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篇（1）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诗歌，通过朗读理解诗歌深刻的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这种用法的好处。

2.在反复朗读中，增强学生的爱憎情感，懂得为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死亡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词语导入，引发思考

1.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你所知道的能表示“死”的有关词语，（如：夭折、亡、牺牲、就义、寿终正寝、捐躯……）并和大家简要交流这些词语表达的不同的含义。

2.一个“死”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不同的词语也表达了对死者的不同态度。同样是死，但是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虽生犹死！你们的脸上写着困惑，也许你们在质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当代诗魂”的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

【设计意图：从检查学生的语言积累入手，既丰富了学生的词汇，也从“死”字引发了学生的思考，直奔诗歌主旨。】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请大家自由朗读诗歌，注意读准字音，努力将这首诗读通顺，读流利。

2.指名朗读，检查自学效果。

（预设：“呵”的读音估计会有问题，相机帮助学生读准“呵”的读音。）

3.这首诗是围绕哪一小节写的？能找到这首诗歌的关键句吗？

小结：朗读诗歌，首先应该读正确、读通顺，并且要善于抓住诗歌的关键语句。

【设计意图：诗歌教学的重头戏在于朗读，读准字音、读顺诗句是进行有感情朗读的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关键句是指诗歌中十分重要的语句，它突出地体现了诗歌的主旨。教师要相机总结找关键句的方法。】

三、品读诗句，领悟学法

1. 出示关键句，指名朗读，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有所发现。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预设1：这两句写了两种人，并引导学生用词语概括出来。（虽生犹死，虽死犹生。）

预设2：发现“死”与“活”的不同含义。第一个“活”字意思是肉体还活着，充满了作者的鄙夷和轻蔑;第二个“活”字意思是精神永存，是作者对鲁迅伟大一生的充分肯定和赞美。第一个“死”字意思是缺少灵魂，充满了作者的痛恨和咒骂;第二个“死”字意思是肉体死亡，表达了作者的惋惜和怀念之情。

预设3：初步感受对比的写法。

2.反复朗读，读中传情。

对待不同的人，势必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语气。请同学们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读出臧克家的心声。

小结：学习诗歌的最好方法就是朗读。在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朗读中，我们将冰冷的文字读出了温度，读出了内涵，读出了作者的心声。请大家就用这样的方

法继续学习，读出作者的

心声。

【设计意图：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是诗歌教学的最高境界。能用声音传情的条件是读懂诗歌的内涵，揣摩作者的情感。因此，教师必须给予学生发现的时间，保证他们能在反复朗读的体验中感受诗歌的魅力，并逐步用朗读再现这种情感。】

四、自学诗歌，朗读传情

1.这首诗歌一共七个小节，请你自己用刚才领悟到的学法，自学其余六小节。用你的声音进行二度创作，努力读出作者的心声。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3.展示汇报。

（1）诗中处处有对比的写法，请你找出相应诗句并进行对比朗读。一是每一小节前后两句话的对比;二是第二小节和第五小节，第三小节和第六小节，第四小节和第七小节的对比朗读;三是更加细化的第二小节第一句和第五小节第一句（以此类推）的对比朗读。通过这种对比朗读，既能帮助我们体会诗歌的内涵，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对比的表达手法。

（2）发现鲁迅的影子。这首诗的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诗中却一次都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诗中虽然没有鲁迅的名字，但却有鲁迅的影子，引导学生发现作者的这一表达特点。如“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引导学生联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鲁迅先生给黄包车夫包扎的镜头。如“情愿做野草”，联系鲁迅的作品《野草》，感悟鲁迅就像野草，他活着就是――（生接读“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如“人民永远记住他”，联系这首诗是在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的时候写的，不仅仅是当时，就是现在，鲁迅先生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亚洲》周刊仍然把鲁迅的作品评为亚洲所有作品第一名。在《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人》一书中，鲁迅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结合诗句，联系本单元的学习，将课内外对鲁迅的了解做一次全面整理汇报，深入理解诗歌内涵，并且体现单元整体教学意识。】

（3）感受生活中鲁迅式的人物。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而写，诗中虽然一次都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我们却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鲁迅的身影。为什么作者在诗歌中不出现鲁迅的名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引导学生感受作者在纪念鲁迅的同时，还要歌颂很多像鲁迅一样的人。）

【设计意图：以自学与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发现，充分感受诗人以凝练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揭示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活着就应该是为了多数人能更好地活。作者在讴歌鲁迅的同时，启迪人们向鲁迅学习，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

4.观看视频《有的人》诗歌朗诵，感受名家朗诵的

魅力。

5.学生再次进行朗读展示，熟读成诵。

【设计意图：名家示范朗读放在最后，其实是给了学生更高的努力目标。学生在享受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之后，他们的朗读积极性会更高，从而激发起学生对诗歌的热爱，也能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的含义。】

鲁迅的诗歌篇（2）

二、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三、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鲁迅的诗歌篇（3）

高中语文人教版课文《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引陶潜诗四句的课后注解椋骸扒鬃迕怯械挠喟未尽，别的人也已经唱过挽歌。人死了还有什么可说，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鲁迅在这里引用这首诗，有青山埋忠骨之意，寄托了愿死者与青山同在的深挚感情。”本人认为此注释欠妥，不符合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和个性，且这一注释过于传统，影响了鲁迅先生的原意表达。经资料查找，前人学者这一注释早有争议。因此，本文试将前人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表达本人的浅薄观点。

综述前人观点

1970年代：《鲁迅作品教学》[1]认为：“作者以陶潜的四句诗作结，表达了他对革命者死后的寂寞感到无比悲凉。”

1980年代：张世正同志与谢文学同志在1980-1985年期间，来往4篇文章，交流意见。张世正先生认为：“托体同山阿”就是说“身体被深深地埋在土里”，没有“像高山一样地永存”这层意思。“他人亦已歌”应译成别人也已经唱过挽歌，“亲戚与他人”是并举。鲁迅的引用意在说明刘和珍等人在亲族、师友、爱人心中“永存”。“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是反语[2]。谢文学先生则坚持“他人亦已歌”应译成“其他的人却又已经欢快地唱起歌来”。“亲戚与他人”是对举，不是并举[3]。鲁迅先生不赞成徒手请愿。他引的“他人亦已歌”，指的正是刘和珍等人“成为供饭后的谈资，流言的种子”。

1990年代：常麟瑞先生认为诗人通过叹自己死后被葬情景的想象，除去死者的亲戚外，别人早已没有悲哀，反映了当时的世态炎凉。鲁迅的引用，点明了烈士栖性的意义，他们的精神将永存于善良人们的心中[4]。

许振兴先生认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全诗主旨所在，表达诗人看透人生的清醒和淡泊脱俗的态度。倘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永远纪念死者，记住这惨痛的教训，那么，烈士们的鲜血就不会是白流的[5]。

孙立华，朱中儒认为：作者希望烈士们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与之同化。但紧接着说：“倘能如此，这也就够。“倘能如此”就是还不能如此，烈士们还要遭到下劣的“流言家”们的诬蔑。所以作者懊怒地说：“倘能如此，也就够了[6]。”

引用《挽歌》之我见

《挽歌》其三全首是诗人想象自己死后，人们为自己送葬、埋葬及其回家后的情景，文中被引用的四句诗处于“葬诗”的末尾。综合逮钦立先生，林庚、冯玩君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以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解释，我倾向于“他人亦已歌”的意思是：“其他的人都已忘掉了悲痛（唱起欢歌）。”陶渊明性格豁达，其诗作亦可以证明一点，其对死亡的态度亦是脱俗淡薄的，人教版的注释是不符合陶渊明所要追求的与自然同化的境界的。因此，我认为这样的表面解读将鲁迅先生的思想传统化、刻板化了，反没有了鲁迅先生一贯的深邃的风格。

本诗的引用处于全文第六部分的第2段。第1段表达了作者认为刘和珍等人牺牲的意义是“寥寥”的，他不赞同采用向反动派主动请愿的方式。第二段开头却肯定了刘和珍等人此举仍旧会带来一点社会影响，至少“亲戚或余悲”，在亲族、师友、爱人心中会留下他们的精神，并鼓励那些“真的勇士”站出来去“奋然前行”。

我认为，要理解“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真正情感，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根据鲁迅一贯的风格，我们不妨将它当作反讽来理解。刘和珍等人已经悲惨牺牲，留得“亲戚或余悲”已经足够，也不在意“他人亦已歌”了。如果能够让她们不再受身后那个血腥黑暗的世界所扰，也满足了。可是当时就连这一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人们将她们的伟大和悲惨当作“流言”的种子或是饭后的谈资，凶残的当局的所作所为使得刘和珍等人连入土为安的最简单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理解使得感情升华到一个愤怒爆发的临界点，让读者久久不能平复，文字蕴含如此巨大的力量，也只有鲁迅先生有这样的笔力！且非常自然地承接下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振聋发聩，令人震惊！

参考文献：

[1]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组.鲁迅作品教学（下册）[M].河北：廊坊日报社，1976.

[2]张世正.怎样理解《记念刘和珍君》所引陶潜诗[J].天津师院学报，1980，（4）.

[3]谢文学.也谈对《纪念刘和珍君》中所引陶潜诗的理解――与张世正同志商榷[J].许昌学院学报.1983，（1）.

鲁迅的诗歌篇（4）

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所以说文学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所以他特别的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并且逐渐的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 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可见，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的赞赏；对于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文学语言改革还有可能会成成是进行文学思想变革的先导力量[2]。在这一观点中，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的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但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足以可以看到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

2、鲁迅先生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题材，那么鲁迅先生就有很多建设性地论述了，他的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那么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之中思想内容的欣赏，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

鲁迅的诗歌篇（5）

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人生为题材。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小说”，反映出社会时代的风貌。该会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许多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时注重出版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在流派发展特色上的鲜明突出，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基本停止了。

创造社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他们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该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周刊》、《洪水》、《思想》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崇尚天才，表现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直觉”、“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倾向于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译作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该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期他们特别注重文学的使命，反帝反封建，对旧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并且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问题。

1925年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作家发生分化。郭沫若等积极提倡革命文学，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主要成员郁达夫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同时，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初黎、李一氓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创造社又有了起色。

创造社的活动一直受到的忌恨，1929年2月被查封。

语丝社

语丝社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社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其成员是指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川岛、刘半农、章衣萍、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成为鲁迅跟复古思潮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鲁迅被称之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短评、杂感、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随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随笔和短论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幽雅清新的小品文，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两大类，对散文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927年10月，《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查封。同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鲁迅、周作人、杨骚、章衣萍、韩侍桁、陈学昭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才停刊。

莽原社和未名社

莽原社和未名社都是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莽原社的主要成员是在鲁迅指导下的李霁野、高长虹、向培良等几个文学青年。《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1926年高长虹背叛鲁迅，分化出去，鲁迅便将停刊了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社出版。未名社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共六人。后来李何林、王士菁也曾参与过该社工作。它是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特别着重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以及北欧、英国的文学作品。有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主要收获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等书。

未名社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比语丝社更激进，因此多次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反动派的打击压迫，1931年5月停止了活动。

浅草社和沉钟社

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坛犹如一片“荒土”，他们“愿作培植浅草的农人”。出版过《浅草季刊》。1925年初由于发起人林如谡出国，浅草社活动也随之停止。同年，浅草社同仁和杨晦、蔡仪等北京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法国的小说。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杨晦的剧作。这些作品多抒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苦闷无奈，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鲁迅对浅草社和沉钟社很关爱，称赞他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在他的《野草・一觉》中提到这两个刊物。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选了他们的作品，称赞这两个文学团体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新诗团体“湖畔诗社”在浙江杭州成立。代表诗人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四人。

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而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创作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歌唱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天真快乐的格调。他们写作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风格清新活泼，自然天真，带有浪漫色彩：表现了对封建世俗勇敢反抗的精神，艺术上相当成熟，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1923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之前出版过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之后出版过汪静之的《寂寞之国》。这些新诗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朱自清在《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这一评论精辟地称赞了“湖畔诗人”的创作特色。

新月社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一个新诗新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等。从事新诗创作的还有朱湘、饶孟侃、陈梦家等。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领域的派别。除闻一多外大多数人都是“现代评论派”，属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帝国主义和服务。胡适他们创办的《新月》杂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些文章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跟新月派右翼文人笔战过。在早期新月派诗人曾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愿望，在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中起过某些进步作用。

新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创作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自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他们进行了创造实践，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是新月社的成果佳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组织。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领导成员：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茅盾、丁玲等。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其后逐渐发展。“左联”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化运动起到重大作用。“左联”制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副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倡导文艺大众化。创办《前哨》、《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反革命文学)、“第三种人”(反动文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革命文艺创作，扶持文学新人，壮大了革命文学队伍。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如鲁迅、瞿秋白等的杂文，蒋光慈、茅盾、柔石、胡也频、张天翼、叶紫、丁玲等的小说，田汉、夏衍、洪深等的剧作。殷夫以及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显示出左翼革命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鲁迅的诗歌篇（6）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7X（2014）09-073-02

说到“二次备课”，当老师的并不陌生。但真正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恐怕又难找出几个人来。“二次备课”并不是1+1=2，而是通过量变达到质的飞跃，这才是“二次备课”的初衷。

一、什么叫做“二次备课”？

“二次备课”是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教师在集体备课或个人备课的基础上，针对所教班级的学情，结合自己的个性特长，教学风格，认真修改，批判吸收，合理取舍，不断完善，形成真正适合学生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设计；也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方式。

二、“二次备课”备什么？

下面以《有的人》一课为例，说说我是怎样“二次备课”的。

（一）集体备课后的简案：

【教学目标】

1. 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培养鲜明的爱憎感情，懂得为人民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

2. 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手法，体会这种手法运用的好处。

【教学重点、难点】

1. 理解诗歌包含的深刻哲理。

2. 初步掌握阅读诗歌的方法。

【教学过程】

1. 了解背景，走近鲁迅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1949年，诗人臧克家来到北京，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才第一次公开地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臧克家参加了纪念活动，百感交集，心中充满了对鲁迅的思念和崇敬，就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有的人》这首短诗。

以“我认识的鲁迅是个 的人，因为

。”句式写出对鲁迅的认识。

2. 反复诵读，走进诗歌

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思考下列问题：

（1）说说首节中两个“活”与“死”的不同含义。

（2）两种人对待人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其结局又是怎样的？

（3）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什么特色？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3. 读懂鲁迅，思考人生

以“通过学习《有的人》，我认识到鲁迅是一个人，我要

，做一个 的人。”的句式谈学习本诗后的收获。

（二）我的“二次备课”

1. 备学情

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学情，不同的学情采取的教法学法都不同。因此，教师应随时了解本班学情，要知道学生文本预习得怎样？掌握了多少？想什么？知道什么？需要什么？然后修订教案，进行“二次备课”。如考虑学生阅读面较窄，对“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这样的句子的理解有难度。根据此学情，“二次备课”中我补充了下列点拨：“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源于《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

2. 备重难点

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堪称经典，也是教学目标之一。因此，在重难点上，我增加了一项：“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及前后对照的结构。”

3. 备学法

怎样写好诗歌？在仔细观察和认真思索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用心去写，就能写出充满情趣，充满生活气息，充满梦幻的小诗来。但要注意几点：第一，要“精”――表达的意思要集中。第二，要“活”――表达形式要灵活。第三，有韵――节奏明快，押韵上口。诗歌是有韵的，合辙押韵，帮助记忆，便于流传。

4. 备点拨点

4.1关键句的理解。如首节、“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等。

4.2关键词的理解。如“活”、“死”、“骑”、“俯”、“刻入”“不朽”“摔垮”等。

4.3品味语言。让学生体会以下语句的修改的妙处。

这首诗在选入语文教材时，曾经臧克家修改，请品味：

（1）原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

改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2）原句：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

改句：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3）原句：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

改句：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4.4. 对比的角度与作用的理解。

为了加强、突出主题的意义，丰富这篇短诗的内容，通篇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先反后正，对比的角度各不相同。第1节对两种人的评价形成对比；第2―4节把两种人对人民的态度进行对比；第5―7节把人民对两种人的态度形成对比。

4.5思考讨论：诗歌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却不用“鲁迅赞”或“纪念鲁迅”为题，而是以“有的人”进行反复咏叹？

因为诗人是“借着纪念鲁迅这样一个机会，用诗作为出口，抒发心中的积愤”（臧克家语）。诗中不仅歌颂了伟大的战士鲁迅，而且热情地赞颂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向着恶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的崇高精神。诗中定的两种人，代表了两个阶级的斗争，从而深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恶势力的无比憎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先驱的崇敬和热爱。

5. 备课堂练

5.1请用一些词语送给这两种人；请用词语来概括人们对这两种人的态度。

词语：无私，高尚，虽死犹生，默默奉献，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私，卑鄙，虽生犹死，卑鄙下流，残酷剥削，沽名钓誉……

态度：怀念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崇敬爱戴……

鄙弃摔垮遗臭万年千古骂名……

5.2列举历史上现实中两种人的代表

雷锋焦裕禄袁隆平孔繁森钱学森

秦桧袁世凯徐才厚

6. 备拓展。

课外阅读鲁迅的诗《自嘲》、散文集《野草》，泰戈尔的诗《某人》，郁达夫的散文《怀鲁迅》。

三、结语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要想少一份遗憾，多一份信心，加强实实在在的“二次备课”，不失为一条良策。通过量变达到质的飞跃，使自己的课堂教学真正达到有效。

鲁迅的诗歌篇（7）

一、鲁迅先生对现代文学题材方面的贡献

简单来说，文学题材的创作，也即对“写什么”进行的选择。关于这一问题鲁迅先生曾有明确的论述。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所以说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所以他特别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并且逐渐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1]。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 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可见，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的赞赏；对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先生所说的采用新颖的题材，并不是说让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去有意的猎奇，而是就对他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进行真实的描写。鲁迅先生不只是提出扩大题材领域这一文学理论，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实现题材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其小说就开创了“表现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创作题材[2]。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不但对我国乡村里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进行了描写，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还深刻的挖掘出了他们灵魂中所存在的复杂性和麻木性，把中国人所特有的国民性进行了表现；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他们在寻求个体生命存在以及寻找社会出路时的那种彷徨、挣扎的心情；而他的《故事新编》则把他对历史题材熟练运用的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二、鲁迅先生对现代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能只是简单的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3]。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在一定的情况下，文学语言的改革同时也是文学思想改革的先导。在这一观点中，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的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域，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足以可以看到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关于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学习和提炼，鲁迅先生曾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也就说要想文学语言永远具有活力，并且丰富多彩，那么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采用的文学语言就要向人民群众进行学习，把人民群众所使用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是虽然说要把人们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是并不是把人们的口语原封不动的搬到文学作品中去，而是要在对人民口语进行使用的时候，进行相应的改造。鲁迅先生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人们讲话的时候，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那个”，其他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如果随意的使用“这个”、“那个”，那么不但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纸张，还会表达意思的分明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所采用的文学语言，一定要比口头语简洁明了。

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入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入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利用，来对自己的文学语言进行丰富。鲁迅先生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大多采用的都是直译[4]，他的目的就有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具体有一些不太精密的语法，所以说就可以吸收一些新的语法，来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简单的来说就是语言文法上的“拿来主义”。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对文言强烈反对的语言改革派，但是他却主张在“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古代的一些文学语言自然是从古代口语中进行提炼的，而且现代口语也必定是从古代口语转化而来的，现代文学语言又是把现代口语当成源泉的，所以说古代文学语言也肯定存在一部分可以让现代作家进行使用。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对古语进行了一定的使用，不但有古代词汇，还有一些古代的语法。所以说鲁迅先生虽然加快了白话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同时也并没有一味的对古代文学中的语言进行抛弃，而是对其之中的精华部分进了吸收和利用[5]。

三、鲁迅先生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跟多的建设性论述，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那么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6]。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抒发的是自己的真实感情，那么就可以完全不理会先生

们的摇头。但是鲁迅先生也认为诗人也不能对感情进行滥用，一是会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另一方面感情过多则会使诗失去一份意蕴。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之中思想内容的欣赏，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其次鲁迅先生对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的要求也非常高，主张新诗应该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这样不但有利于传播，还可以在人们的脑子里形成一定的影响，逐渐被人们心中对旧诗的印象清除出去。

鲁迅的诗歌篇（8）

“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

记者：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以后，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车延高：感觉很珍惜，是对我多年业余创作的肯定。这个奖不光是对我，它也是对公务员队伍当中那些业余爱好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向往文学、支持文学、关心文学的人的一种肯定。

记者：你如何看待公众近期对于你的关注？

车延高：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大家关注的是诗歌，赞扬我的或者批评我的，其实都是为诗歌如何发展而忧思。

记者：你怎么评价你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向往温暖》？

车延高：这部诗集是从我已经发表的490多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共117首，作品应该交由读者去评判，我的义务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我确实是用心熬血去写的。

记者：做一位能在文学史上有所贡献的诗人，你认为最应具备哪些要项？

车延高：李白、杜甫、鲁迅、徐志摩、巴金、艾青、冰心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有贡献的大师，他们身上具备的带有共性的品格和要项就是标准。

记者：在你看来，你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还是有一些距离？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当好学生，向所有优秀作家学习。

记者：你认为，你这次能够荣膺鲁迅文学奖，占最大比重的因素是什么？

车延高：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我适逢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社会环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二是，中国新诗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我确实占了很大便宜。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

在诗歌创作上，我还处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就我的作品而言，我是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让作品和读者产生共鸣。在创作中力求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我是有意识把《徐帆》写成这样的”

记者：对于目前网络热议的“羊羔体”及所谓你的代表作《徐帆》、《刘亦菲》，有人评价，太随意、太口水化了。你是怎么看的呢？

车延高：《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中的一首，我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

对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有争议，我认为是大家对诗歌的关注，是件好事，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记者：在《徐帆》这首诗中，你将你的写作方法称之为“零度情感表达”，就是说这么写，是你故意为之的？

车延高：对，我写《徐帆》，很多话都是带着诙谐和幽默的笔调去写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有它的特点，就是力求避免和我的诗歌与一贯的写法重复。我是有意识要把它写成这样的。

我写《徐帆》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最普通的一些语言，但是我肯定是有技巧的，我有意识地把它写得让老百姓感觉：你的语言敢这么用！有时候是需要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去写诗歌的。

记者：现在许多网友套用“羊羔体”仿写你的诗歌，你会不开心吗？

车延高：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挺有趣的事，也契合了网络文化的特征。

“获鲁迅文学奖和

我的身份没有关系”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官员身份在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扮演的角色？你的职位对于你的获奖，有帮助吗？对有些网友指责是权名交易等诸如此类的猫腻猜想，你是怎么看的？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创作者，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可能是看到社会中存在着金钱和权力交易的问题，就怀疑评奖过程也有内幕。但我是按规定程序申报的，然后由评委去认定。

记者：这次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你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车延高：我觉得评委这么说有他们的道理。让官员有一点诗意情怀不是个坏事，它有利于灵魂的净化，也可以使我们处理问题时，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

记者：在你的诗集《向往温暖》中，你介绍自己时点了纪委书记身份吗？

车延高：我历来都是回避我纪委书记的身份的，《向往温暖》中我也没有写自己的身份。暴露我的身份后，别人就不愿意看我的作品，觉得我是个官员，写不出东西来，这影响我作品的阅读率，我不愿意。

“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

记者：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这本来就是件很分裂的事，在文学理想与官场逻辑中，你矛盾过吗？

车延高：其实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两者是可以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古今中外，官员热爱文化、写诗著文非常普遍。官员热爱文学，向往文学，投身业余文学创作是好事。

文学创作应该有更多层面的人介入，才能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我认为有更多的公务人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

记者：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你自己处理得怎么样？

车延高：我的工作和写作不矛盾，因为我的写作都是用的业余时间。

记者：在平时，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让两者保持比较好的平衡的？

车延高：工作时，我是老老实实做事的公务人员。创作时，我是背着灵感行走的“独行侠”。这里面要把握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让业余创作影响本职工作，所以我的创作时间放在早晨5：30到7：40这个时段。

记者：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后，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吗？

车延高：获奖后出现的情况我没有预料到，对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验和锻炼，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中，要学会多视角地去对待问题。

记者：在面对外界的非议时，你感受到压力了吗？

车延高：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话，我是一名公务员，各种质疑和猜测，突然占据了媒体的版面，我又不能逐一去解释。但是遇到了就要正视它。要允许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相信时间的沉淀作用。

记者：来自前辈的批评、认可与来自晚辈的批评、认可，你的内心更在乎哪种？

车延高：中国的成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都是讲的连接性，没有前浪也就没有后浪。来自前辈的或是晚辈的批评、认可我都应该正视。

记者：你的同事或朋友，对你从事文学创作是怎么评价的？你收到过一些反馈吗？你看重周围人对你的评价吗？

车延高：诗歌的受众面小，身边的同志一般不太过问。一些对文学比较爱好的同志，会主动找我要诗集，我由此感觉到，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

记者：你认为你性格中的哪些特质，是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契合的？

车延高：我性格中的特质就是面临新事物总有一种热情，喜欢去探究和思考。我认为由热爱而生成的执著，实际上内含着一种情感，它与诗歌的艺术表达是相通的。

“我确实是热爱文学”

记者：是什么机缘让你从1977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那会儿你还在青海的军营里服役。

车延高：我的一个战友写新闻报道，对我进入文学创作是一个启蒙，从1977年到1979年，我写了四十多篇诗歌和散文，后来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组短诗，从此，我步入了业余创作。其间写过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电视专题片，也获过不少奖。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发表作品470多首。

记者：你写诗的灵感一般从何而来？你已经出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这三本诗集，你进行诗歌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车延高：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和今天的生活积累给了我双重叠加的素材，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写作经验和我对诗歌的热爱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

记者：在诗歌界，你崇拜过哪些人？

车延高：李白、杜甫。他们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我喜欢李白的豪迈和狂傲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捶碎黄鹤楼”是一种大义和胸怀；我也喜欢杜甫的执著和腹内行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种气度和学养。

记者：进入诗坛以来，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至今印象深刻的问题？

车延高：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大块的创作时间。

记者：在文学创作上，你输入的管道是怎样的？

车延高：我向大脑输入知识的管道就是读书，我一般都从9点多看书看到11点半才睡觉。

记者：在文学创作领域，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车延高：如果说有天赋，那就是勤奋。

记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你在未来有什么计划？

车延高：坚持业余创作，力求把诗歌写得更好，同时尝试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记者：你在青年时代想成为的人，跟现在有区别吗？

鲁迅的诗歌篇（9）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鲁迅更认为诗能“撄人心”，而且“不与缄口同绝”(见《摩罗诗力说》)。在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中，鲁迅精心创作了《诗经》国风体诗、楚辞体诗、近体诗(鲁迅称为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等共79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9首，占他全部诗作的74.7%。所谓近体诗，是唐人指与唐以前古诗相对而言的唐代律诗和绝句。鲁迅擅长写近体诗，在他的这些近体诗中，诗人亮出了一颗 炎黄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他的诗集，感人至深。这种闪光的思想无疑具有团结国人，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

首先，诗人强烈地抒发了爱国情愫。青年时代的鲁迅在出国前做的诗里，如《别诸弟》等篇，还只是写离愁别恨。他到日本留学接触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树立了满清王朝，拯救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整个心灵就被爱国的感情占有了。

试读《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写于1903年，诗人在诗中不仅描绘了祖国风雨飘摇的黑暗情景，诉说了同胞尚未觉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献身祖国的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诗人毕生实践的一句誓言，也是当时如秋瑾、陈天华、王金发等留日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再读《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诗人的住处在火线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内山书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诗人于3月31日为沈松泉写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诗人“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感情。这种爱国感情跟屈原对祖国的忠贞是一致的。

其次，诗人明显地流露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无限向往。诗人留学日本，弃医从文，荷戟奋战，积毁销骨，都是为了救国。诗人辛苦辗转，上下求索，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动人的赞歌。

请看《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1931年3月5日写的。当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湘赣边区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发展。这首诗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美好景象，并用神话来写革命根据地的新奇可爱，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喜悦之情。“胭脂痕”、“彤云”写的就是万杆红旗映入水中的美景。传说中的湘灵是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湘灵高高兴兴地对着湘水梳妆打扮，连湘灵也喜爱这块地方了。后面四句描写统治区死气沉沉的景象，用来反衬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

再看《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这首诗是1933年1月26日写的。显而易见，前面两句写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反动派统治的白区。“春山”象征红色革命根据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请求画家运用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来，这不就是号召艺术家们描绘、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吗?这里含蕴着诗人无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诗人含蓄地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轰毁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学习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从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从欣欣向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未来。诗人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类作品中，《亥年残秋偶作》说得更有深意：“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同志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电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残秋偶作》这首诗中。这首诗用对比的方法写，前半部分明写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这就向人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万籁俱寂的黑暗社会，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时代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诗人就是这样盼望着明天，向往着黎明，憧憬着未来，心里充满希冀，一见曙光即发而为诗，犹如五更鸡鸣，给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二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旧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鲁迅的近体诗中同样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反映。特别是三十年代，鲁迅的诗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发展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歌声，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阶级大搏斗，有力地鞭挞了反动派，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一是愤怒地反对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如《无题·禹域多飞将》，就暴露了空军狂轰滥炸革命根据地的凶残行径。《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头指向的头子。这首诗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首诗写于1933年1月26日，写在庐山设立总部，进行反革命事“围剿”的罪恶活动。“高岫”指庐山。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好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即在庐山上的。这首短小的诗好比一大篇声讨的战斗檄文。当时这样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当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的三次军事“围剿”以后，鲁迅兴奋地写下了《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指出了反动派军事“围剿”的结果只能有两个：一个结果是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另一个结果是反革命营垒更加分崩离析，日暮途穷。这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1年2月写的《送O·E君携兰归国》控诉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害得“椒焚桂折佳人老”。1933年3月写的《无题·大野多钩棘》有“花树已萧森”的诗句，指出中国文化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惯于长夜》这首诗反映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彻底失败，而采用凶残的逮捕和屠杀的最末手段来对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伟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诗人无限悲愤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精神，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鼓动力量。

更值得一读的是《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诗中“一枝清采妥湘灵”，是赞美瞿秋白同志一枝富有才华的笔。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瞿秋白同志与鲁迅》中讲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五篇战斗的杂文，说：“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这就是“一枝清采妥湘灵”的最好注脚。“九畹贞风慰独醒”，指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坚贞的革命斗争精神也给秋白同志很大的安慰。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反对军事“围剿”和国统区革命作家反对文化“围剿”这样两个不同地区、两条不同战线的密切配合，同时取得伟大胜利的社会现实。

此外，《秋夜有感》指出了反动派在“柏栗丛边作道场”，揭露了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两手：一手是刽子手，杀人；一手是牧师，进行宗教欺骗。这对于革命人民总结斗争经验，增长斗争才干，也是十分有益的。二是形象地勾勒出反动派腐朽没落的丑恶嘴脸。反动派对人民穷凶极恶，内部也经常勾心斗角。1931年春天，内发生了严重的派系斗争，和胡汉民冲突得很厉害，5月，广州竟另组拥胡反蒋的国民政府，使的统治四分五裂。鲁迅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及时暴露了反动派的种种丑态。那年2月作的《赠邬其山》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诗中“一阔脸就变”这一神来之笔，生动地刻画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形象。“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二句对“落水狗”进行了揶揄。鲁迅在原稿里还把“南无阿弥陀”五个字写得特别大，这反映了鲁迅对那班军阀和政客的蔑视和冷嘲。

6月，鲁迅作了一首《无题》：“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这首诗写南京政府一片寂寞凄凉。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在同一天写的另一首《无题》里，诗人不禁发出浩叹：“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这是通过怀念孙中山这位“美人”，让人体会到弦外之音，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葬送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等诗揭露反动派只会夸大口，不敢抗日寇，掠夺大批古董，在“烟花场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之情。在日寇得陇望蜀，步步进逼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动派却出卖华北，出卖中国。鲁迅写了《亥年残秋偶作》，用“金风萧瑟走千官”的诗句，怒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抵抗而一味逃跑的反动派。

三是辛辣地讽刺了反动文人的丑恶行径。反动派用钢刀杀人，反动文人用软刀杀人，鲁迅对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例如《吊卢骚》：“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鲁迅在这里揭露梁实秋借卢骚来攻击一般浪漫文人的行为是“借头示众”，用软刀子杀人，这同反动派杀人以后将头挂来挂去示众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反革命罪行。

三

衡量一个诗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人民性。鲁迅的近体诗表现出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了诗人对于社会生活最热切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正义呼声。

第一，是对被迫害致死的进步人士表示沉痛哀悼。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反动派肆虐时期，进步人士都受到排挤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诗人满腔悲愤，写下了几首悼诗，读来催人泪下。例如《哀范君三章》描绘了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的倔强形象，赞扬了范爱农洁身自好、蔑视权贵的高尚品质。在诗中，诗人关切地询问范爱农在天之灵“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感情多么真挚深厚!在诗中，诗人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范爱农悲剧的社会原因，是“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照旧没有公正是非，坏人当道，好人受欺。

又譬如《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竭力地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让它流露出来，但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被蓝衣社特务暗杀以后，又抑制不住，洒泪痛哭了。还有一首《悼丁君》，是从谣传丁玲遇害来的，哀悼“耀高丘”的人，即有才华的人被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第二，是对旧社会不幸妇女表示深切同情。连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和无数家庭的和平生活，使千千万万的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诗人目睹旧中国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诗中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向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发出严正的谴责。

请看《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这首诗是1932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有所闻而作，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罪恶的侵略战争把民居化为焦土，无数女孩子的父母兄弟都被炸死了，这些女孩子就沦落到豪门去侍宴。诗里勾画了凄楚可哀的少女形象：在豪门的下，她们连内心的痛苦都不敢流露出来，当内心痛苦难熬之时，连忙“佯看罗袜掩啼痕”。诗人表现少女的痛苦心情极为细致，充满对“娇女”的高度同情心。

再看《赠人二首》：“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这两首诗都写歌女的不幸。第一首写秦女(泛指陇陕一带女子)理筝，弦断星奔，担心亲人被害，心里充满恐怖。第二首写越女(泛指江浙一带女子)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离乡背井，流落城市谋生，学唱新词，一想起故乡的严重旱灾，笑容就立即消失。这样传神的诗无疑具有震憾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对患难中的日本战友表示热情关怀。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军人集团横行，对外发动侵华战争，对内镇压日本人民的反抗，因此，诗人对日本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友十分关怀。《一、二八战后作》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这首诗是为日本山本初枝女士写的。在1932年2月和3月间，日本军人集团策划政治暗杀事件多起，5月间，连在对华侵策略政治中主张“持重”的首相犬养毅也不能幸免。山本初枝是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歌人。因此，鲁迅在这首诗里特别关心她的安全，诚恳而热情地祝她平安。

日本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鲁迅写了《题三义塔》一诗，“聊答遐请”，表达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奔霆飞@①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这首诗中，“精禽梦觉仍衔石”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至死不渝；“斗士诚坚共抗流”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日反帝战士精诚坚强，一同斗争；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为我们指出了美好的前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中日人民依旧会保持着兄弟的情谊，在一笑中泯灭掉过去的仇恨。由此可见，诗人的胸怀何等宽广，目光何等远大!这些动人的诗作给中日两国人民以深刻的启迪，架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所写的近体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深广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发人深醒的社会问题，激励人们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这就是鲁迅近体诗的历史功绩和社会意义。

鲁迅的诗歌篇（10）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评委会主任委员谢冕表示，这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出的五部诗集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的创作状况。从五本获奖诗集来看，有关心重大题材的，如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有关心农民命运的，如田禾的《喊故乡》；两位女诗人荣荣和林雪创作很活跃，写出了特色；而于坚是口语化写作的代表。这五位诗人都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怀，都通过诗歌去触摸中国的现实，他们的整体艺术水平比较整齐。黄亚洲的获奖作品既是表现主旋律，又把自己放在长征路上，诗写得灵动而有激情，在重大题材方面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荣荣的《看见》看世界的角度很独特，关心普通人的状态。谢冕一直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说到中国当下的诗歌，谢冕说，中国诗歌当前的创作很活跃，人们对当前诗歌的评价整体是好的，但好作品不多，这也是事实。

评委包明德告诉记者，这五部获奖诗集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方向和创作水平，他为这些诗作的神思、匠心与韵致所感动，所启迪。包明德说，这五部诗集来源于祖国山河，感奋于时代生活，传承于民族文学。它们是心灵的诗，灵魂的歌，生命的火，而没有任何诡谲莫测或矫情造作。人们大都见过农村田野或山坡上的丛丛鲜花，田禾的诗章像他的姓名、书名一样，是从农村那一汪清水、一缕清风、一片秧苗、一粒谷子中喊出来的，是那样的真诚、质朴和清新；林雪和荣荣的作品，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们的诗或许就是从一个伤口或笑口中涌出的。林雪的诗激励读者在琐碎繁杂中，不可失去诗意和耐心，要努力超越肤浅的满足，驻扎在记忆久久萦回的地方。同样，人们也可以在荣荣的诗作中看得见诗人的意志与信心，她对生活委婉的体验与表达，感受到磨损的光亮与飞腾的灵魂。荣荣有句话说，能丢弃的，肯定就是多余的。这种生命体验与审美取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解读荣荣的作品；在抗击非典，在抗洪抢险，在下农村走军营风潮中，很多诗人写出了有震撼力的诗作。黄亚洲积极参与“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的活动，用切身感受，以时代精神和崭新情韵奋力构筑和讴歌了长征精神。于坚写了很多诗，有的并不使人喜欢，但他这次参评的诗集是个“洁本”。他是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诗人。“生活求真善，人间要好诗。人们永不满足，永远期待。”

作品关注时代和底层百姓，走向成熟和大气

诗歌奖评委之一吕进分析了这届获奖诗歌的特点，“他们在言大和言小的处理上显示了一定的功力，前三者都以日常生活，底层的弱势群体为关注对象，但从平凡的一面升华到精神的高度。而黄亚洲的诗作虽然从大题材着手却没有假大空的概念，充满了诗人个体的情怀。”他认为，中国诗坛目前的主要问题往往是诗人沉溺于自言自语，甚至充斥着自恋，鲁迅文学奖提倡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希望这五部诗集在导向方面起到好的作用。“近年来，在边缘化中的中国新诗有所反思，许多诗人逐渐走出自恋，走向成熟与大气。获奖的诗人和作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对底层百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