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能够在文化这个关键因素上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就能够站在时展的最前沿，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历程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思想的精华。所以无论是从文化的先进性革命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文化的基本意义着手，其思想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存在显著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建设

我党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统一起来辩证分析，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和界定。他曾提出：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又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和政治，是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毛泽东对文化这一本质的剖析，告诉我们经济影响和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同时政治也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新文化是为新经济和新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做好辅助工作，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是不够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和巩固的坚实后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者应该辩证同步发展，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论断，并且根据这一结论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也引发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期的翻天巨变。国民的封闭观念逐步受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国家也朝着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稳步发展；原有的旧的经济体制被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新型经济体制取代；现代民主政治获得有效发展，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这种巨大的观念变化导致了巨大的综合国力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步伐，不协调的现象由此显现，所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借鉴前人经验，紧紧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发展而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新文化能够有效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2 毛泽东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总称。经济是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终极反映，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推进过程。文化不仅反映某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现状，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其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则能够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并且这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日趋凸显。毛泽东同志曾在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语言：伴随我国现代经济建设黄金时期的到来，我国将会带来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中国以往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即将远去，转而将会以一个具有高度先进文化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已经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事业放到了一个高度的位置，并且将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3 毛泽东新中国时期的文化方针

毛泽东的文化方针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其一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二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党文化与科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百事待兴，旧的文化封闭和限制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国家需要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其提出该方针的目的可想而知，是要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繁荣艺术制定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接下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又提出了我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方针，毛泽东同志这一方针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得到了坚持和贯彻，它符合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劳动特点，同时又具有科学、民主的双重性质，代表了精神文明生产的基本规律。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告诉了我们：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沟通、渗透、碰撞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推进，这种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重要。

在中外古今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则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种方式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灿烂的中华文敏。认真梳理这些古代文化历程，提出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科学精华，是发展新文化的必须手段。这代表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和态度。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是这样看待的：外来文化有其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作为补充，这种工作以前做的很不够，在以后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对待，而应该科学的取舍。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做到：不断进行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态度。如果说要建设中国文化事业，我们首先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古典文化为基础和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索和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来进行诠释。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与国外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以求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用另一句话来诠释即为：洋为中用。毛泽东同志用辩证的思维审视了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化和思想，他主张我国吸收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同时摒弃西方带有殖民特色的腐朽文化；主张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落后文化。毛泽东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一、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分析了如何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不但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目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致力于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范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正是因为有这种革命性的文化,引领我们党战胜千难万险,从而使我们党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更渴望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先进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创造了以“爱众”为核心的文化品格。否定了以“尊王”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文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贵贱的等级文化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第三,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针,并且指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把观念形态的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认为经济是文化的最终决定因素,政治是文化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文化也同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力,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是中国新文化产生的根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人民大众也逐渐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使新文化的“新”有了新的含义。这样,“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概括内含其性质、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灵魂。

    所谓民族的、科学的或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爱国主义精神,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二是崇尚科学,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坚持实事求是与客观真理。就其形式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必须符合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找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大众性。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化工作者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是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这就涉及怎样处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功能,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实际与需要,重点强调了文化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就在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因此,必须“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三、坚持“双百”方针和“两用”原则

    毛泽东依据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必须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遵循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于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强调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如何判断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我国历史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科学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是非问题的方法是“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无论历史上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事物的成长刚开始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发展,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合理意见同样会因为鉴别不清而受到压抑,因此艺术界和科学界应该展开自由讨论和自由争鸣,接受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3）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4）

    一、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观点,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一方面,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内容的革命文艺就必须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从于革命战争年代宣传鼓动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文艺作品生动活泼等特点,激励、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实现其影响政治的目的。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观念的指导下,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动员功能,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戏剧改革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 “戏剧、歌咏、图画,都是社教的良好工具,我们都应当运用,而尤以戏剧的宣传效果为最大。所以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如在当时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而且是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成为革命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方面有变动时,戏院总即完全改变来适应它。所有的歌都换了新的语句、新的戏剧、新的讽刺短剧和‘活报’都匆促编就”。在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戏院的主要内容就是“鼓励反对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和唤醒人民要求民主,但非苏维埃”。在新秧歌运动中,“不管某出戏的题材和情节怎样,秧歌舞中的主题似乎是不变的。这个主题就是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进一步完全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如何克服物质和人力的困难”。在歌咏运动中,“这些中国现代的‘游吟诗人’在弦乐、铜鼓和竹板的伴奏之下,用歌声表达时事政治和歌唱抗日战争”。悲壮、激昂的歌曲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声,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汇聚成一股股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失偏颇,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文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了很好的衔接,真正发挥了它的育德功能,在动员干部群众方面发挥了显着的鼓动作用,调动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二、积极开展文艺育德的理论研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南

    早期,延安文艺界在文艺育德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要求,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理论研究,注重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悉心研究了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艺活动之中的原则和方法,产生了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建构了完整的文艺育德的理论框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当时延安成立的许多文艺团体经常开展研讨活动,讨论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它们创办了《边区文化》、《战地》、《文艺战线》、《文艺突击》等大量的文艺刊物,除了宣传文艺作品以外,还刊登理论研究文章,探讨如何发挥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问题,如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 《旧形式、新问题》,沙可夫的《抗战文艺杂谈二则》,柯仲平的《文化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肖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冯乃超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肖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42年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专门研讨文艺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和23日的两次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文艺作品的批判与继承等理论观点,确立了文艺育德的地位、方针和原则, 《讲话》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育德工作有效运行的不朽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发挥育人功能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艺育德实效性的理论观点。他讲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对于推动广大文艺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真正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和生动、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而创造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主导作用;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提出评价艺术标准好坏要看“社会效果”,“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提出文艺作品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文艺创作和表演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增强文艺育德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全面改造文艺人的思想,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队伍支持

    文艺一旦与政治结合,文艺工作者同时也就转变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当时,朱德在鲁艺做报告时就明确讲到:“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延安时期随着一批文学艺术家的到来,出现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为此,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众多的文艺协会和演出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七十多个,戏剧演出团体近二十个,音乐团体十多个,美术社团七个。然而,由于当时的文艺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国统区,仍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如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有人认为文学艺术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对文艺育德功能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挑战。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5）

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产生、形成于战争年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但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出，后一个时代正是前一个时代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逻辑奠基。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这样两个前后具有逻辑与历史关联的时代。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时代已成为逝去的历史，但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正如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说:“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这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一、当代价值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当代价值。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时代的要求，立足中国的实际，其标准应当是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别是其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们应受到启发的是毛泽东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

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它又能超越时代。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播种、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孕育的。在当代社会，其批判的某些具体对象，可能已不存在或发生了较大改变，毛泽东对它们的某些具体的批判内容或许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洞察、清醒审视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涵盖了三个维度，即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对将来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对主体自身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三个维度使得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断关注和考问人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其当代性。毛泽东的文化批判不仅指向旧的文化势力，而且他还对自身一一新文化模式的主体进行了无情地剖析与批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身弱点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进行着清醒的审视，这种审视最早的理论表达《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整顿“三风”的运动，无不给我们以警示，清醒地认识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这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品质。

其次，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关于新文化实现的手段、道路、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变换，已成为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具体事实去探寻它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就会发现毛泽东所用的是从部分质变人手达到、促成整体质变的方法。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正是中国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毛泽东的具体思路是，在当时旧的文化势力强大的中国，整齐划一地使新文化在“一个清早”就完全取代旧文化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已被实践证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块或几块新的文化区域即红色区域，保护它、发展它，这是未来新中国的原始细胞，经过艰苦努力，就会出现更多的小块红色区域，星星之火，最后将发展为燎原之势，使全中国都变为新文化的区域，取得中国革命的整体胜利。这种思维方法在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不断被继承，成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开放试点，由这些试点一步步推进到西部开发，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对毛泽东以点到面、由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们需要拒斥的“被边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国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现时代，中国已成功地阻断了其近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进程，由被动卷人现代化浪潮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这一进程中，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现出的对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开放态度，应成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价值导向。因此，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封建文化、消费文化等，我们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二、偏差与局限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深刻论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这是说人们在既定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历史，但始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人们的主观意愿并不总是与客观结果成正比。黑格尔公正地指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踊好些东西。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我们今天的研究应当是理性的、严肃的，因而就不能不直面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与局限。

首先，宪政武器的缺失。

构成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川。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德、伦理哲学，缺乏宪政民主的文化资源。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虽然曾广泛涉猎过，但“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的认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固然是“大杂烩”，但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观念真正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思考过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资源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正扎根。正如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统治传统和影响 久远的专制观念，对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影响甚 深。毛泽东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对传统伦理文化、教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精彩的，但对传统政治文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内容较少，其深刻程度也远不及前二者。在以后的文化批判中，毛泽东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多数时候仅限于其对农民的压迫，对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多。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表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对“颂古非今”和“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但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实在不多，二来由于我们很难“树立起区分封建性毒素的客观标准，因为某些封建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难以觉察，有些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面得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真正落实这一方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一方面他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党的认识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问毛泽东，历史上许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毛泽东答道:“我们己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计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一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中又有许多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民主与集中的错误观念，如他曾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这种观念无疑是片面的，作为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相辅相成、合理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不能用“尤其要集中”来概括民主集中制。对民主和集中关系的这种理解在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独断专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独断专行”的问题。《决议》指出，在文 革前的十年内，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 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可见，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民主宪政武器的缺失，也是导致毛泽东个人所表现出的某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阶级分析的泛化。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6）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7）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形成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总结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建国后十七年中，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观点确实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建国后随着我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观点和口号，其结果必然使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忽略文艺独有的特性和创作的特殊规律，限制和阻碍文艺多种多样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论文，邓小平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借口。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裂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强调“二为”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核心期刊目录。

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关键词》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论文，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的文化娱乐和各种审美需要，又不能脱离时展的中心任务。

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标准的新内涵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为此，邓小平把毛泽东过去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修正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的批评标准。

就政治标准来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艺术标准来说，邓小平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在艺术内容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哲学论文，邓小平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四、阐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政权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采取新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邓小平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对文艺工作思想上的领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保证文艺沿着“二为”方向前进。这种领导不是横加干涉核心期刊目录。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繁荣文艺的条件；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文明地、平等地交换意见；党组织严格对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哲学论文，不允许任何人自视特殊等。他认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不断探索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1980年代我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在1981年设立了当时我国文学家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李自成》《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最高专业性大奖—金鸡奖也在同年设立，与1979年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一道成为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邻居》《喜盈门》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又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春天。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繁荣发展问题，并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8）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毛泽东领袖地位，树立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毛泽东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 1945—1965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毛泽东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毛泽东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毛泽东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1952年，毛泽东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毛泽东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　1966—1976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集团歪曲、肢解毛泽东思想，鼓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毛泽东的崇拜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毛泽东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毛泽东思想，视很多非毛泽东思想，甚至反毛泽东思想内容为毛泽东思想。一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自然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动乱”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为己私欲，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张闻天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林彪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张闻天、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 1977年以来，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毛泽东逝世与“十年动乱”结束后，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毛泽东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这里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毛泽东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9）

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整体布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时代主题的影响，实践的情况不一，但是这些思想的确为当时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

从纵向发展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国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刻认识。从经验层面上看，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为解决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提供具体的对策；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思文明论体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重塑了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提高了全人类的思想觉悟，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初衷上来看，毛泽东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理论既包括以改善自然环境的目的生态论述，又包括不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其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作用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工作和教育、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论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生态思想论述，显然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主要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论述、关于节约思想论述、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关于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论述等方面的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生态思想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满足革命、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目标的一些列主张、观点、指示等思想和实践的总合。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多成果，有的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停留在想法阶段，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构成了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同样也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1.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生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环境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态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思想同时，参考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比，毛泽东生态思想更加容易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实践。毛泽东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客观实际提出的生态思想，而且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在生态建设的具体方面提出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及办法。

2.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生态思想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之一。从范畴上来看，二者以交叉的形式存在。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必须把两者看成是有机整体。

首先，毛泽东生态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应用。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那么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中国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潜在的生态危机，这就让毛泽东对中国的生态现状重新进行思考。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遭遇巨大阻力，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生态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思想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势必在毛泽东理论中有所体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换一种说法，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它使毛泽东思想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再次，深刻把握毛泽东生态思想必须扭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们都对生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绝对的矛盾关系。然而要想真正的理解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思想势必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完整的自然界必然包括人类，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保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前进永恒的主题。而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全能够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3.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现实角度来讲，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环境，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什么样的理论下来指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且回答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源泉，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着强有力的指导，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无疑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的最直接的途径。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0）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