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文化论文篇（1）

    《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 mǔ  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 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真主；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 ‘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 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  ，‘横’指代 ‘亨’，源元同音，‘源’ 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 ‘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 历史 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察微知拙，佩玉琼玖；

承前启后，宜言饮酒。

 以翱以翔，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茶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茶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茶佩以报之。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 图，楚音读tóu， 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 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 ‘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 ‘土’代表大地‘坤’ ， ‘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有图圆圆，自不离乐。

我生之初，尚有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律。

尚梅，有阿！



有途远远，执不离福。

我生之初，尚有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佑。

尚莓，有觉！



有土源源，志不离同。

我生之初，尚中庸；

我生之后，封雌搏雄。

尚美，有聪！

 

       我想，这就是赏茶知荼的形而上，我们谓之曰‘茶道’。

 

    备注：

    《九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为“九经”。

茶道文化论文篇（2）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茶道文化论文篇（3）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李红.和敬清寂 茶禅一味[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132―136.

[2]焦毓芳.论日本“茶禅一心”的必然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1）：89―95.

[3]蔡荷.茶道中的哲学意味[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36―39.

茶道文化论文篇（4）

为引领行业发展，探寻中国茶业未来的发展之路，深圳茶博会继去年成功举办中国茶界领袖交锋论坛后，今年推陈出新，举办“茶道・人道・商道”――中国茶界领袖2011年度高峰论坛，以中国茶业如何迎战世界经济潮为议题，从茶道、人道、商道三方面解析中国茶业发展之路。茶道：阐释千年中华茶文化精髓

发展茶产业，文化须先行。因为文化的升值空间和持久魅力暗示着任何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不能忽视文化的力量，这一点对于茶业发展来讲尤为重要。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上古时期就有“神农氏尝百草”之说。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茶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瑰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民族文化中茶文化究竟占据何种地位，有何意义?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品牌角逐的时代，又该如何弘扬悠久的茶文化，如何利用茶文化推动整个茶产业的发展?论坛将拟邀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寇丹、香港著名茶业专家叶荣枝等做客鹏城，与广大茶人分享几千年的中华茶文化精髓。

人道：剖析茶人精神品质

常言道“事在人为”，茶业、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茶人的付出，在茶业迎战世界经济大潮中，茶人担当着主角。回首茶业发展的历程，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浮现，从最初的茶圣陆羽到今天涌现在茶业链各个环节、各个阶层的人士，一直在苦苦追寻茶业的突破之路。在经营茶产业的过程中，全体茶人应以何种精神品质去面对世界经济大潮呢?本届论坛上，拟邀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侯军、商界杂志社社长刘旗辉等资深媒体人畅谈茶业特色文化与立业哲学，传播如何维持和发扬茶道精神。商道：商界名流解析中国茶

茶道文化论文篇（5）

系统化的来说茶教育是关于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加工，茶叶的冲泡、品尝，质量的检测，品种的鉴别，茶叶营销，综合利用，茶具制作、考究，茶和茶叶的历史，茶文化的发展演变等有关知识的教育。

全国高校中设有茶学专业或茶文化专业的有10多所。如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武夷学院等。

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五”规划中致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茶文化是诸多文化的共同体，其“和”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在推广茶文化过程中相应传承、复活了许多文化事物。

2011-2012年度，

中国国内有哪些知名的茶文化培训机构，

在茶文化培训上做出了哪些贡献？举行了哪些重要的活动？

福建省天晟茶艺培训学校

天晟茶艺培训学校自办学以来，一直坚持“茶艺师首先要了解茶、喜欢茶、珍惜茶，让茶发挥至最佳境界，能泡出泡好每壶好茶”的原则，受到了中外茶界的一致认可，并成为中国茶道国际交流协会唯一指定的茶艺培训机构和茶艺师培养基地。

天晟培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茶艺师的同时，还以举办“创业型10天短期评茶茶艺培训班”而闻名茶行业，85%的学员自主创业，拥有自己的茶店、茶楼、茶馆、茶会所等事业。

天晟人坚信“专注成就专业”，只有专注于茶艺培训，才能做得更好更优秀。天晟坚持既不卖茶，也不卖茶具，让天晟的课堂成为没有利益的天堂。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员满意度达99%，成为茶艺培训行业的最佳品牌，成就了“最具实用型茶艺培训”的良好口碑，得到茶行业“世界茶叶看中国，茶艺培训看天晟”的高度赞誉。

陆羽茶艺中心

陆羽茶艺中心是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茶文化推广中心，与天仁、天福茗茶为关系企业，总部设于台北市，在北京、成都、漳州相继成立陆羽茶道教室。

陆羽茶艺中心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有32年的历史，在茶道教学上和茶文化推广上取得很大的推动作用。

茶道教学上成立茶道教室，开设初、中、高级各种茶学研究，循序渐进地进行茶学教育，每年并举行1～2届的“泡茶师检定考试”。茶文化推广上出版了《茶艺月刊》，《茶艺月刊》纪录着近代茶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有《茶学概论》、《茶道教室》、《茶艺大观教学影带》、《无我茶会180条》、《茶学研讨会论文集》、《中英茶学术语》等茶书出版。

另外，茶文化活动：创办泡茶师检定考试、国际无我茶会，配合举办各种国内外茶文化活动，尤以两年一届的茶艺展、茶学研讨会会与每两年一次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无我茶会最受瞩目。

西安六如茶艺培训中心

“六如”是我国茶文化界的一个著名品牌，品牌的名称源于佛教的《金刚经》。“让好茶者喝到真正的好茶”，在大唐博相府六如茶苑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茶友们津津乐道的现实。

六如茶苑最经典的表演型茶艺：浪漫音乐红茶茶艺—梁祝，在2007年全国茶艺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在2010年重庆国际茶艺大赛中荣获最佳创新奖；六如的客家擂茶茶艺，在福建安溪全国茶艺大赛中曾荣获最佳表演奖，并被选拔去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六如的东方美人茶艺、大红袍茶艺、绿茶茶艺、花茶茶艺等也都入选到大学本科教材。

在生活待客型茶艺方面，“六如”原创的功夫茶茶艺是考高级茶艺师的必考内容，“六如”原创的黑茶茶艺、凤岗锌硒有机茶茶艺、龙井茶茶艺等，也都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受到茶人广泛赞誉。

杭州公刘子茶道苑

公刘子茶道苑位于杭州教工路59号内，处于杭州文化教育中心地区，专业从事茶艺、茶道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专业茶艺师培训、公刘子茶道（初、中高、师级）培训、茶艺馆经营管理培训、茶艺表演培训等，特聘茶界专家公刘子先生等为常务顾问。

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由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及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公刘子茶道聘任的主持人、聘任的各地公刘子茶道教师等组成。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是公刘子茶艺、茶道研修、教授服务的提供和运营机构，负责提供教材、资料、课程设置、证书颁发、授权指定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开展研修工作，并接受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的注册请求；各地公刘子茶道点是各地开展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人，提供当地的研修服务。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组成茶艺茶道研修产业联盟，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服务，共同推进中国茶道文化。

2011-2012年度，

为茶文化培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有哪些？

刘勤晋

刘勤晋教授，著名茶学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首任福建漳州天福茶学院校长，现任福建武夷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担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刘勤晋教授长期从事茶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为茶学奉献五十多载。主要研究方向是特产品加工、茶叶深加工与综合利用以及茶文化。主要为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专科生讲授制茶学、制茶技术理论与茶文化等课程。累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其中一级核心刊物30多篇。编写教材与著作主要有《茶文化学》、《茶叶加工技术》、《名、优茶加工》、《茶、旅游、茶文化》、《改造古老的西南茶区》、《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茶经》、《制茶学》、《茶叶加工学》、《茶、咖啡的现状与展望》、《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竹叶青》、《普洱茶的鉴赏与冲泡》、《茶馆与茶艺》、《古道新风—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杨江帆

杨江帆教授为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茶叶经济、文化与资源利用研究。

现任武夷学院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茶文化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茶叶科技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一级学术刊物《茶叶科学》编委。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茶叶学会理事、中国茶叶学会茶叶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茶叶协会高级顾问、中华茶人之家联谊会福建理事会高级顾问、本刊杂志专家顾问。

杨江帆教授在全国率先开展茶叶经济学科研究，该学科研究方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茶叶经济研究方面的专著被浙江大学等许多高校列为博硕士生参考书。

杨江帆教授出版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多次在中国外交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7财富年会暨中小企业成长论坛、北京大学、闽台大学交流等论坛作主旨讲演，先后赴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孙威江

孙威江教授系福建农林大学茶学系主任。长期致力于茶学和类茶植物的教学、科研和开发。为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科带头人，任乌龙茶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有4项科技成果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任中华茶人联谊会理事、福建省绿色食品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农学会理事、福建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主要承担的课程有本科生的茶叶食品安全、茶叶市场与贸易等；硕士研究生的茶叶优质高产理论、茶树生理生态、类茶植物专题和茶叶经贸与企业经营管理等；博士研究生的茶树栽培学研究进展和茶园生态与茶叶无公害生产等。

他主持参与的30余项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全部通过省部级鉴定或验收，居国内领先水平，如主持的国家发改委“闽台茶树优异品种及珍稀种质快繁与配套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目前在研的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达10项。出版专著4本（2本主编，2本参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获奖4篇。2005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主持的“茶树栽培育种学”被评为省精品课程，2005年获福建农林大学2001～2004年科研贡献奖。主持的《茶叶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优异珍稀茶树种质产业化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分别荣获2008年、2010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武夷岩茶有机栽培及标准化加工新技术研究与示范”与“无公害茶叶产业化生产综合技术研究”项目分别荣获2009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参与的茶叶中农残降解技术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高优茶业系统调控技术及良种示范基地建设研究项目分别获1997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注重产学研的结合，研究的成果既有先进性，更有实用性，先后在约70家茶叶企业应用，作为企业发展的技术依托，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大力发展茶文化培训的意义是什么？

茶道文化论文篇（6）

适逢禅茶大会作为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的专项活动，使得世界各地的茶界嘉宾更加关注并亲自参与此次在大红袍祖庭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所召开的禅茶大会。

活动之一：禅茶文化节开幕式暨授牌仪式

在11月16日下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各种精彩的表演为盛会增添了亮点。

天心永乐禅寺是大红袍的祖庭，也是禅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当天，在这里举行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武夷茶研究中心”的授牌仪式。随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主任骆少君，亲自将一捆已经珍藏30年的湖南“千两茶”赠给天心永乐禅寺。最后，“武夷文化研究院禅茶文化研究所”在这里授牌成立。

禅茶文化发源于汉代，2000多年来凝结了古圣先贤的哲思智慧，饱含“感恩、包容、分享、结缘”的社会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在人生日用的落实与升华，倡导人们感恩自然，和实生物；包容他人，和平共处；分享成果，和衷共济；广结善缘。和气生财。禅茶文化早在宋代就被尊为日本、韩国茶道的源头，更是中国茶道、茶文化的一渠活水。

此次，来自韩国、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佛教界、茶学界、文化界嘉宾云集武夷山，以“缘结武夷，茶和天下”的和谐理念，为人们谱写了一曲新歌。

禅茶文化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世界”的重任。以茶净心，心净则国土净；以禅安心，心安则众生安。

活动之二：国际茶席交流暨“传灯茗心”茶会

开幕式结束之后，于九曲溪畔、柳永纪念馆草坪前，开始了一场美不胜收、精彩迭出的茶席设计交流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与现场的游客，都得到了一个漂亮的白瓷杯，并与分布在草坪各处的茶席的设计者与泡茶师们进行现场的品茗交流。

现场上演了抹茶道、禅茶道、文士茶、仙茶道等多种形式的国际茶道表演，令人目不暇接。精致的18个茶席，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把第一道茶汤聚集在大茶钵里，再把这道茶汤普分给大众，体现了和谐与分享的精神。

此次茶席设计交流，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茶席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一段枯枝，一垅石墙，几瓣落花，几束芦苇，都可以成为设计的重要元素。人们各自取景，利用洞箫、国画、美丽的插花以及各式传统盛装，利用武夷山水天然秀气之美，演出了一场美丽的大剧。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名家，在现场挥毫作画，于天然山水中书写心中山水画轴。

活动之重，是极蕴意义的“传灯茗心”活动，美丽的莲花灯，更加表达了一种祥和安宁与祝福的色彩。

活动之三：“佛佑中华・茶和天下”大红袍祭茶祈福大典

11月17日上午，祈福法会在大红袍母树下举行。此次10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僧相聚共同为大红袍母树举行祭茶活动，为几十年来的首次。

“得天独厚大红袍，味到岩茶意气豪。”6株历史悠久的母树，头顶是湛蓝无垠的天空，背后延伸到崖顶的泉罅，山腰中一抹血霞若隐若现，留给世人的，是无形无色却又无穷无尽的馥郁与芬芳。

来自茶学界、文化界、企业界的众多宾客和高僧于仙境氤氩中为神圣的大红袍母树祭祀祈福、开光加持，最后，一位身材魁梧的印度高僧做狮子吼，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介绍，此后，禅茶祭茶祈福法会将每年举办一次，并沿袭这些禅茶仪轨，为禅茶开光洒净、诵经加持。

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茶文化融合之产物。“疏狂素洁只争霞，固守深山待风雅。”儒、释、道“三教”与文化产业、茶业、旅游业“三业”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疑将很好地弘扬禅茶文化，构建和谐世界。

活动之四：大红袍祖庭茶祖殿开光仪式

11月17日上午，在天心寺，一场纪念乌龙茶祖释超全的活动在这里举行。

天心永乐禅寺是大红袍祖庭，也是武夷岩茶的发源地、乌龙茶的发源地、工夫茶的发祥地，自古有茶鼓、茶寮的设置，配备制茶、施茶的茶僧，还有普茶、施茶的仪轨，有祭茶祈福、以茶浴佛的法会。

此次，在祭祖的盛大仪式中，主持人大声宣布茶祖殿落成暨乌龙茶祖(释超全)像开光法会开始，在祥和肃穆的气氛中，红布缓缓拉开，樟木雕制的乌龙茶祖像出现在人们眼前。此时人们共同分享大红袍祖庭普茶的吉祥与欢悦。

天心寺住持释泽道法师在《祭乌龙茶祖辞》中唱颂道： “世事人为本，人性尚自然，万众崇乌龙茶祖，八方礼茶王。年年献歌舞，岁岁香火燃，活水润灵根，生机万年长。祈国泰民安，求百业兴旺，朝吉祥如意，望福禄安康。”活动之五：品茗论道――国际禅茶文化论坛

由武夷山国际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国内10余家茶文化组织积极响应而共同成立“国际禅茶文化论坛”，作为禅茶文化国际交流的平台。

11月17日下午，国际禅茶文化论坛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的祥学苑举行。距离第一届国际禅茶论坛已经一年，再次在武夷山举办这样的盛会，让人们感觉在秋日茶香之中，更透着浓浓的禅机。

在略显严肃而不乏精彩的论坛现场，与会前来的发言嘉宾有“中日韩三国茶道联合会顾问、韩国中华茶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寇丹先生，台湾著名茶文化专家、“中华茶文化学会”的创会理事长范增平先生，日本著名的茶师山口纪子女士等10人，他们对禅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在简短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把最直接的禅茶体悟以及与武夷茶结缘的心路与人们分享。他们分别在论坛上作了精彩的讲演。认为茶更多在生活之中，而对于茶禅的认识，也应该用一颗平常心、清净心去体验。

活动之六：茶文化陆羽奖

茶道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茶道文化论文篇（8）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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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録讲义[M].台北：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91.

[3]林瑞萱.中日韩英四国茶道[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5]鲁丝·本尼迪克特（美），昌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冈仓天心.茶之书[M].社会思想社，1995.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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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3] 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5-26.

[4] 钱朴.茶道渊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5（38）：51.

[5] 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1989.

[6] 铃木大拙.禅与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7] 吴平.禅趣人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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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军.日本茶到的神髓[J].农业考古，1994（36）：243.

[10]滕军.茶道与禅[J].农业考古，1995（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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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

[3]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雅茹：浅析牧溪《六柿图》的创作意境表现，《大众文艺》，2011

[5]王雁玲：牧溪《潇湘八景图》中的消解性特征，上海大学，2007

[6]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

茶道文化论文篇（9）

中国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5-229-1

《红楼梦》中关于茶文化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这些生动的记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茶文化的内容，篇中人物喝茶品茶覆盖全篇，深得中华茶文化之精妙。

一、好水

水，“茶之司命者也”。（《十六汤品》）

在明代茶文化复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茶疏》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明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有十分之水，方可得十分之茶。”古人论水的代表作田艺蘅的《煮泉小品》论水尤详。曹雪芹通过先贤之论，在小说中作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艺术描写。

第41回妙玉煎茶用水的情节是这么说的：

贾母接了，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陆羽《茶经》中尚未论及雨水，明人尤精此道，文震亨在《长物志》分别论述了四季雨水之优劣。而紧接着贾母饮茶之后的着力描写：“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我们注意到妙玉此时用的水已然不是“旧年蠲的雨水”，而是“珍藏了五年的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水”，确实有充分的茶道依据。白居易《晚起》等诗中已有“融雪煎香茗”“闲尝雪水茶”之句，可见晚唐人已知雪水煎茶之妙。辛弃疾也有“细写茶经煮香雪”句，陶毂还有命姬掬雪烹茶的故事流传下来，发展至明清，雪水身价愈高。文震亨《长物志》称：“雪为五谷之精，取之烹茶，是为幽况。”熊明遇更有：“雪水，天地之精也。”贾宝玉有“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便不足为奇。

二、名茶

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清灵、玄幽之秉性。中国茶类繁多，品种千姿百态，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有：贾母不爱吃的“六安茶”，妙玉为贾母特备的“老君眉”，宝玉所钟爱的“枫露茶”“普洱茶”，黛玉房中的“龙井茶”等。

六安茶为安徽名茶。《援鹑堂随笔》载：“六安茶产自霍山，旧例于四月初八进贡以后，始得发售。茶山周围八百里，而以仙人街、黄溪涧、乌梅尖、佛寺等处尤佳。茶叶有蕊尖、贡尖、皇尖等名目，分白茶与明茶，有毛者不论粗细皆曰白茶，无毛者曰明茶，皆老叶也。”毛尖、银针等都为六安茶著名白茶，香气高爽，其叶甘醇，比一般茶略淡，也难怪刘姥姥嫌其味淡。此茶针长如眉，故曰老君眉，为六安所产，故而贾母又误以为是一般六安茶。

三、良器

公欲善茶道，必先精茶具。受“美食不如美器”思想的影响，我国自古无论是饮还是食，都极看重器具美。在传统茶文化中，器与道是相通的，因此历代的茶人对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第41回“品茶栊翠庵”对茶具的描写尤为详细，妙玉一口气拿出数种并不常见的珍贵茶具，有“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绿玉斗”、“蟠虬整雕竹根的大海”，以及“宋元丰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的“晋王恺珍玩”的“”和镌着三个垂珠篆字的“点犀”。翻遍古今中外茶具谱，我们还找不到一件茶具可与妙玉所用的茶具媲美。

四、烹茶

名茶好水良器之外，烹茶的艺术也是必需的。《红楼梦》对此多有详述。

如贾宝玉为茗烟改名为焙茗，便是红楼茶艺精神适例。据茗烟说：“我们宝二爷嫌烟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烟”字为什么不好？其实并非因茗烟与锄药、引泉等众小厮的命名方法不一，而是因为茶极忌烟。宋人在《十六汤品魔汤》、《北苑别录过黄》等中已指出：“而汤最恶烟。”故称烟为“大魔”。苏轼在《汲江煎茶》中写道：“活水仍需活火煎。”活火者，无烟之火也。清代无名氏《乐水清话》还具体谈到煎茶水以三年陈樟树炭或橄榄果核做燃料最佳。据说这些燃料点燃后“只有蓝色火焰，绝无一点火气”。此便为贾宝玉为茗烟改名的原因。

五、品茶

古人讲品茗，总是把饮茶提高到一种典雅清和的意境中，展现出生活的享受、情趣和艺术化。冯正卿在《芥茶笺・茶宜》中有提到适宜品茶的十三条件，如：无事，俗务去身，悠闲自得；嘉客，志趣相投，主客两洽；幽坐，心地安逸，环境幽雅等。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松涛般的声音，香茗入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云光缥缈之仙境。一如妙玉所言：“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品茶人先灌漱口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满口生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

六、结语

曹雪芹的描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人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人茶虽说在审美上达到了极致，但也正因此，中国传统茶文化发展到清代，已现颓势。茶文化只有走向民间，才是其发展的新路。

参考文献：

[1]何哲群.从“妙玉论茶”看清代文人茶文化[J].时代文学，2008，（02）.

茶道文化论文篇（10）

我们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各国的植茶、制茶、饮茶均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茶道与茶艺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本文重在分析茶道概念的提出及茶道精神的创立，并且进而说明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何谓茶道，茶文化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教授在其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对茶艺与茶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对茶道概念内涵的阐释。王玲教授说：“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我们从王玲教授的论述中不仅明确了茶道与茶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茶道概念的内涵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即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茶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见性，需要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中如果缺少了茶道精神，茶艺便会无精、无神，就会失去茶艺的真正意义，行道是艺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唐代著名的爱茶诗人卢仝更是以诗的形式生动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身艺茶行道的体会，揭示茶道概念的内涵。卢仝在其著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总之，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正如已故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所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有人说，虽然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但却不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不仅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也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茶道”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在其著名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茶道”这一概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而且也成为世界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该诗的全文是：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虽然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在其诗中应该说已作了很好的诠释，人们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该诗不难体会其中的茶道精神。

继诗僧皎然之后，唐时的封演在其编撰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再次提到“茶道”这一概念,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我国明代张源在其著的《茶录》中也讲到“茶道”。他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我国不仅是“茶道”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最早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著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中将茶人精神规定为“精行俭德”。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具有俭朴美德之人。在陆羽看来，喝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解渴这一生理需要了，而是对饮茶者提出了品德要求。陆羽的茶人精神其实就是茶道精神，所以说陆羽是中国乃至世界茶道精神的最早创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