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钱币文化论文篇（2）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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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渡信一郎.中古代の政と家[M].|京：汲古院，2010.全汉N.中国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钱币文化论文篇（3）

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30余年，出版专著11部，百余篇，获得多项中国钱币最高学术奖“金泉奖”，主持创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戴先生还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钱币》杂志期间的一些工作，他说，《中国钱币》一直希望能刊载一些压胜钱方面的文章，但实际发表压胜钱的文章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稿子自身质量的局限，缺少有质量有深度的文章，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少；二是压胜钱的断代是个难题，单凭拓片、图片等不好下结论，不像正用品有史书记载的参照，钱币本身也多有年号等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你们成立了学会，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会得到加强，也会组织起民俗钱币的爱好者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戴先生最后祝愿民俗钱币学会越办越好。

“天下花泉”网站站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介绍说，正是由于民俗钱币具备许多钱币之外的文化内涵，因此该网站在致力于藏品分享、泉友交流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并将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网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将民俗钱币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记录下来。”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钱币文化论文篇（4）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钱币文化论文篇（5）

会议指出，货币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货币文化也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工作职责。中国钱币学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开展学会工作，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要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钱币和世界钱币、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钱币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期间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钱币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继续抓好几项重点学术项目，尽早启动《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工作；二是加强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年轻的专家队伍；三是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钱币博物馆(陈列馆)的成果；四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国际间钱币学术交流，大力宣传、普及中国货币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钱币文化论文篇（6）

会议原则通过了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2006年工作总结及2007年工作计划》，以及副秘书长王永生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对地市级团体会员届审考核报告》。副理事长李学勤，常务理事吴荣曾、高崇文、王敬东、周载群等作了重点发言。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马德伦作了重要讲话。

一、充分肯定了学会2006年的工作

会议认为，2006年的学会工作在组织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普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绩。特别是成功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规划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为新形势下学会工作的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为贯彻新任理事长马德伦的讲话精神以及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历代货币发现与研究新收获学术研究会”和“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钱业学术研讨会”。同时推动了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为发展我国钱币、银行类行业性博物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学勤副理事长认为：钱币学虽然已初步构建了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还不完善，也不系统，与社会上钱币事业发展的现状相比还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继续从理论上进行更系统的归纳、总结，使钱币学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同时，希望学会能够经常性地组织类似“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讨会”。其他理事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三、学会工作要为央行履行职能服务

马德伦理事长指出，学会挂靠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尽心尽力办好学会。这就要求学会要在弘扬历史货币文化，为会员及广大爱好者作好服务的同时，积极配合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开展学会工作。在研究工作上，要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业务，以史为鉴，既要研究钱币学、货币史，又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钱币文化的外延，更好地为现实经济、金融工作服务。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要从提高中国货币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与国外钱币界的联系与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及对外联系的增加，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钱币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要办好展览和宣传，并且让更多的外国人在参观钱币博物馆时，能够了解更多的中国货币文化，这也是走出去的一种形式。要重视中国货币文化的传播，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五、宣传普及工作要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钱币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要注意扩大宣传的受众面，既要面向专业人员，更要面向普通大众，展览要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针对社会上很多人对钱币市场感兴趣而投资、收藏钱币，学会应该面向百姓关注的钱币市场，正确引导群众性的收藏、投资活动，把宣传普及工作做实做活。要广泛地宣传金融、货币文化，普及反假货币知识，要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会员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性，增进学会间、馆际间的交流与交往，抓住契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人民银行建行60周年、2010年世博会等重大纪念活动，做好宣传普及工作。

钱币文化论文篇（7）

在《泉币》的时期,陈铁卿先生的文章已以见解新颖著称。他于刊物上曾引起两次热烈讨论,张武一先生曾在《陈钢(铁卿)先生与泉学》(《中国钱币》2004年第3期)文中作过介绍。到了50年代,陈铁卿先生任职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仍然继续工作,有一系列作品见于《文物》、《考古》。应当说,他是传说钱币学朝向现代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古钱史话丛稿》正为其殿军力作。

钱币文化论文篇（8）

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新疆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

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

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政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

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军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政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政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政开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区域性差异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流通稳定性、区域间的货币异制以及纸币购买力等方面[24]。刘森认为南宋政论家叶适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已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高度[25]。叶世昌对北宋的纸币小钞进行了考证，指出小钞的名称应当是从盐钞脱胎而来[26]。吴中华介绍了蒙元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钱币及其特征，这些地区包括伊犁河谷、窝阔台故地、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呼罗珊、吐火罗故地等[27]。汪海林、钟昌文依据疏附县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上的徽记特征，论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与蒙古汗国相关的联合和统治情况[28]。张诗波认为，明朝政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钱币，但也并未严格加以禁绝，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29]。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对明朝赋役改革作了剖析，认为统一征银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大进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30]。杨海涛考察了明代墓葬出土金质钱币的情况，对其特点和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31]。李强对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卯”在清代铸钱体系的整个铸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币材投放和给发工匠工资的依据，也是成本核算单位[32]；他还研究了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政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制钱铸造的质量和数量、铸局人员、币材供给、制钱流通等都有严格的管制[33]。王德泰、强文学则以乾隆宝武局为例，剖析了铸钱局对铸造利润的追逐，认为，乾隆朝以后，无论是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34]；二人在另一文中将《铜政便览》中的部分记载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考辨，证明了该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可信的，是一部详细记载云南铜矿开采、云南铸钱、滇铜京运的铜政史、货币史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35]。温春来通过对贵州大定府在铸钱原料铅(应是白铅，即锌)的产量及其分配与运销方面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在康熙年间改土归流后，由于矿产开发成了国家的战略要地，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36]。林荣琴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37]。蒋立场撰文认为，清末由于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而官府在赋税征收中擅自采取的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8]。王涛、赵春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和《请酌量变通钱法片》进行了考订[39]。史全生考述了林则徐货币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并按市价收缴小钱；二是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三是主张严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政危机[40]。梁俊艳对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的前因后果、是非公断、地方政府自铸银币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指出，由于尼泊尔来钱稀少，不敷民用，地方政府在廓尔喀战争之前就已经自铸银币，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的货币制度，在维护国家与统一上具有重要意义[41]。余丰辉、周铁铮分析了宣统二年驻藏大臣联豫的奏稿，认为当时商上铸造了与中央政府不同平色的藏银钱币[42]。

古代钱币的科技研究方面，周卫荣阐述了中国钱币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中国古代钱币“三个大发展期”的概念，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钱币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20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工作者介入，运用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古钱币的合金成分；20世纪后三十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工作者介入，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古钱币；进入21世纪，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钱币，其中，用模拟实验研究古代铸钱工艺取得了重要成果[43]。纯子发现了含镍较高的几种特殊版式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大钱，颠覆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代钱币中无镍合金币的传统看法[44]，为北宋币材合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屠燕治以一枚稀见的“庆元通宝”折三钱为例，对南宋祖钱和样钱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5]。

二、近现代货币研究

近现代机制币，受国内外大型拍卖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珍稀币种上，真伪鉴定和“身世”考据是其重点。

周祥指出，尽管光绪二十四年陕西订购的铸币机器没有到达陕西，而由上海直接运到了湖北，但并不能说明英国喜敦厂为陕西代刻钢模试铸的样币就没有到过陕西[46]。孙浩以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为依据，摘录了民国初年发行的几种重要的金银纪念币的情况，为近代金银币的考证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47]。孙浩还撰文讨论了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版式，并介绍了当时外国技术人员叙述的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的经过[48]，他还披露了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作流程和所用钢模的情况[49]。张或定等对“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和“湖北省造本省银元”进行了辨析[50]。冯飞龙认为，近代机制币废弃的钱币钢模可能有流散到民间的，进而被某些人利用制作出钱币珍稀品[51]。岑凯杰专门对黎元洪开国纪念币中的“戴帽版”进行了辨析，认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52]。黄成栋介绍了贵州半分铜元[53]。沈鸣镝介绍了“雪阿”铜币中某种改模后再铸造的情况，并找到了相对应的铸造模具图片[54]。金普军、凌雪对铜币上的纹饰作了研究，认为藏币上的佛教纹饰，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可能反映了设计者珍视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决心[55]。

近现代纸币的研究以考证历史背景、发行过程和历史意义为着重点。由于近现代纸币种类繁多，发行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料的发现和梳理大有可为。

马陵合考察了关金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实施细则，认为关金是旧中国不平等关税抵偿借金还银外债体制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税自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最后由一种信誉良好的兑换券变成了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的工具[56]。马陵合还对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以实现金本位制为诱饵，试图通过亲日的皖系军阀实行金券制度，达到日华货币一体化，后由于日本自身的力不从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无功而返[57]。潘连贵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有利于发行权向大银行集中，这是近代中国独特的一种纸币发行制度[58]。贾克佳对存在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间的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兴安省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订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59]。刘绍明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南宛西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地方金融流通券，对各机构发行的流通券作了介绍和考证[60]。梁恒孝根据其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淮上地方银号”券是苏皖第八专署于1945年秋至1946年秋驻于濉溪口期间发行的，由距濉溪口东北约一华里的寇湾子村路西出版社印制，这时期八专署并没有印制发行所谓后期的“淮北地方银号”币[61]。张小杰考察了北伐时期的各类北伐军用钞票，征引资料比较丰富[62]。徐安民结合收藏实践，介绍了在江西民间发现的尚未著录发表的多种少见纸币实物券[63]。张新知、王学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哈尔滨商会发行的几种“羌帖”(对沙皇俄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的俗称)兑换券[64]。乔传义介绍了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奉中东铁路督办兼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之命于1918年末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纸币―“霍尔瓦特票”的发行始末[65]。解武军、熊卫东结合在民间见到的纸币实物，对“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的情况作了介绍[66]。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晚清《申报》等报刊多有关注，从许多角度挖掘《申报》的史料价值。黄敏从钱币研究的角度发掘《申报》中历史信息，对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私钱和禁除私钱进行了研究，指出苏州的禁私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是私钱并没有彻底禁绝，认为制钱缺乏是私钱存在的基础[67]。

三、当代货币研究

当代货币研究，主要集中在假钞、假币和毁损币方面，以分析现象、原因、提出应对举措和政策建议为主。

金德平在系统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对自1979年以来的2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币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和剖析，指出，我国金银币的制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8]。陈争鸣以湖北襄樊市公交公司近8年来收入的假1元硬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些假币的数量、“流通特点”、“伪造特点”、“辨伪方法”，并总结出了制假发展的趋势，指出，人民币硬币制假贩假的势头尚未得到遏制，反假工作还任重而道远[69]。贾克佳在经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给“分辅币”正式退出流通的文件，以便规范人民币流通市场”[70]。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结合喀什地区边境贸易情况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管理的政策建议[71]，并披露了发现的假奥运金银币的情况[72]。于英辉等剖析了假人民币流通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3]。郑涛对纸币的编号进行了探讨[14]。张建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发行的硬分币的情况[75]。冯石明根据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历史情况，对今天纸币发行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6]。戴志强对当今中国的钱币市场进行了解读，并对繁荣钱币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77]。

四、外域钱币研究

外域钱币的研究主要在丝绸之路钱币上，以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为主，其他时期和地区的钱币也有关注。

钱伯泉认为“外文铅饼”(希腊文铅饼)应是大宛国所制造，是汉朝征服大宛国后，作为胜利品输入中国的[78]。范丽敏以钱币证史，通过对大夏真兴钱的研究，指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原始、落后 [79]。王永生对“高昌吉利”钱进行了考述，提出‘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80]，张建功则对突骑施钱作了较为综合的论述[81]。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对“日月光金”钱背面的异域文字进行了专门的考释，认为其最接近突厥鲁尼文，而且是草体形式，文字内容具有摩尼教属性[82]。

张曦概述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研究状况，探讨了河北出土的6枚拜占庭金币图案的时代变化，指出，拜占庭金币图案在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生了变化：人物像由单个向多个发展，人物刻画由细致向抽象发展，女神像被男性天使取代。同时还探讨了拜占庭金币从拉丁文向希腊文转变的过程，以及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功能的变化[83]。罗丰对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从钱币学角度作了剖析，并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币作了统计，归纳出各种金币随葬习俗[84]。郭云艳对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指出，我国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各有偏重，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85]。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单独出现的神授徽、公牛徽、祈愿徽、星、月等六中徽记分别进行了考论[86]，又对贵霜币上的阿多克索(Ardoksho)神图案作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一世第纳尔金币上[87]。林钧永对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进行了概述[88]。于向东对越南的早期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89]。俄国学者E.A.Davidovich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作了概述，对伊斯兰化时期的钱币和相应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90]。

在外域近代和当代钱币的研究方面，喻战勇介绍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91]。郑涛指出二战结束后，匈牙利纸币的最大面值由发行之初的1000潘戈，涨到1946年年初的1千万潘戈，直到1946年年中印制发行1万亿亿潘戈纸币，创下了货币史上一个世界纪录，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5月10日政府新疆省银行发行的60亿元纸币这一我国历史上最大面值的纸币[92]。此外，徐龙介绍了以色列发行的币中币[93]，蔡俊良对当代巴基斯坦硬币概况作了介绍[94]。

五、出土与发现

2007年钱币的出土和发现资料较多。4月，江苏大丰出土了21枚楚国“郢爰”金版[95]，多家媒体对此作过报道。成都博物馆和彭州文管会报道了1980年代出土于成都市郊彭县的一处三国蜀汉时期窖藏钱币的整理情况，共计有“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1枚，并指出，“蜀五铢”是在东汉晚期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时所铸，在形制上继承了西汉郡国五铢的一些特征[96]。胡振等公布了湖北鄂州市一处六朝墓葬早年出土的钱币资料，计有3566枚，多为三国蜀汉政权的铸币，以小型“太平百金”为主，并有传形钱[97]。鄂州在三国时属孙吴，此墓葬出土几乎皆为蜀汉钱币，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陈旭披露了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在2005年出土1000余枚齐国三字刀的情况，在历年来齐刀的出土数量中名列第三，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因济南地区出土齐刀币少而被认为在当时系经济落后地的看法[98]。曾咏霞等介绍了1984年10月四川新都县粮食局基建工地出土的30枚窖藏银锭，其中8枚刻有铭文[99]。安庆市钱币学会报道了安庆周边历年来出土钱币的情况[100]。刘敏披露了2006年9月在四川武胜县嘉陵江段，打捞出23块明清时期铸币原料铜、锡坯锭的情况[101]。赵晓军、吴业恒披露了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南新区发现的一小批平首布和圜钱[102]。伍显军介绍了1992年出土于温州鹿城区的四件南宋时期的金叶子[103]。杨君介绍了2006年初出土于陕西渭南市一批秦半两的情况，并进行了分类和考辨[104]。颜松介绍了库车县博物馆藏的34枚察合台汗国银币[105]。黄留春、黄越公布了1996年10月出土于许昌市观台村一处汉晋时期钱币窖藏的情况，对其中主要的钱币种类择要进行了介绍[106]。秦有云披露了1990年9月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发现的一处金朝窖藏钱币的有关信息[107]。

六、钱币学理论与钱币文化

戴志强对中国钱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而“中国钱币”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即包括历史上的钱币和当代的钱币，他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108]。对钱币和钱币学的界定，徐承泰认为，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探索钱币演变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也包括实物货币，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银，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游戏钱、纪念币等。钱币学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形制、大小、轻重、版别、质地、文字、图案、真伪、制作技术工艺等，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整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钱币研究为视角，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109]。张友直对“实物货币”提法的渊源和争论进行了考评，指出实物货币是中国货币学家对我国历史上最初货币形式的恰当描述，与马克思“最早的货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实物货币的币材尽管包括了金属，但实物货币并不涵盖金属货币，金属与金属货币是有紧密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实物货币不宜称商品货币[110]。李兰根据考古出土和民间藏品，对历代的扑满进行了研究，指出，汉代始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扑满器形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一直流传至今[111]。裘峥根据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引申到钱币学研究，并以此为平台，探讨钱币发展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12]。关汉亨介绍了香港的几位著名钱币收藏家[113]。

本文是基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综述，根据我们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钱币学研究文章有数百篇此数字，不仅涵盖公开的学术期刊刊登的钱币类文章，还包括一些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但限于篇幅，直接概述到文中的只有120余篇。总体来说，这一年里，早期货币尤其是先秦货币的研究水准较高，如对空首布“分布”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布币”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与明清货币的研究文章较为深入，且具一定系统性，学术价值较高。相对而言，近现代货币方面的文章比较单薄，有待加强，尤其是珍稀类币的历史背景和存世量方面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需求。此外，在通货膨胀、钱币防伪反假方面，值得研究的题材很多，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年度出版与钱币学相关的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114]、《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115]、《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116]、《西夏钱币汇考》[117]、《中国铜元谱》[118]、《广东人论钱币》[119]、《钱币初始晋东南》[120]、《中国古代钱币》[121]、《中国古代货币》[122]、《地方货币》[123]等。此外，在西夏货币、东南亚货币等方面召开过专题研讨会，有关文章的发表尚待时日。另外，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据我们所知，近期在古代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铸钱业与铸币税、货币实物科学保护、古代货币中的重大发明创造、钱币科学鉴定与反假辨伪等方面都会有成果面世。

注释：

①耿曙生：《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艾斯卡尔・阿巴斯：《初探新疆发现的贝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3期。

③蒋九如：《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使用货币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④黄锡全：《新见“分布”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⑤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中多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⑥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⑦刘余力、刘云：《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吴良宝：《谈三晋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⑨邹志谅：《苏州地区为何频频发现楚国钱币――兼谈楚国末期货币结构》，《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⑩田光、志鹏：《涞水宽城一带新见早期长形圆首大刀》，《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石俊志：《试论战国秦汉黄金衡制的演变》，《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13]徐达元、思源：《“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安徽钱币》，2007年第3期。

[14]金德平：《唐代银饼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5]达津(金德平笔名)：《唐代银板小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6]徐东升：《唐代铸钱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杨君：《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8]徐东升：《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熊燕军，《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0]熊燕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政府干预与北宋钱荒的解决之道》，《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郑瑾：《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潘懿：《省陌之省》，《钱币博览》，2007年第2期。

[23]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4]金勇强：《两宋纸币流通的地域变迁与区域差异》，《开封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刘森：《宋钱版别研究的珍贵史料――读叶适》，《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26]叶世昌：《北宋的纸币小钞》，《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27]吴中华：《察合台地区造币场初探》，《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28]汪海林、钟昌文：《对疏附县发现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的研究――兼论海都联盟时期打制币》，《内蒙古金融研究o增刊》，2007年第1期。

[29]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30]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31]杨海涛：《略论明代的金质瘗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2]李强：《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3]李强：《清政府制钱管制政策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34]王德泰、强文学：《关于乾隆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5]王德泰、强文学：《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第2期。

[37]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产品的产销(1640-1874)――以铜、铅、锌、锡矿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8]蒋立场：《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39]王涛、赵春：《也谈王茂荫――兼论对文献的辨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5期。

[40]史全生：《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41]梁俊艳：《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冲突与自铸银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2]余丰辉、周铁铮：《对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问题的疑问》，《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3]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与钱币科技考古》，《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44]纯子：《五枚北宋时期含镍钱币的测试及探索》，《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45]屠燕治：《南宋神泉监蜡模祖钱初探――兼谈折三庆元铜铸试样钱》，《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6]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7]孙浩：《李伯琦手稿中的民国初年金银纪念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48]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9]孙浩：《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程及钢模之描述》，《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0]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并非“湖北省造本省银元”》，《江苏钱币》第3期。

[51]冯飞龙：《警惕废弃的钱币钢模被利用》，《收藏》，2007年第1期。

[52]岑凯杰：《论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3]黄成栋：《贵州“半分铜元”――中国铜元的绝唱》，《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4]沈鸣镝：《改模铜元》，《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5]金普军、凌雪：《铜币上佛教纹饰研究》，《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6]马陵合：《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7]马陵合：《诱惑与现实的冲突：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8]潘连贵：《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9]贾克佳：《兴安省政府发行纸币考》，《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60]刘绍明：《“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1]梁恒孝：《关于“淮上地方银号”券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2]张小杰：《北伐军用钞票》，《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3]徐安民：《江西地方纸币的几次重大发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4]张新知、王学文：《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5]乔传义：《“霍尔瓦特票”发行始末》，《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6]解武军、熊卫东：《对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7]黄敏：《从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72-1877)》，《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8]金德平：《对中国当代金银币的统计与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9]陈争鸣：《对假1元人民币硬币的分析――公交公司误收假1元硬币情况的调查》，《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0]贾克佳：《人民币“分辅币”应尽快正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71]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人民币在喀什周边国家流通情况的调查分析》，《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2]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麦盖提县发现假2008北京奥运会金银纪念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3]于英辉、梁伟、苗培贵：《假人民币非法流通现象及对策初探》，《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74]郑涛：《纸币编号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5]张建超：《纪念流通金属币发行五十周年》，《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76]冯石明：《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借鉴和启示》，《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77]戴志强：《解读中国钱币市场》，《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78]钱伯泉：《甘肃出土的希腊文铅饼新探》，《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79]范丽敏：《从“大夏真兴”钱看大夏国经济》，《内蒙古示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0]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81]张建功：《突骑施钱研究之我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83]张曦：《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84]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85]郭云艳：《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86]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几个徽记的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87]李铁生：《贵霜币上的神像和阿多克索(Ardoksho)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8]林钧永：《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简介》，《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89]于向东：《所录丁、前黎朝铜钱与越南早期货币史的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7期。

[90][俄]E.A.Davidovich撰，华涛，陆烨译，《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91]喻战勇：《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2]郑涛：《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3]徐龙：《以色列的币中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94]蔡俊良：《巴基斯坦硬币通览(上)》，《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5]陈晓春：《大丰发现我国最早黄金货币――楚国“郢爰”》，《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96]成都博物馆、彭州文管会：《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7]胡振等：《湖北鄂州新庙茅草村M2出土钱币的清理报告》，《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8]陈旭：《山东济南出土齐国刀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9]曾咏霞、张渝新、廖继成：《从窖藏出土实物解析明代银锭》，《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0]安庆市钱币学会课题组：《对安庆出水出土古币情况的调查及初步认识》，《安徽钱币》，2007年第4期。

[101]刘敏：《四川武胜嘉陵江打捞出水的铸币材料》，《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02]赵晓军、吴业恒：《洛阳新发现的战国钱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3]伍显军：《探究4件南宋金叶子》，《中国收藏・钱币》(创刊号)。

[104]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5]颜松：《库车县博物馆藏察合台银币研究》，《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106]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7]秦有云：《商都县西坊子乡长胜梁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8]戴志强：《中国钱币的内涵》，《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09]徐承泰：《论钱币与钱币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10]张友直：《关于实物货币定义的一些思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1]李兰：《扑满考略》，《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12]裘峥：《浅析钱币学与人类行为学的关系》，《东方博物》，第22辑。

[113]关汉亨：《香港钱币收藏甲――集币随笔(二十一)》，《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114]《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5]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6]王永生：《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7]杨森编著：《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8]段洪刚编：《中国铜元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9]广东省钱币学会编：《广东人论钱币》，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20]田秋平：《钱币初始晋东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钱币文化论文篇（9）

一、明初钱钞兼用体系的建立及宝钞的崩溃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钱币文化论文篇（10）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1952年上海群联出版社第一版，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三版重印后，不久即脱销。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货币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进程的著作，是当代国内最高权威的货币史经典巨著。在一些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者看来，《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发展和钱币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中国货币史》的英译本普遍入藏于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彭信威先生在著作中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钱币学说的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中国钱币学”这一概念。《中国货币史》以整个货币经济时期为研究对象，沿用通俗的办法大体上根据朝代来划分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来表述：第一是货币制度，第二是货币购买力，第三是货币研究，第四是信用的信用机关。除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外，还附设有“中国货币史大事年表”，方便读者查阅，并在正文前面附有多幅古钱照片资料供读者鉴赏。本书重点论证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和货币购买力，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一方面，作者尽量利用了过去钱币学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参考了当时关于钱币出土的新资料，用钱币学的知识来充实货币制度方面的内容。彭信威先生对钱币实物的重视和对钱币的社会调查，是其他货币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利用钱币学的知识，为货币史研究服务，先生做出了典范。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求实精神，最终凝结成这部著作的特色。（1）

《古钱大辞典》二册，丁福保编，198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古钱大辞典》分总论、上编、下编三部分。上编是古钱图谱，广收上自先秦刀布，下迄清末圆钱，以及压胜钱和马钱的原大拓本（部分据刻本收入）。下编是古钱辞典，包括刀布、圆钱、压胜钱及马钱三类，前两类按古钱名称的笔划为序，集录前人对该种古钱的考订文字，后一类因种类较少，只将有关资料稍以类别，不再按笔划排列。丁福保是解放前一位著名的古钱收藏家，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古钱鉴赏家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籍。（2）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上海教育出版社，马飞海总主编，1986年起陆续出版。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依据朝代的先后和历史货币情况，分为十二卷，分别为先秦卷、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隋唐五代十国货币、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清钱币、清末民国银锭银元铜元、民国时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纸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钱币学与货币文化。各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总论，对这一时期货币发行情况的总的论述；二是图录，是这一时期各种货币拓片（或照片）的汇总；三是专论，对这一时期货币的重要方面或重要问题作专门论述；四是资料，收录了这一时期货币的研究资料。《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的编纂力求紧密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对历史货币制度、体系、币材、形制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分布、流通规律等进行了科学分析，是一部中国历代钱币集藏和研究的大型工具书。（3）

《中国古钱谱》，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书收录古钱拓本近4000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本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排列，是一部为古钱保护、整理、研究及鉴赏提供参考的工具书。这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录了1949年以来田野考古、文物工作和古钱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其中有些古钱拓本尚属首次发表。本书收录范围以流通钱为主，样钱、雕母、母钱等非正式流通钱币，或与流通有关，或有古钱断代之参考价值，亦酌量收入。拓本排列一般以朝代为序，但为照顾同类古钱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又不绝对拘泥于铸期先后。在书中，作者还对所列钱币的存世情况做了适当的评定，为读者提供参考。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实用书，《中国古钱谱》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新的考古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钱币学的研究成果，较好地体现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而这，也正是钱币爱好者所希望看到的。（4）

《中国古钱币》，唐石父主编，国家文物局主持，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发行。本书为教学需要，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聘请各位专家、学者编写而成，承担本书的编写工作的均是钱币学领域的资深的专家/学者。本书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中国古钱发生发展概况、铸造情况以及重点钱币等。上起先秦，下迄清亡。所谓重点钱币，并非专指“孤品”、“无定价”钱币，而是综合考察其史料价值，以学术评价为主，而非以值钱多少来确定是否重点。下编从不同角度，介绍相关知识，涉及面广，比较复杂。相信本书是广大钱币研究者/收藏者与爱好者的良师益友。（5）

《中国钱币》杂志，由中国钱币博物馆和中国钱币学会共同主办，1982年创刊，每季度在北京出版并向全国及海外发行。这是一本钱币学专业杂志，全面反映学术研究成果及钱币活动情况的权威刊物。《中国钱币》杂志是交流钱币研究成果的园地，拥有大量的钱币爱好者、收藏者和初学者。在强调学术性的同时，兼顾知识性、资料性和一定的趣味性，自创刊以来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关注。现主要栏目有“货币史研究”、“钱币学论坛”、“一钱一议”、“出土与发现”、“根据地货币”、“人民币”、“百家争鸣”、“钱币知识”、“泉坛人物”、“泉界动态”、“书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