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医学论文篇（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运动医学知识促进政策，将工作重心和大量资金投入到运动医学知识促进工作上，以达到运动医学知识促进政策的效果。

当前，国际体育组织已经认识到，实施较长周期的、基础性的运动医学知识促进工作和教育投资，才是相对高效与合理的，并能够根本解决体育教学过程中知识匮乏的根本途径。

运动医学知识促进问题应该汲取前车之鉴，以宣传教育为主，潜心下去做一些长期工作。在运动员教育实践过程中，必须反复强调运动医学知识促进效果，乃至运用个案宣讲形式，让学生们对生命和健康褒有敬畏之心。

另外，运动医学知识促进计划的不同影响能够扭曲反映到对这些数据的推论是无效的程度。来控制运动医学知识促进的影响理论已经被广泛地议论，加之从匿名到统计方法应用的补救措施。目前，运动医学知识促进计划正面临困难，试图排除运动医学知识促进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开发出新的体育教学改革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可能会导致通过领域和方法的独特组合。运动医学知识促进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对学生们的行为和社会认知的措施客观信息的背景下，这个工作的难度在于它需要在同一个人身上有相同的客观地信息。在最近完成的运动医学知识促进研究成果中，已经从综合学科研究法中取得了进步。

运动医学论文篇（2）

1.2教学内容和方法评价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总体评价呈满意状态，尤其在授课条理性、教学内容实用性和多媒体应用等三项评价较高，但在案例分析、实验操作和自主学习等三个环节评价相对较低，均间于满意和不满意之间、仅偏向于满意。从专业角度看，虽然案例分析、实验操作和自主学体评价较低，但体育教育专业对自主学习、康复治疗专业对案例分析和自主学习公选班学生对实验操作评价均为满意，通过访谈发现，作为必修课的体育教育和康复治疗专业在自主学习和案例分析方面因为要求更高、同时在课时与教学设计之间协调得更好，而公选班学生对实验操作的要求则更低；此外，体育教育学生对教学内容重点难点、针灸推拿学生对教学内容针对性、公选班学生对课程教学进度的评价均仅为偏向于满意，通过访谈发现，体育教学专业因为知识结构不同对教师重点难点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针灸推拿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中针对中医药（尤其是针灸）的内容偏少，公选班学生则认为课时较少、课程进度安排应该更斟酌。详见表4。

1.3教学效果评价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呈满意状态，其中对综合能力提高、专业发展帮助和运动医学知识掌握等三方面的评价较高。但从专业角度看，体育教育学生对学习方法促进、针灸推拿学生对专业发展帮助、公选班学生对运动医学知识掌握的评价相对较低。通过访谈发现，体育教学学生认为运动医学和其他专业课相比相对特殊、且教学过程中相互联系有所欠缺，针灸推拿学生认为因为中医药和针灸的相关内容相对较少而对专业发展的帮助和预期相比还有差距，而公选班学生则认为由于课时偏少知识的系统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详见表5。

2对策与建议

现代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我国中医药事业和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又对运动医学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动医学作为中医院校本科专业中开设较晚的课程，其教学过程各环节都有待加强。为保证并提高运动医学课程教学质量，促进运动医学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2.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师资队伍状况对高等医学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已为高等医学教育的实践所公认[3]。鉴于运动医学具有体育学和医学交叉学科的特点，以及中国运动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该具有中医特色等客观情况[4]，运动医学教学团队和学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应该科学的综合的考虑年龄、职称、学历、学缘和交叉专业等因素。针对目前所存在的年龄、职称、学历和学缘较为合理，但专业结构和交叉专业融合并不理想的实际情况，应该采取措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平台，课程与学科建设的重点应该以教师发展作为核心内容，通过人才引进、继续教育、进修培训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强运动医学师资队伍建设，弥补当前临床医学专业师资相对不足的问题，同时注重中医和西医、体育和医学的交叉融合。

运动医学论文篇（3）

由于准备活动不足或不当而引起的损伤，是在损伤中比例占最大的。因为不充分准备活动，使身体的柔韧及伸展性都没有舒展开来，这样容易使身体各部位受伤。其次，准备活动中没有针对运动中负担量大和易受伤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会使损伤的几率大大的提高。

(二)学生对体育运动安全意识不强

很多学生在上课前都没有专心听教师讲解安全措施，在进行练习的时候，经常由于技术复杂或者难得较大而造成损伤。同时，有些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把一般的运动损伤看成正常现象，在观念上没有引起重视，对于运动损伤后并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使运动损伤不断加深，这样就造成学生身体得到进一步伤害。

(三)学生身体素质差

学生运动时的力量、速度及耐力是由学生的身体素质好坏直接决定，肌肉力量和弹跳差，反应慢、关节灵活性和稳定性不够，这些都会导致损伤发生。此外，在课中，学生对于动作要领的把握程度，也是导致运动损伤的重要原因。

(四)学生心理状态欠缺

如果学生对体育课缺乏兴趣，思想不集中，对于运动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不能客观冷静的进行分析，高估自己的能力，在运动前准备不充分，轻视困难，这样容易引起急躁、急于求成的心理，进而造成损伤。其次，学生缺乏信心，害怕失败，害怕得到教师的批评和责怪、同学的嘲笑，因而在运动中过于紧张和焦急，这样也非常的容易引起损伤。

(五)场地、器材、服装有缺陷

造成学生运动损伤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场地、器材、服装的缺陷，尤其是在我们中等师范学校，由于场地有限、场地不平及太硬等，都非常容易造成学生脚踝受伤。同时，运动服装与体型不适合等都极易引发损伤的发生。

二、运动损伤的预防措施

(一)树立安全意识

教师应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在安排课程内容的时候，要将安全措施和方法做到处处得以体现，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让学生在思想上牢记“安全”二字，同时要严格要求学生以安全为前提井然有序的进行体育活动。

(二)充足准备活动及加强课堂秩序

及时的对场地、器材进行检查，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课前。同时要对学生运动服装进行检查，尤其是对运动鞋进行检查，看是否适合上体育课。做好课前检查后，要组织学生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逐步调动提升学生心血管系统及运动系统的机能，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更应加强准备活动，使肌肉的粘滞性降低，避免肌肉、韧带拉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因为学生面对新教材的好奇心，让他们一试为快，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基础知识开始讲解，对于动作要做正确的示范，与讲解相结合，避免出现安全事故，主要教学过程应当为：首先，看老师做师范；然后，试着做徒手练习；接着，进行小强度、低要求的联系；然后，进一步进行符合技术要求的学习；最后，进行巩固提高。教师在学生练习过程当中，需要时刻观察学生的练习情况，并对其错误动作即时纠正。认真组织维护好课堂教学秩序，掌握练习节奏。在学生进行分组练习时，要指定小组安全负责人，如在投掷练习时要分组，且组别之间要保持充分的距离，绝对不能面对面练习。并要给予符合标准的保护措施，不能因陋就简，如在进行单杠教学时需要垫子。教师要随时用正确的保护动作对学生进行保护，并教导学生正确保护自己和同学的放魔法，提高彼此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

(三)督促学生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

运动医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R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2（a）-0074-04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to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XU Yangcai1 WU Zhikun1 ZHANG Cai2 GONG Bomin1 LI Jixia3

1.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2.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3.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benefit that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fitness，humanistic quality and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lifelong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que health test system lacks the index of reacting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bility，and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has the character of harmonization between soma and spirit，the "overall concept"，just can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est system.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ysical test projec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est system，and strengthen the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after testing，to improve the current system of students' physique health test and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College student；Physical health

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改变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导致我们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很多现代文明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等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关注国民健康，寻求促进国民体质健康状态是国家的重要工作。而大学生体质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的体质状况，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发展。近20年来大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肺活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而肥胖率在持续增加，视力也在不断下降，心理状态更不容乐观。最近国内大学接连发生室友之间投毒、杀害等恶劣事件，无不影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针对目前大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国家也推进了很多改善措施，先后“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中央7号文件”的政策或举措出台，但是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还是不容乐观，还没遏制住下降的趋势，体质健康水平还在继续滑坡。探寻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新途径成为教育系统、体育系统、运动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其体质健康状态，缺少能全面反应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指标，更缺乏后期的干预措施。中医体质理论恰巧可以弥补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不足，全面反映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取相应的中医养生措施，进而改善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

1 中医体质理论概述

中医体质学是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人类个体健康状态与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与亚健康的反应状态，病变的性质及健康-亚健康-疾病的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治疗以及运动养生和康复治疗的一门学科。在中医体质学中，体质的概念即人的身体素质，是指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是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1]。表现为形态、结构、功能、心性、代谢以及对外界刺激反应等方面的机体差异性，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以及病变过程的倾向性。

中医体质学认为：中医体质是强调人体体质的形成基于先天遗传和后天调养两个基本因素。人体体质形成的重要基础是先天因素，很大程度上体质类型的转变与差异性还取决于后天因素的影响。另外，中医还强调机体内外环境相统一的整体观念，表明个体体质特征是在后天生长、发育过程中与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而形成的个体特征，即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形神合一”的生命观[2]。体质的形成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动态可转化的，从而使得体质的调节与转化成为可能。根据机体生理功能，有针对性的对各种体质及早采取干预措施进行调整，纠正或改善某些偏颇体质状态，达到机体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以减少体质对疾病的易感性，可以预防疾病或延缓发病，达到阴阳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医养生的“辨体施养”原则。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但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历代中医文献中有气体、气质、素质、体质等不同名称。中华中医药学会于2009年颁布了9分法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医体质类型分别为血瘀体质、痰湿体质、气郁体质、湿热体质、气虚体质、特禀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平和体质。其中平和质表示个体身体健康、心理健全，具有较强的适应外界环境、社会环境的能力，其余8类体质则属于偏颇质，即个体处于疾病或亚健康状态。中医体质分类为体质辨识及中医体质类型相关疾病预防和治疗、运动养生、健康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中医体质分类趋于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统一化。根据个体的体质类型，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制定中医运动养生方案，调整人体体质的偏颇状态，预防疾病的发生，达到身心健康的状态。

2 中医体质理论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2.1 中医体质判定标准能有效反应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

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基于中医体质理论，它是我国规范和指导中医体质研究及应用的第一部规范文件，旨在为中医体质辨识及与中医体质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健康管理、运动养生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医体质分类更规范、更科学。而中医体质理论秉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社会是一个整体。人与大自然应该和谐统一，空气中弥漫的尘埃，自来水中的重金属便是人类破坏自然之后所得到的反馈；人类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治或乱对人体的影响亦很大。中医体质理论遵循整体观念，认为人为一个有机整体，注重“心身统一”“形神具备”，反对过分安逸，强调四肢要适当运动，强调心神安宁，认为心为一身之主宰，心神安定，则五脏六腑皆安定；若心神不宁，则五脏不安，容易产生各种疾病，心神，也就是现代所谓的心理活动。中医体质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方法涵盖了反映人的心理因素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内容，中医体质类型判定能够较全面的反应大学生的心身状态。现行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缺乏反应大学生心身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项目，将中医体质类型测试项目纳入其中，从而形成完善的体质健康测试体系，全面反应学生的心身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中医体质类型选择合适的中医养生方式，调整偏颇体质，恢复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2.2 中医体质理论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终身体育就是将体育终身化，即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一直保持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终身体育意识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培养和学习体育技能至关重要。提升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促使其在步入社会后继续保持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形成良好的体育认知和坚持不懈参与体育锻炼的意志品质，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从而保证身心健康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更好的为社会发展做贡献。高校体育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最后一环，也是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最重要的一环，应充分利用学生在校的重要时间段培养其终身体育锻炼意识，为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打下良好的基础[3]。如何让大学生养成终身体育习惯，对大学生进行终身体育意识和健康理念的教育势在必行。而终身保持健康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不仅需要人们对生命、健康有清醒正确地认识，还要学会调养身体，维护健康的方法，而且要付诸实践养成终身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而中医养生就是为人的生命健康长寿保驾护航，大学生在校期间得到中医养生的知识，将来走出校园后，可以选择适合的运动方法与手段保养身体。中医体质理论认为人的体质是先天禀赋与后天调养综合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可以调整。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养生手段，调整偏颇体质，防病于未然。运动养生是中医养生的重要部分，也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例如湿热体质的学生适合爆发性的运动项目，而气虚体质的学生则应该选择中低强度的运动项目。掌握有效的维护身体健康的运动方法，并根据自身体质特征选择合适运动项目，对维护身体健康，形成健康意识，对于促进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2.3 中医体质理论为大学生运动养生提供依据

统计数据提示，大学生人群中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不断攀升，包括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4]。当代大学生的学业、就业、经济、家庭、社会压力，以及不规律的学习生活方式，均会导致大学生们体质下降。近20年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也提示大学生体质状况每况愈下。大学生担负着未来社会的建设重任，他们的身体素质关系民族的未来。如何提高他们的体质，成为教育界、家庭、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医养生提倡“辨体施养”，按照人体的体质类型选择养生方法，调整偏颇体质，以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现在常用的中医养生保健方法有运动锻炼、情志调摄、中药调理、饮食调养、起居调护、四季养生、经络养生等，因此，体质辨识的方法成了个性化运动养生的工具。根据个体体质类型选择合适的运动养生方法，调整偏颇体质为平和体质，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应用体质辨识，客观地评价自身的体质类型，更加全面地了解自身健康状态，已获取个人将来可能出现的发病倾向信息。生命在于运动。个体身心健康与运动紧密相关。一是，运动养生可以有效干预个体亚健康状态，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二是，通过体育运动可以促进病体的康复、提升体质健康状态。中医体质辨识和运动养生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应用中医体质理论为大学生选择适宜的运动养生方法，能更及时、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运动炼和完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情志调摄等来调整偏颇体质状态，达到体魄强健，为个性化的运动养生提供了依据。

中医体质理论在治未病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能较好地体现因人制宜、因体施养的思想，在大学生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中医体质理论应用于大学生运动养生过程中满足了其治未病的需求。中医体质理论在运动养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偏颇体质的运动调养上，指导各类偏颇体质更科学的运动养生。例如，阳虚体质人畏寒怕冷，手足不温，喜热饮食，耐夏不耐冬等主要特征。根据中医理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观点，阳虚体质的人锻炼时间最好选择春夏，每天选择阳光充足的上午为最佳的时机，进行户外运动锻炼，不宜于阴冷天气或潮湿之处锻炼身体。阳虚体质的人以振奋、提升阳气的锻炼方法为主，以提高肌肉力量、爆发力锻炼等可以振奋阳气，促进阳气的生发和流通。中医体质理论方法能有效的指导各类偏颇体质者的运动调养，从而达到阴平阳秘、身心健康。

2.4 中医体质理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决定因素，以生理素质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逐渐升华和形成的心理潜质、能力、特点、品行的综合。大学生在校期间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一直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如何评价与干预大学生心理素质也是高校教育团队不断寻求的内容。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不仅包含身体的健康，还应包含心理的健康。而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缺乏反应大学生心理状态的指标。中医体质理论注重“形神合一”“心身统一”，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是一个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整体，两者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其生理功能，生理活动出现异常，会影响机体心理状态；并且异常的心理活动可以引起情志变化，进而导致脏腑紊乱。根据中医体质理论制定的中医体质类型判定涵盖了对人体心理状态的评价。而中医养生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择合适的中医养生方法，调整不良的心理状态。如气郁体质的人群可以选择户外的、大强度、娱乐性、群体性的运动项目，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养生方法能对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改变忧虑焦躁情绪，更好的适应环境、展现自我，意志行动处于积极的状态，并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勇敢创造的良好心理品质。另外，中医体质理论的整体观念要求个体和环境合理的融合达到一种协同促进的状态。要达到个体与环境和谐统一，即个体对赖以生存的外界环境和生活需要具有较高的应付和适应能力，个体要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同时也包括个体改变环境使之适合自身的需要，从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因此，中医体质理论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综合性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2.5 中医体质理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由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心理、文化修养、人文精神等方面综合而形成的一个人内在的、稳定的特质，外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人文素质是个体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引导个体人际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准则，对其政治素质、文化修养和精神素养等具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它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高等教育质量上的软肋[5]，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发展空间。这一问题已逐渐为教育专家和高校所深切关注，加强和完善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置，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发展壮大，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国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中医文化与中医养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的中医体质理论，是研究人体体质特征、体质生理、体质病理特点，进而指导疾病预防、治疗以及养生康复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医体质理论属于中医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养生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根据各自的体质类型，选择恰当的养生方式保持增进健康。中医养生在衍生、发展的进程中受到儒、佛、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结合阴阳、八卦、太极、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融传统艺术、民俗、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知识体系。通过培养学生中医养生的意识，进而改善心身状态，防病治病，增强体质，保证健康。在大学生中推广中医体质理论，不仅可以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中医养生意识与手段，对增加学生中医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的知识，提高其人文素质也大有裨益。

3 结语

大学生体质连续下降，肥胖率不断攀升，慢性病不断滋生，心理疾病发生率不断升高，大学生心身健康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大学生又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只有大学生健康了，才能保证将来我们的社会和谐的发展与进步。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体质类型辨识与中医养生，不仅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还具有增强其心理素质、人文素质，培养其终身体育意识的作用。目前实施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一方面缺乏反应大学生心理状态、社会适应能力的指标，另一方面缺乏有效干预措施。而中医体质理论与运动养生可以弥补其不足。笔者建议将现行的大学生体质测试增加中医体质类型测试，构建完善的大学生体质测试新体系，并依据“辨体施养”的原则，对不同体质状态的个体开具综合运动养生方案，一方面构建了新型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还加强了测试后期的干预和指导，从而全面的促进了大学生身心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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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医学论文篇（5）

在上海图书馆调查柳亚子的资料时，本人发现了一份《鲁迅自叙传略》。这是最早的关于鲁迅生平的真实记载，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刊登在《语丝》（一九二四年创刊，周刊）杂志上。后又与柳亚子、茅盾、王独清、白薇、洪琛、章衣萍、许钦文、钟敬文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的自传合于一集，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主编柳亚子。收入其中的这份《鲁迅自叙传略》反映了一九二五年之前的鲁迅生平思想轨迹。之后，鲁迅先生又在此基础上两次修订了他的《自传》，一是于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所撰的鲁迅《自传》，另外则是在他故去的前二年，一九三四年增补的《自传》（后者参见《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这两种《自传》对于其二五年之后的活动与创作情况作了增补、修订。

《叙略》中涉及到鲁迅先生早期几次人生道路的转折，皆无不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思潮相关。如曰其在路矿学堂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鲁迅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关于鲁迅学医的原因，许寿长《年谱》略而未及，仅记曰：“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四年）二十四岁，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肆业。”历来的鲁迅研究对于其早期学医的因由亦未作进一步探究。本文认为，鲁迅当时决意选择学医主要基于下述因由：其一，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影响。其二，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其三，受近代医界否定中医五行说思潮及新文化革命运动中批判封建文化思潮影响。其四，试图以新的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一八六八年。十九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的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学冲突迭起。明治六年（1874）日本颁布《医制》，明治八年（1876）颁布《医师职业考试法》，使中医逐渐式微，终被西医取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推动了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的发展。其时的“扶洋抑汉”政策，即是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大步骤，是明治维新从医学革命迈向现代化的成功。它使青年鲁迅看到了改革社会的一线希望，于是鲁迅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

日本明治维新时掀起了废止汉医的思潮，而彼时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的青年鲁迅笃信新医学——西医。他认为：“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由于早期在思想方面主要受进化论所支配，鲁迅将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看成是新生的东西，误以为这些东西可以解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明，也可以突破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重压。“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故而他相信，新医学取代旧医学亦应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欧美和日本医学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巨大影响，使国人思想为之大变。二十世纪开始，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医学。这场运动也给近代中国医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入而又旷日持久的论争。（参见拙文《近代中西医学观的碰撞与交融》，《中医药学刊》2002年6期）这场论争主要围绕着中医存废、中西会通、废医存药等方面而展开。当时医界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影响，他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等中医理论，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二十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云岫的主张；中医界则以恽铁憔、杨则民等人为代表，主张“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评中医”。中医药界当时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呼声很大，导致后来北洋政府和政府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限制、取缔中医。他们在医药领域采取了“扶洋抑汉”，独尊西医的政策。应当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也是与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即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

这场医界革命不仅震动了医学界，亦引起了学界的深切关注。一些留学于西方、东瀛国家的医学家和知识分子，因而大力否定、批评传统中医，倡导医学革命。他们主张发展新的医学。学术界对于中西医的态度与认识不仅受到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亦与当时学界的思想革命运动密切相关。1915年后，复辟、尊孔的浪潮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意识到批判孔教、开展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药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年代，一些革命者为了彻底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把中医也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论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第六期1916年2月）认为封建伦理观念正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重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国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期）。致使中西医的学术之争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内经》五行学说等，也因而受到了冲击。

早在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中医五行说的思潮。当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传统的中医药归于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是纯属臆造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时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的鲁迅也笃信新医学——西医，他针对医学革命中文人的鼓噪，亦曾撰文提出过批评：“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有什么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篇》）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于传统的中医学说多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意识到，并十分强调医学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如严复所论：“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论世变之亟》）这种批判传统，力主西化的观念，反映了其所推崇的以进化论为根本的西方文化的立场。

运动医学论文篇（6）

任何一种理论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并将反映的内容准确地表述出来，就必须使思维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中医理论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自然、人体和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因为中医思维遵循了一定的逻辑规律。虽然中医没有明确提出逻辑的概念，但却一直在不自觉地运用着逻辑的思维方法，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因关于逻辑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故笔者搜集近十年文献，作一综述，以期对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思路。

1 中医理论体系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吴永贵等［1］认为中医学科学发现和理论构建的逻辑方法，既有通过归纳法发现一般原理，建立理论体系，也有通过类比、想象、提出假设、逐步验证而形成理论；认为中医学逻辑方法的基本特征是：①多向性和多面性一体的特征；②辨证思维的特征。任秀玲［2］认为古医家运用中国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建构了中医理论体系。“应之道”指导中医学认识和发现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构筑了生理之应、病理之应和天人之应的理论框架。同时作者认为“应因之术”是以客观事物的实(实体)与形(形象、征迹)为基础，提出的解决名实如何一致、相符的逻辑方法。

刘喆［3］认为类比推理方法贯穿于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应用。认为脉、经、络的提出，是以类比法为依据的。在经络生理方面，类比推理方法被用于说明阐释其功能作用。文末作者综合地评价了类比法的应用价值，认为类比法在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中，一方面给予医家们在理论创新上以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经络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获得了形象的基础，促进了它的形成。

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经络学说的深入研究，使经络的认识停留于表象。高京宏等［4］通过分析历代医家对体质从现象分类到本质分类的认识过程，从初步的现象分类、进一步的归纳分类和深入的本质分类三方面对中医体质理论中的逻辑思想作了简要论述。

邢玉瑞等［5］认为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使用的逻辑思维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与形式逻辑学中的类比法并不完全等同，有其显著的特征与重要的价值。探讨了类比思维的概念、推理形式及特点。认为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即象)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称为中医类比思维；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分为比类、类推、比附3种；类比思维具有横向运动和联想性的特点。同时还论述了类比思维在建构藏象、经络理论，推论经脉气血运行与多少，阐述脏腑功能及阳气生理等方面的作用。孙雨来［6］认为中医对于治则、治法的确定，多是利用类比思维，取法自然之理，推入医学之中，成为医学之治则、治法。王志红［7］认为以五行为主线的类比法是中医学的主要逻辑方法之一。在五行类比的逻辑式中，其结构是：特殊-(五行)-特殊，五行是中介，借此中介过渡，才完成了由此及彼的类比推理。此外，中医学结合具体的医学理论及诊疗经验，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论类比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诊断及治疗，在这些类比的逻辑应用中，都是以五行作为中介而展开的。周唯［8］认为以辨证论治为主的中医诊疗活动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实践活动，逻辑思维是其中普遍存在的思维现象。论述了逻辑思维方法的应用及特点。章新亮［9］认为中医作为传统医学，虽然是通过象形思维来认识事物，但同时中医之象注入了逻辑思维，由象而进入理性分析。即中医认识人体的方法是象形的逻辑思维方法。文中从3个方面进行阐述：①物象以形和意构造逻辑思维；②形和意相结合的辨证思维逻辑；③中医象形观的逻辑形式，其中分为归比逻辑和推理逻辑。卓同年等［10］认为中医历代以来之所以能够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施治，除了依据长期的经验效果之外，善于运用成熟的逻辑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极吸收了东西方各类逻辑思想并不断运用这些逻辑来指导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逻辑形态。从本质上说，中医的这些逻辑思想和方法是一种蕴含在各种具体问题之中的应用逻辑，是发展中医学的重要思维工具。鲁兆麟等［11］通过对近代名老中医医案的总结，指出其中运用的一般逻辑思维方法为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临床中分析与综合常结合使用，归纳与演绎也常互用互补。

2 《伤寒论》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陈宝明［12］认为《伤寒论》之所以能确立祖国医学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历代医家所推祟的不朽之作，正是由于张仲景掌握和运用了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从而揭示了六经病证的内在规律。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①六经辨证的归纳演绎法。②六经辨证的分析综合法。③六经辨证的假说验证法。其中作者将假说验证法分为了病因的假说验证、诊断上的假说验证、六经病治疗的假说验证、六经病传变的假说验证以及六经病预后的假说验证五点。④六经病的比较分类法。陈瑞春［13］就《伤寒论》中常用的逻辑方法，如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推理等方面做了简单的归纳整理。王历等［14］就《伤寒论》中常用的比较法、推理法、分析和综合法以及归纳法作了初步探讨。其中，比较法分为对举比较法和互参比较法；推理法分为判断推理法、排除推理法以及试探推理法。钟玲［15］认为《伤寒论》通过许多条文具体表述了诊断假说的建立和验证过程。如第56条，就体现了一个诊断假说建立和验证的3个步骤。

3 《金匮要略》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宋建平［16］认为《金匮要略》中所涉及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有取类比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而且这些逻辑方法在中医学中有着较广泛的运用，并举出《金匮要略》中相应的原文逐条进行了论述。赵力维［17］将《金匮要略》中所运用的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等逻辑方法作了简要论述。文中指出《金匮》一书分别从症状、脉象、病机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举出关于“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原文为例；对于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以《虚劳病篇》为例进行了阐述。

4 《内经》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史新民［18］认为《内经》中的全息逻辑方法（全息思想：局部显现的信息是整体的信息的浓缩），以天人相应为基础，以生命活动的各层次系统为对象，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动静、刚柔等范畴形成具有自我修补功能的公理系统，从而克服了用静止的概念把握运动的状态，用抽象的范畴把握具体生命活动的局限。特别是比类取象、司外揣内、比类别异、慧然独悟等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赋予《内经》以无限的生命力。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内经》全息逻辑方法的特点：①《内经》全息逻辑范畴的具象性；②全息逻辑范畴的对偶性；③全息逻辑的非线性因果思维；④全息逻辑体系的自我修补特点。董尚朴等［19］简要阐述了归纳、演绎、类比以及验证在《内经》中的体现。

5 中医教学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邢玉瑞［20］从明晰概念、严密推理、辨证思维3个环节探讨了逻辑方法在中医教学中的应用情况：①概念的界定与匡正。中医教材对概念的正确定义重视不够，常有疏漏之处，如中医学两大特点之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基础理论》中没有明确的定义；②推理方法的应用。中医学对阳气的生理功能、节律变化的认识，采用了类比的推理方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若天与日。”③辨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如反佐法是《内经》提出的组方配伍方法之一，是针对方剂的主要治疗作用与部位趋向，配伍一二味性质、作用相反的药物，以达到纠偏克弊，或顺应四时变化，治不违时的目的，具体应用可分为寒热反佐、升降反佐、开合反佐、动静反佐等，反映了中医辨证思维对立统一的特点。

6 小结

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发现对中医关于逻辑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其中逻辑方法的研究更是寥寥。透过此综述可以看出，逻辑方法的研究虽然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但论述多是只言片语，没有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只论述了个别逻辑方法，很不全面，存在诸多问题。逻辑学虽然对中医来讲是一个新概念，中医学没有具体讲述逻辑学的知识，然而中医学这个严密而完备的理论体系，却处处体现着逻辑学理念和方法的运用。中医经典著作作为中医的根基和灵魂，逻辑方法的运用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故加强中医领域内，尤其是经典著作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新的突破口，同时也为广大中医人提高临床辨证的思维能力，加速自身思维的改造，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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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秀玲.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是形成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6):15

［3］ 刘 喆.从类比逻辑方法看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发展［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4，11(2):39.

［4］ 高京宏，龚海洋.中医体质学研究的逻辑思想浅释［J］.中医药学刊， 2005， 23(2):316，335.

［5］ 邢玉瑞.孙雨来类比思维与中医藏象学说的建构［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26(6):414.

［6］ 孙雨来.类比思维在中医治则治法中的意义［J］.中医药学刊，2003，21(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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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章新亮.中医象形观与逻辑思维浅探［J］.湖北中医杂志，2003，25(2):6.

［10］ 卓同年，谷培恒. 论中医临床思维的逻辑方法及其运用［J］.新疆中医药，1999，17(2):1.

［11］ 鲁兆麟，杨蕙芝.近代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72.

［12］ 陈宝明.《伤寒论》六经证治思维逻辑方法初探［J］.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 1999，19（4）:27.

［13］ 陈瑞春.陈瑞春论伤寒，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28.

［14］ 王 历，周纯杰.《伤寒论》的逻辑方法初探［J］.中医药学报， 1988，16(3) :18.

［15］ 钟 玲.浅谈《伤寒论》中的几个医学逻辑问题［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1，14(3):21.

［16］ 宋建平.《金匮要略》逻辑方法拾隅［J］.国医论坛， l991，6(6):10.

［17］ 赵力维.《金匮要略》几个逻辑方法举隅［J］.吉林中医药， 1986，6(2):9.

运动医学论文篇（7）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转贴于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运动医学论文篇（8）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运动医学论文篇（9）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 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 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 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 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 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 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 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 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运动医学论文篇（10）

针对上述话题和OCC2016心脏康复论坛的会议议题，本刊记者对沈玉芹教授做了系统采访。

运动康复的关键取决于

患者的依从性

沈玉芹教授首先介绍说，以前，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在临床上被列为运动康复的禁忌证，到了201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ACCF）/AHA 心力衰竭管理指南把运动康复列为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患者ⅠA推荐，这说明，只要有可能，运动康复将成为稳定性CHF患者必须接受的治疗。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撰写了《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又经过多次专家委员会讨论并加以修改后公布。这份《专家共识》共包括慢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国内外研究现状、慢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评估、运动处方制定及效果判断、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处理、CHF患者运动康复医师培养要求、科室和医院条件要求6方面内容，其中慢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评估、运动处方制定方法为核心内容。

谈及慢性心衰患者运动康复的具体问题，沈玉芹教授说，平时，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运动处方往往是患者被动地由医师开具的，医师却要求患者主动地去执行。针对这种情况，沈玉芹认为：“让一个具有乏力、气短等症状的心衰患者去积极主动地执行运动处方，的确存在很大的难度，有的患者根本不执行，有的患者执行不到位，有的患者虽然起初执行得很好，但是不能持续长期时间。因此，依从性差是心衰患者运动康复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她进一步阐述道：“以HF-ACTION研究为例，1年随访完全依从的患者仅有38%，部分依从者14%。依从性差是影响慢性心衰患者运动康复效果的首要因素。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慢性心衰患者运动康复依从性差的原因：除心衰乏力、气短症状限制之外，还有年龄大、体弱、合并症较多、文化教育程度、认知障碍、抑郁情绪――心衰患者抑郁患病率达30%、经济条件、地域交通限制、家庭成员支持等诸多因素。提高依从性的方法：加强宣教――可利用心脏康复俱乐部、心脏康复门诊及社区俱乐部实现面对面的宣教，也可以依靠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平台及报刊宣传运动效益与方法，去促进患者自我效能感及自信心、促进实现患者预期结果、改善设施条件以减少障碍、借助移动医疗设施发展远程监护以利于家庭运动康复。”

沈玉芹教授表示：“影响运动康复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从运动处方的四大要素来看，运动强度是运动处方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关系到运动的效果和安全。”

沈玉芹教授详细解释说，对慢性心衰患者而言，在一定强度范围内，运动强度与运动效果成正比关系。高强度间歇运动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据Wisloff等学者报道，心衰患者经过12周的HIIT训练（10分钟50%～60% peak VO2的热身运动，相当于60%～70% peak HR，4分钟90%～95% peak HR高强度有氧运动-3分钟70%～75% peak HR中等强度有氧运动，3分钟50%～70% peak HR整理运动），较中等强度连续运动（Moderate continuous training， MCT），心衰患者（70% peak HR）显著性改善peak VO2，HIIT较MCT增加peak VO2达32%；仅HIIT可显著性降低左心室舒张末容量及左心室收缩末容量分别达18%和25%；HIIT可增加LVEF达30%、降低脑利钠肽前体（Pro-BNP）、改善内皮功能及线粒体功能。HIIT还可降低E/Ea，增加左心室等容舒张时间，而MCT未发现此作用效果；而Tschentscher等学者研究发现，HIIT和中等强度连续运动作用效果相当，HIIT并不优于MCT，过高的强度对慢性心衰患者而言，执行起来反而更有难度及增加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多中心随机对照注册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其结果。运动形式是运动处方的另一要素。有氧运动是慢性心衰运动的主要形式，抗阻运动是有效的辅助运动形式。有氧运动与抗阻运动有机结合，有利于增加运动康复效果。柔韧性运动与平衡运动有利于慢性心衰患者关节的柔韧性训练及平衡能力的训练。改善慢性心衰患者的整体运动能力，要注意降低关节损伤、肌肉损伤及跌倒的风险。

沈玉芹教授还强调说：“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运动形式，也很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如果把这些中医特色的运动形式糅合到慢性心衰患者的运动处方中，必然增加趣味性、提高依从性；不过，难以定量是其一大弱点，目前倾向于推荐为每次30～60分钟，每周5次以上……”

心衰康复应重视人文医学价值

在采访中沈玉芹教授还强调，在临床上，心衰及心衰运动康复的的治疗管理，还应注重人文医学，这往往是很多医生忽略的问题。

她首先阐述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滞后于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如果医生因为自身拥有的科学技术而变得盛气凌人，失去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那么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价值观是道，人文医学是术。要想做一个好医生，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人文医学在心衰患者康复中如何能得以体现？”沈玉芹教授继续阐述说，首先从心衰及心衰运动康复的发展史来看，人文医学正在不断得到体现。众所周知，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特点，有临床症状的心衰患者5年生存率与恶性肿瘤相仿。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心衰可划分为前心衰、前临床心衰、临床心衰和难治性终末期心衰4个阶段。在过去，治疗心衰的策略主要是采用强心、利尿、扩血管药物，旨在改善短期血液动力学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神经内分泌抑制剂的使用以改变衰竭心脏的生物学性质，达到长期修复的目的。心衰的阶段划分和治疗策略的改变，更多地体现了重在预防的概念，这个转变得益于人们认识的提高。”

沈玉芹教授接着介绍说：“说到心衰患者的运动康复，在临床中，我们其实经常遇到患者提出疑义，因为其他医院的医生禁止他们运动，因此中断了我们给其制定的运动康复计划。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重新对该患者进行教育，打消他们的疑虑，恢复运动方案。由此可见，理念的传播和推广至关重要。当然，教育对象并非仅仅针对心衰患者，还包括心衰患者的家属和照料者以及广大医护群体。心衰患者的心脏康复，引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最终提高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心脏康复理念的推广，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其中涉及医患理念、文化教育背景、国家政策等，必然是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我们必须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努力推动心脏康复这一阳光工程的发展。”

沈玉芹教授还强调说：“慢性心衰心脏康复需要积极探索新模式，这是另一个挑战。其宗旨是改善临床终点、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医疗开支。中西医结合模式是心衰心脏康复新模式，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可以恰到好处地把中医的整体、全局观与西医的微观、局部结合起来，做到中西医的优势互补。比如在药物治疗中加入中医药元素，运动康复中引入中国传统的太极拳、八段锦等，饮食可辅以药膳等，针灸也是有效的改善情绪及睡眠的方式等；同时必须重视人文医学在心衰康复中的作用，坚持以患者为核心的人文思想，实现正确的价值观与人文思想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

她归结说：“总而言之，只有对心衰患者给予多学科的共同管理，在包括药物、营养、运动、心理、危险因素的协同干预下，正确处理五大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发挥更好的治疗效果，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心脏康复。”

国内外专家

多角度解析心脏康复问题

谈到刚闭幕的OCC2016心脏康复论坛的背景，沈玉芹教授介绍说，这个论坛由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办，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承办，由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蒋金法教授出任坛主。论坛的宗旨是为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促进我国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慢病防控事业的发展。

沈玉芹教授进一步介绍说：“本次论坛的亮点是将心脏康复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理论和实践，二是指南共识和实践，三是心脏康复技术和实践；旨在加强心脏康复基础理论的培训和实践技能的指导，使广大心血管医生对心脏康复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心脏康复技能，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沈玉芹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在这次论坛上交流了各自的临床研究成果。其中，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王乐民教授做了《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现状》的精彩报告。他介绍了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现状及面临的严峻形势，阐明了中国医疗的根本出路在于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三联动。论坛坛主蒋金法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心脏康复现状与未来》。其主要观点是，当前心脏康复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实现全程关爱的综合性康复方式。心脏康复是一个多赢的体系，除了为患者带来诸多获益外，还可以促进医患和谐，有利于现代医疗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参考数据及临床研究证据，最终将使心脏康复从辅助治疗上升到整个医疗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第一医院周明成教授带来了《移动医疗在心脏康复中的作用》的报告，他提到，智能手机、APP等技术结合健康管理助手平台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患者参与心脏康复的热情，必将促进社会对心脏康复事业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助力心脏康复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Matthew N.Bartels教授带来了《美国心脏康复现状与进展》的讲题；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刘遂心教授带来了《心脏康复前临床综合评价及策略制定》，并与现场专家分享临床是如何操作的；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孟晓萍教授作了有关《冠心病合并CKD患者康复策略》的精彩发言。在本次论坛上，还有邹云增、郭新贵、孙兴国、郭兰、孔永梅、范志清、王磊等众多著名专家作了心脏康复基础理论与实践、指南与实践、心脏康复技术与实践等的专题讲座。

沈玉芹教授着重介绍说，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脏器康复中心在王乐民教授的带领下，曾于2005年引进日本心脏康复技术，开始心肺运动试验评估下的急性心肌梗死PCI术后患者的有氧运动康复，2007年开始心肺运动试验评估下的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氧运动康复；此后，又相继开展了稳定性冠心病、心肌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肺栓塞及肺高压、2型糖尿病、CKD等相关疾病患者的心脏康复，治疗效果喜人。目前开展的心脏康复技术齐全，包括优化药物治疗，运动前评估（心肺运动试验进行有氧运动能力的评估），运动治疗（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性运动、平衡运动），心理评估及心理治疗，营养评估及营养处方制定，危险因素干预，睡眠管理等；此外，还有中医元素方法（针灸、中药、太极拳）及体外反搏等。目前，该中心获批为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心脏康复培训基地及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心脏康复教育培训基地，并为国内培训了大量的心脏康复人才。经过10年的探索研究，这一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等的支持，目前初步形成从基础-临床-开发-转化的同济医院心脏康复体系。在未来，他们将积极探索心脏康复新模式、新方法、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