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篇（1）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哲学创新论文篇（2）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哲学创新论文篇（3）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创新论文篇（4）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智能、释放人的能动性。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哲学创新论文篇（5）

三大规律创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创新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introducesomethingasorasifnew)和革新(tomake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2.片面认识传统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东西产生于旧社会，使人的思维受原有思维空间的限制，无法实现创新。因此，就认为传统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要与之彻底决裂。然而，历史只有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创新、前进，如果抛弃了这个基础，便只能倒退。因此，要想成为自觉创造者，就需要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与传统决裂。

3.片面强调创新与发明的联系，否认其区别

有人认为，发明应归于创新的范畴之内，显然这是对创新概念的误解。据我国《辞海》的定义，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发明示范法》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种能在实际中解决技术领域内某一特有问题的技术方案。”由此可见，发明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技术手段的物质凝结。从时间上看，发明先于创新而产生，创新则是发明的商业化或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新从发明开始，发明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是发明的拓展。

4.片面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条件对创新的制约

一些人认为，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个人。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较多地具有了创新观念，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个体创新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对个体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合理利用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就会促使创新人才辈出。因此，解决创新问题，不仅要从个体入手，还要更多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三大规律指导创新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三大规律，对我们了解创新的方法和揭示创新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事物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及力量消长。由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中的新事物是旧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创新就是抓住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趋势，加以引导，顺利实现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而不能违背其规律按照主观喜好去构想、设计创新。第二，创新的时机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人们以批判的方法看问题，就能在创新时机来到的时候，抓住时机，实现创新。第三，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创新也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它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2.质量互变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由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要遵循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是创新的前提，我们只能在遵循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新，而不能主观臆造。创新发生质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打破常规。第二、创新是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创新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新知识、新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又要借鉴失败的教训，促使创新的质变实现。据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超级秘书网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事物发展的两次否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及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呈现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周期性变化。人们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推进”。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尽管创新是跨越，是新的生成，但是创新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它是对原有旧事物积极因素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因此，对现存事物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扬长避短，才能实现科学创新。第二、创新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创新的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的否定和肯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创新的一个周期。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暂时的困难和停滞，甚至后退。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保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才能终将创新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哲学创新论文篇（6）

二、高校创新创业文化培育路径

高校应确定富有个性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物质层面的文化为载体，以制度层面的文化为保障，并寓于行为文化之中，着眼于精神层面文化的升华。

1.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现规律、富有个性。高校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明确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在目标确定过程中，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大学人才培养的共性内容，又要强调自身的个性及特色。共性的内容应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国际视野、世界胸襟及良好的国际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身心健康，良好的创业道德等。高校个性目标必须体现出大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定位、潜质、专业要求及地缘特点等。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能改变世界的人”，这都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普遍存在创新创业人才素质内容欠缺的问题，大学育人理念要更新，即在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使命内包含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因此，在大学培养目标设计中要体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精神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创新创业精神文化：鼓励创新，兼容并蓄。创新创业精神文化是创新创业文化的灵魂，在整个创新创业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反映大学师生面对创新创业的内心态度、意志状态和思想境界，即是创新创业价值观、创新创业思想、创新创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概括，是创新创业的根本和出发点。要树立与创新创业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坚持“鼓励创新、兼容并蓄”的原则，牢固确立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倡导“有创意、善创新、能创造、敢创业”的文化氛围，为推进教育思想、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鼓励创新，兼容并蓄”是产生创新的基础条件，也是大学创新文化的重要内涵。一是鼓励合作，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大科学”时代提高科技创新效益的必由之路，也是“后现代化”时代激活资源存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二是保护个性、自由竞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曾指出：“营造富有创新精神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高校要鼓励学术争鸣，提倡求异思维，活跃学术气氛。三是宽容失败，不怕失败。美国硅谷创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Itisoktofail”是创业者的座右铭、安慰剂。我国高校要具备“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的包容胸怀，培养学生正视失败、敢于创新的态度。

3.创新创业机制文化：优势互补、协同共赢。制度建设是创新创业文化培育的基础。目前，我们亟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激发创新创业意识、保障创新创业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思想和奖励创新创业行为。建立政府激励、社会激励和市场激励机制，确定创新创业价值导向。政府、企业、高校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上高度契合，也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依据“协同创新三螺旋”理论，三方应优势互补、目标行为协同，才能取得较好的育人效果。政府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活动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推动、行为主导等方面，高校则更多地体现在育人主体、整合资源等方面，企业和社会则更多地体现在资金支持、创业包容等创业环境方面。通过给予大学生荣誉、基金、环境等支持，使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时尚、风气，从而使之有目的、有动力、无忧虑地进行创新创业能力实践。

哲学创新论文篇（7）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哲学创新论文篇（8）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 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 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 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 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哲学创新论文篇（9）

[作者简介]　杨永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吉林长春130033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085-03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窘境是在中西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表现为自我的固守和自我的否定两个极端，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质是在救亡大于启蒙的时代下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焦虑而企图创建一种自视的文化体系，作为承载民族前进的精神寄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论争看似激烈，但还是围绕“体、用”的旧问题而展开，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在逐渐形成，因而中国文化的“体”就不在是中是西的问题，而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创建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思考建构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建构中国的哲学

张岱年先生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受其父兄影响的，早在他青年的求学阶段就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思天体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趋势，并以此养成好学深思之习，欲以明天人之故。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而他要做的就是宇宙人生的大文章。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将中国哲人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分为三类：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刘仲林先生认为此作是张岱年先生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更进一步指出他从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其条件所限只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而后辑为《天人五论》，一史一论，遂成“天人论古今”的大气象。张岱年先生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并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力求发掘中国哲学的自身特征。

张岱年先生把求真之志作为他寻求救国道路的选择，他说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以为，救国必须有知，而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他畅言“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现在所需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它“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激励人的坚韧精神”，中国旧有的哲学不能适应现时的时局，西洋的哲学则非中土所有，若持之一待，与胶柱鼓瑟无异!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但他同时申言“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很显然，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类称”，中国哲学(或中古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尽管中国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住学术的位置上”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但缺乏像西方哲学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因此他说“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研究不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的线索来论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揭示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内在的含义，并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构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形势危迫之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得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伟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最少须能需满足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成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民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1)唯物的；(2)理想的；(3)对理的(即辩证的)；(4)批评的。据此，笔者以为用一个“新”可以涵盖其精神，“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客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是时代的精华，每一时代应有每一时代的哲学。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哲学未来前途的展望，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特别注意的是，“新”不是“混合或调和”而是一种“综合”，他说“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唯物论”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在内容上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

上，才能进而去“吸取解析方法以及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创新，被学界称之为“解析唯物论”。他希望通过“解析唯物论”，为哲学，特别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能具有的新的路向。张岱年先生在其近70年筚路蓝缕的学术生涯中，开创了从范畴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成就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典范。

二、以中国哲学建构方式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

哲学创新论文篇（10）

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过程，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哲学的发展内在逻辑均要求哲学范式和方法创新，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在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中自觉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改革攻坚阶段，合理地保持公平与效率、存有与现实、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智、历史与现实、理想和实践的平衡向度，哲学之思的首要功能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核心理念，哲学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即新科学范式的生成、世界图景新的勾画、时代主要问题的解答、思维方式的突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实践天然地内含着创新属性，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点，并把它作为新旧唯物主义实践观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样的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它的作品和它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实践中人的能动意识、创造性的特点，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竟成了手段。创造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际中去的过程，创造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实践是人和客观世界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活动过程，一方面，客观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改造才能转化为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另一方面，主观世界尤其是作为精华蕴含其中的人的理想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存在，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由此不断更新着客观世界的内容，创新和实践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实践是检验创新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生活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发展实践，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创新，就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坐标，并制定一种新的进入问题的方法，以便对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创立新的哲学观念。哲学研究的前提是要确定自己特殊的哲学立场，没有自己的特殊的思想坐标，就没有自己的哲学。”［3］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自在世界向生活世界或意义世界转化，哲学思维方式从传统的存在论以及认识论向属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活力和源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和前进，马克思在改变以往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时候，也同时改变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向人们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这必然对创造提出新的诉求，密切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不断呼唤新思维、新观念的诞生，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开创理论思维的新形态、新格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根据时代特征和时展的要求，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与活力，探索经济社会的规律性，理智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与定位，研究全球化问题和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深化和发展。

二、方法是创新的支撑

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哲学方法的创新，方法创新是哲学创新的重要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方法就是哲学方法，哲学方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认识和改造客体、认识和完善主体、认识和调节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一般方法，从而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此创新方法主要是指“哲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4］。创新方法主要是主体为达到创新目的而作用于客体的行为模式，创新方法的价值在于发现创新目的实现的有效途径，从而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创新方法作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方法发展新特点的反思和概括，实践发展为传统方法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科学方法论面临重构危机，对建构新形态的创新方法研究形成了迫切的需要，哲学不应只在于解释、阐明、论证、说明、补充，而更应在反思和批判中释放和不断开启人类认知改造世界的潜能，哲学体系的变更、形态的完善、结构的优化、框架的建构、范畴的系统化、思维的逻辑化等一系列理性问题才能更具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华。随着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逻辑学、认识论和知识论观念的实践形态，科学认知的方法成为哲学家和科学家逐渐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思维创新是哲学创新方法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创造机制探索的深入，隐匿在主体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被揭示出来，于是，创造性思维如想象、直觉、灵感和顿悟等与规范性和定向性的逻辑思维一道共同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完整的智力品质，这些重要变化体现在方法论研究中，是对非理性主义、直觉创造、科幻神话乃至科学虚构等后现代思维的高扬，方法创新既是思维创新的理论化结果，又肩负着指引科学工具创新方向的重任，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思维层面，还是使用工具的科学实验，都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即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活动，然而，从批判分析的视角，程序化与还原论一旦陷入绝对化的命运，就会使方法失去其之为方法的根据，“把握程式化与随意性的张力，体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结合，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在实践中获得不断的发展。”［5］工具创新是思维创新与方法创新的综合效应与物质实现，科学工具作为一种物化的智力，凝结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成果。创新是实现科技和人文融合的重要途径，创新方法本身就蕴含了实践的要求，包含了实践的过程和实践的价值和目标，社会实践是充满矛盾的，时代矛盾不断演变，时代主题发生了转换，必然对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创新表现为运用新方法重新解释已有的现象和问题，挑战既有的理论，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和现实、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在实践中富于灵活变通，不拘泥于习惯或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哲学方法创新，指导实践顺利进行，在实践中分析和思考时代矛盾的新特点，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和方法。“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6］现代创新方法强调对思维方式、个体成长的影响作用，它力图促进创造主体发现问题、形成新概念、提出新设想的能力，现代创新方法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于具体创新过程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新理论的创立、新制度的建立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创新方法具体体现在它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同时也是有价值的，是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需要的，这种科学性需要创新者的实践表现出来，“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生，并迎接一个新世纪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来沟通与融合西方哲学的传统，我们更有必要把中国哲学的‘非方法’理论化，使之成为方法论的方法，但同时却又不使之产生本体论的二元分割现象，分析和提炼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以充实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使两者不杂不离，异而不分，彰显一个宽广的理性观念，一个广博的思维空间。”［7］

三、范式是哲学创新的目标和要求

所谓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的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8］此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并作出系统解释的，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是学科基质的组成部分和科学研究的本质要素，科学哲学中的范式转变中强调概念、方法、原则、标准对科学研究的作用和由它组成的体系相对性，强调范式转变对视野开拓和理论创新的重大作用，强调用新范式去认识旧范式下的问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确有借鉴意义，借鉴范式转变理论研究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就会看到以往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又否定了它们的绝对性，可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运用新的理论、概念、方法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是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性转向生活实践本身，这是哲学的超越性发展和哲学精神的体现，在反思和批判中建构能反映时代公共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哲学体系，是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有系统全面的体系创新，理论内容与叙述方式的全面创新，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丰富内涵，并立足于新的实践提出新观念、新范畴，创造解决时代难题的新智慧。“建设中国哲学的研究新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中外哲学与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亦即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的哲学与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哲学与文化范式。”［9］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之一就在于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分析、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我们准确地判断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思考未来发展道路，创造性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本质上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的精神，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范式和方法的自觉，也需要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建构与整合，哲学作为文化的类型，它本身既描述和解释着文化，同时也融合创造着文化，“在当前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具有紧迫意义，运用共性和个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即‘全面历史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实现对理论文本内在理解的过程，就是从哲学层面把握它的普适性和地域性、共性和个性内容及其关系的过程，也是把握它的立场与方法的过程，理论创新是对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和理论升华。”［10］范式的发展需要建立新范式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任何理论范式，既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内在的否定性，它既是某个时代的绝对，又是历史过程的相对，多元化时代，建立现代化社会哲学体系和创新模式是时代的课题，现代化的大潮冲击下急需更具现代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哲学面临着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形态变革、体系建构、思维创新等一系列挑战。随着哲学科学的发展，哲学所发生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哲学走向应用，走向具体领域，使应用哲学得到发展;在实现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必须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合理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并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负面效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实事求是，自主创新，从而实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问题的动力和源泉，把握时代脉搏，树立世界眼光，从而全面推进哲学体系的创新，哲学运用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问方式，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哲学的发展不在于对已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新的说明，而在于面对时展的新问题，凝结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提问方式的演进，到本源范畴—纯粹理性范畴—实践范畴的进步过程体现了哲学只有在面对生活实践，实现理论和实际、历史与现实、生成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过程中不断的更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永葆其活力。”［11］只有坚持科学精神，才能有效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把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人本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是对西方现代性发展经验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对现成的模式和理念的复制，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建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并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弘扬人的主体性、追寻人的自由，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使自身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文特色的价值理念，为社会转型提供人文精神支持，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形态;仅仅是个别的原理、个别的范畴、个别提法的改变不能称作哲学创新，适应时展的需要，建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系统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富于时代精神，能够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时代课题，能反映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难题。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实践，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引导当代人的生存合理性意识、人与社会统一的发展意识，进行哲学范式的转换和哲学方法创新，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3］刘富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哲学观变革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2:4．

［4］彭永捷．张立文学派［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305．

［5］刘大椿，潘睿．范例研究:科学大师与创新方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59．

［6］黑格尔．逻辑学［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37．

［7］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4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12．

［8］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16．

［9］贾红莲．重建中国哲学范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