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纪检监察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监督检查是机构编制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切实加强其监督检查，才能有效控制住人员编制的无序增长，同时能进一步加强各单位的依法行政的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加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基本内容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主要作用于机构编制决策的执行过程，其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政策法规执行的督查，职能运行情况的督查，机构、编制、人员结构执行情况的督查和运行绩效的评估等方面。

一是加强政策法规执行的监督检查。党和国家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相关法律法规、机构编制条例、标准的执行情况、“三定”方案以及其他编制规定的执行情况，这些都属于政策监督的范畴。近年来，随着机构编制管理的不断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定化进程正在加快，相关法规条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使事业单位法律地位和权益有了保障。

二是加强职能运行的监督检查。职能管理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机构的设立、人员编制的配置和结构的确定都是以职能界定为基础的，即为了完成某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或实现某种管理目标而进行的。搞好部门“三定”是机构编制管理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但对“三定”规定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职能运行情况的督查既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又是工作的薄弱环节。必须通过监督检查，及时了解职能履行上是不是有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进而通过深化改革，对新形势下部门职能的增减变化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及时的调整。

三是加强机构设置的监督检查。行政机构设置有限额规定，内设机构设置有数量规定，同时，还有规格上的要求。事业单位的设置也有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在审批管理上，机构的设置还有分级审批的规定。但实际运行过程中，超限额或变相超限额设机构、任意提高机构规格和增挂牌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有上级业务部门干预的无奈，也有本级为了某种需要的变通处理。因此，对机构设置的监督同样重要。

四是加强编制配备的监督检查。行政机构使用行政编制，政法机关使用专项编制，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这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是行政编制，还是事业编制的核定都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但人员编制不是一核了事。近年来，一些部门单位编制混用、人员混岗的现象客观存在，必须加强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以《进人控编通知单》为抓手管住编制使用计划，以《机构编制管理手册》为载体强化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在部门单位进一步强化“编制就是法规”、“编制就是经费”的意识。

五是加强人员结构的监督检查。机构编制部门管人员结构，主要是指岗位构成方式。行政机关人员结构有三个部分：领导职数（含中层职数）、工勤人员数和其他干部数。领导多了，官多兵少，无人做具体事，而且决策难以集中，效率低。工勤人员多了也不行。因此，要按比例来配备。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也有三部分：行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后勤人员。专业人员是关键，必须在70%以上，尤其是后勤用工改革后，这个比例要高于80%以上才合理。近年来，机构编制部门在这方面虽然作了很大努力，每次核编都会定岗位结构，但行政机关官多兵少、事业单位其他人员挤占专业技术岗位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这些情况说明，人员结构的监管很重要，难度也非常大。

六是加强运行绩效的监督检查。以“三定”规定为依据，对机构编制职能运行的绩效进行评估和反馈，既是监督环节的延伸，又是联通决策环节，确保评估结果顺利反馈，并作用于下一个工作循环的需要。行政机关运转协调、廉洁高效是机构改革的目标，也是效能监察的出发点和归宿，机构编制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要重点审察职能职责的履行与机构编制配备适应的程度。对事业单位主要是依据《条例》实施登记管理和登记事项的监督检查，重点是对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进行审核评估，对职责任务完成情况与编制配备、财政投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根据效益情况采取相应的机构编制制约措施。

二、加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有效方法

篇（2）

近年来，检察机关为加强对办案统一管理监督，宏观掌控案件办理质量，总体把握各业务部门办案情况，为检察长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许多检察机关都设立了专门的案件管理部门，即案件管理中心（又称案件管理办公室）。本文拟对成立案件管理中心的必要性、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工作实践，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基层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在检察业务管理中的作用，提出建议。

一、成立案件管理中心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检察资源配置

目前办案部门受理案件的途径、来源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受理、互不知情的现状，加之案件办理前需经收发人员登记、部门内勤登记初审、科长审核分案，环节较多等因素，导致案件进出、流转等监督管理相对薄弱。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案件分散管理模式，将分散的案件收发、赃证物品管理、案卷扫描等职能统一在一个部门，节约资源，把干警从具体的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节省更多的精力从事检察业务；又能够实现公正、公开、透明、高效的管理，增强管理工作的公正性、透明度，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

（二）有助于促进执法规范化

当前信息化发展为新形势下的检察案件管理工作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工作空间。案件管理中心严格运用《案件管理系统》对案件进行管理，摈弃一切人为因素，所有受理案件案号由软件自动编号，不得随意更改，所有审结案件在移交案件管理中心之前在《案件管理系统》已经审结完毕，案件管理中心在移送案件登记前打开《案件管理系统》对案件进行审查，对未在《案件管理系统》审结完毕或者与《案件管理系统》信息不一致的不予移送，为规范办案流程、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奠定基础。

（三）有助于加强内部监督

案件管理中心实际上是一种流程管理与专门监督相结合的内部案件质量管理体系、质量保证体系。它使检察业务管理由静态变为动态，由松散变为集中，由事后监督变为事前、事中监督，规范了执法行为，提高了办案质量，促进了执法公正。案件管理中心实行案件统一归口管理，统一编号，杜绝了案件流转、去向的随意性，同时主动加强与内部各职能处室之间的沟通、协调，又注重加强上下级之间的联系，做到上情下达、下达上报。

（四）有助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案件管理中心成立后，极大地促进了《检察办案系统》运用，所有案件都能在《检察办案系统》准确、及时审结，保证检察业务数据的一致性、权威性，从而客观、及时、全面地反映检察业务的真实情况，领导可随时在网上查阅办案情况，对办案进行全程动态监督，同步发现和纠正问题；大量办案信息快捷传递，使信息得到整合应用，使决策更加准确、客观。

二、灵山县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建设工作实践

（一）领导重视，工作部署到位

为筹备成立案件管理中心，灵山县检察院成立了检察院案件统一归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筹备案件管理办公室，提供了组织保障。召开了案件管理工作推进会，通过会会交流，实地参观，分组讨论，着力解决了要不要搞案管，如何搞案管的思想认识问题。2011年12 月25 日，该院成立了案件管理中心。

（二）加大投入，配齐机构人员

一是加强硬件建设。增加经费，及时配备办公设备，配齐了扫描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脑等办公设备。二是组织外出学习考察，吸收有益经验。由案件管理中心分管领导带队，案管中心工作人员专门到先行试点的南宁市检察院、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跟班学习交流，熟练掌握工作内容和程序，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基础。三是确定案件管理中心的机构、人员。该院根据实际情况，为案件管理中心配备主任一名、成员一名。

（三）加强沟通，及时解决困难

一是召开院班子成员和院案件管理中心、侦监、公诉等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各部门配合案件管理中心工作，协调处理在案件统一归口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二是召开案件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和相关科室内勤参加的会议，对案件统一归口管理工作规定有了更深的了解，明确了内勤职责，并且专门致函县法院和县公安分局，告知案件管理中心成立及运作相关事宜。三是技术科及时安装案件管理系统，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软件录入、查询、扫描仪使用等的培训，同时技术科及时提供技术保障，对碰到的问题及时解决。

三、基层检察院加强案管机关建设的思考

当前，由于受人员素质、管理权限、案多人少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部分基层检察机关在案件管理中心这一机构设置上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并不具有独立的资格，管理人员也往往是身兼多职，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以致监督流于形式，并未达到以管理保证、提高案件质量的案管工作的预期效果。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专职管理，精兵配置

1.实行由专职检委会委员专管的领导方式。按照相关规定，专职检委会委员不兼任业务部门领导和分管业务部门工作，是检察业务领导，由其领导案管工作具有两方面的优越性：一方面使案管工作真正地从综合工作中剥离出来，提升了案管工作的地位，使案管工作更易开展；另一方面，专职检委会委员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熟悉检察业务流程，更容易发现案件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从而增强管理工作的针对性。

2.案管人员配备实行专、兼职相结合。案管中心本身要配备一至二名工作责任心强、熟悉检察业务、工作作风扎实的人员任专职案管工作人员，负责案管中心的日常工作。由反贪、反渎、侦监、公诉等业务部门各抽一名人员，作为案管中心的兼职工作人员。一是作为案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联络员、便于协调、沟通、执行，二是在案管中心组织的活动（如案卷集中检查、法律文书评比等）中，因这些人员来自于各业务部门，代表着不同业务层面，可以产生较强的互补性，便于交流、反馈和提高工作效率。

（二）转变方式，强化监管

在案件监管内容上做到重点突出。以往案管中心对案件监管的范围很广，包括各业务部门所办结的所有案件，使案管中心有限的人力、精力浪费到对所有案件的检查上，而忽视了对问题的及时总结与纠正。建议对案件监管内容上作出分类，可分为一般检查、重点检查、个案检查与跟踪检查。对于所有案件实行一般检查，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定性存在较大争议、在当地有影响等案件进行重点检查。对于判决无罪的案件、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的案件、撤回起诉案件、撤消案件、复议、复核或申诉复查后改变原决定的案件、捕后退回公安机关另处的案件、二审法院改判案件、提起抗诉而法院未改判的案件、决定刑事赔偿的案件进行个案审查，同时对于后两类案件进行跟踪检查。

（三）建章立制，增强实效

篇（3）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客观过程的产物，共拥有135个成员，贸易量占世界贸易95%以上，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多边经济贸易组织。我国从1986年启动复关谈判程序以来，经过十四余年的努力和斗争，终于加入WTO，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将通过立法和司法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加入WTO，也将使检察工作注入更多的涉外因素。检察工作不仅要面临国内民众的评价，还要面临WTO组织及所有成员方的评价。入世，将给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以下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机遇

1、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快中国法治化进程，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WTO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这种影响概括起来就是“深刻，全面，强烈”。“深刻”在于WTO将影响中国的公法制度，推动政府行为走向法制化；“全面”是指WTO的影响涉及中国立法、行政、司法的各个方面；“强烈”则是说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审查制度以及其他WTO的监督机制将使中国政府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外在推动力，一种推进法治的外在动力。我国加入WTO后，政府将在确保法律的透明度、统一法律实施等方面履行承诺，与“依法治国”方略相呼应，全面展开第三次法律变革，从而对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WTO对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的总要求是：第一，法的透明性；第二，统一公正合理的法律实施；第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司法审查。这三项普遍性要求在实质上构成现代法治的价值核心，体现着现代法治的根本方向和发展趋势。

加入WTO后，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涉及投资、金融、证券、贸易、竞争、信息、消费者权益等涉外经贸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予以完善。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必须公开透明，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在制定各自的经济政策过程中，提高透明度，以使制定的经济政策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划，以及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内法律法规的清理和立、改、废工作，促进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进一步提高领导层和国民的法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2、加入WTO，必将促使社会法律观念发生积极的变化，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法律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一国的法律文化，表明了法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调整器在该国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对法律机构、法律职业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态度、信服和知识等方面的水平。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也展示给我们一系列全新的法律观念。这些观念，是全面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所在。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长期以来，社会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认知是比较肤浅和不全面的，往往认为它是一个从事反贪和公诉的司法机关，事实上这不利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加入"世贸"后，随着国外法制观念的涌入和影响，此种认识必然会有所改变，社会会更期望个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人权得到有效保护，期望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对审判机关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等等。这些都需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完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

3、加入WTO，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检察机关更加深入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汲取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反映出各国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各成员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达到确保经济良好运行的应有水平，一国法制环境（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优与劣就成为衡量该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加入WTO，就必须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在客观上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WTO规则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局面也将形成，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等，在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极大地促进涉及体制、机制方面，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下去的深层次矛盾的妥善解决，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

4、加入WTO，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严格依法行政，为检察机关反腐败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证。

篇（4）

检察机关行使刑事再审抗诉往往会受到程序多等因素的限制，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可以简化程序，有效达到预期的监督效果。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有刑事再审抗诉权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对强化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1、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有利于弥补刑事再审抗诉程序的不足

由于受审级的限制，检察机关的刑事再审抗诉工作要进过二级检察机关的审查，上级院的刑事公诉部门同样要承担下级院提请刑事再审抗诉案件的审查、抗诉工作，这样就造成了多重审查的模式，虽然能够确保对案件的审慎处理，但是由于不同环节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存在着很大的主客观干扰因素。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抗诉周期长，程序多，占用司法资源大而增加当事人的论累，易于引起当事人不满，引发上访，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可以有效的减少提请抗诉、提出抗诉等程序限制，简化再审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2、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审判监督的作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刑事再审抗诉的法定条件限制，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当事人不服裁判，个别刑事裁判或多或少也存在轻微的错误或法律问题，存在可抗可不抗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本上是做出不予抗诉的决定，既便下级院提请抗诉，上级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予以支持，从而使得一些存在一定的错误的判决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检察机关发现的已生效的刑事裁判，存在可抗诉可不抗诉的问题时，可以采取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向法院提出检察机关的意见。这样既保证全面有效地履行了刑事审判监督权，做到有错必纠，同时也可以督促审判机关对存在问题生效裁判予以重视，并及时纠正，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内部的协调与配合

刑事再审抗诉启动的是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程序，履行的是法律监督权，具有强制性，再程序上缺乏必要的协调与配合的内容，易于造成检、法两家矛盾的产生，不利于司法工作的良性开展，这也是近些年来，抗诉难的主要症结所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不受审级的限制，与做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同级或上级检察院均可提出，适用时仅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直接向法院提出检察机关的观点，引起法院的重视。这样在客观上，使检察机关的外部强制监督转化为法院内部监督的形式，从而可以达到检察建议与审判监督有效配合，使检、法两机关在处理刑事法律问题上开辟一条良性互动的通道，有效避免法律适用问题的产生与纠纷。

二、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应遵循的原则

1、坚持“抗诉为主，建议为辅”的原则。对已生效的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抗诉。只有对那些存在问题的已生效裁判，但不宜适用刑事再审抗诉程序，才可以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避免“以建议代替抗诉”问题的出现，防止削弱刑事再审监督权的力度。

2、坚持“协商为主，文书为辅”的原则。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对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现阶段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必须要坚持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商，在双方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才可以行文建议，这样可防止检法两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3、坚持“全面审查”原则。虽然再审检察建议从法律性质上看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必竞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一种补充，必须坚持检察建议的正式性、严肃性。因此，全面审查是确保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必须坚持的原则，检察机关不以全面审查为基础，就不能言之有物，提出的建议就没有说服力，这样不仅不利于该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更是对检察监督权的一种抵毁。

三、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操作构想

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对已生效刑事裁判监督的一程监督手段。因此，在具体的操作应当严格依照检察机关的办案规则和程序操作。具体构想如下：

1、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范围

为了避免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滥用，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即应当提请抗诉以外的其他存在轻微错误或问题的已生效的刑事裁判。

篇（5）

审计轮换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主审会计师轮换制和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从理论上讲，两种审计轮换制各有优劣。主审会计师轮换制可以减少审计学习和选择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审计独立性，但其可以通过主审会计师之间的“合谋”而规避管制；而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虽然可以实现更高的独立性，但会形成审计市场较大的动荡，增加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在我国，一般采用主审会计师轮换制，也有学者提出应采用较严厉的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以根治地方保护主义和人情审计。所以在我国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相关问题是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

本文利用1999年至2004年沪市原材料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扩展的Jones模型，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我国较长审计任期下上市公司不同年度间的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实施的必要性和我国现阶段审计轮换制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1)假设一:公司盈余管理的高低能反映审计质量。审计服务是有质量区别的，但其质量是难于衡量的，只能为审计质量的衡量寻求替代指标。Schipper,Katherine认为管理当局为了获得私人利益，而有意地对对外财务报告进行控制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在财务信息方面增加成本的具体体现。由此可推知，审计就是审计人员发现并揭示虚假财务信息这一过程。较高审计质量更能发现和制约财务信息错误和违规，从而更有效地制约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审计限制盈余管理的作用是随审计质量的高低而变动的。

(2)假设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第4年和第5年的审计质量各自不低于前一审计年度，但审计任期第6年的审计质量低于前一审计年度。

(3)假设三：审计任期的第5年为第0年，并以此为基点依次倒计或顺计前后的年份。

2.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4年沪市原材料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原材料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要是为了降低行业政策对公司盈余的影响（原材料制造业是我国传统产业，受国家政策影响不大），以增强盈余管理衡量审计质量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选取同一行业的样本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行业差异的影响。2004年沪市共有164家原材料制造业的上市公司，除去终止上市1家、同时在B股或H股市场上市10家、未披露审计任期18家、披露的审计任期小于5年的56家后，按以下原则进行第二次筛选：a.审计任期适中（年度跨度大，影响样本的可比性）最长审计任期应为6年，考虑到扩大样本，可以增加到7年；b.审计任期小于等于上市年度（上市前后面临不同的监管力度和审计风险）；c.未受ST处理的上市公司（受到ST处理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显著）。最后共得到30家上市公司有效样本，审计任期为6、7年的上市公司分别为19家和11家。

3.研究方法

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即将应计利润总额分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两部分，并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验证盈余管理假设的依据。所谓应计利润是指那些不直接形成当期现金流入或流出，但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性原则应计入当期损益的那些收入和费用所形成的利润，所以，应计利润总额可看作是净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之差。本文采用由陆建桥对修正的琼斯模型进行了再修正的扩展的琼斯模型。其模型如下：式（1）

式（2）

式中，NDAt是t年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DAt是t年的操纵性应计利润；TAt是t年的应计利润总额；At-1是t-1年的资产总额；ΔREVt是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ΔRECt是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t是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IAt是t年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t是年份；α1、α2、α3、α4是公司特征参数，这些特征参数的估计值根据以下模型回归取得：

式（3）

εt为剩余项，代表各公司应计利润中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式(2)相同。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应用扩展的琼斯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其步骤是：首先，将n-1年的数据按模型（3）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系数；然后，将n年的数据和已得到的回归系数相结合，计算出该样本公司第n年度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最后，用一定的方法来检验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显著性，来检验某年度操纵性应计利润差额的显著性，评价年度间盈余管理，从而达到评价n年与n-1年年度间的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目的。

根据扩展的琼斯模型计算的样本公司审计任期比较年度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描述性统计量及其统计检验结果见表1。在表中，我们利用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公司在第4、5年审计任期上，其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数和中位数在小于等于10%的水平下都不显著的大于零，表明审计任期4、5年的审计质量不低于前一审计年度，从而支持了假设1和2；样本公司在第6年审计任期上，其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数和中位数在小于等于10%的水平下亦均不显著的大于零，表明审计任期6年的审计质量也不低于前一审计年度，假设3未获得支持。这表明以5年作为审计任期的轮换的关节点的政策缺乏一定的经验基础，也有可能是由于样本的行业局限、数量不足、模型尚待完善，以及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计算不当等原因，导致了实证结果对假设的支持力度不够。

我们注意到：如图（根据表中平均数和中位数显著性水平与年度绘制）所示，虽然历年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数和中位数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10%）均不显著的大于零，但显著性水平逐年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说明较长的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为会计师事务所较长审计任期下的审计质量的比较提供了经验数据。论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长的审计任期下审计质量并未出现明显的恶化。此外，本研究表明：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的消极变化，所以应当对更长的审计任期下审计质量予以一定关注。

鉴于我国采取的是主审会计师审计轮换制，年度会计报表附注中就应该强制披露诸如：主审会计师职务、主要审计项目、本项目审计任期等情况和轮换主审会计师的其他有关信息，以便于报表使用者分析、决策。

参考文献：

[1]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第2期

[2]夏立军: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第10期

[3]曹伟桂友泉:上市公司审计轮换制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第7期

篇（6）

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是指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个人民事权益而与原告一起参加到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行为。这也是近一时期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出庭支持，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肯定者认为，《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那么，就应当赋予法律监督权以具体的内容，即在出现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当然地具有参与到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力。并且，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急需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如果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实现，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化。《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支持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机关当然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支持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司法救济或社会救济的途径，尤其是在其他单位忽视支持被害人支持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支持对于维护社会公益和公民诉讼权利、法律实质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以支持机关的身份参与庭审。否定者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在法理上经不起推敲，也将会给民事诉讼带来很多问题。笔者赞同否定者的观点，检察机关不应出庭支持！

一、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无法理依据

首先，检察机关置身于民事纠纷之外，在民事纠纷中不享有权益，亦不承担义务，其不享有诉权。

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事实，要求法官进行裁判的权利。这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它的合法行使会启动诉讼程序，发生诉讼系属。①它为当事人独立享有。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没有实体权利就没有诉权，实体权利是民事诉权的基础。因此，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原告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对同一标的的诉权的独享排除了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即使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形式诉权与实体诉权之分，出现了诉讼担当的情形，但诉讼担当也仅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法律有授权性规定，而且，这种情形下，诉讼担当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成为当事人（而不仅限于原告），而实体权利人就该诉讼则不得再为当事人。这种情形与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机关同原告一起进行诉讼显然不同。因此检察机关不享有民事诉权，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地位，不能出庭为第三人的利益进行民事诉讼。

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不包括也不能衍生出民事诉权。

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主要规定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②故这种监督权为公权力，是高于被监督者之上的，它必须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而不是作为置身其中的诉讼主体，它只能是滞后的，进行事后监督而扮演诉讼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事前监督（抗诉权的设立即遵循了这一法理）。民事诉权则是行使的私权利，从性质上来说，这二者相互对立而不能相容。法律监督权中不包含民事诉权，也无法衍生出民事诉权。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至第18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形式，即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唯一方式。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的权利是基于其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延伸或具体化的思想，是不符合法律监督和民事诉讼原理的。检察机关并不能因其具有的法律监督者角色而自然地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地位。

再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与支持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支持原则，其意义在于调动社会力量，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不敢、不便时支持者。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被侵权人主观上有的意愿而客观上却有困难而至不能、不敢、不便时，为被侵权人提供精神、道义、物质、法律上的帮助排除这些障碍，使被侵权人敢于提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对于不愿者，检察机关无权以支持原则为依据强制被侵权人。支持的时机必须是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造成了损失，而又不能、不敢或者不便诉诸法院，即未诉之时，而其活动场景却是要置身于法庭之外，而不是奋臂攘袖，赤膊上阵，跳上法庭作什么“支持机关”。

二、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有违私法自治的现代司法理念

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列宁的私法公法化观点。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由此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③这一观点是前苏联检察机关干预民事诉讼的依据。在这一观点指导下，《苏联检察院法》和《苏联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全面干预。检察长不仅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也有权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参加民事诉讼；不仅可以对诉讼案件提讼和通过对非诉案件发表声明而提讼，也可以参加由他人提出的已经开始的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干预原则在前苏联得到了偏激的强调，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无论是诉讼制度体系，还是构建这些体系的基本理论最初都来自前苏联。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从国家干预理论做了一些退让，创设了支持的原则，《民事诉讼法》袭之未变。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国家干预理论。

但是，国家干预理论完全抹杀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以公共利益否定了私人合法利益的存在，结果是剥夺了私人合法权益，窒息个性发展，压抑创造精神，并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基于对国家干预理论危害的切肤之痛，我国进行了多年的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在总结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时所指出的，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优点，摒弃超职权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改变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法官的主持与居中裁判的功能”④由此可见，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就是要消除国家干预色彩，强化私法自治意识。这也是民事诉讼今后发展的方向。这种落后的国家干预理论既已被摒弃，那么检察机关出庭支持之说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另外，民事权利为私权已是无可争议的共识了，私权意味者权利主体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这种处分权为当事人自主、自由地享有、行使，除了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外并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干涉、挟制，其他任何机关也无权分享该权利。赋予当事人的处分权既是私法自治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也是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当事人自主地决定诉权的行使与否，自主地启动诉讼程序，推进诉讼进程的发展，自主地决定是否终结诉讼程序，在权利的行使过程中无须任何机关的批准、干预，否则即是对处分权的侵害。试想，民事诉讼当事人身旁还有一握有法律监督权的支持机关，他在行使权利时还能再从容不迫进退自如，能不有所顾忌而有掣肘之感，而谁又能保证这虎视眈眈的法律监督者不会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运用其权力干预侵犯当事人的私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就是对私法自治的极大破坏。

三、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破坏诉讼结构平衡，造成诉讼权利义务上的混乱

随着私权自治观念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超职权模式，建立了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着重从中立者的角度，依据法律作出判断，而不能越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的界限，无端地进行干预。这种诉讼模式以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为基本结构，法院作为与原告、被告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者、中立者，从而使民事诉讼结构在原告、被告、法院这三个角色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人们常把这种结构称为“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必须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诉讼职能，即原告方的控告职能、被告方的抗辩职能以及法院居中裁判的职能。这种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的稳固性要求，即不能缺损其中的某项诉讼职能，也不能以其他某种职能取代其中的某项职能。同时，这种诉讼结构中，只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法院审判权力和原、被告双方的各自享有的诉权。任何主体参加诉讼都只能服从或附属于这种诉讼结构，而不能动摇或改变这种诉讼结构，否则就会破坏这种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享有随时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是否有违法行为、法官是否有渎职或枉法裁判行为的调查权，还享有对整个民事诉讼进程进行监督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进入到民事诉讼中，与审判权、诉权（利）共存的话，受戕害的只能是审判权和诉权（利），哪里还有诉讼结构的稳定和平衡。举个例子，如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又是监督裁判的监督员，这样的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同样，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这样的诉讼结构哪里还容得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民事诉讼秩序价值的颠覆，无疑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灾难。

四、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违背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诉讼地位是原告还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无论代表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还是个人利益，都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存在任何地位上的差异和优劣，没有任何一方天生就比另一方优越，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是程序公正的制度形态，是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公；而离开了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实体法上的平等将成为空中楼阁。当事人在这种平等原则下公平竞争、自由攻防，共同推进民事诉讼在公平的轨道上前进，以求得公正的诉讼结果。而一旦检察机关出庭，站在原告的一方支持，情形就会大不相同。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调查权，与被告的诉讼权利不相对等，两者不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被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正如正在匀速直行的车辆，突然有一侧车轮受到强大的推力，这时要保持车辆的平稳行驶和方向不改变，有谁能做到。

经济主体的平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要求，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仅应体现在经营过程中的平等竞争，同时也应体现在一旦发生纠纷就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是相同的。检察机关以公权力出庭支持作为一方当事人的经济主体提起民事诉讼，扩张了该经济主体在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实质性违反，显然有不正当竞争之嫌。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要体现法律保护的是所有主体的利益，无论是本国经济主体还是外国经济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经济，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与普通的公民法人一样可以成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一旦进入民事诉讼，国家与其他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检察机关以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主要理由主张出庭支持，这种理由违反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成立的。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与审判独立相冲突，妨碍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审判的独立。审判独立包括法官的身份独立、实质独立和司法部门的整体独立，其中实质独立是指法官执行司法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之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便没有别的上司。”⑤我国的宪法、法官法也明确规定了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与人民法院之间存在着单向的监督关系。检察机关是监督者，法院只是被监督者，而不能对检察机关有所制约。（当然，这种监督只应是事后监督）如果法院的审判权在运作过程中，仍然受到某种外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审判权的行使就很难保证独立了。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实质上就是以法律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试想，在“监督者”出庭支持的案件审理中，处于被监督的法院会作出令监督者感到“不公正”的判决结果吗？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既然出庭支持，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败诉还是“命令”法院判令被告败诉，这样的案件，岂不是在开庭之前就已经有了判决结果了吗？没有了审判独立，又何来司法公正？

六、检察机关出庭支持造成行政权、检察权的混乱

当前，力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的主要理由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存在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实际上检察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象国有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的占有者、经营者，其在国有资产受到侵害时可以作为原告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国有企业因种种原因未能，还有政府机关中专门设置的国资办、国资委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职权就是代表国家管理保护国有资产，是管理保护国有资产的直接责任者，也有权直接代表国家。环保机关也是如此。应当说，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其特定的政府职能，都以完成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为己任。这些政府机关就是其行政权领域范围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管理者，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这些领域内享有民事诉权。⑥在这些领域内发生的民事纠纷，这些政府机关依法可予管理、处置甚至。而检察机关虽然也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代表，也有管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但其管理方式却是间接的，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且以特定的方式即法律监督的方式来实现的。检察机关直接作为诉讼参与人来管理保护国有资产、维护公共利益无疑是越俎代庖，造成行政权、检察权行使上的混乱。这也与国家设置这些权力的初衷相违背。

七、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无法律依据

一定的诉讼地位需要诉讼权利来保障，也必然体现为一定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确定检察机关能否出庭支持，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寻找法律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具体行使方式上，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生效裁判的抗诉这一种形式。至于支持原则，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在被害人无法或不能诉讼的情况下支持，但相关的程序规则阙如。根据程序法（公法）的基本要求，法律没有规定的，是绝对不能擅越规则之外行使权力，因而支持参加庭审实际是无法律依据的。

其实，以上我们仅仅是提出了阻碍检察机关出庭支持的一些客观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假如检察机关可以出庭支持，情况会是怎样呢？案件能否调解结案，检察机关能否作为反诉被告、被上诉人，检察机关能否承担败诉责任，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理上，检察机关与原告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具体的诉讼程序怎样进行乃至检察机关出庭人的称呼、席位的安排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又可将检察机关出庭支持逼上绝境。

总之，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完全可以坐在旁听席上，于案件裁判后决定是否行使其抗诉权。支持也是大有可为，为当事人提供道义、物质、法律上的帮助，向有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书，向法院提交支持书，旁听庭审等。但支持仅应限于阶段，原告一旦，就应当支持法院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制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双方当事人平等地参与诉讼，而不应再带检察权入“场”，直接出庭参与民事诉讼。

注释：

①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2—55页。

②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③《列宁文稿》第4卷商务印书局1988年版第223页。

篇（7）

前形势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这些利益之间的矛盾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引起的。这种矛盾一旦突破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很有可能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检察和解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通过贯彻司法公平，建立利益的救济机制和干预机制，在司法环节上适用保护公开、公正的利益分配原则，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小议民事检察和解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民事检察和解的概念和存在的法律前提

民事检察和解，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的过程中，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但争议不大或标的较小，当事人有和解诚意且无抗诉必要的，促其自愿协商，在公正、公平、合法的前提下，达成和解协议而结束诉讼程序的一种办案形式。

民事检察和解机制存在的法律前提主要体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明确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民事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不再需要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的民事意思自治，是一种充分的自治，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表现，贯穿案件的始终。作为民事检察抗诉程序，它既是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它虽然不在法院环节上，但它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范畴。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抗诉程序上应当同样适用。民事检察和解，正是当事人这种民事自治权力在抗诉阶段具体运用的体现，所以它应是一种合法的办案形式。

二、民事检察和解成为法律监督新方式的必要性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法律在全国统一、有效、正确地施行。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民事检察的配置，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其目的是防止民事审判权力的错用和滥用，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能使原审裁判“发生的法律效力”处于“中止”状况，要由再审来重新确定，因此，它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但是，由于抗诉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程序复杂且周期性长，而对一些案情紧急、标的不大的申诉案件，有时往往“远水难解近渴”，加之案情千差万别，当事人态度千变万化，如何更准、更快、更好地维护当事人权益，不能只用抗诉这种固有的、单一的形式去实现。民事检察和解适应了这一要求，它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对有错的民事裁判做出纠正，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诉相得益彰，形成优势互补，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

三、司法实践中实行民事检察和解的可行性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平正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妥善的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民事检察和解机制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存在其可行性。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若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因官司而受到损失，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当事人本着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协商和解，则可能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人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也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这就为民事检察和解提供了情感上的基础。

其次，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

篇（8）

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会计信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整体质量也受到了国家财政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比如说资产负债不实、报表弄虚作假、乱列成本费用以及偷税漏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引发其他经济问题。归纳起来，会计信息失真能够造成的影响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导致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微观决策的失误

由于会计信息承担着向社会各界传递经济活动信息的重要职责，所以，一旦会计信息出现了失真的情况，那么就会导致社会各界接收到的会计信息不够真实、准确，从而导致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这些信息资料失真，就会直接导致国家相关部门在对短期经济发展进行计划的时候，缺乏有力的会计依据，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措施。基层会计信息失真给微观主体的决策也会造成决策失误的结果。

2.为经济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滋生腐败

无论会计失真的出现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造成的，其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管理混乱、漏洞百出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会导致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使其可以浑水摸鱼，收入不报，截留利润，以此来满足自身的利益，甚至还会出现伪造凭证、偷税漏税的情况，这些贪污、腐败行为的存在都是由于会计信息失真引起的。所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至关重要，需要引起国家财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3.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就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来看，大多来自于人为操纵，对会计利润和经营成果进行夸大，掩盖企业矛盾，久而久之，就到导致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一旦企业破产，那么与企业发展与直接经济关系的工作人员就会面临失业问题，破产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失业人群也会逐渐扩大，不仅给增加了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就业压力，而且还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

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其不仅关系了会计工作本身的发展，而且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加强会计信息质量，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提高会计信息的整体质量，直接关系着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同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是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信息，将会计信息的质量有效提高，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有利于实施对企业财务状况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所以，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提高会计信息的整体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引起企业领导者的高度重视。

2.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提升，还恶意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会计工作是经济活动的“关口”，一切财政支出和收入都要以会计信息的形式反映出来。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强会计信息的整体质量，不仅能够避免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发生，而且还能够对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的财政监督检查

目前，会计信息失真是国家财政部门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其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管理服务功能，而且对社会秩序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势在必行，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解决方法，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基础工作是各项财务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也是提高会计信息整体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够使会计基础工作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进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会计人员是开展一切会计工作主体，所以，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会计信息的整体质量，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了企业经营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是要对会计人员进行严格聘用，要以《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为依据，严格要求只有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才能够从事会计工作，以此把好会计人员的“进门关”。其次，要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不断规范与完善，对于违背职业道德的人员，应该加大处罚力度，以此来进一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最后，要提高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重视力度，结合当前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实际情况，引导其积极参与到继续教育中，从而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切实帮助会计人员提高素质、积累经验、更新知识，从而更好的胜任自身的工作岗位，提高工作效率，为会计信息整体质量的提升做出贡献。

篇（9）

我们认为，之所以在检察文化建设开展到一定阶段后，要开展检察文化建设成效的评估工作，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必然选择

前文我们已经述及检察文化建设所要培育的文化，和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措施，这些，是对检察文化建设做什么，怎么去做的思考与实践。在此之后，毋庸多言，自然就应该是检察文化建设做的怎么样的追问。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做什么（提炼文化的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等）怎么做（采取具体措施推进文化的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等的落实）做的怎么样（检验文化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等的落实情况）。因此，检察文化建设做的怎么样，也就是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效进行评估，是开展检察文化建设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要考虑、选择的工作方向。

（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检察文化建设向前发展

对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效进行评估，能反映出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措施、机制是否恰当和有效。通常而言，开展检察文化建设，在作出某一个具体的推进措施或者机制的时候，都会有预先设定的目标。如果没有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工作，这些推进的机制和措施的效果怎么样，预定的目标有没有达到，至少就会缺乏系统性的回答，不利于检察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反之，如果开展了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工作，就可以地将检察文化建设的情况适时反馈，检察文化建设的推进者也就因此而能够及时准确地知悉检察文化建设的走向，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机制和措施，把检察文化建设进一步地推向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也可以认为是深化检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能够催生检察文化建设蓬勃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不仅仅是对检察文化建设开展情况的检验，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个检验，反过来让检察文化建设的主体——检察人员产生深刻的，真正发自内心的认同。检察文化建设开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检察文化建设有哪些成果，对业务工作和个人成长有没有帮助等等问题，相信每个参与检察文化建设的检察人员都会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如果检察人员在现实中得不到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那么，检察人员对检察文化建设产生期待观望和观察失望抱怨甚至讥讽这样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过程就会在所难免，也就是理念和行为“两张皮”。反之，如果通过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建立，使检察人员能清楚明白地看到、感受到干事氛围、人际关系、个人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变化，那么，心理行为变化的过程则会呈现出期待观望和观察满意认同和践行这样的正向变化趋势，从而催生出检察文化建设不断向前的蓬勃生命力。

二、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几个基本要素

一般来说，“评估是由评估主体、评估客体、评估中介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1]也就是说，一个评估工作应当包括评估什么（评估客体或对象），谁来评估（评估主体），怎么去评估、以什么为依据评估（评估中介）这么几个要素，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也不例外。

（一）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对象

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任务在于审视和检讨检察文化建设的开展情况，相应地，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对象就应当为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至于什么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有观点指出：“检察文化建设成果是检察人员在检察活动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结晶。”[2]不过，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妥当，混淆了检察活动或者检察业务工作与检察文化之间的关系，过于宽泛。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其实应当就是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检察工作中创造、发展和传承的，体现检察工作职业规定性的检察观念、检察伦理和检察形象等精神成果。”[3]我们既不能把一切检察活动的成果都归属于检察文化，也不能把检察文化和检察活动本身予以等同。因为，虽然任一检察活动，都能体现出检察文化，但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可区分的界限。比如侦查监督、审查是检察活动，但侦查监督和审查活动本身并不是检察文化，侦查监督和审查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执法理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工作作风等精神及精神的外在表征才是检察文化，也即是不是批准了逮捕，提起了公诉并不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在侦查监督和审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为民执法的理念、专业的执法能力、富于效率的工作模式等检察精神和检察精神的外在表征才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再比如，我们的2000式检察制服，制服本身并不是检察文化，制服所体现出来的检察官的亲和力和检察职业的威严与严谨，所强调的司法公正和文明执法，才是检察文化。

（二）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主体

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主体可分为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内部评估主体，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以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检察文化建设为目标的推动者，通常是开展检察文化建设之初成立的全院性的机构，比如东莞市检察院成立的负责推进全院检察文化建设的东检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第二个层级则是内设的各个科（处）室，按照全院检察文化建设的要求，配合推动自己科（处）室的文化建设。第三个层级则是践行检察文化建设的全体检察人员，他们既是检察文化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客体。外部评估主体，是指检察机关外部的社会群体、机关和组织，包括人民群众的评估，党委和政府的评估，上级检察机关和其他检察机关的评估，他们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对检察院工作成绩的满意程度，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主观印象方面。

（三）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类型

从评估主体的评估向度而言，我们可以将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类型划分为自评和他评。自评，是作为内部评估主体的检察人员按照检察文化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对自己是否符合检察文化建设所倡导的精神和核心理念进行评定。他评，是检察文化建设内部评估主体对其他检察人员，对科室和全院是否形成了检察文化建设倡导的检察精神，是否践行了检察文化建设倡导的核心理念的感受和观点，以及检察文化建设外部评估主体对检察机关的印象和看法同检察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是否契合的评估。

此外，从评估的性质角度划分，我们又可以将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划分为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定性评估是主观评估，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是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进行分析，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4]就检察文化建设的定性评估而言，是指评估主体对检察文化建设情况的主观感受和看法。定量评估则是客观评估，是是检察文化建设成果对检察业务工作的驱动力的量化分析，通常应借助检察文化建设成果的载体——具体的检察业绩来进行体现。也就是说，定性评估是对检察文化建设成果的直接评估，定量评估是借助检察文化建设成果载体，检察业务数据来进行评估。不过，由于检察文化建设强调的是检察文化对检察业务的驱动力，因此，对检察文化建设进行量化评估，其着眼点应在于开展检察文化建设前后的检察业绩的对比。

（四）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评估指标

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类型不同，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指标也会因此而有所区别。就定性评估而言，我们认为由于定性评估是主观的评估，因此可通过调查问卷，抽样访谈等方式进行，在评估指标上可按照自评和他评的角度分别设定问题，并且问题的设定应清楚简单，比如可设定诸如“你认为科室协作补位意识强不强？”“你在遇到工作困难的时候是否可以期望从领导同事处获得帮助？”“你觉得自己的专业学识是否满足业务工作要求，需要哪些提高？”等等之类的问题。就定量评估而言，评估指标可参照检察业务考核指标，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第4条指出，检察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检察人员职业信仰进一步坚定，检察职业精神进一步弘扬，检察职业素质进一步提高，检察职业行为进一步规范，检察职业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理论体系逐步确立，为推进检察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成效明显，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各项检察工作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定量评估的指标按“各项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的要求，就可以参照检察业务考核的指标来设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业务考核的指标和检察文化建设的定量评估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合，只是检察文化建设的定量评估更多地是动态的对检察业绩的比较分析，以判断检察文化对检察业绩的驱动力如何。

三、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目标和过程设计

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目标要明确。要认识到，检察文化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评估检察文化建设，不仅不意味着检察文化建设的结束，反而是意味着在新的起点上的又一个开始。二是对评估过程要讲求科学简便，评估结果要讲求真实准确。在开展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时，评估组织机构、流程、对象、内容等方面都要有合乎工作实际的考虑，即要以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推动检察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驱动检察业务工作的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

（一）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目标

对检察文化建设的评估，实际上是对其成果之有无，作用的评估。目标应有两点，一是要通过评估检察文化建设，使检察文化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的工作业绩。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成果，对检察文化建设成果在这两个层面的转化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成果时，能够使检察文化建设成果和现实的检察业绩之间形成显性的连接。检察文化建设成果本身即为工作驱动力，但这种文化上的驱动力和客观的工作业绩之间的联系通常而言是隐形和自发的。而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成果——无论是主观上的再次反思评估还是客观数据业绩的展示说明，都能够显性的说明文化驱动力和工作业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通过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成果，使检察文化对检察工作的驱动力从隐性转为显性，使检察人员能自觉而不是自发地用检察文化引导检察工作。这样，检察文化建设成果的转化效果也自然就更好。二是通过评估检察文化建设，将评估工作本身继续转化为深化检察文化建设的手段，即实现结果和手段之间的否定之否定式发展。要注意通过评估检察文化建设成果，使模糊的，意识上的文化成果——正向的观念、立场和态度得以清晰和固定。并且，通过这种固定，旧的检察文化建设的成果转变成为新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建设的手段也就成了可能——这毫无疑问会使检察文化建设步入到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发展境界。

（二）检察文化建设评估工作的过程设计

检察文化是检察精神和检察精神的外在表征，不可能不涉及到主观的看法和感受，因此，如何在评估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使主观的评估和客观的文化建设成果之间趋向一致，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和注意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一是注意评估方式的综合运用。也就是要综合运用各种评估方式对检察文化建设成果进行评估，既要有自评，也要有他评；既要有定性评估，也要有定量评估；既要有内部评估，也要看外部评估。比如，在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上，要“在数据比较充足，可以量化的情况下，以定量考核为主，辅以定性考核；在难以量化的情况下，这以定性考核为主，辅以定量考核。”同时，对收集到的各种评估结果，还要注意做好数据分析和比较研判工作，确保最终评估结果的全面和客观。二是评估程序上要科学。评估程序的科学性设计主要是就内部评估而言，这要把握好两点，一方面，评估程序要以简便性为原则，以不造成评估主体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和压力为限。比如在评估组织机构方面，可考虑由全院性的专门检察文化建设组织机构来完成具体的评估工作，在评估内容上，评估选项的设置应尽量的清楚简洁。另一方面，则是要注意在程序上保证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中能够把自己对检察文化建设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顺畅地表达出来。唯有如此，才能使评估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检察文化建设的实际状况，实现检察文化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良性互动。

注释：

[1]肖新发：《评估要素论》，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

篇（10）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四种形式。检察文化应当属于“主流文化”的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衍生的法律文化，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所谓检察文化，是指检察群体在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与检察法律相关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程序规则、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作为一种文化，其应具备以下特点：

（一）检察文化具有自我创新性。检察文化要保持其自身的先进性，必然随时展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检察人员通过不断的实践，发展、创造先进检察文化，而检察文化又使检察人员自身的观念、思想、行为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检察文化熏陶而发展、创新。同时，还能不断推进检察理论研究，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检察改革，积极探索检察工作体制的不断创新。

（二）检察文化具有公关性。检察机关同其它国家机关一样，需要开展公共关系工作。检察文化能为检察机关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促进检察机关的公共关系活动提供基础和保障。同时，对内使检察人员借助检察文化进一步认识检察工作的性质、内容、特点、意义，促进各级检察机关之间的交流；对外有助于社会各界、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检察机关，还能作为检察机关进行对外交流的载体与方式，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检察理论，吸收、融合外部相关的、合理的理论、机制。

（三）检察文化具有继承性。先进检察文化具有内容与方式的二重性。在方式上，它本身又可以表现为各种储存有文化内容的媒体，能将检察文化通过各种媒体记载下来。这样就能使之跨越时间、空间限度，得以传播、交流、流传。

检察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检察文化主要表现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方面。指检察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理想、信念，道德修养，精神风貌等思想意识领域。

二是职业素养方面。指检察人员所具有的履行检察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业务技能，特有的工作能力、职业素养，与工作相关的各种知识、技能，以及从事检察工作所积累的各种经验。

三是文化素养方面。指检察人员所学习、掌握的各种优秀科学文化知识；检察机关通过其人员形象、文化活动、环境设施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等。

四是行为、作风方面。指检察人员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与检察职业工作相适应的态度和行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其成员崇尚理性思维，追求公平正义，运用法律保护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制的统一，这些应从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的行为、作风中反映和体现出来。

五是其它方面。在科技传媒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文化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检察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如在检察机关中定期举行各种仪式，具体如升旗仪式、宣誓仪式等；又可在检察机关中开展各种文艺、体育等活动，如唱检察官之歌，举办书画、摄影活动，以及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有关检察事业、工作的信息等等，不断弘扬崇高精神，增强先进检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

二、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建设对检察事业的推动力量是巨大的，作用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要实践好检察工作主题，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的历史重任，必须着力构建先进的检察文化。

（一）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是检察机关服务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民主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卫者，又是和谐社会的服务者。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带头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和谐执法理念，培育和谐执法精神，形成具有时代特征、检察职业特点的道德规范，用正确的执法观指导检察实践。

（二）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是推动检察事业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检察文化是从人的角度和观念层面来认识和研究检察工作，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检察机关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期待，不仅执法办案的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各种思想和观念也无时不在考验着检察干警。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检察队伍建设，走文化育检之路无疑是科学和明智的选择。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履行法律监督能力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本保证。检察文化是检察权赖以存在的形态，是检察权的灵魂。它直接影响着检察干警的执法思想和执法行为，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干警对检察工作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和习惯等。检察文化具有启迪思想、净化灵魂、陶冶情操、传授知识、凝聚力量、鼓舞士气的功能。开展检察文化建设，针对检察队伍履职需要，培养理论思维、科学思维、法律思维，增强依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使检察干警通过执法实践，将蕴涵的高尚品德及良好的价值观展现到检察工作、日常生活之中。

三、如何建设检察文化

检察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检察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摸索中循序渐进，新时期检察文化的建设途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有人认为，作为一名检察干警，专业精湛、业务精通才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是其次的。固然专业理论、业务水平是考察一名干警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每一名检察干警首先是要学会做一个人。做人是第一位的，做事是第二位的。孝敬父母，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戴子女，能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兄友弟恭，可以视天下人为手足；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赤诚相待；夫妇恩爱，能够“贤贤易色”，相敬如宾。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都能够有所作为。所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建设检察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至于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组织学习先进模范，开展读书修身活动等等。

（二）重视专业素质提高。专业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是对每一名检察干警最基本的要求，决定着依法办案的效率，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所以，每一名干警都应当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以“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超越自我，以求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做到不枉不纵。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专业技能比赛、鼓励干警进修深造、多交流办案体会与心得等方式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