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论文篇（1）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

（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文学发展论文篇（2）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文学发展论文篇（3）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文学发展论文篇（4）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发展论文篇（5）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核心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文学发展论文篇（6）

医学美是医务工作者维护与塑造人体美的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是医务工作者在维护人的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信息，是医务工作者医学道德美、学术理论美、专业技能与技巧美、服务行为美、医学环境美以及它所维护、修复、塑造和强化了的富有形体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医学人体美。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无论医学还是美学，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作为这两者的结合，医学美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探寻其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对于认识美、维护美、创造美意义重大。

一、中国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1.中医美学思想的发端（远古——春秋）

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生活。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卫生保健和爱美倾向的萌芽。人类通过了解自身疾病的知识的积累和扩大利用自然物治疗，回归健康。通过实践的探索，产生了医学美的萌芽。

2.中医美学思想的初创（春秋——三国）

人们对疾病和卫生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建立了医事制度。一批医学家撰写了《黄帝内经》，形成为中医早期美学思想的基础。南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我国辨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医学审美的坚实基础。外科专家华佗，创造了“五禽之戏”的医疗体操，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之先例。

3.中医美学思想的丰富（晋——元）

西晋短期统一以后，经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复归于统一，到了唐代呈现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中医美学思想随之出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医学理论、临证医学、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都体现了医学美的要求和医学审美思想。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医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医学著作大量出版，临证医学、预防医学出现了新的成就，扩大了医学美学思想的范畴。

宋朝的全盛时期，由于医学教育的发展、教育方法向真实性方面不断改进。医学绘图在求真、求美方面要求更高。

宋、金、元时代的中医学美学思想很活跃。人们常以刘、李、张、朱四家为代表。刘河间在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观察了人们在生活环境中不协调而出现的疾病作为火热证的辩证论治依据，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的理论，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李东垣强调要避免疾病的发生则应从增强胃肠机能着手，必须增加营养，加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著成《脾胃论》。张子和在治法上独树一帜，善用汗、吐、下三法，根据不同发病原因和疾病发生的不同部位进行辨证施治。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提倡“收心养心”调养神明。除四大家外，养生学家丘处机，营养学家忽思慧，骨科专家危亦林，外科学家齐德之，治痨专家葛可久等，都以各自特长著称于世，并丰富了中医美学思想。

4.中医美学思想的发展（明——清）

明、清中医美学思想表现了曲线发展或持续过程。许多医家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追求整体美，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维护了人体阴阳的平衡。由于温病的流行，温病学派兴起。叶天士系统地提出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又提出三焦辨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在防治疾病中的辨证美。

二、西方医学美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古代希腊是欧洲医学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使医学纳入了理性的轨道。医学美学思想以古希腊、罗马医学和美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完善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人体美与健康的和谐统一；基础医学的发展促进医学审美认识的提升；医疗实践丰富美的内涵；医德与医美相得益彰的演进过程。

三、医学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朴素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和人体健康的认识非常模糊，认为患病的原因就是邪气侵入，治病的手段也以驱邪为上，其理论是极其朴实的，施治方法源于某种简单的推理，命运确定着人的健康归宿。

2.生物医学模式阶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医学家对于疾病有了借助认识的手段，也有了对抗病因的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医学家从细胞学水平上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从消灭、控制生物学致病因素上驱除疾病，保护人体健康。抗菌素与磺胺类药物的发明与产生，在这一阶段被誉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医学服务的宗旨从生物学范畴向心理学、社会学方向扩宽，它不仅使人躯体上没有疾病，同时还重视消除心理社会致病因素，从生物心理和社会适应维度确定健康的质量。

4.增强健美素质，提高生命质量阶段。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人群对健康的需要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是躯体无病损，心理上要健康，社会适应上使人有美感。人们的生命质量层次从初级生命质量观，经过中级生活质量观正向着高层次的满足生理、安全、爱与隶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过渡。要实现人们生命质量的高要求，必须把医学人体美作为医学审美对象的核心，进行医学审美实施，评价医学实施质量，从生物、心理、社会圆满适应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医学人体审美需求。

四、医学美学的科学内涵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对于医学美学及其研究对象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述。

1.医学美学是一门以医学和美学原理为指导，运用医学手段和美学方式的结合来研究、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为目的的边缘学科。它既具有医学人文学科的性质，又具有医学技术学科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传统美学的亲缘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的医学应用技艺的广泛性特征所决定，人们可以运用医学美学知识于美容医学的各个方面，也可以把它广泛地应用于预防、康复及临床医学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医学美学将会把传统的“医学科学”升华为一门“医学艺术”。医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医学领域中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即医学美与医学审美及其规律。这是医学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医学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及其健康之美，即医学人体美。二是维护、修复和塑造医学人体美的一切医学现象，包括有助于增强医学人体美的医学技术实施、医学审美理论、医学审美行为、医学审美环境和医学审美关系等。因此，医学人体美是医学美学研究的核心。强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

2.医学美学是一门研究和实施医学领域中的美与审美的一般规律和医学美的创造的科学。其宗旨在于调整和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高度和谐和统一，不断提高人体素质和生命活力美感。它具有人文医学和应用医学的双重性质。

3.医学美学是在研究人的健康美的基础上，对医学领域中的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的研究。

五、医学美学思想发展展望

随着医学发展的进程，人们在医疗和医学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日益扩大了对医学美的认识，重视和突出了医学审美观点在医学中的应用。我国十几年来，陆续出现了医学文章论述医学美学问题，但多数文章还是在探讨各分支医学和临床各科医学论述中，涉及医学美和审美选择，审美处理等方面。为了把医学实践求美的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推广应用，使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工作及学习中按照医学美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心身疾苦，满足人们追求健美的正当需求。全国第一次“医学美学”学术讨论会上对医学美学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初步形成了医学美学的理论体系。

爱美是人的天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类对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医学美和审美理论将得到更普遍的运用。医学美学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前景将是灿烂的，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

著名的瑞士医史学家HSigerist指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机体复元，医学的目的还要使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乃是社会的……增进人的健康无疑是一项社会任务，要求政治家、劳资双方，教育工作者和医师等各方面协调努力。”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渗透医学领域，对健康和疾病普遍存在着“生物医学观”，形成了基于生物科学的单一医疗模式。但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及社会人员的综合体，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变化的一面，而且社会和心理等因素也不断交融影响，原来的医学模式已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取代。医学美学的研究，正是适应全方位医学模式的转化。它要求研究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美、审美心理对健康的作用，还要求研究所有能增进人体健美的广阔领域。我们还应注意研究因长期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物质和模式：天地人综合整体的医学模式；以五行—脏象学说为主体的哲理性医学理论；实用理性精神的医疗体系；伦理主义的医学精神等等。

2.医学重心从治病向防病的转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兴起，医学美学对于指导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美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贝尔纳指出：“未来医学所关切的，当是健康而不是疾病。”人类不希望一旦疾病缠身而去求医，而是追求疾病的预防。因此，除了营养和适当运动维持健美的手段外，凡是有利于保障健美的因素都将是预防医学中的课题。向保障“健康”人的健康发展，是医学发展的前景。这些都将以医学审美观为引导，作出最好的抉择。

3.健康需要从防治疾病到追求形体美

当今医药已进入日用品领域。如保健食品、抗衰老药、药用化妆品、药物肥皂和药物牙膏等，这些物品有助于维护机体和容貌健美，适应了人们追求青春常驻，推迟衰老的需要。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并不满足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形体和容貌的健美措施，还追求能在原有基础上增添健美的途径。因此，对医学，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能真正改善、纠正形体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运动医学等产生了新的需求。不远的将来，有助于人的形体美的医学技能将不断脱颖而出。

4.保健需要从单纯延长寿命到提高生命质量的转化

老年人比其他年龄组更易患病，特别是慢性病。因此，保健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老年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设施和适合老年人娱乐的场所；在人际关系方面给老年人以尊敬和温暖；开展适合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创设能使老年人舒畅心情的美好环境；使老年人健美、长寿，也将成为医学美学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甄志亚．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3]杨安．人怎样才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文学发展论文篇（7）

比之于过去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理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本”当头，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的重要位置，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部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把握这一点对深化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至为重要。

一、“以人为本”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的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说：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曾一度被分割开来，将之视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才能实现的“理想”，在一些人心目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过是“天上的北斗星”——可“望”而不可“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旗帜鲜明地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

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这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的一段话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都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维护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区别于一切旧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由于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的一些失误，或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一时偏差，或由于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由于党内至今存在的部分腐败分子的恣意妄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过不同程度甚至是严重的损害，但是，从倡导“为人民谋幸福”，到邓小平筹谋“先富”带“后富”，再到提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始终没有变。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理念在社会主义执政党根本宗旨上的体现，那么，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将这一理念提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高扬“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宣言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自苏联东欧解体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只有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起来。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广泛调动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变挑战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变困境为发展，抓住机遇，实现发展。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才能顺利完成体制攻坚任务，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最终成功。

第四，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490美元，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均收入在突破1000美元之后和达到3000美元之前，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考验。举措得当，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应对失误，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避免出现坏的结果，争取实现好的结果。

毋庸讳言，“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封建思想和作为其理论支柱的宗教世界观中提出的人本主义哲学口号，但科学发展观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科学内涵，使它同唯物史观根本精神相吻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本要求相一致。借用“旧”概念旧形式，表达新内容“新”思想，这完全符合科学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在对这些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更何况，我国经历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观念和思想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并非指以（抽象的）“人”为客观世界的“本体”，而是指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勾连于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社会关系“协调发展”当中，并以此为指导，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战略构想和措施，进一步将“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行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

二、“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生活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体现为个人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这种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又具体化为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中任何一种生活的缺失或匮乏，都会把人的需要和能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和水平上，使人的现实存在处于一种“扁平”状态，甚至沦为“单向度的人”或“异化的人”，而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在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中，人的各种需要和各方面能力得以不断提升和发展。离开人的生活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了一具空壳，一句空话，一个漂亮的口号。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马克思借助于这些极富情趣的社会生活或人类活动形式，象征性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状，并将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称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发展”的思想，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人的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着力推进和具体落实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精神。“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7

第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为，经济是基础，是其他一切自由和发展的前提。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基本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在保证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GD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事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就是指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等各项社会工作和各种社会生活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这些社会事业的发展标志着人的“发展空间”和“自由时间”的增加，是衡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达致的层界的重要尺度，人的多方面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充分发展就体现为对这种“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的实际拥有和支配。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增加自由时间”也就是“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0人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等各项社会文化事业，是人的真正自由的活动；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例如发展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2在社会的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产力的提高会获得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源泉和动力。因为，“个人才能的发展”也就是“一种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3

第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尺度。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也就是“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4这就是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马克思还说：“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资本家“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也就是“窃取了文明”。15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器物与技术、制度与规范、观念与精神等形式，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体现出来。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内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提高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高度富强、民主、和谐和文明的社会，就是全面小康的社会，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构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6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内涵，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7人的联系和关系是唯物史观对社会生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更深一层次的透视。离开人的联系和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无法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人是由其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人本身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9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只有在高度和谐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培养和造就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或者说，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社会关系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呈现为多种形式的存在，概括地讲，主要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和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两种社会关系以往的发展情况看，其总的特点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0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克服两种社会关系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彼此之间同样狭隘的“相互决定”的状况。

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发展”的思想，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在社会关系层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着力推进和具体落实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精神。“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21

第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表面上看，“城乡”和“区域”是一种“地域性”概念，其实，它们归根到底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前者是“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农民”与“市民”，“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发展的不平衡。能否解决好农村的发展问题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因为，中西部的发展滞后，东部的发展也不会持久，何况为了东部的发展，中西部在人才和资源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度出现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景观。同样，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的富裕也不会持久，何况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有农民的富裕才有中国的富裕，有农村的发展才有中国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桎梏。“桎梏”就意味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发展对另一部分人发展的“限制”和“制约”，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只有实现“农民”与“市民”，“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的协调发展，才能克服这种“狭隘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就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统筹区域发展，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22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3

在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不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断地在广处得到拓展在深处得到掘进，同时，必须保持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使各种自然条件和环境真正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是异化为最终毁灭社会和埋葬人类的天然“武器”和“坟墓”。马克思早就指出：就物质生产而言，“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处于“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之下，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一头是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头则是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和环境的急剧恶化，这种状况反映出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存在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着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这是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层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为，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的重要层面。“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区别于其他发展理论的宏大气魄和宽广眼界。

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人的“地域性”存在或“地域性的个人”是人不发展不自由的表现，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因为，只有在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6要使每个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就绝不能只顾国内的发展而忽视了与世界的广泛交往，绝不能因为完成国内各项改革任务而再一次关起门来，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也是一条“死路”；相反地，必须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去，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技术”和“管理”上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推动了全球化，完成了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7但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它创造的世界历史充满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极度不平等，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8这些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反映。这种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只会引起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尽的争夺、摩擦、仇视、冲突和战争，而绝不会实现人类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9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触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状况，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才能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以事实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注释：

145681820252627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4，243，1，85，86，56，82，89，89，276，

276，87．

212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83,557．

372123．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4-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532．

10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6）：225、225、139．

1124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29、928-929．

1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392、220．

文学发展论文篇（8）

Abstract:Howdoe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andadvanceMarxismandopenupanewtheoreticalsphere?BasedontheresearchonMarxistenvironmentalthought,thispaperexpound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andMarxism.ItpointsoutthatMarxisminvolvessuchaspectsas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andproperexplorationofnaturalresources.Thoseaspectshavelongbeenneglected,whichleadstotheincompletecomprehensionofMarxism.Havingeliminatedonesidednes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sandadvancesMarxismatlarge.

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thought;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humanandnature;materialtransformation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传播，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人类最终将发展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美好理想的鼓励和支持下，亿万人民群众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并不是系统和准确的，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人们肢解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成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的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时，是将“自然—人—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对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而又精辟的研究和阐述。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的注意力和着眼点都只是放在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问题上，而对人与人关系影响甚大的另外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因而是缺少了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了环境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重新认识，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从表面上看来是零星地、分散地出现在其他论述之中，但却是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宽阔的理论视角决定的，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人类面临各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并解决。现在一些环境思想的研究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恰恰暴露了他们本身的狭隘，虽然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专门、更细致了，但却将环境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总体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2）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人靠自然生活，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4）自然界是生产力的要素，是劳动对象。劳动和自然界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类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类的生产能力，“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5）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6）“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人类改造的，具体的、真实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除了以上基本观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自然—人—社会是一个整体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导致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和侧面，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生产力问题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生产关系的问题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并不是像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的，即将自然—人—社会三者作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统一体来看待的。

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起来孤立看待，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开始，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理论界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面临两种关系，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纠正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互相割裂的思想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阐述这一问题。他们批评过去的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时进一步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的这种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将这种对两种关系的认识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且他们的所有理论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两大变革而进行的。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思想，将两个大的变革当作一个，即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是更多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把人与人的关系单纯理解为阶级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和解”单纯理解为“斗争”和“征服”。

现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关注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问题，失去资源和环境的支撑，人类社会将会难以持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难以为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呢？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绿色道路”是实现“红色道路”的物质保证。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劳动是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来概括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准确，也非常深刻，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也包括把这些资源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还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气体、液体、固体等形态）并把它们释放到自然界的过程，甚至包括产品被消费之后的残骸丢弃到自然界的过程。由于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违反自然规律之处，正是这些不合理、违背自然规律的物质变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

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不合理，一是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合理，让许多宝贵的资源不是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转化为令人讨厌的污染物，或是不合理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二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达此目的，就去鼓励人们追求超出实际需要的消费，大力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就使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处盛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变换程度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3）私有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违背人性的，也是违背自然的，正是这种违背自然的社会组织，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也是环境污染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蒸气力的使用使其集中于城市，而“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工业污染问题，“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从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环境思想：

首先是生态循环思想。按照生态循环规律，人类以及一切动物的排泄物乃至尸体，都应该重新成为植物的养料，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自然界生生不息，永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打破了这一维持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

第二是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粪便是传统农业的肥料，但利用不当则会成为污染物，由此可以引申为，所有污染物其实都是资源，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才成为污染物，合理利用资源不仅可以减少浪费，使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也是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根本途径。

第三是环境规划的思想。恩格斯认为，集中于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引起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环境规划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城乡建设，一切重大建设项目都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充分合理地利用环境自净能力这种资源的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缩小城乡差别的设想，是同他们的环境思想密切相关的。

第四，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即“要求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解决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种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完整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中。

（4）共产主义是两个矛盾的根本解决

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获得利润，因而对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30730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共同原因，是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极点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自己的同类，而且疯狂地掠夺自然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扬弃了把人和自然、人和人分离对立的异化，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控制和调节。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里所说的“人类本性”，是指实现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本性，是超越了个体、民族、地区、宗教、国家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人类共同本性。

对上述一段话，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段话的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将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民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乃至消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和解”，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二者缺一不可。

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长期被遮蔽，使得以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缺少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完整、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受挫的一个理论原因。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将其恢复成为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层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同以往的发展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并进一步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历史任务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个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将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合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其浪费，不仅使得大量宝贵的资源变成污染物，毒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使得人类社会由于资源的枯竭而难以持续。科学发展观提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等技术措施，以及通过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和法律体系，来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合理化，让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就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求的伟大实践。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措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节约资源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惜浪费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一些脱离人们基本的实际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些虚假的需要，或者是为满足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物质享乐而生产的产品，并让这种所谓的需求变成一种社会潮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问题，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彻底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还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在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加上有关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深入普及，人们普遍没有深刻了解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和人类前途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在群众中，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追求金钱、追求享乐而不惜浪费资源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存在着不少铺张浪费、讲排场、挥霍资源的弊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对此，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了，才能树立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有生活目的明确了，不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生存，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才能为了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自觉地抑制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望。只有全社会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才能合理地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意义上看，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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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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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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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10]臧立.“红色道路”和“绿色道路”[N].南方日报，20011202（B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文学发展论文篇（9）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性概括和升华。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上的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高等院校成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人才创新的重要基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教师肩负着“科教兴国教书育人”的重任，为培养对象传道、授业、解惑。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观念、知识和主导作用也应与时俱进，并向学习型、研究型发展。

一、教师传道方法的与时俱进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教师仅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将学科知识“填鸭式”的灌输给学生，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基本属于被动式、死记硬背式，所以很多用人单位反映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重理论知识轻动手能力，更缺少实践锻炼。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出现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现代科学知识内容丰富、发展迅速，教师不可能在几年学校教育时间内完全传授给学生，而且，现代知识更新也很快，单纯的传授学科知识已跟不上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教师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教师更重要的职责在于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获取和应用所需知识和信息。所以，教师应帮助学生确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选择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方法，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当的学习策略、发展认知能力、挖掘潜能，还要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同时努力发挥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挖掘各种潜能和个性特长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个宽容、轻松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的学习，并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机会、环境和条件。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导者、激发者、指导和帮助者，各种知识、素质、能力和发挥个性特长的培养者，将教学重点放在激发促进学生“学”上，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和可持续发展。

“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们在教学中坚持改革教学体系、内容，同时进行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在教学工作中坚持“三为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思想，注重“四实”(实验、实践、实训、实习)和教学模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结构、方式、方法、手段和考试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探索出培养“新型信息技术人才”新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八双”即双计划、双大纲、双教材、双教案、双教法、双练习、双作业、双考核)，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演练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结合演示教学讲解操作，边讲边练、演练结合、平时与期末考核结合，对新型人才培养效果很好。

二、教师授业观的与时俱进

人们把教师比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用丰富的学识教人，更要以高尚品德育人。“师者，人之模范。”教师的培养对象尚未成熟具有可塑性。教师的品德、气质、性格和言谈举止等，都会对学生起到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身教胜于言教，以教师良好道德行为去影响、启迪和感化学生的心灵尤为重要。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谦虚忍让、吃苦耐劳、认真严谨等美德，已经不全被认可，强调自信、效率、公平和个性化发展。

教师的工作是“树人”工程功在千秋，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从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到现在的“园丁”、“人梯”精神，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春蚕”和“红烛”的高尚品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各种利益碰撞和调整的改革形势下，更需要以无私奉献为基础的职业道德情操。

每个人先天条件及后天经历不同，其价值观的形成也受到不同的影响。现代大学生比较强调自我价值体现，教师在尊重其价值体现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知道学会感恩他人和社会。学生兴趣和特长是人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从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尊重学生的个性、自信自强、自我成长与实现。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面对现实中权利、地位、收入与财富等问题，教育学生应当努力进取，必须以正当手段、方法达到目的和理想，经过努力实现才具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是为集体和社会做贡献。

我们坚持面上教育与个别细致引导相结合，进行“树新风立志成才”、“就业和学科发展方向教育”、“理想前途和学习目的教育”等。并通过“导师”方式对学生融合思想和专业的教育与指导，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严格管理、教书育人。还积极引导、支持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技与文化活动，教师参与对学生实践活动方案指导、审查和评审等。如指导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网页设计大赛”、“程序设计大赛”等，从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和能力培养与合作等收获都很大。

三、教师解惑观与时俱进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学习型发展，注重教学相长、知识更新、与时俱进。信息技术广泛深入快速发展。致使教师无法做到先知先觉，更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现代高校教师应将自己作为学习的参与者，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去，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交往可以凸显学生性、表现个性、激发创造性。交往使教师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互相促进、教学相长，教学也不仅是单向付出，而是生命活动、人才培养、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交流、沟通、参与、相互构建，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过程，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精神交流，这正符合信息时代学生强调个性、人权平等的需求。师生相互交流、沟通、启发、补充，也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使教学方式服务于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讨论、研究、实验、演示等多种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过程。教师要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使每个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充分发挥与展示。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从而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在教学研究中发挥主体作用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研究型发展，在教学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传统的教学与课程、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都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只是教学，按照教学课程、参考资料、考试试卷和标准答案去教，教学内容和进度是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师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各项规定的机械执行者，这样，一方面新的教学研究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行为，不能为教学服务，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缺乏理论指导与创新，从而陷入重复旧经验、照搬老方法的泥坑。这种教学与研究的脱节，严重阻碍了教师自身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发展论文篇（10）

遭受着来自心理学学科内部与外部多方面质疑与批判的西方心理学也意识到需要改变思维、超越自身发展瓶颈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心理学对以往的研究视界、理论建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在困境面前，许多心理学家另辟蹊径，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道路，因而导致了心理学的多元化趋势。”[1]西方心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相互融合，加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思想的不断涌入，新理论的相互借鉴，从而使得当代西方心理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其一，当代心理学的多样化研究取向，主要以进化论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取向，主要以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为代表。

二、多元与批判——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主题

多元和批判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突出主题，多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概念、新课题、新思路弥补了传统心理学的不足之处，成为传统心理学的重要补充内容。批判化的发展则是指后现代心理思潮的出现与盛行，为整个西方心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1、进化论心理学——研究思路的创新

进化心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名词，是包括相关的理论主张、课题研究等相对统一的心理学思潮。通常认为，进化心理学是试图通过普遍的行为机制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科学。进化心理学是在广义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来揭示人类心灵的起源，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把人类的心理属性看作是进化的结果。“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有两条，即：有机体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地形成的有机体的一切方面，都对维持有机体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这两条假设逻辑密切不可分离，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有机体、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的说明”。[2]进化心理学家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人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如此的心理机能和机制而不是其它？为什么有些心理机制和行为本能是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为什么人类和动物在某些心理表现上会出现如此的类似？为什么我们总是确信文化对人类心智的重要作用，而较少考虑到生物进化作用对人类心理发展的贡献？带着诸多疑问，进化心理学的假设指出，人类所拥有的许多心理属性都可以看作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选择出来的，而最早形成的一些心理行为机制至今仍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化论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进化研究”风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生物进化因素在心理变迁和心理解释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发展、人格、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渐进入到进化论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之中。进化心理学确实从进化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的某些深层的结构与本质。“进化心理学的目标是揭示并进而理解心灵的构造和实质。它并非像知觉、学习、思维研究那样，是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而是心理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心理学的一切领域”。[3]进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自我保护与发展、人格特质、地位追求、配偶选择、后代抚养、关系维持等主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解释路径。进化论心理学试图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纵轴上展开对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解释，说明进化在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在心理内容横轴上扩展和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

2、积极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2000年，塞利格曼与西卡森特米哈伊刊登了《积极心理学导论》一文。文中指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积极的整体体验、积极的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与环境的一门科学。[4]它们的研究活动将主题聚焦于诸如希望、智慧、创造性、勇气以及其他积极的精神等方面，让整个心理学界为之耳目一新。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给传统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积极心理学正如它的名称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关注的是积极向上的东西，比如人类的勇气、幸福、乐观、希望等心理品质，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幸福，还要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全体人类的福祉。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心理学家忽视了去践行心理学早先的任务和承诺，那就是保护和促进正常人的心理健康。虽然人们一直都在谈论一个关注了几千年的问题，即人性善的问题，只是从未在心理学领域内被重视并加以研究。

20世纪末期，积极心理学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心理学研究，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主动参与到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中来。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机制和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方面主观幸福感是研究重点，主要探讨诸如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工作性质、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类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认知方式等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的相互关系。在积极个性特征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积极人格的构成、培养和实现途径。在积极的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则致力于分析管理、教育、社区、媒体等方面如何促进组织本身以及人类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流行带来的是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转换。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人性的积极层面，更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幸福，提高心理质量。它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通过对咨询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主要旨意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发现，积极心理学在咨询心理学领域是一种重要的建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咨询心理学的哲学根源与基础，要分清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和不同。最后，我们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融入到咨询心理学中来，并促使我们创建新的评价标准，也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运用到更多的跨学科领域中去”。[5]

3、后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后现代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领域内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综合称谓，是后现代思想影响下心理学领域内各种变化的总体趋势，通过强调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前提、悬置本体、主张建构等理念，对传统心理学的众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后现代心理学批判传统心理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成果。话语分析和叙事方法的引入给当代心理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并为深入研究心理现象的本质指出了更新的解释视角和途径。后现代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理机器隐喻、实体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主张人的心理是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产物；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认知主义提出了否定，重视语言在心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革命。

后现代心理学是一个很大的阵营，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它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建构。各种新近的后现代心理学分支比如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当代文化心理学、当代女性主义心理学等成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这些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致力于去研究的主题也多种多样。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以建构为主线，力求剖析以往主流心理学所建立的各种理论内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尤其重视理论或思想产生的时空场域和话语背景，以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反观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历程，由此展现了一个容社会、文化、个人等众多因素共同参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建构过程。[6]叙事心理学研究将叙事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却又超越了哲学和方法论的形式化藩篱。叙事心理学需要探索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系统与结构，强调叙事活动的时间与顺序维度，侧重研究在时间与顺序的关系中得到建构和解释的意义，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构性地联系起来。当代文化心理学深入研究了文化和心理的深层建构关系，它认为文化和人类的心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不存在统一的、普遍的、标准的原则和定律来解释人类心智的发展与工作机制，一种根植于某种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解和应用必将局限在产生它的此种文化中。女性主义心理学重新解读和审视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与方法论，批判父权制社会体系下主流心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及其研究行为对女性经验的排斥与歪曲理解，试图重新建构包括女性在内的心理科学。

总体来看，虽然后现代心理学的各种思潮的发展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也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都赞同后现代心理学所崇尚的“建构”理念。这种建构不是个体的建构，而是社会的建构，不是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开放的协同合作的动态过程。所有的建构都是在关系情景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而建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带有文化和价值制约性。虽然后现代心理学阵营内部还存在诸多分歧，理论研究各异其趣，但后现代心理学家们开辟出了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并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后现代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批判与重构，在西方心理学界中独树一帜，促进了对人类心灵奥秘的深入探索。

三、讨论与结语

对于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做出全面的描述和准确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西方心理学的多元与批判的发展趋势是源于学科领域内外多方面的原因。而国内也是在积极地对这些新进发展的范式和理论尽量做到更为详尽的描述和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外心理学发展状况的广角镜。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理念以及新研究方法，借鉴并融合了社会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精华，这让心理学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人类行为和心理的奥秘。不管是作为现代心理学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进化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研究，还是作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重要突破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潮，都为我们继续研究和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提供了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新颖的思路、更加深厚的理念以及更加灵活的方法。它们是现代心理学的一股新势力，是活跃在现代心理学的舞台上的独特风景。

但也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心理学多元化和批判性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一片繁华的背后缺少了宏大理论的梳理和建构，尤其后现代心理学更是如此。不能否认，后现代心理学那种直入现代心理学要害的批判方式所带来的新思维已经让整个心理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但后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批判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宏大流派来讲，它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稍显稚嫩，仍需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参考文献】

[1]叶浩生.积极心理学（前言）[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4页.

[2]高申春.进化论与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3]叶浩生.进化心理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6).

[4]SeligmanME,CsikszentmihalyiM.,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J].AmericanPsychology,55(1):5-14,2000.

[5]DebraMollen,LanayaL.Ethington&CharlesR.Ridley,PositivePsychology:ConsiderationsandImplicationsforCounselingPsychology[J].TheCounselingPsychologist,34:304,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