽为座标，以中国固有伦理文化遗产为加工材料，重新描绘现代道樱蓝图。但是，这一立场尽管正确，但很大程度上仍流于一种指明精神方向的运思。现代自由主义者方向虽明，但贡献有限。创造转化（略称“创化”）亦仅着意传统命运，未及分辨开新走向。

现代新儒家返本有余开新不足，现代自由主义者导向明确论述模糊，如果将二者的思路一同纳入市场经济发展轨道，理论上综合力创化——开新，即手段与目的的结合，实践上统一为市场经济自身要求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服务，那么，传统伦理文化结构虽然瓦解，但某些道德基本理念和行为取向焕发活力则是可能的。

这是传统伦理文化再生的唯一出路。现实地获得这一再生，即保证以传统伦理的创造转化开辟新的伦理体系，则需要抓住两个支点、三个环节。

两个支点是：第一，传统伦理文化的创化开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这种创化开新，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俗的权利基础上的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因此，它是以现代伦理为主兼纳传统伦理理念。第二，传统伦理文化的创化开新，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既谓之创化，就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既谓之开新，就是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8）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权确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生长条件所望尘莫及。

   就后一方面――伦理社会功能冗杂，体现的道德生态失衡而言，则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结果。

   在封建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独得经济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养，发育成与苗回幼苗状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完全不同的参天大树，使其他社会意识只能受其庇荫而存活。哲学在类型学上表现的伦理化特质，美学实质上体现出的融景于心，文学充斥的道德说教，史学着意的臧否人物．都体现出“伦理即意识形态”的单一凸出开展，已到了实质上消解本当独立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伦理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担负起本不属自己的额外功能负担，以致自己作为社会意识的真实独立性和内涵伸延机会都给断送了。而伦理规范的调节功效，则广延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调节复杂关系的单一规则。与自然亲合的伦理主张、全面规定社会生活状态的道德戒条、导人向内（“反求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迁与替演的各种社会外在条件）的道德省思与行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发挥的象征或结果。但是，伦理道德负载的功能杂多，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当然的主体功能的发挥――伦理道德应主要着眼于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发展起一种提升或推进作用，这点在传统伦理文化愈近现代愈隐而不彰。而当伦理道德独占了所有“环境资源”：占尽经济营养和政治权威之“土壤”、吸纳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独享一切人赞誉与信从权威地位的“阳光”，它也就因讹诈性地利用生态资源，断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环境。

   在封建传统社会范畴内评价，由于传统伦理文化整体上与封建传统社会要素相互作用，才构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机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用发挥的顺畅性，不会受到置疑。伦理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态环境下发生根本性危机（固有社会结构的解构或某一生态要素如经济构成产生彻底变化）的情况下，从容维持。因此，在固有生态机制内去礼赞或抨击传统伦理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传统伦理文化生态机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而将传统伦理体系抛入“挑战――回应”的崭新环境之中时，那么，去观察它在新环境中的处境并合理预测它的出路，则不单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建构新的伦理生态机制所必须的。

   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破坏―一即传统伦理道德护本（“良心”）与开新（建构适应后期封建社会所需的早期市民社会伦理规范）能力的同时丧失，使它已面临前景堪忧的命运。而来自外部生存环境的第一波打击――社会政治革命，则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依托，面临一个重寻政治制度支持的环境再造任务。来自外部迥异观念架构与生存环境的西方伦理的输入，作为第二波打击，则使它失去了单一理念认同对象和单一文明道德自认的观念环境，面临一个重建信念支持机制的沉重负担。 而给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以彻底破坏，以致于在传统伦理文化范围内的重建无法寄望的，是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第三波打击――市场经济的兴起。如果说在前两波打击下传统伦理还可以勉力应付，那么现在它已显出力不能支的迹象。因为政治革命与固有伦理并不在同一层面冲突．传统伦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觅得余地的机会；而西方输八伦理至多显示出传统伦理的类型差异，甚至可以从侧面或反面支持伦理中心主义思维。但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的特点，营造出的将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新伦理生长机制。

   结构变换：传统伦理文化的时代洗礼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力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市场经济井不单纯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就这一结构运行的经济结果来讲，一方面，它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经济运转的大中，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而一切社会要素对社会的作用大小却又仅仅只能依赖它们去猜忖不断旋转的市场这个骰子滚动的结果。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完全成为一个正比关系。就这一结构运行的政治结果来说，它不仅使传统政治的集权式结构彻底瓦解，而且斩断了将其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政治之手，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同时，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个人、各个集团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与集团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必然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利益协调指挥棒下，走向以协商、沟通、谈判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境地。这样，就使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两种结果，已经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结构。自然经济的可控性、慢节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传统政治的集权性、奴化性、随意性，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快节奏、开放性，高效率，现代政治的分权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对。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正是结构的迥然不同。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区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在本文讨论的传统伦理文化处境的视界中，正意味着判然有别的两类伦理文化类型，已各据其经济――社会理由，相峙而立。

   市场经济为现代伦理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首先，它完全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改变成一个公开配置的关系。市场经济设定，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带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倾向。对这种利己性．既因它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予以肯定，同时又因它的恶性膨胀会造成经济效益最优化的丧失，因此，必须子以疏导。这种疏导当然不由政治家进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将这种配置公开化。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堕为交易伦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积极的方面，它会使人觉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撑条件，从而产生真正认知道德的伦理觉醒。其次，市场经济的自身的运作特性，重塑起与传统伦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对物，由于市场经济显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优化的特性，使入的贪砍在膨胀中满足的同时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与自然的真正亲和关系得以建立（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寄托情怀的对象），生态伦理观念的成长无疑表征了人的伦理精神的健全趋向。对入，因为市场经济的当展愈来愈重视和倚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观念得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竞争．既促人向上又增进和谐；普遍的市场交易，既满足各区域人员的物的需求，又促进人际的普遍交往，增长人的相互敬重感；价格机制，既体现个人目前劳动水平的高低，又椎动人努力奋斗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并获得更大报偿。入之成为一个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质生活基础上趋向崇高的、真实的、大写的人，已具备现实可能性。对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经济民主要求，使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进不进入、以什么进入、如何进入、又怎样退出市场，完全是人对市场自由选择）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选择谁当政、监督与奖惩各级各类官员等都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相结合，造成一个由社会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社会广泛争议热潮，从经济伦理到政治伦理成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后．市场经济将一切人纳入市场作连续运动，成败殊为不定、竞争含有不公、价格机制容有缺失。基于对市场成功的自觉期望，便促使人们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伦理道德问题，形成兼容各种伦理观念的开放性伦理批判思维；更促使人们在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驱动中，形成行为道德选择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热与冲动，“以理性战胜巫魅”（韦伯语），造就一个行为道德化的真实和谐世界。

   市场经济构造出的伦理文化生态环境是崭新的、它挟带其经济威力亦迅速推广普及，从而造成传统伦理文化机制的闷覆。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经济与集权政治已经“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够的伦理滋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水源”――汲干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学科专门化、分工精细化、功能独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义支撑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中，伦理独享人的全部礼赞的命运也彻底改变：承受批判与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既承受着思想批判的压力，更承受着社会拒斥的压力。“良心”论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种先天善性之心，无所待而立、无所依而在、无所见而能，构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心，层层推进，逐渐外化，成为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后根据。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测，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条件自掀面纱而出。人们意识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为绝对无待的崇高规范约制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推动人全面发展自我的各种动力的汇集之代称。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你有没有良心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呈现”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设准的问题，你能在市场中不以欺诈而获益、不以虚伪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发达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文化中对“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规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这是一种可把握的现代规定。

   同时，传统伦理文化中约制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也历史地改写。在“父慈子孝”基础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种男权行使规则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仪轨。在传统的范围内，当伦理理念中带有对等性的父子、君臣关系被移入现实行为而变成父对子、君对臣的约束性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条件的政治忠诚这一畸型的政治伦理便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以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与相应的人生权力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政治启蒙口号而成为社会的现实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权利感的萌生与茁壮成长，人们只是在普遍的对等交往中向对方献出忠诚。忠诚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于是，“批评的忠诚”成为取代“绝对的忠诚”的一种崭新政治行为道德。与此相关，在“夫妇有别”观念导引下的“贞节”道德，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由对妇女顺从道德的赞美，走向对妇女一味屈从的歌颂，造就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以理杀人”的畸型的女性行为伦理。市场经济则将每个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会经济机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便成为解放妇女的直接动力，平等人权、平等参与、平等报酬的经济驱动与政治争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从屈从走向自立、自尊、自强。

   再则，传统伦理文化约束人对道德――利益关系作钩连思考，而导引人步入纯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为一种具支配性影响的行为基本道德，也遭翻转。那种不求经济独立，不问政治遭际，忽略社会现实，而只求精神满足、只问道德自足的纯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独立、政治参与、重视评价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战中，回应乏力。“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成为众所认同的道德――生活钩连模式。

   归纳起来：传统伦理文化的由“内圣”，即由道德心性修养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禄的进路，已改变而成为人生发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架构．亦被改变为“入一道德”互动的简明结构。传统伦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它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发展自己的可能，变成新社会伦理据以显示自身合理性的对照物。

   创化开斩：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传统伦理文化遭遇市场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崩溃的大变局。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它的生长因子彻底坏死，也不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当代社会再发挥作用的机会彻底丧失。市场经济诚然带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崭新结构，在这个外生型结构势必取代内缘原生型结构的情形中，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再次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国血，脑内思考的是中国事，行为中的进路受着固有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获得它影响当代人的时机与场所。完全截断历史的不可能注定了传统彻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谓“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传统为合理反思积累了经验”，便以此立论（参见希尔斯：l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第270页），现代解释学谓“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为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章）。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79-04

话语权，可以是说话的权利（discourse right）或说话的权力（discourse power）。前者是私权，特指公民针对私人事务或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后者是公权，以受众的存在为前提，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视野下，“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民主社会中，“人民”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即有权力的人民和没有权力的人民。我们把前者称为权民，后者称为平民。平民者，普通公民也。根据近代以来的民主观念，具有权力的人民——我们今天称为公仆者的权力，来源于平民。平民为什么让渡出这样一种权力？[1]卢梭指出：就是为了“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系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而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2]。换言之，“人民”的本意就是普通百姓，即“平民”或“人民群众”，权民也是人民，是人民中有权的部分，平民之所以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使一部分人成为“公仆”或“权民”，正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3]。因此，如何让理应是社会中最出色的“人民”中的“权民”真正把民众的利益、百姓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如何确保广大“平民”的意志迅速有效地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行为？可以说，平民话语权或平民利益的保证或保障与否，已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是否公正、合理与道德的标志。“平民文化”话语权的表达正是以平民利益为根本，一切从平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平民，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

一、文化话语权问题之存在

（一）语言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提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这是由于“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20世纪下半叶，西方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认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制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的研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语言是相互关联的任意符号的形式系统（或者说是结构），它构成了所有言语的基础。语言的法则，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法则，并非日常人们言语的法则：确切的说，它是不可理解的、习俗性的范畴，说话者意识不到，也无力改变它”[5]。简单而言，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麦克里兰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尝试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对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即通常所称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它力图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即“话语分析的目标就是揭示在明显单纯的句子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内涵”[5]93。如他认为游击队可以被描述为“自由战士”，也可以被描述为“恐怖主义者”。因此，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话语权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诉求。统治集团正是通过话语权的形式来加强统治的合法性，而人民群众则“冷漠而又无知”。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也提到：“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6]。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五、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去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帮助人民群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同时还包括了全新的创新理论，对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经济效益的保障来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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