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

一、经济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组织(决策)的学科，即经济活动系统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形式、相互关联，以及布局决策和依据等问题(刘艳芳等，2006)。①将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和市场的社会结构》。首先，该文运用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农村聚落的静态分布，发现现实中的基层市场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边形”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构建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中心地等级序列。其次，该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基层集镇数量的动态影响。施坚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基层市场区域面积(及覆盖的村庄数量)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因新的基层市场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环”理论。同时，现代交通方式(铁路、公路)的引入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所经之处的集镇会上升为高等级中心地，辐射面积扩大，并导致周边基层集镇逐渐消亡。学界对施坚雅理论的批评与质疑，多以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论模型的反例为依据，如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对该理论的误解外，这些声音更多反映出的是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偏重历史事实的描述，注重细节与个例，较少关注一般规律的抽象与理论构建，经济地理学恰好补充了这一点。依笔者愚见，施坚雅的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基层市场区域的具体形状(是否为六边形)或覆盖村庄的精确个数(6、18或更多)，而在于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了市场边界的两项决定因素，即人口压力与运输费用，以及现代交通方式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对传统市场区域的整合与重塑。换言之，该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的数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加以检验，而不是简单的举例。根据统计学，如果一个或多个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另外一些变量“显著相关”，前者与后者间便可能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仍需通过逻辑推理与经验常识加以验证。回到施坚雅的理论，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人口密度”与“运输费用”会显著影响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这无疑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为部分经验常识证明。但是，该理论仍然可能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普遍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其它误差，即统计学所谓“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干扰，导致具体影响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就是出现大量的“反例”，以及“举例”的方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否定该理论的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施坚雅的理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根据华北的情况总结出新的影响因素。但应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可靠数据与统计学分析进行证实或证伪，举例的方式再多，也无助于加强或否定理论。

二、历史学(制度史)视角下的邮政史研究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2）

党史文化的定义从社会角度可以分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党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党史文化，仅只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党史文化是新形势下党的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多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党史文化建设也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遇到的问题，探索应对的策略、方法，对于适应时代潮流，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重塑高尚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最快的时期。经济和信息的日益全球化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得多元思想文化更为便利地在社会传播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想迷茫、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意志涣散、腐化堕落等等。而最具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功能的文化产品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将党的历史题材娱乐化、通俗化，有的甚至恶意撰改，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亵渎革命。而更是有一部分人，将荧幕搬进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党的历史传统不知不解，也更缺乏切身的感受与认同，比较容易被错误思潮侵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多党执政、无政府主义言论赞赏有加，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对破坏祖国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行道听途之，甚至公开支持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如何让这部分人走出虚无与浮躁，如何筑牢全社会高尚的精神家园？中共党史正是一部最切合中国国情的育人教科书。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就是最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教材。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用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感召和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追求美好、抑恶扬善、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把握政治方向

随着干部选拔任用的年轻化力度加大，一批60后、70后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史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学习，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史缺乏系统了解，有的对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缺乏严格锻炼，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志在1999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上强调：“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明加强党史学习、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可以让党员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夯实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地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二、 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党史文化弘扬的主旋律受到文化思潮多元并存的干扰

互联网无国界、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隐匿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实时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信息难以逾越的地缘壁垒和政治壁垒，各种政治势力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吸引公众眼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外攻战略，全方位地输出西式民主及价值观、企图实行思想政治渗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不少人会从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思想由新奇到欣赏，逐渐走向趋同，从而导致政治观念模糊、民族观念异化、爱国情感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

（二）党史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受到网络技术开放性的考验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传播路径单向，国家很容易引导和监控舆论的导向，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直接、自由地获得各种思潮和各类学说，可以自己制作并、自行转载传播信息和言论。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也就是说，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宣传部门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控制和筛选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中的党史题材叙述，不仅仅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主流声音，而且有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立场、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其他表达。网络传播渠道的多路径，为这些表达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导致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意见领袖。

（三）党史文化的育人效果受到网络参与无序化的消解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党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的强大武器；而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视角却对党史文化一元化特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中，公众可以采用虚拟的身份进行政治和文化参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宣扬反动思想。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对舆论的领导、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信念，不少网民原有的政治认知发生混乱。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上面说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正确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党史文化建设所承载的教育、感化、解惑、引导、凝聚广大党员，进而求得党内和谐的功能和效果被削弱和消解。

三、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党史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史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党史文化由明确的政治目的、鲜明的政治导向、系统的政治理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等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只有做到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党史研究才能在学科体系中找到制高点、才能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新定位，党史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政治使命，牢固树立开发党史文化就是开发党的政治优势、弘扬党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党史文化就是保护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史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念，真正把党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摆到重要位置。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遵循历史的发展和传播的规律

1、党史的革命性，决定了强化党和政府发展文化是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化的首要显著特征――革命性。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以及非政府文化单位、文化组织还在培育阶段，总体来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必须强化对文化的发展，增加投入精力，发展文化高度，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予以推进[1]。同时，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宏观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所以，组织引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整合丰富的党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产品，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2、党史的群众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党的群众性，也决定了党史文化的群众性。这就要求我们恪守人民群众在党史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充分尊重他们创造者和享受者的身份，更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同时，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我们的充分引导，使他们可以吧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充分应用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多样化性、个性化的文化想象力，挖掘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消费力等闪光点，展现他们真正的价值财富[2]。

3、党史的发展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党史文化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吸取各个时代的精神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党史文化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党史文化应用于当前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的现代价值。事实证明，党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且要获取新的时代精神，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3]。一方面，继承与弘扬优良传统与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和融汇了时代元素，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品质：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当前，面对网络时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自觉地凝聚和培育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等更多新的文化品质。

（三）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党史文化丰富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革命精神。然而，却总有人把党史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专题文化、节庆文化、应景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指出，精神层面的党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建党9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三件大事”，通过改革、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物质成就；其二，党史遗址、相关档案文献和党史人员遗物等历史活动中党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其三，传递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以及党史著作、资料汇编、人物传记、党史通俗读物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物质形式的党史文化[4]。只有准确、全面把握党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四）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用好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

1、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党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作为先进的传播技术，仍将经历一个很长的高速发展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日渐扩张。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党史文化的前沿阵地，

充分发挥互联网“高速路”、“直通车”和“加油站”的功能，利用其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沟通交互化、资源可共享的优势，推进党史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2、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传播主流声音。

网络不仅不能成为党史文化传播的盲区，而且必须占领、利用好，开辟成为党史文化宣传传播的前沿阵地，增强党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建网站，出版电子刊物，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党史文化的“发声平台”，放大正面主流声音，为广大干部群众获取党史知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用正确的、正面的舆论及时覆盖歪曲历史事实、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努力营造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党史网络文化氛围。

3、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党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党史文化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严肃的、崇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抽象的原则、教条式的说教、呆板的面孔、公式化的号召。党史文化要外化为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先进的传播方式，要善于链接新兴文化产业，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创新开展以电子媒介为基础平台的新文化产业道路[5]。

四、结语

我国的文化领域，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主旋律引领多样化要求。网络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完善我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它顺应了信息化时展的需要，使党史文化建设得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添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岳彬， 廉武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J]：理论探索2012，（1） ：第22页.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3）

历史文献学对档案学的影响：由于社会的信息化，促使档案学由原来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并逐渐发展成为信息管理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历史文献学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档案思想对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研究时间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大家无一不是档案学者。例如《资治通鉴》的编订时，直接将档案史料编纂纳入编史的程序当中。《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并且在历史书写中开辟了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新道路。这一解释历史的方法，也成为了后世撰写历史和注解历史文献，编纂档案史料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在工作中形成了一些系统的档案整理思想。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档案学的影响：档案编研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应到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过程涉及到的标点、校勘、变伪、注释、版本等工作环节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也形成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对于档案学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档案文献的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不同版本、内容有差别的文献档案，校勘学在发展阶段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学说。档案只有经过编纂成书才能流传于世，发挥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著作中深入探求不同时代档案文献编纂兴衰及其原因。

历史文献学研究时间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档案史料是历史活动的真实性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档案所具有的凭证性和参考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需要在充分占有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编纂工作。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直接约束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4）

（2）传播学“歪打正着”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都属于边缘学科的范畴，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有时“不谋而合”，有时大同小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或功能与校史研究对象或功能重叠或交叉时，传播学在实现“协调社会”、“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宣传等功能时“歪打正着”也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这种现象尤以传播学以历史或文化题材为研究对象时为甚。口述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人际传播的范围，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从校史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活历史”，是校史研究工作者借助口头、录音等传播手段，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3）传播学独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校史研究大有裨益。传播学既源于众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又明显区别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中“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的全景式论述和“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重要概念对于指引校史研究工作者正确看待历史环境和历史舆论对当今校史研究的作用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选择校史研究题材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另外，校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充分借鉴传播学5w传播模式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方法等论证自己的观点，促使校史研究横向和纵向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

2.校史研究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1）校史研究丰富了传播学的素材。校史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源，同时借助档案刊物、校史馆以及网络等传播渠道宣传校史文化，潜移默化之中纯净人的灵魂，陶冶高尚的情操。校史专题展、校史名人展、校史图片展等校史课题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都是极佳的传播素材，通过对它们的报道，可以扩大传播学的影响力，推进传播学的发展进步。201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事件，就是校史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5）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 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4）21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深化，须依赖一套与之相应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状况，既与这一学科的自身情况相关，也与这一学科与其相关学科的交流互动水平相关，同时又与相应历史时代人类科学思维 的总体水平相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当代人类科学整合性特征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不仅需要一整套系统的能够满足各不同层次研究需要的方法论体系，而且需要采用能够反映当代人类科学思维最高水准的科学手段，与此同时，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实现科学方法的创新。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任务。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4，15]。

（5）比较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是一种世界性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图书馆的发展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联系，受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制约，一方面与特定地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相联系，受本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探讨人类图书馆事业的总规律还是对探讨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域图书馆发展的特殊规律都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社会现代化程度上还是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比较图书馆学研究对引进、理解、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有效开展前瞻性研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以适应国家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6）对世界和中国图书馆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注

信息时代的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世界图书馆界面临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图书馆学有必要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2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

为了科学地组织研究力量，在进行学科理论整体建设的同时，及时回应现实的理论需要，有必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宏观方面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整体推进，微观方面致力于对具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重点突破。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为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把握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支持。而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突破，则不断推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持续走向深入。微观研究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基础为依据，宏观研究以微观研究的突破为动力。没有以整体性学科建设为目标的宏观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科学依据和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指导，一切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势必陷于就事论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出能够经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而以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决非对现有基础理论成果的简单照搬和机械套用，更非对其在实践层面的僵硬图解，而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对现有理论成果加以检验。在继承其学术成就的同时，对其学术局限加以诘难和挑战，以此推动基础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其最终的研究成果绝非仅限于微观层次应用性的实践层面，同时应导致宏观层次基础性理论层面的学科建设的整体突破。若达不到这种整体突破的学术效果，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入手，最终实现宏微观研究的统一，实现具体现实问题研究和学科整体建设两方面的全面性整体性突破。就是说，没有对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层次研究的突破，便无以实现以学科整体建设为目标的宏观层次研究的实质性进展。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化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具体与整体这两个层次研究的互动中不断加以实现。

总而言之，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从宏微观两方面同时进行。宏观研究重在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整体框架的构建。这一整体性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对历史基础的总结和对历史起点与历史高度的确定；以时代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深化为依据对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视角加以调整；为适应历史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不断对研究内容加以丰富与更新；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的学科优势，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方法论保障的同时，丰富人类科学体系的科学方法体系，在促进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提高的同时，推进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微观研究则在宏观研究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对当代图书馆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展纵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通过此类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带动和推进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不断走向深化。即宏观重在整合，微观重在突破。在整合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在突破的基点上不断实现新的整合，通过这一宏微观互动的发展模式，完成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任务[16]。

【参考文献】

1，10，13　杨文祥.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2，8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4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5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　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　[日]石冢正成著；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译.图书馆通论.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学会，1984

9，11　杨文祥.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21世纪图书馆：发展与变革.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2　吴慰慈，杨文祥.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图书馆，2001（1）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6）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1]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王晓朝.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及外来文化的本土化[J].江海学刊，1999（2）.

[3]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1）.

[4]Edward Tylor.《原始文化》.

[5]吕坤良.大众传媒伏众文化咬化危机一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7]肖峰.信息、文化与文化信息主义[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0（02）.

[8]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9]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02）.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7）

高教公关，就是公共关系学的高等教育，自然也无法割裂这种历史传承性。从教育内容来讲，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考量中挖掘精华：如可以从历史案例中寻找教学素材，教会学生以现代眼光审视过去，但又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而不苛求古人；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如言语技巧，辩论方法和思想内容等；从学科建设来讲，注重学科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打造逐渐成熟的学科体系。须知，任何学科或者思想的发展，都不是简单的从冥想和短时期内发展起来，需要丰富的历史营养；从教育方式上来讲，学习古人读书治学的方法，尤其是其对于公民的教化手段。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是高教公关的文化根基，只有在此根基之上，高教公关的发展才是真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例如，不管是否愿意，高教公关都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制约，而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教育方式上都不得不考虑价值选择的问题。任何试图割裂文化传承性的学科，要么就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要么就只能是对学科形而上学的歪曲。这给我们广大高教公关从业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科研中，都要具有历史意识，要学会从历史中梳理脉络，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顺应历史发展本身，就是顺应了学科的发展规律；同时，致力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二、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看高教公关的宽容性

作为高教公关文化之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高教公关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呢？当今时代，信息的流通与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功用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已经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刚愎自用，故步自封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面对各种信息的冲击，高教公关必须要具有宽容性，要学会求同存异。

1.高教公关必须吸收包括公共关系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运筹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精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多学科，多方向，多维度既相区别又相互统一的良性发展；同时，要求我们的工作者要能够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掌握多渠道信息，具有强大的处理信息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在高校里，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使得我们进行学科交叉和融合方面有良好的优势，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实现高教公关又快又好的发展。

2.高教公关不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还要涉足西方先进文化。鸦片战争敲醒了大清朝泱泱大国的迷梦，让人民意识到了闭关锁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样的，如果我国的高教公关不能够从西方文化中吸收营养，就永远也不会在研究和教学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并驾齐驱。通过统一话语体系，对西方科研方法的借鉴等多种方式，高教公关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立足现实国情，展望世界，与先进水平靠近。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通过对外学术交流，翻译国外高水平著作，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方式进行，前提是，无论是学校还是相关的政府科研机构，都要对高教公关的对外学术交流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必要的支持。

3.高教公关要建立起"学会批判，能够批判"的知识接收体系。不能因为高教公关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认为吸收的信息越多越好，涉猎的学科越多越好，采用的方法越多越好，而是要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同时结合现实国情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学以致用和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作为圭臬。

三、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看高教公关的发生逻辑

中国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统一性，即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形式，如老子的“天道与人道”之辩、“无为而无不为”属于抽象的层次，而通过建立亚里士多德似的城邦来实现人道顺应天道的发展则属于具体的层次。毫无疑问，就高教公关而言，在理论的构建方面，要以抽象的层次作为基础，实现学科发展一般，同时，在可操作性的层面，具体化的理论也不可或缺，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8）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9）

一、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路径。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在100年前，我党的革命先驱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选择道路、走对道路、坚持道路是拯救国家、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根本路径。

在南湖的小小红船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初现轮廓，无数饱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工农阶级纷纷秉持跟党走、开创新中国的信念加入共产党，前赴后继为党的事业奋斗，只因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痛苦历史后，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头走的道路虽然崎岖、艰险，但一定是正确的、是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也给了最好的证明，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真正实现了国家脱胎换骨，是中国走向辉煌的最正确道路。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观了“*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照片、视频、实物等丰富的物料展出，每个扶贫干部流下的汗水、每个增收群众展现的笑颜、每个脱贫县乡的新貌，都在向社会、向每一个关注中国发展的主体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对正确的有力证明，是我党*、到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圆满答卷。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国家的胜利，是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发展道路的胜利！

当前我们处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趋势、是发展的必须。我们应始终坚信：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展一切工作、做成一切工作的未来方向及最终目标！

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35年，我们就一定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就一定能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二、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理论自信是国家飞速发展的思想支撑。

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有性、先进性、前瞻性、指引性已在我党百年历程中展现无遗。

在今天参观的*党史陈列馆里，就充分体现了在先进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各类成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通过“开辟新天地”“描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三个专题，展示了新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湖湘儿女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战斗纲领，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参观，我也更深刻的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体系经受住了战争、建国、发展、开放等多个实践考验，成为我党、我国发展的坚强思想支撑。如今我们谈增强理论自信，也正是基于百年的成功实践对理论价值的认定和信息，源自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科学结论。

在此前提下，还要更进一步的自觉坚持、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体系的最新成果，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就是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wz头脑、指导实践，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旗帜鲜明地捍卫真理、批驳谬误，以新的理论优势巩固理论自信。

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制度自信是人民共克时艰的强硬底气。

去年初，我们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zf部门参与其中，我厅作为省联防联控机制的医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全面动员、多方协调，实现了我省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从零到有再到满足全面需求，以及*检验试剂盒、无创呼吸机等重要医疗器械供应全国甚至全球，我省也成为大基数确诊病例快速清零的省份之一，这些都离不开省委、省zf的指挥得当，离不开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离不开企业单位的主动担当，离不开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

而串联起zf、企业、群众同心同力的，是严密的组织机构、准确的责任分工、默契的集体协作，是对党的领导的绝对服从、对国家制度的绝对信任，最终才能共同赢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目前，联防联控机制还在运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我省自去年3月确诊清零后，没有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相对于国际疫情形势愈演愈烈，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疫情中国家制度的高效运转，我们的制度自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提升，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是国际对中国制度的认可。目前我们虽面临着经济恢复增长的巨大压力，但是，通过贯彻关于“三高四新”的要求，通过落实zf工作报告的具体工作任务，提振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发展，不日可达，这就是对国家制度自信的坚持。

四、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路径。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0）

历史教育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既需要教学活动生动地呈现技术形态，又要教学内容深入地融合信息素养。一方面，各级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在基础实施、数字化资源、教法创新等方面为学科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历史教学基本上接纳了教育信息化意识，并带着持续深入的教学反思，努力地培育学生的数字化能力。有鉴于此，本文从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融合经验人手，深入探讨历史教学培育学生信息化素养的案例以及相关理论下的教学模型。

一、历史教学中信息化素养的诠释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把信息素养定义为：“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信息素养是可以通过教育所培育，在网络信息中，获得信息、利用信息、开发信息的修养和能力”。本文所论的信息化素养是指学生在互联网信息环境下，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获取教育教学信息的能力。信息化素B也是国际社会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之一。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信息素养的“遴选与界定”：交互作用地运用社会、文化、技术资源的能力，包括运用语言、符号与文本互动的能力；运用科技互动的能力。澳大利亚教育界提出：“使用技术手段的能力，会科学的体验，拥有动作的、图像的、语言的表达能力”。欧盟组织要求学生有：“基本的科技能力，能互动地使用学习工具，学会如何学习，掌握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纲要明确提出：“学生能自觉、有效地获取、评估、鉴别、使用信息；具有数字化生存能力，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具有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等。”智能化教学环境中，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点，针对中学生心理特质以及历史学科的特点，历史教学中信息化素养应该包括时序视觉、数字理解、媒体思维和技术观念等四个方面。

时序视觉是学生通过观看，同时整合其他感觉经验，发展出的有效发现、创造图像的能力。其中的视觉素养所指向的学生思维能力更为具体地关注于图像信息的理解与应用。信息技术环境下历史教学的时序视觉，是指学生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判断出历史时序的语言，获取、加工和处理时代信息，正确阅读、分析、绘制时间图轴，形成历史演变的时序判断。时序视觉强调对时代背景的敏锐观察，以及对时间判断的直觉和速度。如讲授《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时，大量经济数据的不同排序，得出的历史因果联系迥然相异。教学中可以采用数字化处理方法，通过对经济数据的时序整理和分类，分析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段的潜在要素。再根据大量经济数据的时序信息化处理，尝试探究各种逻辑的历史假设，进而得出新颖的历史结论。采用信息智能技术处理史料的时序关系，不但可以做的更快更好，而且用生动的形式来展现处理结果，进行时序的概括、分析，让看似枯燥的资料变成足以解释问题的视觉动画，不同类的历史图表或图示是学习的重要工具，也具有获取和表达信息、赋予情感教育的功能。信息智能教学环境中历史时序视觉的启动，一般需要通过联想、启发、回忆起相关的细节，借助信息技术对史料的可视化处理，然后启动整个信息提取活动，提取往往会表现多方面的关联性，如顺序的关联、因果的关联、材料及上下文特点的关联、位置及情绪的关联、环境的关联，等等。

数字理解是阅读和理解文本、声音、图像等信息媒体，通过数字化处理方式再生史料和图像，以及利用从智能环境中获得历史新知识的核心能力。数字理解包含三个层面：在认知上，学生要认识网络计算机等智能技术的本质及特性，设备之间的互连是以数据交换、资源共享、信息传输和提高效率为根本目的；在技能上，学生要具备使用网络搜寻、处理及传播信息（史料）的能力，能从智能环境中获取史料的意义，推论这些讯息的前后关系；在情意上，学生要具备网络伦理的观念，以正确且安全地使用计算机网络分析历史问题，会利用智能化学习工具对照史料的讯息，推测出历史情境的要领、情绪和气氛，评估历史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数字理解要求学生拥有历史学科的空间想象力，因为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特点，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水平就存在差异，社会发展模式既有区别，又存在区域之间的某种联系。学生能用智能化技术手段来阐述历史事物在不同区域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揭示历史事物的空间演化规律，这也体现数字理解的核心要求。如，教授《经济全球化趋势》时，师生搭建自主学习的脚手架，体现在时空和媒体两个维度，时空上是指“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课前、课中、课后的贯通，课内和课外的连接；媒体上是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抽象经验与可视的经验、可做的经验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抽象文字与“做中学”的体验相融合。历史教学中数字理解要借助信息智能化技术手段，依靠历史学基本原理，运用历史学科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思维方法，去评判历史的事实和证据。

媒体思维是由听觉、视觉以及数字素养相互重叠共同构成的一整套能力与技巧，包括对视觉、听觉力量的理解能力，对数字媒体的控制与转换能力，对数字内容的普遍性传播能力，以及对数字内容进行再加工的能力。历史教学中媒体思维主要有四个衡量指标，一是为有效地确定新的信息需求环境，所具备的传递信息（史料）和传授媒体素养技巧的能力。二是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选择、分析史料信息，并推断出历史结论的能力。三是从众多史料信息当中，提取某一论点依据的能力，并且能够创造性地表达和利用论据的能力。四是在各类智能信息环境中，利用灵活多样的策略，确定迥异的史料信息需求的能力。一般来说，媒体思维属于高级认知的心理活动，具有分析、评价和创造等综合性思维。媒体思维对学生的高级认知有着积极的帮助。如，信息智能技术营造的教学环境，可以为师生或生生协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智能技术的交互性特质有利于高级认知的实现，也有利于媒体思维的沉淀，让学生的浅层思维逐步深化，使深刻性思维具有基本的环境保障。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媒体思维轨迹及表现，要能快速反馈给教师和学生个体，教师可以及时地提供反馈并进行形成性评价，进而诊断学情，优化教学过程，让学生凭借媒体智能化环境和手段，激发自己的历史好奇心和想象力，积极寻求有效的历史问题解决途径，逐步形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出问题、表达与交流、合作与交往、多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技术观念是指学生善于理解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联系，具有学习掌握信息技术的浓厚兴趣和意愿，能将历史学习的“无形创意“转化为学习的“有形成果”，能对同伴的历史学习成果进行信息化的改进与优化。可以说，技术观念不仅蕴含于人类的自然学科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人文学科教育之中。历史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先进智能技术的操作，也可以培育学生树立热爱科技、关注全球的价值观，并依据正确的人生观和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评价社会技术工作者的行为及生活态度。历史教学不仅要把信息智能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更要利用信息技术来营造一种信息化的教学环境，支持学生现代科技观念的养成。如，历史教材对“甲骨文字”的叙述非常有限，利用智能软件和互联网，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与甲骨文字相关的图片、影像纪录和文字，还包括一些展示动画。这些资料可以丰富师生对甲骨文字发现过程及其价值的认识，使历史变得生动起来。同时，学生在甲骨文学习的过程中，也操作、使用了智能软件等新技术，从学科价值层面上领会到信息技术的强大力量。这样的历史教学活动，让学生得到了技术应用和观念更新两个层面的提升，由此而来的科学技术创新欲望，会潜移默化到学生以后的工作和终身学习之中。

历史教学融合信息智能技术，不仅积累了学生信息化素养，也促使了历史教学方式更多变革，其深远的教改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达成智慧型的教学目标。历史教学融合信息技术，可以突破教学的时空限制，延伸了课堂活动的范围。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显现课堂中无法观察到的历史现象及其变化过程，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学习材料，提供仿真的探究情境。此外，以历史具体问题为主线呈现学习内容，可以加强历史课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互联网等技术可以将学生带入现实的研究现场，方便学生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历史问题，获得真实的学习体验，进而生成实践性的历史智慧。例如，曹操大墓考古、曹氏家族基因DNA鉴定工程，信息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了学生跨越时空去感受昔日叱咤风云的民族迁徙和生活场景。信息技术融合历史教学而来的信息意识，是一种有效的历史教学方法。它试图再现历史进程进而引导学生学会探究，促进学生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存智慧。

其二，打造互动型的师生关系。历史教学融合信息技术，突破了课堂狭小的地域限制，方便了全班所有小组、所有成员之间的交流。历史学习各小组成员可以不固定，全班所有学生都有相互合作的机会。在信息技术调配之下，师生、生生之间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个别交流，或一对多、多对多的集体讨论。采用多媒体、超媒体等手段，每个学生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收集不同的资料，并与组内的其他成员协商、解决问题。例如，设有历史栏目的一些网站，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地方史志、民族史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物考古等，它们不但提供了大量史料，同时也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教师可以使用历史网站资源创设开放性问题、设置生动化情境，引导学生去探索与发现。又如，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将珍贵的文物做成三维动画，历史遗迹则可以制作成记录片，提供给学生根据需要随时点播，教师则监控全班所有小组的学习情况，若小组内有分歧意见，教师可以适时进行辅导或帮助。这种互动型的师生关系，只有在信息技术完备、师生信息意识充分等条件下，其功效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三，实施注重能力的教学评价。历史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能改善教学评价工具，提供了一些情境化的活动。在信息技术手段的帮助下，学生所承担的任务比传统的纸笔测试更具有实践性与现实性，也容易测试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例如，通过学生在历史学科活动中的表现，去判断学生学习质量和水平，既包括对学生历史认知水平的评价，还包括对学生在学习中情意态度的评价。运用智能技术，可以轻易改变旧有现状，使历史学习的评价方式更加多样化，可以进行动态网页（ASP或JSP）的考试，及时地把学业成绩反馈给学生。

信息技术所承载的教学应用以及培育学生的信息化素养，不断促使历史教学出现融合化、协同化、泛在化和个性化。信息智能环境重构了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学生的信息化素养得以沉淀。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将大力变革，产生适应学生个体需求、满足差异性发展要求的新表征。

二、信息技术融合历史教学的基本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