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耻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莲池纹是元青花瓷器的代表纹饰之一，纹样主要由一束或者多束把莲构成，莲花在整体的构成和视觉表现上呈现出对称、环形分布或者其他的排列组合样式。在整体的纹饰表现和构成上，既有单纯的莲池纹饰，同时也有以一种基础性构图元素和纹饰出现在一些综合纹饰上，如元青花的莲池鸳鸯纹、莲池鹭鸶纹以及莲池鱼纹等。相对于宋金时期的莲池纹纹饰，元代青花莲池纹纹饰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现象：这一时期的莲池纹饰往往被有意识地规划成了一组组、一簇簇、一丛丛的分组状态，或是单独一组、或是多组自由构图，并且其中每组内部的莲花细节，诸如莲花、莲叶、莲茎等多成对称状的几何构成。这一点与前朝时期构图自由、排布随意、形象丰富的特点大有不同。

二、文物实物中莲池纹纹饰

在现有的元代青花瓷器文物中，莲池纹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以莲池化生为代表的宗教艺术形象，二是以莲花和莲池整体形象或者局部形象为表现对象的写实纹饰形象。

1 莲池化生形象

莲池化生纹饰形象是元代青花瓷器代表纹饰形象，并且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单纯的莲池形象比较具有代表性。诸如，现存的文物实物中，1983年揭开西夏古国神秘面纱的内蒙古黑城遗址发掘出土的元代莲池纹法器衬垫，该衬垫之上绣有莲花、荷叶等物象，构成了一幅富有生机的莲池风景图画，加之其出土地址位于佛教寺院遗址之中，也为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披上了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莲花童子也是莲池化生形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中国丝绸通史》记载的元代出土的湖色绞地彩绣婴戏莲绣片文物中，莲花形象十分丰满硕大，童子形象渐弱用来突出莲池形象，这种虚实对比、明暗相生处理手法在元青花莲池纹饰形象中有一定代表意义，虽然童子形象渐弱但是其莲池化生的内涵还是比较明确的。

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资料梳理发现，元青花莲池纹纹饰发展也经历着渐变的过程，纹样变化形式也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不断变化，从早期的瓶莲形式，再到把莲形象呈现出文化发展的轨迹。与此同时，随着佛教世俗化以及统治阶级对佛教态度的变化，也对莲的形象有着影响，诸如元代统治阶级崇佛与尊佛策略，佛教文化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佛教圣物与精神象征的莲也随之变化，其形象的普及与推广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出现了把莲到莲池纹样多元组合的发展趋势，象征佛教极乐世界的莲池也随之出现丰富多样的莲池纹饰形象。可见，元青花莲池纹饰发展多样化形象有着深刻地社会文化基础，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反映。

2 莲池纹形象

在元青花莲池纹纹饰发展进程中，除了莲池化生的艺术形象之外，还有一种莲池纹纹饰形象，是以莲花和莲池整体形象或者局部形象为表现对象的写实纹饰形象。这种单一表现局部莲池纹饰在整体造型上与水波莲池纹有着相似性。

以单束或者多束莲池纹样为表现形式的元青花莲池纹也具有代表性。这一类型的元青花莲池纹表现形式和宋代的莲池纹有较大发展，二者虽然都兼具有莲池的花、茎、叶等创作元素，但是元青花莲池纹纹饰的构图表达方式却不同，宋代的莲池纹是自由生长的，而元代的则是分子组合成形态，左右对称，形成多态多姿的莲池形象。

三、元代青花莲池纹纹饰类型

在元代青花瓷器莲池纹纹饰中，根据内部构成要素、纹饰构成形态以及纹饰表现形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单纯莲池纹

这一莲池纹饰类型主要特征为：由一束把莲或者多束把莲构成，每一束把莲在整体构图上呈对称样式，在整体纹饰表现形式上多为单纯的莲池纹饰。把莲纹与单纯莲池纹在整体构成、表现样式和表现元素上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有些多束构成的莲池纹与把莲纹十分相似，只是把莲纹打结丝带转化成为了起装饰作用的水波纹饰。这一莲池纹类型多出现在盘心和内壁、瓶肩腹部等处。

2 复合莲池纹

在元青花莲池纹范围中，除了含把莲纹的单纯莲池纹饰外，还有莲池与动物、植物或者其他纹饰组成的复合形态，根据莲池纹与组合物体的不同而表现为多种复合莲池纹饰样式：

（1）波浪莲池纹：该纹饰以莲池纹的形状与波浪相似而得名，是水纹和莲池纹的组合形式。在纹饰的构成上，水纹恰似波浪，波涛汹涌，实现了动与静完美融和，在盘状瓷器的外延部分比较常见。

（2）水波莲池纹：该莲池纹饰因整体形状恰似水波而得名，是由水波纹饰与莲池纹饰的组合构成而得名。水波莲池纹饰在整体表现上，水波纹多为叠加式，莲池纹饰起到较好的装饰作用，或为俯视或为侧视，形态不一，十分生动。

（3）游鱼莲池纹：该纹饰是游鱼和莲池纹的组合形态，二者结合而得名。在纹饰的整体构成上，游动的鱼儿和莲池有机地结合，比较注重写实的处理，纹饰之中可见莲叶的饱满与丰润，鱼儿的动感与激越，情景交融于一处，这种纹饰多见于元青花盘的盘心或者较大容器的腹部。

（4）鸳鸯莲池纹：该纹饰是鸳鸯纹饰和莲池纹饰的组合形态，二者结合得名。在纹饰的整体构成上，莲纹多为一束或者多束设置，且莲纹多为对称构图，鸳鸯在温室之中或对称分布或前后分布，栩栩如生、富有生气。

（5）鹭鸶莲池纹：此纹饰类型与鸳鸯莲池纹有相似之处，是鹭鸶纹饰和莲池纹的组合形态，因此而得名。在纹饰的整体构成上，一束或者多束的把莲纹错落有致，数量不等的鹭鸶时而穿行、时而飞翔，十分富有自然情趣。与鸳鸯莲池纹饰类型不同的是，鹭鸶莲池纹具体来源不同且多见于元青花大盘盘心。

综上所述，元代青花瓷器纹饰类型多样，且有着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在装饰技法、装饰元素和表现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这就使得元青花莲池纹饰有着更强的表现力和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元代青花莲池纹纹饰在纹饰表现形式、组合形态和纹饰技巧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现状绝非偶然，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内涵。

四、元代青花莲池纹纹饰的文化内涵研究

1 佛教文化中莲池

元代青花瓷器莲池纹饰以及以莲池纹饰为基础的复合纹饰在纹饰构建、表现形式以及艺术构思等多个角度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并非是有意识的设计活动，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流露，其中富有庄严之感的构图、意境化的纹饰造型，都表露出了佛教文化的身影。

在中国封建社会，佛教思想在民间具有丰厚的传播基础，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扩散，莲池和莲花这一具有宗教意义的符号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继而成为民间美术装饰流行的文化元素。在民间文化意识中，人们赋予了莲花和莲池以“平安吉祥”的朴素含义也是理想和完美的化身，并且成为老百姓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和精神寄托，并且是通向极乐世界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佛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民间文化的不断融合，莲池和莲花的形象就更趋于完美，几乎成了美好和幸福的象征，这也成为莲花纹在青花瓷器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宋元绘画艺术中青花莲池纹纹饰

从现存的元青花实物莲池纹饰来看，莲池纹更具有写实性，其在表现技法和构成样式上吸取了宋元绘画艺术创作要素和艺术精华，这一点在日本著名的陶瓷研究者矢部良明所著一书中有深入阐述。元代青花瓷器纹饰和创作于宋元时期的绘画不仅在创作题材及创作主题表达上有着一致性，同时二者还在构图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也体现着二者在文化内在表达上的传承关系，这些可以从目前故宫所藏的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和瓷器文物实物对比上找到相应的证据。

从宋元绘画与元青花瓷器纹饰图案对比可以看出，具有写实性特点莲池纹饰是宋元绘画在元青花瓷器纹饰上的一种深刻反映。莲池题材的宋元绘画又是对莲社这一宗教宗旨和社会文化体现，同时也折射出元青花纹饰中关于莲纹和莲池题材纹样中宗教内涵在传承表现出的一致性。

篇（2）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篇（3）

1我国水土保持的现状

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事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水土保持应该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水利方面，我国存在着水多、水少、水污、水浊的四大问题。其中水浊既独自为害水体，又增加其他“三水”对河流的不利影响，处于关键地位。水土流失破坏土壤结构，降低植被质量，影响流域对径流的调蓄能力，增加水多水少的矛盾。泥沙增多既降低河流质量，影响水生物活动，又作为污染物的载体，提高污染的浓度与防治的难度。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似不应就问题论问题，而应当追根溯源，将水土保持作为水利的中心环节与战略措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

水土保持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用问题，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既注重于经济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既要有辩论思维，又要考虑政策法规。从人与自然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才是水土保持的最高理想。当然，这既是很高的要求，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既限于科技水平，也限于政经条件。但是只要我们努力研究，积极争取，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或部分达到这一艰巨而伟大的战略目标。

2土壤侵蚀量与输移比防治的方向与对策

流域面上的土壤侵蚀量与进入河道的输沙量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根本原因就是土壤侵蚀量没有显著减少。一般总是从源头开始，正本清源，将侵蚀、输移、沉积贯穿为一个整体，以观其全貌的拦截与滞蓄，然后进入干流。干流输沙量与流域侵蚀量的比值称为输移比。有些专家从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流域面积、时空差异等多方面对输移比作了理论分析；有些专家根据众多考虑与测试成果分析了水沙从源头至主干流一系列变化及相应的匡算。防治:一是防蚀，二是拦泥。拦泥作用显著，成效快，有利于防疗急性病症，狭义的水土保持，顾名思义是减蚀，一般包括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以梯田为主的坡地工程措施。这些措施直接作用是减少水土流失，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态环境，间接作用是减少进入河下游的泥沙，减少河道的淤积抬高和洪水威胁，利在当地，惠及全河，既具有拦泥坝库对下游的有利作用，又没有拦泥坝库对当地人文社经的某些不利影响。

3水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水土保持与水土利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为国民经济服务。保护为了利用，利用必须保护，两者相辅相成，总体效益更为完善，是科学发展观，人地合一保证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水土保持的内容与要求已为大家所熟知。中小型的水土利用复杂多样：一是建设基本农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植树种草培育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三是营造水窖、坑圹、涝地，就地调蓄雨水，提高当地抗旱防旱能力；四是引洪漫地，放淤改土，引水垦荒既增加耕地数量，也提高土壤质量；五是开发小型水电，直接缓解能源匮乏，间接维护林木发展；六是大中型灌区的浑水灌溉、中小水库的吸泥排沙，充分利用水沙资源，增肥保墒。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坡改梯与淤地坝是水土保持工作中两项主要工作措施，目的是调整坡地与沟道的坡度，以就地入渗和就近入渗方式达到减轻水土流失的作用。淤地坝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小型拦泥库的作用，长期效果可能降低，梯田可以持续利用，两者时空搭配，相辅相成，共同对黄河中上游的减泥增产发挥重要作用。大部分水土利用的成就，是广大群众的自发性成果，不够理想。有时拿泥沙填死库容，难以发挥肥力作用；有时削坡填沟，劈山筑路，破坏表土；有时管理不当，良田沃土遭受沙埋沙压，变利为害令人遗憾。提高水土流失方面的水土利用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4水土保持的效益与评价

水土保持是一项面广量大、复杂的系统工作，要全面测试分析评估其效益，确实不易。一般将水保效益分为经济、社会、生态三部分，对水少沙多的北方河流还增加一项拦泥效益。不同水保措施，不同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单项效益，以便为水保评价提供依据；从土壤流失至进入干流之间各河段的水沙变化及其对周边的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影响，以便了解输移过程，可能产生的负效益或不利影响，如对大小水库、坑塘、涝池的运用寿命，对河岸的冲刷破坏，对农作物沙压减产等。效益计算：采用有无措施或增减措施后在时空方面的对比。为实现科学管理和国家决策要求，必须客观地、定量地认识和评价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单项问题，揭示水土保持的基本情况与动态变化、水土保持的成效与进展，水土保持的潜力与展望。总效益是各项效益的融合，研究分类效益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应是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既是总效益的一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研究与不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现实意义。经济既是各类措施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

篇（4）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

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

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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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管理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在《哈佛管理评论》中首次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之后，有关企业发展及其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就迅速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较多，但就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的、深层次的因素——企业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将在这方面作出探索。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定。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andHamd，1990）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组织中的集合性知识（Collectivelearning），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多样化生产经营技术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蒂斯、皮萨诺和舒恩（Teece、PisanoandShuen，199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伦纳德·巴顿（Leonard-Barton，200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包括员工的技能、物理体系中的知识、管理系统和价值观四种形式的技术竞争力。

本文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又称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它企业且与竞争对手相比更具特色与优势的能力或特征。它可以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等众多能力要素中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能力，也可以指一个企业所有能力要素构成的综合竞争能力或整体能力，它通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由企业所拥有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品牌与信誉、客户、营销网络等核心资源和资本及风险管理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人员管理能力等核心能力构成，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系统体系，其中包括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要素。一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优化出来的群体意识。二是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员工和企业的行为，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所以，对企业价值观的讨论，不仅是企业文化关注的中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企业的发展最终是受企业价值观的支配。三是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成员对企业、企业行为与企业各种活动成果的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承认程度，体现了企业的声誉和知名度。企业形象包括人员素质、企业风格、人文环境、发展战略、文化氛围、组织外貌等内容。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核心竞争力根植于企业文化之中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最广泛的因素。它一方面影响企业员工、品牌与信誉等企业核心资源；另一方面对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的形成、提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IBM咨询公司对世界500强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建立适应知识经济的企业文化是世界500强的共同特征。它们出类拔萃的关键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其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则根植于它们独特的企业文化之中。”

2、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1）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的发展依靠三方面的积累：第一是人才积累，第二是知识积累，第三是经济积累。其中经济积累靠人才积累和知识积累，人才是知识的载体，而企业文化是影响人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和欲望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企业文化培养员工服务社会、奉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并辅助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管理模式，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和长久的。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员的加盟并留住自己的人才。

（2）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企业管理根植于文化，企业文化应用于管理。”一方面企业文化的产生受到管理理论发展的催化，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理论丰富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内涵。如果说从传统管理阶段到科学管理阶段是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从科学管理阶段到文化管理阶段则是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理论是管理思想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企业文化变革能够推动管理创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文化变革影响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而影响企业管理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人管人气死人，制度管人累死人，文化管人管住魂”就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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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可理解为：图书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把未来的发展作为当展的前提，遵循图书馆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整体发展的长远目标，探求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模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注入活力，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满足人们不断增长和变化的信息需求，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使之能够与未来社会目标相适应并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二)图书馆知识管理概念

知识管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取、传播和应用的管理。从广义上说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还包括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一般来说，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图书馆显性知识是指已经编码好并存储于图书馆的一切知识，主要包括馆藏文献、数字化馆藏及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资源；图书馆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图书馆员工中的体验、思索、感悟、技能、诀窍和经验等。

二、图书馆知识管理特征

(一)以信息资源管理为基础

信息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对象，它贯穿于图书馆工作流程中的每一环节，因此，信息资源管理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一个主要内容。通过对文献信息等显性知识的收集和加工整理，将其中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出来，进行分类存储，建立动态的知识库体系，激活固化静态的知识，使其得到有效的流通和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现代图书馆来说，馆藏的概念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馆藏的内容除了传统的纸质文献外，还有大量新型载体的文献，如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采用知识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纸质文献资源数字化，对数据资源进行多向连接、分类整理，建立不同主题的知识库，并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广泛的传播渠道形成及时可用的知识流，以供读者利用。

(二)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核心

知识管理的任务就是开发管理好人力资源，充分释放每个人的智能，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图书馆知识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使人具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人作为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具有进行知识创新的可能，以创新为目标的知识管理就是要挖掘人的智慧潜能，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将存在于头脑中的隐性知识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转化为显性知识，并搭建不同层次的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采取各种奖惩管理措施，推进个人和图书馆工作的共同创新从而实现图书馆的全面有效管理的实现。

(三)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信息技术作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对图书馆知识价值链进行管理，将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存储，加强对知识的分类、整序，建立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知识流网络环境和成熟群件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利用高效信息技术和新型的管理方法为依托，使那些在知识获取方面受到物理限制的人能够对知识加以利用、挖掘、存储、传播和共享，从而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整体平等分配。

三、加强知识管理，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一)改变管理观念，进行知识创新管理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是种类似于仓储式的管理是人对物即文献书籍的机械二分性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人和物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不利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积极改变观念，改文献管理为知识管理，发挥人的能动性，进行知识创新，以通过追踪国内外图书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丰富与发展图书馆学的研阅手续和关卡，建立符合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在管理过程中，形成多元多维的知识管理体系，最终实现知识创新管理目标，建构图书馆核心竞争力量。

(二)优化组织结构，实现图书馆组织模式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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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已成为21世纪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它与信息产业并称为21世纪的两大新兴支柱产业，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新亮点。现代社会，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力量：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GDP的18%至25%，其消费类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额高达600亿美元，已经取代航空航天工业而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在日韩两国，文化产业也成为在国内创造产值，出口创汇，在中国，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指出，对11种产业中建立世界级大企业所需年限的统计显示，传媒业只需8年时间，远远快于医药、银行、电力、建筑、日常消费等行业。中国传媒业甚至只需年2年就能建立区域或行业优势。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的增长点之一。2005年，文化产业在中国17个城市已成为支柱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即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文化及文化产品作为一种资源，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基础性地位。文化需求具有比一般消费需求更高的收入弹性，因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对物质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文化产业是以精神产品为基础的产业，对自然资源、环境不构成威胁甚至不造成消耗，具备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世界各国的相关经验证明，文化内容产业能够有效地结合传统产业，增加传统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充分体现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和发展方向。新兴文化内容产业不仅能够有效地建立起与传统产业的战略关系，促使传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升级，而且还能够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紧密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跟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步伐。

此外，文化产品价值具有增值效应。一件物品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使用时间和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减少的，而一个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却往往是不断增加的，这是文物、艺术品收藏之所以成为资产保值增值常用手段的前提条件。因此，文化产业是具有极大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产业。如果开发得当，文化产品往往可以产生很大的投入产出比，具有极为可观的边际效益。回顾我国启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程，文化也曾被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然而，文化事业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现状却令人不太乐观。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文化仍然没有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操作层面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它的作用似乎仍然只限于利用文艺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近些年的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摸索与发展中，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到人们的重视。

一、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源泉，比如历经我国五千年历史洗礼下的文化古迹对于旅游业是一笔可循环开发利用的瑰宝；中华民族文学作品和民间流传的众多神话传说为电影，电视，戏剧戏曲以及相应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素材。文化资源具有无限丰富性和可发展性，但它也是需要加以保护的、在某些方面和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文物和无形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历史遗存，它们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

迪士尼就是这方面卓有成效的例子，它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汲取创造素材，再通过科技及创新重新编排故事，甚至对这些素材展现出来的思想予以创新并加入商业和娱乐元素，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人物进行包装再出口，使之成为成熟的商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其中，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中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就是源于我国著名诗歌“木兰辞”，在保留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崭新的美国式追求梦想，要求妇女平等主题，在98年推出之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销售奇迹。一部较为尊重原著的《泰坦尼克号》，或者由莎士比亚戏剧而改变的动画片《狮子王》竟能创下十几亿美元的票房价值，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匹敌。其所依靠的，不过是一点新颖的创意和简单的三维动画技术，还有借助“拿来主义”所吸纳的文化素材和历史背景。那些优秀的文化资源通过再开发和创新再利用，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却少有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而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从古至今多次向学习中国文化的邻国，却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发扬甚至创新，获得了很大成功。最典型的好比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名著《西游记》，经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的精心雕琢与包装摇身一变成为极受欢迎的漫画《孙悟空》，以及取材于西游记曾进风靡一时的漫画和动画《最游记》，还有曾在中国取景拍摄等等的日本版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等等，都在日本本土乃至东南亚获得了巨大成功，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应。而中国除了多年前那部由六小龄童演绎的经典电视剧之外，基本上没有文化再开发的作品与之相匹敌。中国游戏产业也有待成熟，《三国志》这是日本光荣游戏的产品，有“三国志系列”等，任天堂则有“横山光辉三国志”等。加上其他日本公司的产品，至少有30款日本三国志系列游戏，日本改编的《三国志》和《水浒》，从漫画到游戏，衍生产品在亚洲各地热销。中国传统文化就像是一座富矿，源源不断地回报着深刻挖掘和爱护它的人们。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文化市场需要引导和规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我国文化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所谓“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大体上分为这两种类别。而无论是“大众”还是“高雅”，观众的文化鉴赏力，媒体的宣传导向以及政府的引导都是需要关注的。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优秀作品未能百家争鸣，相比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表现出严重的“供不应求”。

于是，传统文化产业的保护主义抬起了头。他们坚守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面对日益万新的社会和市场却坚持不创新，不变通，不思进取，以保持传统的名义阻止变革和创意，甚至还要求社会和政府给与支持。这样的力量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发展，使得脆弱的传统文化在面对汹涌蓬勃的国际化趋势时，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开放的市场时，显得无力而很难适应。这些本应得到大力开发的内容产业，吃着祖宗留下的老本，由于不曾尝试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变革的道路，一点一点被破门而入的强势文化所蚕食。

同时，由于供不应求的文化市场，一些制作粗燥，缺少文化内涵的作品乘机冲击了文化市场，不仅对文化资源是一种极度浪费，对于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文化垃圾，伤害着人们的视听。比如近两年网络上流行的一些颇有争议“芙蓉姐姐”、“木子美”等现象，不仅不能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反而可能浪费资源，错误引导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广告行业也是如此，一些通过引起消费者的厌恶而取得商业效应的垃圾广告每天仍然污染着消费者的视听，却并没有受到管制，如著名的“脑白金广告”等。对于由于科技发展，信息爆炸时代产生出的垃圾文化产品，人民和社会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阻止它们泛滥产生负的社会效应。

三、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链和国家竞争力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以前一直实行双轨制计划式发展，直到2006年才开始从试点转向全面改革。“十五”期间。相比速发展经济和总体消费水平，文化产业的发展却趋于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产业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被当作一项由政府引导安排，社会响应，公众被动的一项公共事业。文化的两面性，是重点体现在文化产业中的经济效应（商品属性）和文化事业中的社会效应（使用属性）。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引导发展方向，管理高度集权和统一，国有企业不以盈利为目标，只需按政策组织完成计划，形成没有来自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的文化，被剥夺了其商品属性和盈利能力，使其很难出现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局面。由于用文化事业的方式管理文化产业，以至于资源有效配置不足，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再加上出现很多准入限制和垄断，导致产业发展受到抑制，需求严重大于供给，文化产品多样性上也受到很大破坏，文化产业链更是难觅其踪。

我国文化产业化程度偏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还未形成，缺乏国家竞争力。产业化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支撑。中国文化产业必须打造产业链，这样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企业领导者所具有的视野和对所处产业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对生存环境并不令人满意的民营企业，这种眼光更是生存的必备条件。中国文化产业面对国际大集团，“好比是单一步兵兵种和对方海陆空立体多兵种竞争”。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文化行业都是单打独斗，唱戏的、做音像的、搞出版的，都是各自为政，中间没有关联。而国外最大的传媒公司，都是既生产内容，又发行各种产品。比如动漫产业，值得借鉴的是日本，美国等，纯熟的产业链运作和规模效应，如一部优秀的漫画作品，可以在一到两年内形成由受欢迎的连载到单行本发行，到动画，电影，唱片以至于周边商业产品等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系列产值的创造，使消费者需求及时全面的得到满足，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迪斯尼、时代华纳、索尼等都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由此看来，文化产业和文化内容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文化内容资源的产业，它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的基础上。我国应建立文化资源开发的人才战略。培养具有认识、开发、经营文化内容资源的高素质人才，是振兴文化产业的保障。文化内容资源开发属于“创意工业”的领域，参与文化内容资源开发的专业人才，必须对中华文明丰厚底蕴有全面掌握、对优秀文明成果有深刻领悟。

还应该实施文化资源开发的政府管理。政府部门作为文化市场的监管者和文化内容资源的保护者，应该站在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的高度，建立和制定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这是文化内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合理保护前提下的有效开发，才能够充分保障文化产业创意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再有，应该尽快建立文化产业链和产业园区，打品牌战术。例如可以借鉴的是机器猫，米老鼠等动画形象都已经连续创造产值几十上百年，由大受欢迎到成为经典，成为一支新的文化力量，推动着可持续发展。

最后，加强文化交流，将我国丰厚的文化推广到世界。只有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我国文化产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国际舞台，继续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2]江蓝生谢绳武: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祁述裕: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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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播音主持对文化价值的构建

音主持对文化价值传播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了文化的一种构建模式，主持活动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形式，其代表了，对某个文化的认同，和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就是文化领域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选择这种文化传播形式下得有力的见证，它从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到另外一种的文化模式从中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播音主持是文化的选择之中拥有更多的问文化决策，和品质的涵养，它不仅表现了主持人的当时的各种心理素质变化，和主持人的外在动作以及各种表态神似状态，体现出了外在的动作，在整个社会之中文化价值取向，在特定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人们常常使用的语言、服装、行为习惯，这都是对应了社会文化的传播方向，而在这种媒体达到某个规范时，人们应用的社会价值存在和导向存在法，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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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将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列入支持类，在担保条件、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文化企业设置有别于工商企业的信用评级模块，制定版权质押贷款指引和并购贷款指引等等，为文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实现担保形式多样化。商业银行应结合文化企业运营方式和特点，弱化财务指标考核，转变以机器设备、厂房有形资产为抵押品的传统担保思路，积极试办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电影制作权、著作权、版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企业联保互保贷款等，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为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扩大抵（质）押范围，丰富融资品种，解决文化产业普遍缺失抵（质）押物的问题。三是制定针对文化企业的授信制度，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四是加强与产权交易、信托、证券等相关机构合作，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资金结算、机构理财、供应链融资、并购贷款、国际业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业正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现实，建立相应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措施，支持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来源于/

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

以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为切入点，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文化企业，应做好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的培训、辅导和推介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融资，支持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迅速成长。推动文化企业引进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境内外资本以BOT等形式参与文化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以及文化产业项目未来收益证券化等融资方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拓宽利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方式和空间，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篇（10）

〔中图分类号〕K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10-06

晚唐五代时期，一直严格执行的宵禁制度逐渐松懈，秦汉以来长期固定的以封闭分隔为特征的里坊布局，开始向市坊布局转变。宵禁的解除，夜市的繁荣，不仅是城市功能的调整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更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起。那些原先只在特定区域服务于上层官僚、士人的娱乐活动，开始向普通民众下行，以适应娱乐消遣的需要。宵禁制度的解除所促成的市民娱乐需求，是唐宋之际文化转变的深刻背景，特别是其中说话、俗讲、曲子词以及早期戏曲等到有娱乐性质的文学形态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的变更。这一制度的变迁是揭示唐宋市民文化形成的关键，但历来学术界注意不够，仅有少数在风俗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研究中作为背景材料简单提及，并没有从制度层面加以系统探讨。① 本文试分析之。

一、唐宋之际宵禁制度的变革

宵禁制度，起源甚早。《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汉代亦行宵禁，由执金吾负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汉旧仪》：“宿卫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夜饮而归，至霸陵亭，霸陵尉醉，便呵斥李广。李广虽自报家门，霸陵尉仍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广只好宿于亭下。《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引《曹瞒传》：“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能以违反宵禁棒杀皇帝宠臣，足见两汉时宵禁之严。《三国志・魏书》卷26《田豫传》辞官表中说：“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呜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夜行来喻罪责，可知汉魏律令于夜禁之重视。《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载萧嶷与齐武帝“同辇夜归，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嶷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身为皇帝的萧赜仍担心夜行遭到官员的呵斥，说明在南朝宵禁并无松弛。《北齐书》卷16《段荣传附子孝言传》言段孝言“曾夜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唤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骄奢放逸的段孝言召唤坊民增援，将不能按时抵达者拷打而死，既可说明段氏的凶残，也可看到当时聚坊民以备盗的组织模式以及宵禁的严厉。

依《唐律》，唐时夜禁甚严。《唐书・百官志》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由专人负责宵禁。《唐律疏议》卷26《杂律》“越州镇戍城垣”条注疏引《监门式》：“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若公使赍文牒者，听。其有婚嫁，亦听。”对于宫殿、城垣、武库等，夜禁尤严。《唐律》“夜禁宫殿出入”条：“夜禁宫殿出入诸于宫殿门虽有籍，皆不得夜出入。若夜入者，以阑入论；无籍入者，加二等；即持仗入殿门者，绞。夜出者，杖八十。”若夜行者不能被发觉，值夜者要受处分：“诸宫内外行夜，若有犯法，行夜主司不觉，减守卫者罪二等。”故立制严格，以禁夜行，仅奉敕方可开门，且验符严格。疏议又引《监门式》：“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其宫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诸卫及监门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折冲、果毅内各一人，俱诣合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违者处以严刑，“诸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为开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绞。”

唐长安、洛阳以里坊布局，每坊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坊角设置侯铺。夜晚关闭坊门，严禁出入，且各宫城门、皇城门、坊里门、外郭门，夜间层层设卡，禁绝行人。《监门式》云：“驾在大内，宫城门及皇城门钥匙，每去夜八刻出闭门，二更二点进入。京城门钥，每去夜十三刻出闭门，二更二点进入。”若帝王不在皇宫，则“宫城门及皇城门，四更二点出钥开门。京城门，四更一点出钥开门。”其余州县，亦夜下管钥，禁止出入。

刘肃撰《大唐新语》卷10《厘革》言：“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古今注》所载大致类同，言“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夜以鼓声警戒。韦述《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旧唐书》卷71《杨贵妃传》载杨贵妃因与唐玄宗有小隙，被遣归杨宅，玄宗烦乱，高力士夜间迎归，因正行宵禁，便只好夜间打开禁闭之坊门回宫：“是夜，开安兴里门入内，妃伏地谢罪，上欢然慰抚。”《新唐书》卷76《杨贵妃传》也载“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第”。坊里布局是唐朝以前都城布局的基本结构，待至夜暮，商铺停业，坊门紧闭，百姓居于里间，全城禁行，禁军巡行以备非常。此一制度于中唐时依然严循。《新唐书》卷207《刘贞亮传》载其治理京都时，“郭F醉触夜禁”，便“杖杀之”。中唐元结《G乃曲五首》之一写：“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即使城外夜行，也要被执行宵禁的守吏严加盘问。《太平广记》卷254《嘲诮》载刘行敏为长安令时，有崔生酒后犯夜禁，被缚至五更，刘行敏上朝遇到时，才令解缚，并作《嘲崔生》：“崔生犯夜行，武候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言其犯夜遭处置之狼狈。

然至僖宗以后，宵禁逐渐松弛。虽无直接的诏告，却能从载述中明其踪迹。《唐语林》卷2载武宗时，王式初为京兆尹，“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式取而饮之。”夜晚当街聚众铺设祠乐，王式身为京兆尹视而不见。《新唐书》卷187《王重荣传》载：

重荣以父任为列校，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主何察。时两军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还，诉于中尉杨玄，玄怒，执重荣让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执者奸盗，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状。玄叹曰：“非尔明辨，孰由知之？”更诿于府，擢右署。重荣多权诡，众所严惮，虽主帅莫不下之。稍迁行军司马。

此事发生于僖宗年间，尽管王重荣与杨玄的见解不同，但他们对犯禁军士的处理，相对于中唐时期的“杖杀”等处罚，则宽容得多。而且犯禁士兵还能向上级告状，可知此时的宵禁并未严格执行。同时期任谏议大夫知制诰的萧廪，“请厉止夜行以备贼谍”。[1] （卷101，《萧廪传》） 若京城宵禁严格如初盛唐，萧廪不比专门上奏以求强化，且若仍未律令，只需重申而已。这说明熹宗时期京城已不禁夜行，故萧廪认为需加强以备盗。刘传载其为河南尹、宣武军节度使时，“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1] （卷182，《刘传》） 由此可见，在僖宗时期，宵禁无论在京城、地方，已经不再成为严格执行的禁令，而由各地官吏自行处置。天复三年（903年），皇城使奏请严肃夜禁：“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晨夜巡警，固须清肃。伏乞准敕条，漏鼓声绝后，禁断人行。今据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圣慈再下六军止绝。”京城宵禁也松弛已久。由于长期宵禁松弛，朱在长安时因与作战需要“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反倒使百姓不习惯，以致“上下惴恐”。 [1] （卷225，《朱传》） 可以认为，开宵禁是晚唐时期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而这正是推动市民文化得以勃兴的一个契机。

五代时期，宵禁制度再无恢复。《旧五代史・唐书》卷32《庄宗纪》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唐庄宗根据有司的建议，因“荧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请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罂，兼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此事在秋天，需要另外提出画区域宵禁，说明后唐都城并无严格执行宵禁制度。《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隐世家附子玢世家》言刘龚尚在殡中，刘玢就“衣墨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后汉也并无严格宵禁，女、民家与官宦之间来往自由。①

至北宋，经过改建的汴京打破了传统的坊市布局，允许市民在沿街开店设铺，尽管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虽曾试图恢复坊市，却未能成功。仁宗时期，便推倒坊墙与市墙，实现坊市合一。由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易于打破交易时间，形成夜市。北宋前期，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此前都市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北宋初期一度被取消。《宋史》卷292《张观传》记载张观知开封府时，有人告发他人“犯夜禁”，张观反问道：“有人见否？”民众传为笑谈。这说明在北宋初年，虽然城门夜禁仍维持，但城内已不再靠宵禁维护治安了。

宵禁制度在晚唐五代的松弛、在北宋的废弛，是中国城防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商业形态，促成了夜市的发展，使商品贸易的时间延长，刺激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而且也标志着市民娱乐愿望得到重视，随着市民阶层繁荣起来的民间娱乐业得以长足发展，以满足普通市民娱乐的文艺形式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这一时期迅速生成并繁荣的市民文化，成为唐宋时期文学演进的驱动力。

二、宵禁制度废弛的社会及历史背景

晚唐五代宵禁制度的废弛，导源于上元灯节之刺激，促成于经济环境之变革。

隋唐时期，解除宵禁之举多在上元灯节。上元解除宵禁，自隋已始。《隋书》卷62《柳传》载柳见“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便上书请求禁绝。说明隋朝正月十五开宵禁已成定制，初唐循其例。武后时期苏味道作《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使皆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言上元开禁以供吏民游赏。中宗、睿宗时，上元夜热闹非凡。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年）上元夜，“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 [2] （卷7，《中宗纪》） 睿宗于先天二年（713年），“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2] （卷7，《睿宗纪》） 《册府元龟》卷205引《朝野佥载》载睿宗游赏事，可见当时上自天子，下自庶民，皆在是夜燃灯以作娱游，载歌载舞，喧闹三日。玄宗时期，“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例程。”[2] （卷9，《玄宗本纪》） 敦煌遗书有元和年间郑馀庆奉敕撰作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S.6537V14号〕录唐令之规定：“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右件上元准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并宫观行道，设斋投金龙。”三元节休假，君臣吏民同欢。后成定例。韦述《两京新记》：“正月十五日夜，敕禁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3]

上元灯节暂时解除宵禁，对皇室乃至上层官吏来说，意味着他们夜间走出禁宫深宅，开始与民众同欢。而对于长期处于宵禁之下的官吏百姓来说，则是极大的民俗解放，使他们能够在繁华的城市欣赏夜月，参与万民同欢的喧嚣。佚名的《正月十五夜》诗序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人皆赋诗以纪其事。”以解禁宵夜为一时盛况。唐人写上元佳节的诗作不胜枚举，都洋溢着新奇的感受。如杨炯《奉和上元T宴应诏》描绘道：“瑶台凉景荐，银阙秋阴遍。百戏骋鱼龙，千门壮宫殿。”郭利贞《上元》也说：“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惟愁晓，周游不问家。”崔液《上元夜六首》之一：“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直言上元开宵禁对百姓的吸引。上元月夜，皇室贵胄、达官显要、贩夫走卒全都出动，不分贵贱，无论贫富，共赏花灯，同享喧闹。

上元节的夜市和娱乐，使唐人意识到夜生活的多彩多姿。特别是居住在里坊间的下层民众，只有在夜间才能有时间放下手中的工作，得到片刻的休憩。在上元灯节中，下层民众才能欣赏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良辰美景。因此，上元节开宵禁的重要价值，不在于随时可以歌舞娱乐的帝王、达官显贵们的出游，而是下层民众获得了夜间出游聚会的权利。上元节开禁尽管有宗教的背景，但毕竟标志着统治者对下层民众娱乐渴求的认同。这在庶族阶层陆续壮大且不断提出政治与文化要求的唐朝，确实带有某些打破禁制的深层意味。因而当唐人在上月灯节品味到宵禁解除以后的快乐和新奇时，他们对于彻底解除宵禁的呼声便会越来越高。

与之关系密切的是，中唐前后，随着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部分农民开始脱离农业生产，而两税法则又鼓励了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城市人口的增加，开始冲击严格的里坊管理模式，促成了夜市的繁荣。[4]《唐律疏议》卷26《杂律》规定“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但“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这说明唐宵禁主要在于约束坊市之间，城中街道的行走，而对于坊内行走并无严格规定。这里所谓的“坊市”，“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里坊间夜晚落锁，由于坊市间多居住为手工业者，各里坊间又禁绝，虽允许居民夜间行走和聚会，但不是出于商业需要。

虽然在律令上仍实行宵禁，但各里坊内部的夜间娱乐、消费需求在不断增加，这种量的积累逐渐推动了宵禁制度的松弛。首先是长安城人口的增多和官员居住的分散，为了保证官员能按时赶到朝廷议事，开始允许官员可免除夜行之责，① 夜禁已经开始松动。其次是城市从业人口的增加，推动了里坊布局的变化，特别是部分里坊沿街开店，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唐会要》卷86《街巷》载大历、贞元、太和、大中年间诏令奏议，以禁绝“侵街造房”之风，并言“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既可以看出中晚唐市民沿街造店风气的普及，又能看出宵禁制度的松懈。沿街造店是为了商业活动的便利，而坊门不再严格开闭制度，除了商业利益诉求之外，还有满足居民夜间聚会娱乐的需要。

中唐以后，大量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居住设施，不得不聚居在本用来生产和买卖的坊市中，这便利了夜间生产。同样由于里坊居民增多，也促成了夜间消费的繁荣。《太平广记》卷452《任氏》云：“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作者沈既济为德宗时期人，虽写天宝年间故事，然已可见唐时里中已有商业设施，而可见里坊间仍以宵禁管理，但坊间的商业活动已经开始形成。天宝年间，部分坊间夜市已非常兴盛，卢照邻《长安古意》言：“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节红尘暗天起。”崇仁坊也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6] 热闹非凡。而夜市的形成，则是晚唐五代市民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

三、 娱乐市民化倾向的形成

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娱乐生活，特别是夜间宴娱，多在皇室宗族和达官显贵的府邸举行。李世民《三层阁上置音声》：“绮筵移暮景，紫阁引宵烟。隔栋歌尘合，分阶舞影连。声流三处管，响乱一重弦。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写皇宫夜宴的情形。祖咏《宴吴王宅》写吴王李恪召集文人雅士观舞：“吴王承国宠，列第禁城东。连夜征词客，当春试舞童。”李白《寄王汉阳》状在贵族宴饮中的见闻：“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罗衣娇。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李唐宗室与贵族的府中夜宴，为一时风气，李适之喜宴宾客，“饮酒至斗余不乱。夜宴娱，昼决事，案无留辞。”以为美谈。豪宅聚会，或彻夜歌舞，岑羲《夜宴安乐公主新宅》云：“金榜重楼开夜扉，琼筵爱客未言归。衔欢不觉银河曙，尽醉那知玉漏稀。”储光羲《留别安庆李太守》云：“明牧念行子，又言悲解携。初筵方落日，醉止到鸣鸡。”或留客住宿，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云：“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便是写驸马郑昌裔宴后留客休憩。

而民间主要集中在固定的里坊，如平康里之三曲和可以留宿的酒楼。施肩吾《金吾词》云：“行拥朱轮锦识，望仙门外叱金羁。染须偷嫩无人觉，唯有平康小妇知。”李廓《长安少年行》云：“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郑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云：“银缸斜背解鸣，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更是描绘少年时“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的过程，铺陈了两人歌舞、欢宴、留宿、辞别的过程。除了平康里，酒楼也是夜间饮酒作乐的去处，此类酒楼常以胡姬侍寝，贺朝《赠酒店胡姬》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一到夜晚，酒肆歌舞悠扬；施肩吾《戏郑申府》云：“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成为少年们寻欢作乐的地方。李白《前有一尊酒行》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中唐以前诗人所写夜间生活，大致不出豪宅、平康坊及酒楼等固定场所。集中在官邸和固定里坊的娱乐，虽然部分诗人可以参与，但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上层官僚和士人。下层市民是很少有机会来参与到夜间娱乐活动中的。

而随着宵禁的松弛，市民文化得以迅速繁荣。首先，虽然早期也存在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说话、变文、戏曲以及曲子词等，尽管这些艺术形态也在民间流传，但其演出对象主要为贵族，我们从有限的记载来看，倡优、歌伎以及著名艺人常常集中在皇宫和官府；但在晚唐五代，随着宵禁制度的解除，城市中开始出现面向下层民众演出的歌舞、说唱和戏曲。其次，由于城市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市民白天集中在作坊和商铺中进行生产，并没有大量的时间和场合去欣赏演出，只有在佛教节日，才有可能到寺庙里去听演说。当以上元夜解禁为突破口，直接服务于下层市民娱乐需要的产业如表演、歌舞、说话等开始面向下层市民，并将演出场地向市民开放。这极大地促成了艺术形态向世俗化、市民化转移，使服务于下层民众娱乐口味的俗文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第三，与市民娱乐需求一起形成的商业文化，支持并鼓励了晚唐五代市民文学的俗化，使说话、曲子词、变文成为新的文学形式，为宋词、话本和杂戏的形成作了必要的铺垫。

夜市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市民的娱乐需求得以承认，也成为市民文化迅速形成的原动力。宵禁废弛以后，各地夜游之风立即兴起，普通百姓可随意聚会。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说：“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写广州夜市的喧杂。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也说：“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写行程中所见夜市连绵。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夜看扬州市》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可见市民可以欢宵达旦地娱乐。黄滔《江州夜宴献陈员外》便是写民间乡绅“浔阳江上夜开筵”的情形，白居易《见小侄龟儿咏灯诗并腊娘制衣，因寄行简》也是写江南夜间“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的娱乐情形。杜荀鹤《送人游吴》说：“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韦庄的《过扬州》便感慨晚唐时期，“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可见，晚唐宵禁开放后所形成的夜市，极大刺激了民间娱乐业的发展，歌舞、曲艺等艺术形式，在丰富百姓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在迅速得到创新和发展。

随着市民娱乐的兴起，贵族的夜间娱乐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市民化、俗化的方向发展。《旧唐书》卷16载：

穆宗长庆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

穆宗时期，贵族娱乐已不再保持前期的文雅状态，而是向喧闹吵杂发展，与民间娱乐形态大体类似。在这种逐渐俗化的文化形态中，说话、俗讲等逐渐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并逐渐发展起来，为宋代文学的俗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曲子词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中唐以后，由于教坊制度的变革，掌握了大量教坊曲目的歌伎陆续流散到民间，这些原先仅在皇室和上层贵族中流传的歌唱和演出形态，立刻成为许多酒肆妓院彻夜演奏的曲目。温庭筠《弹筝人》言：“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世人称之为新声，以表达他们对这种曲目的喜爱。孟郊《晚雪吟》云：“古耳有未通，新词有潜韶。”张祜《观杨瑗柘枝》云：“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之一云：“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这些下行的教坊曲目，以其细腻、新奇的旋律和参差错落的节奏吸引了下层百姓的喜欢，成为夜间娱乐的重要内容。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听众的需要，许多词人、艺人纷纷加入到曲子的创作中，吴融《李周弹筝歌》言：“年将六十艺转精，自写梨园新曲声。”极大刺激了晚唐文人创作欲望。传统的教坊曲目多由专业乐工创制，而流散在民间的歌伎很难有才情去创作新声，只能依托那些稍通音律的文人来依曲填词，以“新词”招徕顾客。李益、温庭筠正是这种背景下为填词，温庭筠还成为了第一个大量填词的文人。可以说，曲子词的繁荣，宵禁制度的松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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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d.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李P，李穆，徐铉. 太平御览・卷30引[M]. 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