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语言教育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153-03

一、引言

语言学各分支，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音系学、语用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其他研究领域，如语言习得、话语分析、语言认同、语言教育、多语言现象、语言规划也都体现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Mark Aronoff & Janie Rees-Miller，2001：F7-F44）。例如，教育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并且还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周晓琴和许焕荣（2008）发现，教育语言学研究范围在不断延伸，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教学、双语或三语教育、语言规划和政策、教育技术、话语分析、课堂研究、课程设计、语言和性别、语言和职业等等。作为教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享的研究领域，有关三语教育的论文、项目和专著都体现出了跨学科研究视角，并且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跨文化交际，以及政治、经济、地理、等不同学科探究。苏德（2013）指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新视角、宽领域、新思维，以及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撑。同样，三语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建构三语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从而解决三语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三语现象在多民族聚居区普遍存在，例如，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多数白族人是白、纳、汉三语者。国外学者一般把三语教育定义为三种语言的教学活动或者第三语言教学。三语教育从双语教育发展而来，在国外，语言政策、双语教育理论、模式和实践都得到很好的研究。在国内，刘全国和李倩（2011）对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的三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归纳介绍了国外一些双语教育理论和双语教育模式（p.18，19）。双语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双语教育规划与政策到双语教育理论，从双语教育模式到双语教师师资、教材和方法，都已形成了“理论-模式-实践”的完整体系（刘全国 2013：19）。国外三语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三语习得中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黄健，王慧 2012）。张武江和张卓（2013）提到四种三语教育模式：语言转换模式、因素模式、多语动态模式和文化适应模式。在欧洲，三语和多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多语教育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也是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教学方法到功能研究，从描述到实证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到跨学科视角，国内外比较研究，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双语教育逐步走向成熟（李枚珍，2011）。三语（蒙语、汉语、英语）教育首次于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小学校开始实施，之后，三语教育逐步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起来。自2001年英语作为小学校课程后，全国范围三语教育逐步形成。黄健和王慧（2012）把中国的三语教育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初期（1992-1998）主要关注三语教育的改革思想、意义、课程、教学方法；发展阶段，自2001年来，研究转向语言政策、语言学理论、教育学理论、民族文化融合等，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角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三语教育在其意义、途径、模式、语言迁移、课堂语码转换、三语教师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刘璐璐，张海燕2013）。国内近年三语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简述如下：

在云南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语言和多语教育环境，关于少数民族双语、三语和英语教育有较多的研究。李强（2003，2006）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用、跨文化交际、民族学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做了很多研究。在西双版纳傣族和爱尼族三语或外语教育状况研究中，胡德映（2007）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不理想的英语学习成绩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合格的英语教师、学生缺乏自信、效果不佳的学习策略和英语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之间的差距等。从其研究结果看，对学习者成绩的影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角度，杨红艳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丽江旅游环境下的多语言现象（纳西语、汉语、英语：丽江的多语现象，2012）。她的研究探讨了语言政策在三语（纳西语、汉语、英语）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和个体纳西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其研究发现表明，纳西语作为民族身份和旅游经济中的文化价值得以保持，汉语因国家统一、教育和社会经济进步而受到高度的评价，由于全球化交际和经济利益，个体纳西人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英语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另外，随着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从理论上对三语教育的定义、类型、模式、多语-多文化环境、课堂文化构建等做了全面探讨。此外，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了英语教师的现状和补偿机制，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策略、困难和风格。在《云南三语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一书中，张雨江、盖兴之等作者基于云南拉祜、傈僳、纳西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母语、汉语、英语教学，提出了三语教学理论、语言对比理论、翻译理论的新观点。他们的研究试图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视角，探讨三语教育问题。原一川、胡德映等（2013）研究者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发现，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学好三语的信心，被试充分肯定了三语教育的成效，并赞同三语教育对跨境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稳定、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原一川、钟维等（2013）研究者在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现状的调查基础上，提出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外语教育规划建议，即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民族语“就近”选择，以及非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

三、讨论

15年间，中外研究者都对三语教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关于三语习得、语言迁移、外语学习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三语教育比双语教育更复杂，从研究领域和范围看，三语教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都有联系。在中国，三语教育还与民族学、少数民族教育及其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关。为建构科学合理的三语教育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跨学科视角无疑是研究三语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构建三语教育理论、教学模式，从而指导教学实践，最终提高三语教育的质量。

1.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双语和三语教育研究者虽然对二语、三语已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根据阈限理论，母语能力不足将影响二语和三语学习，进而影响学习者获得其他科目的知识。但问题是，熟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很少，有的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能给学生恰当的解释，他们不能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来分析学生的错误，并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学习中的困难。有的研究者同样不能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比较语言学做深入的研究。教师了解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和不同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将有助于他们指导语言教学，预测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外语。而且，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第一、第二、第三或外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知识技能学习，还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持和创新。

2.从教育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可能会引起语言之间地位、教学时间，以及教育、家庭、社区、工作语言的使用频率之间的竞争。从教育学视角做研究，对有关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测试标准、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方法、教师培训、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等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以教师培训为例，三语教育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师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合格的语言教师，特别是三语教师，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一个因素。小学英语教师学历偏低，并且有些不是英语专业毕业。语言教师教学观念传统陈旧，很难适应新课程标准，教学效果不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教学方法需要提高更新。

3.借助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理论研究三语教育。根据三语习得研究成果，第三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在学习过程、认知和心理特征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曾丽和李力（2010）总结国外三语习得研究，并指出三语习得的一些特征，尽管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线性的，同时，多语学习过程是非线性的，对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更多语言磨蚀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在语言保持和学习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三语学习者在已掌握第一和第二语言后认知方面显示出更多优势。曾丽（2010）也陈述了语言迁移的复杂性和社会因素，第三语言习得同时受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多语学习者根据需要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第一、第二、第三语言习得过程具有多样性，并影响学习结果。三语习得的这些特征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具有指导意义。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普遍经历母语、汉语、和英语的三语习得过程，但教学中汉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和外语作为第三语言的情况被忽视，对三语习得的复杂性，特别是认知过程和语言习得心理机制的研究很少。李强（2003）在《文化多样性与英语教学》一书中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基于多语和多样文化的外语教学研究，对基于多元文化环境的三语教育研究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4.从民族学、社会学、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与民族学关系紧密，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要融入中华民族，而且肩负着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国的56个民族和讲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交际，普通话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较少人口使用的民族语言力量减弱并且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文化中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或改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减少意味着少数民族将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地区间的差异和民族关系。三语教育应该在母语、汉语和外语（英语）之间保持平衡，寻求基于多元文化的三语教育模式。三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

四、结论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教育迅速发展，当代语言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篇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已融入到语言教学研究中，展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及广阔的前景（李强，2003）。由于三语教育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三语教育呈现出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三语教育实践基本在双语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三语教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三语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三语教育水平还滞后，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阻碍：文化差异、母语的负迁移、三语教师缺乏（和新梅，2010）。三语教育的意义已成共识，李晓和童安剑（2008）论述了三语教育研究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构建的意义。然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三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三语教育研究涉及多种学科，跨学科研究将使三语教育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参考文献：

[1]刘全国，李倩.我国民族地区英语课堂三语教学模式探索[J].青海民族研究，2011，22（1）：75-78.

[2]刘璐璐，张海燕.国内三语教育研究相关文献综述[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3）：98-99.

[3]李晓，童安剑.关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三语教育研究意义的思考[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76.

[4]李强.英语民族与云南少数民族语用习惯差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5]李强.文化多样性与英语教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李枚珍.3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发展与现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89.

[7]黄健，王慧.国内外民族地区三语教育之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12，（5）：192.

[8]和新梅.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学的阻碍因素[J].教学论，2010，（31）：314.

[9]原一川，钟维，吴建西，饶耀平，范庆红.三语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外语教育规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45（6）：18-25.

[10]原一川，胡德映，冯智文，，尚云，原源.云南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态度实证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3，24（6）：80-87.

[11]周晓琴，许焕荣.中外教育语言学学科发展评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25.

[12]张雨江.云南三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2）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3）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4）

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教学课程中的重要学科，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是重点教育的对象，而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往往注重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实践的训练。高职院校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甚至是承上启下的。所以，对于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教育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不能只偏重于理论教学，更应该在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实践教学教育进行思考，争取理论与实践并重，全面发展汉语言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模式，适应现代社会严格的用人单位的选才要求，也为今后汉语言文学的全面长远发展提供更好地发展前景。

一、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背景

（一）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缺点

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专业基础的理论知识过多，相较而言，实践教育课程却非常少，导致多数人偏重于理论教育而忽略了实践教育。

从而在面对社会用人单位时显得底气不足，被挑剔，甚至被淘汰。更何况，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故而，在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思考力图革新，思考研究出新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在充分学习理论教育教学的基础上，开发实践教育教学的模式，达到理论与实践并重。

（二）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任

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承担着培育新型人才的重任，是中国教育最重要、最直接的部分。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用人单位输送大量的人才，是中国教育之关键。因此，搞好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是势在必行的，而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践教育能力是必不可缺的。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用人单位的选才标准也越来越苛刻，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努力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方面人才，才能不被淘汰。

二、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意义

（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职业都对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全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要求我们在各种教育学习中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提高。应对大数用人单位的需求，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为适应社会需求做准备。

（二）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落伍

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跟随时代的脚步，已经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相脱节，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现状。单单依靠传统留下来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不但无法促进先进社会的发展，甚至可能会阻碍当下社会快速发展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我们对存在着的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力求创新，改变思想观念，转变模式，寻求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

三、如何提高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实践教学技能

（一）摒弃传统观念，突出实践教学

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则处于教学的主导地位。主体是实践教学的中-心，主导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工作。教师在传授传统知识技术的基础上，必须搞好实践教学的引导工作，淘汰落后陈旧的传统观念，加强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扩展和更新，充实丰富的专业知识，学习专业的技术和教学方法，教授于学生科学而实用的学习途径和方法。而学生作为主体，更应该积极配合教师的教育传授方法，用于接收新的专业知识，善于创新，为开创新的教育教学体系做好充足的准备。

（二）建立适应时代需求的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学体系

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活动包括教育见习、试讲、实习，教学课程根据教学计划和大纲需要所进行调查、训练。在课程的安排上，保证学生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称的比例达到1：1，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训练内容和时间。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读、说、写、用”四大板块的实践应用。同时应该强化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管理，规范实践教育教学方法，使其科学化、合理化。

四、实践教学的发展前景与作用

（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教学的实现将会为当下社会中更多人员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为更多用人单位输送综合型人才。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教育模式革新，也是人们对传统的对抗和对创新的研究与探讨，适应不断发展改变的经济社会。社会需要的不是传统老套，而是创新能力，能跟随社会时代的步伐，才不至于被淘汰。

（二）开创新的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教学的实行，将会形成比较完善的课程教育体系，为研究探索中小学生的语文教学，构筑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育教学提供好的一个平台。也为新模式的教育实践教学养成良好的风气，作为此类良好成果的实例。

总之，为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实践教学势在必行，对于各个方面的发展需求都是有利无害的。任何事情，只注重理论发展是不可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最好、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只有理论与实践并重才能更好、更快、更平衡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郑英玲，关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法课教学的构想[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83、84。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5）

    力求把语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教育、艺术教育,以及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让语文教育接上“源头活水”。从哲学角度看,如今语言问题已成为科学哲学、人文哲学公认的重要话题。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游戏”,“语言好比一种工具”;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指出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则体现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对于我们理解语文教育本体的结构(存在论)、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论)与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启发良多。从现实角度看,当今世界,中西方文化亦即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正处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际,鉴于语言与文化、与人的整体素质的密切联系,提倡“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绝非仅仅关乎“两种语体”的教学,也绝非仅仅关乎“工具论”“人文论”两种语文教育观之间的论争,而是关系到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培养世纪新人的重大问题。那么如何实施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语文教育呢?

    1.编写体现“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理念的语文教材:(1)双线结构,体现语文知识能力与科学人文素养并重的思想。目前各套教材均以人文话题组织教学单元,如何建构发展语文素养所需要的知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2)话题的选择安排,科学、人文并重;选文的内容和体裁,科学和社科、文艺并重。目前,阅读、写作教材中均有忽视科学话题,忽视科技文、实用文选文的倾向,如不改变,必将贻害无穷。(3)学习活动的设计,积累感悟和实践练习并重,实用、探究和审美欣赏并重。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6）

但是，在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小学语文的认知方面，并不认可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此一常识性认知，并将此认知视为违背传统理念的片面看法，而“什么才是语文”这一常识性问题，竟然成为了困惑了我国教育界50余年的难题。众多的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学者所诠释的“什么才是语文”，大多背离于人们的常识性的认知，并不乏失实之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传统，但是，由于在历代封建王朝，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将儒学置于社会教育的最高地位，而无一例外的都会对文学进行边缘化，而《诗经》作为自西汉以来至清代末期，一直是我国2000余年的儒学重要教材，《诗经》仅仅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后古代科举的入仕之书、以及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之书，其自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大都被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歪曲。《诗经》之所以被奉为我国长期的儒学教育教材，正是佐证了我国在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传统。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发展的影响下，废止“以儒入仕”的科举制度，由“效法西洋教育”的现代学校取代了私塾教育，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而在当时，源自于西方近现代教育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正是完全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由于传统的封建教育当中，多只是注重于儒学的学习，近现代教育课程当中的化学、美术、生物、音乐等多元化的课程，都是古代封建教育所不具备的。因此由西方引进现代化的教育，从编定教学大纲，学科设置、教材内容，都有着学习西方教育的厚重痕迹，所以在当时能够较快的使得我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道德，其目标为科举入仕，所设置的是近似于文科综合课。现今，在“国学”教育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倡以《弟子规》《千字文》等古代“蒙学”知识作为当代语文教育的基础教材。

其次，是基于现实的原因。上个世纪曾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语文教学改革：50―7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语文应具有宣传教育的使命，是传播思想政治的主阵地之一。因此当时的语文课也异变成为了政治教育课。例如在60―70年代初期的中学语文课程当中有鲁迅的多篇短篇小说，名义上是文学课，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其实质是政治教育课，《呐喊》当中的人物都被政治化的划分成不同的政治面貌，泛政治化下的文学作品，也异变成政治文章，从而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的思想意识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当时“阶级斗争生活化”的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问题。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7）

1. 素质教育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从1993年的中小学教育“转轨”到1999年的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再到2000年的大规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验，这些教育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贯彻应用素质教育理论，首先要处理好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教育创新与教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条件的支持，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深入地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实质。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和发展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使学生形成最佳的素质结构为目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理念和规范。在此意义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已成为大学英语素质教育的指导性文献。素质教育标明了一种教育价值观、教育理想，明确了教育发展的方向。大学英语教学必然要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导下稳步开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特殊内涵也要求我们将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放到战略的高度，用科学的认识指导科学的素质教育实践。

2. 素质教育理论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可行性

从战略的高度看素质教育，就可以回答一些从技术的、观念的甚至体制的层面上难以回答的问题。素质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认识个体差异性，而个体的差异属性，决定了教育和教学方法必然要因材施教。大学生在外语学习方面的个体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语言本身和语言学习的认识，对目标语文化的态度，语言学习动机、方法、能力和策略，学习者的性格取向、职业生涯发展方向等。加之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背景，入学前学习英语的不同经历，语言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各种语言技能也可能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认真分析学生在外语学习方面的个体差异和需要，从个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理念的角度，透视在网络教学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探索素质教育在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作用。

3. 素质教育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3.1应用先进教育思想，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应该是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阶段的素质教育应建立健全符合各高等院校特征的教育目标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与师资模式、实践模式和素质测评模式。素质教育是教育的理想，实现这样的教育需要优良的教育设施设备、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政府的投入和法律的保障，也需要先进思想理念的指导和引领。

3.2正确应用好教材，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和文化水平。

“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外壳，一种载体。外壳要包着一个东西，载体要载着一个内容，工具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是一种形式。……语言的内涵是知识与文化，而语言是不能离开知识与文化的”，（刘润清，1999）《综合教程》课文的选材充分顾及到了这点，教材内容是原汁原味、地道真实（original and authentic）的文章，在内容上具有知识性、思想性、人文性和教育性，在内容的编排组织上具有工具性。正副课文皆是通过精心挑选的文情并茂的佳作。不仅语言规范，且富有文采，引人入胜，给人以启迪。（李荫华，2001）《综合教程》第一册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成长”（Growing up），正课文为“Writing for Myself”，选自于获美国1982年普利策（Pulitzer prize）文学奖的著名小说“Growing up”。这篇文章在不经意之中触及读者的心灵，在思想上引起触动。写作是学生既害怕但又不得不做的事，作者在“为老师而写”转为“为自己而写”的整个思想所经历的过程中，领略到了成功的喜悦，实现了一次“成长”。这给当今的大学生们一个生动的启示。这些课文处处充满了人情味，与现实生活非常接近，读起来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每学完一课都有一种新的感受。整个教材包罗万象，不仅有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而且强调了社会知识和科普知识，充满了时代气息，贴近学生的生活，具备了“五性”。

3.3应用先进教育技术，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在国外，1994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经过8年的研究为教育技术确定了如下定义：“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是把现代教育理论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的体系。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主要以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取代教师的部分授课时间，实行学生利用多媒体自主学习和教师检查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高效快捷、生动有趣、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

4. 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的关系

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是为了课程的发展，而根本目的是为了一定区域的人的发展。因此，课程专家们应该立足本国、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与课程发展历史，并在积极借鉴域外课程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自己国情的课程命题及理论体系，着力提升课程实践的科学化水平。初级阶段的素质教育，要继承我国传统课程中的精髓，借鉴域外的、先进的、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族文化的课程经验，逐步地、与时俱进地改造我国的传统课程；而不是完全吸收国外的现成经验，另起炉灶重新建设新课程。

总之，素质教育理论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人文和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而且也启迪学生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将思想品德教育寓于语言知识学习之中，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接受思想情感方面的教育，从而提高思想素质。

大学教师将素质教育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这样既有利于教师博采众长，又具有创新，既体现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的精神，也符合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学到知识，同时也能受到启迪，领悟到人生的一些真谛，使教师和学生都受益非浅。

参考文献：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8）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9）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全语言教育论文篇（10）

1. 素质教育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从1993年的中小学教育“转轨”到1999年的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再到2000年的大规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验，这些教育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贯彻应用素质教育理论，首先要处理好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教育创新与教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条件的支持，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深入地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实质。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和发展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使学生形成最佳的素质结构为目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理念和规范。在此意义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已成为大学英语素质教育的指导性文献。素质教育标明了一种教育价值观、教育理想，明确了教育发展的方向。大学英语教学必然要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导下稳步开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特殊内涵也要求我们将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放到战略的高度，用科学的认识指导科学的素质教育实践。

2. 素质教育理论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可行性

从战略的高度看素质教育，就可以回答一些从技术的、观念的甚至体制的层面上难以回答的问题。素质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认识个体差异性，而个体的差异属性，决定了教育和教学方法必然要因材施教。大学生在外语学习方面的个体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语言本身和语言学习的认识，对目标语文化的态度，语言学习动机、方法、能力和策略，学习者的性格取向、职业生涯发展方向等。加之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背景，入学前学习英语的不同经历，语言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各种语言技能也可能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认真分析学生在外语学习方面的个体差异和需要，从个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理念的角度，透视在网络教学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探索素质教育在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作用。

3. 素质教育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3.1应用先进教育思想，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应该是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阶段的素质教育应建立健全符合各高等院校特征的教育目标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与师资模式、实践模式和素质测评模式。素质教育是教育的理想，实现这样的教育需要优良的教育设施设备、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政府的投入和法律的保障，也需要先进思想理念的指导和引领。

3.2正确应用好教材，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和文化水平。

“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外壳，一种载体。外壳要包着一个东西，载体要载着一个内容，工具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是一种形式。……语言的内涵是知识与文化，而语言是不能离开知识与文化的”，（刘润清，1999）《综合教程》课文的选材充分顾及到了这点，教材内容是原汁原味、地道真实（original and authentic）的文章，在内容上具有知识性、思想性、人文性和教育性，在内容的编排组织上具有工具性。正副课文皆是通过精心挑选的文情并茂的佳作。不仅语言规范，且富有文采，引人入胜，给人以启迪。（李荫华，2001）《综合教程》第一册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成长”（growing up），正课文为“writing for myself”，选自于获美国1982年普利策（pulitzer prize）文学奖的著名小说“growing up”。这篇文章在不经意之中触及读者的心灵，在思想上引起触动。写作是学生既害怕但又不得不做的事，作者在“为老师而写”转为“为自己而写”的整个思想所经历的过程中，领略到了成功的喜悦，实现了一次“成长”。这给当今的大学生们一个生动的启

示。这些课文处处充满了人情味，与现实生活非常接近，读起来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每学完一课都有一种新的感受。整个教材包罗万象，不仅有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而且强调了社会知识和科普知识，充满了时代气息，贴近学生的生活，具备了“五性”。

3.3应用先进教育技术，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在国外，1994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经过8年的研究为教育技术确定了如下定义：“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是把现代教育理论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的体系。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主要以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取代教师的部分授课时间，实行学生利用多媒体自主学习和教师检查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高效快捷、生动有趣、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

4. 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的关系

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是为了课程的发展，而根本目的是为了一定区域的人的发展。因此，课程专家们应该立足本国、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与课程发展历史，并在积极借鉴域外课程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自己国情的课程命题及理论体系，着力提升课程实践的科学化水平。初级阶段的素质教育，要继承我国传统课程中的精髓，借鉴域外的、先进的、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族文化的课程经验，逐步地、与时俱进地改造我国的传统课程；而不是完全吸收国外的现成经验，另起炉灶重新建设新课程。

总之，素质教育理论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人文和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而且也启迪学生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将思想品德教育寓于语言知识学习之中，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接受思想情感方面的教育，从而提高思想素质。

大学教师将素质教育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这样既有利于教师博采众长，又具有创新，既体现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的精神，也符合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学到知识，同时也能受到启迪，领悟到人生的一些真谛，使教师和学生都受益非浅。

参考文献：

［1］李荫华.继承，借鉴与创新——关于《大学英语）（全新版）系列教材的编写［j］.外语界，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