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2）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3）

尽管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可视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但是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系统、科学的研究还只有仅仅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

一、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于国际政治大环境的考虑，经济安全主要被看成是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附属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停滞，人们开始日益重视经济安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加强了这种转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经济安全展开研究。如Krauce和Nye把经济安全定义为“当一国有意识地地选择经济低效率以避免对外来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时，作为目标的经济安全就显现出来了”。Holsen和Waelboeck则认为，“国家可能把其影响国内经济水平的能力的削弱视为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即使这种削弱并没有产生可见的经济损失”。90年代中后期，国际金融和债务危机接连爆发，经济安全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维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保持居民正常生活。Moran认为经济安全“强调开放与对国家自的侵蚀之间的联系， 贸易、金融一体化和货币相互依存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开始对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展开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领域：

从国际分工格局研究。Ragnar Narkse认为， 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平等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畸形发展。Amin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产生了国内经济不稳、受外资控制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以Prebish、Singer和Bhagwati等人为代表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出口缺乏价格和收入弹性的初级产品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本国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从贸易自由化研究。Smair Amin指出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使后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安全。Perbishc认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因此必须保护并培育民族产业体系。J.A.Brander、B.J.Spencer和P.R.Krugman等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适度干预，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Andrew K.Rose和Chales Wyploze提出金融危机的传递效应会影响其它贸易国的经济安全。Radelet和Sachs发现大量的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Jerry Frankel和Andrew.K.Rose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对短期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越大。Hemrna.Mlildoc和Stihgzt等提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需采取一定的约束政策以保护和激励本国的金融产业。

从跨国公司的影响研究。Heymer.S.H.认为跨国公司可能使东道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受到侵蚀。Burnell指出跨国公司正忙于将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附庸。小岛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被提出。1994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安全开始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999年出版的《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一书首次建立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量化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计量模型。

赵英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学者，他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认为“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和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郑通汉和丁志刚。张幼文和黄俊军主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 “从最狭义上说，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如何防止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引发动荡并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雷家骕和吕有志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不受根本威胁”。

除了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外，我国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经济安全展开了研究。

江涌、万君康等探讨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江涌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万君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核心， 经济信息安全是基础， 而产业安全是基本内容。

顾海兵、杜人淮、王恕立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标准进行了研究。顾海兵选取了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四项指标。杜人淮提出衡量的标准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股权和利润的分配等比率的状况、社会收益效应和社会成本效应状况、本国外债规模和配套资产、外汇储备状况以及一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状况。王恕立提出的三个主要经济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依存度。

魏栓成和段进军等对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魏栓成认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段进军提出的影响因素包括：科技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经济体制，财政金融和外贸外汇，国外市场，能源、资源和海上运输线。

李海舰和周肇光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展开了研究。李海舰认为要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国民经济全局、区域经济联盟等不同的角度来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周肇光则提出应当从生产、分配、交换和金融四个方面着手，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保护机制、“双限”理性控制机制、外贸宏观保护机制和多层次金融监管机制。

就外资并购角度而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呼吁关注外资并购引发国家经济安全危机的机构。中心的研究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五点：冷战思维的延续、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调整、全球并购过程中的价值“剥削”过程，全球公司对中国重要产业的压制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周期的依赖。2005年4月，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公开发表了《高度关注全球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白皮书，描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行业的垄断状况，提出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强力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增加了我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整体看来，国内外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开展得较为深入，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裨益。但是已有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国际性和战略性的视角

对于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成熟规范，国内研究还普遍缺乏国际性战略性视角，而且实证研究也才在近年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将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展开研究，并制定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往往还只停留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很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甚至国际层面。

2.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全局性和实践性的视角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理论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容易局限于细节工作，如大部分研究文献将经济安全分解为部门经济安全来研究，如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等，从而缺乏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把握。在实践方面，现有文献往往沿袭国外理论学界的研究模式，忽略了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没有将当前我国政府转变经济职能的重点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不大。

3.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研究忽视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的重点往往停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内容、对策、影响及原因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却没有很好把握，也就无法真正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只有深入理解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才能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对策。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本论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发挥空间，因此，本论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与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Holsen， John and Jean Waelboeck，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Mechanism，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Vol.66， May， 1972.

2、 Theodore H. Mora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1993， pp.41-70.

3、 Ernest May， Intellegence： Backing into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71：3，1992.

4、 万君康.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9）。

5、 周肇光.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开放型国家经济安全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5），P247-321。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4）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5）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7）

在2007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刘家义审计长首次提出“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系统比作人体系统，而国家审计则是这个人体系统的子系统——“免疫系统”。

一、耗散结构理论和Brusselator模型

（ 一 ）耗散结构理论 （1）熵与熵定律。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把“熵”的概念引入到热力学定理中，认为熵是物质系统中能量衰竭程度的量度，并指出对于任何的热力学过程，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后来，玻尔兹曼认为熵可以作为系统无序度的衡量，在一个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封闭系统中，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而使系统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最后走向灭亡，这就是熵定理。（2）耗散结构理论。在热力学中，普利高津按照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将系统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存在着热力学平衡态、衡态和远离平衡态三种状态。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引入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的熵增，产生自组织现象，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自发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形成需要四个条件：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的。

（ 二 ）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 “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是普利高津领导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研究发现的，用来研究耗散结构演化和系统自组织行为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A■x…（1）；B+x■y+D…（2）；2x+y■3x…（3）；x■E（…4）；其中，A、B为初始反应物，D，E为反应产物，他们保持不变，x，y为中间组分，他们浓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2y-k4x■=k2Bx-k3x2y…（5）；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5）式可以转化为：■=A-Bx+x2y-x■=Bx-x2y…（6）；另■=0，■=0，则式（6）的定态解为：x0=A，y=■…（7）；普利高津发现，只要控制初始反应物A、B的浓度，如果满足条件B>1+A2，就能够使系统失稳，然后向耗散结构过渡。

二、审计“免疫系统”论概述

（ 一 ）审计“免疫系统”论与国家审计职能的转变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对公众利益直接产生影响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受托方的社会公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是政府传统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公共受托责任——公共受托社会责任。审计伴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公共受托社会责任的出现，要求国家审计必须转变观念，从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双重角度提出新的审计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审计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审计本质上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的理念。这一理念把国家审计看作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免疫系统”，通过及时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各种障碍、矛盾和风险，发挥国家审计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的功能。公共受托责任的转变对国家审计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审计目标从评价政府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转变为识别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类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机关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作为审计机关的第一要务。国家审计不仅要关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安全等传统经济安全问题，还要关注生态环境安全、民生安全等社会安全问题。国家审计系统要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及时关注经济社会系统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以此来确定审计工作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开展审计工作，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由此，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把政府审计的职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运行领域，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监督拓展为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

（ 二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的新要求 国家审计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等子系统。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系统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如果把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看作是国家审计的内部子系统，则国家审计所处的经济社会系统就是它的外部环境。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国家审计首先要协调内部子系统形成系统合力，减少系统内部矛盾产生的熵值；其次要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及时与经济社会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确保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这样国家审计系统才能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从而表现出免疫系统功能的特性，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如果国家审计不能减少系统内部的矛盾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国家审计无法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无法确保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因此，审计“免疫系统”论是适应经济社会系统变化提出的新理论，同时也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1）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文化的要求。审计职能的转变要求审计文化应该建立起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相适应的审计意识。要树立政治效益意识，审计人员要关注国家政策，通过审计监督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要树立服务意识，使国家审计服务于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要树立大局意识，从宏观性、全局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把注意力放在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大局上；要树立批判意识，国家审计应该批判性的对待审计工作，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化解；要树立责任意识，国家审计有能力，也必须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这是党和人民赋予审计机关的神圣职责。（2）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组织结构的要求。审计机关是以科层制为其组织形式，由审计署、省、市、县四级审计机关组成。从纵向来看，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系统，省、市、县就是国家这个系统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行政区域都组成了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审计机关从上到下的组织结构设置，涵盖了我国所有的行政区域，审计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确保审计能够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提出，把审计职责拓展到社会领域，这就要求审计组织结构从横向的角度使国家审计覆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行业，不仅涵盖财政、金融、企业等传统的经济部门，还应该包括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部门，使审计的“触角”伸向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性事务，确保行业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在这种状况下，审计组织结构才能形成横纵交织的网络，充分涵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方面，使地方经济社会系统和行业经济社会系统都置于审计的监督之下，确保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安全运行。（3）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能力的要求。审计能力由审计人员、审计技术和审计经费组成。首先，审计免疫系统的提出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能够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围绕政府工作的重心来确定审计重点，为经济社会系统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要求审计人员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修养，能够在审计活动中独立、依法、公正地行使经济社会监督权，抵制寻租行为，维护审计人员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求审计人员能够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主动或协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违纪经济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其次，审计技术是审计能力提升的技术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传统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发生了改变。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部门能够适应这些变化，能够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到审计实践中，提升审计的效率和质量，以确保国家审计能够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最后，审计经费与审计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没有审计经费作保障，审计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保证审计部门审计经费的充足，确保审计部门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审计活动。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就是要求各子系统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作为系统目标，通过各子系统的协调配合，形成系统合力，使国家审计系统涌现出新的特性——“免疫系统”特性。

三、审计“免疫系统”论与经济社会系统演化

（一）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具有推进作用，能够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下面我们用布鲁斯尔器模型来证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作用。首先对布鲁塞尔器的各个符号进行转义，将A、B、D、E、x、y所代表的意义转换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各种概念。设：A、B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审计条件，A为审计条件1，即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降低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低的审计质量，B为审计条件2，即国家审计系统从外界环境引入负熵流，降低了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的熵值，提升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高的审计质量；D、E为A、B作用下经济社会系统形成的两种状态，D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1，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减少，E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2，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增加；x、y为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和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如下：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8）；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9）；2x+y■3x（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0）；x■E（状态2）…（11）；

式（8）的含义是在审计条件1下，国家审计机关没有形成良性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且结构不合理，审计能力低下，不能适应国家审计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系统内部矛盾激增。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低，不能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因此，会导致被审计单位无视审计机关的存在，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也就是说，在审计条件1下，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就会增多。

式（9）是指在审计条件2下，国家审计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流，审计系统内部熵值降低，形成了较好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国家审计系统形成有序结构，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能够部分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部分具有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发挥了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经济社会系统处于较安全的状态。

式（10）是交叉催化作用，这个式子说明在审计质量较低的审计环境下，大多数被审计部门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国家审计系统并不能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使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也会被同化，采取各种违规违法措施，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利益，转变为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式（11）是自催化作用，指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式（8）—（11）说明，由于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存在的矛盾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虽然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吸收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引入一定的负熵流，但是这些负熵流并不能抵消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因此，国家审计系统较难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不高，不能够发挥好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较多的安全隐患。在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只有当B>1+A2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二）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李崇阳等的研究表明经济社会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机制与化学反应方程的动力学过程具有相似性，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因此，可以应用布鲁塞尔器模型来研究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作用。A、B、D、E、x、y的含义与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的含义相同，E的含义是经济社会系统具有较高安全性的一种状态。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12）；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13）；x+2y■3y（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4）；y■E（状态2）…（15）。

式（12）的含义与式（8）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能够形成统一目标——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虽然国家审计内部熵值也趋于增大，但内部子系统在统一目标的指引下，能够减少内部矛盾，抑制熵增。

式（13）的含义与式子（9）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拓宽了国家审计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接触面，国家审计系统能够充分地从外部环境中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充分引入负熵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国家审计功能不再是揭示安全隐患，而是把预防、揭示和抵御三项功能结合起来，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监督力更强。

式（14）的含义是，在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环境下，被审计单位认为审计机关能够及时准确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即使有也会被同化，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单位。

式（15）的含义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

式（12）-（15）说明，在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虽然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趋于增大，但是，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能够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国家审计能够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表现为一种安全的状态。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y2■=k2Bx+k3xy2-k4y… （16）；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16）式子可以转化为：■=A-Bx-xy2■=Bx+xy2-y …（17）；另■=0，■=0，则式（17）的定态解为：x0=■，y0=A…（18）。系统能否形成耗散结构，取决于这些定态解在何种条件下失去稳定性，失稳的条件就是判断系统从无序进入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的临界值。在定态解（x0，y0）附近进行线性稳定性分析：设f1（x，y）=A-Bx-xy2f2（x，y）=Bx+xy2-y…（19）。则f1（x，y）=f2（x，y）=0。令x=x0+？驻x，y=y0+？驻y，？驻x，？驻y是相对于定态解的微小偏离，把x=x0+？驻x，y=y0+？驻y带入函数f1（x，y），f2（x，y），得到：f1（x0+？驻x，y0+？驻y）=f1（x0，y0）+f1x（x0，y0）？驻x+f1y（x0，y0）？驻y=f1x（x0，y0）？驻x+f1y（x0，y0）？驻y…（20）。同理：f2（x0+？驻x，y0+？驻y）=f2x（x，y）？驻x+f2y（x，y）？驻y…（21）；将（20）、（21）带入（19）得：■=f1x（x0，y0）？驻x+f1y（x0，y0）？驻y■=f2x（x0，y0）？驻x+f2y（x0，y0）？驻y…（22）；由式（19）有：f1x（x0，y0）=-B-y2|y0=A=-（B+A2）…（23）；f1y（x0，y0）=-2xy|x0=■，y0=A=-■…（24）；f2x（x0，y0）=B+y2|y0=A=B+A2…（25）；f2y（x0，y0）=2xy-1|x0=■，y0=A=■…（26）；把（23）、（24）、（25）、（26）带入（22）得：■=-（A2+B）？驻x-■？驻y■=（A2+B）？驻x+■？驻y…（27）；线性化的微分方程（27）的特征方程为：？姿2-[■-（A2+B）]？姿+（A2+B）=0…（28）。

令？棕=■-（A2+B），T=A2+B>0，经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棕，也就是说系统的稳定性由A、B两个因素来决定，下面分别进行讨论：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小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趋近于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向于稳定。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大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远离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不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于不稳定。当？棕>0，？棕20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由？棕>0得出，要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自组织耗散结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0

国家审计系统不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B>1+A2。由于A2>0，令t=1+A2，t的最小值为1，即，B>1。也就是说至少需要B>1，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向着有序结构演化。国家审计系统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式（29）。令：z=■[■-（2A2+1）]（30）；当0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更容易形成耗散结构，更容易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然而，国家审计系统免疫功能的实现，主要受A（审计条件1）、B（审计条件2）的影响。审计条件1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的影响，审计条件2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通过减少内部系统的矛盾，引入负熵流，才能降低审计条件1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的影响，提升审计条件2对被审计单位的影响，使得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审计部门应该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指导下，围绕“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目标，组织和开展审计工作，形成审计合力，积极减少审计内部子系统（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存在的矛盾；通过积极关注国家方针政策、公众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产生的各类问题，协调纪检、监察、司法、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以及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等社会审计资源，及时与人大、政府、企业和公众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流，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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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rigogine I. Time， Structure and Fluctuations，Science，1978.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16-05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通过行使经济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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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9）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安全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学与政治管理的双重概念变革，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管理范畴。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国家政治管理的相结合，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度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计划实施进行铺垫和部署，必须进行满足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策略实施，以此来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适应我国国情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规则打破，进行自由的重组。但是，这以此来满足时代进步的发展要求。本文针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结合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安全的考量，希望能够充分的结合时展需求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

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此本文进行的分析是针对新制度与政治管理和自由执行能力的融合总结。

首先，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的政治管理层面上来观察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概念，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条件之下，就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保障。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运行的过程中，起初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存在许多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还是影响了这种经济学理念的融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础概念，就是执行自由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模板，实现经济结构成为私有化的基本理念。根本的思想指导观念就是实现民主的私有权归属，能够坚持自我主导的形式进行传统经济改革。

还有，针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计划目标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盲目的追求自由之风，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性质发展带来难题，引导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走向。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矛盾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普及的过程中，明显的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的矛盾。首先，能够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念与马克思的思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主要是倾向于缩减成本的考量，而忽视了经济贸易交往的其他环节。在进行经济贸易收益的过程中，要讲求适合社会政治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有效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执行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理念是单一的，不能够整体上适应世界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不能沿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进行对历史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进行总结，才可以完善经济学的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管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角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意见，全盘否定的态度具有局限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就是实现经营私有化的转变。进行经营私有化的转变，充分实现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存在改革上的问题，那就是将个人利益摆在制高点上。这种价值观的树立是不和谐的，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管理，只能造成完美化的想象，而没有充分实现体系的构建。

还有，经济制度关乎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表象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关于政治管理的弊端。新制度的经济学理念追求的是表面的民主，但是实质在形式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管理体系。

三、积极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维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了积极的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要严格遵守一党一国制度，实现坚持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制度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下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统一化管理。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针政策进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够充分的实现我国发展进步的要求。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实现，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

其次，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模式，应该坚持维护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路线，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政策方针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侵袭下，还要保证我国原本的意识形态，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达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就是对于我国社会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进行鉴定的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针政策，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坚持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时刻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努力，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力量。

新制度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推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系。进行精密的推敲后，摒除不良观念的经济学理念，才能够丰富我国整体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保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30-03

截至2006年11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 766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兴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投资理论分析

现有投资理论没有很好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现有投资、技术转让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追求狭义的经济比较利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结果是一方通过国际投资获得了利益，另一方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很高，很可能大大超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结果牺牲了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些投资理论本身就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被用于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该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产品生命运动的普遍现象。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产品阶段，少数在技术上先进的国家首先推出新产品，生产新产品的企业是个垄断者，它在国内生产并满足国内的需要，也有一定量的产品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相近的国家出口；二是产品成熟阶段，消费者对产品已有较深的了解，需求的价格弹性逐渐增大，同时国内的其他企业开始模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对此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该企业便向国外寻求出路，选择那些经济水平、消费结构类似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三是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完全成熟，生产工艺等已完全标准化，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原投资国又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其产品被出口到母国［1］。可以说，这一理论也为污染密集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产业，然后再将干净的产品出口到母国。

（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而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日本转让的多以适用技术为主，符合当地需要，投资也大多采取合资形式，这种投资扩散效应大，不但发展了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出口，而且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培训了人才，因此，边际产业扩张对双方均有利的这一理论实质上等于直接主张以直接投资形式转移污染密集产业。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实施“生态侵略”战略

新一轮生态侵略的迫近将使我国环保面临新的威胁。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损害本国管辖范围以外的别国的环境，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生态侵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引资数量而置生态环境于不顾，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相比而言，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较高，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主要包括化学、能源、橡胶塑料、制药、制革、纺织印染、造纸、建材等行业，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

（二）外商投资给我国带来臭氧层损耗物（ODS）的生产和消费转移问题

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很高，环境标准日益提高，环保法规日趋严格，它们根据《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制定了实施条例，逐步停止生产和使用受控物质及其相关产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把受控时间推迟到2010年，这促使部分外商利用时间差将受控物质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我国，以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冰箱生产线，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必须淘汰的生产线。尽管制冷行业和气溶胶行业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大多数目前已开始注意保护臭氧层问题，有些企业在采用替代品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许多中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保护臭氧层不重视，措施不力。例如，有不少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曹秋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研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将ODS生产和消费转移到我国，并集中于清洗、制冷和泡沫行业［2］。

三、外商直接投资恶化我国的生态环境并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般理论

1.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栖息的家园，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物质承担者。生态环境的影响极为广泛，一旦一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覆巢无完卵”，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生态一旦被破坏，就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大家全是输家。

2.生态危机后果极为严重，相当一些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将不再逆转，受到人类破坏的大自然的报复往往再也不给人类改正的机会，让后来者没有纠正错误，重新选择的余地，或者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来进行恢复和治理工作。目前，淮河流域污染治理的费用已远远超过沿岸中小排污企业创造的价值，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二）生态环境恶化降低我国经济安全度：实践考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淡漠，以发展和保护互为条件的理念还没有被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态侵略”，致使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和破坏，环境严重污染，水土严重流失，一系列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危害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和危害已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要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环境为重要的基础条件。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2004》绿皮书，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05%。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加剧了社会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宁夏、内蒙等地沙化严重地区，农民被迫远走他乡。近年来洪涝、干旱、沙尘暴的频繁性，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后果。

四、完善外商直接投资体制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对策

生态环境的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呼吁全社会重视生态环境安全。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脆弱性，已经不允许我国走传统的掠夺式的灰色道路，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1．进一步完善体制政策环境与产业准入政策。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作用，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生产污染较少的领域。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3］。

2．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法治在促进和保障一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法规，切实执行《水土保持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资源掠夺、污染转嫁和生态侵略，使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外来生态安全问题通过生态安全评价、预警、生态安全标准等制度得以防范，并依法打击各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4］。

3．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根本出路。循环经济是基于生态经济原理和系统集成战略的减物质化经济模式，其“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5］。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手段，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全社会较高福利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转移，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维护国家资源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夏友富. 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 管理世界，1999，（3）：116．

［2］张燕文. 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环境负效应与消解［J］. 求索，2006，（7）：45．

［3］韩彩珍. 中国利用外资过度了吗［J］. 中国外资，2006，（6）：43-44．

［4］张炳淳. 论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17-122．

［5］乔海曙．树立金融生态观［J］．生态经济，1999，(5)；18－19．

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in ChinaCAO Qiu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