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篇（1）

2.审计原则没有有效落实。我国大多数乡镇行政单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在某领导离任之后才召集经济审计工作，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进行此工作。这明显违背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因为该规定要求，在政党干部离职之前，必须做好经济审计工作，在审计中如果发现问题，应明确交代清楚，才能离任，否则，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种先离后审的审计方式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如果前任领导在任时存在一些经济问题，但并没有及时查明，使其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而后任者由于前任的经济问题，负担加重，便会出现一种松懈心理，使得审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据调查，这种现象在一些乡镇单位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审计工作有效开展。

3.经济责任不明确。首先，由于县级以下行政单位工作具有长期性特征，如果出现一些经济审计问题，很难分清楚是上任的还是现任领导的。其次，镇长和党委书记的权利存在着交叉。根据规定，党委书记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该镇管辖地区的宏观经济，同时主管责任。而镇长主要负责经济工作。这两种权利由于界定不清，使得经济审计量加大，同时削弱了其它人员的监督力度，使得廉政效果无法达到。再次，乡镇行政单位在经济责任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如在乡镇集体和被审个人的经济责任，缺乏界定标准，使得经济责任承担者不明确，进而导致经济审计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二、提高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效率的措施

1.完善经济审计指标。由于经济审计工作涉及面广，再加上审计对象多样化，使得审计工作在开展上存在一定难度。以此，应遵照国家颁布的审计指标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制订较为统一的审计标准。在审计标准制订时，制订人员应当认识到，经济（责任）审计的目的不局限于纠正经济错误，而是实现有限资金高效使用。由于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同，所以在制订时，需要着眼于当地的基本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于该地区的经济审计标准。此外，还要考虑到行政单位的性质职能，考虑到它们的经济目标，再结合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制订出一套合理的经济审计标准，使特殊性和一般性相统一。

2.处理好离任和审计之间的关系。目前存在着先离任后审计的审计弊端，使得出现的经济问题无法解决，也使先任领导存在侥幸心理，后任者有鉴于前任的事迹，也出现松懈心理，在工作中投机取巧，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此，县级以下领导干部在离任之前，必须做好严格的审计工作，才能做出离任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任领导形成警示，让他们在就职期间做好当地的经济工作，才能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去。另外，实施先审计后离任的原则，还会起到禁止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廉政执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该原则还避免了先离任后审计所带了的弊端，使经济审计工作能够有效开展，提高了审计质量。

3.明确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首先，由于县级以下的经济工作具有连续性，并且时间跨度大，在较短时间内无法分清前任和后任的经济责任。所以，应聘请专业经济工作人员，采取专业的分析方式作出合理的审计方式，使各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得到明确划分，使他们在离任及就任时担负相应的责任。其次，做好领导者的责任划分工作，使镇长和党委书记两者的工作更加清晰分明；使审计个人和集体具有明确的界定，以免出现经济审计问题时，相互推卸责任。

4.提高审计效率。首先，由于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内容广泛，所以应合理使用当地的资源，才能提高审计效率。如在出现审计人员缺乏时，需要向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审计人员，还可以专门聘请专业审计人员，使他们长期从事审计工作，此外，可以和相邻乡镇做好沟通工作，做好联合审计工作。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些县级以下的乡镇地区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对审计人员也出现了较高要求。以此，这些乡镇审计机关应聘请专业审计人员，还应积极引进金融、会计专业的人才，以弥补审计方式单一、审计人员缺乏等不足。另外，还应做好审计人员培训工作，使他们专业技能不断提高，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审计工作。

县级经济论文篇（2）

东部地区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后，学术界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分析和研究日渐增多。作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一大创举，省直管县改革在党和国家重要文件、领导人讲话中均有提及。省直管县改革作为当今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深入讨论。总结归纳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从中挖掘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对于完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选取核心期刊论文进行梳理，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做以简要述评。

从研究方法上看，早期关于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主要是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分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省管县”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动因。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研究的深入阶段，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规范分析，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研究，并运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学科内容研究各地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思路。此外，由于试点县的增多以及试点时间的推移，样本数据的出现使得定量分析称为可能，也使得研究更趋于科学，细化，也使得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

从研究内容上看，学术界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视角日趋全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层级与“省直管县”

研究认为，当前我国五级政府层级成本高，行政效率低下，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减少政府层级改革是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1]委托层级多偏多，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缺乏能力和动力监督若干层级的下级政府，容易形成道德风险，因此有必要较少政府财政层级。[2]“省直管县”改革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政策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管理的绩效。

2.“省直管县”对县级财政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但其政策效应呈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其中改革对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县的政策效应最明显。[3]还有研究指出，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4]这是因为县级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改革难以孕育县域经济发展的的内生动力。此外，贾俊雪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而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内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5]

3.“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研究认为，省直管县改革较少政府层级，赋予县级更多资金，优惠政策，资源和发展的自，决策权，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高军等利用江苏省51个县（市）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县（市）扩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应”实现的。[6]也有研究指出，郑新业等基于河南省数据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被直管县经济增长率1.3个百分点，并且是经济分权，而非财政分权构成了增长的源泉。[7]李猛的研究视角聚焦于省直管县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影响，研究改革方案能否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繁荣。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层级体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改革的关键点不在于省直管县这一具体形式，而是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境。当县乡财政困境得到明显缓解时，省直管县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如果县乡财政困境未能根本解决，省直管县不利于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8]

4.“省直管县”与县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

地方政府在进行省直管县改革中出现了一个不太乐观的趋势，即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不断推进，县级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自，使其发展经济的能力增加，可能造成其为了追逐政绩而忽视公共服务的状况发生。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得到了强化，而服务性公共服务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之后，省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县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以此来制约县级政府的建设冲动。

小结

总的来看，理论界有关“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可谓数量众多，角度各异，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各地实践的条件、模式和效果也不相同，改革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的研究空间。鉴于此，未来关于省直管县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点研究省直管县改革对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影响程度和路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和路径。分析导致改革成效差异的原因，倡导因地制宜，即使是同一省内，改革的模式也不必然相同。2.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融合问题，研究省直管县改革如何从财政直管过渡到行政直管。3.省直管县改革促进县级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能否增强县级政府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产品的能力。民众是否享受到了省直管县改革带来的效益，财政是否趋向于民主。

制度的创新源于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追求更优制度的心态，即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因此，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探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有利于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制度创新，发展县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县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社会公平和财政民主。（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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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贾俊雪，郭庆旺，宁静.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J].管理世界，2011（1）

县级经济论文篇（3）

引言

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发展到清代，县一直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县级政府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根据瞿同祖（2011）的研究，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县级政府就是“一人政府”，也被曾任清代县学教谕的谢金銮称为与京师的内阁大学士齐为帝国最重要的两种官员[1]。因此，对我国历史上县级政府的研究往往是以州县官的职责及其行为为关注对象。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我国逐渐实现了县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县级行政组织也逐渐健全，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自治停滞、机构膨胀、效率低等问题（魏光奇，2010）[2]，成为新形势下执政者及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对当代县级政府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依托现代政府的研究范式并结合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实际展开。我们首先需要对县级政府进行界定，根据县级政府所包含范围的大小，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所有县级政府部门的行为，因此采用广义定义，即：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全部机构。关于政府行为也有多种界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概念，即：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中既有为履行其职能发生的行为，也有为政府自身的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为，而且某种情况下的“不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刘天旭，2010）[3]，这是也广义的政府行为概念。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首先分析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其次研究县级政府当代的行为特征，最后梳理地位变化及行为特征形成的成因，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1、县级政府的地位

县级政府的地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县级政府在辖区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由于县域在整个国民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引起的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引言中已经提到，历史上州县政府在辖区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县级政府是县域活动的管理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主体，县域社会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直接对其实施治理的县级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刘伟章，2010）[4]。因此，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作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受第二个原因的影响，即由于近年来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提升而致使其主要管理者——县级政府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对县域地位的变化及县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1.1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几乎包括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与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经济系统（王淼，2006）[5]。关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已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郑炎成（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以往研究成果只是从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县域经济的规模性、县域工业的活力以及县域经济体制的重要性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但没有认识到县域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即县域经济地位有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之分，致使他们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他不仅重新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县域经济的理论重要性，而且实证证明了1988-2004年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重视越来越少，得出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的结论[6]。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县域经济实际地位受到政府管理者、研究者等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也又一次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纷纷将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陈志德，2006；薄锡年，2007；朱孔来，2007；田宝，2008；许华，2010）[7][8]　[9][10]　[11]，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国GDP的60%在县域，而山东省2011年更是89.7%的GDP以及61%的财政收入在县域。另外，根据马国霞（2007）[12]、苏良军（2007）[13]、陈芳（2011）[14]等研究，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也出现了条件收敛特征，这与各地政府，尤其是熟悉本地特征的县级政府的积极参与有着巨大的关系。张五常（2008）在惊叹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同时，也指出县域间竞争是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的关键所在[15]。

1.2　县域社会管理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单元，古今执政者和知识分子都以“郡县治则天下安”来强调县域治理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3%，绝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活动在县域内，国家有责任为这些人口创造通过积极参与而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机会，否则中国经济发展中会出现超过社会承载力的不协调和不和谐（郑炎成，2007）[6]31-32。刘守亮（2012）认为县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枢环节，既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要化解社会冲突、消除社会紧张[16]。但是，目前县域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王丽慧，2009）[17]以及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王晖，2011）[18]等管理问题，其中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县域内成为焦点之一。据杨帅、温铁军（2010）估计，近年来，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土地问题，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高达60%以上[19]。“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县域社会管理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与我国处于转型期，新型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基层政府观念转变滞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县级政府缺乏必要的治县资源有关，也即于建嵘（2008，2010，）提出的“县政悖论”。基于此，于建嵘甚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县域上层建筑，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由此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这一方式可行且风险较小[20][21]。张立荣（2010）在对湖北、江西两省进行了调研之后也认为，县级政府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仅次于资源汲取能力，需要不断提升[22]。王敬尧（2008）也指出，县级政府嵌套于所在社会环境之中，随着社会转型，民众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将要随之转变，其应急反应机制成为评价县级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23]。

1.3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见，县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经济单元，国家发展战略向县域层级倾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张军扩、侯永志（2010）甚至建议在已有四大板块和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同质性特征，将临近县域划分为标准经济区[24]。另外，考虑到县域改革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政界、学术界等也基本同意将县域作为政改的试点单元。因此，作为其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重要地位也就日益明显，这一方面国家需要进一步激活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也需要根据本地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实际，及时地、主动地调整管理方式，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即其在治理辖区内事务过程中行政运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清代，关于州县官的行为方式就有过讨论，他们思考和议论的角度是州县官到底是“无权”还是权力过大：一种说法认为，州县官权力过大，受不到什么限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州县官受到繁密“文法”的束缚和多层上司的制约、干扰，施政能力被严重削弱，权力很小（魏光奇，2010）[2]414-415。本部分也根据此角度，根据县级政府面对对象的不同，从其对上、对下两个个角度的县级政府行为方式展开文献梳理及评述，而暂不考虑同一县域内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县域的县级政府之间的行为。

2.1　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将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分为服从行为、博弈行为和欺瞒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军队组织的经验以及传统治理理念，目前形成的五级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又向上一级负责，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层层向上负责的嵌套机制。从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看，县级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授予性分权，但权力层层传递，层层截留，县级政府在管理权力分配中处于明显弱势。另外，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黄海蓉，2011）[25]。以上都使得县域政府管理权限受限，不得不听命与上级政府及垂直管理部门的安排，往往在考评及应付接待事务中疲于奔命，难以有足够时间考虑、规划辖区内其他事务。王淼（200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隶属关系、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三个方面，但其还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深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等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利益，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博弈关系，博弈行为表现在争取利益、争取权利和争取扩大投资三个方面[26]。在与上级政府的交往中，县级政府有明显的扩权倾向：他们或争取试点改革或强调地区特殊性进行政策寻租；或通过积极跟踪上级和国家政策变化，提前做好项目包装，做好配套承诺。另外，由于信息传递和权力来源两方面的不一致，造成越是上级政府越不具备信息优势，下级政府具有信息优势但又没有直接权力，县级政府在向上级政府汇报时常常报喜不报忧，虚报、瞒报、谎报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同时，还肆意扭曲上级政策，将其变通为为本地利益服务（范柏乃，2009）[27]，造成普遍存在的下级政府欺骗隐藏行动或信息的行为。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受损值作为对策参数，得益愈多，愈乐于执行；受损愈多，愈不乐于执行，甚至抵制、替换。但是，由于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一博弈过程一般又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执行力受到影响（李院力，2008）[28]。

2.2　县级政府在管辖区内的行为方式

王德祥（2010）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县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本地居民所需要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29]。但是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县级政府的行为并非完全如此，抑或是其工作重点并未在公共服务上，目前其对辖区的管理可以大致可以总结为“重经济、轻民生”，行为方式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王淼（2006）认为，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不仅担当“守夜人”、“道德人”的角色，也担当一定的“经济人”角色，县级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直接干预等手段影响县域经济的运行[26]22-23，其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管理手段虽然有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着与企业和市场分工不清的错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越位以及应该由政府去做而没做的缺位表现（徐井万，2008）[30]。目前，全国县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手段的一致性、规律性比较明显，表现为通过给予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大力引进、发展大项目，从而拉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强征耕地、产业重复、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蔡昉，2010）[31]。县级政府对辖区内民生内容的关注则显得动力不足，成为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党政官吏却有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将自己提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强大动力，比如几乎所有县的党政办公大楼都现代化了，招待所都宾馆化了，甚至大部分乡镇也在效仿（曹锦清，2010）[32]，这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逐年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县级政府的权利如此之大，以至于有的学者用“地方国家”（local　state）来形容，但县级政府的管理者仍然普遍抱怨没有实权、上级干预过多等。一项针对近800位县委书记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1.7%的县委书记赞同“县乡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只拥有有限权力”，而有78.5%的县委书记认为“县乡政府是一个功能不完全的残缺政府，县里没有多少实权，管理手段软”（肖立辉，2008）[33]。

2.3　小结

综上所述，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既有对上的服从与博弈，又有对下的威权与妥协，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其产生的背景、成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从而形成研究转轨期县级行政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指导县制改革，以保证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3、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

分析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的成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本文将该问题放入历史经验里加以考察，重点分析该问题的形成背景以及在现实运行中的变化。从宏大叙事角度（曹锦清，2010）[32]21来分析，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指向在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说地方政府的一切行为起点在此。在此现实背景下，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就形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只有在合适的激励下，人们才会采取符合预期的行为，才能缔造出最优的经济绩效（唐志军，2011）[34]。而县域经济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前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甩包袱”式的三项宏观改革政策，即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温铁军（2005）[35]分析认为，这三项改革的推行，客观上打破了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部门经济”、企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新划分。孙广厦（2012）也指出，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时间镜头应首先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经济性与行政性的分权化改革，这不但重构了政府间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并且使县级政府发展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主体[36]。在目前我国以“目标管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则层层分解，县级政府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从财政的意义看，政府管理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稳定税基，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不断扩大税基，以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综合上述分析，“围绕财源抓经济”成为县级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刘天旭，2010）[3]110-112，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社会转型期存在制度变迁预期的潜在租金、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规律以及政治竞争规律等内外因（李春安，2004）[37]，又造成了县级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即形成了县级政府一切行为方式的起点。

但由于中央制度设计的不健全、法律的缺失以及县级政府自身的缺陷，又造成了地方竞争的失范与无序，这也成为大部分县域问题的根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自己关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较多。唐志军（2011）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逻辑体系，并指出，经济上的财政分权、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制度、事务上的属地化逐级发包、组织上的党政双重领导、混合型地区组织结构和诸如传统为官之道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和制度约束。但是，这也会带来地方保护、投资过度、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偏向城市的政策等负面作用[34]48。唐的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基本把地方政府竞争的成因、机制以及影响研究的比较透彻，为我们理解县际竞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但在一些细节方面，别人的成果可以作为该框架进一步的补充。曹锦清（2010）认为，县级官员的任期制度也是影响县级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调查了十几个县的一、二把手发现，中共十七大规定县、乡这一级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32]10，这往往会造成县级政府的短期行为。徐井万（2008）则认为，县级政府在总供求平衡、通货膨胀和紧缩、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方面并没有干预手段，也没有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职权，以及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的制定权，只有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利[30]；黄海蓉（2011）则进一步指出，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25]。这些都造成了县级政府行政手段的缺乏，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温铁军（2011）[38]的“政府公司主义”理论，县级政府行为是由于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所派生出来的制度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4、结论及讨论

通过以上三部分综述式的分析我们认为，县级政府目前地位的提升除了其在辖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县域这一行政单元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中地位的大幅提升造成的。作为县域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则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对上具有服从、博弈、欺瞒性，对下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从宏大叙事角度来分析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则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县级政府一切行为起点，而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造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现有县级政府地位及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在我国百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中引申出的行政效率问题、完善的行政体制问题、省管县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甚至未来政改的理念及方式问题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提。这就需要我们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研究县级政府的理论体系，从而能更好地对县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保障县域社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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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54-01

党的十提出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因此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呈现出畸形发展的轨迹，本文就此作一些浅显的分析。

县域经济虽然在近年来获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县域经济面临的困难较多，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可以说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县级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企业决策

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还处于初期探索发展阶段，县级政府应该在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改正市场发展偏差，营造比较优势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自身的努力。但这也使一些县级政府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偏差，感觉政府是万能的，可以取代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市场通过价格杠杆等经济关系进行的资源调节是接近市场信息相对对称状态，符合经济运行合理轨迹的。县域经济作为县级区域的局部经济，它的信息传递过程应该是与外部大的经济运行环境保持一致，它的波动也应该与外部经济运行轨迹保持统一的轨道。只有这样，县域经济才能正常顺畅地从外部市场经济运行中获得经济发展信息，在市场经济中吸收发展资源，获得摆脱县域经济市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机遇。如果经济运行机制长期被政府政策公文所控制和把持，那么其自发性进行资源配置的作用将无法体现，县域经济也无法与大的经济运行轨道实现正常对接，外来的经济投资也会看到这里的经济运行机制不规范而放弃投资计划，甚至本地的经济资金也会因此外流，这样一来，当地的县域经济只能慢慢萎缩，甚至走向消失。

对处于县域经济运行重要地位的企业来说，如果县级政府一味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长期干涉其生产经营决策与计划，这样很可能造成企业决策的非科学性与盲目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从县域经济发展初期探索阶段保护企业，扶持其发展的角度出发，过多地干涉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将使企业形成依赖习惯，丧失脱离政府保护独立发展的动力与能力，进而彻底地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被市场的大潮所吞噬，从而导致县域经济走向濒临崩溃的边缘。

二、县级政府对吸收外部资源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力度不够

县级经济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77-02

一、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归纳

中国有关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各地政府的区域发展规划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尤其是十以来，国家提出“通过创新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号召以来，学术界和各级政府从不同领域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各级政府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十以来，各地方政府针对本县域的实际探索出了各自县域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并形成了理论框架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顺义、山东诸城、四川邓峡等贸工农一体化、工商一体化发展模式；广东东莞、江苏昆山、四川邛崃等政企分开的县域经济发展改革模式；江苏江阴、四川双流、福建石狮、山东寿光等简政放权、完善乡镇功能的经验和模式。2012年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设立“两江新区”建设和实施“两翼”农户增收工程等模式带动县域经济发展。2013年河南省出台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六种模式，即工业强县型发展模式、非公经济推动型发展模式、对外开放型发展模式、特色产业集聚型发展模式、农业现代化推动型发展模式和劳动力推动型发展模式。[1]

（二）学术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经济学家吴敬琏（2002）指出，推动地方小微企业发展是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三农”问题的主要手段；王盛章等（2006）认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根据本县域的实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总结出了顺德模式、嵊州模式、义乌模式、海宁模式；王青云（2012）认为，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可以总结为七大模式，包括江苏昆山模式、广东顺德模式、浙江嵊州模式、山东龙口模式、四川双流模式、浙江海宁模式以及河南新郑模式；王景龙（2013）提出，县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挖掘增长极，合理统筹规划，把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当地的生态、新能源以及三农等问题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道路。[2]

天津大学和春军（2010）在其博士论文《产业协调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系统研究》、吉林大学崔征（2011）在其博士论文《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沈阳农业大学何丹（2012）在其博士论文《辽宁省森林旅游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及武汉大学周维现（2013）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特点以及县域经济发展应当选择的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证。[3]

二、产业创新对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改变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的增长方式

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粗放型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实际，迫切需要确立和实施产业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产业创新实现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使县域经济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2013年，黑龙江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县域经济发展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各县（市）围绕黑龙江省“十大重点产业”上大项目，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园区、县域特色优势主导产业。[4]全省各县（市）紧紧抓住区位优势、增长极和产业创新基础，结合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找出优势产业，确定不同的园区定位，形成了以产业创新为依托的各具特色县域经济增长方式。

（二）改造和提升黑龙江省县域传统产业层次

从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创新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偏低。由于产业创新力度不够，传统产业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通过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应用新的产业技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黑龙江省五常市提出了“依托哈尔滨大都市、打造五常新模式”的发展战略，充分依托省会城市哈尔滨在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及时调整工作重心，注重产业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三）提高黑龙江省县域特色产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针对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实施产业创新对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带动效应，对特色产业发展具有支撑效应，对县域产业园区建设中具有推动效应。产业创新是县域优势产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柱。黑龙江省宝清县依托煤炭资源和农畜产品优势，加快推进重点产业结构升级和改造，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现已形成煤电化和绿色食品加工两大优势产业为核心的多样化格局，有效提升了县域特色和主导产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四）培育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阻碍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屏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种发展矛盾突出。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其中，产业创新不仅可以吸引产业创新型人才，还可以引来创新型项目，这也是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黑龙江省肇东市通过产业创新，努力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有机绿色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石油化工产业、县域文化产业、现代化大农业、现代化物流业、新型材料产业等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基于产业创新的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既然研究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必然面临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选择，那么以黑龙江省县域所拥有的产业优势为依据划分县域经济的类型，可能更有现实针对性，至少对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和创新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据此，笔者参考季建业等的研究成果，把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四类：工业创新型县域经济、农业创新型县域经济、第三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和资源禀赋创新型县域经济。[5]

（一）工业创新型县域经济

工业创新型县域经济是指该县域已基本完成工业化改造和升级，在县域经济结构中，工业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均处于主导地位。农村工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乡镇工业蓬勃生机。工业创新型县域经济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中心城市依托型工业化。其主要特征是发挥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区位优势，利用中心城市科技、人才和产业优势，围绕中心城市产业延伸等配套需求，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延生功能，兴建县域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创造良好的县域投资环境，积极实施县域工业创新和改造，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工业经济。黑龙江省五常、双城、肇东、宾县等县（市）可以充分依托哈尔滨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综合优势，及时调整县域经济发展重心，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和改造，注重产业园区培育，注重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从一个农业县向新型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围绕哈尔滨打造城市圈经济，努力打造高端制造、生物化工、石油加工、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

第二，内生型工业化。内生型工业经济根植于传统地域文化和传统产业基础，通过传统工业的全面升级和改造使县域经济全面发展。黑龙江省宝清、鸡东、集贤、密山、安达、延寿等县市可以依托煤炭资源、畜牧产业和水产业的地方优势，不断加强产业项目建设步伐，发挥优势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逐步形成煤电化开发和绿色食品加工等地方主导产业为依托的内生型工业化新格局。

第三，开放型工业化。开放型工业化是依托三资企业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黑龙江省绥芬河、东宁、同江有效利用口岸优势，抓好中俄经贸产业合作转型升级的大好时机，全力打造对俄经贸合作新优势。积极引入光伏发电、服装鞋帽和木材加工等生产企业落户，全力打造能源矿产、跨境连锁加工、绿色有机食品等地方产业集群。

（二）农业创新型县域经济

县域农业尽管是弱式产业，但如果重视农业产业链的经营，强化农业创新和政策扶持，农业也能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参考全国县域农业发展和创新模式，郊县产业新布局、新型农产品加工、农业现代经营等农业创新模式就带动了许多农民依靠农业致富，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黑龙江省肇州、肇源、五常、绥滨、方正、尚志等县（市）是黑龙江省的传统农业大县，农产品仍处于封冻期，品牌如何发展、销售模式如何改进、产业化如何经营、政策如何支持等是肇东县域经济发展要长期研究的课题。新经济条件下，肇东可以紧紧围绕优势资源，以工业园区为平台，通过引进产业项目，全面发展地方绿色食品产业，促进肇东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第三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

县域第三产业一般为日常生产、生活服务型产业，包括的具体行业非常广泛，就业容量和潜力也非常巨大。随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第三产业将成为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第三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不是指服务业在整个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偏重，而是指通过县域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地方三大产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模式。

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林甸、嘉荫、五大连池、漠河等县（市）可以把“旅游兴县”作为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突破口，以自然风光、独特地理环境、边境口岸等为依托，有效整合自然生态、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等资源，逐步把旅游业打造成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的黄金产业。

（四）资源禀赋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

资源禀赋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注重发掘地方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禀赋和特质，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有效整合县域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经营管理和战略规划等政策要素。

近几年来，我国亚麻产业发展迅速，亚麻生产规模世界第二，亚麻产品出口世界第一，亚麻经济已经成为某些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黑龙江省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全国亚麻种植的高产区，主要集中在兰西、青冈、克山等县市。黑龙江省要不断挖掘亚麻市场潜能，因地制宜，利用自身区域优势，把黑龙江亚麻经济做大做强。

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既可以由政府启动，也可以由民间直接参与，但当产业创新的个别要素向全要素创新延伸时，依靠地方政府或民间机构的某一方创新驱动都无法实现县域经济的产业全面创新。因此，发展产业创新型县域经济的长期目标是以民间机构创新为主，政府推动创新为辅，双方各自在不同领域进行产业创新分工与合作，共同促进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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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54-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郡县治则天下安”，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政府纵向管理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多种制度，各个省份正在积极实行或试点“省管县”财政体制、行政体制。财政部2009年7月《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外，全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省直管县的大政方针，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彰显出中央鼓励地方大胆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近年来，各省积极探索省直管县改革，已取得的较为丰硕成果。如自2012年10月1日开始，江苏省昆山、泰兴、沭阳将试点省直管县，3县（市）将直接向江苏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与此前该省曾尝试过的财政“省管县”相比，这次试点工作更进一步，改革内容涉及“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扩大行政管理权限”等，原省辖市审批或管理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均由试点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省辖市审核、报省审批的，均由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审批。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省管县的代表性成果有：[1]省管县体制运行中的矛盾：陈庆海（2010）、骆祖春（2010）、姜秀敏、戴圣良（2011）等客观地分析了省管县造成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摩擦、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公共产品供应职责划分不清等问题。[2]改革的动力机制：汪玉凯（2009，2012）、吴金群（2010）等从统筹城乡发展、上移公共服务统筹权、完善省市县职责配置、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等角度论述了省管县改革的动力机制。[3]省管县类型的总结成果：袁建军，金太军（2010）将代表性省管县分为全面覆盖型、强县扩权型、多样坚固型、扩市辖区型；韩春晖（2011，2012）将其分为“扩权强县”的浙江模式、行政县市分治的海南模式、“强县扩权”+“弱县倾斜”的山东模式、行政+财政“省管县”的湖北模式、依事权定财权的吉林模式。吴金群（2010）采用计量方法将全国26个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按照量化指标进行聚类分析。[4]省管县的积极效应：鉴于市管县造成市抽取过多县级财力的“抽水机”效应以及城乡割裂等不利效果，王雪珍（2012）、项怀诚（2011）等总结了省管县实施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提高公共服务供应水平等效应。[5]省管县改革的建议：鉴于省管县能够简化地方政府层级，提高管理效率，贾康等（2003，2010）提出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来构建“五级政府、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管理模式。于建嵘（2012），王国红、瞿磊（2010）等从县政改革的视角提出全方位构建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张占斌（2012）认为加强省管县体制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广泛的改革共识、各地试点经验的积累等为省直管县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

二、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厘清中央、省、县市政府的职责权限，管理扁平化模式有利于政府间信息对流。我国当前的政府层次世界最多，五级政府下权责划分的结果是“无解”（贾康，2003）。省管县是纵向政府间利害关系的重构，通过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管理重心的下移，将中央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中央、省级、市县三级政府“信息对称”，才能促进市县级财力事权和行政能力相匹配，进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二）有利于充分考量制度变迁的各种改革成本，释放出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通过审慎地推进行政区划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省管县实现了省直接对县（市）的管理，减少了财政层级与行政层级，通过优化组合行政区与经济区，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三）有利于在省域内配置各类公共资源。省管县突破了在狭小的市域内城乡分割式配置资源的瓶颈，有利于统筹省域内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所需的各种公共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等。在全省范围内配置公共资源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理顺条块关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三、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应廓清的主要方面

（一）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当前，在总结纵向政府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市管县形成与发展、弊端和省管县体制模式的开展状况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统筹城乡发展、提高政府效能、富民强县、政府职责及财力事权的合理划分等角度探讨省管县改革推行的动力机制及其实施的条件性和积极效应。而对浙江、海南、重庆、湖北、广西、江苏等代表性省管县模式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探究有助于探究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二）分析基于经济利益的各级政府博弈行为特点

由于改革预期成本与收益的不同，各级政府对省管县改革的态度迥异：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助推着，省级政府努力实践着，县级政府积极期待配合着，市级政府被动参与乃至排斥着。理论研究需要将制度变迁理论嵌入到省管县改革进程中，构建各级各类型政府博弈行为的效用函数，结合经济发展程度、省级人口面积规模等各种现实要素，利用政府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全面分析短期与长期内省级与市级、省级与县级、特别是代表性县（市）政府与其上级市政府所采取的自利性策略行为表现、成本收益、博弈均衡以及社会福利等热点问题。

（三）对省管县运行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合理确定省级有效管理半径

按照辖区面积人口与经济规模、县市数量、人均GDP、市场化指数、民族状况等因素对省管县开展状况进行科学化聚类分析，充分考虑东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区、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等不同区域实施省管县的现实条件，从而探讨省对市县级政府最佳的管理规模与管理幅度，进而确定各地开展省管县的相对成熟程度及其适用性。

四、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局部实践日趋丰富，而中央大手笔、全方位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尚未真正开始；只有本着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先财政经济领域后政治、社会领域，稳步实施，分类推进，审慎地“切一刀”，不搞“一刀切”，才能有效降低改革阻力。地方政府要“划好浆”，在财政省管县的基础上，适时实施行政省管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省域面积越小，市级辐射能力越弱，县域经济比重越高，越容易实施省管县。

（一）明确改革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一是管理体制方面，试点先行，逐步完善，市县分等、分治。充分积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经验后，因地制宜地推行省管县行政体制；统筹考虑政府管理规模和层次，审慎地调整行政区划。二要理顺条块管理体制，健全县级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夯实县级政府职能，增强其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远期目标是基于政府间纵向行政分权与横向政治权力制衡，实现县政民主自治。一是纵向行政分权方面，解决好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合理的权力配置，目标是把县政自治作为省管县改革的根本方向与出路。二是横向政治分权方面，解决好市县的政治权力制衡架构和权力来源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中地方官员的激励约束制度问题，如实现市县级党政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司法管理垂直化等。

（二）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重点内容

一是结合全国各地“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挖掘省管县改革的潜在收益及其动力机制。二是要分析在不同经济信息条件下市级政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省级政府管理半径过大给省管县往纵深发展造成的困难。利用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经济学知识分析省管县在新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成本和长期内通过优化省与市县政府管理制度所带来制度创新收益。探讨省管县制度演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基于经济利益的策略性反应、行为特点、博弈均衡等前沿问题。结合各级政府的行为特点，紧紧抓住省管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以制度变迁条件下省—市—县级经济利益变动为切入点，结合各级政府的博弈行为，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博弈理论、管理效能理论等剖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创新省管县的动力机制、各种困难阻力，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考察省管县体制创新的成本收益。三是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各省份开展省管县状况进行分类，从而实证分析省管县的效果，并为明确省管县改革的实施条件提供客观依据。为了减少改革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如何设计调整相对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即审慎设计分省、并县、整合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总结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状况条件下的适应性、推广价值以及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三）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难题

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市级政府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道德危害行为。短期内“财政省管县体制”与行政市管县体制并存必然导致诸多摩擦与纠葛，还会产生中心城市与县域协调发展、发达市帮扶贫困边远县积极性下降等难题。二是省级管理半径过大所致管理效果变弱的问题。省市县职责转变过慢与改革成本加大的难题；县政自治与司法体制垂直化管理的难题；市直管县模式所构筑的“行政区经济边界过窄”与大一统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矛盾；全国统一建构与多种模式并存的难题。

只有明确省管县改革中激励约束机制、制度创新收益、制度变迁成本等关键问题，从而明确省管县推行的具体步骤、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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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篇（7）

一、引言

在我国地区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资源较充裕、地理位置较优越、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中心城市往往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从优化中心城市产业布局的角度，“撤县设区”作为一种将乡村地域型政区转化为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使城市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更趋合理有序，从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张蕾，张京祥）；另一方面，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撤县设区”将原属于县的行政区域划归市一级管辖，并同时将县政府的部分财权、事权收归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政壁垒，缓解了县市之间由“行政区经济”（刘君德）造成的隔阂，有利于市政府对区域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加速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然而我国的“撤县设区”是主要由政府主导的过程，有可能与市场规律相悖。一些学者（张京祥、吴缚龙）关注到，“撤县设区”将权力集中于市级政府有可能损害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灵活性；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效率也会导致“撤县设区”地区发展成为城乡“二不像”，引起“虚假的城市化”；“撤县设区”进程中政府的角色仍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循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可能的制度创新环境。因此，“撤县设区”政策能否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仍有待实证检验，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动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要研究“撤县设区”对地区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比较被撤县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产业经济的增长变化。因此，采用经济学中专门分析政策效果的双重差分方法构建模型如下。

lnYit=β0+β1revoci+β2timet+β3revoci・timet+β4Xit+μit（1）

lnY’it=β0+β1revoci+β2timet+β3revoci・timet+β4Xit+μit（2）

我们用Y，Y’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设虚拟变量revoc反应所关注的县是否是被撤并的县，如是则取值为1，如否则取值为0；设虚拟变量time反应政策实施的进程，于“撤县设区”政策实施的当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为0；设revoc・time为revoc和time的交互项。考虑到第一、二产业发展还可能受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分析和讨论的方便，本文将集中研究2000―2004年发生的“撤县设区”案例，在此时间段内该政策集中发生，五年内发生案例数量达58例，其中有效案例数量45例，占比77.6%。在本文研究的有效案例中，东部地区案例达35例，中部地区3例，西部地区7例。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年《中国县域年鉴》、2000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概要》、2001―2012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201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由于样本跨越时间较长、涉及县区较多，难免出现数据缺失。出于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本文将行政区域土地面积（area）的数据缺失按前一年补值，并删除了其他缺失数据的样本，对未通过3检验的异常值进行了均值替代，样本剔除占比为15%。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策略及数据，这里将采用近似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方法对2000―2004年集中发生的“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借鉴主流研究，OLS估计方法被采用，并采用稳健标准差，其整体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年度虚拟变量i.year，其回归结果在表1中略去）回归结果显示，以控制了一系列因素后较为稳健的模型（2）、模型（4）为准，“撤县设区”平均能够使该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减少23.0%，使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42.2%。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一定程度说明，伴随着地区从乡村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转变，地区产业经济结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对于第二产业的迅速增加，可能的解释有二：其一是撤并地区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唐为和王媛），“撤县设区”本质上是对原县行政体制、财政体制、组织体制等的改革，经由“撤县设区”，县区间的市场融合、行政壁垒和资源分配等问题得到改善，政府效率的提高和区域市场融合促进了城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二是中心城市与撤并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上世纪70―80年代传入我国并经由我国经济学家发展的梯度转移模式理论能够较好地贴合我国国情解释这种产业转移现象：一国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技术梯度，这种梯度的存在正意味着产业的空间推移，具体来看，这种呈梯形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将由劳动密集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演进，从高梯度地区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逐渐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降低也不容忽视：由于大量包括劳动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资本被投入附加价值更高的第二产业生产，承接中心城市第二产业转移的撤并地区将势必损失部分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从而使该地区产业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和升级。

四、结论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我国1995―2012年的县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足够多的相关变量后，“撤县设区”平均能够使该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减少23.0%，使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42.2%。“撤县设区”将符合条件的县转变为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权力划归市级政府，有利于市级政府从总体上统筹规划，政府效率的提高、区域市场融合与集聚经济效应均能促进工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第二产业增加值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伴随着由乡村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转化，撤并地区也承接了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转移，由于相关投入的转移，撤并地区第一产业的增长减缓。因此，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是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举措。

参考文献：

[1]唐为，唐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5（9）

[2]张蕾，张京祥.撤县设区的区划兼并效应再思考――以镇江市丹徒区为例[J]. 城市问题，2007（1）：36―4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20―22

县级经济论文篇（8）

分税制改革将要二十年之际，回顾中国财政分权的历程，以及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似乎是锦上添花，对当时紧张的中央财政来说，必然是雪中送炭。

近年来，学术界对分税制改革的讨论和研究从未中断过，学者们对于分税制改革的极大热情，不仅因为其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还因为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财税体制不断的调整，理论界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县乃国之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国两千八百多个县以及县级市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域的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的发展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本文从县域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财政分权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县和省级以下经济体之间的财政分权效应。由于分税制改革，中央规定了中央和省之间的税收分成比例，所以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中央和省之间的分权对各个省经济的促进作用或者省之间公共品的供给。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划分没有政策做出强制规定，由各个省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一般来说，主要是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了和下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下级政府保留部分的讨价还价权力。这样的分配模式不仅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地方政府财权形成差异，而且这种不规范不固定的模式，使得财权由县向市，由市向省集中，而事权却又层层下放，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县级政府财政日益困难，不能有效的履行公共品支出的职能。所以本文采用县级数据，是希望从基层政府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县域经济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匮乏，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数据质量不高，缺乏上级对各个县之间的转移支付以及县的预算外收入等数据使得不能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县域的财政分权问题。

一、 文献综述

Hayek于1945指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能更准确获得地方资讯，做出较优的决策。Stigler在1957提出了最优分权理论，在其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主要思想是，民众有权选择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规模，而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选民，相比于中央政府更提供满足所辖区域公众偏好的公共品。在文中虽然肯定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但是并没有中央财政支出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他认为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地方政府之间摩擦等宏观的问题时更有优势。Oates于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分权定理”。书中论证了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分散决策的效率。即假设提供的公共品总量以及成本相同，相比之下，地区之间提供不同的公共品使得所辖区域居民分别达到帕累托最优，以及在每一个区域提供同质等量的公共品使得整体达到最优，前者比后者总体福利要高或者至少不低于后者。Oates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拥有比中央政府更多关于公共品偏好的信息。他是从信息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Stigler的观点保持一致。在其后1999年的研究中，他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央政府具有和地方政府一样多的信息，且中央政府能根据不同偏好在各地提供异质的公共品，同样可以获得公共品有效率提供的结果。但是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所以分散化决策的财政分权还是得到了支持。

对于具有中国特点的财政分权，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是有积极的作用的。Lin和Liu（2000）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其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区分预算内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预算内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计量上正向显著，但是预算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张晏（2005）采用多种分权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无论从全国范围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Schleifer（2000）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效果的比较研究。探讨政治制度框架的区别对财政分权效应的影响。Bird（1995）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制约转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伸出“搜取之手”。Bardhan（2002）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出发，探讨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前提不符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二、 实证

（一）理论模型

本文中计量模型的来源为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1）式两边微分等于：

在上式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标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N为劳动力，标志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以上为本问实证用到的基本方程，但是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特定的大环境下，增长极大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文中在做计量方程时会加入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程

根据zhang和zou（1998）以及张晏和龚六堂（2005）等前人的研究，本文把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方程（3）对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回归面板回归。为了再细化研究分权对各个区域间影响，方程（4）设置了区域虚拟变量，把全国范围内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共计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山西、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共计8个省；西部地区省份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计11个。省下辖县数据由于数据质量以及政治地位等特殊原因，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方程中，下标i代表不同的县域个体，t代表不同的时期，本文中为两期；GDPG_Y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为截距项，由于采用固定效应，所以每个个体截距项不同，用右下角的i表示；Xit代表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Ng）和人均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Investg）；FDit是分权指标，采用了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指标；Mit是控制变量，包括税负（Tex）、所有制（Owe）、城镇化率（City）。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都采用增长率基期的值。

（三）计量指标的说明以及变量间统计结果

本文中指标选取了2000、2003、2006年三年的县级、市级、省级样本数据，本文中数据除基础建设投资（invest）外，GDP、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本文中另外一个计量方程中的因变量各项公共品的支出，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标进行平减。本文中所用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等。

FD：分权指标，支出分权的计算方法为，县人均财政支出/（县人均财政支出+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由于研究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效应，所以没有包括中央的分权。

Gdpg：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在本模型中作为因变量。

Ng：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

Investg：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

Txt：税负水平，用各地区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当地的GDP的比值度量，代表的是广义的税负水平。

Owe：公有制经济占比，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除以所有就业人员。

City： 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

East、Middle、West：为标志区域的虚拟变量，在相应区域的值为1，其余为0，比如东部城市，East值为1 ，Middle和West的值为0.

（四）计量结果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支出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0%内不显著，但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支出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而收入分权对东、中、西部地区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支出分权越大，本地政府的支出责任越重，地方政府谋求提高财政收入，一方面努力吸引新增投资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大搞土地财政等方式提高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相互之间激烈和同质化的竞争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开展。同时抬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以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分权占比越大，说明省以下的分配体系中越倾向于把财政收入留在县一级的政府，县级政府获得的分成越大。则县级政府越有动力扩大税基，进行 “竞次”竞争。

从支出分区域的效应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转移支付比例较低，税收缺口更多需要依靠提高向企业的税征税以及进行土地拍卖等预算外收入弥补。中西部地区采取竞争获得的增额税基提高税收的效应不大，更多的会谋求转移支付。而东部地区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多数企业投资也是在东部地区的县之间进行选择，使得东部各县域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过度的竞争使税率和工业地价都偏离最优水平。地方政府过低的均衡税率和低廉的工业地价使得地方财力不足，从业削减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又通过拍卖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昂的土地出让金进一步抬高房价，使得这些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不能扎根，出现回流现象，进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减速，不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从收入分权上看，无地区差别，财政激励在各区域都会引起地方政府采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

三、 结论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从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关系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税负越高越利于经济的增长，说明现在我国的税负水平低于最优值，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竞次”竞争的行为。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非合作的博弈，得到次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付文林.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1）：3l一39

[2]Wallace.E.Oates.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县级经济论文篇（9）

【作者简介】史贞，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80-04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层次的区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属于中观经济范畴。它能够有力地结合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为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拓展提供平台。可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健调控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县域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如中国的“百强县”等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带动落后地区也将是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尝试以县域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央更是在县域经济的制度规范、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同时，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县域缺乏合理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导致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趋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以中西部更为严重，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区域非均衡问题日益突显，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进行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合理区域布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完成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栋生教授认为：县级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具有地方特色，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法棠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县市区这一行政区划内开展的全部经济活动，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综上观点，县域经济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问题。相对比而言，大区域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和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而县域经济的产业都过于单一。由于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市场体系并不健全，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谢自奋等（1996）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的角度，广大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网络，从经济管理网络关系角度对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凌耀初（2005）论述了县域经济的特征、地位和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陈志德（2006）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背景以及现状，提出了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主要运行机制的创新机制及创新模式。禹新荣（2010）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崔征（2011）通过寻找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利用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通榆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静态、动态的对比分析，寻找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王鹤春等（201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G-R-I-E模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及对策。朱士鹏等（2013）采用主成分和ESDA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到2009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10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大区域由于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非均衡发展会直接引致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每个县由于先前的自然条件、政策扶持力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差较大。为了能够科学地了解和反映我国各县的经济、社会活动状况，本文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和县域人民生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以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指标体系

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既属于综合性经济，又属于区域性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故本文综合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选取14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指标体系见表1。

其中，县域经济水平指标用以反映各县的经济水平在其所在市域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各宏观经济指标占市域指标比来实现；县域经济活力指标用以反映县域的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间接反映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县域人民生活主要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状况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差距（其中城乡收入比和城乡人口比是逆指标）。

我国整体处于经济转型期，而以山西省这一资源型省份的转型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本文所用指标均来自于《山西统计年鉴2012》，为实现指标评价过程中的可比性，各指标均转换为相对指标形式。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大致分类和综合排名，并且对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综合评价

利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关键是要获取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上级指标。指标权重获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利用专家打分进行，而客观赋权法更能通过数据信息体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标赋权时综合了两种方法，既利用主观评价将指标进行分类，又利用客观数据信息为指标赋权，这样更能使信息科学、有效。

第一步，依据各一级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指标计算主成分，依各指标在其相应主成分中的载荷系数大小，进而计算各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即为一级指标。以县域经济水平为例，其包括六个二级指标，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计提主成分，依其特征向量矩阵可将Y1表示为

Y1=0.4864X1*+0.4796X2*+0.3244X3*+0.4597X4*+0.455X5*

其中，Xi*分别为Xi经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经计算后即可得县域经济水平的总得分。其他一级指标Y2，Y3均按此方法计算。

第二步，再视Y1、Y2、Y3为三个变量，重复之前的赋权过程，可得各指标Y1、Y2、Y3的权重。测算结果分别为0.326、0.328、0.346，权衡考虑这三个一级指标对县域经济评价的作用。本文认为三个指标均反映了县域经济的不同方面，所以视三个指标具有同等权重。最后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为：

Y=（Y1+Y2+Y3）/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1的，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水平得分和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县域，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在县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状态，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山西省资源分布较为密集的县域。以孝义市为例，孝义市以综合得分4.8625居于榜首，说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省先进水平，尤其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7.8685，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市，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其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其发展动力不足，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惠民。这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亟需转型发展以求谋取持续繁荣发展。整体看，这些县域的发展取决于对资源的开发，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后续动力将成为这些县域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0小于1的，从各一级指标得分可知，该类县域的经济动力和潜力得分相对其他两个指标较高，同时可以看出，介休、应县、右玉、平遥等旅游资源开发较好的县域均在此类，说明其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大，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小于0的，从指标得分的结果看。该类县域在三项指标得分均偏低，属于县域经济中发展严重滞后的群体。

由主成分分析求得山西省各县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得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本文进一步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论，其聚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综合评价方法是有效的。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各县市的发展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类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市，但正由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出现诸多问题。第一类县市由于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导致该类县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人口比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在农业和城乡结构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工业畸重发展势必会带来后序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此类县市应成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点城市。第二类是经济活力较好的县市，这些县市在各项指标的表现居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虽然这些县市目前在市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具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如果能够加大经济投入，合理规划经济结构，其未来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三类是整体发展水平均较弱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是山西省今后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着手点，这些县市缺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说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合理的规划，没有明确其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该对这些县市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96个县（含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通过其结果与聚类分析对比，并结合各县域实际发展水平，说明该方法可行，能够有效地对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县级经济论文篇（10）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 农村 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刚性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滞后等体制性、政策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分割和地区间经济非协调发展在县、乡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县级财政收支差额与赤字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清费立税改革相继出台,县乡预算外收入急剧下降,县乡财政的包袱大大增加。县乡政府作为一级政权机构,有其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能,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县乡财政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负担,大多数的县乡财政很难支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影响县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以长沙市县级政府为例,2003年财政赤字为41 502万元,2008年达到166 097万元,扩大了4倍。不仅如此,县与县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同一市内,以长沙县与望城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相差15 925万元和19 728万元,2008年分别达到37 021万元和47 953万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长沙市长沙县与湘潭市湘潭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湘潭县为长沙县的37.51%,财政支出则为40.88%,2008年分别为25.97%和51.91%。可见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相对缩小,故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即财政赤字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文教体卫经费支出严重短缺

目前, 工业 化、 现代 化的进程确实使

可以根据“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基本原则,考察各地实际职能需要与财力因素,配备工作人员,避免出现人多反而不办事、办不好的情况。并且,政府的编制也应该考虑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情况,在集中财力求 发展 的时期可以适当缩减编制,等到 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时,再适当引进,以达到比一开始人员臃肿时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进乡财县管

自从实施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后,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失去其主要的财源。农业税在整个湖南省的财政收入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在绝大多数没有自主产业,仅仅依靠农业税等税费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乡镇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吃饭财政”的现状都难以持续。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乡镇财政,推进“乡财县管”也是必然趋势。采取预算共编、账户共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乡镇财政。

(三)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除乡镇 企业 用地、 农村 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用地的,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土地征用权来实现农地转用,征地的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时,国家 法律 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在征地补偿中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未予足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很低的征地补偿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又要截留、分享,因此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等原因,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价,却不能全面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和补贴,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集体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

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非农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二是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限和征用范围,提高农民转让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资源成本和社会保障价格的 科学 的地价评估体系,对批准入市的土地进行全面的定价评估,为征地补偿提供价格依据;四是在充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发展补偿、未来收益补偿、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劳动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许农民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四、 总结

县级财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因此在讨论县级财力建设时,不再局限于就财政而论财政,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辨证地分析县级财力的“经济——财政

——经济”的发展模式。具体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发展县域经济与培育财源、财力资源投入与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是源与水的关系,但我国现阶段下,财政投入支持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因此,应辩证矛盾统一、长短期相结合来看待财力培育与现阶段财力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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