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论文篇（1）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2）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5）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它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7）因此,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以它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意识形态统治在另一时代的表达式。事实上,知识生产者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艺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是解放区或延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其理论“创造性”仍是相当旺盛的,他们理论的话语之流奔涌不息。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而且理论工作或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以周扬、茅盾、胡风作为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人,但由于他们对新的实践条件的理解和适应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艺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恣肆的激情。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这一学科的学者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艺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系统知识,但在社会需要这种知识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专门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8）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建国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实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分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12）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13）

事实上,在这些严厉的指责之前,知识界已经经历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思想清理运动,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地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或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4）他们表决心、尽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释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些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5）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6）,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反马克思主义”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何其芳当时的心态也可想而知。当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7）“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8）等,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在当代文艺学学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5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论战,它被学界认为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讨论,但参加者仍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蔡仪、贺麟、李泽厚、黄药眠、蒋孔阳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它对于推动国内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并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问题的方式仍是常见的。特别是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难从学术的意义作出回应。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唐弢、王瑶等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几乎都有检讨性的文字公开发表。其中尤以朱光潜的检讨最令人震撼,他的题目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他不仅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早期著作,认为那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而且从哲学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艺报》在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语”,认为朱光潜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他自我批判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但这种必须检讨的不真实性在后来得到了证实。1983年《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为中译本写了序,他说:“在我灵魂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1933年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21）这时朱光潜说的才是真实的。“顾忌,胆怯”,是那一时代许多学者的心态。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艺术从理论到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样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就时常出现相对严格和宽松的不同时期。但它的周期性震荡不仅没有缓解学者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它的表达形式就是,一些人放弃了专业研究,宁愿以沉默换取平淡却是平静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达独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弃了学者的尊严、使命和责任,付出的则是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的代价。当然,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和不可违背。批评“必须是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24）,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做“问题”要求“解决”。

茅盾对国统区理论问题的检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过去在国统区可以讨论的情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与“新的人民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讲话》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艺思想也从作为解放区的中国局部,而铺展到全中国,成为新时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转变过程中的多音齐鸣、交相辉映的自由局面结束了,的文艺思想统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应该说,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建立这种信仰的源泉之一。从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相当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的任务实在是艰难的,但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地完成了它,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学艺术而言,解放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家通过有效的组织,第一次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中国文学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生动的民众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文艺实现了民族全员动员,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历史的经验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它使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理由拒绝《讲话》的精神。因此,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能够深入人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是,这一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忽略了文艺学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同文艺方针政策的区别,而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在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文艺学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有新的发展。时代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文艺提出它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后果,已为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所证实:统一意志反而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它的“合法性”总是不断遭到“合理性”的质询。因此,“一体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文艺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讲话》或文艺思想所不能涵盖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范畴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统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机——分化的可能:分化不仅成为统一时代的表征,而且,当“一体化”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时代,它终于在无限膨胀中彻底崩溃。

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规约,是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它还与学术的承传方式、科研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文艺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当代文艺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25）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26）但是,这些矛盾被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在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过大量的文艺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这些方针政策和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自由创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和怎样研究的。在阅读了这些文献材料之后,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而这些恰恰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终结。

有论者注意到,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的政党（2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摆脱霸权的控制,寻求中国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的问题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时,民族性的问题仍被强调,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历史涵义。这时,“民族形式”也同时具有了“阶级的”防卫意义。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论上说,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他既强调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28）,又强调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29）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的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国的,内容上它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化”在这时达到了极致:它既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极大神化,实现了对崇高、神圣、献身、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实现了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触及的问题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与“人学”相关的文艺学难以在“人”的范畴内展开,而流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的意义之后,加剧了东西文化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诺迟迟不临,并在变化和修订中一再延宕,从而导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了文艺学的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事实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近30年的文艺,仍在另外的意义上具有观赏的魅力,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风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

注释：

（1）（2）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6）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11）《红与专》发刊词。

（12）《红与专》发刊词。

（13）《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14）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5）茅盾:《鼓吹集·后记》,见《茅盾评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16）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8）《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20）《文艺报》1956年12号。

（2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引自王景伦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23）周扬:《新的人民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第96页。

（2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5—46页。

（2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转引自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26）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

文艺学论文篇（2）

院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军委文件指出，军队政治、艺术类院校（系）要发挥好培养军事文化人才的重要基地作用。艺术学院“全军唯一”的独特地位，要求学院必须在人才培养中有所作为、有大作为，以多样化人才的培养应对不断拓展军队文化多元化的需求。尤其要注重培养三类人才：第一，注重培养拔尖型人才。事实证明，一流的艺术大家具有非凡的文化影响力，在专业领域和社会文化建设中能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应有意识地选择专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学员，从各个教学环节加强重点培养，建立学员毕业后的跟踪培养机制，培养出先进军事文化坚定的“领跑者”。第二，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文化艺术是育人铸魂的领域，是通过直观具体的艺术形式对人的思想和心灵发生作用的。应通过增加艺术硕士比例、加强任职教育培训、轮训等进一步提高文艺干部的专业技能，通过扩大培训范围培养大批业余文艺骨干，培养直接服务于官兵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为广大官兵喜爱的文艺战士。第三，注重培养文化艺术综合型、多样化人才。应紧跟文化艺术领域不断拓展的趋势开设相关的学科专业，加大文艺理论、文化传播、影视制作、游戏及动漫设计、计算机技术等方向的人才培养力度，培养能够适应文化建设新需求的新人才；通过定期举办各类高层次研讨班、军事文化传播研讨班、文艺创作和评论高级研讨班等形式，拓展现有人才的专业领域，建设跨专业的综合型人才队伍。

在军事文艺创作和研究方面

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创造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是军事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艺术教育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要深化传统军事文化研究。先进军事文化是与人民军队一起诞生和发展的，这一传统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和归纳。艺术院校应发挥史料资源多、研究能力强的优势，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主动承担起深化传统军事文化的研究重任，将自发形成的文化碎片整合成系统完善的文化理论，形成军事文化一脉相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军事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历史参照。要探究军事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先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发展创新。

艺术院校的任职教育学员全部来自基层部队，对部队文化建设的现状及需求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是军事文化发展的践行者和探路人；同时院校学科专业带头人在艺术专业领域内普遍有着较高的声望，能够引领和把握艺术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讯息。院校使供需双方实现了面对面的对接，在加强当前军事文化建设、判明军事文化发展走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加强国际国内文化建设形势的研究，加强外军文化建设经验研究，在军事文化发展方面及时跟上、适度超前。要创作演出时代特征鲜明、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精品力作。创作有时是一个人的潜心钻研，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文艺团队的“集团冲锋”。

院校每年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类比赛、教学过程中依托的各类题材的教学剧目、部队不同的演出需求，都是作品创作的不竭动力。同时，院校是各种思想碰撞交流、艺术灵感不断迸发的地方，各学科专业人才聚集、互补性强、创作条件优越，应该主动担负起文化产品创作的重任，落实深入生活制度，提高深入生活质量，努力塑造新颖生动的艺术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能够引领时展的优秀文艺作品。

在为军委、总部提供决策咨询和为部队文化建设服务方面

艺术学院是全军唯一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发展先进军事文化，需要学院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进一步为军委总部当好“参谋”。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敏锐地发现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快速地寻求到纠偏的办法，能够及时地提出合理的、符合我军文化建设实际的发展意见和建议。成立军事文化发展评估组织，广泛应用CIPP评价模式（决策导向评价模式）等新方法，对文化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估，形成科学的评估结论。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形成畅通的上报渠道，为军委总部在文化建设方面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要进一步为部队文化建设探好“路子”。

为部队服务是艺术教育传播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途径，除人才培养和文化产品创作外，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优势，形成稳定的服务部队形式、建立卓有成效的文化传播机构，也是艺术教育服务部队文化建设、服务基层官兵的重要举措。要广泛深入地贴近基层部队，了解官兵需求，有针对性地实施文化服务，帮助部队形成有单位特色的军事文化；要适应时展和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军营文化活动的内容形式手段，积极发展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持续更新和充实先进的文化艺术内容和思想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努力使军营网络成为先进思想传播新阵地、学习成才新平台、精神文化新空间。

创新推动军队文化艺术教育改革需要把握的重要环节

文化艺术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惟有创新，才能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军队文化艺术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各个环节的创新推动，才能取得综合提升的良好效果，才能在保持军事文化的先进性方面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一）关键是明确培养目标

目标明，则决心立、思路清。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直接决定了艺术教育改革的需求和走向。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决定，艺术学院仍然承担本科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培训任务，学院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适应部队文化建设需求，改革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坚守高端艺术人才的培养目标。将研究生、本科生培养定位为高端精英教育，坚持大范围、小规模、优中选优的招生模式，坚持质量为本，实行尖子超常培养，主要任务是加强艺术本体的教育教学，为出高端人才打下坚实的理论和专业基础，努力为他们创造展示才华的机会，用培养人才的卓越艺术成就打造学院的艺术品牌，用品牌力量引领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是适时调整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将任职教育培训和部队业务文艺骨干培养等定位为适应性、应用型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基层文艺人才的艺术水平和素养，更好地服务部队官兵。本次全军院校训练任务调整，对任职教育只规定期数和人数，不限定时间和对象，增强了院校的教学改革和组织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要坚持面向部队需求抓改革，部队文化建设需要向哪里去，就向哪里牵引；部队缺少什么样的艺术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部队人才需要提升哪方面的素质，就安排什么样的教学内容。

三是着力拓展新型人才培养范围。及时跟踪新形势新变化对部队文化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超前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军事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宣传文化人才，坚持及早筹划部署，条件允许时快速反应，确保能出专业人才，快出合格人才。

（二）重点是优化学科专业

学科专业调整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龙头”。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牢牢盯住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针对军队文化建设需求开展学科专业建设。

一是要增强传统学科专业的时代性。在尊重传统学科专业建设特定规律的同时，要把这些学科专业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突出出来，善于把握时代对传统学科专业的需求导向，充分融入现代思想观念、充实新的内容、加强信息化改造。比如，在传统专业的建设上，要了解军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需要的数量有多大等情况，在学科专业改革方向、梯队建设、招生数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观念和技术提高传统学科专业的建设水平，彰显其时代特征。要努力实施重点学科专业建设，以学科为依托取得一批对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有牵引意义和重大影响的教学科研成果；尽快完成硕士学科授予权的申报工作，为在优势学科上建立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打下扎实基础。

二是要加强艺术学科专业之间的融通性。混搭和跨界是文化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和走向，形成了很多深受喜爱的艺术形式，催生了新的艺术教育学科需求。在夯实单学科专业基础的前提下，要采取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相互渗透、增大综合性艺术讲座比例等方式，拓展学科专业口径，努力探索影视编剧、音乐剧、大型文艺活动策划与文学统筹等复合学科专业、边缘学科专业和专业方向的建设，通过学科专业之间的融通，培养复合型文化艺术人才。

三是要把好新建学科专业的方向性。伴随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用先进军事文化占领官兵的“虚拟世界”和精神阵地，已经成为部队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军委文件中多次提出了“积极推广动漫创作、军事游戏竞技等新兴文化活动”。在新一轮的体制编制调整中，军委总部充分考虑到先进军事文化传播的需求，在艺术学院增设了军事文化传播系，下设专业基础、军旅影视制作、军旅动漫设计3个教研室，承训的军旅影视制作、军旅动漫设计、教育技术专业三个专业都是计算机科学、通信和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科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型学科专业，是培养全军、武警部队团以上单位和院校文化传播工作人员的“基本阵地”。要加强调查研究，着力探索新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队伍建设、教学保障等问题，确保学科专业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核心是加强课程建设

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教学内容改革，课程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抓住课程建设这个核心，必须以优化课程体系为重点，加快教学内容的系统整合和课程体系的结构性重组。一是及时更新和充实先进军事文化相关的课程。高度重视传统教育，优良的传统和核心价值观一样，就是先进的文化，就是战斗力。要把军队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课程内容，通过课程教学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使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多元的文化思潮中保持先进、正确的方向。要借鉴外军先进做法和经验，结合我军实际，增设仪式文化、服饰文化等相关课程和讲座，使之成为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成为激励官兵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要重视艺术教育“道”与“技”的结合，把课程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技能性、技巧性结合起来，保持专业教育积极向上的育人导向。要努力加强教材建设，在教材中充实先进军事文化的内容，满足课程教学要求。二是构建适应先进军事文化建设需求的课程群。课程群建设是确保先进文化艺术教学内容体系完备的重要举措。要认真研究艺术教育课程的特点，遵循公共课和史论课的基础性特点规律，在知识的创新性和关联性上下功夫，建成自成体系、互为支撑、质量较高的基础课程群。把握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技能性特点，在专业技能课的实践性和渐进性上下功夫，注入科技、时尚、互动等新的文化元素，建成培养扎实专业素养和专业表现力的课程群。深入挖掘选修课的自主性特点，在选修课程内容的拓展性上下功夫，有选择地引进前沿性文化讲座和网络课程，建成形式灵活、良性互动的网络课程群，多维并效地提升课程对人才培养的支撑性作用。三是加快建设任职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核心课程是为实现培养目标必须设立的最重要、最基础的课程，受到总部机关的高度重视，已经启动了“军队院校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工作。

对于文学艺术的任职教育而言，由于学习时间短、学员期望值高，要把先进文化艺术的核心内容落实在教学中，必须精选最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构成支撑人才学习需求的最基本内核；必须规范需要掌握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课程；必须建成保证学员实现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基本平台。要借鉴地方艺术院校的成功经验，兼顾共同性和重要性，确定核心课程目录，规范各级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构建任职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框架，使教学内容及时体现部队建设最新成果，充分满足部队建设需求。

（四）根本是建强教员队伍

适应先进军事文化建设需求的文化艺术教育改革，必须建设一支了解军事文化发展走向、熟知先进军事文化内容、掌握先进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教员队伍。

一是着力改善现有教员队伍的知识结构。随着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特别是“后奥运时代”艺术发展的速度陡然加快，军事文化发展也同步提速，需要及时更新教员队伍的知识结构。要实施教员教学能力提升工程，结合教员修习学科专业和从事业务工作，通过脱岗培训、在职学习、部队代职等多种形式，学习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学习社会主义文化中与军队建设相关的内容，学习更加易于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有针对性地改造和实施教学，提高教学工作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二是积极引进领跑文化建设前沿的艺术人才。文化需要传承。许多艺术家都把院校作为传承和延续自己事业的地方。艺术学院要充分利用品牌效应吸引高端人才，以“带出一个人才，有时比拿出一部作品更有意义”的思想，把领跑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学科领域“举旗人”引进学院执掌教学，引导他们不仅作造诣高深、硕果累累的大师，还要作甘为人梯、桃李满园的导师。

三是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先进的军事文化的发展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坚强支撑，道德教育本身就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制定完善军队院校师德规范，引导教员严谨治学，潜心育人，淡泊名利，自尊自律。要建立导师负责制、首席教员制度，在教员中树起业务的标杆、学习的楷模，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四是全面探索新的用人机制。艺术的开放性决定了人才的多样性。按照有关规定编设非现役文职人员岗位，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相对固定地吸收各类地方优秀人才充实教员队伍，担任与先进文化相关的多样化教学任务，做到不为所有，但为所用。

（五）基础是提高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提高生源质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把好招生的政治关。政治合格是保持先进的根本性保证。要认真组织各类学员的招生工作审查，加强政审工作的有效性；加强入学入伍教育的政治教育环节，尽快从思想上完成学员由地方青年向军校大学生的转变。二是拓展学历教育招生的渠道和模式。目前，军队艺术教育的与全国艺术院校招生的模式一样，全部采用“走进来”“、以考定生”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军队院校的招生工作，还受到很多政策制度的限制。要在现有招生模式的基础上，以“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拘一格选人才。实行主动“走出去”的方式，利用军队院校的政策和优势吸引人才，把真正优秀的“好苗子”吸纳进来。近几年来在青歌赛中有突出表现的藏族学员泽旺多吉，就是被老师在采风时发现才到军艺学习的，成为了一个招生模式改革的成功例子。要试行“推荐入学”方式，美军西点军校从建校起就推行“推荐制”入学，学员有相关人员举荐，条件符合时可以入校学习，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生源质量。三是要改革任职教育的招生模式。选择好教育对象是确保任职教育有效性的基本保证。长期以来，全军院校都面临着任职教育的对象专业不对口、教学组织难、课堂效益低的问题。特别是艺术院校教学具有“术科”特点，专业性很强，基础不同的学员难以在相同教学班学习。要加强学院在任职教育班次确定及教学对象选择方面的主动权，由学院在总部机关的指导下确定培训班次的入学标准，或专门为大单位定向进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地确定招生对象，确保任职教育的高水平、高效益。

（六）途径是加强实践教学

艺术教育具有“术科”特点，实践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也是保持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途径。军艺的办学思想中，把“实践教育”观念作为三大现代教育观念之一，明确要“把部队体验和社会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按照艺术教育的规律实施高质量的实践教学，我们认为，要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真正把实践教学与认识部队结合起来。实践教学是了解部队需求，深化艺术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只有了解了部队，才能知道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在原宣化炮兵指挥学院的院史馆里，陈列着一首1938年我军最早的《炮兵歌》，歌词里充满了火药味“：炮兵连天，听前进号声不断，担当起八路军的主力骨干！放出我们的开花弹，叫日本强盗胆寒，叫日本强盗溃散，叫日本强盗滚蛋。”从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解读出最早的炮兵文化。如果没有对炮兵部队的深刻认识，绝对写不出这样生动的作品，我们的学员要牢牢把握认识实习等实践教育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部队，从文化的视角解读部队建设背后的文化需求，为推动军事文化的发展储备力量。二是真正把实践教学与服务官兵结合起来。随着官兵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活跃基层文化，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当然也是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参照。实践教学是真正与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的教学过程，要坚持在教学中将文化工作重心下移，用教唱歌、教指挥、排练节目、小演出等多种形式，使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官兵，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满足官兵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力塑造和创新文化力、用文化力服务战斗力、保障战斗力、提升战斗力。同时，实践教学环节也只有坚定地相信官兵、依靠官兵、惠及官兵，才能充满勃勃生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增强吸引力、软实力。三是真正把实践教学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实践教学是育人的环节，所以必须把这一环节对人才的作用凸显出来。要利用认识实习、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机会，积极参与军事文学创作扶持计划等国家和军队的创演工作，在新文化的创作过程中打牢个人的军事文艺基础。要敢于接触社会，与文化企事业单位共建培养基地，从社会文化中汲取营养，拓展个人发展的多样化途径，促进军事文化的多元化建设。要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在各类部队建设环境中设立教学基地或教学点，定期持续地开展送文化到边防、上高原、下海岛活动，通过实践教学打牢文艺战士发展自我、献身国防的思想基础。

此外，在科研创作方面，要加大反映先进军事文化发展走向的研究力度；在教学评估方面，要改革方式方法，对学员的考评要改变“一考定优劣”的方式，把评语式、建议式评价纳入其中，更加注重对学员未来发展的建议和引导。总之，只有通过在各个教学环节上的集成用力，才能确保艺术教育改革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推进先进军事文化的健康发展。

艺术教育推动先进军事文化健康发展的保证体系

军事文化要发展，体制机制是保障。特别是艺术教育要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中起好作用、当“排头兵”，需要在组织领导、政策制度、环境培植方面形成适应发展的保证体系。

（一）进一步确立艺术教育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建军必先建校，强军必先强教。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把艺术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思想认识上要优先《。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指出：军队院校教育是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官兵素质的主渠道，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基石，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艺术教育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中担负着培养人才、研究创作、服务官兵的任务，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组织领导上要优先。从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各级相关党委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把对艺术教育的支持和帮扶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形成主官带头抓，负责领导亲自抓，各级部门协力抓的良好格局。工作落实上要优先。

进一步确立院校在艺术人才需求、招生、培养、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在政策、人才、经费方面予以倾斜。在制定文化艺术发展的相关政策时，充分吸收院校的意见和建议；规定文艺人才必须定期到艺术院校培养，把院校教育的经历作为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真正舍得把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和领导干部放到院校去办学，舍得把有理论水平、有实践经验的优秀艺术人才选到院校去教学，舍得把有发展潜力的优秀文艺骨干送到院校去上学。经费保障要论证充分、优先满足，文化装备和器材要优先配发到院校，确保艺术教育的步子走在部队文化建设的前面。

（二）进一步完善保障艺术教育健康发展的协调

激励机制紧跟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步伐，把文化艺术制度机制改革纳入深化军队改革总体部署，创造能够充分激活艺术教育发展的激励机制。要逐步探索建立以优势项目和重点项目为中心的创作生产机制。坚持以项目历练队伍，以项目牵引改革，定期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评奖机制，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满意、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评价军事文化产品的最高标准，把每项工作都作为一个项目来完成，用工程化的模式推进工作展开。要逐步探索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的文艺单位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军事文化和军事文艺单位在全国的影响，发挥“军艺”强大的品牌效应，按照教学和创作需求，主动加强与文艺单位的沟通及合作，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广开思路，强力协作，形成良性循环的协作机制。要逐步探索军地合作、共谋发展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传播推广机制。充分发挥院校的优势，建立全军文化艺术人才库，建立军事文化研究机构和军事文艺传播机构，推动军队文艺队伍和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使军事文艺更好地走进军营、走入社会、走向国际。通过机制激励，形成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优秀作品和人才竞相涌现的生动局面。

文艺学论文篇（3）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文艺学论文篇（4）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　局限　超越　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文艺学论文篇（5）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　局限　超越　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文艺学论文篇（6）

2“学院派”的形成及发展新

中国成立以前，在紫砂界没有“学院派”一词，传统的紫砂壶艺是以严格的家传、师承关系传承发展的传统手工技艺，在小范围内交流切磋，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1933年宜兴成立江苏省立宜兴陶瓷初级职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相关地区成立陶瓷艺术学院，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8年组建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隶属于江苏省轻化工业厅……自此，紫砂壶艺作为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特性的研究、创作、交流的“科班”背景，逐渐形成了具有科研创新、科学制具、技法共享、心得交流的组织形式，“学院派”算是有了雏形。随着艺术学院的升级、全国文化艺术工作的开展、网络媒体等传播方式的升级，新的文化艺术发展时代促使“学院派”开始为人所提及、理解、熟知。伴随着紫砂文化艺术的繁荣，全国各大艺术学院专家、教授、研究学者的参与，新老紫砂艺人的思想变革，“学院派”有了目前的地位。

3“学院派”的特点

（1）传承性。无论是传统匠人，还是现代陶艺创作者，都必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师古而不泥古，汲取传统手工技艺的精妙。

（2）理论性。对于传统紫砂艺人，“学院派”以大、中、专院校陶瓷艺术专业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教育背景。

（3）创新性。“学院派”在传统的思想之中脱颖而出，不只是一种“标新”，而是有了突破传统的思想，有了积极开放的平台，有了发散思维积极交流的机会，其作品特点新颖，打破固有的创作题材、创作技法、创作形式。

（4）文人性。一脉相承的紫砂文化艺术，自有了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才有了破“土”成“金”的文人气息。“学院派”首有“文脉”，后有“实践”，个性之外，内涵修养之中。

（5）无我性。在讲求经济效应的收藏时代，“学院派”不贪图功利化，继承传统又创新研制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

文艺学论文篇（7）

20世20年代广东地区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关于中国画改革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又称“方黄之争”),是20世纪美术史上罕见的学术交锋,新旧国画之间的论争没有胜负也没有休止,但它传递了一个如何继承、借鉴和创新的问题。在现实中,主张学习西画者往往会忽视传统的笔墨神韵,而守护传统者又难免会变成“现代的古人”,真正能够使得中国画起死回生的往往是那些立足于中国传统而又能兼收并蓄的国画家。着名画家范曾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和学习。他在对徐氏学派进行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在笔墨和线的表现上大胆创新,在借鉴西画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强调骨法用笔,以线和水墨的变化来造型,在用线和笔墨的变化方面兼容了中国画和西画的优点,这对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研究文艺现象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经历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强调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社会调查和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分析,来认知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其思想和观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只有了解作者本人,尤其其本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对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才能了解作者的言外之音。在意识形态中,历史是特定的历史概念。每段历史都有之前的历史痕迹,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因此,可以说每段历史都有共性,又有独特的历史痕迹,研究文艺史就要立足于历史的本来。文艺作品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密切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反映当时的某种社会状况,又反映作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必须按照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文艺作品,这样才能揭示文艺作品的深刻内涵。如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具有皇叔气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血统很重要,血统决定了谁能怎样做的问题。但是,孙权拥有传钵玉玺,曹操挟君子令诸侯。在刘备、孙权和曹操三个人中,各自都找到自己是正统的理由,但是怎样才算是正统的问题却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悬念。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也值得研究,如其家族分布在蜀、魏、吴三个国家中,但他只能忠于蜀汉,争取中原的统一,这是由他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决定的。又如明朝时期,文人非常自由和活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一部突出强调军事内容、反映男子汉气概的名着《水浒传》应运而生。在作品中,宋江仁义、正面以及后来接受招安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思想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宋江的两难选择以及其阶级的局限性。在文艺评论中,通过对作者生活、工作经历的研究,可以找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与其生活、工作经历的某种对应关系。如在绘画创作方面,曹植《洛神赋》中的人物形象是曹丕的夫人甄姬,也是曹植的暗恋情人。作者通过不太世俗的表现手法,来形容洛神的高贵形象,来表达自己对情人的怀念。画家黄少强的社会经历比较贫苦,反映在其作品中是一种忧伤之美。画家刘子建从传统画的创作到当代新水墨创作以及到以“鬼”为题材的创作,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出作者心理状态的变化。达?芬奇的作品《岩间圣母》中的“圣母”有点像达?芬奇的后妈,作品中以达?芬奇的家乡最熟悉的情形为背景,从而找到作品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某种来龙去脉的关系。又如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废都》就是他自己生活的反映。历史小说《康熙大帝》体现作者的历史观以及善与恶的立场。陈树人写了很多恩恩怨怨的诗,可能与他经常去西湖散步,触景生情有关。通过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对作者个人经历的研究,我们能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和作者的创作动机。

强调文艺的时代思想性,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和繁荣

恩格斯在评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时,很注意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倡某种积极的创作思想,或批评某种消极的、错误的创作倾向。他主张文艺作品的时代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19世纪中叶,反映社会思想的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当时社会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发表了。恩格斯在书中批评歌德的作品缺乏时代思想性。关注社会底层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但是,仅仅注重了对下层等级人物的描写,并不一定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典型的要数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卡尔?倍克的诗作《穷人之歌》。它虽然以穷人为描写对象,但模糊了阶级界限,没有运用正确的观点来描写“穷人”的生活遭遇,没有从本质上揭露出社会黑暗的根本。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只写王公贵族不写下层人物不对,而写下层人物只写他们的消极面也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把人放在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来理解工人阶级,而不能把工人阶级当下层人物来看,这为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指明了方向,也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成为歌颂革命的思想武器。文艺的追求应强调社会实践,应充分体现时代思想性。如未来主义表达了对陈旧思想的憎恶,尤其是对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的憎恶,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和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文艺的时代思想性。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文艺创作与生产的重要任务,值得深入探讨。文艺创作与生产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文艺创作能否有发展空间,取决于作者对创作规律的把握程度,取决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创作不能没有题材,把握好题材,关键在于作者对其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把握的程度。有些作者找到好的创作内容,获得专业人士的认可,却过不了群众这一关,这说明作品的生命力在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文艺形式和风格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期待。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文艺的创作和繁荣。有人说,有什么物质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创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居廉的作品具有唯美的风格,这与他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关注社会某方面题材的作品也跟个人的取向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当代艺术发展来讲,消费引导市场,市场影响艺术家。尤其在资本时代,资本可以左右艺术创作的方向,但是决定艺术方向的关键最终还是取决于艺术家,取决于艺术家对艺术门类的把握程度。哪一行都有哪一行的基本规律,谁掌握哪一行的基本规律,谁就是哪一行的佼佼者。技术性积累对于文艺创作很重要。如范曾在对绘画技术的掌握方面表现出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他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线条和笔墨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不管学哪个专业,文化知识的积累,尤其对文学题材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对于文艺工作者从事某些主题性创作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因此,作为文艺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文学方面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范曾的创作题材以古代人物造像名震画坛,这跟他平时加强文学修养,强化对艺术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关系。在文艺作品中,不论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还是影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的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某种场景的理解和把握,表现出某种文学的元素。而具有一定文学积累的人对场景的理解和思维会更加有理性,会更加有深度,这对丰富文艺思想,促进文艺创作和生产极为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探讨文艺现象,是时代的要求,我们要以高度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分析、探讨文艺问题,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推动文艺的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文艺学论文篇（8）

梦,在我国文学作品里是不难发现的,尤其是志怪小说出世后,它的出现更加频繁。它在作品里,有的混有迷信色彩,有的只是提及一下生活常景,有的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喷发出压抑的感情,勾勒出生活的前景。梦是在什么时候以自觉的形式走上艺术殿堂,它与文学艺术关系如何,则是人们少有提及的。

一

在我国早期的作品中,梦多散见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且常带有吉凶的征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是孔子梦见不到这种灵瑞,预感到周道复兴无望以致叹惜。历史散文《晋楚城濮之战》更有子犯圆梦的记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其脑,是以惧。子犯:‘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文中,子犯对梦的预见性本有所怀疑,却又担心晋侯迷信梦中所示放弃信心,不得不另辟蹊径,以“向天”“背天”忽悠。靠游梦、圆梦预示未来,其作用相当于龟甲上的卜辞,总带有迷信的色彩,并非以文学的角度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再说,它只限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不曾或少有在秦汉的诗、赋中露面,有其文学自觉性的欠缺。早期散文只是区别于韵文、骈文的一种文体,包括经传史说在内,概称散文。从今天的艺术角度看,它应当是与小说、诗歌并称的文学散文。梦,偶尔散见于这种散文,且带有迷信色彩,不能说是以自觉的形式进入艺术殿堂。

梦在文学作品出现较多的,在我国,当始于六朝的志怪小说。那时,志怪小说已从先秦的史说中分娩出来,相对成体。此时,梦已有向艺术殿堂迈进的趋势,这般说,是它仍带有迷信的胎痣。以《搜神记・三王墓》为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雠”纯属梦示;果真报仇,是应验了梦景的征兆。与其说是写主人公报仇,还不如说是为了佐证梦的灵验。在志怪小说里,梦还不如禽兽鬼怪在艺术上的成熟,后者已懂得用艺术手法通过它们折射社会现实,或是抒发压抑的情感,或是寄托生活的向往。同是《搜神记》里的作品,《韩凭夫妇》中的两只鸳鸯聚有灵性,象征着不死的爱情精神,表现出当时人们的情感与愿望。

我认为:只有当作者放弃它的征兆性,以梦的形象反映生活,呼出时代的强音,激活人们的心灵,梦才称得上是梦艺术的觉醒,才称得上是美。放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形象性、时代性、情感性,迎合了感性显现的特征。艺术觉醒的梦,主要表现为描绘人们压抑心理和信仰危机,抒发人们的自然情感,寄托人们的美好希望。从这一角度上说,唐传奇的出现才使梦向艺术转化,梦才以自觉的形式步入艺术殿堂。

在《枕中记》的《南柯太守传》中,作者充分利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摆脱了人世的羁绊,把主人公起伏变化的一生压缩于一梦之间,离奇神异、变化莫测,这样的奇思遐想,可以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可以更率直地评判人物,针砭时弊。这种巧妙的构思,往往能够更广阔、更深刻地反映真实的社会内容,有助于提示事物的本质。在唐传奇以后的作品中,梦多朝着艺术的路子走,且日益成熟。小说发展是这样,其他体裁也是如此,纵横发展。

我们以不同时代的小说加说明。志怪小说《搜神记・杨林》篇,梦者是一位商人,故事简单,意义平平。唐传奇的《枕中记》,把前面的主人公改成书生,糅进了作者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官场的批判,却存有“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清代《聊斋志异・续黄梁》,又把书生改为官僚,通过曾氏梦中拜相、谪官被杀、冥中受罪、转世遭难等情节,暗示了封建官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态度,艺术上日益成熟。

横向上,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唐以前,梦在文学作品中仅限于志怪小说,或偶然提到的诗篇。唐开始,梦渐渐在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中出现。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戏剧《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思想艺术水平都很高。近期的文学作品,关于梦的直接描写是少些,而冠于梦的题名则不少,以示人生的幽幻,或增强散文般的韵昧。关于这点,港台文学较大陆文学似乎突出一些,具体不一一列举。我们只求懂得这个道理:梦在文学作品中,从无到有,从不自觉至自觉,日益成熟,乃至借助梦的特点,写出不是梦的梦的作品。

二

在论述梦的艺术觉醒时,我以唐时期的文学为界,这仅从梦在作品中所出现的频率,以及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来划分,它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它还有特殊性,那就是不同文学体裁所显示的梦的自觉性是不一样的。

梦的艺术觉醒,随着体裁的不同,觉醒的时刻不一样,诗歌早于小说,小说早于戏剧,至于那些不梦而梦的近代作品姑且不去论述。秦汉时期,其他体裁里的梦还处于酣睡时,我们从乐府民歌中就能偶尔见到梦苏醒的前奏。如《饮马长城窟行》的两句诗:“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这里的梦,已不是生理常景的梦;这里的觉醒,还是艺术上的梦觉醒。它通过梦中相随,醒来相别的反差,写出思妇的惆怅心理。它不同于《论语・子罕》中的梦,带有吉凶的征兆;也不像《搜神记・三王墓》中的梦,在印证梦的灵验。只是早期,这类梦的作品并不多,只能偶尔在某些诗篇中看到零星的闪光点,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断言,梦在诗歌中“觉醒”时,其他文学体裁里的梦还将“沉睡”几百年。只有到了唐传奇,才有与之相媲美的作品,此时,唐诗中的梦也不逊色,而且更加成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不亚于《枕中记》,它以梦游仙景来反衬人间官场的污浊,有那种不愿“折腰事权贵”,而欲骑鹿“访名山”的思想,风格逍遥、旷达。至于杂剧等戏剧文学,是在唐传奇上发展起来的,梦的艺术自觉性自然在诗歌、小说之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产生这种不平衡,以各种体裁的成熟有关:我国文学体裁成熟先后为诗歌、小说、戏剧。神话虽早,然文学的记载则多由历史学家、哲学家“订正”;散文虽早,然早期的散文只区别于韵文,骈体文不宜相提并论。这种不平衡,还与梦在各种体裁的适应性有关,这方面,后边将会论述。

三

以上,我着重论述了梦的艺术觉醒,那么梦这一生理现象有什么值得作家垂青的呢?这有文学作品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文学作品本身所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文学的形象性与形象的间接性。形象性,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间接性,又使文学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它是用语言材料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形象的特点与梦的特点吻合,语言的线条性,有利于时间上描述像“蒙太奇”般的梦景。尽管如此,梦在不同文学体裁的运用,还是有其艺术能力上的差异。

我认为,借梦写诗要比其他的体裁容易得多。因为梦的特点与诗歌的特点较为相似。梦有形象性、情感性、跳跃性、无序性的特点,这里除无序性外,其他的特点基本与诗歌的特点相应。

梦的形象性是模糊的、类型化的。正因为模糊,才显得朦胧、含蓄、多义;正因为是类型化的,才有其明确的象征意义。介于这种朦胧与清晰之间,诗才不致沦为快板,诗才有其丰富的内涵。因此,它显得精巧、凝重。梦的情感性,较现实有更大的空间:它可以是记忆的回放,也可以是思维成像,还可以是潜意识的纵情,亦真亦幻,真假难辨。即使当朝,也不宜苛责。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收到了很好的思想艺术效果。梦有跳跃性,诗歌何尝不是这样。如臧克家在《三代》中写道:“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劳动,爷爷在土里埋葬。”仅有三句话,却写出了三代农民乃至我国世世代代农民都离不开土地的生活。

或许是梦有与诗歌相应的特点,加上诗歌又是早熟的文学体裁,才使梦在诗歌中的艺术觉醒早于其他文学体裁。至于梦为什么会有上述的特点,这牵涉到人的左右脑的生理功能,它属于生理学的范畴,我们就难于作进一步的探讨了。应当提及的是梦的这些特点,也基本适于散文,只是要适当地作好情感的冷化、整流,以追求当代的散文美。

梦与小说相通的特点主要在于“蒙太奇”的梦景与语言的线条性所显示出来的时间的连续性。小说借助于语言材料可把梦景一幕幕地显示出来,于是在小说中关于梦景的描写也不少。不过应该指出,梦的跳跃性特点不利于小说叙事的完整性,无序性更不必说。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梦总比生理上的梦有条理、有情节,这是为小说的特点所矫正过的。对此,我们可以在《枕中记》里领略一斑。再说,小说中的形象力求典型,梦的形象是类型化的,运用时总不如诗歌合拍。至于剧本,还得考虑到舞台的因素,与梦相通的特点就更少了。早期戏剧还凑合,形象多为类型化,是莫里哀式的;近期戏剧的形象则多为典型化的(喜剧除外),是沙翁式的,梦那类型化的形象很难派上用场。再者,剧本中的梦可以写出来,表演时却得依赖于两个场景,以别魂体;或场景先后更替,以示梦景的出现,不如诗歌、小说,仅靠语言材料就能表现出来。

文学作品与梦发生关系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文学隶属于意识形态。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有在自然界中争得自由的愿望,却不能预测自身的行为后果,这酷似生活的梦不能不像卜辞一样来占卜自己的未来。我国历史散文中有关于子犯圆梦的记载,古希腊悲剧里有关于普罗米修斯圆梦的台词。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了,阶级斗争又接踵而来,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只是寄托希望,还反映出意识形态的特点,它以圆梦者的清醒,听梦者的“糊涂”流露于文学之中。自然,它无宁升华为教义,尤其是被统治阶级的梦,只能是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一种虚像,一种掩饰。李白的《梦游天姥呤留别》、蒲松龄的《续黄粱》就是梦中的离骚。当人们思想混乱,以致信仰危机时,梦以其虚幻的特点来摹拟社会,给人以启迪。这般说来,梦在艺术中似乎以其古怪的笔调来勾勒畸形的社会。其实不然,它也可以美化社会,剪辑现实中的美。

人们在现实中的遗憾往往会在梦中得到平衡,能予平衡的梦在文学艺术中不只是梦,它应该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遗憾会越来越少,梦在文学艺术中用于折射社会的频率也将越来越少。不过仿照梦的形式构思作品,以梦的特点来诠释社会,犹如海市蜃楼,美不胜收。

参考文献:

[1]刘叔成等著.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87,9.

[2]以群主编.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8.

[3]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7.

[4]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文艺学论文篇（9）

一门学科之能否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就学科自身来说,一是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有自己的研究问题。

文艺美学,当然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包括美文学和鲁讯所说的广义的美术,乃是人类审美和创美活动一种集中而特殊的形态,自有其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文艺美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文学艺术当然和其他审美活动有着共同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各个艺术部类(电影、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则又有各自的个别性。文艺美学的研究重心，乃是放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这一层面,兼及其他两个层面。

文学美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必须把审美体验、艺术感悟和理性分析、理论概括结合起来。从艺术现象的感性具体——知性抽象——理性具体的提升过程中,时常要唤起艺术现象的“表象”,最后作出整体把握。

文艺美学更有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文学艺术的创造、接受的整个流动过程中,都充满了美学问题。这里,既有艺术活动和其他审美活动共有的问题,又有文学艺术自身特有的问题。尽管,按照当代美学中有些说法,似乎艺术都只有个性,至多只有“家族类似”或“近邻关联”。我说,那也总存在那“类似”、“关联”是什么的问题。而文学艺术发展到当代,更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需要文艺美学回答。

那末,文艺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这不是传统的艺术哲学,也并非过去说的文艺理论,而是和美学、文艺学相交义的新兴学科。为了和艺术哲学、文艺理论相区别,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时,就新辟了文艺美学这个专业方向,和文艺理论分开。我在八十年代初撰文,说的就是《文艺美学是什么》(最早是在《大学生》杂志,后在《美学向导》刊载。)

我所以要称之为文艺美学的深层原因,乃缘起于对文学艺术的理解。

历来,对文艺和审美的相互关系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文艺和审美毫不相干,各行其道。审美不是艺术,美和美感乃是哲学思辩的对象,因而从哲学中孵化出了美学。而文艺也不是审美,只是一种技艺。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文艺制作则是一种技艺,各不相干。所以美学和文艺学也就并行不悖,各行其道。

另一种理解,文艺和审美,两相重合、基本等同,文艺即审美,审美即文艺。凡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审美活动,也就是艺术活动。人自身的梳妆打扮,对物的加工制作,一直到园艺栽培、环境美化,都是艺术的创造,贯穿着审美活动。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

还有一种理解,文艺包含审美这一个维度,但文艺之美仅只限于形式。文艺的内容则要比审美广阔得多,经济、政治、道德、宗教、整个人类文化都可进入文学艺术。文艺的审美价值,只是一个侧面,艺术价值包含了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经济价值。因此,文艺学所要研究的,远比美学所要研究的范围广阔得多。

我并不认为,文艺和审美毫不相干,也不认为文艺和审美完全等同。依我看来,文艺和审美乃是一种交叉关系。审美活动不一定就艺术活动。我们面向大自然可以进行自然审美,这种审美,在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看来是低级审美,可是在我国古典艺术家看来,却是高级审美,乃是文人雅士才有的雅兴。但却不能因为这是高级审美而把它称之为艺术。只有当艺术家把对自然的审美体验组织起来予以符号化,创造出一种可以看得到、听得见的美来,才可以称之为艺术。对文化审美亦是如此。因此,真正的艺术创造乃是包含了审美内容的一种创美活动,是在审美基础上进行的创美,而这种创造出来的美,既为别人的审美提供了“文本”,也为后人的创美铸造了“模型”。

既然文艺和审美有联系又有区别,那末,文艺美学和美学在我心目中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我看来,文艺美学既非哲学美学,又非艺术哲学。文学家、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之前,就有着人生实践,从事各种活动,在人生中体验到不少赏心乐事,获得审美的乐趣。如果到此为止,那还不能算是文学家、艺术家,而只是一般的审美接受者。这种审美也会留下痕迹,那就是影响审美接受者的心灵,审美的不断建构,形成人的审美品格,甚至可以达到高尚的审美鉴赏家的水平。但是,要成为文学家、艺术家,还必须把自己从人生中得来的审美体验予以提炼、组织,提升为审美意象,予以符号化,创造出一个美的“文本”或“模型”。这是艺术创造不同于其他审美活动的特殊之处:不是一般的审美,而是按美的规律的独特创造。而这个已被创造出来的“文本”、“模型”,一旦定型,也就成了独立于文学家、艺术家的客体,它有自己独立的结构、性质和功能,和其他人工产品(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艺美学不能不对此作全面的探索。这个“文本”“模型”如何被别的主体(读者、听众、观众)所解读、接受,对别的主体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主体如何在接受过程中获得审美和创美能力,当成为文艺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获得了审美品格的主体,如何投入社会实践,按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那就超出了文艺美学的使命,而要进入哲学美学的领域之中。

艺术审美,只是人类审美活动中一种形态,尽管是集中凝炼的形态。人类的审美活动领域要广阔得多。人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获得了自由,获得审美体验,实践活动就可能转为审美活动。在人和物,人和人,人和自身的相互作用中,都可能引起审美活动的出现。浩荡的大自然,渺无人烟的天然环境,原始森林、空气、阳光和水流,都可以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产生审美体验,对真、善、美产生审美,对假、丑、恶产生审美反感,从而在心灵深处达到人和环境的平衡。哲学美学当然也要研究艺术审美,但更应研究文化审美,也回避不了自然审美。自然审美、文化审美和艺术审美,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审美活动有什么共通的普遍规律?人类的审美活动如何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等)中发生?审美活动的结果怎样形成审美关系,审美关系又如何制约审美活动?这些美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美学恐怕不能不回答。至于更深一层的问题,审美活动如何按照美的规律进行,人类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把握这个世界,是不是哲学美学题中应有之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已提出了问题,但还未得到科学的解决。依我看来,在当代,人和世界如何按照美的规律达到动态平衡,这正是当代美学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题,也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文艺美学只能探索作为艺术创造主体的文学家、艺术家如何把自然审美、文化审美提升为艺术创美:这艺术创美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创的客体,被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听众、观众所审美,在审美主体心灵中如何留下痕迹。文艺美学无法回答人类更为宏观的美学问题,例如人的高尚的审美品格如何培养,人类怎样才能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安排生活等等。

甚至,文艺美学也难以解决文学艺术的审美和创美以外的其他问题。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中发生、发展、受到社会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哲学、文化等等都在影响着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因而对创作、文本、接受都发生作用。文学艺术的创造,文本的传播、接受,是整个社会的生活——交换——消费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它甚至也是一种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会产生剩余价值。可以把文学艺术都放在整个社会整体中来考察,从社会学的观点研究文学艺术,这就有了文艺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还可以从政治学、道德学的观点去研究文学艺术的政治维度、道德维度,也可以发展为文艺政治学,文学道德学。这都不是文艺美学所能涵盖得了的。

但是,在文学艺术中,政治、经济、道德、哲学、文化的各种因素,都被作了审美的改造,被组织和吸纳进审美结构之中,转化为审美价值。艺术之美,乃是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甚至象托尔斯泰这样以宗教、道德价值为最高价值的伟大文学家,都一生在孜孜以求美的实现:“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美,如果你能向我展示美,那我就跪下来乞求您赐给我这最大的幸福”。［1］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哲学的、文化的各种力量都在按照各自的规律对文学艺术发生着作用,但对文学艺术来说,都只是“他律”,自律和他律形成“合律”,按照艺术规律来创造,才创造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美的、喜的、悲的、茺诞的等等)的文学艺术产品。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特殊形式,艺术创造当然受到物质实践和其他精神实践(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等)的影响,但这些“他律”要通过艺术实践的“自律”起作用,受“他律”和“自律”相互作用的“合律”所支配,即我们常说的按艺术规律的创造。在文艺社会学中,探索了其他社会因素的“他律”如何对文学艺术发挥作用。那末,“他律”如何通过“自律”而形成“合律”,文艺美学是否亦应研究,值得加以反思。

二十年来的文艺美学,重视了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在研究,对艺术创造的自律作过许多探索。心理美学、形式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雕塑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等等比文艺美学更为具体的艺术部门美学的出现,说明探索美的规律正在向各门艺术的深层发展。

文艺学论文篇（10）

二、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1、西方国家的开放、大胆的国情决定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开放的讽刺艺术由于刚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并不是很受人民的喜爱之情，于是戏剧就在客观上以人民的真实生活来进行反映，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便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生活中无法达到的一种心理体现，在剧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也就把现实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深刻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进行讽刺与挖苦，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表现形式比较直接、大胆、一目了然、一针见血，让人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中的海岸势力，从而更好地提醒世人。当然，这也是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相吻合，西方国家的人民思想开放，大胆，比较容易接受人民对于自己的教诲以及很快地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2、中国的含蓄、胆小的人民心理决定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含蓄、内敛的讽刺艺术相对应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们的人们普遍比较含蓄，害羞，内敛而且比容易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丑陋的一幕，尽可能地把自己美化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就是没有一些优秀的、值得别人为之骄傲的地方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尽可能地运用一些虚假的手段表现出来，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开放，直截了当。尽管有时候需要毕现出来，也是通过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还要思前想后，看看哪种形式对自身的伤害最小，才能达到心中的最满意效果。中国的这些具体情况都导致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不可能公开性地对一些黑恶势力的批判与嘲讽，无论要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都会通过一些言外之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