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权益论文篇（1）

一、民营企业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民营企业身份的歧视性待遇

民营企业面对的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待遇主要表现在：1.观念上的不平等。主要指人们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偏见，认为民营企业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企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2.银行贷款方面的不平等。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民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群体。3.税赋和法律方面的不平等。在税赋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仲裁上更多地被歧视，等等。

（二）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

目前，尽管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都对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六条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不得向中小企业摊派财物。中小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有权举报、控告。”第七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依法参与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歧视，不得附加不平等的交易条件。”但是，在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1.民营企业资产与个人资产混在一起，与行业主管部门的产权关系没理清以及其他诸如民营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产权界定问题等；2.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所列举的个人财产仅仅限于房屋、储蓄、生活用品、图书资料等个人生活资料财产。随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角色重要性的加强，个人财产范围不断扩大，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越来越多，上述法律对保护个人生产资料的条款尚不完善；3.目前《刑法》中规定了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以贪污罪论处，最高刑罚可以处死刑；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从事同样行为，只以侵犯财产罪论处，一般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才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定罪、量刑明显不一致；4.为数不少的“戴红帽”的企业或称“挂靠企业”为了迎合所有制的需要，明明属于私人所有，却偏偏注册成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是“集体”是指哪一级，法律规定却又很不明确。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集体企业产权没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产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的法律程序、法律形式及法律保护手段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在操作，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政策规定在运行。

(三)市场准入权利的不平等待遇

市场准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政府补贴要取消；第二是减少行政许可；第三是配套条件要公平；第四就是价格。因此，市场准入权利，就是要保障上述四个方面的公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目前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如电力、铁路、公路、民航、通信和市政设施等方面，民营企业难以进入；有些非战略性、非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民营企业也很难投资其中；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受到许多限制。如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个，占75％，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刚刚超过50％。2002年底，武汉市随机抽选50户民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62％的企业希望实行公平的税费政策；58％的企业认为“竞争环境有失公平”。如在土地审批方面，对民营企业用地的审批程序和面积限制严于国企和外企。在政府补贴方面，一些优惠政策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如国有企业享受技改贴息，国有企业用技术开发费、技改投资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民营企业就不能享受，同时，对外资企业实行的许多优惠政策，民营企业也享受不到。

二、造成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在立法方面，目前我国对公、私财产的法律规定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在相关法律文件中，不仅对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甚至个体业主与外国投资者同属私人财产所有者，在保护上也是有差别的，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存在不对称，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法治国家中，权力和责任的对称、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是保障社会公平性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政府部门要求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政府部门要求法律的相对人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那么同样地要明确给予他什么样的权利。实际上，在事关民营企业的法律问题上，目前行政性法规居多，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法规较少，立法滞后，而且不乏不公平之处。由于义务本位的指导思想，立法上对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规定的多，而对其应享受的权利规定的少，形成权利与义务不对称。在体系上，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现代法律体系。

（二）司法、执法方面的原因

对民营企业“依权监管”的格局依然普遍存在，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营企业权益的保护问题。许多民营企业感到与国有企业打官司费力耗时，而且胜诉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到外地打官司。因而，司法机关在处理民营企业问题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有时司法权力处于行政权力的附属地位。当民营企业的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时，在行政权力和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往往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加之司法裁量权的滥用，使得民营企业受侵害的权益失去了最后的法律救济机会。而且，由于司法部门的原因，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宪法不能作为仲裁案件的直接依据，宪法上的权利只有外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后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的实在利益。尽管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司法解释，已经彻底解开了这一沉重枷锁，但各级司法机关依据宪法上的规定来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的氛围尚未形成。

使民营企业权益得不到实际上的保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方面的因素。在执法过程中，某些执法者不是根据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有的利用法律的漏洞，对法律进行曲解，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歪曲，进行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更有甚者，有的执法者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裸地践踏法律，进行敲诈勒索、索贿受贿。

（三）民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首先,民营企业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我国法律的政策性工具品质，长期以来已经使得民营企业产生了对政策的依赖心理和对法律权威的不恰当理解，大多数民营企业认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权的武器，因此对法律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当其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更愿意上访而不愿意诉讼，更愿意找党委和政府而不愿意找法院，更愿意找媒体曝光，而不愿意找律师咨询”。这种心理误区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民营企业也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组织。

其次，民营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信用，主要包括：1.政策性信用问题；2.市场性信用问题；3.公益性信用问题；4.自我性信用问题。民营企业存在的信用问题，对民营企业的内在保护和外在保护产生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措施

（一）宪法保护

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的权利体系是否完备，固然要看一看它的成文法律，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一看它的宪法是否全面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财产权是法律的核心，各国宪法都把财产权利作为其的基石之一，我国在宪法上确立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刻不容缓。宪法应对任何主体的财产权利给予平等的对待,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受到宪法的同等保护。要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同时增加保护企业、社会团体法人等组织财产权的条款。在宪法作出修改后,应根据有关规定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应条款作进一步修改,清理和修订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在今后出台的民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予以体现。在宪法中还应明确对企业等组织及个人的财产是否国有化和征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法律精神值得我们借鉴。该条款规定如下：“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该条款贯彻了两条有借鉴价值的原则：一是法治的原则。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财产权，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机构与个人包括国家机关不得随意予以侵犯和剥夺。这里特别强调了程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保障；二是公平的原则。宪法修正案这个涉财条款在美国通常被叫作“充公条款”，如果必须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政府必须给予事主公平的赔偿。

（二）加强司法保护制度，完善司法程序，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健全法律体系

首先，要制定由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结构合理有序、既有一定分工又互相协调统一的民营企业法律体系。在制度上使民营企业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等。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完善司法程序。在当前，一方面要树立司法权威，改变司法的从属地位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司法的核心和宗旨；另一方面，要健全法制，保证程序公正，在行动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在司法的实际操作中而不是在原则的规定上，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权益，给民营企业以权利救济的司法保护屏障。

其次，当国家的法律中出现了明显的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规定时，我们应通过宪法比较认定这一法律规范无效。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宪法争端审查机制，无论是法院还是其他部门在遇到这一问题都会无从下手。现在提出的“宪法司法化”命题，也仅仅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远没有达到设计出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度。当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出现矛盾时，虽然我国《立法法》为解决上述纠纷提供了依据，我们可利用现有的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化解矛盾，但是当不同层级的法都背离了宪法的宗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民营企业的规定时，我们就应依照宪法精神认定这一法律规范无效，并对所有的法进行必要的修改。

（三）加强监督，严格执法

鉴于目前在民营企业问题上普遍存在重人治轻法治、重政策轻法律的错误倾向，因此，“管理者必须得到管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监督法，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现硬化规定，消除立法空白，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从而消除行政执法的死角。与此同时，切实贯彻《宪法》、《民法通则》、和《中小企业促进法》，加大执法力度，解决民营企业负担过重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尽快全面实行费改税政策，明确约束政府行为，真正做到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利，避免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现象发生。

（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一是要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骗税、骗汇、走私等违法活动，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妨害公平竞争的行为，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行政职能，减少行政性审批，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制定市场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职责；三是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工商、税务、公安、法院等部门应建立失信约束机制，任何企业和个人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应记录在案，形成“黑名单”，有关信息要在网上公布，使社会公众能及时查询。通过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相应减少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废债务等不法行为的发生，使违法者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极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0～511页。

合法权益论文篇（2）

1.进城务工人员权益遭受侵害的突出问题

1.1就业和岗位选择受到限制，不能享受平等择业，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是许多单位在招聘职工时特别注明“限本地户口”。所以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选择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职业和岗位，那就是苦、脏、累、险的职业和岗位。

1.2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人身自由时遭威胁。孙志刚事件终结了我国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人性化的自愿救助制度。这个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再也不会为“暂住证”之类的规定而东躲了，但还要交各种不合理的规费。进城务工人员要找工作，由于处于劣势地位，其身份证件常常作为个条件被扣押，没有证件或者不交证件，用人单位拒绝录用，你奈何不了。更有甚者，你的人身自由也在用人单位的掌控之中。

1.3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经常被无故拖欠和恶意克扣。进城务工人员在辛勤工作之后，往往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地拿到自己应得的工资报酬，并且工资水平普遍很低，增长缓慢，而且被强迫加班加点，且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很多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人员无奈被迫超负荷工作，用人单位却不按国家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因为超时超负荷加班造成进城务工人员工伤，甚至死亡的事件已经不是个案，某些行业屡屡发生此类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1.4社会保险没有着落，用人单位不为进城务工人员参保缴费。用人单位很少能按国家规定，为进城务工人员交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类保险。

1.5进城务工人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工作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进城务工人员到城市工作，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往往是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岗位上工作，加上不少单位安全意识薄弱，缺少安全保护设施，工伤事故时常发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透露，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有70万，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

1.6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不少进城务工人员是举家进城打工的，作为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然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能就近上学，本来应该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无形中就被各种部门的各种规定剥夺了。

2.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2.1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到保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传统的自然经济造就了城乡及乡村各村落之间的相互隔离；进城务工人员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现代法制观念淡薄。在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城务工人员既不能以传统的熟人关系保护自身利益，也不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2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1958年，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确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户籍制度本身强化了城市和农村的隔离。

2.3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2.3.1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边界模糊。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进城务工人员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这就使权益受到侵害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所适从，发生争议后不知应当先找劳动部门还是先找法院，等到了解清楚之后往往又因为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而被驳回。

2.3.2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后逃匿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

2.3.3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目前全国各地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合计为1.7万人，而全国用人单位约2700万户，涉及劳动者近3亿人，平均到每名监察人员身上，是1600户用人单位和17000名劳动者，责任之大、力量之少，就是监督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另外，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和质量。

2.4法律救济的不经济

从劳动争议的解决到拖欠工资的追讨，如果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正常程序一般要经历几个月。而进城务工人员涉案标的额一般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之间。因此除涉案金额较大的工伤案件外,很少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农村条件相对艰苦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人规模转移，城镇劳动力需求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就业竞争激烈，即使是信誉度不高、工作辛苦甚至高危险的就业岗位仍可招到进城务工人员。同时，法律救济的高成本使进城务工人员理性地回避事后法律救济，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状况每况愈下。

3.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路在何方

3.1从立法角度来看,应当逐步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3.1.1修改劳动法。由于劳动法涉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修订过程中，不但要补充具体的实施规范，以便于实际操作，更应注重提高劳动法的立法层次，提升劳动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劳动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同工同酬等需要加以科学严谨的界定;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上，更应适应时代的需求继续扩大，顺应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内容上不断更新与完善，丰富和充实集体合同制度，建立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机制;要明确对侵犯职工权益的惩罚措施，对于侵犯职工合法权益情节恶劣的企业可采取吊销营业执照，直至永远取消责任人再次从事生产经营的资格。

3.1.2加快民工社会保障的立法。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城市社会中的“纳税大户”，但是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国家对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它有利于形成进城务工人员职业风险的有效分散机制。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应以社会保险为主，其他保障措施为辅。而社会保险则可以分类分层分阶段逐步实施，首要选择是推行工伤保险制度，问题在于全面实施，特别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都应成为当务之急。其他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推行。

3.1.3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推进集体协商制度建设。进一步贯彻《集体合同规定》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通过广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安排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其中，使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从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增长，进而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3.1.4完善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的实现。在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已经在城市中把家庭安顿下来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而且影响到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应当和城里的孩子一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共同接受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因此，从根本上讲，应打破现行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义务教育的入学政策，实行适龄儿童按居住地原则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使公立学校成为吸收城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主渠道。

3.2从执法角度来看,应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入手，狠抓各项法律制度的贯彻落实

3.2.1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在监察内容上，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应作为当前及今后劳动保障监察的重点，对工资拖欠问题定期进行严格监察，防止新的拖欠。在监察手段上，要以使用进城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重点，对用人单位与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和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护等情况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在监察队伍建设上，除大规模增加监察机构和人员编制，还要抓好专项培训。

3.2.2及时处理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争议案件。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本着依法、公正的原则，及时立案、快速处理。要推进仲裁机构的实体化和仲裁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完善仲裁程序和各项制度。

3.2.3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建设,印制适用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指导推动用人单位制订本单位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劳动合同管理台账,并将其与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社保缴费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管理机制。在劳动保护制度方面,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劳动保护制度,建立劳动保护用品发放台账和劳动保护设备管理台账,形成外部检查、内部自查劳动保护情况并及时整改的机制;明确劳保资金来源,引导用人单位加大对劳动保护和预防事故的投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

3.2.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观念和进城务工人员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力拓宽劳动保障普法宣传教育渠道,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灵活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活动,提高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3.3司法角度来看,应当建立和健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体制

为切实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应有的权益，尽快建立和落实进城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开辟进城务工人员“绿色通道”，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解决拖欠工资的法律援助，帮助解决进城务工人员解决拖欠工资维权纠纷。

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案件受理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在判决时，应当将进城务工人员诉讼的误工费，请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判决生效后对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

公证机关应积极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推行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合同公证制度。对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进城务工人员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拨。

总而言之，要切实解决侵犯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明确责任、形成合力，把进城务工人员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积极探索适用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制度，为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全社会都来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善待进城务工人员，着力改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之路才会变为通途。

参考文献：

[1]黑龙江铁兵律师事务所·周建军《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问题初探》.

[2]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之四——《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

[3]崔丽.《综述：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中国青年报.

[4]林云颜宏辉.《从民工荒看民工权益之维》.工会工作,2006年1月.

[5]经洪斌.《怎么办——现阶段农民工权益问题的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10月.

[6]王亚琴,韩丽萍.《对“农民工”权益的思考》.台声-新视角,2005年9月.

合法权益论文篇（3）

二、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

本次调查问及“您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感觉到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过侵害”时，答“是”占34．62％，答“否”占47．12％，答“不知道”占18．27％。当问及“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您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保障”时，答“能”只占9．43％，答“不能”占15．09％，答“基本能”占75．47％。调查表明，随着民营企业在发展当地经济中作用的提高，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日益受地方政府关注，但侵占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仍存在。当前，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还不能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有些政府官员仍习惯沿用传统思维指导市场经济，因而其合法权益不时受到侵犯。

（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表现

1、民营企业身份的不平等待遇

民营企业面对的方方面面不平等待遇主要在于：（1）观念不平等。当调查问及“您认为我市政府和金融企业的人员中是否在观念上对民企有偏见”，答“有”占20．18％，答“基本上有”占68．42％，答“没有”仅占11．40％。由此来看，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偏见认为民营企业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的观念还很严重。（2）银行贷款不平等。调查显示，南昌民营企业开创资金81．34％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20％，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群体。本次调查问卷显示，南昌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的第一位原因是资金短缺。资金问题是目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几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形成了股票、贷款、债券、项目融资、财政支持等六大融资方式，但是除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度很低。在征询“你认为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困难的主要原因”时，回答“贷款条件苛刻”、“歧视民营企业”、“缺少担保机构”的比例占74．38％。企业所有制的歧视，中小企业缺少担保机构，都使民营经济缺少融资渠道，缺少融资的稳固平台，进而使其生产力得不到解放。（3）税赋和法律方面的不平等。税赋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从现行的内资、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来看，对民营企业有失公平。特别是那些独资经营的民营企业，在企业交了33％的利税后，还要交高达20％多的个人所得税，不仅加重了税赋负担，还使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不能在同等条件下开展竞争。本次调查当问及“您目前在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回答“税赋偏重”的列第三位。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比例达35．52％），往往在事件的仲裁上更多地被歧视（比例高达85．85％），等等。（4）信息不对称是民营企业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又一体现。调查表明，当问及“您是否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政府颁布的各类文件”时，答“不能”为39．02％，答“部分能”为56．9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渠道畅通与否对企业的决策和发展非常重要。由于民营企业没有具体主管部门，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多不能及时传递而坐失不少良机。

2、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难获保障

您认为民营经济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

选项

比例

投资经营权得不到保障

31．43％

企业生存权受到侵害

22．86％

财产占有权受到侵占

3．81％

投资收益权难以保障

45．71％

从上表可知，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受种种因素限制，民营企业往往不能以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展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与国企和外企相比显然处于弱势。常有一些部门借矛盾和冲突牺牲民营企业的利益以求所谓一时安稳。

3、市场准入权利的歧视性待遇

调查表明，认为市场存在准入壁垒的比率高达86．54％。目前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民营企业难以进入。加入WTO以后，许多过去的垄断性行业已经逐步允许外资企业进入，但民营企业仍被拒之门外；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受到许多限制。当问及“您认为在土地审批方面，对民企用地的审批程序和面积限制是否严于国企和外企”时，回答“不是”仅6．12％。当问及“贵企业是否能享受到和国企一样的优惠政策”时，回答“能”仅2．68％。

4、部分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有失规范

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转变职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等行政服务方面存在不足。调查显示，被调查者9．02％认为行政机关办事程序公开，79．51％认为基本公开，另有10．66％认为行政机关办事不公开。只有4．07％认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较强，有89．43％认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一般。被调查者21．32％认为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较高，而78．68％认为不高。在“您与政府部门交往中，主要遇到哪种情况”的问卷回答中，56．48％认为“只有收费、检查、处罚时才见到人，企业困难时却坐视不管”，认为“执法粗暴”占25％，认为“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占47．22％。

从调查问卷看，“三乱”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久治不绝。当问及“您认为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三乱’现象是否严重”时，答“严重”达7．12％，答“比较严重”达69．37％。当问及“您与执法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吃拿卡要的行为”时，答“有一些”达34．58％，答“个别”达60．75％。在“三乱”的重压下，民营企业再投资的动力和能力无疑受到制约。

三、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原因分析

（一）观念因素

虽然民营经济已受《宪法》保护，政府对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已经大大改善，但是许多人对民营经济仍持有“补充论”、“有限利用论”等观念，仍存有歧视和偏见。长期以来，涉及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次国民待遇”问题，导致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公正受损。

（二）法制因素

1、立法方面的原因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保护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方面还不完善，有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已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1）《刑法》对侵犯私人财产的处罚比侵犯公有财产的处罚定罪、量刑明显不一致，侵犯私人财产明显处罚轻。（2）对公、私财产的法律规定存在区别，保护原则和水平不完全一样。相关法律文件中不仅对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甚至个体业主与外国投资者同属私人财产所有者，在保护上也存在差别。（3）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出保护财产所有者财产权的《物权法》，对剥夺和限制私人财产应当具备的依据和条件没有明确规定。（4）事关民营企业的法律问题上，行政性法规多，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法规少，立法滞后而且不乏不公平之处。立法上对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规定多，而对其应享受的权利规定少，形成权利与义务不对称。

2、司法、执法方面的原因

调查中，民营企业主71．25％认为投诉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68．37％和27．55％遇经济案件审结后“执行不顺利”和“无法保障执行”。目前，从司法来看政府官员“依权监管”、“权大于法”的格局依然普遍存在，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一方面使民营企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努力难以行通，打官司费力耗时而且胜诉可能性小，另一方面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司法机关处理民营企业问题力不从心，民营企业因而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调查显示，使民营企业权益得不到实际保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执法部门行为的监督不力。在执法过程中，某些执法者不是根据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有的利用法律的漏洞曲解法律，进行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有的执法者也因此敢于无视法律裸地践踏法律，进行敲诈勒索、索贿受贿。

3、民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调查显示，大多数民营企业认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权的武器。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诉讼，宁愿找党委和政府而不愿意找法院，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或“算了”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比率分别为28．57％和20．95％，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

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遵守法律的意识淡薄，缺乏信用，对其内在保护和外在保护产生很大牵制，影响了自身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现状调查成因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问题日渐突出，影响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南昌100多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本文考察了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并试图从现阶段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等角度分析相应的成因。

参考文献

[1]成思危．努力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N]．人民日报，2003－02－24．

合法权益论文篇（4）

TheResearchingonthePeasants‘LegalRightsProtectionundertheNationalTreaty

_____FromTakingabouttheCaseCriminaloftheundergroundWaterdispute

CaoPeizhong，ZhouYanbo

（SchoolofLiteratureandLaws，Shand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handong，Taian，271000，China）

Abstract：theprincipleoftheNationalTreatment，asanimportantaspectoftheprincipleofthenon-discrimination，underthefreetradecondition，allareequalandexistnodiscrimination.BasingontheprincipleoftheNationalTreatment，toprotectthepeasants‘legalrights，WTOthatisbaseontheprincipleoftheNationalTreatmentbothrequiresthegovernmenttotransfertheadministrativefunctionandshallprotectstronglythepeasants’legalrights.China‘saccessiontotheWTOtobebaseontheprincipleoftheNationalTreatmentmaybeisluckyforpeasantstoprotectthepeasants’legalrights.

Keywords：NationalTreatmentprotectthelegalrightspeasant

一，引言

2000年初夏，地处山东中部的某县，由于政府强行调配地下水资源，“弃卒保车”，政府在未做好当地农民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调配地下水资源引发政府和农民之间发生摩擦，农民自发地非法聚集，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媒体的命案，当地公安干警一死一伤，警车被砸，造成了严重地后果。最后，肇事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反思这一起本不该发生的命案，除了农民兄弟的质朴无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尤其WTO条件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国民待遇原则是否适应于中国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九亿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如何分配地下水资源权益问题。

本文试从WTO的基本原则的生产背景及基本原则和农民利益的保障关系，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阐述：国民待遇原则不仅适应农民主体，而且应当加强。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和农业的基础地位问题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在当今条件努力学习“三个代表”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下，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加强农民权益维护和研究问题。①笔者曾被公派澳洲学习国外先进法律文化，已学成回国。留澳期间曾考察过外国农业结构及社会权益保障等社会问题。本文力求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再认识。若是这样，出身于农家的我，也就十分满足了。由于笔者才学疏浅，请同志批评赐教，将不尽感谢。

二，WTO国民待遇原则概述

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追溯到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当时中国应邀参加会议，之后达成妥协协议，形成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①在长达50年的历史进程中，GATT作为经济联合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减低关税、协调各国经济立场政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了WTO，其中所涉及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90%以上。②中国政府作为当时的原始缔约国签署了协议，由于政府及国际政治的原因，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时间未能恢复应有的地位和享有应有的权利。③直到1987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复关入世申请，④历经十五年，一波三折，终于在2001年月12日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

从此，中国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WTO的法律体系中，有一系列的规则和专项协议分别涉及农业问题及贸易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TreatmentNT）。⑤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ofNon-discrimination）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者服务进入一个领域后，也享有与该国的商品服务相同的待遇。通俗地讲，在自由贸易市场条件下，国民内部一律平等，不能因差别有所歧视。实质上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不歧视原则（注：这一原则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中早有体现，已成为民法的重要的基础性法制原则。基于这一原则的普通性，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ofNon-discrimination）的一个重要方面已被详细具体化到知识产业协议及其他专项协议。）

因此，基于国民待遇原则，为充分保障农副产品流通及商品化，回归贸易自由化主流，除了授权WTO成员国合法地保护农村商品贸易外，允许政府对此进行干扰外，农村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和工业产品一样受WTO规则的约束，农副产品生产者享有相应的权利。①由于政府对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进行干扰导致权利地过分滥用，即使发达国家也对本国农业关爱尤加，如美国最近签署法案，加大对农业的补给投入。为此，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在建立自由

贸易体制方面，力求达到以下要求：第一，推进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第二，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非歧视保护；为此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在农民收入提高方面可以进行绿色补给，推进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

综上所述，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WTO农业协议适合于所有成员国，在保障农副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国外是农场主和劳动者，我国是农民。笔者注），维护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方面，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并且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特殊保障。②

三，入世条件下，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

加入WTO将对中国生产积极深远地影响，③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是尤其出口环境的自由，农民的农副产品进入流通市场更加畅通，产业结构调整及成本投入更加多样化，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第一，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影响我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在保护条件和措施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涉农产品往往遭受限制和壁垒，使得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在此条件下，政府职能部门不仅仅是领导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且是农民权益的最积极的保护者。

第二，自由贸易环境下，市场资源的配置不仅要按照行政意志和管制模式行进运作，而且政府要依法行政。①诚如文中所述案件，水资源的利用问题，如果当时的政府部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适当照顾农民利益，合理分配资源，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足以让质朴善良的农民兄弟顾全大局，做出牺牲让步。②试想当年的解放战争，农民兄弟宁可将生命献出，保护一个受伤战士的生命，今天何况淌出一点“天上下的雨水”？这种巨大的反差，难道不是让当政者深思吗？

笔者自2002年被公派澳洲留学，亲眼目睹了外国农民（农业生产者）的优越的生存条件和优厚的待遇，相对于我国农民的权益保障而言，足以让我们自叹弗如！

外国的农民首先是一个公民，享有公民条件下的一切福利和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的权利，然后才是一个从事农副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在依法经营和纳税的前提下，权益受到充分地保障及礼遇。笔者曾参观过一个农场（学校附近，奶农定时下班，汽车洋房，看不出任何的职业差别。笔者注）。

审视当前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虽然在历届政府努力下，农民权益保障成果显著，制定了许多涉农法律法规，如《农业法》及《水资源法》，依法保护农民权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法不依和侵权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农民种植经营权问题，税费征缴问题，承包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地不对等。一方面，政府经常毁约，征地修路毁田，伤害农民利益的事时有发生，任意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超越市场主体权利义务范围增加负担；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然而借口结构调整，不顾农民利益，强行推广种植某一作物的现象，不仅极大地伤害农民利益，而且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依据土地法规定，农民享有自主经营权、种植权，这本是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

四，以国民待遇为基础的WTO法律体系不仅要求政府职能彻底转变，而且农民的利益应加强保护

农民作为民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立法保护问题一直困惑着立法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从事种植、养植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就业的唯一方式。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国仅《民法通则》我国公民个人对个体工商户做过一系列描述，权利粗又难以操作，而在相关的农业法规中又往往从行政法的角度规范农业产生产经营及其他方面的公权，而相对于我国九亿农民，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因此，从中国入世，在产品自由进入流动市场，农民作为商事主体（类似于外国的农场主）不能不说是立法生态化上的缺陷，就像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完善的民法典一样。

因此，随着立法深入及细致，农民依法经营农业问题也被写进相应的法律法规。

中国农民为革命建设和历史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付出足以铸造丰碑①。建国以来，农民低收入低保障，以牺牲自己利益甚至子孙的利益为代价，构建我国现代化工业体系过程中，为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完全没有解决农民福利和权利保障基本问题。

中国加入以国民待遇为基础原则的WTO或许是一次机会，在推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给农民兄弟一次历史机遇！

首先，在市场条件下，农民权益不仅不能被歧视，而且他们的劳动果实-农副产品和物权，作为商品依法自由流通，而不是被限制或者被征用；

其次，政府将在WTO条件和规则中，彻底转化职能：

为适应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签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关于中国政府承诺，新一届政府机构撤并是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入世条件下政府行政职能最优化模式应是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小政府、府、大社会”。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线条，是形成一个自主、自治、自我管理的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化应按照改组政府的结构和权力符合WTO的多边贸易机制，加强行政法规调控，增加透明度，完全符合《WTO协定》，政府应淡化对市场的干扰职能，统一实施贸易制度，发挥市场调控职能的方向进行。

四、结语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涉及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大局。综观历史，中国历次社会变革，都和农民阶级有关系。他们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然而，目前形势尤其是一些地区的农民权益受保障问题令人担忧。诚如前述案例，假如政府机关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根据现代经济法观念合理调配市场资源，正确处理农民集体权益和其他公民所有制的关系。这一起地下水资源纠纷引发的命案也许可以避免。

[参考文献]

[1]WTO，《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R]，/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2]刘笋，《国际贸易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3]周道许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金融》[M]，时事国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4]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M]编辑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5]DanielL.M.Kennedy，Jave（ed），thePoliticalEconomicoftheInternationalTradeLaw，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6]IANBronwlie，Principal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5th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7]InternationalCovenant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ICESCR）[8]ChinaandWTO，（AccessedinJanuary2002），</moftec-cn/wto/>[9]Caopeizhong，theprincipleoftheWTOandAffectionForChina.[D].Canberra，2002（unpublishedatpresent）

①“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整体上，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优质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产品生产必须由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转变，农业生产管理必须由偏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安全管理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过程就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规范农业生产全过程管理，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素质和效益，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参见同志在十六大报告第四部分。

①刘笋，《国际贸易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13-314页。

②TheMultilateralSystem：50yearsofAchievement-Introduction（AccessedinNovember2001）。

③关贸总协定认为：中国非是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因为1950年3月台湾当局非法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而消失。应当先谈减让。参见《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第五条。笔者认为：中国关贸总协定23个原始缔约国地位并不因为1950年3月台湾当局非法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而消失。

④1987年2月，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是一标志性文件。参见刘笋，《国际贸易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14页。

⑤See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art3.①SeetheWTOOfficerDocument-agricultureagreement（AccessedinNovember2001）。

②SeetheWTOOfficerDocument-agricultureagreement（AccessedinNovember2001）。

③这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刚好半年时海关总署的外贸统计数据：今年前五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1159.9亿美元，增长13.2％；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4.3亿美元，比今年前四月的累计贸易顺差82.4亿美元增长了26.6％。如果从去年12月算起，那么在六个月内实现的累计贸易顺差达125.4亿美元。这些持续增长的数据都在向世界发出积极的信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所期望的更大程度地开放、合作与自由贸易以及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正在获得回报。

合法权益论文篇（5）

无论是在合法还是非法的国家或地区，（我国现在一般称为女）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亚文化群体。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法律不禁娼的国家和地区，平均占总人口的1%以上；而发达的美国，历史上最高占总人口的12%，现在仍占6.7%；日本的占总人口的5.6%；德国占总人口的6.1%；法国占人口的5.4%；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高也达到了10%左右。我国曾经一度消灭了现象，但是经过2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女的数量日渐庞大，有学者推测她们已经占到总人口数0.8%。[1]

女——危害与被害的二重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所拥有的短暂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19世纪各国纷纷立法禁娼以来，人们对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其社会危害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不容。人们对危害性的指责大多数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是对人类共同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冒犯，与人类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背道而驰，严重腐蚀社会上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品德，毒化社会风气。（2）导致性病的蔓延，危害人类健康。性乱是性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天，艾滋病、梅毒等性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所遭到的指责越来越大。（3）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诱发其他犯罪。例如诱使嫖客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甚至行凶杀人；有的在活动中常常“顺便”实施盗窃、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活动；还常常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纠合在一起，等等。（4）破坏家庭稳定和幸福。有人调查说，因而造成的离婚案占到了所有离婚案的10%左右。[2]

的危害性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也具有被害性的一面，这是一个日益突出而却为人们所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坏人”，人们投向的目光中充满着鄙夷和歧视，她们的痛苦和灾难被视为罪有应得。在疾恶如仇的中国，这一点似乎更为突出。但是的被害性与其危害性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许多生活在不健全的家庭环境中。

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大都显示，家庭因素在女性走上道路中的作用非常重大，而探究的堕落史大都能从破损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原因。许多的早年饱受困苦和沧桑，形成童年阴影，逐渐产生不健全的人格，这是导致她们走上风尘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的家长腐化堕落，酗酒、吸毒、犯罪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不和，或者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美国一位学者对少女的家庭状况研究表明：47%的失足少女在之前就由于死亡、遗弃、监禁或类似的不幸而失去双亲或其中之一。[3]2000年10月，在伊拉克发生的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当街砍头示众的骇人听闻事件中，受害也大都来自没有男性的破碎家庭。[4]在我国，1999年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女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比例高达22.3%。[5]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大都证实，比例不低的女身后都有不幸的家庭背景，她们过早体验的不是家庭的温暖而是各种家庭不幸。

2．许多是因为被强迫、引诱或者因为生活贫苦而被迫。

在旧社会，大多数都是被迫从事活动。今天，被迫从事活动的仍然占了不低的比例。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实施引诱、强迫妇女等犯罪行为。近年来，强迫他人的犯罪分子与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危害极为严重。在被拐卖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迫。2000年4-6月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中所解救出的被拐卖妇女中被强迫的比例很高，仅贵州省遵义县公安局摧毁的一个拐卖、强迫妇女特大犯罪团伙，自1996年以来，就先后多次将遵义县80余名青年妇女拐骗到福建东山岛等地强迫。一份统计报告表明，全球约有多达200万名女子遭人口贩子的诱骗或拐卖沦为娼妓，在欧洲大约有25万至50万妇女被迫沦为。[6]

有些妇女是因为生活贫困，无法生存，无奈只得。广东、四川、辽宁、上海等多发地的调查显示，中年妇女因为生活困难而的比例较高。[7]在这种情形中，并未直接遭受不法侵害，但广义而言她们仍然具有被害性。由于自然的原因，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她们最容易成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的利益直接受损者，在社会变革中，当政府扶助弱者的配套措施滞后时，她们利益的损害则更为突出。譬如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职工下岗，女工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下岗对象。下岗工人中，女工占了相当比例。原本她们的生活政府应该保障，而事实上这一点在目前难以做到。下岗女工由于生活所迫的，并非空穴来风。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许多下岗女工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家庭中又受到丈夫的嘲讽、打骂，不得已弃良为娼。[8]以笔者在劳教所工作的体验，下岗女工的数量并不低。

3．许多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自暴自弃，从事活动。

不法侵害主要是指害，如、、猥亵、严重的性骚扰等。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而走上道路的，在中占了相当的比例。经历从受害人到犯罪人的转变过程，是的一个典型特征。据安徽省某市妇联的调查，在37名女流氓犯中，第一次处在强迫、胁迫、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有14人，被骗奸的一人，恋爱对象提出性要求后坚持不住发生的有6人，这三项合计21人，占总数地56.8%。另据调查，某监狱在押的50名青年女犯中，他人以恋爱为名，利用职权或从属关系，采取欺骗引诱或其他手段使女青年受骗上当失去后，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占62%。[9]

4．是特殊的，极易遭受不法侵害的高危群体。

职业能够轻易致富，许多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大都是单独活动，由于的需要容易进入高危时间和空间，也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犯罪圈套中；所从事的是一种不光彩的、非法的职业，她们都是隐蔽、“地下活动”，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常常是忍气吞声，鲜有寻求司法救济的，这使得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常常被迫向黑恶势力寻求保护，为此经常受到社会黑势力的敲诈、迫害；报刊上时有“”女子被抢劫、杀害的报道。汕头市普宁县梅塘镇田丰村青年官某（男，28岁）到该县流沙镇做临时基建工，白天上工，夜晚则四处游荡，见到一些外省暗娼在阴暗角落拉客，膨胀，又无钱，于是采取嫖后抢钱、杀人的手段。官某从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14日，共15名，嫖后用手卡暗娼脖子抢钱7次，卡死4人。北京出租车司机华瑞茁因恋爱失败，竟疯狂选择女作为报复对象，他在1998年月到2001年6月间先后杀害14名女。另据披露：某一城市，三年内被恶势力杀掉“、卖春”女竟达九十名。[10]在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女的犯罪活动，女遭受犯罪侵害，已成为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①

5．活动本身严重损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频繁的、杂乱的，会损害的生理健康，由于政府把她们的行为定为行政处罚的打击重点，因此她们都在“地下”活动，没有健康检查制度、卫生防治措施，造成性病发病率成倍增长。群体中妇女疾病及性病感染率非常高。广州市抽查314名女，患性病的高达76.7%。[11]为了生意的成功，往往被迫满足各色嫖客的需要。许多嫖客在中的表现是掠夺式的，他们不管的承受能力，举止粗暴，常常造成性器官的损伤。有些嫖客是性变态者，他们对的机体伤害更加严重。对的心理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从良后，生理的伤害也许可以很快治愈，但心理上的损害则是长期的，难以愈合的。知道她们经历者的鄙夷和歧视，还会加深这种伤害。从良后，大多数前景暗淡。

对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及，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鲜有关注对群体的保护问题的，因为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部分疾恶如仇的正义人士的不满。但是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注重犯罪人权益保障的国家。国家不应仅仅是善良公民的保护者，也应该是犯罪人的保护人。对群体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默许，更不是肯定。这正如一些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给吸毒人员发放注射用针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肯定吸毒这种行为一样。

关注的被害性，加强对群体的保护，也是基于维护社会整体治安的考虑。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女”的犯罪现象，而且危害大，影响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也有损我国国际形象。

重视和倡导对的人道保护，尊重的人格，保护的合法权益，也是消灭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所必须的。者在时都有一个对的非人化过程，他们在实施行为时不是把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形象看待，而是把她们当作纯粹的泻欲工具，这也是者得以实施行为所必须的。一味强调对的打击，对泾渭分明的敌视，以及对人格、权益的蔑视，实际上也是一个对的非人格化过程，这正是行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人格与权益的漠视，也就是容忍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

目前，对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应予加强：

1．法律上坚持禁娼的立场。

彻底禁绝，是最好的保措施，虽然目前要做到这一点不现实，但法律上必须坚持禁娼的立场。有些学者提出合法化的建议，这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在理论上是一种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它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本身是受害者外，别无其他直接受害者。为什么国家还应该坚持禁娼的立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这种行为的干预和禁止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保护措施。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曾经指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干预是一种“社会保险对策”，因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一定会采取这种做法。[12]

2．严厉打击组织、强迫以及皮条客等居间盘剥的不法行为。

近年来组织、强迫妇女犯罪较为突出，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逼良为娼或者控制，稍有不从即残酷迫害。一些为寻求保护不得不依附于黑恶势力，受到黑恶势力的盘剥。有从良的念头也往往难以实现。皮条客居间对嫖客与进行撮合并收取一定费用，是的一种常见形式。的血汗钱相当一部分落入皮条客的腰包，对这种居间盘剥的行为，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之尚缺乏相应的对策，皮条客往往逍遥法外。即便是在合法化的国家，也大都禁止皮条客居间盘剥。目前，应该理性地，不带世俗偏见地从保护利益的角度考虑，加强对皮条客的打击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

3．贯彻司法上的非歧视原则。

一些不法分子选择为犯罪对象，并且屡屡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受害往往忍气吞声，不愿或不敢向司法机关报案。部分司法机关在处理针对的犯罪时，并不很尽力——好人受害都管不过来，何况是。除了一些重特大案件外，受害常常为司法机关所忽视。处于羁押场所的常常受到歧视性待遇，她们不仅仅可能受到司法人员的歧视，其他违法犯罪女性对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也是嗤之以鼻。被羁押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情况是应予纠正的。也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并不能因为其的身份而不给予与其他公民一样同等的司法保护。对这部分人权益的忽视，只会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的后果，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司法上贯彻对的非歧视原则，除了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外，有必要做出鼓励被害主动寻求司法机关救济的特殊规定。如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而报案的，司法机关不得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的受害经历，在决定处罚时应予酌情考虑。

自愿与被迫，与因为受害而堕落的，是有区别的。她们在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对她们进行处理时，很少考虑或并不考虑这些差异。从对的合法权益保护角度说，考虑这些差异有利于对的挽救，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受害特别关注的价值取向。

5．加强对群体性病的防治。

是性病的高危感染和传播群体，群体中感染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比例非常高。调查表明，暗娼中有50%以上为艾滋病带菌者，且绝大多数没有使用的习惯。[13]司法机关对的打击立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只能在“地下活动”，且往往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处所中活动，而经常出于“游击”状态之中，这使得对于性病的检疫和防治工作无法开展，除了少数被司法机关捕获的带有性病的能在司法部门得到救治之外，绝大多数患有性病和艾滋病带菌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加强对群体性病的防治工作，并非仅仅是基于对人道保护角度的考虑，也是保护整个社会公众健康的需要。既要保持对的打击态势，又要人道保护的生命健康，的确是一个难题。应该纠正一种偏见：如果对小姐进行管理就等于承认的合法性。在生命与道德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考虑免费向发放避孕工具的做法，如果这一点难以做到的话，至少也应该在“扫黄”行动中淡化避孕工具的证据作用，以让放心的使用避孕工具。司法机关对于发现的患有性病的都应依法强制治疗。

6．注重对的行为矫正，而非惩罚。

各国对的处罚有逐渐减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非犯罪化，把这种行为从刑法调控的范围内剔除出去；二是即使在现有刑法中保留罪名的，其刑罚幅度也越来越轻。因为也是受害者，各国禁娼实践也证明惩罚对于遏制犯罪来说几乎无济于事。为了挽救，让她们脱离皮肉生涯的苦海，各国大都以教养的方式对进行行为矫正，教会她们一技之长，以便她们能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谋生。我国针对的法律措施主要有罚款、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几种方式。应该说在立法上也注重对的行为矫治，但是实践中对教养的处罚色彩依然非常浓厚，这是教养后重犯率非常高的重要原因。据粗略统计，从妇教所解教出来的不低于20%重抄旧业。[14]国家对所发动的处置措施，应该以矫正的行为为中心，教会她们一技之长，防止她们再从事的营生。

7．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群体容易遭受犯罪侵害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真正有效避免犯罪侵害的只有被害人自身。许多对于嫖客缺乏必要的防备心理，她们怕得罪嫖客，影响“生意”，往往对嫖客曲意迎合，这一点容易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许多就是因此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之中。对艾滋病等性病的自我保护意识之弱令人惊讶。据中国医科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人员对广西、山东、海南等省区调查发现（资料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750名路边店服务员中有42-64%自报有“商业性”行为，其中只有1.6-7%的人表示每次使用。在海南某县路边店的221名服务员中，竟由34%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35%从来没听说过性病。这些女的性病感染率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15]前文也提到过50%的暗娼没有使用的习惯。教育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和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司法机关、传媒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机构对不应只是一味的责难和非议，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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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论文篇（6）

1、正当防卫成立的起因条件，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必须是对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3、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

4、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

5、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过当的本质是较轻的社会危害性。

防卫过当的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具有如下特征：

1、防卫过当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通常为生命权和健康权；

2、防卫过当的客观方面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

3、防卫过当是主体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

4、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是防卫人对过当结果持放任或者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态度。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界限

正当防卫是公民保护合法权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律武器，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确的运用，可以有效而及时的制止和预防犯罪。但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和手段也必须正确行使，才能达到排除和制止社会危害性的目的，如行使不当，就转化成了防卫过当，而会危害社会，形成犯罪。因此，人们在进行这种正当防卫的同时又存在着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风险，这就存在着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问题，而现实中，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定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定义

所谓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所实施的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了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所谓防卫过当是指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违反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因而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但使用权利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构成正当防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正当防卫成立的起因条件，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何谓不法侵害？由于刑法未作明确的规定，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应包括犯罪害和一般违法侵害两种，因为，防卫人在实行防卫以前无法确定不法侵害是犯罪害还是一般违法侵害，而且，一般害对社会也有危害性，如果不允许对一般违法侵害实行防卫，就有可能使一般违法侵害进一步发展成为犯罪害，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并不是对任何不法侵害行为都应当实施正当防卫，笔者认为，只有对那些带有一定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才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所谓带有紧迫性的侵害，是指迫在眉睫的或正在进行的带有暴力性、破坏性的，形成防卫紧迫感的侵害，这类侵害往往会给客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轻微的、不会给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一般违法行为，不应用正当防卫的方法来解决，而应用调解、劝阻、或其他方法来解决，比如说争吵、辱骂或推拉等，就要用说服教育、互谅互让或避开等方法解决。此外，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因其客观上也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以对其实行正当防卫，但应加以一定的限制，只有在无法判断侵害者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不能用其他方法避免侵害时，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必须是对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不法侵害必须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推测的侵害。如果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在不法侵害行为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凭主观想象或推测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而实行防卫，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正当防卫，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假想防卫。因假想防卫而造成的损害责任，适用行为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来解决，即行为人有过失的，按过失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没有过失，则按意外事件处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应排除行为人故意犯罪的可能性。第二，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也就是说，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开始实施，但又尚未结束。对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防卫，都不是正当防卫，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不适时的防卫，不适时的防卫分为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因不适时的防卫，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的行为来自侵害者，只有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人身或财产及其他权益造成一定损害，才能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如果在对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反击时，给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果由于防卫人错误地把第三人当成侵害人而对其实行防卫反击，应按处理假想防卫的原则处理；如果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按紧急避险处理；如果是故意对第三人实施侵害，则按故意犯罪论处。防卫人并不限于常见的对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损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损害不法侵害人的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方法，来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

4、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观上具有正当性，这是成立正当防卫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重要根据。只有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才能保证其行为对社会的有益性和排除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根据行为人防卫目的是否正当，以下几种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1）为了侵害对方，胡意以挑拨、寻衅等不正当手段激怒对方，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即防卫挑拨。因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意图，而是为蓄意侵害他人的故意，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应以有预谋的故意犯罪追究刑事责任。（2）、互相斗殴的行为。因双方都是为了侵害对方，没有侵害者和防卫者之分，双方的行为都是不法侵害行为，双方都无权实行正当防卫。如果其中一方已主动退让，停止斗殴，而另一方紧追不舍，继续行凶，这时主动退让的一方可实行正当防卫。（3）、对于为了保护非法利益而实施的防卫行为，由于不具备防卫目的的正当性，不属于正当防卫行为。比如：盗窃人、人的非法所得在被别人行抢或偷盗时，把行抢或偷盗人打伤或者打死等防卫行为，并非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不具有正当性，故不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只有防卫目的具有正当性的防卫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

5、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说明，正当防卫只能在某种限度内行使，如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呢？在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基本相当，从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来看，要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基本相适应，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如果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是基本相适应，而是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造成重大损害，就是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第二种是必要说。此说认为，防卫者所采取的行为和所造成的损害，只要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要的，不论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后果，都成立正当防卫。如果不是非此不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第三种是适当说。此说是前面两说的统一，吸收了前面两说的合理这处，避免了两说的不足。该说认为，防卫行为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而没有对其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所必需的手段和强度，就是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基本相适应说把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基本相适应作为衡量标准，是其合理的一面，但实践中，被保护的利益和性质与所损害的利益和性质，往往难以比较，“基本相适应”很不好把握。必要说以制止为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为标准，有利于鼓励公民实行正当防卫和积极性，如果片面强调，会任意扩大防卫限度，导致滥用防卫权。因此，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应以防卫行为是否能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为限度，同时考虑所保护的利益的性质和可能遭受的损害的程度与不法侵害者造成损害的性质和程度基本相适应。

此外，在实践中确定必要限度时，还应把握以下几点：1、以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公民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为出发点。2、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袭击，具有紧迫性，防卫人一时很难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等，所以，对正当防卫的限度不应过于苛求，只要没有造成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不能定为犯罪，这里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指的是防卫人为了保护较小的利益，对轻微的不会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采用激烈的防卫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的。3、要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不法侵害人的力量情况和防卫人的力量情况等因素，全面考虑，具体分析。

三、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一）、防卫过当的本质

防卫过当是指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违反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因而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从其定义来看，它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和正当防卫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防卫过当在客观上具有社会危害性，主观上存在罪过，因而是一种非法侵害行为，这也是防卫过当不同于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也是追究防卫过当人刑事责任的基础。要成立防卫过当，也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实行的防卫行为，只是防卫超过了明显的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使防卫的性质由正当变成了过当，因此，防卫过当的防卫目的也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防卫过当成立的前提条件。实际上，防卫过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仅仅是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人虽然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具有正当性，但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一特征也就成了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防卫过当既具有社会有益性，又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是主要的，是一种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它的本质是较轻的社会危害性。

（二）、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

防卫过当行为客观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行为人主观上又有罪过，其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防卫过当也由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构成，具有以下特征：

1、防卫过当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通常为生命权和健康权。防卫过当不是一种犯罪，没有自己独特的犯罪客体，防卫过当的客体既有一般犯罪客体的特征，又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在一般犯罪中，作为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而在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一定程度上不受法律保护。在防卫过当中，对不法侵害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的重大损害，防卫人要负刑事责任。所以，防卫过当的犯罪客体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具体内容应随防卫过当所构成的具体犯罪而定。

2、防卫过当的客观方面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也可以说防卫所采取的手段，明显超过了不法侵害使用的手段。比如，不法侵害人只是徒手攻击防卫人，而防卫人却选择了用刀或枪防卫。二是防卫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后果。防卫后果是否构成“重大损害”，是区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主要因素。如对轻微的不会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采用激烈的防卫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的。

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袭击，防卫者没有防备，精神极度紧张，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在这种刻不容缓的一瞬间，一般很难立即判明不法侵害的确实意图和危险程度，往往没有条件选择一种恰当的防卫方式、工具和强度来进行防卫，甚至也难以预料防卫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对正当防卫行为不宜规定苛刻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是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就应当认定是正当的合法的防卫行为。防卫过当是行为过当与结果过当的统一，仅有行为过当或仅有结果过当均不能构成防卫过当，应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来认定。

3、防卫过当的主体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他们在生理、智力、知识方面的发展还未达到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程度，因而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刑法意义上的一切行为的能力，一般不可能正确判断防卫过当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其主体。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依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所以，对于二人共同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都是由于过失而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严重损害的，他们的防卫过当行为不以共同犯罪论，应当依各个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给予处罚。所以防卫过当的主体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

4、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是防卫人对过当结果持放任、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态度。就是说，防卫人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对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一般情况下是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自信能够避免，也可能采取放任甚至希望态度，以致发生了不应有的危害结果。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刑法理论界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不能是故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但不能是直接故意，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第三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任何种类的过失与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有着密切的联系，防卫过当具备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只是其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说明防卫过当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与明知自己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是矛盾的，彼此对立的。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而其他三种罪过形式，都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具有正当性，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表现为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构成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防卫过当的定罪问题

防卫过当本身不是罪名，不能定为防卫过当罪，应当根据防卫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及犯罪事实的性质，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来确定罪名。如果防卫人主观上是过失，客观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则分别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如防卫人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任或死亡的，则分别定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2、防卫过当的量刑问题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也是因为，防卫过当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具有社会有益性，危害性较轻。有利于鼓励公民实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在确定哪种情况下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时，应综合考虑防卫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性质、防卫过当的程度和造成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原因等方面的因素，体现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总之，正确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有利于公民更好、更准确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尊严。应当大力提倡正当防卫行为，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当从鼓励和支持正当防卫出发，而不应对正当防卫的限度过于苛求。

参考文献资料：

合法权益论文篇（7）

Abstractofruralwomenistopromoteruraleconomicconstructionandsocialdevelopmentandanimportantforce,inordertomobilizetheirenthusiasm,protect,andtoplaywell,it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effectiveandequalenjoymentoftheirlandcontractrightsandinterestsofanyorganizationorindividualshallIllegaldeprivation.

Keywordsruralwomen;land;analysis;rights

我国是一个有9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城郊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本人申报的《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问题研究》国家课题和石河子大学课题中，对农村妇女侵权问题研究调查的资料分析，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需要加强保护。农村妇女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想把她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就必须切实保障她们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是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特别对于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广大农村妇女，土地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承包权利已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财产权益，也是多数刚刚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妇女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绝大多数地区在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时，能够较好地保障农村妇女获得平等的土地权益，但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保障妇女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比较突出。失去土地权益的农村妇女将趋于贫困，这些农村妇女成了农村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农业税的逐步取消，直接补贴的兑现，农民在对其所获得土地权益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减轻，从而引发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在新疆兵团这种情况较好一些，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讲，土地稀缺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土地是农村妇女生活收入依赖的源泉，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又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丧失土地权益，就会使农村妇女自身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妇女社会权利也很难保障。

一、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现象

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部分“农嫁农”出嫁后，其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强行收回了其土地承包权，而夫家居住地却迟迟没有分给她土地承包，导致一些妇女两头都没有承包到土地，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相关权益；二是少数离婚妇女，离婚、丧偶异地再婚妇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家强行占有，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其承包土地；三是因政策原因户口无法迁出的妇女（农嫁居、与军人结婚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权益被侵害，失去生活来源；四是有的丈夫到女家落户，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权益；五是农村妇女外出就读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户口迁出后，土地即被原村收回，导致毕业后无工作期间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权益。当前还有矛盾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由于城郊土地的增值、征用和村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许多妇女原来一直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和村民待遇被限制或剥夺，户口被强行迁出或“空挂”，不能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合法权益论文篇（8）

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农民工”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来才渐渐为人所耳熟能详的。它的出现，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格局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改革不断深入的巨大力量。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13亿人口中，农业人口就占了9.3亿。人口众多，但耕地资源却很少。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实际可耕地面积只有18.51亿亩，人均只有1.43亩，只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0％左右。而且耕地面积还在以每年数千万亩的速度减少，仅2002年耕地面积就减少了2529万亩，2003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3800多万亩。由于人多地少，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有2.7—3亿之多。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效率自然可想而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在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逐步放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然也就被解放了出来，开始离地离农，逐渐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农业收益的下降及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亦造成大量的农民争相弃农从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走低，加上各种税费过高，单纯靠种田赚不到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料表明，近年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十分缓慢，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622元，只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472元的1／3还不到。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连续7年低于5％，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从1985年的1.72：1扩大到2002年的3.1：1，如果考虑到城市群体中所受到的各种福利，实际差距还要大，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六倍，是世界上最高的！

种种原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不断涌向城市，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民工潮”，形成之快，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乃世界所罕见。据统计，1978年我国农村外出打工者还不足200万，到1988年已超过2500万。2003年，实际外出打工的农民达9900万，仅四川一地外出打工的农民就超过了1300万！而且，这种现象已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地，又是输入地。如地处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在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1500万打工者的同时，也有300多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各地，务工经商。

大量农民工的涌现，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贡献1万元至1.5万元计算，如果一个省有500万外来打工者，那么其为当地GDP所作的贡献每年就在500亿至750亿元之巨。至于农民工在方便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据有关部门对2002年全国9400万外出打工农民的调查，其一年的工资总额高达5500亿元，其中拿回农村的就有3200亿元。在农民纯收人中，工资性收入已从1995年占总收入的22.42％上升到2003年的35％，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专家预计，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不出10年，工资性收入将很可能取代家庭经营带来的纯收入，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纯收入来源。目前，四川、安徽、江西等一些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民外出打工总收入已相当或超过这些省全省财政收入。农民外出打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为家乡和广大农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工参保情况

虽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已被视作“工人阶级的新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都缺少专业技术，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民工就业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歧视性的政策，使得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充满了艰辛，常常是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拿的却是比城市居民少得多的工资。即便这样，还常常被拖欠。然而，就是这样一群面临的各种风险最多、最需要保险来保障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城市中游离保险最远的人。

据初略调查，农民工中投保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为数极少，不到10％。而且这些保险也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保险，真正自己掏钱购买商业保险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农民工压根从来就没有投过保。

造成这一风险与保险极不相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保险意识淡薄。由于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农村，许多农民工保险意识十分淡薄，根本不知道保险为何物。有的把保险当作是乱收费；有的封建思想严重，认为买保险不吉利，唯恐避之不及。即使是一些从事高危作业的农民工，也总是抱着“哪会这么巧就出事”的侥幸心理，对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知道如何运用保险来转移和分散风险。

二是经济承受能力低。许多农民工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城市打工，然而，进城之后才发现城市里并非遍地黄金。工作难找，工资低，而吃、住、行、子女上学还有这个证那个费等必需的开支却是一样也不能少的。一年下来，打工所得所剩无几。这使得他们对在城市里生活之不易有了更深的体会，对来之不易的打工所得倍加珍惜，不敢随便乱花一分钱，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来像城镇居民那样奢望这奢望那。由于没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因此，在生存需要尚不能得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了。

三是保险公司有意无意的忽略。9900万农民工，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殊群体，它相当于我国好几个省的人口总和。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增加。按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群，各保险公司争抢都还来不及。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各保险公司的表现却出奇一致，对此基本上都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各保险公司鲜有兴趣研究农民工的保险问题，在已经准出来的林林总总的险种中，也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险种。平时，也看不到各保险公司下大力气在农民工中宣传、推广、拓展保险的。农民工几乎成了被保险公司遗忘的角落。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在一些保险公司看来，在农民工中宣传、推广保险，投入成本很大，而农民工有购买意向和买得起保险的却很少，回报率太低，划不来，因此，对农民工保险退避三舍。

四是政策措施和执行不到位。从农民工投保的情况来看，社保是他们参保的主要对象。然而，实际情况也很不理想。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早已明确规定，凡劳动用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但在执行中，地方政府对此认识和重视程度不一。许多地方城镇居民的社保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哪还顾得上考虑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与用工单位在社保问题上相互妥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的用工单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愿意给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通过造假等手段，想方设法进行逃避。广大的农民工明知执行这项制度可受益，但不敢主张。对他们来说，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如果贸然在签订合同时，提出办保险，怕用工单位不要了。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敢和用工单位提保险的事。而且，从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中每个月再扣除几十元钱，这笔钱以后能不能拿回来，许多农民工心存疑虑。还有就是农民流动性大，这个单位给你缴了保险，换个单位或者没有工作了又不给缴了，这样时断时续，大家觉得也没多大把握。因此，造成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社保情况很不理想。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3.4％和2.7％，为数极少，几乎忽略不计。

保险业应关注农民工

前不久，国内第一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筹建。这标志着保险业支持“三农”迈出了坚实而又重要的一步。当前，保险业应继续再接再励，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关注，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是转变观念，加大宣传力度。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险开始逐渐走人寻常百姓家，发展势头良好。但农民工的保险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各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积极转变观念，努力实现城乡保险和各险种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要改变“农民工保险连鸡肋都不如”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座富矿，精心地去挖掘。不能因为农民工保险难做就临阵退缩；要多一些逆向思维，充分认识到空白即是潜力，积极地去开拓和占领这个市场。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工的保险意识。

合法权益论文篇（9）

《渔业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养殖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病虫害防治工作。”为了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提高养殖效益和水产品质量，规范养殖行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执法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强化执法效率，创造和维护良好的渔业养殖秩序，依法打击侵害养殖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努力增强养殖者的法律观念和维权能力，积极鼓励养殖者充分利用现有水域滩涂资源发展水产养殖业。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发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实现依法兴渔、科技兴渔、以渔富民的目标，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在当前新形势下，保护内陆水域养殖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养殖渔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增强养殖者的法制观念，依法规范养殖行为

为了促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减轻养殖者的负担，增加渔民的收入，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养殖者法律法规的培训和指导，开展送法入户活动，让养殖者懂法、守法和依法养殖，强化养殖者的渔业安全生产意识；让养殖者明白国家鼓励发展养殖业的方针、政策和对水产养殖水域滩涂实行养殖证制度的重要性。只有持证养殖，合法权益才受法律保护。养殖权是养殖者依据法律规定在一定水域滩涂从事水生动植物养殖的权利，为了保护水域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养殖者在取得租赁、承包、使用养殖水体的养殖权时，应当签定承包合同或养殖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必要时可聘请律师代为办理并进行公证，依法完善养殖措施，以有效规避养殖纠纷，减少麻烦，放手大胆地从事养殖生产。只有不断提高养殖者的法律意识，使其熟知国家发展养殖渔业的政策，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不会受到侵害。

二、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心，努力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

渔业养殖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水产业的发展，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坚持勤政清廉、亲民安民富民；做养殖者维权的使者，不辜负渔民的期望。对国家确定的重点养殖水域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宣传大力发展养殖渔业的重要性，提高人们自觉尊重他人养殖权的法律观念，对干扰养殖渔业生产秩序，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造成他人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养殖水体造成的污染事故，要及时采取行政措施、法律措施、经济措施，并按照《渔业污染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调查取证，核算损失，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为养殖者挽回损失。努力维护良好的养殖环境和渔业生产秩序，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积极为养殖渔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增强养殖者的技术水平，转变养殖效益的增长方式

合法权益论文篇（10）

一、版权正当性理论中蕴含着公共利益

从法理角度来看，版权保护的法哲学基础，即版权保护的正当性理论中融合着维护版权利益均衡的精神。以下，笔者将从版权的三种正当性理论中阐述版权中的公共利益。

（一）激励理论

论证版权正当性的激励理论以功利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认为，立法的目的是增加社会的总福利，立法者的责任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个体是谋求自己私利益的“经纪人”，尽管其行为动机是利己的，但每个个体的行为最终都会带来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1]

从激励理论来看，通过版权制度，个体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享有权利并受到法律保护，能够激励个体投入到更多的智力活动中去，从而增加社会智力产品的总量，也将使整个社会从人们的智力创作中获益。

因此，笔者认为，激励理论中，保护版权人权利被视为一种手段工具，目的是激励更多个体从事创造性活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进步，实现社会总体的公共利益。

（二）劳动理论

版权的劳动理论来源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洛克在《论财产》中阐述，“上帝创造人类，同时也赋予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土地和一切低等生物为一切人共有。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用自己的身体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因此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劳动享有所有权。”劳动使原始共有之物脱离共有状态，由此确立了劳动者对它们拥有财产权，政府有尊重和保障这种财产权的义务。劳动理论以此来论证版权保护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也包含了限制取得财产权条件和财产权范围的内容。洛克认为个体在通过劳动获得财产时，“至少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一切资源为所有人共有，任何人不能将其划为私用，不能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此外，洛克还告诫人们，财产权的范围不能超过其可以消费的范围，否则便造成权利的浪费，“违法了自然的共有法则……侵犯了邻人应享的部分”。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有形之物的财产权，后逐渐被引用到知识产权领域。版权作为一项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权利，同样可以用该理论来解释。

由此可见，洛克劳动财产权学说中对财产权限制的内容说明了版权中公共利益的合理性。

（三）社会规划理论

美国版权学者Neil　Netanel教授提出了系统的社会规范理论。他认为，版权法有助于培育民主的公民社会。实现这种作用主要依赖于版权法的两个功能：生产和结构。生产指版权激励人们就一系列广泛的政治、社会、审美等问题创造性地表达其想法，从而为民主文化和公民集会提供讨论的基础；结构指版权为那些创造性的交流活动提供支持，使其不必依赖于国家补助和各级文化机构。[2]

为实现版权的以上两个功能，Neil　Netanel教授主张改善版权法，缩短版权的期限，扩大能为他人创造性使用的公共领域的范围，减少作者对其作品的控制权，以维持版权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而实现利益平衡对信息的民主社会非常重要。

相对于其他版权正当性理论，社会规划理论中指向的公共利益追求更加明确。

二、实现公共利益是版权保护的最终目的

自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诞生以来，版权法就被赋予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1709年英国议会颁布《安娜法令》，该法令的前言明确表达了制定该法的目的：“为了……鼓励有知识的人创作和写出更有用的图书。”这在学界被普遍解释为，《安娜法令》将鼓励更多人创作和学习作为一个普遍的公共利益，而追求公共利益是该法的首要目的。

版权制度发展至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版权的保护都沿袭着公共利益的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八项规定了版权保护和专利保护的目的：“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期限内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与实用技艺的进步。”这一项条款规定的版权保护目的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享有对其创作的专有权；其二，鼓励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中，后者包含在公共利益之内。

版权的公共利益在我国的著作权立法中也有清晰体现。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条规定明确地阐明了我国版权立法的双重目的，既保护作者个人利益，又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三、合理使用制度体现着对公共利益的追求精神

“合理使用”概念存在于世界诸多国家的版权立法中，是版权限制的重要依据。合理使用允许人们无需征求版权所有者的同意，自由使用受版权保护的部分内容，旨在取得版权持有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兼顾原创者利益的同时又鼓励新的创造。

合理使用从出现起，就与保护公共利益相伴而生。1803年英国Cory诉Kearsley一案中第一次出现“合理使用”概念，该案涉及后来的创作者未经许可摘用他人作品是否违法问题。1841年美国法官Joseph　Story在Folsom诉Marsh一案中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系统表述，提出著名的合理使用三要素：（1）使用作品的性质和目的。即使用他人作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文化进步并有益于社会公众，其新作品必须付出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而不是简单地摘抄。（2）引用作品的数量和价值。大量引用原作或原作的精华部分，不能视为适当。（3）引用对原作往往是同一题材的创作。新作的出现有可能影响原作的销售市场，或减少其收益，甚至有可能取代原作。因此必须考虑使用的经济后果。以上三要素的第一个要素，即使用他人作品的目的，促进科学文化进步并有益于社会公众，正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中的具体内涵。

美国在其后的版权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判断“合理使用”的规则。19世纪，美国学者从其本国的版权法源中抽象出了七个原则，包括：有限保护原则；法定独占原则；市场原则；合理使用原则；进入权原则；个人使用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其中，公共利益原则是指版权之存在首先应该有利于公众，其次才是使创作者本人受益。不难理解，前六个原则都可看作是公共利益原则的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使该制度失去原有的作用，反而经过相应的调整后，制度价值更为彰显，发挥着有效地平衡公共利益与版权人利益的重要作用。

合理使用作为版权制度的一部分，在促进信息自由流通、推动科学文化繁荣、实现社会公众民主文化权利等公共利益的各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

（1）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促进思想、信息的自由流动

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为“思想/表达二分法”，即版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而并不保护思想本身，思想本身可以被他人自由使用。版权法以此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

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要求版权保护要适度，给予版权所有人过多的垄断权无疑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合理使用制度实质上是对版权保护的一种限制，也是对人们合理接近版权作品权利的确立。这种信息接近权在宪法上具有正当性，原因在于，合理接近版权作品关系到宪法确保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的公共利益。

（2）合理使用制度增进了知识和学习，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版权保护旨在通过保护创作者的专有权利，来达到促进科学和文化事业有序繁荣发展的最终目的。可以说，版权制度作为科学文化领域内的一项重要制度，担负着维护和促进科学文化进步及科学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使命。而合理使用制度，有助于公众对版权作品享有接近权利，从而促进非营利性质的活动特别是教育、研究、学术活动的开展，激发出更多领域中的智力创造。基于对公众接近版权作品权利的保障，合理使用制度突出、直接地体现了其对增进知识、促进学习的这一公共利益的保障的制度追求。

（3）合理使用制度有助于实现社会公众基本的民主、文化权利

过度的版权保护会导致版权人对其作品权利的垄断，导致公众在信息和资源分配过程中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因而，对版权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合理使用就是在这种必要下产生的。

版权法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版权人的利益进行限制，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为目标。作为一项文化领域的法律制度，版权法涉及社会公众在科学文化生活中多项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信息获取自由、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自我学习的自由、自我发展的自由，等等。合理使用制度通过促进信息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来促进公众更广泛参与民主文化建设，通过支持公共教育、自由的自我创造、活跃的文化争鸣与交流来繁荣我们的民主文化制度，实现社会公众基本的民主和文化权利。

四、结语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有不断扩张之趋势。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版权，我们发现，版权制度的设计、版权保护正当性理论以及现代版权限制理论包括合理使用概念当中无不闪烁着对公共利益的内在追求。为限制版权人权利扩张，现代版权立法和版权制度的落实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完善版权法和版权制度则必须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目标，以更好地保障社会公众对版权作品的接近和利用，促进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

注释：

【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美】威廉﹒费歇尔：《知识产权的理论》，黄海峰译，载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