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论文篇（1）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金融系论文篇（2）

2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总结与检讨

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美国金融业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另一侧面表明它的监管体系基本适应了市场发展,并具一定优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也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体制,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混合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存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换言之,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介于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之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金融持股公司实行伞式监管制度,美联储为其伞式监管人,负责对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金融持股公司又要按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监管人的监督。伞式监管人和功能监管人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

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加速、交叉出售、风险传递加快,原先的监管体系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笔者认为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1)“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重叠与真空。监管重叠是由于监管机构众多,对某一行为均具有监管权力而发生的现象。监管重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在监管过程中会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和监管资源浪费,但理论上可通过合理权力划分的方式得到解决。而监管真空是指所有监管机构的职权都无法触及某些金融风险。由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法定的统一最高监管组织,因此在类似于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管其一”的机构设置,极易使得各监管部门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环境下,出现对某些金融市场行为,尤其是对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出现空白。因此,貌似全面监管的“双重多头”机构设置事实上是存在监管重叠和盲区的。

(2)金融监管制度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遗憾的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并未适时地进行调整,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在没有足够金融风险管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断开拓市场和开展新兴业务实质上变成了积累危机的行为。美国分散的监管体制决定了在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对此负责,现有的监管体系与各类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应,加之监管者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没有相关法规的明确授权,使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成为一种缺陷。

(3)监管机构本身职责并未履行到位,次贷源头贷款质量监督缺乏。在次级贷款发放时,特殊客户层没有抵押资产、没有连带保证,监管部门只是事后对贷款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判断,并未职履行事前监管的相应职责。由于这类贷款机构都积极介入资产证券化进程,因此财务状况很难及时反映其贷款质量,因此直到最后资金链断裂时,监管当局才能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4)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次贷产品属于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其内在价值与风险,因此信用评级成了投资者决策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据。但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在将信用评级制度纳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之后,并未建立相应的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与问责机制。正由于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和这种权重责轻的制度错位助长了信用评级业的道德风险,为危机的全面蔓延和爆发埋下了隐患。

3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再思考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业兴起并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在金融改革后,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就金融监管体系而言,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和事业机构组成,并设置了除上述四部门之外,包括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并非法定监管机构,也无法律授权,与会主体各顾其利且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故而跟像是“搞平衡”,会议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多头监管、自律组织弱化、法律配套措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缺陷仍然是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顽疾,尤其是多头监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监管权力分散,既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金融业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并减少市场风险。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按照银行、保险和证券划分的分业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为及时疏导和控制混业经营过程中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旧有的分业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但鉴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的事实,参照美国伞形监管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将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较为现实的选择。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其职权由法律直接赋予,向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负责,与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在其下分设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督委员会,根据各自的专业分工而形成“一统三”的功能型监管体系,而央行则专门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鉴于美国伞状监管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尤要明晰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形式加强在“金融监管委员会”领导下的各监管职能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在此过程中,首先应特别注意强化金融监管功能。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业务进行统一监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其次,金融监管应更贴近市场一线,从金融机构业务末梢出现的隐患抓起,防止问题从个别性演变为普遍性;最后,应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关系。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与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不无关系,但这绝非是禁锢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推动金融创新的理由。事实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发挥活跃交易、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同时也可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应注重风险管控机制的配套建设,“放得开,管得住”。只有结合我国金融业现实发展的水平和承受力,在提高整个金融系统效率的同时增强其安全性,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学出版社,2003.

[2]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CharlsP.Kingdleburg,朱隽.叶翔译.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1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4).

金融系论文篇（3）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台湾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台湾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调降存款准备金；

（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问题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理论"，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尼古拉斯·拉迪："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金融系论文篇（4）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金融系论文篇（5）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顺利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离不开高效、公平的金融服务体系。如何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一个已经引起决策层、理论界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由正规性金融机构和非正规性金融机构两部分组成。正规性金融机构是受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的金融组织，非正规性金融机构是指游离于中央银行或银监会监管之外的民间金融组织。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问题和矛盾也同样突出。

(一)农村信贷体系。农村信贷市场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农业生产借贷的特质性成本和风险高的特征，导致农村信贷服务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农村信贷融量上看，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金融资源短缺、涉农贷款总量不足，农村贷款需求满足率低，已经很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前，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左右，而1978年后一直在两位数以下，1998年以来维持在5%左右，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一直保持在6%左右。2007年12月，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26.17万亿元，而用于农业贷款余额仅占6%左右。从1995年起，农村资金缺口每年都在5千亿元以上，并且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农民很难从银行和信用社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村资金链条难以正常运行。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284000亿元，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左右。

从农村信贷服务机构上看，正规性金融组织难以满足农村信贷服务的需要，非正规性金融组织又没有纳入监管范围，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农村信贷组织结构退化现象严重。1979年以来，我国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内的以正规性金融组织为主导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然而，1997年至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业务调整和重组，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国农业银行在市场化竞争中业务重心有所转移，从2007年开始确立“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市场定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很长时期内只发放粮棉收购贷款，虽近年开始拓宽涉农贷款范围，但作用有限；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提供小额农户贷款，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大农业”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国有资本在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减少。非正规性金融组织虽然在满足农村信贷服务需求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风险性不容忽视。世界银行曾指出，非正式信贷往往不能提供长期贷款，还存在金额较小、利率较高、可获得性不强的弱点。同时，非正规的金融组织游离于央行和银监会监管之外，金融风险巨大。

(二)农业保险体系。农业灾害发生后，我国传统的保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民政部门发放灾害救济；另一种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的农业保险对农民提供保障。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农业保险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保险经历了先发展后萎缩的过程。1982年到1993年，由于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农业保险出现快速增长，保费收入年均递增127%。而在1994年农业保险市场化后，由于偿付能力的限制，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纷纷对农业保险业务采取限制规模的措施以控制亏损。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46亿元，分摊到全国2.2亿农户，户均保费不到4元，保险金额不到百元。尽管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三年指出要“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但农业保险仍然呈现出保费收入逐年大幅下降、险种逐渐减少、机构萎缩、承保深度不断降低的局面。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不在农业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

(三)与农产品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体系。目前，我国与农产品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体系还很不健全，能够为农民回避价格风险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衍生产品在我国还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由原来的国家制定保护价格变为现在由市场定价。在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价格又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较大影响，广大农户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农产品期货从理论上来说具有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能够帮助套期保值者回避价格波动的风险，稳定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但是目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并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首先，交易品种数量少限制了期货市场的交易量。目前农产品期货的交易品种只有7个，交易品种主要集中在大豆和小麦。由于市场规模小、品种单一、品种之间缺乏联系，投资者的选择空间极小，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其次，农产品期货交易的主体多为散户投资者，投资目的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获得投机收益，而非通过套期保值规避风险，没有发挥期货市场稳定价格的功能。再次，农民参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意识和条件都很薄弱。一方面我国农民对期货交易还很陌生，不会运用期货交易机制帮助自己锁定价格。另一方面，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户通过期货交易规避风险的意愿不高。

二、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

(一)构建支持农业发展的多层次信贷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农业、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不断细化、要求在不断提高，应加快构建一个以政策性金融为基础、合作性金融为主导、商业性金融为辅助、民间金融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信贷服务需求。

1.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承担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具有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大的特征，吸引资金的能力较弱，因此需要政策性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农发行应进一步扩大“三农”扶持领域，充分发挥其政策扶持功能，对整个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直接推进的作用。从短期来看，农发行应以现有业务为主，在充分发挥其在粮食流通领域的信贷支持作用的同时，向粮食生产、加工领域延伸，最终扩大到整个粮食产业链。从长期来看，农发行应立足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运作的经验，在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实现农业可持续、产业化发展中发挥作用。一是支持农村贫困农户、普通农户，满足其小规模种养生产贷款需求和规模化生产贷款需求，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普通农户尽快实现致富目标，解决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二是资金支持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和龙头企业，满足其生产规模扩张、技术改造的资金需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村开发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水平。

2.以合作金融为主要形式，培育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包括合作金融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进入农村金融领域，进一步说明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加快建立“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借贷难题的决心。要解决农村信贷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必须有能够真正面向全体农户的信贷组织——合作金融组织，真正吸收农户参与管理，利用血缘、地缘、人缘基础上的信息优势降低贷款的交易成本，保证贷款的可获得性。一方面，要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金融的本来性质。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吸收农户加入，建立相互协作、互助互利的资金融通机构，更多的为农户进行融资和信贷投放，实现扶农目的。在经济发达、资金流动量大的地区，可以将原有的农信社改组成为股份合作制银行，如浙江鄞州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吸收外部资金增强银行实力的基础上保有合作性质，保证农户的信贷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型金融机构，将社会资金引入农村，支持当地经济发展。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类机构不受政府主导，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

3.调整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定位。资本的天然属性是要获得利润，要求商业金融承担我国扶农支农的重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样并非意味着商业金融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就无所作为。作为目前唯一保留所有县域金融网络，为全国所有县域提供骨干金融结算网，承担了相当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中国农业银行来说，定位于“服务三农、商业运作”是当前的现实选择。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农业银行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其优势，处理好赢利和支农的关系：一是有选择的以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农场等为核心客户，支持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以发达地区为中心辐射不发达地区，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有效缓解农业发展中的贷款难问题；三是大力发展新金融产品，满足客户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需求，成为农村现代金融业务的先锋军。

4.对非正规金融组织进行规范，放宽农村融资的渠道。民间融资是正规金融的补充，缓解了农村借贷难的矛盾。我国农村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资金供需者之间直接或通过民间融资机构中介间接完成融资。虽然与正规性金融机构相比，民间融资机构没有按照现代金融组织的要求建立起良好的组织制度和内控机制、信用活动不规范，但是它对农村信贷市场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民间融资的最大优势在于手续简便、节约时间、环节少、效率高、能及时满足借款人的不同需求，这非常符合农村信贷的实际需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使其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对于拓宽农村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的信贷体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快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由于农户的生产经营多为个体或小规模形式，长期以来没有积累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农户承担灾害的能力非常低。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一个适合我国的农业保障体系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应建立一个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以适应我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

1.进一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特征决定了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然选择。增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大大降低保费额度，以低廉的保费吸引更多农民投保，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的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80%之间，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在经济发达省份，可以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进行补贴，在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则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商业化运作，农民买不起；农民买的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两难局面。

2.积极探索新型农业保险模式。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目标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目标存在矛盾，因此积极探索新型农业保险模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浙江省“政府推动+农户互保+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三合一”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借鉴。其主要内容为：政府提供政策性农险支持，建立省、市、县财政保费补贴分担机制，建立各级农业保险风险专项资金；市、县建立农村保险合作社，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或经营，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以险养险，以丰补歉，逐年滚存”，结余留地方农业保险风险专项资金。

3.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一是建立农业保险巨灾补偿机制，设立巨灾风险基金，应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农业保险公司的赔付危机问题。二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保障。

(三)充分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农产品期货市场通过其特有的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功能，能够转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因此，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规避农业风险、完善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相比，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针对当前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交易主体，引导农户利用农产品期货的积极性。我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产业化程度很低，小规模生产单位的农户主观上没有参与期货市场的意愿、客观上没有参与期货市场的能力。因此，目前应大力普及农产品期货交易知识，鼓励国有农产品企业和有条件的农产品生产大户参与到期货市场当中。其次，在进一步完善现有品种的基础上，增加农产品期货交易品种，扩大市场规模。依照国际经验，期货市场规模一般是现货市场的20—30倍。我国小麦、稻谷生产世界第一、玉米生产世界第二、大豆生产世界第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的潜力非常大。经过1994年和1998年两次清理整顿后，我国农产品期货交易新品种的开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影响了市场发展。我国应该适时开发并尽快推出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如玉米、棉花等，以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从而扩大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

参考文献：

[1]李爱霞.农村金融退化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7，(5).

金融系论文篇（6）

(一)国际金本位制(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

在国际金本位制下，由于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得以实现，汇价稳定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以至于1870-1914年这段古典金本位时期被称为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GoldenAge)。一战的爆发破坏了金本位制的基础：黄金的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输出入均难以实现，最终于1914年走到了尽头。一战后各国又试图对金本位制进行恢复，但因缺乏稳定性而难以维持。1931年9月英格兰银行停止英镑和黄金的兑换，标志着金本位制的彻底破产。

这一阶段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各阶层正忙于救亡图存：对外要帝国主义侵略，求得民族独立；对内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实现人民自主。在国际金融格局中，中国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System)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霸主。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是一种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60年代中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财政赤字日益增大，美元再也不能维持35:1的黄金官价，在1971年和1973年先后两次贬值。石油危机爆发后，双挂钩的解除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这段时间内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包围。尽管70年代初中国国际地位开始有所提高(1971年联合国席位恢复)，但在国际金融棋盘上，中国只是一颗在不自觉下棋的棋子。中国是1MF的创始国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所占据，再加上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以至于在当时的国际金融框架内经常被动行事。

(三)牙买加体系(Jamaica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国际社会又开始了新国际金融体系的筹建。1976年1月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IMF理事会又通过了《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从此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动荡调整的时代，即现行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调节机制多样化。90年代五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种“无体系的体系(No-system)”弊端暴露无遗，要求对其改革的呼声愈强，终于在本次危机爆发后达到了顶峰。

牙买加体系运行期间，中国在1978年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改善，1980年IMF和WB批准了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申请，国际金融的区域合作也得到加强。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并未体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二的国家，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却仅为3.7％，还不如荷兰、比利时等国，这显然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二、缺陷的显现和困境的产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时期国际金融秩序都是以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为依据来进行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往的体系弊端必然日益暴露，并最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黄金本位，逆差国首选的赤字扭转机制是紧缩而不是贬值，即外部均衡高于内部均衡。英国最先遵守了金本位制的这一游戏规则并最终导演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际蔓延。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特里芬难题这个天生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导致美元持续走低，石油输出国不满所持有的美元外汇不断缩水进而引发了石油危机。牙买加体系下各国可以自由安排汇率制度，欧共体选择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为了攀升德国马克的高汇率，其他各国人为地选择了高估汇率的行为。由于不具有马克上浮背后德国经济实力的支撑，最终导致了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汇率波动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倾向于钉住发达国家的某种或者某一篮子货币，其中多以选择美元作为“名义锚”(nominalanchor)。但这种钉住汇率制具有不可持续性，不但不能有效降低钉住国的汇率波动，反而会使钉住国散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招致不稳定性投机以及非对称性冲击。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贷危机暴露的国际金融体系深层次缺陷

“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在这一信条的指导下，美联储过分依赖金融机构内部纪律和自身创新，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过于宽松，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操守过分相信。发达国家内部有效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真空，这是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表因。

长期以来，不合理、不公平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缺陷。美国由于具有国际清偿力的美元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则陷于不利境地。作为一个巨额净负债国，美国仍然可以开动印钞机向全世界透支消费，藏在美元背后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各种各样的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捅了篓子，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备受牵连。

(二)中国现有困境的产生与危机下的暴露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本位货币的地位虽然受到动摇，但其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处于一种更“安逸”的地位。美国不断滥发美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量进口，使得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截止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19537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其中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资产，比重约占70％。美联储面对日积月累的巨额赤字，随时有贬值的冲动。以至于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债务国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困境显露无遗。

首先是中国承担了维系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由于中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以及储备货币的单一，为避免美元下跌的汇率风险，被迫承担起了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辛苦换得的美元储备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图1)。近年来美国三大产业失衡，这些资金被引向了房地产和其他非生产领域，投机助长、泡沫滋生，引发美元更大的潜在贬值危机，为此中国需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陷入了美元霸权金融体系设置的连环困局中。而这仍然未能阻止美元贬值的趋势。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左右，中国海量美元储备持续缩水。这一现状在危机爆发后仍未得到有效改善，2008年末美国发行1.5万亿国债应对危机，中国被迫大量购买，持有的美元债券比例有增无减；2009年5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中国之行的一个最大目的也是希望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元资产。事实上，中国也不得不买，如果现行体系不改变，中国已无计可施。

其次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其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一直处于“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境地，2008年贸易额约占全球总量的10％，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却近乎于零。中国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向国外输出廉价产品赚取微薄利润，外贸量庞大却不能以本币结算而饱受汇率波动之苦，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作为规则的接受者处于国际价值链的最低端，自身正当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再者是发达国家凭借既有世界经济格局和在金融机构中的垄断优势百般阻扰中国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予以阻挠破坏，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崛起。以泛美开发银行为例，作为观察员身份的中国在1993年首次申请加入IBD，由于害怕中国的加入会削弱其对拉美国家经济上的控制力，占有30％股份的美国予以拒绝(新会员需经过80％的股东投票通过)。2004年当中国再次希望加入时又遭到美日两国的阻挠。最后由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终于在2009年批准中国加入IBD。

三、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效应”扩展

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困局表现为一种既有形式，各国各司其职，无力也无机会靠单方去改变这一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五次国际金融危机均未撼动和影响美国的经济金融霸主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这几次危机中反而得到加强。而本次危机严重威胁到美国经济和美元信誉，世界各国对牙买加体系的内在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纷纷要求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新洗牌，从源头上防止金融失序。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目前还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储备货币的改变、金融机构国家份额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的改变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诞生。当然，任何一种模式的改变，必有其两面性。因此，需要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进行优劣分析，以便取长补短，实现中国的“破局”之路。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正面效应

一是储备货币的变化使中国能够改变单一的外汇储备格局，减少外汇损失。中国是目前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以摆脱捆绑美元所带来的损失。二是防止汇率大幅波动，促进外贸平稳快速增长。美元与人民币兑换过程中的汇率变动是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损失。资料显示若使用人民币结算，可节约3-5％的成本，并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有利于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迈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一步。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国际化需具备两个条件，包括强大经济实力后盾以及原有货币失去信任，本次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给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较佳的机遇。四是能够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运行进行有效预警，防范和化解这些国家金融波动的传导。五是改变中国在国际金融分工中的格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实现大国崛起之路，由贸易大国向金融经济大国迈进。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负面效应

一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必将使宏观调控面临更大挑战，我国将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一国货币欲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大量输出被其他国家持有，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人民币持有额的限制，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本币的输出也会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二是部分国家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名，行打压中国经济之实。如少数西方大国，将本次危机归罪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抛出了金融飞地说、碳币论等攻击中国，妄图打压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三是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将带来更大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均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其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必然受到国外货币需求偏好转移的影响，汇率的频繁波动将会不可避免。

四、勇于出招，实现中国金融的“破局”之道

变革是各方利益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力量必然会受到原有势力的顽抗、破坏，也必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办好自己的事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时的最大贡献。此外，中国还积极自觉承担大国责任。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公布、不抛售美元债券的庄严承诺以及大量注资积极救市等措施，无不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应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充分利用正面效应，积极应对负面效应，增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不仅是中国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声。

(一)坚持倡导建立超国家货币

创造一种不依附于国家的世界货币，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保持世界经济稳定，这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并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必须脱去铸币的地方性外衣；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了一种超国家货币“bancor”，以包括黄金在内的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组成的货币篮子来确定币值；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计者罗伯特·特里芬也一直积极倡导储备货币国际化。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后，我国多次倡导建立一种超国家货币以改变目前单一的美元国际储备格局，包括以SDR作为核心等。当然，这一货币体系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变革过程。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对现行体系的维护就转而放弃，而是要联合其余广大国家对这一体系逐渐加以改变。

(二)完善国际金融组织

对IMF进行改革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制度重新安排最容易达成的一项内容，这主要归因于其不足之处的繁多和明显。首先，作为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之一，IMF承担着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促进货币合作的任务，然而其在关键时刻资金显得捉襟见肘。本次G20峰会将IMF的现有资金2500亿美元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以补充这个“弹药匣”。此外，IMF的缺陷还表现在于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以及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不合理，这些情况在伦敦峰会上都有所改善，降低IMF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贷款条件性的要求得以做出，欧盟和澳大利亚也都提出要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份额及投票权，IMF也主动提出要加快份额改革进程，以便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发言权。但是，这一进程的速度和份额增加的额度，至今仍不明确，需要我国进一步加以推动。

(三)健全国际金融安全体系

经Williamson对1990-1995年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全部有关数据的卡方测试(chi-squared)发现，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有着高度密切关系，危机往往发生在监管较松的国家。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在美国有效监管的缺位下逐步酿成的。结合本次危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混业经营模式必须要建立统一的监管规则、重整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启动全球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等等。

(四)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

根据木桶效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那根最短的木条，一旦世界经济发生异常，其往往首先沦为“牺牲者”。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自身实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价格戏剧性下降、贸易量急剧萎缩、失业队伍迅速膨胀。世行报告显示，金融危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将会达到27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它们国内经济的稳定，防止其经济波动通过第三方渠道传导到我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情况，减少由此带来的储备成本压力和本币发行压力。

(五)构建区域货币联盟

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极不对称，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通过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货币联盟、加强双边／多边经济合作、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促进中国投资贸易的发展、增强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年初以来，中国和阿根廷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2010年即将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为单一区域货币的启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催化剂”得以加强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将日益加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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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岗：金融海啸引发的思考，《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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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ou,Economic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1920.

金融系论文篇（7）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金融系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农村银行业

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一政策，极大地降低了新设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其目的在于打破农村金融垄断地位，推动成立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活力，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银行业效率低、服务手段落后、农村地区信贷资金投放缺少宽松政策环境和信用基础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建立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地吸引资金流入农村市场，逐步形成多元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可谓是一件大好事。好事能否办好？亟需加快解决目前成立“村镇银行”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增大是农村金融改革首要前提

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巨大。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15万亿元。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即使考虑到公共财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情况，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需要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正趋多样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有产业集群化龙头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贷款服务需求，更有各类银行卡等支付结算和理财等服务需求。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农村金融服务品种更加丰富、手段更加多样、方式更加便捷，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显然还存在不足，而这也为众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放宽准入政策呈现四特点

银监会的《意见》，将率先在6省（区）适当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该政策的核心内容可用以下四句话概括：

（一）低门槛、严监管。《意见》中，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注册资本、营运资金、投资人资格和入股比例、业务准入条件和范围、高级管理人员准入资格、机构审批、公司治理等方面均享受到了调整放宽的优惠待遇。在监管方面，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则实施审慎监管，其监管指标与商业银行的标准一致，并且根据其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质量状况，将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当资本充足率低于8%时，将采取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限制开办部分业务，限期重组，直至采取接管、撤销或破产等措施。

（二）先试点、后推开。由于银行业市场准入制度调整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意见》提出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完善办法、稳步推开。首批试点选择了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等6省（区）的农村地区。

（三）增机构、广覆盖。《意见》允许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主要包括三类新设机构和两类现有机构。三类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和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两类现有机构，一是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重组农村信用社，将农村信用社代办站改造为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支持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增设分支机构。农村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新设立的机构，其金融服务必须能够覆盖机构所辖区域的乡（镇）或行政村。

（四）拓功能、强服务。《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新符合当地客户合理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逐步将目前在城市开发、开办的标准化的保险、、租赁、保管、担保、个人理财、信息咨询、银行卡等产品与服务推广到农村，充分利用商业化网络销售政策性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三、“低门槛”政策将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

《意见》中“低门槛”准入政策的推出，将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由于大量商业性金融机构撤离农村，形成了农村金融的农信社“一社独大”格局，其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由于缺乏竞争，农信社在贷款利率定价方面完全处于“强势”地位：针对农户的贷款利率偏高，放宽利率限制后部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农民承受的利率压力比较大。

1.农信社的垄断地位将被打破。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有效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打破农信社在农村大部分地区“一社独大”的垄断格局，加大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度，从整体上提高农村金融业的经营效率。

2.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势必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投资。准入门槛放宽之后，各个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业务中更好地找准定位，从客观上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完善其政策性金融职能，拓宽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

3.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将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准入后，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经行政许可可以开办各类银行业务；随着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及其业务的展开，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民贷款难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

4.民间金融等农村非正式金融将得到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具有一定规模和管理制度的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在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之后将被合法化；另一方面，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的非正式金融将被限制和取缔。

四、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1.资金投向难以保证。成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是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由于《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农村新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应全部投向农村，这很可能导致新成立的“村镇银行”将资金投向利润更大的城市地区。对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是否放宽或放宽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

2.支付结算等问题需加以明确。由于“村镇银行”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如何将其纳入支付结算体系，结算渠道是直接纳入当地人民银行还是通过其他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加以明确规定。同时，需要解决“村镇银行”金融稳定的问题。由于央行履行着金融稳定职能，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基层央行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以化解金融危机，需要进一步明确。

金融系论文篇（9）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金融发展 关系 绪论 金融与贸易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间经济关联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更是有力的突出了这种变化。 分析 所谓金融发展，简单来讲就是指金融业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工具结构等金融结构作出的相应调整与变化，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 在金融发展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是怎样的，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金融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国间贸易业在对金融业发展发挥着能动作用。 国际贸易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对外贸易，它是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国家的形成。 首先，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 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 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可分为商品结构、地区结构 从商品结构上看，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较强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金融发展60年，60年的中国金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给新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更多合作关系，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在这6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世界贸易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日益崛起，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更加开放，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国力更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产品结构也随金融业的发展不断升级。 从地区结构来看，由于金融对贸易的支持、服务及风险分散作用，地区金融越发达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容易出现 “马太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越发达的地区，贸易就越发达。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之首，其贸易发达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等。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在国际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这往往得益于这些国家发达的金融业。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关系 2007年9月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至今尚未平息，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信贷危机从美国扩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银行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获政府资助、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金融危机渐入高潮。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发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日趋升温。美国银行倒闭频率创下新高，在这种大形势下，国际贸易结算不可能独保其身。美国的经济地位动摇，各国间贸易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是成正相关的。 其次，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起到能动性的影响Blackburn和Hung (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 (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 (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 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 (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11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泉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 (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贸易政策是金融调整的重要手段，适当的贸易政策能促进金融发展，反之则会引发金融业萧条。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产品的开发，对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论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当今经济状况下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要比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更加明显。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而国际贸易也关系着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金融系论文篇（10）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