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论文篇（1）

摘 要：公正与效益成为现代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简易 程序的适用正是为了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利有限的司法资源，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实现。论文关键词：刑事审判 简易程序 程序正义 程序经济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逃避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以效益作为法律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不再是个别学者的一种倡导，而已溶入到现代立法精神之中。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无论是发达工业化所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犯罪率都明显呈上升趋势，从而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极大压力。由于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要缓解犯罪率上升带来的压力只能靠提高诉讼效率。就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大都采用简易审判程序来提高诉讼效率。我国1996刑事诉讼法修订中也创设了简易程序，但可以看到他并不完善。笔者试对简易程序的目的、模式做法理上的探析，并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建议。一、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作为现代程序所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简易程序的创立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成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面对的问题。研究简易程序，有必要从程序的正义性和经济性两大价值目标谈起。（一）程序的正义性（ Procedural Justice )1. 正义性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程序的内在价值是我们据以判断一项刑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审判程序本身也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具备一种内在的优良品质。正如一部非正义或不公正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一样，一项不符合正义要求或公正标准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是好程序。质言之，程序的正义性是程序的内在价值。2. 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 )和实体正义(Substative Justice )一项程序的适用，使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裁判实现了保障所应得到的利益。这种裁决体现了实体正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结果价值”，体现在法律程序的结果之中。 然而，程序结果的公正并不当然的意味着程序本身的公正。一项法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品质，要看他是否使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了应得待遇，而不是看他能否产生好的结果。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程序本身正义性的价值标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如美国学者泰勒（Tyler）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 贝勒斯认为，包括法官中立原则、获得听取审判的权利、提供裁决及理由的原则等在内的各项程序正义原则分别从不同方面确保程序结果的公正性。 要是裁判这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公正的裁判结果，确保实体正义得到普遍、整体和长远的实现，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必要的。3. 程序正义的标准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判断法律程序公正与否有两项原则：一为“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 Principle）; 二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Due Law Process Principle）。当然，这两项原则也适用于对刑事审判程序的评判。“自然正义”源于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其内容至少有以下两项：（1）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 judex in parte sua ）；（2）法官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audi altern partem ）。“自然正义”原则法律程序公正性的基本价值目标，而自然正义的这两项内容成为评判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与“自然正义”一样，“正当法律程序”也深深扎根于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之中。美国学者认为，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理念。（二）程序的经济性（ P rocedural Ecnomical ）1. 程序经济性是刑事诉讼的次级价值程序的经济性，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应当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说，一项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刑事程序必须确保司法资源的耗费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使最大量的刑事案件尽快的得到处理。有学者将程序的这种经济性定位于程序价值体系中的次级价值。 其实，程序的经济性同程序本身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一样，都是在评价和重建一项刑事审判程序时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正如匈牙利学者阿尔培德.欧德（Arpad Erdei）所说得那样，“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联系”。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也认为，“刑事诉讼之机能，在维护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惟为寻求事实真相，维持公共福祉，或为保全程序的公正，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质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与国家无损。故诉讼经济与诉讼制度之建立实不可忽视。” “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 刑事审判程序的“投入与产出”是诉讼无法回避的机制。 影响诉讼的“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是诉讼周期。2. 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 效益就是指程序的经济性，公正是指程序的正义性。效益与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对程序正义的追求，需要大量司法资源投入，这就会导致程序的正义性背离其经济性。辩而言之，对程序经济性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正义的要求无法在刑事审判结果中实现。程序经济与程序正义在此就发生了矛盾。如何来协调这一矛盾呢？正如奥肯所说的，“在效率和平等间权衡，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因素必然有害于另一方面。如果对富者的税率重到足以扼制其投资，就会影响到贫者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这就使效率和平等两败俱伤。”“两者的确是有冲突的地方。”[12] 但是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13]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所追求的目标的正义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协调存在一个“度”的把握。“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14] 简易程序自身的特点必然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但这正是简易程序为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离开经济性强调正义性，会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离开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经济性，必然导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只有二者兼顾，相互协调，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15] 这里要遵循一条原则——正义优先。如果说兼顾原则是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性的统一，那么正义优先原则就是从另一侧面强调了程序正义。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目的就是协调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之间的关系。“适用简易程序使被告人的确良 诉讼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正是简易程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16]针对具体案件应具体分析使用那一审判程序。罪行轻微、实施简单的案件已使用简易程序，以求诉讼经济；案情重大、复杂或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采用普通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之行使即其他诉讼权利的实现，保证诉讼正义。简言之，即宜简则简，宜繁则繁，寻求正义与经济的平衡。二、简易程序的两个模式（一）辩诉交易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通过这种协调和交 易，被告人放弃获得对抗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降低对被告人所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或所请求的量刑幅度，这样就使案件不经法庭正式的审判而得到迅速处理。 辩诉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关于控罪方面的交易（charge bargain) , 二是关于判刑方面的交易（setence bargain）。在前一种交易程序中，检察官可以将起诉书中记载得多项罪状撤销其中一项或多项，以促使被告人对其余挖罪作出有罪答辩。同时，检察官也可以将起诉书中唯一的一项较重的罪换成较轻的罪，但条件是被告人必须承认犯有后一罪行。在后一种交易程序中，检察官可以提出对答辩有罪的被告人使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这种建议的刑罚往往与被告人的控罪不相适应。尽管答辩交易有其是否合宪、合理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它使大量刑事案件不经正式法庭审判而获迅速处理，解决了刑事案件积压、司法拖延的问题。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认为即使将使用辩诉交易的案件比例从目前的90%降到80%，用于正式审判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的投入也要增加一倍。[17] 可以说，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没有它，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18]（二）处刑命令程序处刑命令程序（the penal order）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简单、轻微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刑事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简易程序被德、法、日、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处刑命令程序以检察官向法官提出适用处刑命令的申请开始。申请书中必须详细记载案件的情况以及对其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并据此决定是否一项处刑命令。法官如果决定处刑命令，只能按照检察官申请书中所要求的适用刑罚。如果拒绝处刑命令，必须将案件移交法庭进行正式审判。在法官按照检察官的申请处刑命令后，被告人既可以接受，又可以拒绝这一命令。如果拒绝，就应将案件移交法庭正式审判。三、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进一步完善的思考（一）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创设创设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对简单案件，可能采用，也应当采用简易程序。”[19]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也就适应这一国际趋势，规定了刑事审判的简易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下列案件适用简易程序（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一简易程序的设立，无疑对缓解我国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简易程序的审判由审判员一人独任主持进行，而不再由合议庭合议；审判过程中可以不限于普通程序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以及法庭辩论的程序；审理期限应在受理案件后20日内。这些简易的程序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加快 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结，从而提高审判效率。（二）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不足之处1.简易程序没有赋予被告人选择权简易程序的目的是程序正义和程序经济的协调。程序经济的追求要尽量以程序正义为前提。当然，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其诉讼权利往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实际上是正义对效益的让步。但这种让步应由案件的被告人来决定。因为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审判人员的信任，对案件证据调查权的部分放弃。只有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被告人才能确保其诉讼主体地位得到维护，从而体现程序正义。被告人的选择权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以“被告人认罪”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1条之二规定“被告人……关于所记载的诉讼原因作了有罪供述时，法院可以听取检察官、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以对被告人所供述的有罪部分为限，作出按照简易公审程序进行的裁定。”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51条规定“被告在侦查中自白者，得请求检察官提请法院以简易判决处刑。”（2）适用简易程序，须经被告人同意。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61条之二规定：“a.检察官在请求作出简易命令时，必须向被告人预先说明必要的事项，以便使之对简易程序有所理解，并在告知可以按照通常规定受审的意旨后，应当就依照简易程序进行 审理有无异议加以肯定。b. 被疑人对依据简易程序进行审判没有异议时，应当用?槊娌牧峡隙ǜ靡庵肌！币獯罄淌滤咚戏ǖ?3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时需要被告人提出请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对于起诉案件认为宜以简易判决处刑者，可征得检察官及被告人之同意，以简易判决处刑。”（3） 裁决作出后，如被告人提出异议，案件可按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8条规定：“如果检察院或被告人提出异议，案件应由违警罪法庭以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65条规定：“接受简易命令的人或检察官可以自接受该公告之日起24天内，提出正式审判的请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把这种主动权赋予人民法院，并要求得到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或同意，却不考虑被告人是否同意或自行主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不仅如此，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发现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时，有权中止审判，放弃简易程序而转入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然而被告人却没有因认为简易程序的待遇不公正而放弃或自行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权利。这样一来，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就被极端化了，程序正义在司法机关追求程序经济的过程中湮没了。2.简易程序没有强化辩护律师的作用与普通程序相比，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参与、指导和帮助。否则，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世界上规定刑事审判程序的各国，都强化了辩护律师的作用，在被告人物理情侣时的情况 下，法院还会强制为其指定一位辩护律师。例如在英国，“被告人在治安法院出庭，需要有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清部七律时，法院要为其提供免费的公派律师”。我国目前的情况表明，国民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还很淡薄，强制性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尤显重要 。3.简易程序为控审不分留下隐患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样无疑使追诉与审判两相权利集于法官一身。权力一旦没有了制约的机制必然导致权力的泛滥，法院的审判没有检察院的监督也容易背离程序公正。审判中的法官中立原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从各国相关法律规定来看，简易程序的运转多以检察官的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司法审查权，但仍需处育种礼物片的地位，确保控审分离。4.简易程序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一些环节需要具体的制度来规范。有学者提出用“参与模式”的精神重新设计和改造简易程序。[20] 然而，这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笔者更倾向于在实践中不断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充实简易程序的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而且有些法院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制定了《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审查受理及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细则》、《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程序》、《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标准》等，拟制了《征求适用简易程序函》、《同意（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复函》等文书样式，尽量做到检、法两家文来文往，手续齐备。[21]（三）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制度完善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不足，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完善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 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严格限制条件，以下情形不适用简易程序：（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3）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4）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5）其它不适宜用简易程序的。2. 关于被告人的选择、放弃权。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要由被告人自愿、自主的选择；在审判中，如简易程序不利于被告人，他有权放弃适用简易程序而选择普通程序。3.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对被告人的优待。为鼓励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应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相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优待条件。4. 关于辩护律师的指定。刑事诉讼法虽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但没明确在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法院应强制为其指定。5. 关于简易程序中的法官中立与控审分离。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也应有监督机制作保障。检察官应参与简易程序的审判，行使控诉权，法官要保证不偏不倚地审判。6. 关于案件审判的监督。通过建立多重的、有效的检查监督制度， 确保案件在简化审判程序的同时保证审判的质量。注释： 陈瑞华. 刑事审判原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P54. 同. P54. G.M.Pops and T.J.Pavlak, The Case for Justice, P.85,1991 by Jossery-Bass Publishers. M.D.Bayles,"Principles for Legal Procedure",in Law and Philosophy.5(1986)33-57,1986 by D.Deidel Publishing Compary. 同. P44 Comparative Law Year book, Vol.9,1985 by Martinns Nijhoff Publishers, Dordrecht,PP.4-5. 陈朴生.刑事经济学.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 P327-386 同. 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P71. 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P337.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P273.[12]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P7.[13] 波斯纳.法律之经济分析.美国Little Brown公司.1972年.P1.[14] 同[12].P122.[15] 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P232.[16] 熊秋红.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P144.[17] Jeffrey .J. Miller,"Plea Bargaining and Its Analongaes under the New Italian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22N.Y.U.J.Int'LL.and Pol.215(1990).[18] 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法学研究.1995年第3-4期.[19] 陈光中、严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P307.[20] 陈瑞华提出中国刑诉讼法改革的理想模式应当是“参与模式”。所谓参与模式是指控辩双方与法官在遵循合理的诉讼职能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积极的参与法庭审判过程，从不同角度实现诉讼行为，从而共同制作法庭裁判的程序模式。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356页。[21] 耿景仪.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及问题研究.诉讼法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刑事审判论文篇（2）

笔者认为，刑事审判体现人文精神的对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注入人文精神

现行刑事诉讼法与传统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区别，就是刑事审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纠问式变成控辩式，被告人从“人犯”变为“当事人”，由此要求现代法官树立起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第一，法官在角色意识中要把自己当成被告人人格和权利的保护者，牢固树立“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观念，把维护被告人人格和权利作为体现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并把保护被告人的人格和权利放在和打击犯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法官要始终保持一颗怜悯和同情心。培根曾告诫司法官员“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勿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也有“虽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的体会。在如何对待犯罪人的问题上，东西方文化竟如出一辙，这是人类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切体察和对人生悲剧的深切同情的自然反应。执法人员即使面对十恶不赦的罪犯，对其人格和权利仍需予以尊重。第三，法官应当保持中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使控辩审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关系，三者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而是和公诉机关站到一起，形成事实上的统一战线，那么就会实际上破坏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当然也就不可能保护好被告人的合法的权利以及对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第四，要高度重视刑事司法程序，坚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旧观念，把严格遵守刑事审判程序作为保护被告人人格和权利的基本环节和途径。

二、以认真执行刑事诉讼法为重点，努力解决刑事审判中欠缺人文精神问题

刑事审判论文篇（3）

通过国际公约协调国家间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际法上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并追究其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的做法却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对法人能否犯罪、是否有犯罪能力和责任能力、能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各国的传统、观念、看法差异很大，要在国际公约中取得一致并非易事。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了集团、组织犯罪的责任。但是，此后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确立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法人责任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适用的来由、实践及困境和前景。

一、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法人责任的确认

(一)对犯罪集团和组织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同伙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1942年1月18日，9个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流亡英国的政府，在伦敦发表了《圣·詹姆斯宣言》，表示要惩处战犯，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赞同。1943年10月25日，联合国家战犯委员会成立，同年发表了惩处战犯的《莫斯科宣言》。为执行这一宣言，英、美、法、苏4国政府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缔结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提出应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进行公正而迅速的判决和惩处，并在所附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中制订了《国际军事法庭》，规定了其权限和任务。根据这一协定在德国纽伦堡建立起来的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及犯罪集团和组织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其中，在《国际军事法庭》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对犯罪集团和组织进行了规定。这是作为国际性刑事司法机构裁判之法律基础和依据的国际法第一次直接规定犯罪集团和组织的团体刑事责任，并最终判决德国纳粹党政治领袖集体、秘密警察、保安勤务处(SD)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卫队(SS)为犯罪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与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属同一性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书”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的。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正式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依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虽然没有像《国际军事法庭》那样专条规定犯罪集团和组织的责任，但其第5条(丙)规定了“凡参加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谋者，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做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从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规则和纽伦堡审判以共谋理论对犯罪集团和组织定罪的实践来看，这一规定实际也可认为是使犯罪集团和组织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

(二)对商业性公司涉及战争犯罪的审判实践

对于私营部门或商业领域以营利为目的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组织或实体涉及的犯罪，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判决为犯罪组织并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而是仅对这些组织、实体的负责人、领导人进行定罪和惩罚。

1．对克虏伯股份公司经理克虏伯的审判

在纽伦堡审判中，1932年至1945年期间曾担任克虏伯股份公司经理、经济计划总委员会委员、德国工业全国联合会主席、德国经济部下属的煤、铁和金属生产组组长的克虏伯成为被告被，而理由就有“推动了如书所列理由之第一项的战争准备；参与了如理由之第一项和第二项所列举的纳粹密谋分子对侵略战争以及对违反国际条约、国际协定和国际保证的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计划和准备；批准和领导了如理由之第三项所列举的战争罪和理由之第四项所列举的违反人道罪，特别是为进行侵略战争而剥削和滥用人的劳动。”

克虏伯股份公司是一个商业性公司，而克虏伯本人是该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像对他的理由中之“为进行侵略战争而剥削和滥用人的劳动”事实上就是通过其公司实现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公司也是从事这一犯罪行为的主体。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追究其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只是没有追诉该公司。

2．商业性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战争犯罪的“泽克隆B案”(ZyklonBcas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Tesch先生是德国一个分销普鲁士酸燃气(ZyklonB[prussicacid]gas)及其装置的公司的唯一所有权人，普鲁士酸燃气主要用于在战时杀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毒房(disinfectingbuilding)。根据检察官的指控，普鲁士酸燃气由该公司大量销往集中营，仅在其中一个集中营(Auschwitz/Brikenau)就有450万人被杀害。根据公司采购人员提供的证据记载，Tesch先生同意纳粹军队用普鲁士酸燃气杀害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并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使用建议以及帮助培训党卫队(S.S)使用这种新杀人方法。

本案的两名被告Tesch先生和那个有权以他公司名义行事的采购员被控向奥斯威辛集中营提供用于屠杀的普鲁士酸燃气，被判绞刑并批准执行。该案1946年3月1日至8日由汉堡的英国军事法庭审理，所依据的实体法是1907年《海牙公约》第46条。虽然，在本案中并没有对所涉及的商业性公司进行管辖并判其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法庭追究了这个公司负责人所犯下的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责任。这些商业性公司、组织及其负责人、领导人的行为只是为了给公司获利，没有什么政治动机，但他们仅为商业利益而帮助屠杀的反人道罪行也是不能饶恕的。

在纽伦堡和远东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虽然没有对被利用从事战争犯罪、反人道罪、为战争进行经济准备等罪行并从中获利的商业组织本身作为被告进行审判并处以刑罚，而只是追究了其董事或领导人、负责人的责任，但这也是国际法在处理私营部门中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的一个进步，毕竟这些作为被告的个人的行为与其所领导的公司的行为是分不开的。

二、国际刑事法院关于法人责任的争论

1998年6月15日到7月17日，联合国120个会员国在罗马召开全权外交代表会议，就建立世界历史上首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谈判，最后通过一项条约，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这项条约于2002年7月生效，即在60个国家以批准或加入方式成为规约缔约国后60天生效，法院设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独立实体，它能对其管辖权范围内的犯罪采取行动，无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授权。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审判个人而不是审判国家，并对2002年7月《罗马规约》生效后所实施的、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以及最终对侵略罪具有管辖权，并追究参与这些犯罪的个人所应负的责任。

国际刑事法院对个人才有管辖权，不管辖法人犯此类罪的行为，只是从第25条第(三)款第4项的规定中可以看到犯罪组织责任的痕迹，这一项要处罚的实际是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个人，但前提是个人所帮助的这一集团或组织本身就有实施《罗马规约》所管辖的严重犯罪的目的，或是正在或已经实施这些犯罪行为。这种将“个人参与法人实体(conceptofcriminalizingtheindividualparticipationinacrimecommittedbycorporativeentity)实施的犯罪行为刑事化”就是目前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对法人行为管辖的状态。

将自然人个人作为国际刑事法院主要的管辖对象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最终规定。在这一规定形成的过程中，围绕着法人能否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有过多次争论。

(一)《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之前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报告

1．1951年8月1日—31日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报告

该报告说明了国际法委员会对起草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若干问题的意见和表决。第25条规定了法院应能够审判法人，或者也应能够审判法律实体的内容。对此，国际法委员会该草案进行表决时，认为，关于其他法律实体，要指出的是私营性公司的刑事责任在一些国家刑法中是不被承认的。而罚金或没收之类的惩罚是在判决法律实体有罪并应为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时施加的刑事制裁。而且，另外一些法律体系也不承认法律实体的刑事责任，因此，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感到，将法人责任引入国际法会引起相当的争议。所以，委员会以11票通过，0票反对，5票弃权，明确赞成法院应仅能通过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判决。

2．1953年7月27日—8月20日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报告

在这一报告中，针对修订后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第25条“对人的管辖”条款，委员会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法院能否对法人进行管辖。澳大利亚委员建议法院应能够审判法人，因为，法人刑事责任在原则上和法理上都不能被排除，并且，虽然在现存国际刑法中法人责任不完全清楚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对法人犯罪进行刑事管辖的可能性。但是，国际法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认为根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经验，在本草案中包含法人刑事责任的原则太过超前，不是当时现实所迫切需要的。因此，委员会以1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拒绝了澳大利亚代表的建议。(二)1998年旨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外交代表会议上对纳入法人责任的讨论

1．《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草案中涉及法人责任的条文

罗马外交代表会议之初提交讨论的草案中包含了授予法院不仅对自然人而且对法人予以管辖的条款，即第23条第5、6项。

除此之外，第76条和第99条还规定了对法人的惩罚和具体的罚金和没收措施。其中，违反本规约的法人可招致下述一种或多种处罚：罚金(罚款)、解散、由法院决定一段时间的停业，或禁止从事任何类型的活动；由法院决定关闭一段时间用于犯罪的设施、场所；没收犯罪工具和来源于刑事犯罪的收益、财产及资产；适当形式的赔偿和补偿。

2．《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最后文本对法人责任的态度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最后文本没有提到对法人的管辖。第25条第三款第4项规定只是个人刑事责任在个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时可以被提起。这种将个人参与法人实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刑事化的概念就是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法人管辖的状态。

3．《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草案第23条第5、6款有关法人责任的工作报告

该工作报告中最后关于法人责任的条文文本有以下几个特：第一，文本强调法院主要管辖对个人的刑事诉讼，除此之外才是对法人的管辖。个人不能以集体的责任来掩盖自己应负的责任。对法人进行的刑事部分消除了非法组织可逃避法院管辖的想法。第二，文本中，个人是为其个人的犯罪而不是公司的犯罪或违反法规的不法行为而受审。公司则作为个人犯罪的“共谋”受到指控和审判。这与一些国家刑法的规定正相反。另外，董事或负责人因为公司犯罪被判有罪时，一般需要考虑“犯罪心态”和“不知法律”(ignoranceofthelaw)等问题。而在战争罪和反人道罪领域，个人很少以“不知法律”或“不知行为是犯罪”为理由为自己申辩。第三，法人仅因在法人中处于控制地位的自然人被刑事并被定罪时才能被指控。因为，“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为了明确管辖，文本中规定根据犯罪行为发生时注册地国家的国内法来决定这个问题。第四，就被刑事的法人而言，犯罪必须是代表法人实施，或是在法人明确同意下实施的。为理解这一条件中的推理，我们必须考察公司刑事责任的目的。如果个人仅为他自己的利益进行不法行为，那么公司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共同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责任很微弱。第五，法人被特别限定于特定的公司类型。通过这一限制，国家本身被排除在法院管辖之外。因为许多国家担心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成为受政治影响的法律工具，没有哪个政府愿意看到自己或它的公司或公共实体在新的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作为被告。

非国家实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也被排除在《罗马规约》草案中的法人定义之外。“公共国际实体”(apublicinternationalbody)被排除在《罗马规约》管辖的法人定义之外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已经通过的反腐败国际公约涉及法人责任的定义中也排除了这些实体。与众不同的倒是被排除在法人定义范围外的还有“非营利性组织”。事实上，这可能是对政府利益的考虑。就像纽伦堡审判所显示的，被法庭宣判为犯罪的组织还包括纳粹党领导集体(LeadershipCorpsoftheNaziParty)，那么，虽然排除国家作为被告，但是处于主要地位的政党却可以被判有罪。还有就是担心一些不道德的国家(unscrupulousState)利用有关法人责任的条款把它们当作眼中钉的一些人权组织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而这些人权组织应该受到保护。

三、国际刑事法院确立法人责任的前景展望

由于参加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全权外交代表会议的120个国家的代表团出于种种担心和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使将法人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从而使这个国际性司法机构能对犯战争罪、反人类罪、灭种罪的法人进行惩罚的设想和建议化为泡影。原因如下：

首先，国际刑事法院对法人的管辖追究的是法人的刑事责任，而法人是一种团体，也就是说通过管辖法人使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团体的责任。然而，国家也是一种团体，对国家所施加的责任也是集体责任。这样一来，就会使国家担心规约会否从这里开了个能够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后门，从而增加了使国家成为这个新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的可能性，而国家对这种可能性是难以接受的。

刑事审判论文篇（4）

2009年人权写入宪法，开创了我国人权保障的新时代，昭示着人权保障不再局限于观念层面，而是上升到宪法、法律保障的制度层面。人权观念在我国民众意识中得到逐步提升，人权保障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司法对人权的保障。刑事审判是法院运用刑罚权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进行限制或剥夺，对公民的人权形成巨大威胁，其人权保障的意义深远重大，同时公正审判对人权保障亦提出更高要求，因而保障人权在刑事审判中愈显突出和重要。笔者拟以现行立法为框架，以司法实践为基础，试探寻刑事审判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途径。 一、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特有内涵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和社会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被害人为犯罪行为所侵犯，人权主要由公诉机关运用国家公权力保障，被告人面对公诉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大追诉，明显处于弱势。为促使控辩双方平等参诉，实现公正审判，通常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仅指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包括实体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和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实体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指被告人有获得公正定罪量刑的权利，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指在诉讼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公民权利。笔者仅从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角度，探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立法规定，其特有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迅速及时获得审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诉后，应当及时交付法庭审判，不得长期处于羁押或不特定状态，防止被告人人身自由或财产权利受到侵犯。 （二）获得公正、公开审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诉后，应当交付公正不偏不倚的法庭审判，审判应当公开进行。 （三）积极参与诉讼。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能够积极参加诉讼，并且对诉讼进程有影响力。 （四）拥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拥有与公诉机关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意见受到平等关注和对待。 （五）获得适当量刑。被告人在有罪判决中，获得的量刑应当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罪名同样情节的量刑应当大体相同，不得因人而异。 （六）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依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定罪权属于法院，在未作出有罪判决前，被告人仍是普通公民，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刑事审判中应当受到保障。 二、刑事审判中实现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有效途径 虽然立法层面对被告人人权保障作出应然的期许，但检视司法层面实然的状态，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媒体报道出的一起起冤假错案，无一不透露出被告人人权遭受强烈践踏的事实。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人性化语境下的司法实践，注重被告人人权保障是一种必然选择，重打击轻保护的时代已经逐渐走远，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被告人虽然涉嫌犯罪，但其作为人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观念，司法作为人权保障的最后屏障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以司法实践为落脚点，针对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特有内涵，提出以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有效途径。 （一）贯彻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 准确定罪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刑法不仅是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引，而且是被告人的人权宪章。无罪被判有罪，被告人人权将遭受极大侵犯，有罪被判无罪，被害人人权将遭受极大侵犯。为了正确行使定罪权，世界各国通过多年的刑事审判经验总结出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贝卡里亚曾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到“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在这部经典的刑事著作中，贝卡里亚率先提出了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这两项原则的实施体现了刑事法律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有效性，使刑事法律更具正当性，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由此成为刑事法律的两大基石。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表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无罪推定原则表现为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对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大，法院不能作出有罪判决，更不能判处刑罚，坚持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同时，在有罪判决作出前，被告人是诉讼当事人，不能当作罪犯专政，法院应通过审查公 诉机关提供的有罪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对被告人无罪的辩解给予充分关注。 （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适当量刑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关键。法官在裁量刑罚时应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责，准确裁判被告人应当受到的刑罚。如果法官量刑失衡，被告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与其所犯罪行不相适应，就是对被告人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大，法官可以根据犯罪事实、性质和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对案件作出个性化裁判。在个案判决中，不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就可能失轻失重、均衡不一，被告人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难以贯彻。笔者认为，鉴于我国不是遵循先例的国家，判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1、制定常见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 常见案件的犯罪情节表现较多，案情虽各不相同，但容易在同类案件中找到平衡点；同类型的案件处理多，审判经验积累丰富，量刑幅度的把握有一定参照。因此，各地法院可以常见案件为适用对象，以地域为适用界限，制定出符合当地经济、政治发展、治安形势要求的量刑指导意见，平衡地区内的量刑幅度，防止量刑畸轻畸重。 量刑指导意见主要是确定各类犯罪的量刑基准点，以及从轻、减轻、从重情节的幅度，缓刑的适用，酌定情节的范围和适用等内容。在对个案量刑时，首先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确定量刑基准点，然后根据个案的量刑情节对照重处、轻处的幅度，在量刑基准点上具其加减，形成对案件的裁判意见。当然，案件千差万别，量刑指导意见不可能预见出所有会发生的案情，确定量刑基准点后，应当在轻处、重处的情节和幅度上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得同类案件量刑在大体平衡的前提下，作出个性化裁判，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编制案例汇编 尽管案例在我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类案件的量刑幅度是否相同通常在案例中比较，被告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是否认可，也是通过案例比较，法官为了保持同类案件量刑幅度的平衡，往往借鉴以前的判例。因而，各地法院可以将自己所判案件集中起来编制成案例汇编，在量刑时参考以前的判例，把握量刑幅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建立人权保障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基础。“无救济则无权利”，即在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受侵害时，必须给予个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否则，被侵害者将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或者被迫诉诸私利救济，法律确立的权利将流于形式。正如法律的生命贵在实施，权利的生命在于实现，建立权利救济制度能够使被侵犯的权利获得“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和可能，确保公民权利得以实现。 1、建立强制措施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涉及被告人人身或财产，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被告人人身或财产采取强制措施，都是由办案机关决定。这种行政式决定，缺乏中立第三人的监督和评判。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强烈追诉愿望，使其很难作出公正决定。为有效保障被告人人权，应当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对被告人拘留、逮捕或查封、扣押财产，赋予被告人救济的权利和途径。强制措施接受司法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 2、建立程序性事项救济制度 程序性事项是刑事诉讼法对有关诉讼程序作出的规定，主要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包括申请回避、重新鉴定、重新调取新的证据、上诉等。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保障诉讼权利行使，二审将以违反法定程序发回重审。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会置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于不顾，但刑事诉讼法对启动申请重新鉴定、调取新证据等诉讼权利的理由，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对诉讼权利保护不力。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制定诉讼权利的行使程序，建立有效的救济制度，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有效、正当行使。 3、建立其他人权的救济制度 其他人权是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亦即被告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如被告人的知情权、就医权、被探视权等。司法实践中，法院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忽视对其他人权的保障。在法律人性化光芒的照射下，被告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和尊严理应得到法律保护，被告人生病应当得到很好的医治，亲人之间特殊情况可以探视，被告人不是法律专家，不具有足以对抗公诉机关的法律知识，对诉讼权利如何行使和有关罪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被告人应当享有知情权。因此，建立被告人其他人权的救济制度，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笔者认为，法院可以通过三个途径为被告人提供知情权、就医权、被探视权的保障，一是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后开庭前，应当将诉讼权利和罪名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告知被告人，并有针对性指导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让被告人知道怎样行使诉讼权利，能够预测自己将要获得的判决；二是鉴于我国财力状况，被告人在看守所中生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法院可以通知家属到医院缴费，由看守所负责带被告人到医院治疗，使被告人生病后不会因被羁押得不到有效医治，身体受到摧残；三是允许被告人家属到看守所探视，特别是出现生病或意外事故，基于人道主义，在不违反监规、不串供情况下，允许亲属之间探视。 （四）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强化监督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后盾。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审判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在运行中应当接受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刑事审判每个流程均涉及被告人人权保障，加强对刑事审判监督，有利于被告人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1、建立审判管理机制 审判管理包括审判流程管理和审判结果管理，通过审判流程管理，对诉讼程序进行监督，防止被告人超期羁押，案件超审限办理；通过审判结果管理，对实体裁判进行监督，防止对被告人错误的定罪量刑。实践中，法院可以围绕审判管理的具体内容，构建审判管理体系，使审判全过程接受法院内部的监督。通常做法是由立案庭、审判监督庭对审判流程进行管理，合议庭、审判业务庭、院长、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行管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后，立案庭应专门针对被告人的羁押情况，案件审理期限进行流程跟踪管理，期限届满时应当向审判业务庭发出改正通知，有延长期限的应当说明情况，重新确定审理期限，再次进入流程管理；审判监督庭通过对案件全面评查，监督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是否得到保障，是否被超期羁押，案件是否违反审理期限的规定。同时，鉴于我国目前法官素质实际状况，加强对审判结果管理十分必要，审判业务庭、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结果管理虽然具有行政化色彩，但层层把关可以减少案件出错机会，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生。 2、健全审判监督体系 建立审判管理机制进行动态监督，健全审判监督体系进行静态监督，为被告人人权保障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审判监督体系是指审判管理以外的监督，主要由内外两大体系组成，一是法院内部纪检、监察的监督，通过错案、群众反映强烈案件、被告人申诉案件，以及审判人员工作作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进行监督；二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通过公诉案件参与审判程序，对法院保障被告人人权情况进行监督。 三、衡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现实冲突 打击犯罪是国家通过惩罚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追诉愿望；保障人权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理性的权利要求，维护个体利益，被告人具有逃避刑事追究的强烈愿望，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不完全吻合，使得二者之冲突客观存在。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事审判不断追求的目标。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国家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如果国家不运用公共权力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被害人就会动用私力救济，报复犯罪分子，使社会秩序将陷入非理性或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求缺乏保障。因而，只要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存在，打击犯罪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刑事犯罪上升时期，打击犯罪既能维护社会秩序，更能威慑、预防犯罪发生，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保障人权和法律人性化得到应有的重视，法治社会强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不能因管理社会的需要，而放弃对人权的保护。笔者认为，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观念的平衡 法院承担着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在刑事审判中应当打击犯 罪，特别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在证据确实充分，法律依据明确的情况下，更应从重从快地判处刑罚，但在审判过程中应当保障被告人人权。当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人权保障为底线，不能因打击犯罪而侵犯被告人人权，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同时，强调保障人权不能毫无原则，对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依法构成刑事犯罪的，应毫不犹豫地打击，不得将保障人权当作放纵犯罪的借口。 2 、立法的平衡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在立法中的平衡，体现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问题，配置的最佳状态是使打击犯罪既能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也能充分保障人权。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现状，既要适度打击犯罪，又要对人权保障适度倾斜，更多地设置权利，促使权利与权力的真正对抗，实现控权是手段，平衡是目的。首先，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应将犯罪和刑罚作出明确规定，让普通公民明白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并受到何种处罚，防止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应设置权利制约权力的诉讼制度，防止审判权滥用；第三，增加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为被告人设置更多的诉讼权利，增强被告人与公诉机关抗衡的能力，真正实现国家与个人进行平等的理性对抗，使国家追究个人的任何行为和决定都具有正当和合理的基础。 3、司法的平衡 打击犯罪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表现，保障人权是个人行使权利的表现。根据权力与权利的行使规则，权力只能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不允许对权力进行扩张解释和推定，只能依法定范围行使权力，不能超越立法目的和法治基本精神，否则构成越权；而权利并不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法不禁止即为自由，在法律原则前提下，可以从权利义务、职权职责中推定被告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完善的司法应是对立法之规定全面落实的过程，法院打击犯罪应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只要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准确适用刑事法律，严格执行诉讼程序，就能够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很好地结合起来，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 注释 《法制日报·网络版》，2009年3月12日。 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魏琼、文萧著：《刑诉人权保障国际标准的历史渊源》，发表于《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第77页。 樊崇义著：《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第83页。 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刑事审判论文篇（5）

1.保持距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既为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所确认，也是一个社会法治成熟的标志。裁判者的中立地位要求法官必须和网络舆情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客观、审慎的态度来看待舆情。

2.合理吸取。网络舆情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干扰。“由于民意是民众诉求的集中反映,因此,在民意的形成与表达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情绪化色彩。”这就要求法官在听取民意时善于去伪存真，从众多的网络舆情中客观、准确地归纳能反映出多数民众真实期望的理性民意，然后合理吸收。当“合理的民意诉求被吸收而内化到刑事审判中时，有助于国民将刑法由他律的外在的东西内化为自律的内在的东西,增加国民的法规范情感和刑法认同感。”

3.独立判断。“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从法治不发达到法治发达的阶段，而法治的发达总是体现为司法的逻辑突破政治的逻辑和一般人从常理出发的逻辑，体现为法律职业者以他们的专业化知识去调整社会的正当性。”

二、刑事审判中网络舆情的引导

最高法院在《加强司法公信建设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明确提出了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要做到八个“必须”：即“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必须确保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为民根本宗旨；必须确保廉洁司法；必须确保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依靠司法民主；必须依靠优良的司法作风；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权利，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利，有批评国家机关的权利。司法机关有义务使公民了解真实案情，了解法官判案的依据，以便公民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刑事审判论文篇（6）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 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受贿罪，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受贿罪。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2]郝建设.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第43页.

[3]王国龙,王卿.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页.

刑事审判论文篇（7）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wwW.133229.CoM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受贿罪，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受贿罪。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2]郝建设.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第43页.

[3]王国龙,王卿.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页.

刑事审判论文篇（8）

一方面，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加深。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刑事被害人属于刑事诉讼中"被遗忘的人"，在现行刑事审判中，刑事审判法官只是居中裁判，但由于刑事裁判结果直接关乎被害人的感受及利益，而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又将被害人置于刑事裁判决策机制之外，故被害人常常因其意见未能得到充分阐述和应有的尊重，以及与审判机关沟通不畅对刑事裁判误解误读而产生不满。如此一来，原有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使矛盾叠加，甚至原本居中裁判的审判机关无意间转变为被害人状告的对象，成为新的矛盾冲突一方，被害人申诉、上访、闹访已成为常态（1）。

另一方面，刑事审判庭审量刑程序的缺失，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及量刑的公正性和刑事裁判的公信力遭社会质疑。 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等陈旧观念的影响，量刑程序问题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我国1979年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对量刑程序予以规定，现阶段受到各地人大、党委和舆论密切关注的大部分刑事上诉、申诉、上访案件都与量刑有关，造成了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不满，甚至与社会对立，而且引起社会公众对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党的形象和权威。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由法律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

一、以刑事政策的价值理念为指导，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现刑事审判"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取向。

如何以刑事政策的价值理念为指导，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现刑事审判"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取向，已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只有充分发扬新时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才能实现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公平正义。针对现在的刑事审判实际，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1、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实现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与保障被害人权益并重"的价值取向。

当今，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充分体现了法治状态下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个人、社会利益并重"价值理念。它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贯彻落实它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人民法院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严重阻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刑事审判实践和变化了的刑事审判理论及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从当今刑事审判的实践情况看，在现实社会环境条件下，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宽"的适用与把握，其中难度最大、障碍最多的在于案件何以从宽并获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认同和理解。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被害人的认可及谅解是社会认同及理解的前提和基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依法有权参与法庭审理，参与证据调查与法庭辩论活动。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是法律的要求、刑事政策的召唤、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求（3）。

只有以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个人、社会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才能形成被害人与审判机关的良性互动，才能促进法治状态下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刑事审判机关能够倾听到被害人的诉求。获得赔偿和复仇是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心理动机，认真听取被害人对所遭不幸的倾诉和对刑事裁判的意见，这既可以使被害人把积淀已久、压抑在心的怨恨尽可能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得以释放和缓解，从而以沟通获得理解，以尊重赢得信任，又可以让审判机关兼听则明，采纳被害人的合理诉求，避免裁判适当。另一方面，刑事审判机关能够借助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这一对话平台，围绕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的价值取向，积极做好刑事政策、法律的解释宣传工作。才能针对被害人的诉求、异议、顾虑和猜疑，帮助被害人正确认识理解案件涉及的法律和政策，引导被害人更加理性地参与诉讼活动，修正不合理的诉讼预期，以客观理性的心态面对诉讼结果，认同、理解、接受刑事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判。

2、在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同时，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才能实现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长期以来，法官根据查明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量刑，总体上是公正的，全社会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认可。但是，量刑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一些量刑不公的案例频频曝光，引起社会对法院和法官的不满，对量刑活动的质疑，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裁判的权威性。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法院量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定罪正确，还期待量刑公平公正；不仅要求量刑规范，还期待量刑公开透明。总之，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也是刑事审判工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量刑规范化改革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冲突。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和关注刑事被告人的利益，本身就体现着公共秩序、个人权利和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在我国，报复主义刑罚目的仍然占居主流地位，在被害人的心目中更是如此。当提倡加强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强调刑罚的改造和预防目的时，便是对报复主义刑罚观的一种冲击。基于这种现实，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应当在程序上给双方以充分的机会阐明各自的意见和理由，提交相关证据，给予量刑公正以最大程度的程序保障（4）。

首先，在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同

时，构建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的量刑程序。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要通过各种措施为被告人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搭建程序平台，应当作为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任务。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有助于被害人在公开的法庭上倾诉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缓解或治疗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精神压力或心灵创伤，从而恢复正常的生活；有助于人民法院全面掌握案情，充分了解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从而保障量刑的适当性；有助于促使被告人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后果，从而能够真诚地悔过，提高刑罚的执行效果。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是被害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诉讼以及采用何种方式参加诉讼。如果被害人选择不参加诉讼，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其及其近亲属产生的影响及对被告人量刑的主张，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从而保障量刑的适当性。如果被害人选择参加诉讼，其可以自己出庭参加庭审活动，也可以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活动，还可以委托检察机关代为宣读其陈述和主张，人民法院在量刑事实调查阶段主要围绕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其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从而给予量刑公正以最大程度的程序保障。

其次，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审理程序，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如何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存在不同观点。理论界多主张应当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将量刑与定罪程序完全分离，就我国现阶段而言，以下因素决定了我国不能贸然否定现有的庭审模式，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1）我国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基础--陪审团制度。（2）我国的诉讼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重大差别，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保障条件。（3）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刑事案件分流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对刑事案件尚未进行合理分流，实现简者更简、繁者更繁之前，谈量刑程序独立只能是奢望。（4）由于我国未决刑事被告人羁押率很高，如果将法庭审理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必然导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延长，一方面会导致看守所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法院在判处刑罚时不得不考虑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进而导致量刑结果的不适当。（5）我国刑法有的犯罪构成决定了很难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

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框架下，实务界认为，我国不能实现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庭审模式，只能在现有的庭审模式中，以定罪与量刑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前提，将庭审活动的步骤和内容进行划分，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第一，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不管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还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虽然双方对于犯罪事实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庭审中仍应查明犯罪事实，之后，审判人员组织控辩双方对有关的量刑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在确定被告人对于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后，审判人员可以组织控辩双方直接围绕量刑及其他争议问题进行辩论。第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法庭调查中应当注意首先查明犯罪事实，之后再调查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应当组织控辩双方首先就定罪问题进行辩论，然后组织控辩双方辩论量刑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犯罪的高发期，防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还比较突出。特别要看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倡导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社会利益。所以，对被告人的量刑应当在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基础上，采取社会保护优先，兼顾人权保障的指导方针。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权衡利弊，实事求是地做出选择。因此只有在建立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同时，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才能发扬现行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才能实现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的价值取向。

二、以刑事政策的价值理念为指导，推进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现刑事审判"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并重"的价值取向。

"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刑事裁判文书是体现公平正义的最直接载体之一。对社会而言，刑事裁判文书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刑事审判各种价值取向进行考量、比较和权衡的过程，力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之间实现平衡以迎合各利益主体需要的审慎态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指南。对刑事被告人而言，刑事裁判文书能够使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对刑事被害人而言，刑事裁判文书成为被害人缓解和治疗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恢复正常生活的良方。对刑事审判法官而言，刑事裁判文书成为彰显自己的学识、素养、经验、法律理念的有效载体。对国际社会而言，刑事裁判文书是我国刑事审判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保护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宣言书。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制定下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作为全国法院通行的裁判文书样式。在全国统一裁判文书样式的优点在于可以统一法院的审判活动，比较规范；缺点在于职权主义色彩浓厚，不能全面反映庭审的举证、质证、认证过程，同时抹杀了实际案件千差万别的个性，没有考虑到不同诉讼当事人的实际需求，繁简不分，不易推行，并因此出现了许多格式正确但却让人读不懂的判决书。在实践中许多法院都认为1992年诉讼文书样式过于机械，已经探索使用了许多不同样式的裁判文书。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德国等不同法域、不同法系国家也都没有固定样式的裁判文书，而是规定了司法判决所应当包含的最低限度的内容或要素，规定衡量最低限度的一种标准是，"一个受过法律训练但不熟悉案情的人能够无须求助书面判决以外的材料而评估判决在法律上的正确性"（5）。对裁判文书的直接受众--当事人而言，就是指当事人能够看懂裁判文书。

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社会矛盾多发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刑事政策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刑事审判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刑事裁判文书再拘泥于现行样式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辩称"、"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和"判决如下"五个部分或者六个部分组成的机械格式，不但没有体现刑事裁判通过惩治犯罪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预防犯罪发生乃至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有些刑事裁判文书通过社会媒体的曝光后，引起被害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上访不断，引起社会公众对法院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质疑，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引发了社会问题。刑事审判裁判文书改革势在必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官的责任就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当中（6）。在刑事司法领域，法官的作用尤为明显。法官要赋予刑事裁判血肉，就必须要正确认识、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一方面，既不能因为教条强调"依法"审判而忽视、漠视政策的根本指导意义。缺少对政策的透彻领悟，就不可能掌握法律的精髓，不可能正确理解和适用好法律，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依法审判。另一方面，也不能以"体现"政策为由而置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于不顾，突破法律的规定搞"法外施恩"或法外加重。因此 ，刑事裁判文书改革应当从适应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出发，最高法院制定的诉讼文书样式只应具有参考效力，规定法官通常制作的裁判文书应当具备如下最低标准：案件来源、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求刑建议、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对犯罪行为及量刑的态度、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量刑建议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审理查明的事实、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结合具体案件对所适用法律精髓与刑事政策价值理念的理解、所确定的刑事审判价值取向、对被告人判决适用的刑罚。从而取消现行刑事裁判文书固定的机械格式。真正使刑事裁判文书成为促使被告人认罪、平息当事人家属不满情绪的药方，成为获得社会公众认同和支持、树立司法权威的檄文，成为解释法律精髓、宣扬刑事政策价值理念的告白书，成为社会发展各阶段刑事审判价值取向、警戒社会不稳定分子的宣言书，成为实现刑事审判与刑事政策有效互动的载体。

三、构建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良性互动新格局，开创刑事审判公平正义新局面。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公平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入完善，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刑事政策也逐渐法律化，刑事立法已经成为体现刑事政策的主要载体（7）。人民法院只有从犯罪及其预防的社会性方面对刑事政策宏观性、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究，挖掘现行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才能构建正确的刑事审判核心价值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具有重大影响。从多年来刑事审判的实践看，公平、正义、惩罚、预防应该是刑事审判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开展刑事审判活动必须符合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形成符合科学和规律的刑事审判价值观。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遇到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思想就可能产生混乱，难免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说都有理，谁说都不理"的现象，让人无所适从。

现行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要求刑事法官必须将刑事审判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通过刑事审判能够最大限度地缓和以至化解被犯罪行为所激化的矛盾，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刑事政策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并重"的价值理念为指导，以建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审理程序、推进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等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载体，将刑事政策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刑事审判的各个环节，促进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惩罚犯罪是前提，保障人权是关键，保护社会是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才能得以建立，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新局面才能得以呈现。

参考文献：

（1）南英：《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平台-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和解》，载《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实务手册》，京内资准字20__-ly0017号。

（2）高憬宏：《量刑规范化改革》，载《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实务手册》，京内资准字20__-ly0017号。

（3）周玉华：《对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载《人民司法》，20__年第21期。

（4）蒋惠岭：《构建量刑程序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载《人民司法》，20__年第3期。

刑事审判论文篇（9）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法源，而制定法的规定一般都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因而很可能引发同样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差甚远的现象出现，也就是公众所认为的司法不公现象。更令人忧心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仍然缺乏能够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构建，缺乏维系法律确定性的制度装置。如果能够建立起相应的刑事判例制度，那么它将成为一个较为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参照，这样对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制约，从而有助于保障刑事司法实践的统一。

一、刑事判例制度概述

所谓判例是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它具有拘束本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律效力，是法的渊源之一。虽然判例只是就具体案件所作的判决，但经法院多次援引而被赋予一般规范的性质。就刑事判例的明确定义而言，目前我们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众多学者也是各抒己见，比如邓修明[1]在其专著《西方刑事判例机制研究》中是如此定义刑事判例的：刑事判例是指法院作出的确立某种可以在以后审理类似案件时加以参考、借鉴或者遵循的法律原则的刑事判决或者裁定。再如张文、何慧新[2]则指出：刑事判例是指由法院从已经生效的判决中找出一些典型的或制作良好的判决，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公布，要求本级法院或下级法院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予以参考或遵循。尽管各学者的表述不一，但关于刑事判例定义的实质观点是相同的，即指法院可以援引为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依据的上级或同级法院的典型刑事判决。需要指出的是，我个人认为裁定不宜作为判例，因其并未涉及实体方面。

刑事判例的产生、运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就是刑事判例制度，包括判例的识别遴选、判例的汇编公布以及援用等。

二、国外刑事判例的现状

欧洲及亚洲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将判例当作法律渊源或说准法律渊源，使其成为司法判决的依据[3]。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就特别强调判例在补充法典和成文法律规定方面的作用。德国学者K.茨威格特[4]曾指出：“《德国民法典》总体结构的维持是司法判例的功劳，这些判例在使民法典内容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富有社会生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却又常常为人误解的作用。”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德国民法典》在其全部领域均穿上了色彩鲜明的法官外衣，法官通过判例创设出许多新的规则，法院的主要判例也都收集在案例报告中定期出版，并且在实务中引用判决十分常见。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德国刑事司法实践方面，判例也必然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在法国，由于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略，法官在适用过程中对法律条款作出十分灵活的解释，使法律概念的内涵和适用范围被大大拓宽，以至有学者认为法国某些领域的法律主要是由法官的判例和解释组成的。如法国学者Savatier就认为法国民法典的某些部分已经不再是成文法，而已经变成判例法[5]。对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言，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判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三、在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

（一） 在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有现行的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等法律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这项规定实际上是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权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规范性司法解释的具体形式包括解释、规定和批复。另外，还有前文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于公报上公布的案例的性质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公开文件，是全体审判人员必备的业务资料。公报上登载的文件、司法解释等，对搞好审判工作、提高办案水平具有权威性的指导作用[6]。”这些规定都是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法律依据。

（二） 在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我国虽然不存在英美法系那样将判例作为主要法源的历史，但将判例作为制定法的辅助法源在我国历史上却是几乎没有间断过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意识到判例有弥补律文的作用，因而确定“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的原则。先秦时期，“廷行事”是司法审判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汉承秦制，经过朝廷整理的断例称为“决事比”，应用甚广。至唐朝，虽然典章完备，仍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明清时期，例与律并行，是中国古代判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问刑条例》将例与律的关系定位为“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大清律例》则形成“用例不用律”的司法适用顺序，而且明清都很重视例的编纂。民国后，为改变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境况，调和西法与国情的矛盾，判例制度在中国再次获得发展机遇，并成为当时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从历史上看，长期的制度实践已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并延伸到当代，为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在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多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正式发表的关于判例制度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多达750篇，专著或论及判例制度的专著数部，还有很多硕士、博士论文专题研究判例问题，全国性的判例专题学术讨论会也时有举办[8]。可以说，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已经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研究的热度和持久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我国有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坚实理论基础。

四、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 刑事判例的创制主体

刑事判例的创制主体是指刑事判例该由谁来制定、认可、和废除，即刑事判例创制权的归属问题。对此，目前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刑事判例创制权；第二种观点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刑事判例创制权；最后一种观点则主张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刑事判例创制权。我个人赞成最后一种观点。

（二）刑事判例的创制程序

一个案例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法院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判决依据的刑事判例？这过程必定需要一套严格的固定程序。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认可刑事判例，即刑事判例的创制主体—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地方法院筛选出来的典型刑事判决作为判例。由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必须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所以事实上一审刑事案件大多还是由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判例的产生不可能脱离实践，所以地方法院可以将其已审结的典型案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为刑事判例。这一过程的程序大致如下：

即经由中级人民法院选出本区较为典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刑事判决，将其上报给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审批。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实质及形式审查后，认为该生效判决有重大指导作用的，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后，方可公布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备案。

另一种情况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事判例的创制主体直接将自己审理的刑事案件确定为判例。这一情况的具体程序在此就不赘述。

（三）刑事判例的撤销

随着时间的推进、形势的发展，刑事判例有可能与滞后的成文法一样不再适合作为审理案件的判决依据，即刑事判例的失效。导致刑事判例失效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本通过刑事判例填补的立法空缺已有制定法出台填补；刑事判例所包含的某一法律规范与新法冲突；刑事判例据以存在的某一法律依据被宣告失效。最高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及时作出撤销相应刑事判例的决定，以免模糊法官审理案件时的视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刑事判例的撤销应与刑事判例的创制一样，按照严格的程序执行：首先，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事判例的撤销权。当然，地方法院可以提出撤销某一刑事判例的建议，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过讨论后，认为某一刑事判例确已失效应及时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布。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撤销某一刑事判例的同时，还应一并公布撤销理由，以保障撤销刑事判例的程序规范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制建设亦应加快其前进的步伐。建立刑事判例制度是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我国也已具备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各项条件。在此，我们一起期待我国早日建立起一套内容严谨、程序规范的刑事判例制度体系。

注释：

[1]邓修明.西方刑事判例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

[2]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J].政法学刊，1999，1。

[3]董皞.论判例与法律统一适用[J].南岭学刊，2007，2。

[4][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75。

[5]邓衍深.司法判例的规范理论[N].东吴法律学报，1984，2。

[6]杨德莲，王琳.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研究[N].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7。

[7]彭鸿森.浅谈构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8，11。

[8]肖琪.论当代中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2008，1。

参考文献：

[1]曾明奇.对比两大法系看我国确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C].武树臣.判例制度研究（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63。

[2]申夫.试论判例也应当成为我国的法律渊源[C].武树臣.判例制度研究（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8-23。

[3]邓修明.西方刑事判例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85。

[5]董皞.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33。

[6][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75。

[7][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27-128。

[8]何慧新.刑法判例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17。

[9]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J].政法学刊，1999，1.

[10]张影.刍议刑事判例制度[J].行政与法，2006，7.

[11]董皞.论判例与法律统一适用[J].南岭学刊，2007，2.

[12]杨鹏慧.论对我国台湾地区判例制度的借鉴[J].政治与法律，2000，2.

[13]彭鸿森.浅谈构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8，11.

[14]肖琪.论当代中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2008，1.

[15]沈宗灵.当代中国的判例—一个比较法研究[J].中国法学，1992，1.

刑事审判论文篇（10）

    在刑事诉讼法领域,上诉不加刑原则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在三大诉讼制度中,只有刑事诉讼独具此项特殊原则。然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宗旨和法理依据何在,如何协调这一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保护受害人权益论之间的辨证关系,以及该原则在具体刑事司法实践中运作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从制度上完善这一原则,使其真正符合立法原旨等问题,均需从理论上并结合司法实践中该原则的运用状况予以探讨。

    一、司法实务: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现实异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79年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说在保留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同时,还通过增加重新审结的案件亦不得加重其刑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地位。此外,相关司法解释也作了较详细的规定。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上诉不加刑原则呈现出适用中的不统一、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和变相加刑的现象,从而使得这一原则发生了异化。

    案例1.上诉人唐某等7人故意伤害案。⑵原审被告人胡某因小事与他人产生争执,双方约定到本市某地解决。胡某找到上诉人王某帮忙解决,王某随后纠集了上诉人唐某、赵某、马某、孙某、任某等,王某、唐某二人各带一支猎枪,其他人携带5把砍刀。斗殴中,开枪致对方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胡某、唐某有期徒刑5年,其余5人有期徒刑3年。上诉人上诉中提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二审法院评析认为,上诉人王某、赵某、马某与原审被告人任某均积极参与聚众斗殴,即使不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按照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因涉及在公共场所持械聚众斗殴,也应该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聚众斗殴致人重伤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后,原审判决在法定刑幅度内均给予4人法定最低刑有期徒刑3年,该量刑虽有轻纵之嫌,但考虑到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对该量刑予以认同。另外,上诉人赵某、马某、王某3人在犯罪过程中作用地位相当,一审对此三人量刑未作区别。二审考虑上诉人王某在聚众斗殴中纠集其他同案犯,并提供枪支的情节,认为一审如此量刑有失偏颇,但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仍予以认同。

    案例2.上诉人邓某敲诈勒索案。⑶2011年10月8日,邓某将内附一张合成艳照的敲诈勒索信寄给本市某人,威胁此人汇人民币30万元到其指定帐户,否则将照片散播。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4年。邓某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同时适用罚金的附加刑。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最终二审法院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案例3.上诉人李国志等2人故意伤害案。⑷上诉人李某、周某因故与受害人谢某、徐某发生矛盾冲突。某日凌晨2时许,两上诉人找两受害人讨说法、出气时,上诉人李某将受害人谢某摔倒并致其头部着地,当日13时谢某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和8年,两人不服均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李某之前另有一起抢劫犯罪,构成累犯,一审未予认定;另外对周某的行为定性有争议,且周某家属有民事赔偿的意愿,可进一步调解。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后,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并另附函说明以上理由。

    纵观上述三个上诉的案例,可以发现,实践中法官对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心态各异,应对策略也各不相同。有的法官严格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依法办案,例如案例1。该案中二审法官详细论述了一审判决不仅对王某等4人量刑有轻纵,而且对王某而言,虽然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其他两人明显较大,量刑上却未作区分,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对此仍予以维持。如此明确、详细的评析,使控辩双方均能深入理解二审裁判的理由依据,更易于接受二审判决结果,服判息诉,也使一审法院认识到原裁判不妥之处,便于今后修正改善;有的法官常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例如案例2。该案中,法官发现未能适用附加刑,担心无视这种重罪轻判,会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会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质疑与指责,甚至可能被检察院指控渎职,但囿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只好发回重审;有的案件中当法官发现一审判决量刑畸轻时,也常常采用发回重审的做法。对于共同犯罪的且在上诉时应该加刑的案件,法官囿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干脆将全案发回重审,例如案例3。二审法院本应指出一审不妥之处,同时又不得加重对李某的刑罚,但是二审法院考虑一审还存在定性争议,有调解的可能,于是将全案发回重审。总之,相比僵化地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司法实务中法官显然更加重视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和社会可接受性,这也是目前实践中法官较为普遍的心态和做法。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上诉不加刑原则所体现的程序正义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常受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思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质性修正,《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设计的发回重审、再审等程序使得这一原则难以得到切实执行。实践中严格执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判例并不多,基于以上多重因素通过发回重审、再审变相加刑的却不少,导致了实践中出现诸多缺陷和弊端,上诉不加刑原则由此走向异化:其一,阻吓了被告人正常行使上诉权。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本意是让被告人消除顾虑放心大胆地上诉,通过二审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保障刑事审判的质量。但“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作祟,对于一审重罪轻判的,二审往往能够轻易地找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发回重审予以加刑。或者由二审维持原判后,又通过再审程序予以加刑,故而上诉仍然是存在加刑风险的,这无疑使被告人对是否行使上诉权心存疑虑,违背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本意;其二,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诉累。面对重罪轻判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本应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直接予以维持原判,而实践中却常常发回重审,个别二审维持后又经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这些额外增加的诉讼程序受到学界普遍诟病;其三,混淆了职责,转嫁了过错。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发挥着不同作用,法院居中裁判,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还具有法律监督权利。对于重罪轻判的一审判决,理应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求得解决,二审法院不宜替代控诉机关去履行职责,也不应将一审法院和检察机关应承担的未正当履责过错转嫁给被告人身上,以牺牲上诉不加刑原则让被告人承担加刑的责任,这是不合理的;其四,损害了法律尊严和司法信誉。《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这实质上是国家法律对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一种司法承诺,而现实中种种异化的“变相加刑”使法律的尊严被扭曲,司法机关违背法律承诺的做法也失信于被告人,失信于社会,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笔者以为,如果要纠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异化现象,使该原则在实务中得到坚守和回归,必须从内部明确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宗旨与法理依据,从外部处理好上诉不加刑原则与其他诸如罪责刑相一致等原则的关系,并从制度上对该原则予以进一步完善,方有可能使已经扭曲和异化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在理论上得到提倡,在实践中得以适用。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回归的内部保证:权力、权利制衡论的法理基础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理基础的准确定位和认识,决定了实务中面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态度和立场。因此,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理基础,可以说是使该原则矫正异化回归正常的内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