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篇（1）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异化理论论文篇（2）

在《手稿》中，马克思正确指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制运动的结果。正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裂，才使劳动者和他的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以及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异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由分工产生的，分工本身又造成了劳动的异化，所以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缺乏劳动条件的人，为了生活，就得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拥有劳动条件的人去支配，同时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也一并交给人家去占有。因此，劳动本身也就越来越脱离劳动者，成为反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样，私有制的产生就进一步加剧了由分工造成的异化劳动，反过来也成了异化劳动形成的动力。异化只是短暂的历史现象．它必然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灭亡。事实上，无论是分工还是私有制，都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才最终决定了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异化，只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1．2异化劳动的内容

<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理论主要表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1)劳动对象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产品成了不依赖于生产者工人的异己力量，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按一般经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性，劳动产品是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主体应该在劳动产品中实现自己并理所当然地将其占有。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劳动这一创造性活动反而变成了非人的外在力量，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劳动对他而言，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外在的、脱离了人的本性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人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劳动本身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聪明才智和肉体力量都体现在劳动产品上。此外，通过这种活动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了发暖，同时劳动者还在劳动实践中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性质则完全改变：“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半青神遭到摧残”。“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强制一消失，人们就回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构成了人的内在本质，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劳动者的劳动不是自觉的、自由的劳动而是被迫的、被强制的。

(3)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生产活动本来是人类的生活．是产生人的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类的特性就在于蠹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但是，旯化劳动使生产活动变成对人说来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即人的生产劳动变成动物的活动．．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人和人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立思的分析指出，既然人同自己的产品、他自己的劳动活动是异己的关系，这些产品和活动不再属于他自己，那就一定是属于一个在他之外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既不会是自然界．也不会是任何神灵，而“只能是人本身”，因为“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个人是不同于劳动者的人．是劳动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在资本主社会，“这个人”{能是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活动、劳动产品都成了外在于劳动者的异己的东西，实质上都是归资本家所占有，为资本家所支配。人的异化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_1：入之间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但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并不只是停留于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这一社会的道德上的义愤，而是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研究结台起泉，探索并初步涸答了许多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这就为他后柬创立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2异化劳动理论的现实意义

(1)异化劳动理论对建设和渚社会的导向作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沦尤其是他提出的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正好与我们当前建没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具有同样的导向作用和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再加上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异化现象在我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昔，激化着人们内部矛盾，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如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权力滥用，人情冷漠。现阶段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以上现象表现出了异化劳动理沦的某些特点。但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个清醒的认识，由于我目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可能立即就摆脱异化现象。我们不能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异化现象视为替遍化，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应该充分发挥马克思髯化理论中关干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喂观点的导向作用，把它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社会中。值得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正积极主动的正视这些现象，化解存在的矛盾，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指导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六辑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惜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渚社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理论思想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中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的全面发所旧和}皆社会，它指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也包括人身的情况．人与人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之的和情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其实质就在于人的全面发喂，幽绕人的全i面发畦，借鉴马兜思异化理论}|关于人的观点，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和谐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人的自出全面发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的与自然、会融为一体。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备前提和条件，人的全面发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处为基础的三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只有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我们的社会才能稳步和谐的发展。

3结语

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是着眼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键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是以人为细胞组成的，而且因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进程中，我们要充分肯定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社会和个体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和不同需求，解放一切束缚人的发展的机制和观念，想方没法地为人创造更大的价值提供条件，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潜能。从而使经济发暖的过程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

注释：

杨淑琴，肖爱民浅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6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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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盲出版社，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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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昊昕炜．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5，(7)：16

【5】宇海金，刘付春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新诠释们．兰州学刊，2006．(6)：87

【6】杨豹．马克恩“异化劳动”思想的启示。兰州学刊，2006，(5)：37—38

【7】林秀玲．试论“异化劳动”理论的时代价值．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6)：105

异化理论论文篇（3）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异化理论论文篇（4）

现代企业的财务造假似乎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小的不谈，著名的案例已经足够我们“消化”，前有“琼民源”，近有“银广夏”：“安然”刚去，“世通”又现。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弄得专家、教授大跌眼镜。表面上看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制度缺失，或者是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等原因，其实质是现代企业财务已经发生异化。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异化成企业掩盖问题、粉饰太平，甚至是欺骗、坑害投资者的一种工具。

一、企业财务异化的诠释

经典的财务管理教科书把财务管理的目标归结为利润最大化，或是每股盈余最大化，或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些目标尽管有所区别，但基本方向是一致，即都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而且财务管理的一切活动也以此目标而开始演绎。但现实生活中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却远非如此，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散”就是对国有企业财务现状的最好描述。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各项制度比较先进与完善，财务管理活动也常常背离经典教科书中的“财务管理”，并不能实现财务管理的经典目标。这是否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没落，尚需时间的考验，但可以肯定企业财务管理已经异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种财务异化是多形式的。

（一）企业财务被公司大股东左右

在现代股份公司里既然有众多的股东，就有大小股东的分别，而大股东利用其绝对的控制权，弃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玩弄财务管理这一“工具”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就有ST猴王和三九医药这两个典型。ST猴王，上市7年以来一直扮演着从证券市场中“拿钱”的简单角色，而拿回来的钱都交给了在其上市半年多后才组建的猴王集团，据估算，与ST猴王“浑然一体”的猴王集团近年来从上市公司提款的“额度”在13亿元以上，通过猴王集团之手，猴王股份变成了提款机，并最终被“玩”死。同样，三九医药的大股东三九药业及关联公司占用三九医药资金约25亿元，被占用的资金甚至包括了三九医药未使用的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5亿元欠款相当于三九医药当时26.5亿元净资产的96%，达到了三九医药上市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的1.5倍。通过财务处理，使这些行为得到掩盖，而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小股东，乃至经营者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二）企业财务被经营者左右

现代企业股权要么高度分散，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制企业，要么股权高度集中，像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但不管哪种情况，似乎都患了“流行病”，即资本所有者主体地位缺失或控制乏力，从而导致经营者控制企业财务，并“充分”利用财务工具使经营者利益达到最大化。美国世界通信公司把投资者蒙在鼓里，在2001年和2002年的头3个月里，该公司的资本开支分别达到30多亿美元和7.97亿美元，但是这些开支在阶段收入核算中没有反映出来，隐瞒开支从而虚增利润达38亿美元。法国媒体巨子———维旺迪集团企图在该公司2001年的账目上“增加”已经出手的15亿欧元股票交易额，但在这一取巧手段被法国有关财务管理机构及时发现并下令制止后，不得不放弃了“做假帐”的阴谋。而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绩优股”蓝田股份是这样被经营者造出来的：1999主营业务收入年实际是2千4百多万元，虚构为18亿5千多万元，净利润是负的2千2百多万元，虚构为5亿1千多万元，每股收益是负的0.0049元，虚构为1.15元；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实际不到4千万元，虚构为18亿4千多万元，净利润实际是负的1千多万元，虚构为4亿3千多万元，每股收益实际为负的0.0239元，虚构为0.97元。通过财务这一灵活工具，蓝田股份在资本市场上大肆圈得巨额资金，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可以说是其双手沾满了投资者的“鲜血”。诸如此类还有：桂林集琦披露的2000年中报包含虚假利润和未披露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ST鑫光公司未予披露存在的大量可能形成呆、坏账损失的应收款项和大量的关联方担保，在审计报告中未作说明与评价。即便在制度非常完备和先进的西方国家，这些事例也不是鲜见。总之，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营者的控制之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使经营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而股东的利益早已被弃之如敝屣。

（三）企业财务被国有股的者所左右

国有股一般是通过委托人经营的，而人通过控制企业财务来达到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琼民源”的原任董事长马玉和伙同公司聘用会计班文昭欺骗股东和社会公众，通过财务“运作”，在公开披露的1996年年度报告中虚构收入和虚增资本公积共计10余亿元，从而达到操纵其股票涨跌并获取私利的目的。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中，像“琼民源”把国有企业当成最后的晚餐，一下子把企业搞跨的还不多，更多的是讲究策略的，让国有企业资产细水长流，使大量国有资产神不知鬼不觉的流向个人腰包。

总之，企业财务不管为谁控制，财务管理都已异化，而且已经系统化，这可从ST黎明造假案例中略见一斑：首先，公司的造假系统工程从年初开始启动，造假项目在年初就有了准备，然后再一一推出，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财务造假系统工程的手续齐全，如假购销合同、假货物入库单、假出库单、假保管帐、假成本计算单等原始凭证一应俱全；第三，造假系统工程点多面广，覆盖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各个方面；第四，公司对于会计核算，以假原始凭证为依据，按照规范的核算程序，认真进行核算，假帐真算，一丝不苟；第五，造假系统工程突出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取得显著“成效”。

二、企业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一）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

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围绕企业财产权出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别，亦即企业财产权主体分化出所有者与经营者。企业财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等，其中剩余索取权是所有权所派生的，经营权与处分权是使用权所派生的，因此，产权的核心内容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产权主体分化之后，所有者掌握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而经营者掌握使用权，包括经营权与处分权等，其实质是二者对企业财产权的分割。当然，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意味必然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分离，董事长仍然可以兼任总经理，特别在中小企业里，所有者与经营者多为一个人。但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经理阶层的逐步形成，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家族型企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所有者与经营者也不断出现分化。

（二）不同产权主体对企业财务的不同要求

一旦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化，并且确立了各自对产权分割的内容，各自经营的目标也会出现分化，从而对企业财务的要求也不同。对于所有者，掌握着企业产权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必然要在财务上体现其对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依据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企业剩余，即要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或每股收益最大化。依据经营权和处分权，经营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经营和操纵能力，并使经营者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不同的产权主体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

（三）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企业的财务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所以企业财务活动必然在财务管理的目标、职能和内容等方面产生分化。在实际经营中，由于无视这种财务分化，要么忽视所有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经营者控制，使得所有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障；要么忽视经营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所有者或少数大股东控制，使得小股东和经营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证。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导致企业财务的异化。

三、企业财务异化的对策

（一）确认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

现代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财产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董事会）结构；第二层次是法人财产权（董事会）与和公司经营权（经营者）结构。在这两个层次中产生三个主体，即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一般条件下，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出资人，因此董事会与出资人都归为所有者，所以产权主体一般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别。但在国有股的经营中，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不构成对国有股的占有，因此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所以就有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的分别。

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出资人与董事会之间是委托-关系，而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又是委托-关系，但三者又各自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者都具有经济理性，有各自的经济目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认识与处理这三者的经济理性和经济目标时往往顾此失彼，这实际是对部分产权主体地位的否定，因而是对产权主体分化的现实的歪曲。由于不能明确这三者的经济利益边界，往往导致产权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侵蚀，财务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因此确认各主体的经济理性和各自的经济目标，从而肯定其经济利益的所在是避免财务管理异化的关键。

（二）寻求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1.所有者利益的调整。在传统条件下，所有者利益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标完全体现于所有者利益。而随产权主体的分化，根据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其利益也必然被分割。继续强调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不可侵犯是无视其它主体的利益，甚至是对其它主体利益的侵犯，其结果是所有者本身的利益也变得不可靠。因此，所有者利益的调整是对产权分割现实的认可。

2.企业家利益的实现。企业家利益是企业家精神在价值上的实现，企业家精神则通过对其经营权和处分权的行使而得到体现。因此，企业家利益的实现是产权主体分化的内在要求。

3.人利益的规范。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等，都可能是人。人和委托人（所有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因此解决人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规范，才能确保各种主体之间保持合理的利益边界。

（三）建立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关系

由于产权主体出现分化，导致财务管理活动分野，并出现相应的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但这两种财务活动又统一于企业整体财务活动。如果产权主体之间发生权力失衡，财务管理活动就会发生偏差，最终出现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形成相克关系，并出现异化问题。因此，首先要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产权主体之间的权力均衡；其次要强化财务管理的外部校正机制、特别是财务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

[参考文献]

[1]干胜道。所有者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

[2]周吉。关于出资人财务管理的几个问题[J].财会通讯，2001，（2）。

[3]于长春。弥补国有企业出资人财务监督缺位的几个问题[J/OL].中华会计网校

异化理论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26-03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也表明：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我们对文化所表达的人性内涵，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否则就会成为非现实的文化空想。马克思的文化异化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达不到完全的自由自觉，因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最终达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J].理论学刊，2008，（9）.

异化理论论文篇（6）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

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异化理论论文篇（7）

 

1．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 ）美籍意大利学者，首次提出“异化”和“归化”两个概念，并引入翻译学研究中。异化翻译是一种保持原有的“异国情调”和道德伦理价值，风俗或习惯，尽量贴近原作者的写作目的，以及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等。归化翻译是一种为了适应本国的价值取向或本国读者群体，而采用一种符合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尽量使用本国的通俗易懂的本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翻译外来作品，往往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处于霸权地位，导致文化上也处于权利优势。这在20世纪初尤为明显，当时英美国家使用的英语语言处于话语霸权的位置，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从外文译成英文书籍数量之少，简直和英语译入外文的书籍无法媲美，只能是望尘莫及。这就体现出翻译中的文化霸权地位和话语权利的问题。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翻译外文时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目的就是体现出本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让英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最好的例证。

2．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伦理何为？“伦理”一词在中西方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从英文词源来看，ethics来自希腊文ethos，是品性、品格以及风俗习惯的意思文学艺术论文，内在意义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和原则等。直到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研究道德品行的学问，称之为伦理学。后来，西方伦理学看作哲学的一个分支，并加以科学化，主要研究探讨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坏的恶的，及关于一个人的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个道德标准。对于西方的伦理，可以这样理解：“言乎风俗习惯，略近吾国所谓礼，言乎品性气禀，略近吾国所谓性；曰伦理学，曰道德哲学，殆犹吾先哲之互理学道学。” [1]在中国，伦理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伦理思想从先秦开始萌芽，到西周时期中国伦理思想正式诞生，再到秦汉时期伦理思想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以至于后来伦理学又经历了魏晋玄学、儒道佛相争，宋明理学等发展，中国的伦理思想体系进一步深化和系统。

翻译是什么？许多学者曾给出翻译这样的定义。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和查尔斯?R? 奈伯（Charles R. Taber）将翻译定义为原语中的信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贴切的自然对等，首先是意思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论文格式范文。[2]奥廷格（Oettinger）把翻译定义为把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转换为另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的过程。[3]约翰?C?卡特福德（John C. Catford）则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对等文本材料去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4] 而这些定义只是从文本层面看待翻译，没有看到翻译的真正本质特征。直到近代，许多学者发现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的转换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翻译不仅承载着文本意义，更多的是一种伦理的价值观的问题。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在社会各个要素的影响下的社会活动。在翻译过程中，承载着不同文化伦理价值的语言文字不仅仅面临着意义的转换，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和融合。[5]既然翻译不是简单、单纯的语言符号转化的过程，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本操作的过程，包括译本的选择、译者的心理因素、出版者的干预和读者的接受与否等等因素。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会受到文本内和文本外各种因素的限制。吕俊曾就翻译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认为，翻译活动必定包含着准则和规范，有道德和义务的要求，所以翻译是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翻译活动还是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换活动，由于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地位的差异，使翻译需要伦理学的指导，也是翻译活动本身对伦理学的需要。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存在伦理因素，因为在长期使用一种语言过程中，人们的习惯和伦理的关系也必定沉淀在语言当中，既然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那么势必要考虑伦理的因素。[6] 伯曼认为，翻译要回答三个问题，即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文学艺术论文，如何翻译，这些问题是翻译理论史最中心的问题。[7]既然翻译是一种在语言信息甚至是文化的交流转换的活动，势必涉及到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翻译采取何种策略，什么决定译者采取何种策略等等问题，上述翻译概念都是无法回答的，只有翻译伦理可以解释和回答。由此可知翻译与伦理学关系密切，而作为翻译中的两种策略方法---异化和归化，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

3．异化和归化翻译中的伦理思想

异化和归化作为翻译的两个策略，译者是翻译实施过程的主体。韦努蒂认为必须把翻译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与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的具体时期相联系，或与本土价值体系相联系，才可以界定“归化”或“异化”（Venuti，1995a:272）早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德国的译坛就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归化派，即路德式翻译传统，注重译语的通俗和流畅，以易于被大众接受为翻译标准；另一派是异化派，即浪漫主义翻译传统，注重艺术的理性探讨，坚持精英主义的立场以“诗化”和艺术化为翻译的最高境界。这个时期有许多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都涉及到这两种策略。庞德的自主性翻译论，庞德认为翻译的自主性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阐释型翻译”和“其他类型”，前者是异域文本的“伴随物”，而后者则具有一定美学独立性，这里的“其他类型”是指译者完全创造出了一首新诗，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原创型的写作（Pound，2004:86-96）。又如施莱尔马赫的二元论，1813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发表了“论不同的翻译方法”的演讲，其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翻译只存在两种方法：要不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不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两种方法可谓完全迥异，译者采用其中之一时必须严格遵守。若将两种混合，则会产生混淆，则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之后果，作者与读者可因此而终不得相见（Venuti，2004a:48）下面主要是讨论译者在这两种翻译方法中的道德伦理反映。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译者除了受到自己的道德伦理价值思考的影响外，还受到中间人（赞助人、出版商等）和译本读者的影响。

译者是文本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环节。一个译者必须能够很好的判断作品；他不仅应该确定原文的文学质量，而且也应该确定它在道德上的严肃性。[8]译者本身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也与译者的伦理观息息相关。一方面，译者出于某种政治心理，一味的迎合、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化，可以说是趋炎附势的表现，导致瓦解和消除了主体性文学艺术论文，以主体性的灭绝为代价，寻求与译入语体系规范的一致。但另一方面，作为归化的主体，译者面临不至于使文化或意识形态冲突表面化的任务。（孙艺凤：《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3～9页）异化翻译就是保留异国情调，但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些异域特色与本族语言、文化及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也不符合本族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以及道德习惯。这样的译者一般是处于文化劣势的地位，属于弱势文化的一方论文格式范文。但是为什么译者还要采取这样的翻译方式呢？而归化翻译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用一种合乎本族道德伦理价值观和符合本族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原文会做出删除或增加，但是势必不利于本族文化、社会的发展，无法注入新鲜的活力来促进其发展。不论是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还是归化的翻译方式，一定有其目的性。

在我国，翻译出现过三大高潮期，即公元2-7世纪的佛经翻译；16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19世纪的西方思想的传入。这三次翻译浪潮中都是或是采用异化翻译法或是采用归化翻译法，而译者、中间人和读者都是有什么目的呢？在这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当属译者和中间人。在这个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采用的是归化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盛力强的时代，对于周边的一些小国无论在军事还是文化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引译佛经完全是统治者为了禁锢百姓思想，奴役百姓意识，为了更加巩固国家的统治，采用归化法把佛经按照本国的伦理价值思想，译者完全也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翻译佛经，达到国家机构统治民众的目的。统治者作为中间人，决定了译者的地位，按照归化的方法翻译译本，按照当时中国的道德伦理规范翻译作品，从而达到译者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后两个时期采用的是异化法，当时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或是处于外忧内患的时代，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存亡，当时的道德伦理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爱国情结激发他们运用手中的笔杆。唤醒人民大众学习西方的反抗精神，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促进国家的统一富强，他们采用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本的异国情调，让本族的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知识，正是引进这些异国的陌生性，让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新中国。又如，当代翻译理论家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和诠释明显受制于自己个人的伦理价值影响文学艺术论文，他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就会“人定胜天”。他当时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救国兴邦，所以采用异化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和理解，进行了合理的删减，增添，吸收外来异域文本中积极的精神，鼓励国民学习效仿。类似的还有民国时期的洋务派、维新派的翻译策略等等。无不彰显着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伦理价值观。上述举例例证了无论是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我们都无法评论那种是“好”的翻译或“坏”的翻译，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一定目的，或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或彰显自己的思想意识，因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异化或归化翻译的好坏与否。

4．结语

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当中无不渗透出关于道德伦理的价值规范，译者或是中间人，甚至是读者，都会有不同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现。归化为了维护话语权利，国家统治稳固或文化霸权地位，异化为了彰显“异国情调”，学习外来先进思想，有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规范决定什么样的译者行为规范及翻译策略，由此采用不同的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不同的目的。所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讨论还会继续，相信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建中.比较伦理[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E.A. Nida & C.R. Taber: 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1969.

[3]A. Oettinger: Automatic LanguageTranslation Lexic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withParticular Reference to Russi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4]J.C. Catford: A linguistics Theory of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6]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7]Antoine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S. Heyvaert， Albany， tra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异化理论论文篇（8）

1 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异化理论论文篇（9）

中国正以飞速的发展与世界接轨，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对交际礼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在中（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打招呼

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三、招待客人

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再见，走好啊！”“你们进去吧！”“请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说：“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节日礼仪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五、词汇语言的文化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六、文化等级观念

中（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秘书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进入WTO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异化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1987年莱文等把文化比作海洋中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很少，大部分隐藏在水下，露出水面的部分指文化的表层，如语言，饮食，穿着等；隐性部分指观念，价值，交际规则等，这属于文化的深层。［1］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了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而且文化具有民族性。本文从霍尔的高语境和低语境交际理论出发，分析中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 霍尔( Edward T.Hall ) 在1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 颇有见地地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 High Context ) 与低语境(Low Context ) 。霍尔认为［2］:“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 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 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也就是说:“高语境( HC) 传播或讯息即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数则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低语境(LC) 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 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 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 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 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就具有低语境特性。

三、不同语境文化产生的深层理论和现实根源

每一种语境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条件反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行为的准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推理模式、评价规范、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基石。

1. 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对立面的和谐和相互渗透, 即对立中的统一, 美国文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转化, 即统一中的对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后来的董仲舒“以类和之,天人和一”成为“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美国人则将世界万物对立起来:工作对娱乐,成功对失败,好对坏。由于美国人容易对事物作两极化的思考,所以很难使他们接受第三种,而不是用两种范畴思考问题,由此,形成对待事物习惯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逻辑的

思维模式,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

2. 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以群体和等级为纽带的东方人际关系是一种互补 (complementary) 与垂直 (vertical) 的关系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人际关系则是一种对称 (Symmetrical) 和水平 (horizontal) 的关系。群体取向还包括他人取向,表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为集体牺牲个人。他人取向表现为“人言可畏”,中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怎么想,在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强调“以和为贵”。与中国文化相反,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据说渊源于15 世纪的文艺复兴,由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发扬光大,强调隐私权,自由至上和标新立异等等。

3. 经济发展: 中国属于农业国, 民众安土重迁, 彼此相互熟知, 联系密切, 有着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 形成“高语境”文化。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工业国,人口迁徙量大,速度快,加上“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使人们相互之间不易培养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在交流中不得不依靠语言来表达,由此形成“低语境”文化。

四、高低语境引起的中美文化差异

1.间接的表达方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强调“和”的境界,以群体为核心,以家庭为单位,维护群体和睦,注重伦理道德,推崇尊老爱幼。中国人崇尚含蓄品性,是内向的集体性格。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5] 。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其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综合的基本特征,比较注重从整体方面把握对象,故认识中的模糊色彩比较突出。在表达方式上,则注重含蓄、了解和信任,不依赖于文字或条约。宁波大红鹰经贸有限公司在各杂志上所登广告的广告词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引起受众特有的感受和共鸣。给人一种天上人间融于一体的意境。广告内容虽与商品、服务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依赖富含文化内涵的构思,和富有象征哲理的语言编码,展现民族的哲学观与价值观。

2.直接的表达方式。美国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它强调以个体为核心,注重个人作用与利益。美国人体现出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其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倾向于认识的细[6] ,追求确定、精确的认识,排斥思维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依据美国人的认知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信息传播中对文化背景的共融性要求不如中国高,并且文化标识不如高语境传播明显。如美国一家邮递快件公司COLOR DIRECT为其服务推出的广告词“SO ⋯⋯YOU WANT TOMAIL A STRAWBERRY SURBET ?”(想通过邮局邮寄一份草莓冰淇淋吗?) 简洁直白的一个问句将其快速、安全、包罗万象的服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由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间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差异甚大，跨文化交际始终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成功的交际笔者认为,首先要了解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其次是要做到相互理解，宽容。在交际时最好能做到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组织语言。最后就是建立信任---依据交际双方之间的言行举止及可信度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更好交流。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Hall, Edward T. 超越文化 [M]. 居延安等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96.

[3]唐德根. 跨文化交际学[M].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81.

[4]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