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
（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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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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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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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医学美是医务工作者维护与塑造人体美的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是医务工作者在维护人的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信息，是医务工作者医学道德美、学术理论美、专业技能与技巧美、服务行为美、医学环境美以及它所维护、修复、塑造和强化了的富有形体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医学人体美。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无论医学还是美学，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作为这两者的结合，医学美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探寻其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对于认识美、维护美、创造美意义重大。
一、中国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1.中医美学思想的发端（远古——春秋）
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生活。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卫生保健和爱美倾向的萌芽。人类通过了解自身疾病的知识的积累和扩大利用自然物治疗，回归健康。通过实践的探索，产生了医学美的萌芽。
2.中医美学思想的初创（春秋——三国）
人们对疾病和卫生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建立了医事制度。一批医学家撰写了《黄帝内经》，形成为中医早期美学思想的基础。南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我国辨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医学审美的坚实基础。外科专家华佗，创造了“五禽之戏”的医疗体操，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之先例。
3.中医美学思想的丰富（晋——元）
西晋短期统一以后，经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复归于统一，到了唐代呈现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中医美学思想随之出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医学理论、临证医学、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都体现了医学美的要求和医学审美思想。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医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医学著作大量出版，临证医学、预防医学出现了新的成就，扩大了医学美学思想的范畴。
宋朝的全盛时期，由于医学教育的发展、教育方法向真实性方面不断改进。医学绘图在求真、求美方面要求更高。
宋、金、元时代的中医学美学思想很活跃。人们常以刘、李、张、朱四家为代表。刘河间在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观察了人们在生活环境中不协调而出现的疾病作为火热证的辩证论治依据，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的理论，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李东垣强调要避免疾病的发生则应从增强胃肠机能着手，必须增加营养，加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著成《脾胃论》。张子和在治法上独树一帜，善用汗、吐、下三法，根据不同发病原因和疾病发生的不同部位进行辨证施治。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提倡“收心养心”调养神明。除四大家外，养生学家丘处机，营养学家忽思慧，骨科专家危亦林，外科学家齐德之，治痨专家葛可久等，都以各自特长著称于世，并丰富了中医美学思想。
4.中医美学思想的发展（明——清）
明、清中医美学思想表现了曲线发展或持续过程。许多医家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追求整体美，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维护了人体阴阳的平衡。由于温病的流行，温病学派兴起。叶天士系统地提出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又提出三焦辨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在防治疾病中的辨证美。
二、西方医学美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古代希腊是欧洲医学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使医学纳入了理性的轨道。医学美学思想以古希腊、罗马医学和美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完善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人体美与健康的和谐统一；基础医学的发展促进医学审美认识的提升；医疗实践丰富美的内涵；医德与医美相得益彰的演进过程。
三、医学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朴素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和人体健康的认识非常模糊，认为患病的原因就是邪气侵入，治病的手段也以驱邪为上，其理论是极其朴实的，施治方法源于某种简单的推理，命运确定着人的健康归宿。
2.生物医学模式阶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医学家对于疾病有了借助认识的手段，也有了对抗病因的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医学家从细胞学水平上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从消灭、控制生物学致病因素上驱除疾病，保护人体健康。抗菌素与磺胺类药物的发明与产生，在这一阶段被誉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医学服务的宗旨从生物学范畴向心理学、社会学方向扩宽，它不仅使人躯体上没有疾病，同时还重视消除心理社会致病因素，从生物心理和社会适应维度确定健康的质量。
4.增强健美素质，提高生命质量阶段。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人群对健康的需要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是躯体无病损，心理上要健康，社会适应上使人有美感。人们的生命质量层次从初级生命质量观，经过中级生活质量观正向着高层次的满足生理、安全、爱与隶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过渡。要实现人们生命质量的高要求，必须把医学人体美作为医学审美对象的核心，进行医学审美实施，评价医学实施质量，从生物、心理、社会圆满适应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医学人体审美需求。
四、医学美学的科学内涵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对于医学美学及其研究对象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述。
1.医学美学是一门以医学和美学原理为指导，运用医学手段和美学方式的结合来研究、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为目的的边缘学科。它既具有医学人文学科的性质，又具有医学技术学科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传统美学的亲缘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的医学应用技艺的广泛性特征所决定，人们可以运用医学美学知识于美容医学的各个方面，也可以把它广泛地应用于预防、康复及临床医学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医学美学将会把传统的“医学科学”升华为一门“医学艺术”。医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医学领域中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即医学美与医学审美及其规律。这是医学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医学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及其健康之美，即医学人体美。二是维护、修复和塑造医学人体美的一切医学现象，包括有助于增强医学人体美的医学技术实施、医学审美理论、医学审美行为、医学审美环境和医学审美关系等。因此，医学人体美是医学美学研究的核心。强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
2.医学美学是一门研究和实施医学领域中的美与审美的一般规律和医学美的创造的科学。其宗旨在于调整和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高度和谐和统一，不断提高人体素质和生命活力美感。它具有人文医学和应用医学的双重性质。
3.医学美学是在研究人的健康美的基础上，对医学领域中的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的研究。
五、医学美学思想发展展望
随着医学发展的进程，人们在医疗和医学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日益扩大了对医学美的认识，重视和突出了医学审美观点在医学中的应用。我国十几年来，陆续出现了医学文章论述医学美学问题，但多数文章还是在探讨各分支医学和临床各科医学论述中，涉及医学美和审美选择，审美处理等方面。为了把医学实践求美的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推广应用，使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工作及学习中按照医学美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心身疾苦，满足人们追求健美的正当需求。全国第一次“医学美学”学术讨论会上对医学美学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初步形成了医学美学的理论体系。
爱美是人的天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类对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医学美和审美理论将得到更普遍的运用。医学美学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前景将是灿烂的，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
著名的瑞士医史学家HSigerist指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机体复元，医学的目的还要使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乃是社会的……增进人的健康无疑是一项社会任务，要求政治家、劳资双方，教育工作者和医师等各方面协调努力。”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渗透医学领域，对健康和疾病普遍存在着“生物医学观”，形成了基于生物科学的单一医疗模式。但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及社会人员的综合体，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变化的一面，而且社会和心理等因素也不断交融影响，原来的医学模式已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取代。医学美学的研究，正是适应全方位医学模式的转化。它要求研究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美、审美心理对健康的作用，还要求研究所有能增进人体健美的广阔领域。我们还应注意研究因长期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物质和模式：天地人综合整体的医学模式；以五行—脏象学说为主体的哲理性医学理论；实用理性精神的医疗体系；伦理主义的医学精神等等。
2.医学重心从治病向防病的转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兴起，医学美学对于指导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美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贝尔纳指出：“未来医学所关切的，当是健康而不是疾病。”人类不希望一旦疾病缠身而去求医，而是追求疾病的预防。因此，除了营养和适当运动维持健美的手段外，凡是有利于保障健美的因素都将是预防医学中的课题。向保障“健康”人的健康发展，是医学发展的前景。这些都将以医学审美观为引导，作出最好的抉择。
3.健康需要从防治疾病到追求形体美
当今医药已进入日用品领域。如保健食品、抗衰老药、药用化妆品、药物肥皂和药物牙膏等，这些物品有助于维护机体和容貌健美，适应了人们追求青春常驻，推迟衰老的需要。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并不满足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形体和容貌的健美措施，还追求能在原有基础上增添健美的途径。因此，对医学，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能真正改善、纠正形体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运动医学等产生了新的需求。不远的将来，有助于人的形体美的医学技能将不断脱颖而出。
4.保健需要从单纯延长寿命到提高生命质量的转化
老年人比其他年龄组更易患病，特别是慢性病。因此，保健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老年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设施和适合老年人娱乐的场所；在人际关系方面给老年人以尊敬和温暖；开展适合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创设能使老年人舒畅心情的美好环境；使老年人健美、长寿，也将成为医学美学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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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安．人怎样才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比之于过去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理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本”当头，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的重要位置，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部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把握这一点对深化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至为重要。
一、“以人为本”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的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说：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曾一度被分割开来，将之视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才能实现的“理想”，在一些人心目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过是“天上的北斗星”——可“望”而不可“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旗帜鲜明地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
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这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的一段话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都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维护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区别于一切旧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由于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的一些失误，或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一时偏差，或由于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由于党内至今存在的部分腐败分子的恣意妄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过不同程度甚至是严重的损害，但是，从倡导“为人民谋幸福”，到邓小平筹谋“先富”带“后富”，再到提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没有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始终没有变。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理念在社会主义执政党根本宗旨上的体现，那么，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将这一理念提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高扬“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宣言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自苏联东欧解体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只有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起来。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广泛调动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变挑战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变困境为发展，抓住机遇，实现发展。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才能顺利完成体制攻坚任务，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最终成功。
第四，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490美元，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均收入在突破1000美元之后和达到3000美元之前，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考验。举措得当，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应对失误，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避免出现坏的结果，争取实现好的结果。
毋庸讳言，“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封建思想和作为其理论支柱的宗教世界观中提出的人本主义哲学口号，但科学发展观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科学内涵，使它同唯物史观根本精神相吻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本要求相一致。借用“旧”概念旧形式，表达新内容“新”思想，这完全符合科学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在对这些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更何况，我国经历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观念和思想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并非指以（抽象的）“人”为客观世界的“本体”，而是指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勾连于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社会关系“协调发展”当中，并以此为指导，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战略构想和措施，进一步将“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行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
二、“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生活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体现为个人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这种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又具体化为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中任何一种生活的缺失或匮乏，都会把人的需要和能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和水平上，使人的现实存在处于一种“扁平”状态，甚至沦为“单向度的人”或“异化的人”，而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在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中，人的各种需要和各方面能力得以不断提升和发展。离开人的生活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了一具空壳，一句空话，一个漂亮的口号。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马克思借助于这些极富情趣的社会生活或人类活动形式，象征性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状，并将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称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发展”的思想，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人的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着力推进和具体落实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精神。“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7
第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为，经济是基础，是其他一切自由和发展的前提。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基本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在保证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GD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事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就是指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等各项社会工作和各种社会生活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这些社会事业的发展标志着人的“发展空间”和“自由时间”的增加，是衡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达致的层界的重要尺度，人的多方面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充分发展就体现为对这种“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的实际拥有和支配。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增加自由时间”也就是“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0人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等各项社会文化事业，是人的真正自由的活动；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例如发展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2在社会的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产力的提高会获得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源泉和动力。因为，“个人才能的发展”也就是“一种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3
第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尺度。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也就是“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4这就是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马克思还说：“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资本家“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也就是“窃取了文明”。15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器物与技术、制度与规范、观念与精神等形式，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体现出来。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内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提高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高度富强、民主、和谐和文明的社会，就是全面小康的社会，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构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6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内涵，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7人的联系和关系是唯物史观对社会生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更深一层次的透视。离开人的联系和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无法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人是由其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人本身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9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只有在高度和谐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培养和造就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或者说，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社会关系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呈现为多种形式的存在，概括地讲，主要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和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两种社会关系以往的发展情况看，其总的特点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0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克服两种社会关系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彼此之间同样狭隘的“相互决定”的状况。
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发展”的思想，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在社会关系层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着力推进和具体落实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精神。“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21
第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表面上看，“城乡”和“区域”是一种“地域性”概念，其实，它们归根到底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前者是“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农民”与“市民”，“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发展的不平衡。能否解决好农村的发展问题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因为，中西部的发展滞后，东部的发展也不会持久，何况为了东部的发展，中西部在人才和资源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度出现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景观。同样，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的富裕也不会持久，何况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有农民的富裕才有中国的富裕，有农村的发展才有中国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桎梏。“桎梏”就意味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发展对另一部分人发展的“限制”和“制约”，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只有实现“农民”与“市民”，“东部人”、“中部人”与“西部人”的协调发展，才能克服这种“狭隘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就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统筹区域发展，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22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3
在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不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断地在广处得到拓展在深处得到掘进，同时，必须保持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使各种自然条件和环境真正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是异化为最终毁灭社会和埋葬人类的天然“武器”和“坟墓”。马克思早就指出：就物质生产而言，“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处于“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之下，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一头是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头则是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和环境的急剧恶化，这种状况反映出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存在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着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这是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层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为，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的重要层面。“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区别于其他发展理论的宏大气魄和宽广眼界。
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人的“地域性”存在或“地域性的个人”是人不发展不自由的表现，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因为，只有在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6要使每个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就绝不能只顾国内的发展而忽视了与世界的广泛交往，绝不能因为完成国内各项改革任务而再一次关起门来，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也是一条“死路”；相反地，必须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去，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技术”和“管理”上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推动了全球化，完成了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7但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它创造的世界历史充满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极度不平等，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8这些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反映。这种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只会引起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尽的争夺、摩擦、仇视、冲突和战争，而绝不会实现人类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9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触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状况，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才能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以事实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注释：
145681820252627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4，243，1，85，86，56，82，89，89，276，
276，87．
212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83,557．
372123．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4-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532．
10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6）：225、225、139．
1124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29、928-929．
1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392、220．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性概括和升华。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上的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高等院校成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人才创新的重要基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教师肩负着“科教兴国教书育人”的重任，为培养对象传道、授业、解惑。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观念、知识和主导作用也应与时俱进，并向学习型、研究型发展。
一、教师传道方法的与时俱进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教师仅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将学科知识“填鸭式”的灌输给学生，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基本属于被动式、死记硬背式，所以很多用人单位反映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重理论知识轻动手能力，更缺少实践锻炼。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出现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现代科学知识内容丰富、发展迅速，教师不可能在几年学校教育时间内完全传授给学生，而且，现代知识更新也很快，单纯的传授学科知识已跟不上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教师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教师更重要的职责在于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获取和应用所需知识和信息。所以，教师应帮助学生确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选择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方法，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当的学习策略、发展认知能力、挖掘潜能，还要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同时努力发挥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挖掘各种潜能和个性特长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个宽容、轻松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的学习，并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机会、环境和条件。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导者、激发者、指导和帮助者，各种知识、素质、能力和发挥个性特长的培养者，将教学重点放在激发促进学生“学”上，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和可持续发展。
“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们在教学中坚持改革教学体系、内容，同时进行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在教学工作中坚持“三为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思想，注重“四实”(实验、实践、实训、实习)和教学模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结构、方式、方法、手段和考试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探索出培养“新型信息技术人才”新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八双”即双计划、双大纲、双教材、双教案、双教法、双练习、双作业、双考核)，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演练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结合演示教学讲解操作，边讲边练、演练结合、平时与期末考核结合，对新型人才培养效果很好。
二、教师授业观的与时俱进
人们把教师比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用丰富的学识教人，更要以高尚品德育人。“师者，人之模范。”教师的培养对象尚未成熟具有可塑性。教师的品德、气质、性格和言谈举止等，都会对学生起到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身教胜于言教，以教师良好道德行为去影响、启迪和感化学生的心灵尤为重要。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谦虚忍让、吃苦耐劳、认真严谨等美德，已经不全被认可，强调自信、效率、公平和个性化发展。
教师的工作是“树人”工程功在千秋，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从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到现在的“园丁”、“人梯”精神，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春蚕”和“红烛”的高尚品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各种利益碰撞和调整的改革形势下，更需要以无私奉献为基础的职业道德情操。
每个人先天条件及后天经历不同，其价值观的形成也受到不同的影响。现代大学生比较强调自我价值体现，教师在尊重其价值体现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知道学会感恩他人和社会。学生兴趣和特长是人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从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尊重学生的个性、自信自强、自我成长与实现。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面对现实中权利、地位、收入与财富等问题，教育学生应当努力进取，必须以正当手段、方法达到目的和理想，经过努力实现才具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是为集体和社会做贡献。
我们坚持面上教育与个别细致引导相结合，进行“树新风立志成才”、“就业和学科发展方向教育”、“理想前途和学习目的教育”等。并通过“导师”方式对学生融合思想和专业的教育与指导，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严格管理、教书育人。还积极引导、支持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技与文化活动，教师参与对学生实践活动方案指导、审查和评审等。如指导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网页设计大赛”、“程序设计大赛”等，从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和能力培养与合作等收获都很大。
三、教师解惑观与时俱进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学习型发展，注重教学相长、知识更新、与时俱进。信息技术广泛深入快速发展。致使教师无法做到先知先觉，更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现代高校教师应将自己作为学习的参与者，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去，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交往可以凸显学生性、表现个性、激发创造性。交往使教师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互相促进、教学相长，教学也不仅是单向付出，而是生命活动、人才培养、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交流、沟通、参与、相互构建，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过程，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精神交流，这正符合信息时代学生强调个性、人权平等的需求。师生相互交流、沟通、启发、补充，也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使教学方式服务于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讨论、研究、实验、演示等多种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过程。教师要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使每个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充分发挥与展示。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从而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在教学研究中发挥主体作用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研究型发展，在教学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传统的教学与课程、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都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只是教学，按照教学课程、参考资料、考试试卷和标准答案去教，教学内容和进度是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师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各项规定的机械执行者，这样，一方面新的教学研究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行为，不能为教学服务，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缺乏理论指导与创新，从而陷入重复旧经验、照搬老方法的泥坑。这种教学与研究的脱节，严重阻碍了教师自身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遭受着来自心理学学科内部与外部多方面质疑与批判的西方心理学也意识到需要改变思维、超越自身发展瓶颈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心理学对以往的研究视界、理论建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在困境面前，许多心理学家另辟蹊径，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道路，因而导致了心理学的多元化趋势。”[1]西方心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相互融合，加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思想的不断涌入，新理论的相互借鉴，从而使得当代西方心理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其一，当代心理学的多样化研究取向，主要以进化论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取向，主要以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为代表。
二、多元与批判——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主题
多元和批判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突出主题，多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概念、新课题、新思路弥补了传统心理学的不足之处，成为传统心理学的重要补充内容。批判化的发展则是指后现代心理思潮的出现与盛行，为整个西方心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1、进化论心理学——研究思路的创新
进化心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名词，是包括相关的理论主张、课题研究等相对统一的心理学思潮。通常认为，进化心理学是试图通过普遍的行为机制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科学。进化心理学是在广义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来揭示人类心灵的起源，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把人类的心理属性看作是进化的结果。“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有两条，即：有机体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地形成的有机体的一切方面，都对维持有机体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这两条假设逻辑密切不可分离，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有机体、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的说明”。[2]进化心理学家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人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如此的心理机能和机制而不是其它？为什么有些心理机制和行为本能是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为什么人类和动物在某些心理表现上会出现如此的类似？为什么我们总是确信文化对人类心智的重要作用，而较少考虑到生物进化作用对人类心理发展的贡献？带着诸多疑问，进化心理学的假设指出，人类所拥有的许多心理属性都可以看作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选择出来的，而最早形成的一些心理行为机制至今仍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化论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进化研究”风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生物进化因素在心理变迁和心理解释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发展、人格、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渐进入到进化论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之中。进化心理学确实从进化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的某些深层的结构与本质。“进化心理学的目标是揭示并进而理解心灵的构造和实质。它并非像知觉、学习、思维研究那样，是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而是心理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心理学的一切领域”。[3]进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自我保护与发展、人格特质、地位追求、配偶选择、后代抚养、关系维持等主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解释路径。进化论心理学试图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纵轴上展开对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解释，说明进化在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在心理内容横轴上扩展和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
2、积极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2000年，塞利格曼与西卡森特米哈伊刊登了《积极心理学导论》一文。文中指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积极的整体体验、积极的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与环境的一门科学。[4]它们的研究活动将主题聚焦于诸如希望、智慧、创造性、勇气以及其他积极的精神等方面，让整个心理学界为之耳目一新。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给传统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积极心理学正如它的名称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关注的是积极向上的东西，比如人类的勇气、幸福、乐观、希望等心理品质，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幸福，还要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全体人类的福祉。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心理学家忽视了去践行心理学早先的任务和承诺，那就是保护和促进正常人的心理健康。虽然人们一直都在谈论一个关注了几千年的问题，即人性善的问题，只是从未在心理学领域内被重视并加以研究。
20世纪末期，积极心理学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心理学研究，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主动参与到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中来。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机制和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方面主观幸福感是研究重点，主要探讨诸如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工作性质、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类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认知方式等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的相互关系。在积极个性特征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积极人格的构成、培养和实现途径。在积极的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则致力于分析管理、教育、社区、媒体等方面如何促进组织本身以及人类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流行带来的是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转换。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人性的积极层面，更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幸福，提高心理质量。它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通过对咨询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主要旨意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发现，积极心理学在咨询心理学领域是一种重要的建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咨询心理学的哲学根源与基础，要分清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和不同。最后，我们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融入到咨询心理学中来，并促使我们创建新的评价标准，也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运用到更多的跨学科领域中去”。[5]
3、后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后现代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领域内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综合称谓，是后现代思想影响下心理学领域内各种变化的总体趋势，通过强调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前提、悬置本体、主张建构等理念，对传统心理学的众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后现代心理学批判传统心理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成果。话语分析和叙事方法的引入给当代心理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并为深入研究心理现象的本质指出了更新的解释视角和途径。后现代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理机器隐喻、实体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主张人的心理是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产物；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认知主义提出了否定，重视语言在心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革命。
后现代心理学是一个很大的阵营，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它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建构。各种新近的后现代心理学分支比如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当代文化心理学、当代女性主义心理学等成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这些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致力于去研究的主题也多种多样。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以建构为主线，力求剖析以往主流心理学所建立的各种理论内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尤其重视理论或思想产生的时空场域和话语背景，以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反观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历程，由此展现了一个容社会、文化、个人等众多因素共同参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建构过程。[6]叙事心理学研究将叙事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却又超越了哲学和方法论的形式化藩篱。叙事心理学需要探索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系统与结构，强调叙事活动的时间与顺序维度，侧重研究在时间与顺序的关系中得到建构和解释的意义，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构性地联系起来。当代文化心理学深入研究了文化和心理的深层建构关系，它认为文化和人类的心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不存在统一的、普遍的、标准的原则和定律来解释人类心智的发展与工作机制，一种根植于某种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解和应用必将局限在产生它的此种文化中。女性主义心理学重新解读和审视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与方法论，批判父权制社会体系下主流心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及其研究行为对女性经验的排斥与歪曲理解，试图重新建构包括女性在内的心理科学。
总体来看，虽然后现代心理学的各种思潮的发展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也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都赞同后现代心理学所崇尚的“建构”理念。这种建构不是个体的建构，而是社会的建构，不是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开放的协同合作的动态过程。所有的建构都是在关系情景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而建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带有文化和价值制约性。虽然后现代心理学阵营内部还存在诸多分歧，理论研究各异其趣，但后现代心理学家们开辟出了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并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后现代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批判与重构，在西方心理学界中独树一帜，促进了对人类心灵奥秘的深入探索。
三、讨论与结语
对于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做出全面的描述和准确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西方心理学的多元与批判的发展趋势是源于学科领域内外多方面的原因。而国内也是在积极地对这些新进发展的范式和理论尽量做到更为详尽的描述和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外心理学发展状况的广角镜。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理念以及新研究方法，借鉴并融合了社会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精华，这让心理学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人类行为和心理的奥秘。不管是作为现代心理学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进化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研究，还是作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重要突破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潮，都为我们继续研究和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提供了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新颖的思路、更加深厚的理念以及更加灵活的方法。它们是现代心理学的一股新势力，是活跃在现代心理学的舞台上的独特风景。
但也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心理学多元化和批判性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一片繁华的背后缺少了宏大理论的梳理和建构，尤其后现代心理学更是如此。不能否认，后现代心理学那种直入现代心理学要害的批判方式所带来的新思维已经让整个心理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但后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批判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宏大流派来讲，它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稍显稚嫩，仍需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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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作者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知识经济需要知识和人才》，《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6期。
②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3期。
③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北京档案》1998年第1期。
④何振：《敢向路在何方棗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契机》，《北京档案》1998年第9期。
⑤魏莉：《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变革》，《山西档案》1996年第5期。
⑥李财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刍议》，《档案》1997年第5期。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