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隋唐时期，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深化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谰的时代。她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当时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文化极其繁荣，为各国所仰慕。要追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何如此迅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隋唐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了，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春秋思想的运用使得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隋唐时期是每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的理论并不是凭空新创造的，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儒学思想的集大成继承时期。两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是在春秋时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看，中国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实际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大儒为标志的儒学发展之成就；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整个一部儒学史就是一部经学史。隋唐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是来源于此。

2. 儒，道，佛三教思想贯穿于两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隋代与唐代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费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道教在思想影响上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相比之下，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3. 教育制度的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对春秋文化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继承更是促使唐朝在面对民族大融合，经济新发展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随之进行着大融合。

二．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

1. 儒学成为其主要统治思想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不仅要重新整理前面朝代的破败局面，同时还要开创自己朝代新的发展局面。因此，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他认为，有了儒学，就如同鸟能够乘风飞翔，鱼能够于水自由游动，就可以治国理民。但反过来，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重要的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有效的治理，政治上就会呈现一潭死水的局面，甚至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前途。

2. “以民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唐代君主不仅喜欢在诏书中征引《论语》，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常常运用《论语》的思想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中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唐朝在继承春秋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贯穿于政治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阐述，在《尧曰》篇有“所重：民、食、丧、祭”，把重民放在四重之首;《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把富民与君主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贞观六年，他曾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在这些话语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唐太宗对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3. “以文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所谓“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正是隋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隋唐时期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这一点也正是对儒学与教育关系的具体揭示。

4. “以古为鉴”与“大阐文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文化体系

唐代开馆修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古为鉴”，即以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作为现代政治的参照，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唐王朝采取的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复兴儒学，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大阐文教”的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初唐统治者相当关注史学，政府正式设置史馆，大抓修史工作。

5. 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首先，从人才选拔的思想上，“举贤才”是孔子的为政之举，“无求备于一人”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识拔大量的人才辅佐；对这些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唐玄宗曾颁布诏书表示过对人才的渴望，只要是“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之人，均要具名上闻；务求实用，不求全责备。

其次，从人才选拔的制度上，隋唐教育建立了一种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将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社会选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 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M］.中华书局,2004.

［5］ 旧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唐文化论文篇（2）

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势力深入民间，隋唐时期佛教在此前传播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大步，使中国佛教于此时达到兴盛的极点，“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期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中国佛教在历经汉朝以来几百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也终于登上了它的辉煌的颠覆，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1]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隋唐佛教兴盛原因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影响广泛而深入，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各个阶层，而且对当时的日本、越南等地也产生深远影响。纵观历史，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主要原因是：

首先，隋唐时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前魏晋南北朝的特殊环境已经为佛教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温床，奠定了其稳固的基础，赢得了人心；除此之外，隋唐国家的统一强盛又为其繁荣提供了保证，“从社会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2]这就为佛教快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其次，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扶植利用。如隋文帝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宣讲佛教义理等；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思想文化大都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对佛教也多采取扶持和利用，如唐宪宗可谓是唐代崇佛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亲自下诏在法门寺迎接佛骨到长安，当时的景象难以忘怀，“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再有，佛教中国化，能很好与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义基础之上吸收儒学纲常伦理、玄学的义理等成分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更为深刻的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几乎不会破产，紧紧抓住世俗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殷切的期盼、深邃的寄托，使民众对此产生依赖、深信不疑。

二、隋唐佛教兴盛特点及成就表现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一个创造与繁荣的阶段，此时无论是译经、小说、造像、艺术等都非常丰富，主要特点及成就表现如下：

（一）南北佛学统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南北佛学差异较大。到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而合，佛学也随之渐趋统一，于是，“颇斥南北，禅义均弘”成为佛学各宗派的共同特点。如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一真法界”，可其法界却是禅法；天台宗理论非常精密，但它原本是讲究坐禅的一派等等都是此类表现，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把总结为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4]

（二）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及佛学国际中心地位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日益深入，佛教内部逐渐产生不少流派，到隋唐时期，则出现宗派之分，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和三阶教，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规范制度和独特教义，最终形成了中国式佛教，此时的高僧如玄奘等已经多是中国人而非南北朝时期的印度人；禅宗宗奉的《坛经》是中国人自创的，其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渗透，特色显著。隋唐两朝都曾设置译馆专事翻译，数量颇多，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中国化，中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传播的中心。外国人学佛求法往往径直来华，而且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并将它们又带回国内。这一时期我国僧人开始向外传播佛教，如鉴真大师就前往日本弘法，这也是佛学在这一时期国际中心地位的体现。

（三）佛寺迅速发展和佛教信仰者范围扩展。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建造、分布几乎与佛教的发展是一致的，隋唐时代的佛寺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更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且势力扩张很快。隋禅定寺、延兴寺等都很有名；唐代佛寺数量更多，有的建造更为奢华，如唐代长安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5]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数量很多，“史书记载，隋代二君37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3985所。有唐一代，太宗时有寺3716所，高宗时有寺4000余所，玄宗时有寺5358所，武宗时有寺4600所，这还不算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6]与此同时，佛教信仰者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佛徒很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很多帝王如高宗、武后等都大肆兴佛崇佛，如唐太宗对玄奘大力推崇，尤其玄奘取经归来后更是热情款待，专门为其修建寺院，很多官员看到这种形式也积极效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快速发展；文人士大夫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佛教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果将唐宋家放入当世的历史背景中，充分考虑唐宋士人不管是崇佛还是排佛，无一不出入于佛老的现实，则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必然的事。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三苏以佛老为阪依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已发展到完全融入本土文化的阶段诸因素，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回避的。以上述辟佛坚定若韩、欧、曾者，也难免有大量与佛教接触的行为和言辞。”[7]上层人士与佛教有着这样微妙的关系，下层群众就更直接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还有祈福消灾、求子生子、脱离险境等等一切关乎老百姓的事都有佛教的影响。

（四）佛教与社会生活。佛教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隋唐社会的民风民俗里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其一，随着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进程的逐渐完成，佛教的一些节日和中国原来固有的传统节令结合，深入到民间。如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祖、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其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契合，被演化为世俗佛教信徒在这一天向佛教寺院供奉各种食品的节庆活动；其二，佛教对民间的丧葬习俗影响也较为突出。这一时期，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参加葬礼，有时还借用佛教寺院的场地为死者做法事，以此求得来世的好报；其三，佛教逐渐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与民众的闲暇生活联系紧密。在寺院举行的有各种节日活动，也有世俗的约会与聚会，佛教对此包括旅游玩赏、文化娱乐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佛教寺院一般都有很多房舍。他们经常收容过往的旅客在寺中留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馆的职能。尤其是到了唐代，俗人寄寺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8]其四，佛教一些民间活动体现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佛教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思想，这就会在客观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事情，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清凉寺专门设‘粥院’，供养各地来的游方僧，同时也周济贫民。”[9]佛教寺院及其僧尼救助济贫、施医治病和养护放生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上述，唐代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术以及教育领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在唐代达到了其发展的一个顶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传入中国之时就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斗争又融合，到了隋唐时代，这种磨合进入了新阶段，加之其自身不断的中国化，其教义和社会活动都能贴近当时各阶层的需要，其备受封建统治者的礼遇扶持以及士人和民众的喜爱，成为隋唐帝王进行有效统治的手段，也因此其在中国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起来，登上其发展的顶峰，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成就表现即可以从其南北佛学统一、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佛寺和佛教信仰者增多和佛教渗透社会生活这样几方面看到佛教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改造，更好的适应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也可得知隋唐文化兴盛与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分不开。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8.

隋唐文化论文篇（3）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

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遗存。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有的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都提供了可能。

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的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表现出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

隋唐文化论文篇（4）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家与佛教》［25］认为，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对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关系关注较多的，还有史学界。这方面立论最为精深的为陈寅恪，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馆初编》《二编》等，向为研究的首选参考。范文澜1960年作的《唐代佛教》［43］重点厘辨了大乘七宗的特点，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剖析了禅宗与士大夫的契合之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率直而言，还是很有新意，能为一家之言;所附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亦是研究此一时段佛教史、佛教文学的指南性成果。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则为专论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作，书中的“士大夫”还包括了部分文人出身的武官。《士大夫关于佛教的文字活动》一节归纳出了应制、游览等10种士大夫与佛教有关的文类。另外，从王仲荦、吕思勉之《隋唐五代史》直到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唐代文化》等，亦时有论述。相关成果可参看胡戟等主编《20世纪唐研究》［44］。宗教学界和思想界研究隋唐五代佛教，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当然不得不迈的坎。从早期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到后来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印顺《中国禅宗史》、《妙云集》，杜继文和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吕大杰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日本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鎌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柳田圣山《语录の历史》《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美国StanleyWeinstein之Bud-dhismundertheT’ang等，皆有不少篇幅涉及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现象，鎌田茂雄还有《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在佛教信仰界，巨赞法师《佛教与中国文学》、弘学居士《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高观如居士《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等亦可参考。

隋唐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隋唐；目录学；历史背景；杰出成就

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过国家管理图书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就有记载：大宗伯属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职掌都与图书文献管理有关，如“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1]。到三国时的魏国的郑默的《中经》创制经、史、子、集四分法，（“四部虽确立于李充，发韧于荀勖，而郑默《中经》之作，亦在筚路蓝缕之列矣。”[2]）尤其是西汉末年刘向《别录》、刘欲《七略》问世，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经历了春秋至两汉的萌芽时期、魏晋至宋元的发展时期以及明清的鼎盛时期，其间产生过许多流芳百世的目录学著作，这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目录学家既继承前人成果又根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的结果。时至隋唐，目录学在继承与创新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录学的发展更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界的重视，目录工作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不但出现了新的书目类型和新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目录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阶段，影响甚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基于隋唐目录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仅从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隋唐目录编纂的杰出成就对隋唐目录学的成就及影响作一些探讨,不免陋薄，请方家指正。

一、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上的辉煌成就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1）改革官制。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还另设政事堂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地方,隋文帝时实行州县制,隋炀帝时改为郡县制；唐朝实行州县制。另外，设立一台五监九寺，大大加强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这些措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吏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在促进科教文化方面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隋朝一开始国家藏书不过一万五千余卷，于是接受了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娟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3]，大大鼓励了民间的献书。唐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建国之初，除得隋旧藏八万余卷外，又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4]。（2）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隋朝废除了积弊于久的九品中正制度，开创了科举制，形成读书、应考、任官三位一体的选官办法；唐朝的科举制主要设立常科和制科两种形式。科举制打破了百年来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庶族的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3）改革律令。隋文帝时制成《开皇律》，唐初在此基础上制定《唐律》。唐高宗时命长孙无忌等对《唐律》进行修订，撰成《永徽律疏》三十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为后世封建法典的制定和修订都有借鉴意义，它对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还设立秘书省对图书文籍方面的管理就十分有序。

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是隋唐官僚的一个大趋势。尤其是大量的庶族阶层的参政，大大地扩大了统治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开创和发展，引发了广大学士文人走科举为仕之路的强烈欲望和决心，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倾心学术文化、潜研经书诗文的浓厚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对促进隋唐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无疑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直接导致了宋代目录事业的发展。

(二)经济上的发展与兴盛

隋朝在统一南北之后，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继续推行均田制，不少农民因此而分到一些土地，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租庸力役制基本上贯彻了轻徭薄赋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的实行使大量逃避赋役的丁壮和隐匿的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输籍定样”使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加，加强了政府的经济实力。唐朝的均田制扩大了授田的对象，对官僚的授田的规定也更加完备，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但它仍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唐朝的租庸调制使“庸”的确立和制度化，这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物资，唐朝设立驿站、陆上丝绸之路、坊市分开，足见当时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唐后期，饮茶风气已很普遍，陆羽写了《茶经》，推动了中国制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此外，广州、泉州、明州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

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隋唐时期的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的文化氛围也极为浓厚，尤其是当时的官僚阶层的那种尊文尚儒的风气，催生了一批以售书兼营刻书的书贾，这就为书籍使用的大众化、普遍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文献学和目录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条件。

(三)科技文化上的进步和繁荣

隋唐文化论文篇（6）

一、隋唐五代山东类传人物分布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共242人，其中隋代15人，唐代167人，五代60人。其各朝代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三表的对比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山东地域类传人物人数和种类上以唐代最多，隋代次之，五代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对唐代各类传人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文学、儒学、忠义的人数较多，反映了山东地域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对山东地域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三代都有节妇入传，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山东地区妇女贞节观的影响。

二、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地域分布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山东地域入传人物共有182人，其中唐代吴筠据《旧唐书？？隐逸》卷182记载为鲁中儒士具体所属州郡不明，其他181人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4中可看出各州人物在数量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从所处地理位置上看其主要分布于儒家文化发达的山东西部到山东南部一带，其中贝州、曹州、魏州、博州、齐州、兖州、沂州七州共有143人，占总人数的79%。可见隋唐时期山东传统儒家文化对山东籍人才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显著影响。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山东士人充分秉承了儒学中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和责任感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朝政，并做出利国利民的事迹，从而载入史册。最具代表的就是山东大儒孔颖达“通《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等经书，入唐为秦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后，留心庶政，数进忠言，贞观十八年，图形与凌烟阁。史学家赵翼也曾对齐鲁儒生做过这样的评价，“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

通过对各州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各州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入传人物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今山东地区作为隋唐时期的主要农业区，在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实际上，山东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安作璋在《山东通史》中认为，山东地区的经济以青州为分界线，青州以西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以东地区则相对落后。[2]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照分析可以发现，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州基本位于青州以西经济发达的地区。

（二）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共60人，其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5可以看出五代与隋唐时期各州入传人物数量的排列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五代时期居入传人数前六位各州的人物进行内部分析发现，此时地域家族势力对各州入传人物的影响已较为微弱。此时清河崔氏只有2人入传，唯一有一定影响的家族为五代时期新兴起的贝州张归霸家族有4人入传。可见五代时期军阀藩镇混战割据下对旧有地方家族势力的打击之重。

这一时期今山东地区的藩镇主要是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镇和以兖州为中心的泰宁镇。五代政权为打击藩镇割据先后在山东地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后晋平定平卢镇杨光远的战争以及后周平定泰宁镇慕容彦超的叛乱。这两次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的衰退，而且给地方旧有的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削弱了地方家族势力。不过战争也为地方封建势力的重新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下层百姓通过参军取得战功进入了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一特点在五代时期尤其明显。

通过对比分析隋唐和五代入传人物地域分布的特点，我们发现入传人物的分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社会环境，儒家文化，家族势力，经济状况等。而隋唐和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山东地域内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衰历程和战争对地方封建势力重组的影响。

三、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

（一）隋唐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隋唐时期山东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记载的有120人，其入仕途径分类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为主，比例接近一半。说明科举是这一时期山东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可以说山东士人敏锐的抓住了科举这一最新入仕途径，而且成果显著。唐代的第一科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就是山东贝州武城人孙伏伽。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有利于山东地区士人的入仕。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儒家经典的诵读从未间断。而这一时期朝廷比较重视进士和明经科，山东地区的士人多通过参加进士、明经考试中举。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为山东士人科举入仕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科举入仕的比例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浓厚。这种崇文风气与隋唐时期今山东地域内世家大族有一定关系。山东地域的清河崔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兰陵萧氏皆为唐代著名的文化士族。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还表现在中小地主阶层对文化的追求上。如明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3]王孝籍博览群言尤精于五经，注《尚书》及《诗》等。[4]吕才才学出众，尤长于乐律，与他人删定成《新阴阳书》制《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增修古琴曲《白雪》等[5]。

（二）五代山东籍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径记载的有47人，其入仕分类见下表：

从表7分析可见，这一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的入仕途径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行伍出身的比例占据一半多。这与五代时期战乱的社会环境中对武将需求大的客观事实相符。除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外，该时期入仕途径特点与五代时期科举的发展变化也有一定关系。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相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据《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五代登科记总目录》载，有几个年份出现了科举全面停考的现象。科举中常科的科目明显减少，制举据史书记载仅后周显德四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减少影响了士人中举的机会。

与隋唐时期的崇文士风相比这一时期的士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表7之中即以行伍出身、投诚受封入仕的比例占61.6%。这一时期入传人物的事迹多体现了山东士人的尚武风气。如王彦章，少投朱全忠军，常持枪冲锋陷阵，驰骑如飞，号为“王铁枪”。[6]张归厚年轻时骁悍勇猛，有机智计谋，尤其擅长使用弓矛，和哥哥张归霸从黄巢军中投降梁太祖，任为军校，梁太祖军队较少，作战中张归厚往往以少攻多，无往不胜等[7]。

注释：

[1]二十二史札记（卷15）.[M].北朝经学者.

[2]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3]隋书（卷五十八）.明克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唐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K241；K242；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姚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郡望：吴兴郡和南安郡，一南一北，当今姚姓大多来自这两支。吴兴姚氏为姚姓正宗与主流，名声最为显赫，是汉唐之间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唐代为吴兴姚氏的全盛期，其为唐代姚姓的重心所在。唐代之后姚姓世系绵长、规模较大的名门望族如古灵姚氏、桐城姚氏、归安姚氏，均是出自吴兴姚氏。南安姚氏的鼎盛期为两晋时期，建立姚姓历史上唯一政权的后秦姚氏即是出自南安姚氏，但自后秦灭亡后，南安姚氏就逐渐沉寂，再无显赫人物出现，在正史中罕见记载。尤其是从唐代开始，默默无闻，无杰出后裔可寻。可以说，自南北朝以来，显赫在历史舞台上的姚姓人物可确定郡望所出者皆为吴兴姚氏之后。南安姚氏在北朝、隋朝史籍中仍有记载，但在新旧唐书中已不见记载。学界对于后秦（南安）姚氏的研究见于后秦史的附带研究中，仅限于后秦立国之前和后秦时期，而对于后秦灭亡后，南安姚氏的发展状况未曾涉及，应是限于文献记载有限。笔者翻检唐代墓志，发现南安姚氏的相关墓志总计16方，对其进行考述，可见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发展状况及其他有价值的史料。

一、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世系状况

由16方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相关墓志可反映出其世系如下：

（1）姚孝支

姚孝宽支仅知姚孝宽（隋唐）一人。

（2）姚畅支

姚基（蜀）――姚恭（晋）――姚干（齐）――姚畅（隋唐）①

（3）姚思忠支

姚荣（隋）――姚骘（隋唐）――姚思忠（唐）

（4）姚处贤支

姚宝（隋）――姚能（隋唐）――姚处贤（唐）――嗣子（唐）

（5）姚如衡支

姚宽（隋）――姚感（唐）――姚良（唐）――姚如衡（唐）――一男（唐）

（6）姚希直支

姚霓（隋）――姚感（唐）――姚忠肃（唐）――姚希直（唐）――幼子（不止1人）（唐）

（7）姚贞谅支

姚道安――姚某――姚某――姚某――姚宏（隋唐或唐）――姚盖（唐）――姚贞谅（次子）――四男（唐）

（8）姚子昂支

姚贞（唐）――姚子昂（四子）（唐）――三子（姚居德 姚居正 姚居安）（唐）

（9）姚元庆支

姚粲（隋）――姚崧（隋）――姚运（唐）――姚元庆（唐）――姚令将（唐）

（10）姚思玄支

姚思玄（唐）――五子（唐）

（11）姚辩支

姚泓――姚赞――姚某――姚某――姚宝②――姚辩（隋）

（12）姚静通支

姚哲――姚通――姚静通――三子

（13）姚弟支

姚相齐（大祖，此支应系后秦王室后裔，或许相齐为该支后秦灭亡后出生的第一代，其与姚弟父姚元之间应间隔三代左右）――？――姚元――姚弟（梁夫人）

（14）姚子支

姚V――姚德――姚子（王氏妻）

（15）姚中[支

姚中[（唐）――四子（姚宣略 姚宣畛 姚宣畦 姚宣）（唐）

（16）姚嗣骈支

姚畅――姚镐――姚崇（共有六子）――姚嗣骈――七子

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16支家族世系中6支是出自后秦姚氏，整体上呈现出互相平行的线条状，各支系之间彼此独立，并无明显交集，而非如唐代吴兴姚氏尤其是唐代姚崇家族的世系呈现明显的家族树状，足见其宗族力量之相对分散与薄弱。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相关墓志并不算少，虽少于唐代姚崇家族已知墓志数的20方，且仅约为唐代吴兴姚氏已知墓志数的42%，但略多于吴兴姚氏其他支系家族已知墓志数的13方，并远多于唐代姚思廉家族已知墓志数的5方。不过这16方墓志中提及的南安姚氏男性家族成员合计共有90人，时间跨度由两晋至五代，而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即有140人，约是其已知男性家族成员数的1.6倍，唐代姚崇家族已知男性家族成员数就有87人[1]（笔者推测其实际男性家族成员至少应多于100人），略少于其已知男性家族成员数，由此足见南安姚氏的家族规模在隋唐五代时期与吴兴姚氏之间的明显差距。

二、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科举仕宦状况

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科举・仕宦情况一览表

人名 官职（或终官） 终官时代 级别 中央/地方官 入仕途径 所据史料

姚孝宽 毗陵郡无锡县令 隋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2]66

贞 观

091《姚孝宽墓志》

姚荣 营州司仓参军 隋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79《姚思忠墓志》

姚宝 谷州渑池令 应为唐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71《姚处贤墓志》

姚能 肃州酒泉令 唐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处贤 濮州司法参军 周 低级 地方官 明经（后制科高第） 同上

姚宽 冀州刺史 隋 中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87《姚如衡墓志》

姚感 陈州刺史 唐 中级 地方官 同上

姚良 普州刺史 唐 中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如衡 恒州真定县丞 唐 低级 地方官 门荫 同上

姚霓 左武卫大将军 隋 高级 中央官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30《姚希直墓志》

姚感 豫州刺史 唐 中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忠肃 申王府文学 唐 中级 中央官 同上

姚希直 汝阴郡司法参军 唐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宏 回乐县丞 唐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5《姚贞谅墓志》

姚盖 定安县尉 唐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贞 行营录事参军 唐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5《姚子昂墓志》

姚子昂 棣州司马 唐 中级 地方官 荐举 同上

姚居德 殿中监 唐 高级 中央官 同上

姚居正 试太子中允兼平州卢龙县主簿 唐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居安 左威卫翊府中郎将 唐 中级 中央官 同上

姚粲 高平郡赞持 隋 不详 地方官 《姚元庆墓志》[3]

姚崧 扬州高邮县令 唐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元庆 守文昌台司门郎中、检校房州刺史 周 中级 地方官 进士 同上

姚思玄 上骑都尉 周 中级 中央官 《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21《姚思玄墓志》

姚辩 左屯卫大将军 隋 中级 中央官 《姚辩墓志》[4]

姚元 汾州大宁县令 隋 低级 地方官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57《姚弟墓志》

姚中[ 飞龙洛苑判官 唐 中级 中央官 征辟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5]1003大中047《姚中[墓志》

姚畅 殿中侍御史 唐 低级 中央官 《姚嗣骈墓志》[6]

姚镐 行亳州长史 唐 中级 地方官 同上

姚崇 镇海军随使、都押衙 吴 低级 地方官 同上

姚某（姚嗣骈之兄） 右军兵马使 吴 不详 中央官 同上

姚嗣 右军散押衙 南唐 低级 中央官 同上

姚钤 福昌殿使 南唐 不详 中央官 同上

姚某 不详 南唐 不详 不详 同上

姚骥 殿前承旨院副使 南唐 不详 中央官 同上

姚驯 寿王衙通引官 南唐 低级 中央官 同上

姚承礼 留守衙前虞侯 南唐 低级 中央官 同上

姚承 已居职序 南唐 不详 不详 同上

由上表可知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者（职官）总计38人，略多于唐代吴兴姚氏其他支系家族（除姚崇、姚思廉家族之外）入仕人数的35人，仅约为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25%，[1]其中入仕隋代者7人，入仕唐代者22人，入仕五代者9人。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率仅约为42%，远低于唐代姚思廉家族

入仕率的73.1%，更低于唐代姚崇家族入仕率的78%。可确定官职中央或地方属性的入仕者36人，其中地方官22人，即地方官比例约为61%，可见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者是以地方官为主。可确定官职级别的入仕者为32人，其中高级官员仅2人，即中低级官员比例高达约94%，可见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者是以中低级官员为主。可确定入仕途径的入仕者仅为5人，其中以科举入仕者2人（进士、明经各1人），门荫入仕者1人，征辟入仕者1人，荐举入仕者1人，即可确定入仕途径的入仕者中，以科举入仕者所占比例最多，为40%。但就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科举表现来看，仅为进士、明经、制举各1人，实在不佳，与唐代吴兴姚氏的科举表现（进士9人、制科2人、明经5人）相去甚远，足见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家学之差。以后秦姚氏为代表的南安姚氏汉文化修养较高，这是其能迅速崛起、建国并卓有建树的关键。[7]后秦灭亡，王室惨遭屠戮，南安姚氏宗族势力迅速凋敝，对其文化修养的积淀与传承极为不利。故南北朝时期南安姚氏青黄不接，文化传承断绝。至隋立国，后秦亡国已长达164年，至唐建立，更是已历2个世纪之久，南安姚氏的宗族力量应有所恢复，但从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科举表现看，可以说其家学积淀并未见有大的起色，可见后秦亡国对南安姚氏摧残之巨，其文化传承可谓一蹶不振。家学又是家风的直接体现，故可窥见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家风之差。从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人数、入仕率与唐代吴兴姚氏相比巨大的差距，以及其可圈可点、值得一提、对历史做出过较大贡献的杰出官员勉强仅有姚辩一人，足见其在仕宦方面的表现远不及唐代吴兴姚氏。家风对于门阀士族③门第的成立及维持具有根本性作用，[8]而其之所以如此，亦应是家风较差所致。已知的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入仕（职官）38人中，有10人均是出自姚嗣骈家族，其中7人为中央官员，可见其为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政治地位最高、政治影响力最大、显赫度最强的仕宦家族。论政治事功贡献度，则为姚辩家族最高。论科举显赫度，当属姚处贤家族为最。

三、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婚姻状况

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婚姻情况一览表

姓名/名号 通婚对象 身份④ 所据史料

姚畅 颍川陈氏 大族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01《姚畅墓志》

姚弟 梁氏（因姚弟籍贯为安定，故疑其郡望为安定）妻 不详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57《姚弟墓志》

姚如衡 河南源氏 大族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87《姚如衡墓志》

姚贞谅 颍川陈氏 大族 《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5《姚贞谅墓志》

姚子昂 康氏 次族 《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5《姚子昂墓志》

姚中[ 范氏 不详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47《姚中[墓志》

姚子 王氏妻 不详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麟德007《姚子墓志》

姚崇 太原王氏 七姓 《姚嗣骈墓志》

姚嗣骈 河东卫氏

次族 同上

姚嗣骈 河东卫氏

次族 同上

姚嗣骈 太原王氏

七姓 同上

姚氏（姚嗣骈姊） 太原王氏

七姓 同上

姚氏（应为姚嗣骈妹） 陇西李氏 七姓 同上

姚氏（姚嗣骈女） 孙岘 不详 同上

姚希直 不详 不详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30《姚希直墓志》

由上表中所列出的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婚姻关系可知，15例中可确定通婚对象身份的有10例，占67%，而其中可确定为士族身份的有7例，占婚姻关系总数的47%。通婚对象可确定为士族身份的7例婚姻关系中，出自七姓的有4例，占婚姻关系总数的27%，且均是出自姚嗣骈家族，可见从婚姻角度来看，姚嗣骈家族亦为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最显赫的家族，这与其在仕宦方面的显赫是对应的。但其与七姓通婚数占婚姻关系总数的比例低于唐代吴兴姚氏的35%，更低于唐代姚崇家族的40%。[9]就与七姓通婚数占婚姻关系总数的比例来看，表面上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在婚姻方面与唐代吴兴姚氏的差距较仕宦方面要小许多，可实际上这样比较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唐代南安姚氏与七姓通婚仅有1例，只占婚姻关系总数的7%，其他3例均在门阀士族已土崩瓦解的五代时期，故与七姓联姻的意义已明显远远不及唐代。已知的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15例婚姻关系中，通婚物件身份不明者有5例，所占比例高达33%。其中4例的通婚对象只知其姓氏而不知郡望，足见其门第之低，更有1例甚至连通婚对象的姓氏都不明，更见其门第之卑微，南安姚氏能与其通婚，可见其门第亦不高。

四、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旧贯・卒地・葬地・新贯

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旧贯・卒地・葬地・新贯情况一览表

姓名 旧贯（或为郡望） 卒地 葬地 新贯 所据史料

姚孝宽 南安 洛阳敦厚之里第 邙山之阜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91《姚孝宽墓志》

姚畅 陇西南安 不详 邙山之阳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01《姚畅墓志》

姚思忠 南安 立行坊私第 邙山之阳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79《姚思忠墓志》

姚处贤 河东 道化里 洛阳之北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71《姚处贤墓志》

姚如衡 陇西 宝苻里（应在恒州真定县） 邙山北岗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87《姚如衡墓志》

姚希直 陇西 酸枣县之旅舍 河南县北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30《姚希直墓志》

姚贞谅 西周天兴县（凤翔） 敷化里之私第（凤翔） 五陵乡原旧茔 长安 《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5《姚贞谅墓志》

姚子昂 陈留郡 棣州司马官舍 幽州城东南一里燕台乡之原 幽州 《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5《姚子昂墓志》

姚中[ 京兆 洛牧公田之私第

邙山之阳先茔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47《姚中[墓志》

姚元庆 未知 履顺私第 芮城县方山乡之茔 河东芮城 《姚元庆墓志》

姚思玄 河东蒲阪 洛城思顺里之私第 某原（应为洛阳） 不详（应为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21《姚思玄墓志》

姚辩 武威 京兆郡 不详（应为长安） 不详（应为长安） 《姚辩墓志》

姚弟 安定 私第 平乐乡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57《姚弟墓志》

姚子 南安 私第 平乐乡之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麟德007《姚子墓志》

姚嗣骈 晋陵 东都（扬州）

怀德坊之私第 江都府江都县兴宁乡赞坊先茔 江都 《姚嗣骈墓志》

姚静通 陇西 《姚静通墓志》

上表所列出的16方墓志为目前已知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全部墓志，笔者之所以会认为这16方墓志与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相关，原因如下：

（1）墓主旧贯所在如南安（姚孝宽、姚思忠、姚子）、陇西南安（姚畅），《姚嗣骈墓志》中有“其先南安人”，皆直接出现南安地名，故笔者认为墓主所属的家族出自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但墓志旧贯所在或为郡望，而非实际籍贯，此为唐人墓志书写习惯，与当时门第观念依然盛行、好标榜郡望出身甚至不惜冒姓和冒充郡望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

（2）墓主旧贯所在如陇西（姚如衡、姚希直、姚静通），虽未直接出现南安地名，但由上一分类可知陇西与南安相距不远，故笔者认为墓主所属的家族应亦是出自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而其之所以会以陇西为郡望或f贯，应与陇西为李唐皇室郡望因而在唐代政治地位较高有关。

（3）墓志中关于墓主先祖的叙述中出现与后秦史实相关的记载，即墓主所属家族是后秦姚氏之后，此类情况可信度最高。如《姚处贤墓志》中有“西临，建诸侯之甸”句，与后秦姚氏为取得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便攀附圣贤，冒认祖先，自称虞舜后裔的史实相合，故姚处贤出自后秦姚氏。《姚子昂墓志》中有“汉魏时有姚苌焉”句，可知姚子昂为姚苌之后，但其称姚苌是汉魏时人，明显与史实不符，故应是记载出错。《姚弟墓志》中有“着乎三主之隆”句，与后秦王朝历三主而终的史实吻合，故该支应系后秦王室后裔。《姚元庆墓志》中有“西晋版荡，中州丧乱，景元以英豪龙跃，气冠三军；武昭以智略鹏飞，声雄四海”句，景元、武昭分别是姚弋仲、姚苌的谥号，故姚元庆是后秦王室之后。《姚辩墓志》中更是直接记述先祖为“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可见姚辩亦为后秦王室后裔。《姚思玄墓志》中有“其后冠冕相烛，簪裙交映，列据晋庭，则与三秦比杰”与后秦相关的记载，《姚贞谅墓志》中有“后秦王胄之裔”，《姚中[墓志》中亦是记述有“季晋宋武之际，秦王讳苌，即公之近祖也”，故姚思玄、姚贞谅、姚中[皆为后秦王室后裔。姚弟应是后秦王室后裔，其为“安定人”；姚辩亦为后秦王室后裔，其墓志中有“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子孙播越，居于武威”句，这些信息与后秦灭亡后，南安赤亭羌族为了避祸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的史实相符。[10]24但其他后秦王室后裔――姚处贤、姚子昂、姚元庆、姚思玄、姚贞谅、姚中[的籍贯已不为南安附近地区或南安西部地区，而皆即在长安及附近或以东地区。或为后秦灭亡后仍以长安及附近为旧贯，或亦是为避祸而先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后又迁徙到旧贯，但可确定为后秦王室后裔者皆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而上述分类中一二类的墓主虽应是出自南安姚氏，但其墓志中并无其先祖与后秦王室相关的叙述，故其应非后秦王室之后。其旧贯或为南安或为陇西南安或为陇西，或是门阀背景下的沿袭旧望，或与后秦灭亡后，南安赤亭羌族为了避祸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的史实相关。

注 释：

①姚畅支的代际时间跨度过大，其家族由三世纪至七世纪仅传承四代，明显不合

常理，世系疑有卧熘嫌，但又未免过于拙劣，故应是辈分记载有误。

②姚宝的终官年代无法确认，故不计入统计。

③南安姚氏的情况与代北胡姓士族之河南元氏颇为相似，笔者认为其在隋唐时期

亦为士族。

④本文中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通婚对象身份的划分，参见范兆飞：《中古

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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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论文篇（8）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隋唐文化论文篇（9）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请将正确答案填入下表相应序号内)1.在中国历，分裂和统一的局面曾交替出现。结束 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分裂局面,有一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人物是( )A.杨坚 B.李渊 C.李世民 D. 武则天2.右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的①②③代表相关的历史事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①隋朝建立②隋灭陈，统一全国③开凿大运河B.①隋灭陈，统一全国②隋朝建立③开凿大运河C.①开凿大运河②隋朝建立③隋灭陈，统一全国D.①隋朝建立②开凿大运河③隋灭陈，统一全国3.下列属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造的水利工程有( )①都江堰 ②长城 ③大运河 ④赵州桥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4.古人评论隋朝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指的是隋朝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为( )A.灌溉 B.泄洪 C.运输 D.饮水5.他在位时开创科举、开凿运河，造福后世。他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结果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这里说的“他”是(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6.下面对隋朝特点的简短总结中，哪个最为全面且符合实际?( )A.经济繁荣 B.短暂而繁荣 C.二世而亡 D.节俭盛行7.唐太宗时期，下列人物得到重用的是( )? ?①房玄龄 ②姚崇 ③魏征 ④宋璟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8.虽然武则天诛杀公卿，独断专权，但史学家还是肯定了她的功绩。其原因是武则天( )A.创立殿试制度 B.重用有才之人C.打击大族势力 D.促进社会发展9.“2004年10月14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京剧艺术表演家尚长荣出演京剧《贞观盛事 》中耿直进谏的名臣……”你知道尚长荣扮演角色是( )A.杜如晦 B.李世民 C.魏征 D.姚崇10.隋唐时期，青年李进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骑射好手。一天，他告别父母，满怀信心地赶赴洛阳参 加武举考试。 这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位皇帝统治时(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11.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当时的考试制度中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内容与下列哪位皇帝有关?( )A.隋炀帝 B.唐太宗 C.武则天 D.唐玄宗12.隋唐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意义最主要的一点是( )A.削弱了显贵的特权B.改善了用人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C.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D.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13.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有作为的开明君主，下列言论不属于他的治国智慧的是( )? A.“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B.“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C.“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D.“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4.2014年9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印度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他说“中印两国人民交往浓墨重彩的是佛教交流 ”。回顾历史，唐朝时曾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鉴真　 　D.戒贤15.近年来穿越剧受到青少年的青睐。穿越时空，回到隋朝，你可能看到或听到( )①家住余杭的张兄坐船游大运河来到涿郡 ②寒门书生王某通过考试获得官职③农民在长安的市坊间出售农产品 ④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③④ D.②③④16.唐朝手工业发达，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被称为世界工艺珍品的是( )A.青花瓷 B.冰裂纹瓷器 C.唐三彩 D.白瓷17.下列历史人物与相关史实的搭配，正确的是( )A.唐太宗----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 B.武则天----任用杜如晦为相C.李春----设计赵州桥 D.欧阳询----借谈笔法劝谏唐穆宗18.成都出土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是研究我国印刷技术史的珍贵文物，该文物的印刷采用的技术是( )A.雕版印刷 B.活字印刷C.双色套印 D.激光印刷19.唐代历有一位书法家，他曾任平原郡太守，抗击过安禄山叛乱，其所创雄浑敦厚的新书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该书法家是( )A.王羲之 B.欧阳询 C.柳公权 D.颜真卿20.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右图中，福娃欢欢的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假如你想欣赏更多的敦煌壁画，应该去( )A.甘肃省 B.河南省 C.陕西省 D.四川省二、非选择题(6分+7分+17分)21.根据下列称号或作品写出他们的名字(6分)诗仙—— “三别”——画圣—— 《秦中吟》——药王—— 《步辇图》——22.阅读下列材料：(7分)材料一：“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锂。”——唐•周匡物《及第谣 》材料二：隋唐考试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证件)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平民皆可参加公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皆可为考试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为草野寒酸之士开辟了登仕之途……——杨齐福《考试制度与近代 文化》(1)材料一中的唐诗体现了我国古代哪种选 官制度?(1分)唐太宗和武则天对这一制度的完善分别作出了怎样的贡献?(2分)(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考试制度的特点。(2分)简要概括该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2分)23.唐朝是中国古代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政策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声名远播四海，是中国历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有关唐朝历史主题的探究并回答相关问题。 (17分)【盛世局面】材料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唐•杜甫《忆昔》(1)材料一中的唐诗描写了唐朝开元时期繁荣富庶、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当时的统治者是谁?(1分)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与他采取的哪些措施有关?(2分)【技术创新】材料二：(2)唐朝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请依据图A和图B分别写出当时出现的两种新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名称和新农具的用途。(4分)【和同一家】材料二：上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材料三：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接公主。回到吐蕃后，他对亲近的人说：“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选自《中华上下五千年》(3)材料二体现了唐朝皇帝的什么民族政策?(1分)这一政策有哪些表现方式?(2分)(4)材料三中的吐蕃人是今天哪个少数民族的祖先?材料中的“公主”是指谁?(2分)【对外交往】材料四：“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郭沫若(5)材料四反映了唐朝对哪个国家的重要影响?(1分)举例说说有哪些重要影响。(2分)(6)唐朝的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留给我们什么历史启示?(2分)

隋唐文化论文篇（10）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人事和院系结构调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　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系务。在郑天挺先生的率领下，南开大学中国古　代史的教学工作分为四段：王玉哲先生讲授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杨志玖先生讲授隋唐宋元史，郑天挺先生讲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杨志　玖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课的讲义，这是著者前言已经说明了的。

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我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他们学习隋唐史　的入门教科书。我相信这些都是由衷之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注：1955年出版的断代史还有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一　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浅近文言写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　审处印行的，正式出版于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重读这部著作，会引发我们　对建国初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些思考。

二

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分为5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为3节。内容　如下：

第一章　隋帝国的建立与南北方对峙的结束(公元581—618年)

第一节　隋的建立与统一中国

第二节　隋朝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措施

第三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二章　唐帝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强盛(公元618—755年)

第一节　唐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　唐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唐帝国的对外关系

第三章　唐帝国的衰亡(公元755—907)

第一节　天宝时期的衰象与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

第三节　农民大起义与唐帝国的灭亡

第四章　唐代的文化

第五章　五代十国与契丹(公元907—960)

第一节　混乱期中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情况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第三节　周世宗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是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全书线索清晰，文笔　清新流畅。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建国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　。新史学对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　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　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　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　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　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　给以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20世纪初叶，　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　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　录、九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　》)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　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注：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　2年版，第290页。)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　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　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　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　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份　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相比，后者　的体例更受欢迎也是事实。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　如，1975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　玖先生的《纲要》为繁富，但是，其所分设的分篇，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　一致(注：韩著的五篇分别是：统一南北的隋朝、强盛的唐朝、安史乱后的唐朝、黄巢　起义和五代封建割据、隋唐五代的文化。)。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　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　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对于我国隋唐史学科的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

三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　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仅个人的政　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学术传统会在这时候　发生断裂，而学术脉络却在断裂中蜿蜒前伸。学术史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的历史　。

中国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共和国建立之际　；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　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革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而现在都是髦耋　之年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　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受到西方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　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的已经不　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注：关　于史学家的代际划分详后第四节。)。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　目为“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　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点读过百衲本《元史》，他把　《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这对他打下元史研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　是，陈寅恪则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　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这一代人的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注：199　5年在东北师大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　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一　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　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　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　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　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　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　形容。建国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更新式的教育，也是　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　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　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　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　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郭老的　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　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　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就要洗脑。　这种认识不能说不是后来许多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面前甘心接受批判、真诚地自惭形　秽的一个原因。

郭老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　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　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　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　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　，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　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1]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　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　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　。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　，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　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　》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　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　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　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　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　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　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　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　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　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　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　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　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　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　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　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　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　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　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　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　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　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　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　，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　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　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　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　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　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　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　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革前50-60年代的旧　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　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　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收稿日期：2002-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