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篇（1）

关键词：

网络文学翻译；传统文学翻译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逐渐兴起，网络翻译也层出不穷，这对传统文学翻译产生了冲击。网络文学翻译相较于传统文学翻译有一些新特征，例如：更即时、更多互动、受众更广、更便捷等。相对于传统文学翻译的唯一性和权威性，网络文学翻译有更多可塑空间，当然网络文学翻译误译、漏译现象也时有发生。

一、传统文学翻译

传统文学翻译是以纸张为媒介，译者把自己的译文逐字逐句誊写在纸上，由出版社编辑出版，最后印刷上市的（张英洁,2013:7）。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完全脱离网络，不借用电子词典或翻译机器，不使用计算机录入文本，这也是最早的一种翻译方法。

二、网络文学翻译

网络文化是当代影响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网络也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平台，网络文学随之产生。外国文化的流行让翻译外国畅销文学作品成为翻译爱好者一种文学时尚。网络文学翻译就是指翻译行为的网络化，包括把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上传到网络上或者直接在网络上利用翻译工具进行文学翻译。这种网络化的文学翻译给文学翻译提供了更大众的平台，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翻译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读者的角色等。（郭振星，2013）

三、网络文学翻译的新特征

（一）即时性

与传统文学翻译相比，网络文学翻译具有即时性。外国文学畅销作品很快能呈现在网上，与之相应的中文版也会在网上随之推出，翻译者可能是翻译专家，也可能是民间翻译团队或个人。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性特点，使读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文学作品的故事内容，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当然，和传统文学翻译的严格措辞、编辑、校对相比，网络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

（二）互动性

在传统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原版作品翻译给读者，与读者没有互动，不同读者对翻译作品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互联网给译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了交流的平台。在网络翻译中，没有绝对的权威，翻译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活动，翻译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如众多译者在网络上翻译接力。读者可以评价译者的翻译，提出建议或批评，这有利于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翻译，提高翻译质量。读者与读者之间也可以交流阅读心得，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剖析人物性格。互动给译者与读者营造了一个轻松交流的氛围，使文学作品变得更生动。

（三）便捷性

阅读传统翻译作品需要通过纸质书籍，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显得更加便捷和快捷。网络化的生活让很多人都养成了网上阅读的习惯，上网阅读的人数越来越多，读纸质书籍的人越来越少，网络文学逐渐兴起，网络文学翻译成为了文学翻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网络文学翻译的便捷性还体现在修改方便。译者通过鼠标操作就可以增删译稿，对译文进行反复修改，通过互联网交流，逐渐完善译文。传统文学翻译的修改就显得不那么便捷，但传统纸质翻译更便于收藏、保存更久。

(四)快餐化

网络文学作品通常篇幅比传统文学作品精短，选材更自由，翻译更多为意译。翻译者大多是网络文学的爱好者，在翻译过程中报着娱乐心态，而非盈利目的，更多的使用网络用语等轻松诙谐的语言，有时缺乏传统翻译的严谨态度，有时会出现错译、漏译现象。这更像一种快餐文化。（五）读者角色多样化（1）读者兼文学翻译的批评者读者阅读传统文学翻译作品只能自我吸收，而阅读网络翻译作品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评论，他们兼翻译作品的批评者。有的评论一针见血、成熟客观，有的评论显得主观偏激，不管批评是否到位，文学批评在网络平台下更加大众化。（2）读者兼文学翻译的译者读者们在批评网络译文的同时也争相传播自己的译文，做起了翻译作品的译者。网络民间译者声势浩大，力量不可低估。集体竞译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繁荣，推动了翻译市场的发展。专业的翻译有时甚至会参考民间翻译，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就是民间译者率先译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的。（张艳琴，2007:17-18）

四、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探讨

网络翻译的质量受到一些传统译者的质疑，如：利用机器翻译会降低翻译质量，多人合译使翻译风格无法统一，网络翻译缺乏科学的态度等等。笔者认为，译文质量与选择的翻译工具、翻译方式没有必然联系，而与译者有关。传统文学翻译的译者大多是翻译大家，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文学翻译家。而网络文学翻译由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脱离，译者水平的参差不齐，才造成了网络文学翻译的质量鱼龙混杂。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学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优秀作品，网络文学翻译作品也不一定质量不高。传统文学翻译经过了出版社的严格校对、编辑、包装来保障质量，同样网络文学翻译也可以通过读者对其进行优胜劣汰来保证质量。对于网络翻译质量的探讨又引出一个新课题即文学翻译是否需要专业化。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文学本来就是语言创造的艺术，“文学翻译是要用另一种语言工具,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品读原著一样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感动和美的感受”（刘建林，2009）。文学翻译并不要求译者的精确翻译，而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过于精准的翻译，不一定能达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也不一定满足读者的需要。

五、结语

网络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这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所要求的译语表达与源语表达最大程度实现对等，也不再拘束于源语文化需植入译作之中的专业化要求。当代网络文学作品题材丰富、现实感强、风格多样、消费节奏快，这些特征相对传统文学作品来说，对译者的领悟能力、翻译能力和文化素养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对于原作的取与舍，对于源语文化的传递与回避，对于目的语文化的植入与放弃，都是需要译者的再创作。网络文学翻译这种翻译形式不会降低文学翻译的质量，它可以作为传统文学翻译的补充，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同时给传统文学翻译提供借鉴。网络文学翻译的即时、快速传播的特点满足了读者一睹为快的愿望，读者可以给译者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帮助提高作品的翻译质量。网络文学翻译和传统文学翻译需要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共同发展，这样文学翻译质量才会提高，文学翻译才能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英洁.论互联网文学翻译对译介学的影响[D].华中师范大学，2013.

[2]郭振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网络文学翻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翻译文学篇（2）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

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

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参考文献:

[1]schuttleworth&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je rome publisher, u.k,1997.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翻译文学篇（3）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3]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黄龙.翻译的美学观[J].外语研究，1988.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翻译文学篇（4）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翻译文学篇（5）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翻译文学篇（6）

2文学翻译的创作性

文学翻译虽然是通过语言文字转换活动将异国文学作品原貌或思想呈现给本国读者，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译者的参与，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活动，它会因为受到译者主观意志的影响而使文学翻译带有创作性。但是，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和文学作品创作不同，文学翻译的创作性必须以原作为基础，不能与原作的思想相悖，这意味着文学翻译的创作具有有限性。如何在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既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译文创作，又能使译作传达的思想与原作相契合而不致发生偏离，这是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想追求的理想结果。一般而言，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体现译者翻译创作性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译者对原作所表达思想的理解。和应用文本不同，文学作品创作者并不会直接通过语言文字非常直白地告诉读者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因为那样的话就失去了文学美感，文学创作者往往会通过精美的文字和特殊的语言结构编排来表达某种思想。对于译者而言，他需要凭借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阅历对原作形成自己的理解，然后通过合适的语言风格和文字结构表现出来，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作性。二是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性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准确地表达原作意思。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语言系统有着各自特有的表达方式，它们在语言文字结构和用语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往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谈论同一个事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可能发生一个语言系统中的事物，在另一个语言系统当中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表述词。没有了译者的创作性，文学翻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3文学翻译创作性在语际转换障碍中的体现

所谓语际转换障碍，是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因为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导致语言之间的直接转换发生困难。正是由于文学翻译这种语际转换的障碍，才使得译者翻译创作性得以体现。具体来讲，这种语际转换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语言结构障碍、习惯用法障碍、文化障碍。

3.1语言结构障碍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因为语言文字各有千秋，文学创作过程中也会形成富有特色的语言文字结构，这样往往带来非常好的文学效果，但如果要将这种特有的文学效果全部“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系统中去就会有一定困难。比如一些利用发音形成的修辞，在其它语言系统中就很难找到对应的形式。例如：“foralltheslow，sleepy,slyggish-brainedslothesstayedathome”（MarkTwain），在句子中，作者反复连用了4个sl音，其目的就是想用这样的编排方式表达出一种厌恶的感觉。要想将这种修辞方法完全“移植”到汉语中来，如果不发挥译者创造性，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样的，在汉语当中也有这种情形出现，如元代散曲作家乔吉也曾作过一首全用叠字的《天净沙》曲子：“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

3.2习惯用法障碍习惯用法是各个语言系统当中，某些词汇或者语言表述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形式。这种习惯用法往往因为某些历史事件或者文化因素而得来，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它并不拘泥于传统语言规则，各种习惯用法也差异较大，无一定规则可循，因此在语际转换过程中，译者如果不采取一些变通方式，原作的意义或者意境就无法完全传达出来，甚至出现误译的情况。比如：dressingroom是化妆室而不是更衣室；horsesense是常识而不是马的感觉；blacktea是红茶而不是黑茶；whiteman是忠实可靠的人而不是皮肤白的人；greenhand是新手而不是绿手；spanishathlete是吹牛的人而不是西班牙运动员；bringdownthehouse是博得全场喝彩而不是推倒房子；还有Heisablacksheep是指他是一个败家子而不是他是一只黑羊；Youarereallyaluckydog也不能翻译成你真是一只幸运的狗如此等等。

翻译文学篇（7）

鲁迅先生70年前曾说过，“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功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文学翻译不易，翻译文学的批评更难。尽管林纾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文学作品，启蒙了无数人，研究林纾翻译有分量的文章却不多。钱钟书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林纾评论，既细致入微，择例分析，又通过漏译误译，分析其对原作的增补，有时甚至功盖原作的弱笔或败笔，展现出译笔的独特魅力，得出“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愿意读哈葛德原文”的结论。林译为狄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酱”，难怪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林译的成功，是蓄积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的超凡功力，很多部分达到了钱钟书在本文中提出的文学翻译最高境界“化”。翻译文学批评，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研究，也非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所能容纳。可以说它是一种复合式批评。它必须将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而不能割裂处之或简单相加；它应该把中译外与外译中等量齐观，取精用弘。

我们通常都把译作看作是原作的被动的转移，其实不管译者愿意不愿意，译文一旦产生，就不可避免地要融进译者对文学的“理解”。我们把这种“理解”可以叫做“文学鉴赏力”。文学作品的译者除了把握语言的能力，都应具有“文学鉴赏力”。“文学鉴赏力”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却有着十分庞杂的内容。“鉴赏力”是文学历史的知识、文学事实的把握、文学理论的了解和文学批评的运用等等。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译者同时又是文学史家、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对于一个理想的译者来说，如果前面三项是知识基础，那么最后的一项就是实践能力。一个不懂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会运用批评视角的译者，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译者。文学译本的读者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批评家”，因为他都要从某一个视角，或用某一个观念来“解读”文本。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到20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并存、互补互文的时代。文学理论至少已经发现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四大环节：现实（世界）——作品——作家———读者。这表明对文学作品的整体理解已经形成。

文学发展的事实表明，读者最早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作品本体，不问其他，这是文学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时期。随着作品的阅读，或者如最初的读者倾听诗人的诵唱，开始关心作品里的所描写的事件的时候，文学理解的另一个环节就出现了，那就是世界，或者说作品里反映的现实客体，而当读者进而深究一部描绘现实世界的作品的作者的时候，创作主体就成了注意中心，这时候的文学文本就往往被放在和作者的关系里来思考。但人类的文学观念走完这三个阶段，足足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右代希腊到20世纪，其间虽然也有人多少觉察到了文学作品自我实现牵涉到阅读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观念却是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当“揍受学”把读者主体环节作为了一种理论提出来后，才成为确定无疑的理论。这时文学观念的发展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表述。而读者主体环节正是通过“文学鉴赏力”来“释放”文学作品的内涵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每部作品，每个文本有它固有的艺术的倾向性，读者主体必须有识别的能力。当读者的认识与文本固有的倾向无法融合的时候，阅读行为就建立不起来。作为读者的翻译家，这时需要的就是某种精当的文学理解力、鉴赏力。文学作品多种多样，批评视角也各各不同，根本在于根据不同的作品，选用合适的批评视角。否则就会出现文学意义上的“误译”与“误读”。现在比较文学家们，把“误读”作为一种研究文化和文学差异的对象。这可能对于比较文学是有意义的，但对于翻译并不可取。翻译是要尽量的不发生误读，虽然实践上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一次翻译都是一次多多少少的“误读”。

20世纪文学流派和批评理论层出不穷。每一种文学都有它自己特定的表达方式。理论的发生都在文学事实的后面。为什么20世纪文论会有如此多的派别？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因为文学本身有了那么多的流派。理论要对已经产生的现象做出解释，本来的参照研究不够用了，批评就走向本体。批评尚且如此，翻译对作品来说是更为直接的行为，当然对于文学要有确切的解释。一个不懂精神分析学的译老是无论如何也译不好意识流掀的作品的。因为这种文本既不是侧重形式审美的本体论，也不完全是要从外部去寻找参照系数的外在批评，而一个译者对于心理、意识和精神的了解，这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这一类作品，实际上也很难译好，也有一定的“不可译性”在内。但是为了做得尽量的好一些，译者的理论修养就提到了前面。对于其他流派，诸如表现主义、新小说派、荒诞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每部作品也自有它的艺术倾向，译者要在这形形的风格流派里识别作家和作品的艺术定位，才能做出更切近的翻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也是译者为什么要具备一定的文学批评理论基础的理由。

文学翻译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翻译技巧只是其中一个题目，任何“技巧”都是有依托的，“技巧”不可能单独存在。翻译技巧的使用直接关系着语言掌握的水平，对两种语言没有深入的掌握，任何技巧都只能是空话。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单纯的语言能力并不等同于翻译能力，因为对于文学翻译还有文学的、艺术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知识方面的准备。而直接对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起作用的，正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文学理解力和鉴赏力。缺少了这一点，就不存在文学翻译。艺术素来有“家”与“匠”之分，翻译亦然，“家”乎？“匠”乎？不在手艺，全在会心。有志于此道者，其勉乎哉！翻译文学的水平如何，直接取决于译者自身、编辑加工和批评三个环节。三者共同形成鼎足之势，任何一方出现纰漏，整个翻译大厦的质量都难以保证。对照原文，比较译文，衡量优劣，编辑者和批评者责无旁贷。其实，文学翻译者在选择译本、翻译加工的全过程，也同时秉承批评的眼光，信奉的原则和标准，采纳的蓝本和语言风格，无不体现出批评角色之于翻译文学的重要作用。

翻译文学篇（8）

二、文化的定义

什么是文化？“《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广义的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三、翻译的定义

什么是翻译呢？简单来说，就是将一种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更精确些就“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其真正难度在于历来中外各类学者给它定了许多的准则使其成为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早在清末时期严复就明确提出了翻译的三大标准：信、达、雅。后来傅雷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之后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钱钟书则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国外关于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有AlexanderF.Tytler和EugeneA.Nida。AlexanderF.Tytler提出了三条翻译基本理论：大致“翻译”过来就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译文在保持和原文风格以及笔调一致的基础上要流畅的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思想观点。EugeneA.Nida提出了将其总结为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译作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要与原作相等。

四、《红楼梦》的两个译本

翻译文学篇（9）

一方面，一大批原本从事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因为职业的关系，当局怀疑他们私通国外，或者对外国作家及作品产生了“不良”的兴趣，所以不得不被迫遽然终止文学翻译生涯，有些翻译家更是因此“把牢底坐穿”。比如，翻译了多斯•帕索斯诗歌的斯坦尼奇就死在集中营内；译过梅尔维尔小说和狄金森诗歌的利卡哈切夫也未能躲过牢狱之灾，以致出狱不久即含恨而去；50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主持过诗歌翻译讲座的格内蒂奇也于1945年被捕，在狱中，她开始翻译拜伦《唐璜》，这首长约17000行的鸿篇巨制，她大约翻译了2000余行，先是全部记在脑海里面，后来才把这些译文抄写在案犯笔录纸四周的白边上！〔1〕19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在那个时代成了“天使怕涉足处”。

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就在这“天使怕涉足处”，不见“笨伯争相涌入”，倒闯进了大批重量级的诗人和小说家。出于种种政治原因，他们在自己作品出版无门之时，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恩”准，允许从事翻译维持生计。翻译成了这些原来没有从事过翻译活动之人的政治避难所。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旧”文人，与他们的前辈翻译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些前辈翻译家从事翻译纯粹属于个人的选择，而他们没有选择，是命运的驱使，是冷酷的现实改变了他们生命之舟的航向。换言之，他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胁迫下从事翻译。

最初，翻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批“旧”文人的避难所，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人充当了形式上的“赞助人”角色。为了给这些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以文为生的诗人、作家找一碗饭吃，他们设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都是形同虚设的机构。世界文学出版社什么译稿都接受，反正不准备出版，只付点稿酬以维持译者的生活就行了。但随着高尔基1922年出国治病和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上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也就失去了靠山。碍于高尔基的面子，世界文学出版社虽未撤销，但已经改变了它的赈济宗旨。教育人民委员部因为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夫人在把持日常事务，所以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没能继续幸存下来。〔2〕24

“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的命运其实影射着这些在意识形态胁迫下从事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命运。所谓翻译的“特权”，实质上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密规控和严格限制，并且随时有被吊销收回的可能。所以，这被“恩”准的翻译，就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斩掉翻译的“特权”，斩断译者的头颅。可想而知，这些被逼转向的作家在翻译的“新”天地里，是如何战战兢兢地度日。

不过，也有例外。诗人马绍卡就结出了硕果。翻译于他而言，不是迷恋，不是自娱，不是外快，不是逃避时代风暴的避难所，也不是安放沧桑命运的栖息地，他从事翻译，是“出于爱”（out of love）。他翻译过许多作家，如拜伦、丁尼生、济慈、华兹华斯、吉卜林和布莱克，还有大量的英国童谣，尤其是为罗伯特•彭斯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声名远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优秀的童话诗人，在人生的道路和职业的道路上顺利完成了翻译的转向，被后人尊称为“温文尔雅的翻译家”（gentleman translator）。〔1〕114这一切恍如他笔下的一则美丽童话。

翻译文学篇（10）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翻译理论界对文化翻译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文化因素如自然环境、传统习惯、、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对翻译过程、译文和译语文化的影响在理论和个案层面都有了一定的研究。从所有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是影响翻译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中笔者认为文化翻译观研究同时也为翻译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持。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新视角,文化翻译观研究把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引进到翻译理论中,它对翻译教学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传统的重在讲授翻译技巧的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在翻译教学中我们有时发现学生翻译能力低下并非因为他们英语语言水平本身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纯语言形式的外语教学已经无法适应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翻译教学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必须要把文化纳入教学过程中。

二、文化翻译观与翻译教学

文化,翻译研究及翻译教学之间关系密切,紧密相连。王克非指出,“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

翻译教学的普及推动了翻译研究,同时也带来了翻译教学思想的更新与发展。从翻译教育的思想来看,在 50 年代以前,翻译基本上被看成是一种技能,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从50年代早期到整个60年代,翻译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教学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待译文本中语言要素的意义,然后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最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到了 70 年代,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中吸取了更多的营养”,如心理学、交际理论、文学理论、人类学、哲学、文化研究等等,功能主义的翻译教学方法因此逐渐兴起。人们认为,译文应该为“行为框架”中“特定语境下特定的接受者服务”。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语言单位的转换,而且是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教学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译文必须在目标文化中产生预期的作用,发挥相应的文化功能。

三、当前翻译教学中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欠缺

当前大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在翻译课的课程设置上基本是一致的。根据穆雷的调查,“基本上所有的外语院系都把翻译当作本科生高年级的一门必修课。以英语为例,课型主要有汉译英和英译汉……汉英翻译和英汉翻译分开上的学校多一些,但也有一些学校把英汉互译作为一门课来设置。”在授课方法上,大多数高校还是传统地把翻译教学看做从属于语言教学的一个分支。在翻译课上一般是教师给出要翻译的原文,学生进行翻译,在做出译文之后,教师根据参考译文对学生的译文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讲解和评价。其主要的目的是发现学生翻译过程中的错误并进行纠正,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然而这种“纠错”式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只集中于进行语言训练,而欠缺培养学生在文化信息的提取、选择、判断等方面的翻译能力的训练。在授课效果方面,传统方式的翻译教学方式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翻译课变为学生学习汉英双语的从属课程,而非提高整体翻译能力的专业课程。由于翻译这个行业对实践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所有尖端的翻译人才基本都经历了广泛而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然而这些人才却很少有从事翻译教学的,目前从事翻译教学的大都是各大高校翻译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些教师理论水平很高却相对缺乏实践锻炼机会,因而在授课时一般是依靠参考译文,局限于分析评价学生在语言转换上的得失,使翻译课无意识之中变为学生深化语言学习的辅助工具。

第二,即使教师在理论基础之上也具备足够的翻译实践能力,这种重在改正学生错误的授课方式占去了有限课时的大部分时间,使得学生难以有充分的翻译练习实践机会,同时也容易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传统的翻译教学颇为零散,缺乏严密的体系和系统性,满足不了复杂的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教学的要求。笔者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翻译学科自身发展不够完善,翻译课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欠缺独立性。二是因为翻译活动的内涵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社会文化环境、译者、翻译目的等因素对翻译结果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目的性,致使翻译教学过程中形成了简单化、机械化的教学方法。

因此,笔者以为若把培养文化能力作为翻译教学的重心,则能改进翻译教学的授课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中兼顾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全面训练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

四、翻译教学中如何加强学生文化能力的培养

(一)重新设置翻译课程

通过笔者调查发现,当今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课程的设置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一、二年级不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独立的翻译课一般安排开设在本科段的三、四年级,每周两节课。在第一、二学年中学生只有在精读课中才有机会接触少量的翻译练习,教师在讲解这些翻译练习时,也仅是将其作为精读教学的从属部分进行简单的讲解,很少顾及文化方面的因素。此外,最后一学年学生由于毕业实习和论文撰写等活动的冲击,上课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也就是说翻译课最多不超过五十课时。可想而知,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既要了解必要的翻译理论,又要讲授并使学生熟练使用常用的翻译技巧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将翻译能力提升到文化的层面了。因此,笔者认为重新设置翻译课程是极有必要的。当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适当增加课时,可以将现有的每周两个学时增加到三至四个课时,或是将现有的英译汉或和汉译英课程重新设置为翻译语言对比课与翻译文化对比课,将语言的对比研究逐渐过渡到文化的对比研究,从而整体掌握翻译这门学科。

(二)重新编写翻译教材

对于任何课程的教学,一本合适的教材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翻译课程的教材很难令人满意。当前的翻译教材要么拥有较新的译论和体系,运用当代翻译理论阐述翻译基本问题,然而却无一以文化交流为指导思想;要么把翻译看成是跨文化交际行为,考察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然而基本上未涉及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仅仅列举大量具有文化因素的英汉互译译例,这虽然能从某种程度上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但却很难帮助他们掌握翻译技巧和提高翻译水平。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加紧编写新的、合理的翻译教材,它应该既要兼顾基本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又要注重文化传播,以文化双向交流为主导,完成整个翻译教材的编写。

(三)改革教学方法

按照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的规定,翻译课既要讲授翻译理论,总结常用的双语翻译技巧,又要有大量翻译实践;既要研究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又要进行汉英两种文化的比较。那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首先,笔者认为在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学习中,教师不应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词法和句法的层面,而应该引导学生对比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并用大量的翻译练习加以实践。其次,在整个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素养,不但要注意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的讲授,更要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要时时牢记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调动并提高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运用能力。

(四)提升教师素质

教师虽然不是教学活动的中心,但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承担着一个主导者的角色。但是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翻译教师缺乏足够的职业背景,在授课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参考译文,限于评析语言转换的得失,这对于学生整体翻译能力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笔者最后强调在课堂上传播知识和技能,尤其是翻译课堂,对教师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教师必须时时刻刻努力提升自己在这双层面的综合能力,以满足学生方方面面的需求。

五、结语

翻译教学是外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并不只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也不只是研究以一种语言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技巧,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具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意识到翻译的本质应该是把源语文化的内涵用适应于译入语文化和环境的语言完善地表现出来。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衡量作品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翻译批评研究中文化因素应该成为翻译价值观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翻译教学中,文化理念应作为学生翻译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培养和强化。

参考书目:

[1]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张柏然、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国翻译.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