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篇（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转贴于

早期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成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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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学论文篇（3）

0～6岁阶段的学前儿童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持续并逐渐成熟，具有好奇、注意力分散、喜欢模仿等特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阶段是进行科学意识和科学兴趣熏陶的重要时期。有些科学原理和过程比较复杂，不能带领幼儿进行现场实物操作，教师可以通过早期科学阅读进行认知，满足幼儿对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好奇。

(一)丰富、扩充学前儿童的科学经验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帮助幼儿形成大脑中已有表象水平上的科学概念。从早期科学阅读形成的特点和学前儿童生理水平发展特点来看，学前儿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的，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在表象水平上。指导学前儿童在科学探索活动中，通过他们的亲自动手操作，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周围世界，或者在教师操作引导下，幼儿将体验、观察后的生动的表象储存在他们头脑中，这些来自早期科学阅读的信息和表象，也是学前儿童获取的初始科学经验。

(二)培养学前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激发学前儿童探索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前儿童学习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在学前儿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学需要好奇心，科学也最能吸引儿童的好奇心，而学前儿童天生就具有丰富的想象、联想，随时都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爱探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喜欢探索自然，是天生的科学家。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常常表现为对周围一些事物或现象注意、提出问题、操作摆弄、探索发现等等。合乎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将使学前儿童永远保持探究和学习的热情，也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激发学前儿童的想象力

在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实践中，教师通过为学前儿童提供各种体裁的科学阅读，让学前儿童自主地进行感知、体验、探索，教师以引导的方式，引导学前儿童发现问题，让学前儿童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讨论，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鼓励学前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四)发展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对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学前儿童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优美规范的语言文字，赏析生动神奇的情节。在诵读、讲述、创编赏析科学阅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

二、学前早期科学阅读指导的策略

(一)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指导原则

1．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组织要围绕科学阅读的体裁特点来进行设计科学阅读的体裁形式有科学儿歌、科学儿童诗、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等等。诗歌、故事体裁不一，特点各异。在开展科学阅读活动中，结合作品的体裁特点进行。比如，将科学诗歌和诵读联系在一起，故事和讲述联系在一起。活动内容要紧紧围绕体裁设置情境，在科学阅读系列活动中可以出现美术、音乐等活动，但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科学阅读，这些活动是辅助科学阅读活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也是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体验科学阅读作品，对科学阅读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2．早期科学阅读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系列主题活动

科学阅读教育是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当中的积累和渗透，不是对一本图画书照本宣科机械的读书，也不是单纯的一次活动。教师以科学阅读为主要教育内容，围绕其展开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也可以结合时令、天气、节日灵活开展。这样的系列活动可以帮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科学文艺作品的内容，引发学前儿童更多的思考和阅读兴趣，也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

3．根据学前儿童生理发展水平的特点进行教育指导

在幼儿园小班，从学前儿童喜欢的科学儿歌和学前儿童能接受的浅显的科学小故事入手，先给幼儿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让幼儿猜一猜好听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引导幼儿对图书的认识，激发幼儿对书本的兴趣。教师引导学前儿童诵读韵律感极强科学儿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寓教于乐。在幼儿园中班，教师要去营造一种读书真快乐的氛围，创造环境，让孩子们爱上书，喜欢读书。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布置图书角，放一些图文并茂的，小朋友喜欢的科学故事书，科学儿歌书、科学诗等。在语言栏里，有小朋友喜欢读的句子及情景图案，跟小朋友一起读一起看，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在幼儿园大班，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进行阅读。教师利用多种形式的阅读方式，如音频、课件、挂图，让幼儿发挥听的作用;幼儿对儿歌故事了解之后，再进行复述、创编，这样可以发挥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奠定好阅读的基础。

(二)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策略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是一种多种感官参与的认知活动，开展不同体裁的学前儿童科学阅读活动指导，潜移默化中对学前儿童进行早期科学启蒙教育。比如在小班开展认识小动物预报天气的科学活动，教师预设的目标是让学前儿童通过倾听、诵读、观察等操作活动指导。幼儿明白有些小动物会预报天气的事理;可以领幼儿到户外去观察，天要下雨，小蚂蚁“过道”、小燕子“低飞”、小鱼“吐泡”;可以通过播放视频，教师讲解。

1．利用听觉认知科学阅读

对于低幼儿童来说，早期科学阅读的重要手段是发挥幼儿的听觉。可以开展听教师诵读、听录音机磁带或其他声频。教师亲切、绘声绘色的语气语调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在倾听的同时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情景，思考故事后教师提出的问题，同时自己也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索能力。

2．利用视觉认知科学阅读

(1)运用实物、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展示

在讲解科学儿歌或者科学故事时，出示图片和视频，使幼儿产生感性认识的同时，加深印象，增强理解。对于比较形象的科学文艺作品适合运用实物、多媒体课件或图画等直观方式展示。由于学前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呈现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实物，可以帮助学前儿童真正理解形象化的自然事物和科学原理。比如在讲解科学儿歌《水果歌》“苹果爱红脸，香蕉爱弯腰，石榴爱咧嘴，桃子爱长毛，西瓜爱睡觉，起来要人抱。”可以选择适当季节，进行实物展示，将苹果、香蕉、石榴、桃子、西瓜展示给小朋友。

比如，在指导科学故事《小鸟找春天》，教师在诵读过程中，适当出示相关图片，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前儿童学会观察并有所得;也可以让学前儿童分角色进行表演，再现小鸟找春天的情景，深刻感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

(2)室外自然景物认知

在活动中，结合活动内容，选择活动时间和地点，教师引导幼儿有目的地进行观察。对于春天自然规律的认知，通过到室外观察花开了、小草绿了、柳树发芽了、小朋友在室外游戏等等，认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的特点。

3．利用触觉认知科学阅读

触觉是学前儿童最早发展的能力之一，也是探索认知事物的重要方式。丰富的触觉刺激能促进幼儿认知作用。对于科学谜语儿歌《小雨点》的认知，“千条线，万条线，数不清，剪不断。落在田里秧苗绿，落到河里看不见。”让幼儿感受雨点的清凉和自然状态;对于科学儿童诗《小雪花》的阅读“下雪啦，下雪啦，像鹅毛满天飞，像棉花满地撒，抓一把，带回家，跑进屋，喊妈妈，再一看，小雪花变成了水娃娃。”让幼儿感受小雪花自然状态和遇热融化的特点。

早期文学论文篇（4）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告别自由主义，迷信革命领袖，为保自身政治地位，犯了不可否认的错误，引来众多争议，但他依旧是爱国的。曾经有人给过他“御用文人”、“文学弄臣”、“拍‘舵爷’马屁”、“蜀犬”等头衔或称谓，那也是对其后期错误的一种评说吧。但我认为功过两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有争议的文学家，需要“知人论世”，采取科学的态度，纵使其有千错万错，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远不可被抹去的，而他在人生中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是由爱国主义和时代潮流所决定的。

早在青年时期，郭沫若便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那是天然地从对祖国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的热爱中培育出来的，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面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困境，郭沫若毅然选择了弃文学医，背井离乡，怀着“科学救国”、“报国济民”的誓愿东渡日本留学，想以此来为国家做一番“切实贡献”。他曾这样说道：“我在年轻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从幼就读书。十岁以来就在当时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受着熏陶，早就知道爱国，也早就想学些本领来报效国家。为了满足这种志愿，离开了四川，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学，学了十年的医。”（《自序》）他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相一致的，其主要表现是：一，痛恨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痛恨造成这种现实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这一切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诅咒；二，热烈向往光明，渴望自由，希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三，为了改变祖国的现状，勇于追求，勇于进取。这种思想支配和指导着青少年时代郭沫若的一切行动。（《郭沫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但他在文学方面的积习毕竟太深了，学医的同时，仍被文学吸引，又受到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影响，最终又选择了点燃文学欲望的烈火，放弃医学委身文艺。郭沫若从“实业救国”，学习西方科学技艺，到投身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反映了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更新，顺应了由注重“物质文明”到注重“精神文明”的演进。他说：“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是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以上是时代觉醒的因素，使我从医学转向到了文艺。”（《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早期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 乡土文学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

在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颇有各家自说自话的趋势。分歧的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历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使“乡土文学”这一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概念显得迷雾重重，本文试图追溯乡土文学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的历史，缕析乡土文学的内涵，从而为被泛化、模糊化和狭义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乡土文学寻找理论支点。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而言，“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乡土的这两个基本含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悠久的乡土意识，不同于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对乡土意识的理解:“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称为乡土意识…’，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基于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历史上我们高度发达、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而落后的交通条件，特定的考试、取士、游宦制度，又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因此思乡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士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得秀才资格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赶考、游宦之路，往往“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长时间离开家庭、离开故土，隔断了与亲人的信息沟通，年轻的妻子、年迈的慈母，还有手足情谊，构成了思乡的主要内涵。由对人的思念过渡到对地方景物的追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思乡主题在怀人念物中自然渗透到对能给人带来高度快乐的节日、风俗的怀恋中，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诗歌，就记述了寒食节不生火、重阳节佩插茱萸等风俗。虽然我们可以感觉、体会、领悟到古典文学传统中浓郁的乡土意识，但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之前，我们的古典文论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提炼。换言之，乡土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成果之一。

与重感悟重印象的中国文学批评习惯有所不同，西方文学批评往往重视理论归纳、重视提炼概念术语。因此，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较为成熟的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其中创作和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的是肇始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乡土文学，它成为战后美国文坛唯一延续近30年的文学形式。美国文学批评称之local colour或local coolrism，直译就是“地方色彩”文学。在引入“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之初，当时两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和茅盾对其本土化的方向就存在不同的见解。周作人是五四文坛举足轻重的批评家，茅盾则在较长时间里执掌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由于周氏的名望与地位，茅盾非常倚重周的文章，经常以显要位置予以发表，以至于发生过曾因周作人的译文未能及时交稿而将预定1921年3月出的“俄国文学专号”挪后之事，但两人对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理解殊异，周氏后来愈演愈烈的那套“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与茅盾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相距甚远，因而两人关系非常微妙。从他们当时的通信来看，茅盾对周氏是很敬重的，随着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周氏附逆之前，茅盾也从未有过与其针锋相对的驳难。但从1920年代开始，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就颇耐人寻味，明斗没有，暗争却是存在的。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同人并不赞同”周氏的意见，“步调并不相同”，还是可信的。

在乡土文学理论本土化的方向上，茅、周两人的“步调”就“不相同”。新文学初期，我们虽然没有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但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思念故乡、描摹地方景物风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与美国local colour不一样，中国作者群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还是作品流露的倾向都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茅、周对这类作品都很关注，但对于如何为这类作品“正名”，它们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致力于“地方特色”还是反映民生疾苦，两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周译: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里，周氏在两重意义上肯定《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其一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周氏这里所说的“思乡”与后来鲁迅概括的“乡愁”有所不同，而与古典文学中的“思乡”有更多的渊源;其二为“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诸平原为状，各各殊异。或皆田圃，植大麦烟草，荏粟成林，成为平芜下隰，间以池塘，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这就是周氏后来所说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乡土的色彩”、“乡土趣味”。在为刘大白的诗集《旧梦》撰写的序文里，周氏是这样解释“乡土趣味”的:写出“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

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言论，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对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却有重要意义。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乡土”文学来对应于local colour，local colour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re-gional novel，这两者都强调作品的地方性，站在当时文艺批评前沿的周作人当然不会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介绍和倡导中国的乡土文学。他推崇《黄蔷薇》为乡土文学的杰作，首先强调的乃是思乡怀古之情，其次才是风俗物色。在这里，周氏涉及到故乡之思、地方景物、风俗人情，深合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这说明周氏对local colour的文体特点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是了然于心的。然而1923年前后，周作人先后抛出《在希腊诸岛》、《地方与文艺》、《旧梦》，大谈地方趣味和乡土趣味，而缄口不谈民生疾苦，就连乡土忧思也少见。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谈乡土忧思自然会带出乡土启蒙与乡土批判的思想。

周氏以上所有言论都发表在1924年之前。其后，随着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尤其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有关“乡土艺术”的提法得到广泛回应。首先是朱湘、张定璜在谈论鲁迅的《呐喊》时颇为推崇其“浓厚的地方色彩”、“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后来徐碧晖、苏雪林、汪华、沈从文等在各自的评论性文字中基本承袭了周说，但未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值得一提的是，1931、1932连续两年都有日本批评家向日本文坛介绍鲁迅的评论性文章，两文都很快译成中文发表，文章或强调鲁迅作品的“田舍的情趣”、“地方色彩”，或称鲁迅为“优秀的乡土作家”。由此足见鲁迅作为乡土小说大师的地位早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可见周氏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很大，苏雪林甚至在1934年就断言周作人“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

在这样的语境中来看茅盾对乡土文学的用语方式和阐释方向，茅、周之间的分歧就昭然若揭了。由于周作人捷足先登，已按周氏的阐释方向形成了乡土文学的理论批评思路，其关键词是:地方色彩、风俗人情。尽管茅盾对这类作品有很强的理论兴趣，但他一直不愿落人周氏的窠臼，基本不使用“乡土文学”这样的术语，而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言之。

与周氏不同，茅盾重视的不是“地方色彩”而是思想内涵。他一方面直接引用local colour，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早在1921年，评论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时，他就说:“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这里对提倡“自然美”的指责应该不是针对周作人的，因为周作人把日本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抄》第九节题为《自然之美》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了，但茅盾的文学观前后基本一致，所以当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呼应者大谈乡土文学、地方色彩的时候，茅盾则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乡村生活、农村生活、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家、田家、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于是，在批评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时，如鲁迅及其作品，王鲁彦及其作品，出现了两套互不相同的话语系统与评价体系。一方谈乡土、地方特色、风俗民情，另一方谈农民、乡村生活、(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如果把这两套话语系统放入二三十年代变化不居的文学主潮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茅、周之异趣。20年代乡土小说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在地方生活与风俗的描写中揭示农民精神上麻木、愚昧、不觉醒的状态，其中又渗入了游子怀乡的温情，带有一定程度的乡土抒情色彩。周氏等对其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阐发，也确实抓住了乡土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但伴随着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是无处不在的鲜明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并且，作家们普遍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是如此强烈，以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挤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袤国土上的无边风月和奇风异俗。鲁迅后来将其总结为“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茅盾20年代讨论这类小说的重要论文有《鲁迅论》、《王鲁彦论》、《小说研究ABC》、《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波兰的伟大农民小说家莱芒忒》，这一系列论文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一贯性。20年代乡土小说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禀承了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其间种种，远非三言两语能穷源竟委的。但总体而言，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探索、辩难，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渐渐趋于一致，即谋求国家的富强，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也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梁启超将国与民的关系归结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日民而矣。民所以立者何?日气而已。”梁启超所说的“气”即“国民之元气”，“是之谓精神之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最为迫切的需要，所谓“辱莫大于心奴”。以鲁迅为代表的最初的乡土小说作者，延续了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对国人精神状态的关注，并把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民，“作品往往侧重于表现农村的思想关系，表现农民在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下的精神病态，以控诉、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对农民‘人性’的戕害”。即使面对这样的小说文本和认识倾向，茅盾对乡土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主要不是从农民的精神状态，而是从农民的生存状况着手。在著名的《鲁迅论》中，茅盾对《呐喊》、《彷徨》中的乡土小说曾有集中的论述，将其概括为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并对其“思想和生活”作了如下阐述:“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茅盾这种注重人物的生存乃至生活状况，而不特别强调人物思想之愚昧的思路，贯穿在后来的《王鲁彦论》里，“原始的悲哀，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望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是茅盾对20年代乡土小说着力阐发的方向，精神愚昧只是作为农民全部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并非主要的方面。后来，茅盾的文艺思想继续在左翼的道路上有所发展，但基本上保持了20年代的理论视角，即关注人物的全部现实生活，对刻意追求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等有可能滑入趣味主义的文学主张有很高的警惕。

由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和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30年代文学创作的语境较之于20年生了很大变化，“作家们开始转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甚至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表现农村的经济关系，即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文学批评语境也相应发生变化，立场、视角的分野更加明显。周作人本人虽然没有继续其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探索，但周氏对3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却很大，几近于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苏雪林、徐碧晖、汪华、沈从文等写出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乡土文学研究论文，立论的基础都是周氏所阐发的地方特色、乡土气味。尤其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王鲁彦与许钦文》，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边城·题记》，对民俗人情、地方意识的开掘都有明确的自觉，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面对这样的批评思路，茅盾自然难以完全排除其“影响”。然而，即使在偶尔谈到地方色彩时，茅盾也特别留心“农民的无知，被播弄”。和“穷人们的眼泪”。在30年代大多数乡土小说受到阶级观点影响的创作格局下，茅盾的乡土小说批评既保持了与时代话语的总体一致，又是其20年代观点的延续和发展。

回顾这两套话语的历史影响，周氏的观点在二三十年代占有很大优势;茅盾从1921年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开始，一直对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保持了强烈的理论兴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集中表达了茅盾相关的理论思考。在《导言》中，茅盾依然没有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等。茅盾当然不可能闭塞到对当时周氏所阐发的“乡土文学”一无所知，在他1927年发表的《鲁迅论》里就大量引用了张定璜那篇称鲁迅为“乡土艺术家”的论文《鲁迅先生》，直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乡土文学”之前，茅盾基本没有采用“乡土文学”的说法。这个已被周氏率先阐释的概念是茅盾不能认同的，但他又无法找个一个相当的概念来取而代之。中西文学理论如何对接和转换，如何为当时已经大量出现的以浙江、湖南、贵州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寻找一个相对应的中国语汇，并从这一语汇生发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茅盾未能成功地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述，因而他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local co1-our的真知灼见也只好散落在庞杂的论述中而无法系统化和理论化。终其一生，茅盾始终没有完成这一理论的对接和转化。

应该说，茅盾对美国乡土文学(local colour)的把握是准确的。美国乡土文学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虽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大致相似的特征。首先，在描写地方生活时，“不避讳丑陋”;其次，在表现地方特色时，有些作家表现出浓厚的怀旧情调，出现浪漫主义的倾向，“描写的并不是眼前的现实，而是旧日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回忆家乡的亲情和幽默”。“不避讳丑陋”即是一种价值倾向，茅盾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强调在地方色彩中融入社会背景可谓深谙美国乡土小说的个中三昧。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其大致形态与美国乡土小说惊人地相似。以鲁迅、萧红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体的乡土小说在地方生活的描摹中不仅不避讳丑陋，而且大多致力于挖掘、展示丑陋。鲁迅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沈从文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流露出类似于美国乡土小说的另一种温情怀旧倾向。然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又不同于美国乡土小说，启蒙主义立场使之打上了特定时代现实和思想的烙印，其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批判。因而无论在审美经验领域还是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世界文学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问世之初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流传的主要原因。茅盾对乡土小说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充分深入地了解美国名之为lo-cal colour影响深远的小说形式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地方色彩”。后来中国乡土小说的走向，既体现了“文学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又与世界潮流一致，这与茅盾等的理论倡导之功不可分。

说到底，茅、周分歧的关键是趣味主义文学观与为人生的文学观在乡土文学内涵及发展方向上的对立与斗争。在鲁迅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之后，茅盾曾及时作出回应，正式使用了“乡土文学”的概念: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破例采用“乡土文学”这一说法，并不仅仅是对鲁迅的友谊与尊崇，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的分析中，茅盾找到了知音。茅盾在这里强调乡土文学应重视对于“命运的挣扎”，而不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这是他与周氏的分歧所在，也是鲁迅所定义的乡土文学与周作人所阐发的乡土文学的主要区别。后来茅盾又很快转向了惯用的“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一类的概念。那么，茅盾的“农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与鲁迅的“乡土文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鲁迅正式界定“乡土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不过，此前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概念、理论虽然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但其基本观点和评价准则是非常明确的，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批评也发展了另一套概念、标准。从周作人到茅盾，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过暗含争辩的酝酿期，初步形成了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其一是周作人所阐发的、以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为特色的、趋于趣味主义的乡土文学;其二是茅盾所坚持的、以文学为人生为宗旨的、提倡反映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艰苦生活的农民文学。这两个向度被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一方面采用了“乡土文学”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杰出的创作实绩、并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认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启蒙主义的、改良人生的文学观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实质，而这种新的精神实质与茅盾一贯坚持的对农民生活、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茅盾暂时放弃了自己一直摇摆不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等概念、术语，以后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茅盾又沿用了以前的术语，但基本观点却没有大的变化。

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定乡土文学:“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就题材范围而言，乡土文学是侨寓在北京的作者，“叙述”“关心”自己的故乡。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这种地域限定与今天的农村与城市的分野不同。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城乡区别已远非一个世纪之前可比。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生存方式都不是“现代性”的，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得风气之先，以现代观念衡量中国，就不难得出“乡土中国”的结论。因此，鲁迅所说的“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贵州、榆关以及后文论及的《柚子》的背景长沙无不如此。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故乡，贵州、榆关、长沙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随着城乡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再把以长沙为背景的作品归入乡土文学，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我以为，鲁迅划定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标准和精神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乡土文学: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观念、生存方式是非现代性的。

乡土文学的内容与视角问题，其实暗含着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之争。前引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可以理解为乡土文学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对故乡的“叙述”与“关心”的文本形式。“叙述”是对故乡的展示，展示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两方面:地方景物风貌②和人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是作者“关心”的主要对象。在乡土文学的这两个重要向度上，周氏及其追随者与茅盾基本上是各执一词。这其实关系到乡土文学写什么、往哪里发展的问题。鲁迅把周作人所推崇的“地方特色”称为“异域情调”，并从总体上准确地判断当时的乡土小说因为“隐现着乡愁”，所以异域情调并不多见。正是“乡愁”——不仅源于作者的怀乡之愁，还源于作者因故乡经济萧条、思想愚昧而产生的忧愁——致使“异域情调”在作品中受到压抑。在鲁迅看来，这种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对乡土文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开拓读者的心胸”的良好艺术效果，也可能有“炫耀”作者“眼界”之虞。这就要靠作者掌握艺术表达的“度”了，而这个“度”无疑与作者的创作旨趣直接相关。如果作者情系故土、心系民生，异域情调自然会开拓读者的心胸;反之，如果作者漠视故乡民生现实而落人一己之趣味，异域情调就有可能成为作者炫耀眼界的资本。本质上，异域情调是乡土文学的内容和方向之一，也是一种视角和技巧。鲁迅以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浓郁的乡愁笼罩下，确实普遍压抑了对异域情调的抒写，而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后来由于国情现实、时代潮流、艺术趣味以及读者阅读期待的相应变化，在80年代以降的乡土小说中得以舒展，乃至渲染。

乡土文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20年代中国乡村和农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关以战争为衬托的小说，鲁迅赞许裴文中的《戎马声中》，写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有关以贫困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评价许钦文的《石宕》“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石宕》全篇洋溢着对村民痛苦生存挣扎的同情，将乡村的贫困表现得入木三分。在对这些乡间生活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茅盾一贯坚持的，在几乎与鲁迅同时写就的《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用了更多的篇幅对战争与贫穷问题展开论述。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言》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许钦文、王鲁彦对乡土小说有自觉的创作兴趣，用力颇勤，与鲁迅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鲁迅对两人的创作都是有批评有肯定。鲁迅肯定许钦文的《石宕》，而对其《父亲的花园》那样“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一类的作品却有委婉的批评;对王鲁彦抨击野蛮落后现实的《柚子》多有褒扬，但对其“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之类的作品亦有善意的针砭。抑扬之间，不难见出鲁迅反对乡土文学中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对反映民生疾苦、鞭挞野蛮现实的作品情有独钟，地方色彩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可取的。说到底，乡土文学应“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对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的成功整合，尤其是整合中明确要求乡土文学反映现实人生，使茅盾终于接受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

对于乡土社会精神蒙昧的批判是以启蒙立场为基础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没有因同情民生疾苦而蒙蔽自己的理智。在探索乡村现实时，他以现性为参照，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乡土启蒙和乡土批判意识及立场。鲁迅以自己一系列乡土小说，剖析、批判了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愚昧和蒙昧，在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的不幸人生中，挖掘出积淀在乡土社会深处的有悖于人道、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信仰，它们是导致主人公不幸人生的最深刻的原因。面对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观念之网，任何个体都难以有冲破它的力量和可能，它决定着乡土社会男男女女的悲哀，而这些不幸的男女却身不由己地汇合成力量强大的庸众。因此，在鲁迅看来，构成庸众的个体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改良社会和人生，“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为蒙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最佳载体。他评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可以说，《水葬》主要是对被习俗制约着的庸众而不是小偷骆毛精神状态的一次绝妙展现，这种冷酷的、不人道的习俗是乡土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个性意识、现代化程度极其低下的表现。对于广大乡土世界而言，此类习俗虽然各异，但野蛮残酷的本质却是相同的。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也特别指出许杰的作品“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并多次谈到《惨雾》，原因是其中写出了“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乡土文学呈现的蔓延于当时乡土世界的千奇百怪的冷酷、丑恶的习俗，大多以对生命的无情摧残证实了乡土社会的精神愚昧与蒙昧。然而，鲁迅并没有鄙弃内外交困的乡土社会，在他焦灼的故乡叙事中浸润着游子思乡的温情，但思乡的内涵已非古代游子可比。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精神，使之将对故土之爱包含在启蒙与批判之中，其目标无疑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世界的现代化。而对于一个乡村人口和面积都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而言，乡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最艰难的一环。因此，对于当时乡土文学中普遍交织着乡土思念与乡土启蒙的复杂情感的“乡愁”，鲁迅是以现代精神为尺度来加以品评的。故而他认为蹇先艾对落后故乡的叙述，写出了作者“心曲的哀愁”，对愚昧、冷酷、不人道行为的憎恨，对母爱的同情。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特点可以概括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其中的“时”应是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参照的时代危机，那么，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就是感时忧国精神在艺术和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鲁迅的乡土文学理论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既宏观概括了当时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又在品评作品、阐幽显微之间有批评有揄扬有选择，从而将其独特的文学观溶入乡土文学理论之中，形成兼容各家之长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成熟而完善的乡土文学理论，使之与周作人、茅盾的理论立场既有所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早期文学论文篇（6）

邹惟山早期十四行诗形式规范，言辞平易，节奏分明，格律讲究，体现了他在美学上的鲜明追求；所提问题一向深刻敏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表达的是其哲学思考与诗意情怀。

一.山水与情怀

对于山水的描摹，自然是其诗歌创作的主体，邹惟山一生倾心自然，寄情山水，每临远游，诗思泉涌，必有佳篇。或于群山环抱的乡野，或于清风徐来的江岸，或于杨柳依依的楼阁，皆能以清明无邪的眼眺望大自然，并为那不逝的一切自抒谢忱。《宁波的山川》：

青青树林并排在宁静的海边，一颗红红的太阳

正冉冉上升于一圈又一圈，那蓝蓝的波浪之间

一群一群的海鸟，正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天高云淡

天也高云也淡，海岛与海岛之间，有一艘游船

在清晨宁静的海岸眺望，对大海所感到的图画意味，皆以悦目的调子写成诗行。诗人选取“红日”、“海鸟”、“波浪”、“海岛”、“游船”等画面感极强的意象，采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铺排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画。大自然所有的美，所有的静，所有的动，碧海，蓝天，一座小岛，一艘游船，一只海鸟，宁静与和谐，庄严与闲适，诗人无不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欣赏、去感受、去描写。诗歌情景交融，情感与大海的景象，交互感应。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那颗青春的心，自己仿佛也已置身于画中了，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大自然浸润人心的意义。

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宁静安详虽多，广博浩瀚也不缺，《婺源的古樟》：

黄山上漫天飞雪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那朵朵莲花正绾结着古与今的姻缘

绩溪的胡家祠堂飞峙江边气势如虹

如锦的波涛永远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黄山的余脉逶迤至我的眼前，似乎

要绵绵诉说那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诗人让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之上，将各样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以想象作为联结的绳索，运用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让它们融为一体，并使之成为发光的锦绮。诗句中“飞雪”、“莲花”、“祠堂”、“波涛”几乎类属于全然相异的词汇系统，诗人却巧妙地把这些具象暴力地嵌合在一起，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使诗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好奇、疑惑甚至是惊异，它迫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内蕴：诗人在诗中不拘常格，采用情境跳跃的方式，将时空进行分割重组，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两个家族的兴衰史。这种“陌生化”的运用，能够消除读者惯有的感觉钝化，从而激起读者的新鲜感知。而且，诗作的语言亦“气势如虹”，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正基于此，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所塑造的意境，也颇多广阔。这表明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有着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河流、天空、土地仿佛都在说话，表达着它们的某些喜悦和哀愁，让我们生活空间的诸多元素变得富有生机，甜美可亲！当海德格尔说，作诗使生活变得诗意时，他必然是体会到了现有生活和营造一种更有诗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下很多的写诗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无心于推进这一工作。而他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却鲜明地呈示出诗人自身对于诗意情怀的深刻领悟，这无疑是极为珍贵的。

二.风水与命运

风水是诗人观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我自身阅读诗歌的经验来讲，他应该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风水意象大量引入诗歌作品的人。在其观念中，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人生际遇与风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古人所看重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迷人而又高妙的境界。在诗中以天地宇宙为观察对象，以人生命运为依归，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生态视野和神性思维。

邹惟山痴迷风水，每到一处，必观其山之体貌走势，水之形状流向，若逢名人故居，其阴宅（祖坟）、阳宅（住房）之地形与依托，也是先生观摩和研究的重点。在《内江的风水》组诗中，诗人写了画家张大千、作家刘心武、政治家杨汝岱、诗人元帅陈毅、新闻家范长江、将军熊克武、学者罗念生和教育家吴玉章等八位名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大师或翘楚，而他们皆生于内江，诗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风水肯定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地灵人杰”的极好诠释。“有人说上屋场的旧居正好是龙的大口，不然，它的前面，为什么正好有两口大水塘，浑圆而浏清，那茂林修竹，正是龙的胡须与吐出的阵阵烟气。”这是在游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时所写，先生的观念与观察之独到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开国领袖，与其故乡的风水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此类探讨名人与风水联系的诗篇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先生对于风水，实在是深信不疑的。当然，倘若一个人破坏了风水，那他的一生必然命途多舛，风雨飘摇。“在自然山水格局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 们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主动掌握”一句，即是风水失落、人生飘荡的真实写照，由于当地人挑断了后山的龙脉，破坏了自然风水，使得一生颠沛流离。诗人也是想藉此说明，好风水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要想拥有好风水，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以善为本。

在这个推崇科学与理性的时代，“风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迷信，邹惟山却不以为意，依然在自己的十四行诗歌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水”进行描述和思考，可见其生命意识中的灵性世界是极为广阔的。同时，我想他近些年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其风水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追忆与返乡

故乡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经过诗人的精心浇灌之后，它最终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诗人正是蘸着俩母山的秀水和嫩霞，写出了一系列缤纷婉转的十四行山水诗。追忆与返乡，乃是先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倾向。

邹惟山是四川威远人，常年生活在武汉，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自然会常常萦绕于脑海，从而勾起返乡的情绪。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诚然如是，任何永生难忘的东西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或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显现，当回眸往事时，乱石成为风景，落英亦是缤纷。在童年生涯随着记忆的潮水流向遥远，童年时代的那一颗童心和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会重新在某一刻复苏。诗人许多优美深情的十四行诗歌，正是童年记忆与当下生活两相遇合的产物：“这一片草坡上一棵桂树饱经风霜，回望故土又回想起了那童年时光”、“少年时代在莽莽石林间追寻自我，磊磊石头总在梦中激起无限想象”，诗人并没有运用深奥的象征或者奇特的意象去营造抽象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更易于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一种最为真诚的流露，丝毫不加修饰，却可以一泄无遗地唱出自己心灵的温暖与忧伤，对童年的感受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也许岁月的尘土可以封闭少年的心事

可少年的记忆 却像那桐树沟里的深秋

当我穿越秋天 穿越长江上那滔滔白浪

山野上红红的松叶 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

这几行诗回忆儿时的故园，格调感伤，语言柔美，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时空感。诗人在这里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昔日的欢乐与繁华，引起伤感，而是意图呈现出一种时空的距离。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时空的转换与对接，辅之以极为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深化读者的诗意感受。

18世纪短命天才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如此阐释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旨在说明诗人的一生是寻根的一生，真正懂根的人也只有诗人。诗人在诗中遥望故土，压抑不住内心汩汩涌动的乡愁，笔下的诗句，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所关注和展示的仅仅是故乡的一些痕迹和味道，但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故乡的感受与追忆，对往事的复现与感慨，故乡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

四.死生与超越

邹惟山在早期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不乏对生死与存在的思考。虽然死亡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但诗人看待生死不像一般人那样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沉重的担心，而是怀着“向死而生”的心胸与气度。

座座坟茔一字排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是他的居处不想让后人真正知道

灵魂也许还流浪在那一丛丛的野草里

与神相伴的高处足以让他宁静而清高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深信灵魂不朽，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那样自然，显示出诗人豁达的心胸有如大海般辽阔。又如“也许那正是仁慈的上帝垂下了眼泪，那片片花瓣正开又闪烁于我们瞳仁，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魂兮归来，山崩地裂之后而精魂永在松柏长青”，在面对天灾人祸、目睹无数生命在瞬间无端消逝之时，诗人有过怨怒，有过悲悯，也曾责问苍穹。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领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并非人力可以触及。这里并没有什么可视的形象，但在铿锵的节奏中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节奏的跳跃中，诗人完成了对生死和存在的沉思。“让我们尽量打磨生存者生命的亮度，让我们把即将来临的黎明再次点燃”，在一种面对死亡的平静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生的激情与希望，生命也只有在狂热的激情中，才能得以重生，诗人正是以此来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头发花白的时候回到那一片热土，让我在天鹅背上安眠并伴有漫山鲜花”，不仅包含了诗人的返乡情怀，而且整个意境显得如此安详自在，仿佛死亡也霎时变得诗意了起来。

早期文学论文篇（7）

2方法

因疾病期及性质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2.1葡萄胎的排除

采取阴道分泌物和钳刮吸宫手术，病理报告完全性葡萄胎110例，17例部分葡萄胎，17例的残留少量滋养细胞病理报告病例，5例恶变。

2.2血清hCG的监测

葡萄胎排出后每周作HcG放免定量测定，3个月内每半个月1次，定量测定放电，如持续一个星期，直至正常，术后1年，然后半秒钟，为2年。

2.3滋养ceu肿瘤（1）化疗

氟尿嘧啶+KSM的联合治疗15例，用药5一Fu25—28mg／kg•d，l或SM6-8∥kg•d，8d为一疗程，间隔3周。

2.4手术

作为辅助治疗

3结果

在12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中，小于30岁90人，占70．8％，69％发生在20～30岁生育年龄段。40岁以上者有3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占同期同年龄段孕产妇的比例为14．58％。因此，40岁以上高龄孕妇各类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病率应是最高的。全部患者完全缓解率为81．9％；其中I期和Ⅱ期患者单纯化疗完全缓解为100％；II期和Ⅲ期患者化疗联合手术治疗为89．1％。127例患者中有9例失访；其中有3例为治疗效果不佳自动出院；余病例在随访期间有2例复发，均为耐药病例，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隐匿性转移灶。

4讨论

细胞遗传学研究发现，完全性葡萄胎通常是二倍体核型，其中很大部份为46XX，且染色体核基因均为父源性；而部分性葡萄胎核型大部份为三倍体，多由一个卵子与两个同时受精而成。已证明不论是完全性还是部份性葡萄胎。多余的父源基因物质是造成滋养细胞增生的主要原因。妊娠性滋养细胞肿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但对化疗药物十分敏感，特别是在增殖期的s期，在病理检查中滋养细胞肿瘤的病灶周围血运丰富，易于受到药物的杀伤，由于滋养细胞肿瘤的肿瘤细胞倍增时间短，DNA合成极为活跃，故抗代谢药物是化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滋养细胞肿瘤治疗愈早治疗效果愈好，有报道其治愈率可达80％一90％。自证实化学药物对滋养细胞恶性肿瘤有特效以来,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报告率在不同的国家，约有5％至30％，中国14.5％，有高危因素，恶性转化率显着提高。预防性化疗适应症：（1）年龄>40岁的病人;（2）检查时，子宫显着高于停经前;（3）血HCG>10MIU/ml;（4）葡萄胎为小颗粒;（五）咳血史;（6）刮宫后超过2个月的血HCG的持续正常，（7）随访困难的。

4.1年龄与发病、恶变的关系

葡萄胎可发生于任何生育年龄，有学者分析认为：葡萄胎的发生率随生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近年来在国内由于计划生育，在生育一次后，绝大数采取了避孕措施，今后发病年龄将更集中于20一30岁。但高龄患者，其妊娠绝对数少，但就葡萄胎与妊娠比例而言，则发生机会较多，且恶变率亦高。本组>40岁者占27．8％，<40岁者占13．8％。两者相比(JP<O．01)有统计学意义。

4.2葡萄胎子宫增大与恶变关系

早期文学论文篇（8）

2010年10月~2011年7月期间，因为非意愿妊娠或者合并的高危因素早孕妇女来我院终止妊娠的200例，此对象全部符合以下条件：

①年龄19~41岁，都在月经规则期，身体健康，没有抽烟喝酒不良嗜好，没有使用宫内节育器，也没有对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不良反应记录；

②早孕时间都低于49天，经过检查确认是宫内妊娠，孕囊的大小都低于2．6厘米；

③导致终止妊娠的高危因素有：6个月以内有人工流产史或者多次人工流产史，子宫疤痕，；

④经检测，阴道里没有滴虫，也没有霉菌，出血和凝血时间都处于正常范围。为了研究的需要，把200例妇女全部随机分组，即为观察组100例和对照组100例，这两个小组妇女的年龄、产次、孕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1．2用药方法

观察组服复方米非司酮上午9点时1片／d,2d(每片含米非司酮30mg+双炔失碳酯5mg，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对照组服米非司酮3片，上午9点给服用，每片含米非司酮25mg，两组均首次服药后48h到医院加服米索前列醇600μg(每片200μg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在服用这些药物时候，前后都进行两个小时的禁食和禁水。

1．3观察随访

本组所有的患者都服米索前列醇，并且在我院连续观察六个小时以上，观察项目为血压、脉搏、腹痛以及各种不良反应。对于孕囊的成功排出的时间，阴道出血情况包括出血量多少和出血时间的长短都作了细致的记录。如果六个小时以后还没有把孕囊排出来的而且没有明显的出血迹象的，一周以后到医院检查孕囊情况，如果确认需要妊娠停止的并进行人工流产。对所有的终止妊娠的妇女，二周以后都要了解其阴道出血情况，都要经过B超检查，如果发现出血量过大且多于月经量的或者有宫腔残留的，要对其进行清宫处理，以及继续观察。

1．4效果评价标准

①完全流产：经过服用药物以后，一个星期以内孕囊自行排出或者没有看到孕囊排出的，但是B超检查后孕囊自行消失，阴道也不出血了，可确认自行转经；

②不全流产：经过药物的服用，孕囊已经排出，或者没有看到孕囊排出的，以后的检查当中发阴道出血过多时间过长的，经检查发现宫内有积血从而进行清宫手术，后经确认妊娠绒毛或妊娠蜕膜组织；

③失败：经过用药，一个星期后没有看到任何妊娠物排出，经检查孕囊仍旧存在于宫腔内的，子宫的形状没有发生改变或者发现子宫在继续发展长大的，血HCG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最后用人工流产术来进行终止妊娠。

1．5统计学方法

统计资料采用SPSS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使用t检验。

2结果

2．1对象特征

两组研究对象服药前的临床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完全流产率

观察组5例、对照组10例行清宫术，其中各有2例失败行人工流产术终止妊娠。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96．8%）高于对照组（9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把两个研究组的孕囊排出时间和出时间，以及后来的转经时间进行比较

观察组的孕囊自行排出时间为(2．61±1．58)h，对照组孕囊自行排出时间为(3．43±1．87)h,出血时间分别(9．3±3．7),(14．4±5．7),经过比较发现对照组显然高于观察组(P<0．05)。流产后转经时间无统计学差异。

2．4不良反应

复方米非司酮和米非司酮的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腹泻，可忍受无需处理，复方米非司酮稍轻于米非司酮，但两组副反应率无统计学差异。

3讨论

比较早在临床上应用来终止早孕的是米非司酮，它的历史比复方米非司酮早，但是技术不成熟，会有很多的不良反应，如出血时间长，出血的量比较多。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出现这些不良反应的主要是米非司酮具有较强的抗雌激素特性，从而影响到子宫的修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药物会把子宫的敏感性降低，前列腺素对子宫的收缩作用明显减弱，最终会使蜕膜不容易被排出,留在宫腔时间较长，导致药流后出血时间延长。因此缩短流产后阴道出血的主要途径是促进妊娠产物和蜕膜的尽早排出，并促进子宫内膜的修复。

早期文学论文篇（9）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 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 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 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 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 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 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 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 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 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 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 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 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 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 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 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 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 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 ，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 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 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宪章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 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 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 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 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早期文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77-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以下简称“早期传播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总体研究概况

（一）大量史料文献得以编辑出版

首先，一批早期报刊得以影印出版和发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刊。早期报刊的影印出版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共8册，其中前6册与“早期传播史”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新青年》、《共产党》、《向导》、《人民周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中国书店，2011）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便利。其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文献等得以编辑出版。主要有《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这些选集、全集、文集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年谱、传记等编辑出版。影响比较大的年谱有李良明、钟德涛编著的《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永春编著的《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朱文通主编的《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由李继锋等著的《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对于拓展党史人物及“早期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综合文献和专题史料的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辑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入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72篇、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200余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11辑）、《中共创建史大事记》、《中共创建史辞典》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等，对深化“早期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新世纪以来，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大量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得以开展。首先，围绕着早期传播者纪念的学术研讨交流频繁。这些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还有国际性的。既有围绕着、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大人物”开展的学术研讨，也有为杨匏安、袁振英等“小人物”举行的学术活动。如2006年举行的“纪念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对“早期传播史”上享有“北李南杨”美誉的杨匏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举办了“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的学术研讨会更是直接以“早期传播史”为研讨主题，如2010年举行的“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以“李达与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的。其次，围绕着相关事件纪念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活跃。如200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178――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全国各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纪念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各地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等。上述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大都结集出版。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十多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早期传播史”研究著作。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对初期传播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彭继红著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郭刚著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出版社，2010）、王刚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黄进华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1900―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也直接把“早期传播史”作为研究对象。马连儒著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宋斌和姚金果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对“早期传播史”进行了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在充分吸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对“早期传播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颇多新意。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对“早期传播史”也着墨颇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着力最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是其他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早期传播的主力军。田子渝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围绕着“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张世飞等学者认为，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全燕黎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者，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更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开创者。针对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认为，这个说法有悖于历史真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后主”研究范式，应予匡正。比较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阎颖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间先后的不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以及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程度的不同。赵春荣、张英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有鲜明共性特征。此外，杨匏安、袁振英等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广度。

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想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补正“三民主义”，以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田子渝等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三：一是从思想体系上讲，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二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三是与苏俄对的支援有密切关系。就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李田贵、赵学琳认为，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田子渝等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五四时期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或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学术界认为，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王刚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由于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在最初的介绍和报道中，主要采取了“音译”、“附会”、“改译”三个办法来处理外来词，可能会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曲解，但这在当时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王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背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立场、政治动机以及梁启超本人所处的境遇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因。欧阳跃峰就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详细论述。嘲姚锡长具体分析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江亢虎在民国初年有组织的、以出版刊物的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作用。王刚则对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进而说服中国人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

李军林详细考察了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爱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五四时期期刊专号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期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或“马克思纪念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五一纪念号”宣传劳工神圣，唤起了工人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中共早期报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不仅对报刊个体与早期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更重要的是开始对中共早期报刊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就报刊个体而言，学者主要对《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中国青年》、《劳动界》等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特点等进行了考察。就中共早期报刊整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刘志靖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信华重点考察了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认为，中共早期报刊始终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强调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调查和总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者们还对五四时期的某些报刊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徐方平对《今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指出，要客观公正地来评价《今日》杂志，在承认它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仍应肯定它是一份由热忱于宣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进步刊物。杨宏雨、肖妮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星期评论》的评价，认为，应该用“进步”而不是“革命”作为尺度来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关注上。岳远尊对《东方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东方杂志》主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话语平台。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三条，即日本、法国和苏俄。但近年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提出，美国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主要依据有三：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自于美国出版物；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田子渝也认同美国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指出：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王刚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四是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石川祯浩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下了一番苦功，特别是附录《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极具历史价值，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情况。学者们对苏俄渠道给予了重点关注。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俄国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田子渝等对苏俄渠道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苏俄渠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汉全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留学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十月革命前，留学生是以学生身份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并通过日本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这些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核心层。刘晶芳认为，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留日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除日本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和俄国渠道，而西欧渠道主要是由赴欧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担任媒介。汶生瑞认为，留日、留法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同时特别注重在实际的运动中和社会组织中发挥表率作用。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学者们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主要是：第一，传播者成分比较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第二，传播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主观性；第三，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第四，传播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张德旺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突出特点：一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三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李军林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从传播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张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一是由“以俄为师”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由“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思维倾向；三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王刚在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后，得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齐卫平对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后形成传播热潮，经历了早期译介和广泛传播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以后为起点的。广泛传播阶段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刘晶芳也对五四前后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与五四之前相比，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特点有三：一是传播的途径拓宽了；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了；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孙大为在比较中俄马克思主义传播异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提炼为：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成为中心内容；三是传播速度较快但理论成果不足。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北京、上海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广度进一步加大。

东北地区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黄进华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过程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大庸撰文考察了清末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王静、郑淑梅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史。武振凯对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分析，提出：大连、沈阳、建平是辽宁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郭渊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长江中下游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傅绍昌就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介作了全面梳理，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传介出现了新的势头，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积极进行宣传介绍，甚至还成立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刘金如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民学会在其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自修大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孙念超从王尽美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

何扬鸣从早期报刊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认为，浙江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早，数量比较多，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刘桂芳从图书馆这一独特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审视，指出：“马氏通讯图书馆”和“天津工人图书馆”是中共早期在天津播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阵地。邓寿民对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进行甄别，认为王右木是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凌燕萍考证了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乡贤。梁严冰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早期传播历史作了尝试性复原。张俊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探讨。

（六）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与以往侧重于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不同，新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

邱作健对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共产党宣言》1920年在中国的出版，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激荡，东西方思潮文汇融合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王东风、李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出发，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该译作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间的交互影响。郭燕来从《共产党宣言》早期在各个国家传播历程的视角出发，对《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是话语转换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统一；二是传播内容时代化、通俗化与简单化、歪曲化的同时并存；三是传播主体成分多样、传播组织由非常规性到常规性的发展；四是在平面媒介中力求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五是传播对象针对性、层次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蒲国良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至今存在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歧义。其次，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史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要进一步梳理。

（七）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三次论争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侯且岸指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沈成飞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学界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张、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

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往的研究定势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田子渝等认为，对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人中国的，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一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张琳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参照和对比的中介作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深入地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深层原因。

三、几点思考

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早期传播史”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该一方面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另一方面，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这对于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和理论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已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很不够。

（二）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