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理论论文篇（1）

承包方的预期利益又叫预期可得利益。指承包人按合同完成所发包内容后原本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合同的履行中若发包人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施工合同，致使承包人本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的利益不能实现和取得，给承包方造成了预期利益的损失，则视发包人违约，承包人可向发包人提出的索赔。

从立法上看，发达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注重对预期利益或期待利益的保护，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缩写为FIDIC）制定的新版《施工合同条件》在第12.4款明确规定：“当对任何工作的删减构成一项变更的一部分（或全部），而其价值未达成一致时，如存在下列情况:(1)如果该工作未被删减，承包商将（或已）招致的费用，本应包含在中标合同金额的某部分款额中；(2)删减该工作将（或已）导致此项款额不构成合同价格的一部分；(3)此项费用不包括在工作的估价中；承包商应根据此向工程师发出通知，并附相应的详细资料。工程师收到通知后，应按照第3.5款的规定，商定或确定此项费用，并计入合同价格。”从规定可以看出在发包人删除或变更合同工作内容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索赔相应部分工作的预期利益。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明确了对预期利益的保护，指出违约方就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间接损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从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的精神看，被侵权人预期利益的损失或间接损失已经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根据1999年10月1日起实行的《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当发包方违反合同规定，将原合同范围内的部分工程另行发包、变更、取消等致使承包方预期利益损失的，承包人提出预期利益索赔是有法可依的。

然而在什么情况下发包方可以进行预期利益索赔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掌握通用条款的法律条文，在签署合同时注意索赔事项，避免出现当合同终止时承包人的索赔仅限于直接损失等不利于承包方的条文，在合同上要明确图纸上所有设计内容均在发包范围内。因为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业主单方面提出变更合同是无效的，需要双方同意更改才有效。有些定额从总包角度规定分包内容可计总承包管理费或配合费，但是有时候配合费和损失的管理费、利润比起来，会有很大差额，所以预期利益受偿更合理一些。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发包方就可以提出预期利益索赔。

第一，因发包人原因引起的合同解除，包括发包人拖欠进度款，承包人停止施工，且超过56天，发包人仍不支付的；或者是因发包人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承包人经预先通知后有权解除合同。在上述情况下，承包人除了可索赔已完工程价款、前期投入，大型机械进出场、人员窝工、遣散，机械折旧、银行贷款利息，已付货款及退货费用，不可退货的原材料外，还应包括因发包方违约给承包方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第二,发包人单方面取消、变更合同工程内容，或将合同中的部分工程内容另行发包。如将某工厂的厂区砼道路大面积缩减，将某小区建筑保温节能取消，将某办公楼的精装修变更为毛面，将住宅楼外墙涂料、门窗、屋面防水等分项工程，指定分包给某劳务公司，将网架屋面、钢结构工程从施工合同中分离出来发包给专业公司等。承包人均可向发包人提出索赔预期利益，因为发包方的行为剥夺了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既得利益，总承包单位有权利要求取得原发包范围内的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税金。例如对于瑞平电厂配煤场工程项目来说，总包单位就是看中了其发包范围内的200厚钢筋砼地面，大加优惠，低价中标承揽此工程，在实际施工中发包方却要求改换炉渣，炉渣地面由发包方自行处理，盈利项目突然没了，尽剩下保本或亏损项目，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承包方的预期利益。承包方有权利要求按照原合同的发包范围计算工程造价，将直接工程费退减给发包方。

第三,发包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供应材料设备，而在实际施工中发包方指定供应主材设备。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27条“实行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双方应当约定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作为合同附件，一览表包括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质量等级，提供时间和地点”。所以在合同未约定甲方供材时，近期当钢材水泥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下跌严重时，发包人要求甲供，会使承按惯例视为承包人自主采购，在施工中可以拒绝发包方的供材要求。特别是包方承担主材涨价所带来的风险，却没有获得主材降价所带来的利润，损害了承包方的预期利益，承包方可以要求索赔，或拒绝使用甲供。当承包人愿意接受发包方的供材要求时，发包人有义务将其所供材料设备运至承包方指定地点，并支付相应的工地保管费用。

预期利益是合同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承包方理应提出索赔，当然对于预期利益的索赔由于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某些预期利益难以量化测算，但只要承包方能把握好时机，把握住问题的主动权，透彻研究招标文件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施工图纸，提供完备的资料证据还是会索赔成功的。

在提出索赔需要提供以下证据:

1.招标文件、施工合同文本及附件及其他各补充协议。这些是索赔计算预期利益的主框架。

2.经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工程实施计划、工程图纸、施工技术规范、计量计价规则等。这些索赔的依据可在索赔报告中直接引用。

3.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技术核定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日志，信息价格、照片、录音视频等。这些都是合同履行中要求索赔第一手资料。

索赔费用的计算包括未完工程的总部管理费、风险费（如果预计的风险没有发生，剩余工程对应的风险费将成为承包人的利润）及利润。因为预期利益的计算复杂，情况有多种多样，这里就不做叙述了。当发生预期可得利益索赔时要按下列程序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

1.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发包方发出索赔意向通知。

2.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或）补偿经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

3.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于28天内给予答复，或要求承包人进一步补充索赔理由和证据。

4.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28天内未予答复或未对承包人做进一步要求，视为该项索赔已经认可。

5.当该索赔事件持续进行时，承包人应当阶段性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在索赔事件终了后28天内，向工程师送交索赔的有关资料和最终索赔报告。

在预期利益的索赔中，经常会有索赔谈判，为了能争取更大的利益，取得更多的经济补偿，我们必须做好谈判的心理准备。在参加谈判会议之前要制定一个使谈判主题得以达成协议的框架。尽量使谈判程序明确、简单化，抓住问题关键，取大放小。每次只谈一个问题，讨论详尽，解决彻底。若某一问题出现重大矛盾或分歧，确实不能再进行时，再讨论其他问题，以致全部解决。

要取得良好结果就必须做到：

1.确定目标及实现步骤。确定哪些目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步的？哪些目标可以让步及让步的程度？哪些目标可能需要让步或者完全放弃的？

2.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准备好支持己方观点所需的所有数据、证据、政策规定及法律等文件。预测对手的立场，以及是否存在可能及可能影响达成协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治和公众压力等方面因素。

3.高额索赔，严把底线。高额费用索赔可以作为讨价还价，互做让步的一种交易。看起来让彼此都能接受谈判结果。

4.随机应变，灵活机动。谈判过程中也需察言观色，掌握说话的分寸，尽量在和谐的氛围中争取。有机会也可以和对方共进餐饮，私下沟通。

另外承包方还可以咨询或聘请专业律师，承包方有法可依，发包方有法必依。当双方产生不可调解的矛盾，都竭力争取己方利益、各不相让，就需要律师出谋划策、化解纠纷。若承包方聘请了法律顾问，对于经常涉及合同效力、质量纠纷、工期延误、违约责任、索赔证据等事实；涉及已完工程价款、退场费用、材料款、保证金、违约金等款项，专业律师都梳理事实，收集证据，参与调解或诉讼，维护好承包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兵器工业出版社，2001[S]

[2]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组织专家编译:施工合同条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S]

预期理论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83-04

一、引言

自1825年第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诸多破坏性影响。据IMF统计，1980-1995年期间大约有65个发展中国家发生过银行业1危机，而公共部门用于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成本约为2500亿美元。在至少12起的危机事件中，公共部门的处置成本约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的银行重组成本高达GDP的30%，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为20%。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和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较以往大幅延伸。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至今尚未从危机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35万亿美元。

除巨大的经济损失，银行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阻止国民财富向最具生产效率部门的配置，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增加了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2。IMF（1998年）调查发现，在作为分析的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平均需要三年多的时间才能使其产出增长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产出累计损失平均为12%。在严重的货币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遭受的损失平均达到实际产出的8%。

二、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理论综述

正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因此各国理论界和监管机构均试图建立适当的风险早期预警模型对其加以预测。Edison（2003）认为早期预警模型体系应包括危机的准确定义和对危机进行有效预测的机制安排。总体上，这些分析都是针对宏观经济、金融部门等宏观审慎指标，然后采用各种分析技术与模型，从而得出分析结果。根据所采用的方法途径不同，国外对于早期预警模型的研究分为参数和非参数模型两种：参数技术包括probit/logit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非参数技术则指的是主要指标法和信号法。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指标或信号法。通过选取宏观经济与金融主要指标（宏观审慎指标MPIs）作为分析变量，确定作为危机信号的阀值，并统计MPIs的“报警信号”的次数来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当与危机相关联的指标触发其特定阀值时，报警信号就会产生。

二是采用线性回归或受限因变量probit/logit技术。主要用于检验不同指标在确定金融危机发生概率时的重要性程度和有用性，通过监测危机发生之前指标的行为变化来计算危机发生概率。

三是最新技术。包括使用二元递归树来确定主要指标的危机阀值，人工神经网络和基因演算法来选取最合适的指标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一）指标/信号分析法

Honohan（1997）认为，金融风险起源主要分为宏观经济事件、微观经济不足和区域性危机，那么风险预警则对应不同的警示信号。宏观经济事件导致的危机通常涉及内生性的衰退与繁荣周期，微观经济中能够发生的危机通常因为风险的过度承担和内部人融资，而区域性危机通常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相关。针对这三种情况，他设定了选取变量的基准条件，如贷款余额、存贷比、利差收入、流动性比率、政府债务等作为分析变量。虽然其指标分析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管判断，但仍被理论界和市场分析人士经常使用。

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KLR法针对危机前的表现出异常行为的指标的演变进行分析，当指标超过既定阀值时，该指标将发出信号，表明危机在未来24个月内可能发生。变量主要包括：M2乘数、国内信贷/GDP，真实利率、存贷比、M2/储备、银行存款、进出口、贸易条件、真实汇率、股票价格等。Kaminsky（1999）提出构建基于单个指标基础上的金融脆弱性多种合成指数方法。其中第一个指数是所有可以作为危机信号的指标汇总;第二个合成指数通过界定单个指标极值的第二阀值来解释信号的严重程度;第三个指数旨在通过添加最新信号来表示基础面情况的持续恶化，最终的合成指数是所有解释变量根据其统计上重要性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合成指数的拟合概率可以作为危机概率的重要预测。

Berg和Pattillo （1999）模型对KLR模型的部分特性进行了修订。其构建的合成指数在考虑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和边际贡献的基础上汇总了解释变量，可以验证每个变量的重要性和回归系数的稳定性，从而消除了KLR法无法检验变量及合成指数对于危机预测的边际和真实贡献度。

Borio和Lowe（2002）利用信号法分析了银行危机与资产价格、信贷、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资产价格、信贷等指标对银行危机的警示作用。Davis和Karim（2008）则针对105个国家的银行危机事件，研究了10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hristain（2008）详细介绍了信号法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预警的应用。

（二）受限因变量模型法（受限probit或logit回归法）

鉴于危机的爆发是一种二元性的离散事件，因此可以运用受限回归法（probit或logit模型）来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将危机指标作为二元性变量，通过一系列的解释性变量来加以估算。采用logit或probit预测法，预测出的结果被限定在单元区间，并被解释为危机发生的概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评估每个解释变量对于危机的贡献度，并可通过数理统计技术进行检验。

Frankel和Rose（1996）首次采用年度数据和probit模型来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Eichengreen和Rose （1998）在分析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危机时，采用了多元二项式probit来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国外环境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危机的重大影响，其国内变量贡献度相对较小，但是汇率的估值、国内商业周期和外债水平非常重要，并为金融问题的产生创造了现实舞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机制和结构则作用较低。但年度数据的使用导致危机发生的概率的上升几乎与危机同时发生，从而限制了概率作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指标的使用。

Demirgü和Detragiache （1998a， 1998b）运用多元二项式logit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决定因素，认为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包括：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机构发展进步的估值等。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变量是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当通胀率和利率水平均处于高位时，随着增长放缓，危机的概率将会增加。同时，当存款保险机制不明确和机构发展疲软时，危机的概率通常较高。在其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将probit预测用于早期预警，并认为阀值与三个因素相关：与阀值相关的类型1和类型2错误的概率、银行业危机的无条件概率和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危机发生的成本与发生危机的成本比值，并认为不良贷款率超过10%或者银行救助成本超过GDP的2%时，银行危机发生。

Hardy和Pazarbasioglu （1999）采用多元多项式logit模型来预测银行业危机，根据危机时间分别将一个离散变量定义为2（危机发生期）、1（危机发生前的一年期）和0（其他时间段），由此建立独立于危机年度的主要变量的预测能力。当因变量达到阀值时，银行业危机的早期预警随之启动。

Hutchinson和Mc-Dill （1999）建立了多元probit模型，发现包括产出和股权价格的下降的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业危机密切相关，而其他变量（如汇率波动、通胀、真实利率信贷增长、储备/M2）总体上与银行业危机的爆发无关。但体制因素（央行独立性、显性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与银行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Kamin， Schindler和Samuel （2001）、Bussiere和Fratzscher（2001）分别运用了二元多变量量化分析。Lestano、Jan Jacobs 和 Gerard H. Kuper（2003）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并将因子分类作为解释变量，采用1970年1月-2001年12月的嵌板数据，对象是6个亚洲国家的预警体系，研究发现货币增长率（M1和M2）、银行存款、人均GDP和国民储蓄水平、M2/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及通胀率与银行危机密切相关，

Bussiere和Fratzscher （2006）设计了多元logit回归早期预警模型，对安全期、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模型比二元logit模型更好地预测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Beckmann（2007）采用20个国家的1970-1995数据，比较参数和非参数早期预警模型，发现参数预警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危机事件。

（三）神经网络3ANN模型

Nag和Mitra（1999）用ANN来构建货币危机的早期预警体系，通过预测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货币危机来进行检验，并将结果与信号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认为ANN的效果要好于KLR模型。

Kolari等（2000）提出了非参数特征识别模型TRM。他们认为受限因变量回归法存在两个缺陷：无法确定哪个变量在预测银行破产中最有用，结果只能反映变量在区别破产与非破产银行的有效性;预测结果没有就每个变量如何影响类型1和类型2错误给出信息;这些模型不能很好地检验变量间的互动。

Franck和Schmied（2003）证明了一个多层级感知器在预测货币危机方面优于logit模型，尤其是能够预测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危机和投机冲击。

三、金融监管部门的早期预警体系实践

借助这些理论，目前已有若干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或正在建立危机早期预警体系的模型。根据他们对危机的预测、破产和破产时间以及预期损失模型，这些具体实践活动可以分为：

（一）评级预测法

这种方法旨在预测金融机构在现场检查中的可能评级。该模型得以确定银行定期报告中的一系列变量和现场检查评级的历史关系，其结果将再次被用于评级的定期检查中。预测可以反映银行的当前状况，并可以定期反映银行状况的恶化情况。如美联储的SEER评级模型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SCOR模型。

SEER作为风险排序的模型，可以预测两年内的银行破产概率。该模型收集1985-1991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用probit回归模型来预测概率。除了每个银行的破产概率，该模型还可以就风险属性分析得出结论，比较既定银行的结果，与其历史演变及与属于同类的类似银行进行比较，为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提供了一种估量。

SCOR基于季度财务数据，运用CAMELS等级的有序对数模型来估计当前CAMELS等级为1或2的银行在未来信用等级下降的可能性。模型将上年的财务报表与当前现场评级相匹配，从而估计被评估银行未来的等级次序。若银行当期评定等级为1或2，则其未来降级的可能性等于分别转变为等级3、4、5的概率之和，且模型将临界值设定为30%。

美国OCC运用这种方式也设计了两种模型，第一个估计破产概率和银行在两年后复活的概率，第二个模型（银行测算体系Bank Calculator）运用标准化logistic回归模型来预测破产概率。其解释变量包括：来自银行报告的金融变量，以及可以解释银行业务环境变化的变量，并根据风险种类（银行投资组合风险、银行状况风险和银行环境风险）进行分类。

（二）预期损失模型

这种模型主要适用于那些银行破产情况不多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的国家或部门。法国银行业委员会的银行业分析支持系统SAAB通过估计潜在预期损失来预测银行的破产。该系统借助数据库和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数据，估计个人和企业贷款的违约率，然后对每一笔个人或企业贷款提取损失准备金，计算未来三年的潜在损失，并将损失总额从银行准备金水平中扣除，如果调整后的准备金水平仍高于其法定标准，则预期该银行在未来三年内可以持续经营并免于破产。

（三）其他类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审慎指标评估通过众多指标变量反映金融和实体经济体系面对冲击的脆弱性程度，如通胀率、资产价格等，和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商品价格风险和收益率等。借助这些指标，宏观审慎分析可以来评估和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一国的经济或金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如机构和监管框架现状或与国际标准的契合度等。其中，金融稳健指数FSI主要用于定期监测金融机构和市场、公司和储户的健康与稳健性。

英国RATE系统综合地评估银行风险，评估每个业务部门、机构及银行整体框架。其中业务因素包括银行的总体业务和外部环境。除了银行当前风险，还评估下一阶段风险演变，运用综合性评估中得到的信息和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预测。这种方式可以识别潜在脆弱性的部门并根据每个机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同时从整体上勾画银行业活动的蓝图。

亚洲开发银行的“早期预警系统VIEWS”（2005）以信号法为基础建立了东亚地区的银行危机预警非参数型模型。模型构建步骤为确定历史上危机发生的时段;选择主要指标如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业、财政账户、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等六大类;设定噪声/信号比例最小化的百分位值即阀值;构建综合指数确定比较某个时期有多少个预警指标发出了危机信号;估算以综合指数为条件的危机概率。

四、启示

在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在研判金融体系的风险走势进行科学的同时，对高风险金融机构予以标识。可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风险，选取相应的多个层次、指导性强、易于操作的预警指标，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和管理。依据国际标准已有的相关指标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临界值，并根据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特点，对各个指标的临界值加以修正，同时注意早期预警模型应在两类错误4间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1]Carmen Reinhart and Morris Goldstein （1998）“Asses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ing

markets”，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3629/.

[2]Honohan，Patrick （1997）.“Banking System Failures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BIS WP No39.

[3]Kaminsky， 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1999）.“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June 1999，P473-500.

[4]Kaminsky， Graciela L.（1999）.“Currency and Banking Crises：The Early Warnings of Distress”.

[5]Lestano， Jan Jacobs and Gerard H. Kuper（2003）.“Indicators of financial crises do work！ An early-warning system

for six Asian countries”.

The Study on the Theory on the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System： A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Theories

SONG Ying

预期理论论文篇（3）

自2005年7月21日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改革运行至今,人民币对美元表现有升有降,对欧元、日元趋势也是如此,但幅度不大。尽管如此，来自各方面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然不小，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影响及对策方面却极少涉及。本文在假定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压力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并提出化解汇率风险的对策。

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对公司财务费用的影响

财务费用是公司当期发生的费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期发生的直接计入损益的费用，财务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汇兑损益是财务费用核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在持有外币货币资产和负债期间，由于外币汇率变动而引起的外币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产生的损益。

人民币升值影响公司财务费用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后，等量的外币只能换回较少的人民币，对于拥有外币债务余额（如外币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的公司，外债折算为人民币后的汇兑损益将会减少，从而减少财务费用，而财务费用具有税收挡板的作用，它的减少将增加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借款、应付账款等外债的公司将因此受益。如某公司2004年底有日元贷款折合人民币为15亿元，人民币升值2将因此每年减少公司财务费用450万元（利息支出减少150万元，本金减少300万元），对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影响接近0.01元/股。对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如外币现金、外币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的公司，人民币升值后，用人民币计价的汇兑损益将会增加，从而增加财务费用，减少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的公司将因此遭受损失。如某电厂拥有1.79亿美元和141亿日元的应收账款，人民币升值2将使公司增加约人民币300万元的财务费用，这将影响到公司整体盈利状况。

对公司筹资成本的影响

汇率的“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6099亿美元，较2003年年底增加了51.3，成为2004年全球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影响了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热情，导致海外对华投资的缩减。据报告，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2005年7月末外汇存款余额1605亿美元，比上月减少48亿美元；8月末，外汇存款余额为1611亿美元，虽比上月增加6亿美元，但远低于8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额4364亿元。从筹资的角度看，缺少外资或者是外资骤减将影响公司的权益资金的筹集，当公司急需资金时，只能转向其他的负债融资。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资金供给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资金需求量增加，筹资成本必然上升。同时，负债资金增加，将带来财务杠杆的效应，如果投资利润率高于资金成本率，则负债融资将为公司带来额外的收益，反之，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影响公司的效益。

对营业费用的影响

营业费用是指公司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展览费、广告费以及为销售本公司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工资及福利费。营业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业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当期的业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盈余、外国直接投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了压力，担心我国会影响其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国家仍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我国施压，希望通过提升币值的方式，削弱我国产品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竟争力，达到维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利益的目的。

人民币升值将对以价格优势为特色的我国产品造成严重打击。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受到鼓励，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为使公司的商品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增加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许多公司将会在营销方面多下功夫，如扩大产品宣传、增设销售网点等，届时，营业费用将大幅增加，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对策

关注汇率的变动趋势

要关注美日等国对人民币汇率态度。以美日等为代表的各国对人民币的态度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趋势。2003年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到了2005年前后，国外分散的压力逐步演变成为发达国家的国际共识：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此背景下，尽管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有所上调，但上调的幅度不大，未达到西方主要国家的预期，人民币来自国外的升值压力仍然不小。

关注美国联邦基金加息情况。按理说,美元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因为,美元利率的持续上升支撑了美元,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会引起国际热钱回流美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平稳实施后,目前美元短期利率已上升至4,高过人民币短期利率2.25（税后利率约为1.8）的水平,由此将大大缓解国际热钱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巨大冲击。但有专家分析指出,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等国的预期目标。当人民币升值幅度难以满足它们的要求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就很难减轻,相反这种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美元持续升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以经济问题的形式来反映政治问题的实质而长期存在。

关注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专门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汇率升值的幅度、时机，升值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这些对于公司财务管理人员来说，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后，市场上的各种价格会随之发生变动，诸多因素，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房地产价格，都会有影响。

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产业内部可能造成的影响，时刻保持警惕性，及时调整相应的财务决策，减少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由8.27调整为8.11，人民币升幅约2。人行还宣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0.15幅度内浮动。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坚持“尽早结汇，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的原则。“尽早结汇”是指公司收到外币时，尽快结算成人民币，由于人民币还有升值的趋势，央行总是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来决定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和幅度的,所以财务管理人员应认真分析汇率的发展趋势，减少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冲击。“适量持有外币”是指对于出口、进口额均较大的外贸公司，可持有适量外币以应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币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应注意持有外币的时间不宜过长，以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是指公司对于外币类债权债务的管理要讲究方法，权衡利弊，选择能降低财务费用、使公司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如对于外币“应收账款”，要讲究收账政策和收账方法，改变信用政策，加速资金的回笼。而对于外币“应付账款”，在不影响公司信誉的情况下，尽量延迟进口材料或延迟付款，或改变货款结算方式，如采取远期信用证结算方式或以人民币计价等。

适当增加外币债务

如果一些外资预计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必将选择最佳时机大量涌入中国，但因一时找不到好项目，就先存放在银行，到时资金供给将相对充裕，筹资成本会有所下降，公司可利用这一时机适当多举债，较好地利用财务杆杠为公司带来收益。所以，对于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公司来说，可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这是一种较好降低融资成本的财务决策。增加美元债务的方法很多,诸如增加美元贷款、借外币负债、将人民币借贷变成外汇借贷、尽可能偿还人民币贷款、将要到期的国外贷款推迟还款等。

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严谨的内部控制，要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有效控制，把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全面置于经济监控之中。由于汇率升值后可能影响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公司可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内部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营业费用增加的影响：

加强资金管理。要由专门的财务人员对资金特别是外币资金的筹集、调度、使用、分配等进行筹划，并由相关人员实行严格控制，防止资金体外循环。

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公司可在成本控制和定价上下功夫，降低成本应从现在逐步开始，待人民币升值时，公司依然能够向客户报出有竞争力的价格。对于成本控制，可在“采购成本和制造成本”上下功夫，并尽可能“降低费用率”等。如福耀玻璃公司推出了一整套“全面的战略成本规划”，通过降低设备使用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提升工艺和技术水平，保持成本竞争优势。预计公司到2006年能够将成本降低15％－20％，因此，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福耀”也能够保持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优势。

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把财务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长期化。公司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建立相应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公司的激励和约束，使公司财务人员更关注汇率的影响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及时采取策略应对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影响，提高公司的效益。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汇率自由化应是大势所趋。不管国际市场有没有施加压力，中国目前出口强劲，外汇储备充足，对外部环境变化也有了较强的承受力，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我国未来的汇率趋势。作为财务管理人员，应未雨绸缪，关注时势的发展变化，从成本控制、增加原材料进口等方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积极筹划，即使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再升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汇率风险。

预期理论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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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理论论文篇（5）

一、引言

对证券市场的描述有学院派与市场派两大阵营，在市场派中又有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在市场派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分析过程中，投资者或坚持其中之一，或分别分析，简单综合。细看各自具体的理论尤其是技术分析，均线、指标、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等等，可谓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另外还有混沌投资理论、投资心理分析理论、投资行为分析理论、博弈投资理论等等。似乎其它所有学科的理论或方法都会变相的搬过来。近年来由于股神巴菲特的成功，人们开始关注价值投资理论。而建立在复杂数学模型之上的量化投资方法也有兴起之势。在如此状况下，本文试图从源头入手，提出一个证券市场的基础模型。一方面解释实际市场中的各种现象，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依此模型来看看这众多的理论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了解它们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二、鱼缸模型简介

笔者将此模型命名为鱼缸模型。假设一个延时间轴自左向右无限延伸的鱼缸，其中有一条鱼，如市场价格走势般自左向右波动向前运动。截取在某T时间段的鱼缸如图1所示，该模型由缸体、缸底球形植物、鱼、上层液体、下层液体、各层液体的进出通道、缸体外部共八个部分组成。

1.缸体，缸体象征证券市场的相关法规以及交易所等构成证券市场的基本要素。

2.缸底球形植物，缸底球形植物象征市场中各上市公司及其价值。植物的寿命与盛衰相应的表征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及其价值的兴衰变化。本文称其为价值球。

3.上层液体，象征市场中流通的股票及其持有者的观望或看涨预期。

4.下层液体，象征市场中的存量资金及其持有者的观望或看跌预期。

5.鱼，在论述总体市场时它象征着市场的即时综合指数，在论述个股时它代表该股的即时价格。鱼游动在两层液体的交界处，该鱼依缸底植物而生，本文将此鱼命名为模鱼。

6.上层液体进出管，象征市场中股票的发行与退市渠道。

7.下层液体进出管，象征市场的存量资金与其它场外资金的进出渠道。

8.缸体外部，象征着市场之外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经济环境。

三、基于鱼缸模型对市场价值投资的认识

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决定投资行为的一种理论。在本模型中上市公司的价值是以价值球表征的，其示意图如图2所示。球体可分为多层（本文以四层示意），由外向内密度递增，以表征内在价值不同部分所具有的坚实性。在此以格雷厄姆所强调的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有型资产的清算价值，将其分成现金及无需折旧的资产如土地，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某些原材料等，与需折旧资产如厂房，设备等，分置于价值球的核心一层与二层。将以菲利普·费雪所强调的成长型价值，也就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中的核心专利技术，特许经营权等置于第三层。而公司无形资产中的的品牌价值等置于最外一层。如此，既可清晰表明公司的内在价值中，哪些是理论上不可低估的，哪些是周期波动的，同时也可直观表达公司各部分发展状况。模型中的模鱼，可以钻过其表层（市场低估），但是无法钻透价值球。由此可以看到价值投资理论是一个具有坚实核心基石的理论。如果想象一下，鱼缸边上坐着一个垂钓的老人，鱼钩永远在缸底价值球附近等待愿者上钩之鱼，大家都会猜到他就是那个不看市场走势图表的股神巴菲特。

价值球的建立使我们对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与过去所认识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描述本质是相同的，但有细微的差别。传统价值的概念将其视为一个数或一条线，而价值球是将其视为一个体。并且价值球的引入，更便于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价值投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投资，正如巴菲特所说；“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是没有用的。”

四、基于鱼缸模型对证券市场价格及走势机理的基本认识

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无疑是获得收益，在具体交易时投资者一定会为自己的投资行为找到自认为可依赖的理由，客观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预期及交易。在模鱼的一呼一吸之间，一方在反向预期转为正向预期的引导下买入股票，而另一方在正向预期转为反向预期的引导下卖出股票。市场的价格与走势也由此而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虚拟经济中的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直接环境是一个虚拟的预期“氛围”，它是由持币者与持仓者的预期构成。在此将这种预期的“氛围”定义为预期场。如通常所讲的电磁场，虽无形却存在。其中货币、股票在此只是预期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者在市场中买股票并不是他们需要这个股票本身，而是为了股票具有的可预期的属性。而这种预期的大小、方向又是投资者自己赋予它的。那么证券市场的价格也就不是简单供需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关于价格走势的研究必需对载体与预期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外部环境，（2）上市公司，（3）价格，（4）资金流动，（5）股票发行与退市，（6）预期场。其相互关系概念性的描述如图3所示。

在上述各项中，除股票的发行与退市是由相关的发行制度及政府针对即时市场特殊状况而决定的。其余各项都存在着相互的作用。投资者会根据有关各项的部分或全部信息产生其预期，预期下的交易行为产生价格，而且任何一项的作用在预期产生过程中的权重受制于其它项的作用。相反的作用亦同时存在，价格走势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预期，预期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资金的流向，预期会影响投资者的消费，预期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投资，甚至股票的价格会影响到其贷款能力，品牌影响力等等。因此研究证券市场价格及走势，就必须对模型的整体加以研究。

五、基于鱼缸模型对学院派中有关市场走势的金融理论的基本认识

在证券市场相关金融理论中，对于价格走势的基本理论，是漫步随机理论。该理论认为股价的变动是随机且不可预测的，其波动的原因是外部环境的各种事件，信息等造成的。对于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的评价，现代金融学已建立起了许多评估参数与模型。对于外部环境与股价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有效市场理论，假设投资者是非理性的，有混沌分形理论等。另外现代金融学大量的理论是关于投资组合、定价模型、风险评估等的研究，其潜台词就是：既然预测不了天气（漫步随机），那就尽可能合理的整理行装、规划旅程（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对理性的最好诠释）。关于市场价格走势，行为金融学做了大量研究。通过对投资者决策偏差的研究，建立的BSV模型。通过投资者自我评估能力的研究，建立的DHS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消息观察者与惯性投资者加以研究，建立的HS模型。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预期产生背后的逻辑作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是多逻辑不确定性的，并对其作了大量的进一步研究，但是其研究结果距市场投资运用仍有较大的距离。显然学院派对于金融市场走势的本质认识是清晰的，有些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支持，但是普适性有限，理论探索之路仍将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因此对于市场中追逐价格走势的投资者而言，市场派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基于鱼缸模型对市场派关于市场走势分析方法的基本认识

市场派的分析有两个方面，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是指通过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及投资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公司有关价值或价格的基本要素的分析，决定投资行为的一种理论。为了区分基本面分析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本文将通过各种基本面要素分析，研究目标为价值球的理论，称之为价值分析理论，而研究目标为模鱼，也就是市场价格及其走势的理论，无论是定性研究或是定量估值，皆称其为基本面分析理论。技术分析是指以市场走势为研究对象，以判断市场趋势进而决定交易策略的方法的总和。技术分析的基础是三大假设：市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运行，历史会重演。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理论上对市场走势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突破的情况下，市场派准备了两手。一手就是基本面分析，其逻辑就是，既然还没有研究清楚市场各相关因素与价格走势的准确逻辑关系，那么就将除价格走势以外的其它因素定性划分为利多与利空。另一手就是技术分析，其逻辑就是，在所有与预期产生的有关因素中，预期与价格走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主导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是在其它诸多因素的背景下完成的（市场包容一切）。并将这种预期与价格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为趋势，不同系列正负反馈交替占优（势）的结果，就是上涨趋势、下跌趋势或各种震荡形态的趋势（市场以趋势方式运行）。而这种预期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市场阶段性的主导作用的时期不时会出现（历史会重演）。由此可以理解基本面分析与技术面分析的三大假设所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我相信这两大分析理论产生时，其相关创立者是有这样的认识的，甚至可能还有更深刻的认识。关于其它具体的技术分析理论，无论创立者介绍或者没有介绍其创立时对市场的基本认识及思路，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其理论或方法的展现一探究竟。很多技术分析理论虽然在实践中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其精妙的思路、方法仍可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借鉴。然而市场中有些所谓的技术分析理论、炒股秘籍已经走的太“远”，不去研究市场中哪些认识还未被发现，哪些认识还有待深入，在一堆莫名的大道理之后，剩下的只是在图表、数据中“发现”，已经纯粹的沦为看图说话。一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实践（发现）、理论、实践（检验）。而伪理论常用“道理很简单”来代替。这也是市场派被学院派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总结

本文提出了鱼缸模型及价值球，预期场等概念，鱼缸模型是为帮助投资者对市场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价值球概念的建立便于更完整的理解上市公司的价值及价值投资理论。预期场的提出是便于投资者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有一个了解。市场派与学院派并无本质的矛盾，市场派的两大分析方法只是在理论界的认识还有待发展的情况下，做出的实用性处理。由于本文重点是模型及有关概念的简介，并未作进一步展开，关于预期场的各种相互作用，预期冲突的产生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关于技术分析，笔者将在《对证券市场走势分析方法的再认识》一文中，以一个简易的开放的非线性体系模型来类比市场走势，对技术分析以及技术分析中某些常用的关键概念的误区作进一步论述。

参考文献

预期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

预算会计学；文献计量分析；CNKI

近十几年来，由于预算会计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改革，即199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预算会计制度（《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这些改革对于规范各级财政预算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和单位财务管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我国财政、预算、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在近期正着力推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部门预算制度等方面，尤其是2006年2月财政部制定了《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一次最大的变革。这段时期关于预算会计学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从研究的内容看，涉及预算会计学基础理论研究、预算会计学实践研究等诸多方面。那么，预算会计学的研究现状到底如何？预算会计学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笔者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主要统计信息源，对我国预算会计学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对我国预算会计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评价，力求客观反映我国预算会计学研究现状，为今后国内预算会计学研究的改革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针对学科发展趋势、文献量变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等方面展开的定量分析研究。这些定量分析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与所研究的目的有密切关系的媒介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只有在这种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预测到学科文献的各种特征及其变化规律。本文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对20002010年预算会计学论文进行了检索。本次检索采用主题检索的方式，以预算会计学为检索词，检索范围限定所有学科领域，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一共检索出相关论文1275篇，以此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样本数据源。

（1）论文学科类别统计分析。笔者对预算会计学的学科计量是按照文献分组排序方式选择文献，得到的结果是，预算会计的论文研究学科一共涉及41个学科类别，我们把包括5篇以上论文的学科进行了统计（见表1）。从统计的结果看，论文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比较广，涉及本学科或与本学科相关度比较高的学科发表的论文数量占了绝大多数，跨学科的论文数量却很少。

（2）论文作者单位统计分析。从对的作者所在单位的计量分析，可以了解一个学科的研究在不同单位研究实力的强弱情况，对今后加强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信息来源，为此，笔者对数量排前10名的单位进行了统计（见表2）。从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数量前10位中，高等院校占有8席，这说明国内预算会计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研究单位力量相对薄弱。

（3）论文研究层次统计分析。论文的研究层次代表了一个学科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水平，笔者对论文的研究层次进行了统计（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层次上关于预算会计的研究论文数量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而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上论文数量就不容乐观了，这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4）期刊分布统计分析。的期刊分布状况可以反映预算会计学研究的质量，发表在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越多，就说明这个学科发表的论文质量越高，我们对数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进行了统计（见表4）。的期刊从数量上看还是比较多的，但核心期刊只占1/3，而一类核心期刊仅占1/10，所以，预算会计学研究的论文质量整体尚偏低。

（5）研究获基金资助情况统计分析。基金资助的论文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生的论文，代表着某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和新趋势，获得基金资助具有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准，因此，各级研究人员对能否获得基金资助十分关注。是否有基金资助反映了一个学科在科学研究中受关注的程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研究获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共14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1%，其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最多，共有6篇，获得其他基金资助的论文相对较少，说明预算会计学的研究受各级基金组织的关注程度不够。

二、预算会计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近十年预算会计学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对现阶段预算会计学的研究现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学科研究的论文数量偏少。跨学科研究的论文数量偏少，证明这个学科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而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多多少少都和其他学科具有相关性，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借鉴其他学科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为我所用，对预算会计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向更高的水平的发展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2）研究实力差距较大。高等院校与高等院校以外的科研单位研究实力不均衡，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等院校。而高等院校内部也不平衡，重点院校论文数量较多，而一些非重点院校论文数量较少，显现出明显的研究实力上的强弱不均等的现象，因此，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使预算会计学的研究得到一个均衡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

（3）基础理论研究深入而应用研究肤浅。从论文研究层次上看，有关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大，有关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表明预算会计学的研究还停留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水平上，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偏少，这将成为阻碍预算会计学研究的一个瓶颈。

（4）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严重不足。从期刊分布上看，核心和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严重不足，说明预算会计学的整体研究水平还不是很高，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5）研究获基金资助情况不容乐观。十年间只有14篇论文得到资助，其中只有6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说明国家各级政府基金组织对预算会计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对预算会计学研究现状的几点建议

（1）对于跨学科的论文偏少的状况，笔者建议研究人员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合作，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使预算会计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2）进一步加强重点院校和各非重点院校的学术交流，取长补短，缩小差距，共同发展。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定期召开研讨会、邀请重点院校的专家教授进行专题讲座等形式，在课题申报上，可以联合申报各种科研项目，进行科学研究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取长补短，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非重点院校研究现状不理想的局面。当然，也要加强高等院校以外的科研单位的研究力量，使得预算会计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均衡。

（3）要提高预算会计学的研究水平，必须注重实证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比如：运筹学、经济数学等研究方法。要从传统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向定量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转变，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将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用研究结果去指导工作实际。从而使得预算会计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有较大的提升。

（4）要提高预算会计学的科研层次，各级研究人员还要加强与国家各级政府、各类基金组织和各事业单位的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科研经费，使预算会计学的研究有较充裕的研究经费的大力支持，使科研人员的各种实践调查、数据收集能有效开展，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经费保障。

参考文献

预期理论论文篇（7）

一、 理论背景

在15―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随着美洲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的物价快速上升，J.博丹认为物价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白银的大量流入，货币增加，而商品数目不变，导致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上涨。随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以及大经济学家D.李嘉图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类似的分析。

直到近代，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础上，进一步开始量的分析，并有美国的天文学家 纽科姆提出了初始的方程式：

其中R为货币流通量，V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勒认为上述公式存在一个缺陷，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在流通速度，那么其他的商品也应该存在“周转速度”，1907年，凯默勒将公式演变为：

其中，M为商品数量，S为商品周折率。随后，费雪对上述方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其值等于现金和活期存款，T为交易总量。在假定V和T在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等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结论。随后，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凯恩斯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虽说上述方程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通胀行为，但是缺乏了人们行为和预期的因素。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人们的行为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上述方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研究的需求。

在1952年，弗里得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方程：

其中，M表示货币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d表示货币流动流动速度，P表示平均物价水平，y表示永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形式的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表示一组预期收益率，例如股票债券预期收益率；1tEπ+表示预期通货膨胀变动率；u表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弗里德曼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影响，除了考虑商品和服务之外，还纳入了能力和知识等无形的财富，具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并且其认为将上述变量改为全国平均值，则能够反映全国人们对货币需求。基于此，将一国所有的居民的货币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一国所有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度量了社会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研究则较少。

Scheibe（2005）运用适应性和理性的菲律普斯曲线分别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其研究表明较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更加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Funke（2005）的研究则表明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好的解释力，随后，王洪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说上述作者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也不乏质疑之声，王少平（2001）的研究显示，适应性预期不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而王曦与陈淼（2013）则利用同业拆借数据分析了拆借市场通胀行为，其结果显示：该市场符合预期性假设，理性预期则未能通过模型检验（虽说这只是拆借市场的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仍然值得重视）。

从同一个经济主体、数据采集、模型分析，不同的学者研究研究中国通胀行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笔者总结了3个原因：其一，从计量经济模型考虑，计量模型都是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越复杂，其假设也越多或者越严格；而假设则是从现实中精简提炼出来的，小部分主体并不符合该假设，其隐藏着不符合现实的一面，而这部分由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误差算入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是不合适的，因为模型设置中的随机误差项只是包含了除模型之外的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次要自变量。因此，越复杂的模型往往伴随由假设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差也就越多，甚至这些误差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相互叠加，脱离实际而形成理论空中楼阁，贾文（2003）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此类；其二，杨继生（2009）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部分论文中没有考虑到市场中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三，现阶段研究通货膨胀的工具主要是菲律普斯曲线，从原始的菲律普斯曲线到现今的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曲线愈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经济实情，尤其是在新凯恩斯曲线中加入了厂商主观折现因子，融入了厂商企业家的心理因素，使其说服力更强，但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4个部门，排除企业之外还有居民，政府，国外部门，就算考虑封闭的济，不考虑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有居民部门，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从需求方拉动通货膨胀（Opper，1997；HUh和Jang，2007；范志勇，2008），所以，仅仅考虑菲律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通胀行为是不足的。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典的VAR模型，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分离通货膨胀的两个主体，从居民（需求）和企业（供给）两个角度研究中国通胀行为，以便取得简单且可靠的研究成果。

三、正文

1.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VAR模型进行分析。VAR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经典模型，但是其不以金融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特性，使得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添加其它的解释变量，削弱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所以本文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选择主要分析变量，克服了上述的缺点，使本文中VAR模型回归系数同样具有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的作用。

在回归模型中， 1tEπ+为预期通货膨胀，选用居民消M价格指数（CPI）度量；在张思成（2008）《中国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启示》一文中选择了几个度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指标除了具有相同的趋势之外，分别纳入模型后研究的结果也几乎一致，因此并不需要太过拘泥于对通货膨胀度量指标的选择。所以本文选择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CPI作为通胀的度量指标。

做VAR模型分析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人们检验序列平稳性一般以是否具有单位根作为判断标准，本文以ADF检验结果为分析依据，如表1所示：RET、INV，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故可以用于模型分析，但是CPI不能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根据VAR模型的特性，必须使3个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才可以进行模型分析，因此需要对3个变量做相同的处理，使得3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从2008年1月到2016年8月共104个样本，且模型的拟合以及所有的检验都运用R语言处理。

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模型中所有的特征根的值，结果显示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具有研究的价值。

在居民与企业货币需求方程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分别为3.719和6.21，适应性预期参数估计值为-6.762（-2.446-4.316）和-11.143（-5.531-5.612），且检验系数均显著，这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其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为正数，适应性预期系数估计值负数。适应性预期减少货币需求，理性预期增加货币需求。这是由于过去的通货膨胀，已经减少了人民的财富值，现期为了自己增加财富，只能将手中部分的货币投入银行或用于投资，进而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而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在未来减少人民的财富值，为了减少财富的损失，只能在现期将手中的货币消费出去或者购买物品保值，从而增加货币的需求，符合经济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

且上述数值还说明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并且适应性预期是理性预期的两倍左右。这一结果除了表示我国通胀行为存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的典型特征之外，还进一步说明了人民银行公布并切实执行货币政策，只能减缓通胀速度，并不能消除通货膨胀。

最后，从整个模型分析，无论是由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还是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都会同时增加企业居民这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货币需求量，进而通过2tLCPI+方程的机制，成为引起下一轮混合通货膨胀的原因。且通胀预期对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几乎为居民的2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过程中，企业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是居民货币需求的2倍。那么，通货膨胀经过几轮螺旋上升后，企业将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力军

四、结论

本文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利用VAR模型，中国简化为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中国通货行为的特点，结合本文中通货膨胀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结果，得到了三点简单可靠的结论：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第二，向后的适应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的理性预期，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第三，通胀率引起企业对货币需求的增长率是居民货币需求的两倍左右。 注（0～0.001’***’，0.001～0.01’**’，0.01～0.05’*’，0.05～0.1’ .’）

参考文献：

[1] 王宏涛. 理性预期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影响[J]. 企业经济， 2013，（5）：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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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贾文. 认识计量经济模型应走出五大误区[J].财经科学，2003，（3）：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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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伟康. 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一文的质疑[J]. 经济研究，2010，（5）：139-148

[8] 贺立平，樊纲，胡嘉妮. 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J]. 经济研究， 2008，（11）：16-26

[9] 杨子晖，赵永亮，刘建华. CPI与PPI传导机制的非线性研究：是正向传导还是反向倒逼？[J]， 经济研究，2013，（3）：83-95

[10] Scheibe J. and Vines D. A Phillips Curve for China[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4957，2005，（2）：39-45

[11] Funke M. Inflation in Mainland China-Modelling a Roller Coaster Ride[J].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2005，（3）：26-32

预期理论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05-01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预期理论论文篇（9）

一、 引言

本文基于前景理论，首先从总体上将公司业绩状况分为两类：高于预期业绩的收益状况、低于预期业绩的损失状况，深入分析这两种状况下创新激励的驱动因素有何差异；其次，进一步根据业绩水平对企业进行分类，从动态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风险偏好转移对创新决策的作用，理论分析面临不同业绩状况水平时，管理层激励差异对创新决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着重考虑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动态变化之于企业创新决策作用的影响，这有别于当前文献大多集中于静态研究，从而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

二、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静态视角

1.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风险偏好指的是对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是风险偏爱还是风险规避。前景理论是企业行为理论中用于分析风险偏好对决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主要观点是人们会理性地“自利”，因而经济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而行为经济学论者则认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该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ey（1979）在心理调查基础上，针对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行为中的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而提出的新理论，他们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前景理论的开拓者Kahneman和Tverskey（1979）、Tversky和Kahneman，（1992）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在作选择时会经历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需要对企业“前景”作简化和重新编码，由于企业组织是一个目标引导的系统，因此管理层根据其企业组织当前的状况与预期状况进行比较，也即根据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作出反馈，并通过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来编辑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前景”。在评价阶段，则假设决策者对每一个被编辑过的前景加以评价，然后选择最高价值的前景，进而形成风险偏好的类型。因此，可以用图1简单描述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

图1中，可以看出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过程。具体来说，管理层通过比较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两者之间的差额，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编辑阶段，从而将企业分为两类：预测盈利类和预测亏损类，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价。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盈利”情况下风险偏好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当企业实际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在管理层看来，这属于“盈利”的情况。前景理论认为，面对“收益”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变得风险规避。

推论1：当企业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微盈利”的局面，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但随着企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冗余资源，这种资源是组织中实际的或潜在的一种闲置资源，它包括闲置的能力和员工，以及财务资源等（Levinthal & March，1981），它可以使组织成功地应对内部调整的压力和外部政策改变的压力，以及应对外部环境而改变战略。因此，企业行为理论认为除了问题式的研究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研发方式是冗余导向型研发，它指的是当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冗余资源时，它作为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缓冲剂，可用于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冲突，从而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Cyert和March（1963）认为冗余式的研究方式也是当今企业适应环境的一种战略。企业可以将冗余资源投资于开发尚未被挖掘的新技术方面，以此减缓未来不可控的或有事件对企业造成的危险。因此，当组织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它有更多的机会研发新产品，且企业管理层所受的绩效监督相对较小，也更愿意及更有耐心开展R&D活动，属于风险偏爱型（Greve，2003）。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2：当企业绩效远远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大盈利”的局面，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冗余资源的增加而增大。

（2）“损失”情况下风险偏好对R&D投资的影响。因为，前景理论认为，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决策者由于“损失厌恶”，而变得更倾向于冒险，属于风险偏爱型。因此，当企业实际绩效若低于预期绩效，则管理层寻找渠道以达到目标预期值的倾向会增强。因为与成功企业相比，不成功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往往较高。基于这种观点，则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时，企业会增加它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行为理论也将企业的研发方式分为两种：问题式研发和冗余式研发（Cyert & March，1963）。当企业实际绩效达不到预期绩效时，意味着企业处于“损失”状态。“损失”情况下，企业当前绩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则企业“前景”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偏爱风险，而有很强的动力去开展创新活动，因此这种研发方式成为“问题式研发”。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的推论：

推论3：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微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差距的增大而增强。

但是随着企业绩效状况的恶化，比如濒临破产边缘时，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会缩减开支，尤其是对于创新投入这类需要长期投入且见效慢的投资。因此，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4：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大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距离破产边缘差距的增大而下降。

三、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动态视角

1. 基于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的分析。从上文的推论可以看出，根据前景理论的假定，管理层风险偏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将视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而定。即使是在“盈利”情况下，随着企业“微盈利”与“大盈利”的变化，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也不一样，从而影响企业最终的创新投入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认为，风险偏好参考点是管理层在作出风险偏好判断时的主观参照点，管理层用于评价利得和损失的这一参考点是会随着“前景”问题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的，而管理层在评估问题时依据不同的参考点所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Kahneman & Tversky，1979）。

2. 风险偏好之“框架效应”运用到创新决策。

本文假定：（1）企业当前t期的绩效状况为亏损状况-L（L>0），t期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且差距绝对值为G（G>0，G

因此，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1落在G0的左边，R&D投资预期收益G1y1，这一结果表明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后的收益值（x1）大于合并后的损失减少值（y1），故这种情况下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考虑是最佳的，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

（1）对于绩效L，存在着一个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的临界值G*（G*∈[0，L]），当绩效之差G值落在 G

结论一：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即使管理层能预测到投入R&D投入强度为a1能产生G的收益，但由于相比损失而言，G太小了，于是管理层会放弃a1强度的R&D投入，变得更加谨慎。因此，R&D投入强度视绩效差距G而定，如果G太小，则投入动机不强。

（2）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值落在G>G*的区间，管理层则将t+1期研发带来的收益G与当前绩效状况的损失L整合考虑，由于研发收益G合并导致收益值所带来的心理价值被缩小，则R&D投入强度为a2，且a1>a2。

结论二：即如果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足够大，超过了临界值G*，此时，管理层才会将R&D投入强度a1所带来的收益G考虑进来，此时，R&D投入动机才明显。

3.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损失”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将以上结论与企业创新决策相联系，则相当于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损失”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当企业的实际业绩微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希望通过开展新的创新活动等途径创造新的赢利增长点，以实现预定目标，此时“达到预期”是管理层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但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G比较小，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不强。

推论5：当实际业绩稍微低于预期业绩时，“微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动机明显。

而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时，面对这类“损失”严重的状况，如何使得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是管理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让企业存活下来，管理层“背水一战”，寄希望于通过创新投资来改变企业命运。此时，绩效之间的差距G足够大，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比“微损失”状况下的要强。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6：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业绩时，“大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让企业摆脱困境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很强，且激励作用强于“微损失”动机。

（2）“收益”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高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收益”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同理，本文也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当企业实际盈余水平稍稍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比较小，企业积累的冗余资源较少，此时管理层会相对谨慎些，他们的创新决策激励更多地集中在如何保持现状，管理层投资决策更多地放在短期投资活动（Nohria & Gulati，1996）。而当实际盈余水平远远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企业拥有很多冗余资源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足够大，管理层激励参考点集中在如何充分利用冗余资源上，此时的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一些着眼于改善企业长期业绩的活动（Cyert & March，1963）。

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7：当实际业绩稍微高于预期业绩时，“微盈利”下管理层为了保持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明显。

推论8：当实际业绩远远高于预期业绩时，“大盈利”下管理层为了利用冗余资源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相比“微盈利”更为明显。

四、 研究结论

1. “损失”情况下与“收益”情况下，不同业绩状况影响了管理层不同的创新驱动决策。“损失”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会增加强创新投资以缩小业绩差距，但随着差距的扩大，创新投入强度会下降。同样地，“盈利”情况下，冗余资源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实际业绩越高于预期业绩，积累的冗余资源越多，也越有利于创新投资。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创新投入存在着框架效应，这一框架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受公司业绩实际值与预期值之差距影响。当差距足够小时，管理层风险偏好不明显，创新投入动机不强，只有当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G这一临界值时，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才会倾向于创新投入。

3. 从动态视角来看，管理层激励转移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得到了证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企业面临不同的业绩状况时，管理层激励转移是如何影响创新投资决策的。其中，“大损失”下管理层的创新投入动机要强于“微损失”的投入动机，“大盈利”下的同样也强于“微盈利”下的投机动机，这些推论与前文数理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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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hria N， Gulati R.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1245-1264.

预期理论论文篇（10）

引言

在进行GPS定位时，为了提高定位精度，需要对影响定位结果的各种因素如卫星钟差、信号传播延迟、接收机钟差、多路径效应等进行充分考虑，因此提高卫星钟差的A报精度十分重要。目前只能通过卫星星历来获取在一定时刻的卫星钟差数据。卫星星历分为广播星历和精密星历，前者跟着信号实时发送给接收机，每两个小时更新一次；后者由IGS跟踪站等，采样率根据星历类型不同可分为15s、30s、15min等。为了获取任意历元的卫星钟差，需要利用已知的部分历元星历，运用可靠的数据模型进行预测。本文研究了灰色理论模型进行卫星钟差的内插拟合，并利用程序软件进行测试，并对比多项式方法的卫星钟差预测，总结了试验结果，为进一步提高卫星钟差预测精度提供参考。

1 灰色理论模型预测法

灰色模型就是利用少数的、不完全的信息，建立灰色微分预测模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该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累加或累减，形成规律较强的新数据，并以此建立模型以对未来发展情况作出预测。将灰色系统模型运用于卫星钟差预测时，该模型只利用已知少数几个历元的卫星钟差数据，不需要大量样本数据量，计算工作量较小。

建模之前，要保证原始数据序列符号一致，否则应对每个原始数据加上一个常数c。以此数据为基础建立灰色系统模型，最后的预测结果也相应的将灰色模型预测值减去该常数而得到。

2 算例及分析

在前述灰色理论模型原理内容的基础上，为了解该模型在卫星精密钟差预报中的实际情况。本文利用IGS站的卫星精密钟差文件进行测试，该数据为2016年年积日302天30s的卫星钟差数据，标称精度在0.2至0.3纳秒间，可作为检查模型预测结果的真值。为了分析灰色理论模型预测卫星钟差的可靠性，本文也采用了卫星钟差预测模型常用的二阶多项式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取2016年年积日302天（10月28日）2：00至3：00的30s钟差数据共120个历元，分别进行灰色系统建模和二阶多项式建模，然后向外预报150个历元的钟差，以IGS站公布的30s钟差文件igs19205.clk_30s数据为真值进行对比分析，两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如下所示：

本文采用的灰色理论模型GM（1，1）对卫星钟差进行了预测，从上述三个卫星的计算结果看，灰色理论模型对卫星钟差短期预测的误差达到纳秒级，其精度与钟差常用的二阶多项式预测方法相当。

3 结束语

在GPS数据处理过程中，精密钟差对最终定位的精度影响很大，因此提高其预报精度十分重要。短期钟差预测的模型常常采用二次多项式方法，本文在对灰色理论模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后，通过实例测算其在钟差短期预报中的应用，对三个卫星的钟差进行了预测，并将结果与IGS站公布精密钟差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可知，灰色理论模型GM（1，1）在卫星钟差短期预测中可达到纳秒级的精度，适合应用于导航卫星的钟差预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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