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文篇（1）

与中西方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的过程。交流与交融是相互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线索包含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学西传”）两个方面。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主要是从近代17世纪开始的。在17世纪以前，中西方文化各自独立的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展来看，经历了17世纪“好奇”、18世纪“赞美”和19世纪“不屑”的过程。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则经历了17世纪“礼遇”、18世纪“淡漠”和19世纪“震惊”的过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主要经历了启蒙时期：科技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进入；探索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苏联文化影响；曲折时期：封闭与半封闭、中断与悬搁；开放时期：复苏与传播、冲突与重构、借鉴与创新。而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文明西传：如道德文化、科举文化、文学艺术等；思想西进：如儒家思想、道教哲学、中国禅宗等；方法论西渐：如整体思维、古代兵法、阴阳思想等过程。

中西文化论文篇（2）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对策

1.改变思考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说话、意识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应对方的思想与行事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重视整体与集团意识，因而在说话办事时，会把集体利益放到首要位置。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不要将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强加给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交流就不会顺利进行。比如，在中西方跨文化谈判中，中国人喜欢在开始就将整体的思想总结出来，在这之后再慢慢地进行细节的讨论，中国人习惯于在整体之下一点一点地进行细节的论述。而西方人的思维却与之不同，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就会对细节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最后他们才会将结论表现出来，并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将细节规划好，结论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后，我们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就应学会改变思考方式，去适应对方的思考方式，这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的解决十分有效。

2.对西方文化与礼仪的学习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各种各样冲突的威胁。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二者间的礼仪、观念与为人处事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学习西方文化与礼仪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多注意中西方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的不同，而学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电影、电视、书籍等。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开放的世界，西方文化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对西方文化与思维的掌握就不是难事。比如，在一些欧美的电视与电影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说话方式、问候方式与思维逻辑模式等；又如，在一些书籍里，我们也能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只要稍加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是十分容易的。此外，时常关注一些国际的时局动态，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有好处。西方国家的重大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战争关注等，都会让我们不同程度地了解西方，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中西文化论文篇（3）

2长幼尊卑观念和平等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各国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并且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平等权也是西方宪法在确定公民权利时所确定的基础性权利，这是实现其他宪法性权利的基础，所以平等在法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中国古代的家族主义观念同西方的平等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主宰中国几千年法律思想的儒家法律思想从一开始便尊崇和致力于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在家庭内部，主张“亲亲”，个人从属于父权，尊长在家庭中对于子女享有最高的权力，此外，尊长同卑幼的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更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在家庭外，个人从属于君权，强调个人对于君主的绝对服从。违反这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轻则以“越礼”的罪名进行处罚，重则被国家以“十恶“之名处罚，这种等级礼制秩序已经通过国家的法律和教化深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至今，就算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今天，这种观念仍主宰着人的潜意识。

3家庭的伦理观念和正义观念

正义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具有多重定义，正义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民族性的，对于同一件事物，有的民族认为此是正义，而另一民族认为此是非正义。所以对于此处所谈的正义是按照西方对于正义所定下的含义来进行的，因为毕竟是法律移植，我们无法按照中国纯粹传统的正义观来进行分析，否则法律移植就成为一句空话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按照西方的正义观，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追求正义？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也常常通过一些案例看出可以案件的处理完全看不到正义，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不是不讲正义，只是当家庭伦理与正义价值相冲突的时候，中国古代法律更多地选择了家庭伦理，而不是实质正义。《刑案汇览》中曾经记录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王荣万盗砍家族林地树木，并且抢夺用于祭祀祖先的胙肉，这些事情都由其同胞弟弟王俊万赔钱了事。后来王荣万的堂弟王贵万将破旧的公众厅堂休整出租，王荣万要求王贵万支付给他租钱，王贵万不同意，王荣万便将王贵万的钱抢走，王贵万将此事告到族内，族人要求王荣万还钱。王荣万钱已用完，便要求王俊万提供担保筹还。王俊万并不同意，并且以他数次滋事，说要将他告官，王荣万听到这些便心生畏惧，企求宽恕，王俊万依然不同意，并且以言语恐吓他，王荣万情急之下自杀，法司以王荣万之死全由他逼迫所致。照律拟绞，这起案件尊长自尽，实际上并非卑幼所逼，全出意料之外，但因名分攸关，也只能于逼迫尊长致死律上量减一等。按照现在的刑事理论，王俊万不符合现代刑法的任何一项犯罪构成，当然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而按当时的观念，实质的正义让位于家族的伦理，因而对于王俊万处以极为不公平的刑罚。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价值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且表现得十分尖锐。可见，中国古代面临正义与伦理的价值冲突时，更加倾向于伦理。

4自由观念和家族观念

前已论述，西方法治建立的基础乃是个人主义，即法律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为最高目标。而中国古代，法律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个人从属于家庭，个人脱离家庭不被视为一种罪恶而是被视为一种惩罚。人的自由可以体现在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他人的干涉，国家法律保障这种自由不受侵犯，而中国古代对于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采取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非独立。首先从人身上看，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及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经过父母认可的婚姻在国家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男女私奔被称作“淫奔”，这种私定终身不被社会和国家所承认。此外，在离婚方面，法律规定的“七出”之中，父母对于儿媳的不尊或不孝行为也有命令儿子休妻的权力。在人身自由方面，子女的行为受到父母教令的严格管束，子孙违反教令，父母甚至是可以作为不孝罪要求国家对之进行惩处。其次从财产上看，法律明确规定子孙不得“别籍异财”，家庭所有的财产权均掌握在尊长手中，也自然享有财产的绝对处分权。

5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

中国法律现代化起源于清末的法制变革运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法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文化随列强的船坚利炮进入到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大声呼号西方的“平等”“自由”观念。当然，旧的思想不会简单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同新兴的法律思想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清末修律活动中，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派，同以军机大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针对修律特别是修订新刑律进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当更多的保留中国传统礼教，还是应当更多的采用西方法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礼法之争”。礼法之争的争论范围很广泛，既有实体方面的问题，又有程序方面的问题。典型的争论有“干名犯义”“亲属相犯”“子孙违反教令”“无夫奸”，争论的结果是礼教派主张保留的犯罪均未列入《大清刑律草案》，但清政府公布该刑律时附加了充满礼教传统的《暂行章程》。应该说这次争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的交锋，虽然在当时的现实中只通过《大清刑律草案》表现出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此次争论，人们开始意识到中西法律传统的极大差异，也深化了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对于今后中国法律移植和现代化具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后世的许多学者也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中，来探讨中国法律移植和现代化，对于中国法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西文化论文篇（4）

2。文化与人性

3。儒家的文化思想

4。美国精神的文化形态

5。文化形态的中国精神

在哲学的玄奥思虑与科学的严格逻辑之间，近代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它们的复杂交叉的学科和分支中，出现了以“形态”(morphology)为对象或观点的理论方法，形态一词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没有确切一致的定义，但与科学如生物学中的形态学明显不同，它没有具体可见和可操作的对象或确切可描述的外形性态，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形态一词具有与“现象”(phenomenon)非常相近的意义，社会科学中的形态一词是指存在人类社会中的抽象的事物或过程，它表现在诸多社会事物和过程中，但不是这些事物或过程的本身，只有在一种整合(integration)的抽象上才能具有这种形态的意义．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思想方法，作为形态，它的每一个对象都不能确切地枚举，每一定义都无法精确地表述，但是它们确是一种可以感受的东西．人们经常在轻松、广泛地使用着它们，并没有感到很大的困难，如传统文化、美国精神、民族气质、人格或国格等等，这些概念在社会科学一些最基本的交叉重合的领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除注意，如象征、符号体系、规范、模式等等，在一些专门学科中也可以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如原型、图腾、心态、心理场等相联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相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文化形态与基本价值相关联。对比之下，哲学中的概念也是非常抽象和具普遍性的，但哲学的普遍性是终极性，它的抽象是思想和概念的自身意义上，而且在自己的历史中已形成确定的论题和论域，因而具有人们能基本上把握的层次和焦点，但文化和社会科学中的形态，无论从对象的捕捉或表达方法上都具有极大的困难，不仅决非定于对象，也决定于观点方法的形成，甚至与这二者的互动有关，文化形态的研究在学科学分支上交叉复盖，概念上模糊不清，但一些具有开创性工作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比如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称之为“文明”的也就是指文化的历史的存在状态，文化人类学家露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文化模式(culturepatternorconfiguration)的研究等等，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在研究观点、方法上，近代西方的学者如狄尔泰(WilhemDilthey1833-1911)、舍勒(MaxScheler1874-1982)等人结合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展开了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独特的视角，突破了西方学术研究的传统，给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一种空前的融合性，实际上，近代开始的以人类学为基地的一大批交叉和边缘学科中，从哲学、历史文化角度就出现了一种大文化的趋势，但只有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平台上，这些研究在学术和文化上的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它的价值和归宿。

中文里形态一词由形(form)与态(state)复合构成，可以理解为thestateinformulization或forming-state，因此state与“文化模式”中的模式(patternormode)一词不同，文化形态具有自身历史性和动力性意义，能够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植入这个概念中，从而更精确地表达它的动力性内涵，这个用法与现代物理学中的态如量子态(quantunstate)具有相似性。本文中的“文化”（无前后缀的情况下）一词具有比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更广泛的意义，与哲学文化人类学具有基本相同的深度，但不限于人类学而更广泛。本文中避免了使用狭义的“文化学”一词，这与“历史”与“历史学”所具有的微妙区别一样。

1.文化与人类化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脱离了兽性而具有人性，但人性并不是人的属性，这是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中的概念的根本区别，一个生物学意义上属性的人并不等同于人性的人，人性不能被分解成为可以判别的人的属性，当然我们不会满面足于“历史地理解人”这样的泛泛之谈，现代社会科学正在从多方面努力地企图对人的理解精确化，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开拓了分支复杂、复盖交叉的学科群。

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以社会方式生存，但要精确地定义这一点却非常困难，人与动物的之间的区别从具体的方面看是几乎是绝对的，但从整体和历史方面看，却连续和一致，这好象一根莫比乌斯带(Mobiusstrip)，在一个具体截面上，正反两侧是绝对对立的，但从全体看，却是同一个面。人类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历史中，从动物式的群居演化为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连续的人类化过程，同样，一个人从出生时的自然人（就个人而言）到成长为一个具有人性的社会人，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类的人类化过程的缩影，正象人的胚胎期化育是动物进化历程的缩影一样，个人的社会化就是个体人的意义上的人类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成为社会人、人性的人，个人的社会化就是自然人的人性化。但人的人类化不是属性化，人的社会化也不是共性化，恰恰相反，是本质的是个性化，共性总可以理解为事物或种群的属性，但是属性的内涵却不同于人的内涵，属性的内涵是同一性，但人的内涵却不同，人的内涵只有在人与人的差异性上才是个性的，因此人的个性才是人性的本质，人的个性也完全不能在动物的个性意义上理解，动物的个性只有彼此之间在行为上的区别，但人的个性具有气质、性格、人格等等不同的层面，他甚至可以超越他所在社会和个人的历史，表现更高的精神气质，没有一种综合或整体的方法能够全面地表达人的方方面面，或者这个正在模糊中形成的概念可以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同时表达这个意义——文化或文化形态。人的社会性并可以理解为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性却不能由全部社会关系代表，人性的丰富性来自全部人类文化，而不仅仅是由当时的社会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人类历史的全部文化不会总是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表现，也不可能完全由图书博物馆、历史遗迹所保存，它们以文化的方式保存和传承在人性中，这正象生命不仅仅只是基因一样。个人不会仅仅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所在社会而直接获得营养，他能够从整个人类历史和文化中成长人性，人的个性正是由于这种种文化因素交织的背景而呈现无限的本源生命力，没有人自身的历史成长，没有个性中融入的无限丰富文化因系，就没有人的个性，也就不会存在人性。

与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文化中似乎从来没有关于历史、文化或人类起源方面的困惑，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基于文化的连续进步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变易的文化思想，所以从开始起就能够地理解人类文化的演化性本质，能够地理解文化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退步的动力性意义，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不进则退：

“初，平王之东迁也，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嗣位，故东迁洛邑。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虽然我们的先人没有在两千年就提出进化论，但确切地肯定人类的文化与生命演进的一致性：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上古穴居而野处”(易传)；“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列子·汤问篇)。“昔太古偿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外，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

传说中由包牺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先人在文化的创造性进步中展开了连续的进步历史，这不象西方传统观念一样，古希腊认为人是从神中分化出来的，希伯莱人则认为人是由上帝造就的，中国古人却能理解人与自的连续性关系，虽然没有明确的人的进化环节的知识，却有明确的从兽性到人性的文化演进思想，因此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以一种空前的革命方式引起了19世纪的近代人的愤怒和恐慌，而当它传播到中国时却波澜不惊，我们的先人早在两千年就以经典地方式平淡地这样说了：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时也。”(礼记·礼运)

这正是人类人类化过程阶段性的写照，进化论不过是对中国传统信念的实证化而已。

人类化就是人类的文化化，是人类的人性化过程，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思想，文化化使人成为社会人、文明人、人性的人，这是一个人从自然中连续演进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这是一个变易的进步过程，西方哲学（如辩证法）和实证科学难以解释的人与兽之间断裂性突变，无法理解人性与兽性在概念上的对立性与事实上自然连续性，人与兽之间是无法用进化的环节填满的，这与无法用数去填满数轴在本质上相同，这种本质性虽然在科学的领域中可以得到精确和充分的展示，但科学不能理解这个本质本身，自然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它充实了人类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但它不能取代人类文化自身，这也就是自然科学的限度。近代西方学术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展开了迅速发展中的诸多学科和复杂的分支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结果，但由于从西方文化的源头上得不到支持，无法形成一种包容万象的大文化阐释体系，因此总是在众多的分化和歧见被瓦解。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却早就认识到了人性与兽性的变易性关系，从中国古有的文化思想可以理解，一方面，人类的兽性是无法去除的，但另一方面，兽性决不是人性的组成部份，因此兽性不能在人性中被分析或证明，人性在变易中存在，存在在人类的文化化过程中，存在在自身不停滞的连续变易中，他的动力性就是他的进步性，只有在这个理解上，人性才是永远的。

哲学和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一点上它能充份表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哲学以思想方式无形地体现在普世的事物上，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方式表达最深深邃的思想，包含着历史的丰富，守候着自身的大气和从容，——这正是人的宇宙形象或宇宙的人的形象；西方哲学能够以丰富的概念方式表达关于或对于事物的哲学，世界因此面剧烈地扩张，因之而享用繁荣和混乱，但即使读遍他们的书籍也未见得能抓住他们想说或可以期望得到的东西——自为人的人。

2.文化与人性

所有关于人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自身动物性的关系是最令人困惑的，如果想将人从自然和动物中划分出来，就必须将人界定为一种模式，比如一种原始类型或一种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这样势必以人的属性来标签人，但属性总是种群性，这样任何一种定义都暗含有一种先验的框架，而这样一来“人”就僵死了；另一方面，为了寻求人的本质，则必须将人还原为生命的人，关注人本源的个性和个性的具体性，但这样一来，人最宝贵的理性方面往往会无形中消失了，人也就无法区别于动物，在这种两难的困境正是所有在人文学或社会科学中所做的无数努力都陷入了泥沼的原因。这种情况早在中国古代学术纷争中早已是一个焦点，这是由于人们不了解文化的形态性的原因。

但是从变易的观点看，人的人性永远是流变的，人性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人性不是绝对地脱离、分别于兽性的属性，而总是离兽性不远，迄止今天亦是如此，人只有依靠不断的自我更新，不断地从整个人类文化中吸收营养，不断地向着人性化的方向攀登，才能化解兽性为人性，我们往往不会对这个过程有太多的了解和自觉，这种无明是自然的，如果我们有了对此的自觉，那就意味着人生的成熟，这是人的自我价值，是人生的真正财富，但人往往只能在生命的日落才能有幸看到这种煇煌的美丽。原始的兽性因文化化而成为人性，但这不是人性对兽性的取代，而只是一个时时刻刻仍在进行中的文化化过程，不但惯穿整个人类历史，而且贯穿人的一生，近在呎尺，只要你转过背去，文化的进步动力性消失了，人就恢复了兽性，这无论对于个人，群体甚或是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人类社会与个人是同构的，因此一个社会也不能避免这种人性与兽性之间变易的命运，社会的进步和衰退总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文化进步动力消失了，人性就开始泯灭，就可能成为病态甚至堕落入罪恶和苦难的深渊，这时这个社会就与兽群不远了，甚至更可怕，我们有时不得不为一个文明社会何以能突然成为法西斯的残忍或千百万人歇斯底里的疯狂而扼腕断肠，也会为我们今天也无法理解的人类的自相残杀的战爭和恐怖面困惑，历史上和今天仍然继续存在着的战爭、恐怖、独裁、歧视，贪婪……等等就是雄辩的证明，无论你有多进步的文明，无论你拥有多高的权力，无论你有多博学的知识，无论你如何道貌岸然、金鑲玉裹、美丽动人，只要你一旦从文化的进步流变中停滞或脱落，你就堕入了无明，也就与兽类无异了。但是这一切都江堰市难以解释，我们总是觉得任何寻找这些现象的根源的长篇累椟的文章的努力总是不得要领土完整，无法使人真正满意，我们在事后的反省中（如果可能有的话）无法将这些现象归结为无数的所谓前兆现象，事件的搜寻、罗列，事件的过程、发生的时间顺序，或者对它们的分类排列部是纷纭复杂，一个现象的原因几乎能在所有其它现象中先期找到，而不能肯定所有因素之间相存在或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意味着因果方法的失较，它的答案只能存在在整个事件和整个背景的合成上，最大的整合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理解，文化或文化形态就是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所理解的人性总超出对人性的研究方法，

现代心理学以本能、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等等概念去解释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社会，在病态中能够从人性自性的异变中间接观察到真实人性的影子，但心理学的临床经验无法做到自然科学中的确定性，因此从西方学术的原则看，从心理学中看到的人性只能是一种假设性的文化解释，它的前提无法直接延伸到文化的背景上，无法解释人类的理性与兽性之间瞬息万变的不确定性，比如宗教、政治原因引起的大屠杀、歇斯底里式的疯狂、无人性的迫害、残忍的恐怖等等总是在神圣的使命、崇高的革命精神、伟大事业这样的理性的名义下自发自愿地进行的，这样的文明人与兽性的结合令时过境迁的人们难以置信，在这些事实前面，任何分析、解释或辩白都那么无力。社会心理学家们或许能够归结为与个性心理学完全不同的群体民理学，如勒庞（GustaveInBon，1841－1931）或更普遍地归结为国民性民族性甚至是人类性，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Reich，1897-1957)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素渗透到所有民族的机体中，把它归结为被压抑的卑微者既反抗又崇拜强权的一种基本心理因系，但这种解释正是把兽性分析为人格或人性的既成组成部份，把兽性分化为社会的阶层属性，并不能使人真正理解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文化关系。

中国的古代学者爭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困惑：从自然性出发，比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告子曰：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等等这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观点，但如果把人性约化为这种自然性，人性就是一种属性，这样人性也就无法区别于物性了，孟子分辨了本质与形式的区别，这是对人性的自性意义精微的理解：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孟子·告子上)

以传统的中国思想看问题，人性就是自性的变易，因此荀子得到的人性皆恶的结论并不是绝对的，他是从人性的自然性开端看人性，正是变易的观点使我们能理解他对人性的生化性描述：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

荀子一方面肯定人性的一致性：“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篇)

荀子同地深刻性揭示出人类从自然性演化人性的文化性意义，他洞察凡圣、伪善、礼法之间的文化形态上的变易关系：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篇)

这不是人从伊甸园中的堕落，不是人性从神性中的分有，而是从人圣相同的自然性演化为人圣相同的礼义文化，人性是自性一致的，圣人和圣人化是人性的文化和文明化过程，善恶相互变易，并不是对立存在或相互否定的，因此当现代文明人为人性的异化、失落而困惑时，他就已理解了这种内在的一致性：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颇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篇)“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

今天来看，人性也就是人的文化形态，因此人性就是无法被分解为结构和组成的，这正是造成人性善恶理解的爭议的原因，这一直也是现代人的困惑，人性是自然性与人性的理性化演化过程，把人性约化为自然性或理性就是对人性分解，分解后它们就已不是真正的人性自己了，只有在从中国的文化源头而下的统一的文化历史中，中国的古代学术成就才能被完全阐释，在这种观点下，荀了、孟子等之间对人性的不同说法只是表面上不同，他们的不同观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统一视野中是一致的。

后人往往把人性理解为兽性之中的人性或人性之中的兽性，或者两者并在，即或是理解为相互否定中的统一，这种过程也不是自性的连续性，而是外在的、强迫的、教条的阶段性或阶层性的连断性，这正象数轴的连续性在数轴自身而不在所有的数一样，如果不能把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表面不同的观点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统一起来，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们，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也就完全失去了，只有从文化形态变易性的观点看，即以中国思想的观点方法，才能很好地理解儒家和包括所有包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诸子百家在对人性的演化性的重视，也才能在今天文化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理解整个人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古人的论述中“人性”、“物性”“兽性”在用词上虽相同，但其意义在论述中却是在层次上时时变动的，这并不是他们的学术方法中的不一致，而是文化形态和文化思想自身的变易性本质，就是说如果不具有这种文化思想，你就无法理解和解释文化态。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当他们说诸性一致时，是说人性与兽性在变易中一致，当他们说人性异于物性或兽性时，只是说人性以高于兽性的方式存在，而不是说人性对立于兽性、离于兽性、在兽性之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点，这也是中国思想与辩证法的区别：人性不是与兽性的对立，人性不是对兽性的否定，人也不是人性与兽性在断裂中的教条式的统一，人性是人对兽性的超越过程和连续的进步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文明的动力性正在于此。

实际上人们纷爭是企图得到为性善或性恶的人性定义，但文化形态意义上的人性却是不能以属性定义的，有因此一方而孟子说人性与兽性不同：“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但又肯定人性中普遍的自然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从人性的变易性出发，人性高于自然性就是人性的文化化：“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这里的命当然不是指宿命，而是指儒家意义的天命，这里的性就是自然性，不谓性而有命就是人性之中的天道，但他接着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的“命”已经是道之于人的意义了，因此是人的文化使命，在这个新的高度上，人性就是身心合一的人性修养的自觉责任，所以有性不谓命。孟子正是这样遵循中国思想的变易方式，他的论述正是沿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样的命性互易的教化之道上升的，这就是人性自性的本义，人性文化化的阐释。同样，表面看来与孟子论点不同的荀子其实也是具有这样的一致性，一方面他指出人性的本原方面和共通性：“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荀子·性恶）。“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等等，但他同时强调教化变易性中的人性：“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荀子·荣辱)“如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

所以他说人性恶不过是从人性的演进起点角度向文化化方向看的初视角，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文化进步的动力性理解更具社会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构成了他在儒家文化中的特色。

人性是文化形态的概念，人们对性善与性恶的爭论实际上是把人性作为可分解的属性而定义人性，但实际上，善恶是人性的表现，总是人性在变易中的不同文明高度，因此说人性是善的或恶的或不善不恶、有善有恶等等总是由于屋次上的混淆而成为混乱，人性在善恶上的表现只有在人性的进步性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被理解，善恶是相对的，即不是相互否定，也不是相互对立，甚至说善中有恶、恶中有善都十分含糊，性善就人性的进步，性恶就是人性的兽性堕落，只有在人性自性变易中，才能真正理解人性。3.儒家的文化思想

人性的文化阐释不仅在人性与兽性的理解上，更直接表现在人的人性的自身进步上，在孔子对仁的阐释是人性的文化阐释的最经典的范例。仁是孔子的学说的核心，但孔子从没有直接定义仁是什么：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但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

一方面，仁高于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也高于社会形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另一方面，仁是普遍的、平等的、浅近的，实践的，仁在生活中：“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仁是崇高的，是大人、伟业：

“卫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卫子）。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论语·子路)

“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仁具有教化的递进性，当然也是艰难的、努力的，差等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人之过也，各於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

最后，仁就是人性的超越，表现为人的文化素质，仁就是人的文化化，文化的动力性甚至外化为人的气质性：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於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仁的社会化形态就是礼，礼不能单纯理解为文化模式，而是文化形态的表现型，或者说只有阐释礼后面的文化形态才能真正地理解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这里深藏着孔子关于人性在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同一性理论，这不仅是概念上的抽象分析，而且是现实的行为规范，是观念的道德理性与实践的理性道德之间的统一，如果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原理，应当使西方无数的哲学家和现代社会学家为之折腰：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施於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但孔子并没有关于礼的社会形态上的进一步论述，止于“正名”，荀子将礼推进到了社会学领域。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中我们可能看到，在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进行文化分析和比较是非常艰难的，逻辑的方法、实证方法、临床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都只能局部和限时性地得到一种视角上的结论，文化模式的研究和文化形态的研究为人们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但仍然不能适应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人们往往是将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人的社会行为、事例等等直接进行归纳、分析、比较而想得到一个简化的结论，但文化形态的层次性叠加是非常难以清理的，这样，对一种文化的评价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就有极大的区别或完全相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形态的印象存在的差异就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也常常是尖锐对立和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仅仅从具体的人、事例出发依靠有限的学术方法而想达到文化形态上的结论总是片面性的，而且往往由于问题的需要和受已有文化形态的支配，这些结论总是因人而异，对文化的研究需要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阐释方法，中国思想就是它的精髓。

4.美国精神的文化形态

现实社会力性的并不在它的社会结构而是它的文化精神，社会结构是相对静态的，因此社会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社会内在的动力性却无时不在产生作用，如果层层追寻下去，自然落实在人这个最终动力上，但这仍然不能解决间题，因为人不能解释为动物性或物理性的动力，人的社会意义的动力性是由个人的精神状态表现的，它也就成为社会的精神面貌。比如众所周知最为世人瞩目的所谓“美国精神”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美国精神代表了“美国人”的精神气质和向往美国的梦想，是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精神动力，这是一个真实的但却不是具体可见的文化形态。美国精神可以看作是美国文化形态的同义词，它代表了美国社会的真正的人性的动力性。

但是并没有"美国精神"的确切定义，无论是最叫响的美国人自己或者是博古通今的文化学者们都不能确切地定义什么是美国精神，无数的有关文章和书籍可以罗列、分类无数的事例和数据来展示美国精神的种种表现，人们也都能大体无误地使用美国精神这一词，人们可以堆彻一大堆词藻来表达这一概念，比如财富梦想、个人奋斗、冒险、正直、剽悍、享乐、炫耀、刺激、标新立异、自我表现、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但这一切都只是对美国精神的零碎表达，而不是一个全整形象，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主要以个人的精神面貌表现，美国精神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几乎都可以由"美国英雄"或"明星"来代表，因此好莱坞的大电影能鲜明、形象地表达最基本的美国文化形态，这一切与美国的社会结构重合却完全不同，社会结构只是文化形态的表现型，可以具有具体的形式，是可以分解分析和进行比较的，比如美国的制衡型政治制度就是由诸多的法律和宠大复杂的社会机构组成，但美国精神却不能分解为美国牛仔的拓荒精神、基督教传统的牺牲、志愿精神、社区自治传统……等等，也不能抽象地看作它们的总和，它们是无形地表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使人能真切地感受到的魅力，因此美国精神是现实、具体、活生生的美国形象，是美国文化形态最具动力性的表现。

人们可以用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抽象内涵来定义美国文化的基本品质，但是每一种解释在现实性中都可以找到无数的反例和对立性，比如你无法解释个人主义与美国人的爱国精神、公德意识的同时存在的关系，你无法理解个人独立与无所适从的法律、法规之间的适应性，你也无法适应美国人的直率、不拘礼节、甚至粗野与处处有禁忌的社交礼貌之间的平衡，你也会为拜金主义的冷酷与慈善慷慨同时并存而迷惑，更难理解科学的客观精神与对上帝的虔信的共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美国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形式拼合性，文化形态不仅仅是表现在诸多社会现象上，也表现在文化的自身表达性上，这就是美国文化形态的同构性特征，而这一切又只能以源于文化形态自身所具有的阐释性才能理解。

在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中，文化总是以模式化或形式化为表现的，所以美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一系列或一套概念中才有确定性意义，比如美国人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概念具有一致性但并相不同，也与中文环境中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文化中，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方面是指个人不受政府、教会、阶级或政治集团或其他组织机构的统治、干扰的权力，同时却也是被同构地形式化为法律、政治结构，成为一种政治共性，因此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是相互支持的同构的意识形态和形式；这与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不同，个人主义表现了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支配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强调个人之间差别，暗示每个人可以各行其是，是道德行为的下意识。个人在政治中的自由是由法律本现和保护的相互间的政治自由，实质上是对政府的自由，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却只是对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对别人的自由，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存在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也不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对他人的自由，个人自由是政治共性，而个人主义是社会性共性，两者在不同层次，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公德、国家意识等等之间的多元性和文化形态上的一致性。

在日常生活中定位自己的行为的层次性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主要地只能在文化环境中习得、养成，这样就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共性或称之为民族性气质，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纵使有一时或场景上的定位错误或误会，不会造成重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在长时段混淆了文化的层次性，就会酿成人生和社会的大祸，比如将个人主义应用到政治上就会成为政治独裁，将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就会成为个人终生的陋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生活中也有的虚伪、无信，社会生活中也充满了野蛮，暴力，为财富、为出名可以不择手段，以及种族歧视、社会歧视、资源滥用……它们不会被归结到美国精神中去，为“英雄讳”，“直也在其中矣。”

当然美国的大众生活在长时段上是普遍建康的，这正是文化能具有最潜在的动力性的根基，每一个人意识深处的文化精神才是人类的人性自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精神成为了一种在现实中实现的信仰，成为了对美国文化的努力认同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精神才成为美国精神，它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社会行为规范、个人理想、社会和个人财富等表象，甚至宗教都成为了这种文化认同的生活方式而淡化了宗教在自身精神意义上的宗教，这甚至可以看作基督教精神在文化形态中与理性形式的更深层次上融合，因此你无法将美国精神分解为你能够找到的那些词汇或事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形象，它可以由文化英雄所代表，但实际上它是向往这块土地的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再创造的历史。

北美这块原始土地是上帝的礼物，它的富饶为这种创造提供了全新的地理空间，夹在两洋之间的这块广袤的土地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均匀，可耕地、草原和森林资源的拥有量均位于世界前列，仅仅它的充沛的水量就是这个世界上比石油资源更基本的最大的财富，今天能够瞧以最少的投入(农业人口2％)供养了数十倍的非农业人口和工业、商业原料，这就是最基本的美国梦想——富饶的土地，只要你索取，必有收获，这是冒险家和淘金者的天堂，没有这种普遍性的物质丰富，就不会有美国的感恩节，也就没有这个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物质平台，这是美国精神的希望、信心、机遇的前提，当然这仅是一个先决性的基本条件，由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相遇给清洗、组合、重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性，这就是美国精神中个性自我的原动力，这种自我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新生，然后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自我创造的本源。五月花号载来的带着欧洲传统文化传统而从政治专制中逃离出来追求个性自由和美好生活的人们就象是出埃及记的重演，在这块土地上，西方的多元文化再次融合重生成为现代美国精神，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活生生的真实的现实的美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西方文化的再造，也就没有现代美国，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说，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文化形态的混合再生。西方主流社会的社会形态好象是一幅拼画，美国精神就是这幅拼画的粘合剂，这种拼画式的社会形态可以称之为索取—保卫型，索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产生基于财富的个人意识，后者形成政治意识中的平等、多元化格局，持枪的开发者就是这种文化的最精确的形象——从踏上这块土地的先驱者到西部的垦荒人，从这里使我们今天能理解枪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我们能在美国的宪法制度中看到这个原型的强硬、剽悍形象。财富和枪就是美国精神的原人，今天所有繁荣富强、自由民主、文明礼貌只不过是它的现代形象。当然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不能代表或代替整个西方文化，更不能代替整个人类文化，比如科学的实证精神就不是美国精神的专利，欧洲的理性传统今天仍是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其它多元的文化形态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具有的精华，更是美国文化所未能汲及的。转5.文化形态的中国精神

文化形态是表现和表达在社会生活中的自身存在，但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形态就是它自己的文化传统精神，更精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它的社会现实中的历史精神表现为中国的文化形态。传统既是历史，也是现实中的思想，传统不仅只是典籍，而是籍中的文化精神，但应当记住，文化精神作为文化形态只有在活的思想中才是现实的和真实的，也只有在意义上我们才能把握文化形态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全部意义。

中国的文化形态和美国的文化形态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文化形态的表现型在个人和社会上具有形式意义的一致的，比如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形象就是鲜明的，在法制中有具体的规定性保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共性”，但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同构表现型，比如中国人的家庭、家族观念是很强烈的，但这即不是集体主义，也不能算作个人主义，中国人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这与现代国家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也与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要有一种和美国文化形态有相比较的方而，那就只有用中国的社会形态与之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形态可以在与美国的索取—保卫型相比拟的情况称之为为奋斗—分配型，中国古人没有直接可得的财富的概念，从来就没有流着蜜与奶的土地梦想或是淘金者的现实，而只有与自然—土地的直接依存关系，中国古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就是大禹，在自然中为生存而奋斗是中国文化的基色，普通中国人的财富概念几乎与勤劳与俭朴同义，不可能有投机，不可能取巧，甚至不可能有浪漫，中国古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历史上最发达的农业和农业文明，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发达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壮观的水利工程，80%以上的农业人口供养了历史上最大、最多、最繁荣的城市：长安、洛阳、开封、苏杭、邯郸、临淄、南京、北京……，但这一切却不能人人平均共享，而是一种中国封建制制度形式的分享，这就是由无数赞美与咀咒堆砌而成的中国的金字塔——帝制官僚体系下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象古埃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制下的直接对人性的掠夺的物质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与兽类地位无异，而人性平等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下意识，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对人力和物力以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下最大限度地集中下产生的，帝制官僚体系无疑是独栽的，天下人与财富的分配、享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有效的文官系统虽然执行它的最终决定，但它背后的大文化精神却动力性地制约着它，天、道、社稷、人民的理念高出于其上，礼、法、情、义其为而制，甚至从社会底层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和社会游侠都在“替天行道”，“吕氏春秋”、“史记”、“春秋繁露”、“盐铁论”……中的震撼人心的理性力量和现实态度完全不是宗教或艺术的力量所能比拟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形态后面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精神就是中国社会、国家、个人的文化意识，它是自觉化的文化精神，它的社会形态就是天下——国家一体，家庭——个人一体，以天下为已任是一种历史的自觉，家庭、家人的安危和温饱就是个人的价值中心，在这样一种关切的意识中，纯粹的自我的形象(形式自我)消失了，这里没有单独的个人利益但却有时时存在的私心，没有普遍的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只有和平与延续的殷切希望，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荣誉感、个人的快乐都以国家、家族、家庭的形象出现，从天下一统中感受自豪，从家人的平安、团聚中获得快乐的精神享受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动力之源。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没有个人意义的平等，也没有个人意义的自由，但人却是人性自觉的，这正是人性本质的个性，这种自觉不是自我的外化、物化，而是人性的直接社会形态化。一般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伦理型，正是着眼于这种人性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社会形态集中地由政治结构表现，因此帝制官僚体直接攫取了文化的动力性，系获得了对人的精神控制能力，这是人类世界中最可怕的与神权一样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另一种同一性。

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段历史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已经是现代人的基本观点方法，但是文化形态不等同于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具有相对于文化形态的表现型，文化形态以表现型表达自己但自己却不是形现型，因此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将文化的表现型看作文化形态即当作某种代表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象。比如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个性精神，甚至是压抑自由和摧残个性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首先是将文化形态与社会政治结构相混淆造成的，即以封建政治对人的控制代替了文化的特性；其次是没有理解中国文化形态变易性的本质，文化形态与人类的人性是本质相同的，所以文化形态是以文化的方式表现人性，或者在人性中表现文化的进步性即文明，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形态表现的人性并不是普遍人的政治性，相反，文化人具有逃向自然的普遍的自由精神倾向，这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政治平等的自由，而是希望逃脱政治体制的精神自由，因此是一种源于人性自性的自由而不是形式化的自由，中国文化的个性精神主要地不是表现个人与物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形式或物性的关系上，所以中国文化形态的动力性主要地也不是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动力性，而是人性的自我意识即中国文化意识，这种意识正是中国人身上普遍表现的对文化的崇尚、对文化国家的忠诚、历史使命感，而这不能作为一种属性的共性来理解，这恰恰是一种文化意义的“个性”，即真正的、现实的、本质的自为的人性——个人的文化自觉。中国人的“沉重”感正是重于此，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下意识，个性的文化气质正是文化形态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化过程中，却被形式化，模式化，控制化了，它的动力性的个性随之固化、窒息，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在非政治领域，在学术、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中，中国人的个性精神和创造性并不亚于任何一种其它文化，从这里也可看出儒家文化与宗教不同，儒家文化自身具有丰富的社会形态表现，甚至以文化形态方式深刻地渗入其它宗教中，因此仅仅以儒家文化政治化的精神控制方式罪儒是不恰当的。

另一种普遍误解是儒家文化轻视物质生活和经济生产，如董仲舒的“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句话广为流传，其实，义利之爭如果在道德领域的范围内是无可存疑的，没有那一种主流文化会把重利轻义作为道德的信条和人品的楷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等等无论古今中外都是道德批评和教育的信条，人们的困惑在于在经济领域是否应当遵守道德训条？几乎没有人能够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

说儒家文化不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误解，恰恰相反，强烈的实用主义精神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普遍人文关怀，儒家文化中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子曰：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儒家完全进解经济生活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理解的文化的进步性才是文明的本质：“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至少处理经济与道德两个领域之间的迭加关系的一般原则是：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

“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春秋繁露·考功名)

当然对于个人，这何偿不是一种无奈：“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但是孔子的下面这句名言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与个人道德状况综合的最高评判准则：

“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儒家不仅是抽象的道德说教，也是理性道德的实践者，但这样他也就无逃于人们对他的误解了：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看，儒家对义利的辩析通常都是在人性的意义上进行的：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穷人欲，言无所不为。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礼记·乐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道德是普遍的。但道德训条是道德领域的而不是普遍的，比如：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论语·里仁）（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中西文化论文篇（5）

二、建筑的实用特性

中西方古代建筑当然也非常注重其实用特性，西方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建造的房子先是一层，但很快人们发现可以在这一层的基础上加上一层而后是多层。这样尽管还是占用同样面积，人们却可以占用更多的实用居住面积。造多层建筑当然就要建造连接不同楼层的楼梯，在较温暖的地区，人们把通往一楼的楼梯修建在房子的外部，这样更利于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在二楼上起个露天平台，以便充分感受阳光的照耀。这些改善建筑实用功能的方法，逐渐把欧洲房屋造就或具有阳台与内外楼梯的高层华丽建筑，也形成了欧洲建筑的独特风格。中国古代建筑受材料限制，不能像欧洲建筑那样向高处发展，它只能从四面扩展以扩大其实用功能。所以中国建筑占地大，形成以四合院园林为基本形式的大型化建筑群。以紫禁城为例，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也是集朝政，居住及娱乐为一体的实用性建筑，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十七万多平方米。由正阳门、大清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几大部分组成，历史久远，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建筑从四周扩大实用面积的典型，也是我国灿烂古代文化中的一件瑰宝。

三、建筑与环境的特殊关系

建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关系。西方在创造园林的时候，用几何形状去强行限制自然景物，正如黑格尔所说：“最彻底的运用建筑艺术与园林是法国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大宫殿，树木栽成有规律的行列，修剪整齐，围墙也用篱笆造成，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露天广厦。”人工雕琢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中园古代的园林“虽有人作，宛有天开”，它要求园艺家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按大自然结构来规范园林风光。所谓真山、真水、真景，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黑格尔说：“中国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河、岛，远景都纳入其中，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模仿大自然。”所以，西方的园林是通过规范自然来达到有我之境，而中国的园林是通过宛自天开来达到无我之境。

四、建筑的科学技术手段

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作支持的话，建筑便无从谈起，西方古代的数学相当发达，而把数学计算运用于建筑的技术也很早就产生了，所以在建筑之前，他们都有完整的计术方案，为使建筑稳固耐用，西方古代建筑师们完全按中轴线原理两边对称来进行建造，并且按照一门科学一代代的记载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则呈现了左右对称的格局，无论单体造型，还是群体造型，建筑师们都采用了与西方古建筑相同的技术原理。在战国时期的建筑师鲁班便留下了《鲁公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匠技术理论，它为以后中国的建筑提供了建筑指导。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建筑，它们都会受到一定技术的制约，什么样的时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随之而来也就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所以古罗马的万神庙，圣索非亚大教堂，北京的紫禁城，秦朝的阿房宫不可能在人类之初就产生，而只可能在人类的建筑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中西文化论文篇（6）

(一)价值观方面。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西方人比较理性，更强调逻辑思维能力，他们把理性分析作为认知事物的主要方式，注重逻辑性。而东方人往往更加感性，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体现为直觉性，认知事物往往依据事实感受。西方人尊崇的是个性发展，这从西方学校的教学方式中就可发现，他们提倡的是人生价值与自我个性成正比。而东方人更强调群体性，从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就可看出，对人的培养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尤其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和道德中的奉献品德。

(二)对隐私的态度。想必在外语学习中我们都学习过西方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而在东方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对隐私态度的差异。东方人隐私观念不强，极其愿意和亲朋好友倾诉自己的幸福与苦闷。而西方人则极其重视个人隐私，注重营造个人空间，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更不希望有人干预。

(三)待客文化。东方人总是大摆筵席，有时甚至会以喝酒的多少来衡量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饭桌上，东方人往往相互敬酒，互相夹菜。而西方人强调个人权益，他们绝不会劝友人做其为难的事，更不会相互夹菜或劝酒，而是随客人意愿而为。

二、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上文中所提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几方面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宗教礼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冲突成为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那么如何能有效顺利的开展跨文化交际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入手。

(一)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例如，西方人的交流善于使用眼神传递感情，因此他们往往用目光交流的时间较长，而东方人却由于羞涩和礼仪问题不会长时间的直视交际对象，正是因为一些中西方非语言方面的信息存在差异，所以可以在了解西方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了解他们的交际方式中非语言的因素，提高跨文化交际成功率。

中西文化论文篇（7）

社会习俗在英语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影响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对于不同的社会风俗，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将有不同的表达。与人交谈时，对于年龄和薪水等方面的隐私中国人与西方人是有差别的。中国人会问别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西方人通常认为这样的问题会暴露他们自己的隐私，这些问题使西方人感到不舒服。对待时间这个问题，中西方也有不同的观点。西方人比较注重时间观念，他们认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守时，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大多认为应该给别人做充分准备的时间，可以原谅别人迟到几分钟。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人喜欢看别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尊重和眼神的交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女孩，并不习惯长时间看着别人的眼睛，与他人交谈时，当别人盯着自己看时会感到不自在。中国人的热情好客闻名于世。当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主人做很多好吃的食物，将有助于他们感情的加深。所以当外国人来到中国，如果主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会说“多吃点”。主人甚至给客人盛相对较多的饭，使外国人感觉尴尬。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当客人来家里吃饭，主人通常会说“Helpyourself”，希望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还要适时地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扫清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帮助学生理解深层的文化内涵。

2.不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对高校英语跨文化教育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谦虚在中国是传统美德，即使知道自己是优秀的，但在别人赞扬自己时，也要说:“你过奖了。”当别人赞美西方人时，他们会说“谢谢”。中国人提倡谦虚而西方人更喜欢自信。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确认和尊重他人，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谦虚。在英语学习中，教师表扬学生并要求同学们为他鼓掌，学生会感到害羞，然后教师希望学生不要骄傲而加倍努力。这体现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思想。但在说英语的国家，学生从来不会隐藏他们的自信和快乐。人们会说“congratulation”来代表他们的祝愿。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所以不同的价值观必然影响英语学习观念。西方的独立意识强，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平等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个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不关心其他人的事务。而中国人推崇集体主义，关注自己的利益，又满足他人的利益。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父母和教师不会给学生太多的干扰。在中国，教师要先教学生爱祖国，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最后是自己。中国的孩子总是会说“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父母”。在中国有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然而很少有讲英语的人有这样的想法。针对这些现象，教师要引导学生以外语为工具，对异文化进行探究，以达到对异文化更深的了解。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跨文化教育的深入，人们将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对异文化采取平等、开放的态度。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纸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加强高校英语跨文化教育的途径

1.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意识和教学质量

教师作为跨文化教育中的主导因素，应努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如果教师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跨文化的培养教育目标。由于教师的跨文化教育意识较弱，缺乏一定的跨文化价值观，因此教师除了应当具备专业知识素养外，还应具备跨文化教育的基本文化素养和技能。从事高校跨文化教育的教师应该加强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通过对比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了解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了解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帮助教师认识和了解外国文化和多元文化，开阔跨文化视野。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要强调培养文化意识，增强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专业技能，加强跨文化意识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的学习也需得到相应的加强。在课堂中，教师要促进学生的学习，提高欣赏文化多样性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建立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教师文化视野的扩大，能帮助学生形成公平的文化意识和世界观。在语言和文化的密切结合中，教师可帮助学生体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此外，英语教师也应该丰富英语语言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大量如教育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他们应善于认识和了解英语学习规则，学习新的教育理论、思想和观点，选择和使用的教学方法应符合语言学习规律。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应该知道在外语教学史上的一些关键的教育学学派，适当借鉴前人的一些外语教学经验，了解教学改革的新趋势，以便他们能找到适合的教学方法，在外语教学中达到跨文化教育的要求。

2.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跨文化学习态度

如何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提高英语教学效果的一个关键。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比较，教师应明智地看待文化差异。一方面，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情境使学生能够真正体验到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阅读书籍或杂志、实践交流，来体验到文化的多样性。根据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教师可以研究不同文化并且在跨文化教学中运用相关理论。教师应努力将教学重点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不能只传授知识，要从主题、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引导学生。他们可以定义跨文化交际的类型和范围，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表达的话语和通过话语内容学习文化。教师应鼓励学生培养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观念。在文化研究中，教师应克服文化偏见，消除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的限制。在教学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文化策略和训练文化策略的机会。跨文化教育应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全过程，通过文化内涵的继承来体现，教师要发展各种教法，将跨文化教育贯穿于阅读、口语、语法和词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扩大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把整个英语教学看作是一种文化;可以改变一些旧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改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课堂教学模式，使教师和学生均扩大他们的思维方式。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内容不应局限于英语国家文化。跨文化意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要求人们认识到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它包括英语国家的文化以及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从而了解整个世界。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鼓励他们把英语作为语言工具来认识世界，形成全球和国际意识。

中西文化论文篇（8）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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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中西文化论文篇（9）

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化全球化抱忧虑、警惕态度的人们往往偏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而对文化全球化抱积极乐观态度的人们则往往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同构性”，期望借文化全球化浪潮来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现代化。按笔者的看法，中西文化显然是存在着异质性的，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文化又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互补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中西文化论文篇（10）

任和实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 思维方式 中西方 文化差异 跨文化传播

思维方式因人而异,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着不同民族和群体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而论,各种文化群体既有人类所共有的思维规律,也有在各自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思维习惯和方式、方法,如果凝聚到中西文化分析比较的层面,这也就包含有不同文化基础上的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一、思维方式与文化的联系

思维方式与文化的联系，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特征对思维方式的制约，也表现为思维方式对文化的影响。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制约，决定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孕育出的不同思维传统，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思维方式对文化的影响，则决定了不同文化在文化心理乃至观念系统等方面的深层的结构性差异。而基于这一理解，有的学者则把西方文化概括为：以逻辑思维为基本认识工具，以探求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为目的的科学精神和文化。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一）感性直觉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直觉的，因而是模糊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是理性的、逻辑的，因而是清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是气的宇宙观，气的世界一开始就是模糊的。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不能对事物进行严格的定义，不能进行逻辑的推理,更不能检验对错。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具有明晰的特征。古希腊第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就指出：“水”是万物的始基。是如此的确定，以至于再前进一步就得否定它，这正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否定中前进，具有着一定的理性分析思维。

（二）整体优先与细节分析

在对思维的基本的智力操作上，中国人偏向于综合思维和整体优先，而西方则偏向于细节分析的思维模式。对于西方人而言，要弄清楚一件事物，必须要首先把事物进行分割和拆开，才能弄清内部的结构。中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把事物进行拆分、解析，而是把事物当成一个整体看待，充分注重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并把以往对待其他事物的经验移植到这里，进行类比式的判断和猜测。

（三）伦理思维与科学思维

中国是一个伦理的国度，伦理思维模式已经深入到了民族骨髓，而西方人则更注重科学思维。中国人注重人事、习惯人治并通过人治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更注重科学的思维方式，西方人面对世界，通过理念或逻辑结构，使之变成一种可以交流的东西，以便所有人都能够依据公认的统一尺度决定对它的取舍。

（四）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

中西文化都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对立，然而中国文化更加强调的却是“统一”，注重求同的思维方式，强调天、地、人为万物一体、和谐共生。而在西方文化中，更加强调的是“对立”，即求异，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的思维方式则是普遍的，西方人追求个体生存的意义，在面对群体和整体时，认为那是一种异己的、压抑自我的力量，个人应该随时抗拒这种异己的力量对自我的吞噬。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文化根源

思维不仅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晶。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最主要的是根源于文化因素。

（一）文化发展特点不同

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国家文化。其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封闭式和内向式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中国传统的居住形式以家族聚居为主，这种安居乐业的居住模式容易促使静态文化模式的发展，尊老和祭祖现象必在这种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这种静态文化模式促成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总得来说，中国文化是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古代欧洲人利用海洋优势,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等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西方文化,具有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特点。

（二）宗教文化影响不同

中国人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主张天人合一,即寻求人与周围环境、自然界的协调。这种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宝贵资源,而且在解决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化、战场冲突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而西方人则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肯定了上帝的绝对和永恒的存在。基督教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的观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由此看来,西方宗教精神是完全对立于世俗世界,它所关注的是人如何超越这个充满罪恶的现实世界。

四、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文风上，中英文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对于记叙文，英语读者习惯于一种以直线式展开占主导地位的思维过程，而那种含蓄委婉、曲径通幽式的文风则只有中国人才会欣赏；对于议论文来说，中国人往往用具体的物象来表达深奥、抽象的道理，这种“取象类比”的方法寓义于喻，使人在获得丰富的联想的同时深刻领悟到某种道理。而西方人对议论文所采取的是冷静的逻辑论证，语言朴实、层层推进、结构清晰严谨，而且多用长句子。中国的表达和言语方式往往是诗意的，而西方的表达和言语方式则往往是冷静的、逻辑性强的。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每个人既依赖和顺从于集体，同时又从集体中获得安全与关照。西方人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对立和不协调，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在逻辑上认为他人是自我实现的障碍。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的自卫心理和危机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冷漠可能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中国人的热情却有可能被看作是对其权利和自尊的侵犯。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英语中的“我”不论在任何语法结构中始终是大写的“I”，而中国人对别人往往自称“在下”、“不才”、“敝人”等，这样的说法会令西方人认为你非常不自信，而西方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也同样会让中国人觉得不舒服。中国人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谁付都是一样的，而且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先小人，后君子”，彼此之间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而且，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结语：

任何一个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都是发展变化的，了解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使思维方式相互融合，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们理性、客观地剖析和校正民族传统，实现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促进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播发展与相互融合。

参考文献：

[1]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式[M].徐复观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谢亚平.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思维表达方式[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2):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