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论文篇（1）

2产出变量

学术界对创新活动产出的衡量并无统一标准。Zhang、Zhang和Zhao［19］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刘凤朝和潘雄锋［20］选择发明专利授权数、新产品产值和论文数作为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指标；项本武［21］用专利申请数衡量中国工业的创新产出；肖丁丁和朱桂龙［22］利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出。总体上，学者们倾向于用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鉴于中国的专利申请费用高、流程复杂、占用时间较长，很多学者认为专利数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全部成果。同时，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的企业以制造类企业为主，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工艺、新设计等往往体现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3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针对当代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创新开放性视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首先，自2003年Chesbrough、Olesen和Kjaer［23］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以来，“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验证，同时人们发现创新活动既可在公司内部进行，也可在公司外部进行。其次，从产业动态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能力互补、文化相近、目标协同的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式交流，有助于增加跨组织网络的创新产出、降低高昂的协调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4］。再次，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讲，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企业通过有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能够快捷、高效地积累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被视为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手段。Laursen和Salter［2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与企业的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陈劲［26］的研究证明：开放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和整合内外部的知识和资源、吸纳更多的创新要素、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成功。本文用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表征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在研究样本中，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包括4项内容：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对境内高等学校的支出、对境内企业的支出和对境外（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企业等）的支出。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技术学习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首先，基于后发国家的基本现实，中国很多企业以引进技术为重要的技术来源，而引进技术学习与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对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进而获取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其次，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多元化的技术学习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途径。再次，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从外部获取技术并积极开展技术学习能实现新技术迅速投入规模生产。组织学习理论也认为，从企业外部获取的技术与企业内部现有的技术实现整合，可扩大企业的知识面、形成规模效应和重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Ahuja和Katila［27］研究了技术获取、学习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认为企业获取知识基础绝对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其创新产出的增加，非技术获取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当然，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与其创新产出并无紧密联系，如Lee［28］以及Love和Roper［2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对其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不过，笔者认为，Lee等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样本得到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学习努力程度，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意愿；二是技术学习能力，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基础。衡量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的比值，但笔者认为该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只是一种狭义的技术学习，引进技术才是广义的技术学习，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活动一定伴有技术学习，因此本文考虑广义的技术学习，将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三项费用之和视为技术学习经费，并用其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学习费用越高，表征其学习意愿越强烈。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受技术装备、人员、管理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变量。为简便处理和实际需要，可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综合地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本文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即企业年研发活动经费支出额与参与研发活动人员数的比值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3）企业科技活动的长期行为倾向。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企业的一种长期行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的长期行为倾向越明显，说明企业越尊重技术创新本身的规律，越会以科学方式管理技术创新，其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应越高。一般说来，企业的研发性固定资产投资是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形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占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比值作为反映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的指标。企业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得到王小明［30］等学者的证明：对传统产业设备进行改造可以改善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技术水平。中国传统产业中的行业多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该产业领域内研发设备投资应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4）政府支持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措施。依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补贴拨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支持。当然，学术界对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税收优惠等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研发积极性［31］，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积极影响［32］。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研发补贴对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有负面影响［33］；Wallsten［34］认为，政府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的私人研发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增长。本文用企业得到的、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收入与减免税总额之和与企业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探究政府支持力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内在关系。5）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估计上述4项主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如下4项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数表示；劳动者素质，用年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表示；科研人员比例，用年从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所占比例表示；企业所有制形式，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赋值为1，内资企业赋值为0。

4结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随机前沿分析。首先检验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建立原假设H0：式（9）中的系数βkk、βll和βkl均为0，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根据Coelli等总结的假设检验方法，本文运用LR（likelihoodratio）检验法检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不考虑影响因素）。由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各模型的广义似然比均大于对应的1％显著性水平下的自由度为3的χ2分布临界值，据此可认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分析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原假设，即适合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效率分析。从表2可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γ值均大于0．8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偏离具有包含技术无效率的复合结构，且主要由技术无效率引起，也说明随机前沿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η值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非效率指数随时间推移不断递减，即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表3列示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在40％～50％之间，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及政策的带动下，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加强了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力度，但总体来说这些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表4列示了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γ值均大于0．9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无效率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未达前沿面产出水平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创新开放程度变量（Opennes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在没有时滞或时滞仅为1年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创新开放性并没有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反而引致效率下降。模型6中其回归系数为负值，但也未表明企业创新开放性对其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虽然没有验证很多定性研究的普遍结论———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揭示了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3条。一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都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会采取开放创新形式（如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内容往往涉及基础或应用基础知识，或为企业建立技术储备。特别是上海经济整体进入转型期，传统产业正在经受产品和技术升级的“阵痛”，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换代特征。这种创新活动对短期的新产品产出没有实际贡献，甚至当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衡量指标时企业的短期技术创新效率会随着合作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下降。二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中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产业链长，从布局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的周期较长。也就是说，从投入经费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创新绩效存在时滞。三是目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整体不高，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业开展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机制等都在探索和磨合过程中，故短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结论：第一，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并没有为其带来短期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企业创新开放程度的提升反而引致短期技术创新绩效下降；第二，在时滞为2年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为正，说明创新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推动作用至少在2年后才可能显现。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Learning－effort）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提高技术学习努力程度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效率。该结果符合研究预期，也可得到相关研究文献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探索性学习过程，不论是引进，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消化吸收及改造，都是探索性技术学习的重要方式。与前20多年成套引进技术进行生产装配制造的发展模式相比，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已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引进的不再是生产装备，更多的是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今天的消化吸收不再是对生产装备技术的学习，而是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性攻关；今天的技术改造不再主要是厂房和装备的建造，更多的是关键技术环节的更新和研发装备平台的升级。这种技术创新活动构成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学习过程，自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当然，由于技术学习需要时间，因此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变量（Learning－effort）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时滞2年（即模型6）的情况下显著为正、在无时滞（即模型4）和时滞1年（即模型5）的情况下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对技术学习要有恒心、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将技术学习投入视为长期投资。从表4还可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能力（RD－intensity）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前文已提及，研发投入强度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综合反映，即体现了企业在战略上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也表明企业的各类研发项目可获得更多资源，还说明了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大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出，最终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3）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模型4～模型6中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变量（Long－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的长期倾向越显著，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高。该结果既充分验证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长期特征，也体现了其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性较高的企业容易发挥人力和资本的优势、发挥经验曲线和规模效应的作用、有效积累知识信息和生产经验，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4）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中政府支持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本文中的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的各种经费及税收减免。首先，政府支持力度增大意味着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增加，为企业更为有效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支持力度增大还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环境更为有利，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增大可进一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企业更好地实现创新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相关文献［31］的支持。不过，也有学者发现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U形关系，即当政府支持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方面，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整体处于转型阶段，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水平整体还较低，还难以满足创新实践活动的需要，尚未达到可能存在的“拐点”水平；另一方面，企业降低自身投入一般来自于对政府未来支持性投入增长的预期，而形成这种预期需要一定的时限积累，本文的研究周期较短，不足以形成稳定预期。5）控制变量。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规模（Scale）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越高———该结果与很多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主要是因为：一是大企业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备，能够满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创新系统性、体系化的要求；二是大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较强的创新实力、应对产业升级换代的更为丰富的资源保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集成能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主导的技术集成，可有效推进新产品的完整研发和生产制造。模型6中劳动者素质（Quality）与科研人员比例（Ratio）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研人员占员工比例增大反而会降低。这说明，对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言，单纯提高科研人员数量或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并不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该产业企业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还较低，科研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已相对冗余，也就是说，现有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不足以支撑更多的科研活动人员及高学历人才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实践，反而会出现人员冗余等引致创新效率下降的问题。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所有制形式（Owne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内资企业。该结论可得到很多类似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情况。从整体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而言，外资企业明显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的技术创新绩效较好也在情理之中。

5结语

5．1研究结论

第一，2008—2012年间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40％～50％之间，不论相对于理想状态值，还是相对于样本企业的最大值，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基地，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认为，全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面临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紧迫任务。能否有效提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对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企业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科研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都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认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是影响当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单纯增加研发人员数、提高学历层次对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作用。第三，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活动对短期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出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长期绩效特征。第四，大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高的特征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得到了显著验证。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型企业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中的地位和骨干作用，同时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新技术论文篇（2）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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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论文篇（3）

2政府租金分配与企业的均衡策略

本文将讨论四种不同的租金分配情况下投标企业的均衡策略问题。根据前文，企业2和企业3研发能力相当，企业1与企业2、企业3相比具有较高的研发能力，假定企业2和企业3存在对称均衡解，三个企业之间信息完全，即能够获得其他企业研发能力的信息。

2.1情形1：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单奖励竞赛此种情形下，提供最高技术优势的企业获得租金的可能性为1。

2.2情形2：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多奖励竞赛同样在完全偏袒竞争条件下，政府部门还可以将同等额度的租金一分为二，使提供最高技术优势产品的企业获得较多的租金，剩下的两个企业中提供较高技术优势产品的企业获得较少的奖励。政府设立两份租金的条件下，投标企业提品的技术优势如图1所示(令v=20)。α值越大意味着企业1的研发能力比企业2和企业3越高。保持λ值不变，α增加时意味着企业2和企业3获得最大份额租金的可能性降低，因此企业2和企业3愿意提品技术优势会较低。当α=1时，三个企业研发能力相当，为了赢得最高租金所提品的技术优势也相同；当α较高时，λ值越小意味着第二租金价值越大，因此企业2和企业3均会增加努力程度以提高获得第二租金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迫使企业1提供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以保证自己可以获得最高租金。

2.3情形3：不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单奖励竞赛政府部门采用不完全偏袒竞争方式激励参与企业，在设立一份租金的情况下，各个企业获得租金的可能性为。

2.4情形4：不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多奖励竞赛同样是采用不完全偏袒竞赛形式，若政府部门决定将同等额度的租金一分为二，把λ(0.5<λ<1)份额的租金作为最高额度奖励，1-λ份额的租金作为第二高额度奖励。应用不完全偏袒竞争条件下多奖励竞赛方式时，企业提品技术优势如图2所示(令v=20)。保持λ值不变，α增加时意味着企业2和企业3获得最大份额租金的可能性降低，因此企业2和企业3愿意提品技术优势会较低。当α较低时，企业1为了提高获得最大租金的可能性，必然要付出更多努力提供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当α较高时，随着λ减少，第二租金价值增加，企业1必然会提供更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以提高自己获得第二租金的可能性，企业2和企业3为了同企业1竞争也必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3政府技术获取效果

假定政府采用买方决定的逆向拍卖方式获取所需技术。买方决定的逆向拍卖指的是采购者会参考以往的合作关系以及投标企业的专业经验等因素，不对最低竞标价格的企业做任何承诺，而是根据产品的技术特点、企业信誉等因素制定一系列的评分规则，分别对各个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进行测评，根据评分结果自主决定采购合同归属[14]。Engelbre-cht-Wiggans等通过实验证明了当投标者数量较多时买方决定的逆向拍卖能为采购者带来较大的期望剩余，因此，本文也借助买方决定的逆向拍卖来描述政府采购过程。根据前面的假设，企业1研发能力较高，企业2和企业3研发能力相当且研发能力较低，政府采用买方决定的逆向拍卖方式采购所需的技术，比较图3~图6，得到如下结论。结论1：如果政府决定采用多奖励竞赛，当企业1的研发能力远大于其他企业(α较大时)，同时最大租金价值所占比重较大时(λ较高时)，不完全偏袒竞争方式可以使政府获得较高效用；当企业1研发能力与企业2和企业3相比占优的程度较低(α较小时)，同时第二租金价值所占比重增大时(λ较低时)，完全偏袒竞争方式可以使政府在技术采购阶段获得较高的效用(见图3)。结论2：如果政府决定采用单奖励竞赛，当企业1的研发能力远大于企业2和企业3时(α较大时)，不完全偏袒竞争可以为政府带来较高的效用；当企业1的研发能力超过企业2和企业3的程度不高时(α较小时)，完全偏袒竞争可以为政府带来较高的效用(见图4)。结论3：若政府已经决定采用完全偏袒竞争，与单奖励竞赛相比，第二租金的引入将会使政府在最终技术采购阶段获得较高期望效用。同时，随着λ值的减少，第二租金给采购者带来的效用会逐渐增加(见图5)。结论4：若政府决定采用不完全偏袒竞争方式，只设立单个租金方式将会使政府部门在技术采购阶段获得较高期望效用。同时，随着λ值的减少，第二租金的引入给采购者带来的效用会逐渐减少(图6所示)。结论5：在技术采购阶段，政府获取的期望效用随着企业1与企业2和企业3研发能力差异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当企业1的研发能力超过企业2和企业3的程度不高时(α较小时)，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多奖励竞赛能为政府带来最高的福利剩余；当企业1的研发能力远大于企业2和企业3时(α较大时)，不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单奖励竞赛能使政府获得最大福利剩余。

4研究启示

(1)与企业技术创新不同，公共产品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影响企业研发努力的关键因素是政府部门制定的科技投入政策。首先，政府部门可以选择参与企业的数量，即使市场上存在多家具备一定研发实力的企业，政府也可以仅仅选择两到三家企业，把有限的科技投入提供给研发能力较高的两三家企业，鼓励其参与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带动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政府部门可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在提供较大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企业也会更愿意投入技术研发，提供技术优势更高的产品。(2)政府选择采购方式的过程中，除了以上讨论的竞赛方式之外，政府部门还可以选择招标拍卖方式、竞价谈判方式或者是直接委托企业研发的方式获取所需技术。此时，政府制定采购政策要考虑到参与企业数量、研发实力、企业间可能发生的技术溢出效果，以及可能发生的技术研发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部门通过技术采购，鼓励企业积极研发，参与公共产品的技术创新，一般来讲，在不同的行业要使用不同的采购政策。如本文所述，如果行业中存在三个能力有差别的企业，当高能力企业的研发实力稍微高于另外两个企业时，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多奖励竞赛能为政府带来较高的福利剩余；当高能力企业的研发实力远远超过另外两个企业时，不完全偏袒条件下的单奖励竞赛能使政府获得较高福利剩余。(3)公共产品技术创新的研发主体是公共科研机构以及各类型的企业。政府鼓励企业参与公共产品的技术创新，在研发过程中与公共科研机构进行竞争，有利于提升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政府还可以鼓励企业与公共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企业可以在研发过程中从公共科研机构吸收利用新技术，这对推动新技术扩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政府在财政资金安排下进行公共产品技术创新活动，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可以明显降低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使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又提升了自身的研发实力。

新技术论文篇（4）

2.深化创新的持续性。由于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特性，企业以及企业间实施的创新活动较多关注短期的竞争性项目，难以有效和组织和实施具有战略性的研发创新项目，也难以有效推进基础研究的发展。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形式通过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引入，使其关注长远性、基础性的创新性研究成为可能，也使其能够有效克服企业独立研发创新中的“短视”现象。正是由于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能够有效深化创新的持续性，该模式的有效组织和实施已经上升到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美国、日本等国家战略的层面。

3.研究假设通常，从创新的过程性分析，创新绩效表现为创新的知识成果产出、科技成果产出和经济成果产出。知识成果产出主要表现为获得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利授权，科技成果产出主要表现为科研获奖、科技论文等，经济成果产出主要表现为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实现等。结合上述理论分析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有助于提高创新的知识成果绩效。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有助于提高创新的科技成果绩效。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有助于提高创新的经济成果绩效。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变量因变量选取。为了有效考察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模式对创新绩效不同类型产出影响的差异性，验证研究假设的成立与否，从知识成果、科技成果和经济成果三个方面遴选因变量指标。其中知识成果指标选取“专利授权数”、科技成果指标选取“SCI/EI/ISTP三大检索论文”、经济成果指标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是实现经济产出的重要前提，基于上述认识并结合研究问题的具体特征，选取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作为资本投入的表征变量，选取研究与开发全时人员当量作为劳动投入的表征变量。考虑到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实际以及数据易获取性，选取“高校和科研机构筹集的资金来自企业的资金”作为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合作强度的表征变量。综上，

2.研究样本和数据以我国大陆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即以上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地区由于数据残缺的因素，未纳入考察的范围）。研究变量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0》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刻画。回归分析的主要应用步骤包括模型显著性分析、模型方差分析、模型参数估计等环节。随着SPSS、EVIEWS等统计分析软件的推出和广泛应用，回归分析的应用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模型设计为了有效考察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绩效的影响，分别设置三个模型进行研究。

三、完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模式的政策建议

新技术论文篇（5）

二、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形成因素

（一）市场导向影响营销能力

从基于能力的视角来看，市场导向指公司对顾客要求的感应能力（Day，1994）。如今市场导向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公司层面的资源，它能够使组织感受市场的需求和开发能连接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其他能力（Day，1994；Slater&Narver，1999；Songet.al.，2007）。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具有审视现状的能力、参与将来的能力和过程再造的能力（Day，1994）。Hooley等人（2005）的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市场导向的价值取决于营销活动的直接影响和取决于它对其他管理职能无孔不入的影响。市场导向作为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正向地影响了营销能力的发展。因此，市场导向被看成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前因变量。根据Narver和Slate（r1990）的定义，市场导向包括三个部分：（1）顾客导向（2）竞争导向和（3）内部功能协调。市场导向的构成中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与顾客相关的活动，它反映了组织的信念和文化。这个概念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市场导向推动了营销能力的发展。由于营销能力是使得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建立和维持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考察营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意义深远。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知识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企业营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影响。Gran（t1996）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企业员工知识和技能的整合而形成的。同样的，营销能力也是在企业营销人员重复运用其知识和技能解决营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市场学习和市场知识管理能力对营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市场导向有助于推动营销能力的发展。

（二）技术导向影响营销能力

技术导向代表了一个公司识别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Gatgnon和Xuereb，1997；Zhou，Yim和Tse2005）。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更愿意投入更多的R&D和在组织里应用新技术（Gatignon&Xuereb，1997）。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都鼓励接受新的观点，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何处和如何产生创意。市场导向代表了顾客拉动的经营思想，而技术导向可以看做是乐于应用新技术的技术推动型的经营思想（Gatignon和Xuereb，1997）。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是IT企业营销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基于技术的创新与对顾客的紧密联系是分不开的，新技术的采用对IT企业的营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导向和基于技术的创新存在正向关系（Zhouetal.2005）。相似地，Srinivasan，Lilien和Rangaswamy（2002）的研究表明技术机会主义，即公司对新技术的感知和反应能力与技术的采用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高层管理层对新技术支持和技术机会主义的正相关性。而高层管理团队是IT公司营销能力的重要资源，由此可见，技术导向能正向影响IT企业的营销能力。

三、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影响因素

（一）营销能力对营销创新的影响

管理学大师PeterDruker认为所谓的营销创新，是指“营销人员把社会需要转化成有利于企业的各种机会”。实际上是指企业在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对营销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新的营销观念、营销技术和营销组织的导入和应用，使得企业在营销理念、营销战略与策略、营销方式和手段上不断变革。企业能力和资源持续重组和整合创造了新的能力。这与营销文献中的创新的概念，即组织对新过程，新产品或是新观念的开发是一致的（Hult，Hurley和Knight，2004；Hurley和Hult，1998）。创新性是一种公司层面的能力，它反映了公司从事创造的倾向（Han，Kim&Srivastava，1998）。创新是经常性的市场导向学习的结果（Kirca，Jayachandran，&Hearden，2005）。理论界对企业能力的早期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企业整体视角的，关注资源、信息流动，关注过程（Process）、位势（Position）和路径（Path），很少有学者将营销战略引入企业能力研究的范畴中。直到1993年，Meyer&Utterback才在其论文中提到，企业核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将产品成功地推向市场的能力。Day（1994）随后也进一步研究了营销能力及其对产品商业化成功的贡献。Vorhies（1998）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营销能力强的企业效率也较高，但是Vorhies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即营销能力的定义及其贡献。熊伟（2005）认为，营销能力是指企业在掌握经营信息的基础上，与企业内部相关部门协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有效地向目标市场提品以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更为细致地研究“各种营销能力为企业获得成功分别做了什么贡献”。TigerLi和RogerJ.Calantone（1998）提出了市场认知能力与新产品竞争优势二者关系的研究模型，他们认为企业外部的市场因素和对市场认知的重要性的理解影响了企业的市场认知能力及其研发实力，继而影响了新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两位学者在美国的软件行业抽取了1000多家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他们的研究假设。ErikJanHultink等4人于1998年进行了“新产品上市策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新产品上市的战略方面的决策（产品、定价、促销、分销决策），并且与战术决策一起决定了新产品的市场绩效。因此，是营销能力推动了营销创新的发展。

（二）营销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国外，在界定营销能力概念时关注到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问题。Amabile等（1996）指出了营销能力在整合企业资源与推动创新领域工作方面的作用。Song等（1996）认为，在产品研发阶段，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竞争是需要被评估并且整合到新产品创意过程中，营销能力对于辨识正确的创新方向和价值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就包括了技术创新。不少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营销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如Twiss（1992）、Burgelman（2004）、吴贵生（2000）、银路（2004）等，就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以及评价体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他们的角度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营销能力纳入了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范畴。X.MichaelSong和MarkE.Parry在1997年《新产品开发过程的日美比较研究》的论文，通过对日本和美国一千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营销能力、技术能力和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集成度决定了企业新产品研发过程的效率，继而决定了新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和竞争优势。因此，营销能力推动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

新技术论文篇（6）

2实证检验与分析

2.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各变量的含义和基本统计量。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统计年度内提出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71，通过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07，说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内股权激励方案还是比较普遍的。通过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和审计质量也能看出，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质量也比较完善，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比例和审计质量标准无保留的比例分别为90%和91.5%。从两项成长性指标也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发展前景比较可观。

2.2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表2为高新技术产业2009~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1）的判定系数为0.42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1）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进一步对各个变量的系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拟合系数φ2、φ3、φ5均显著为负，且φ2的绝对值要大于φ3和φ5，说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方案时，高新技术产业公司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a和假设b。观察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和公司层面因素，CEOboard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情况将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程度，Anditopion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审计质量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Lnboard、Auditcom、Bhlisting、ROA、ST、Growth1.Growth2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情况、股票情况、资产收益、成长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大，主要受公司CEO兼职状况、审计意见、财务负债、公司资产及周转情况、风险水平等的影响。表3为高新技术产业CEO行权概率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2）的判定系数为0.451，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2）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系数估计值ω1显著为正，说明可操作应计利润的增加将加大CEO行权的概率，且CEO行权概率还与Lnboard、ROA、Lnsize呈负相关关系，与Risk呈正相关关系。表3为盈余管理、CEO行权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3）的判定系数为0.74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3）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DA和Exercise的系数估计值ξ1和ξ2均显著为负，说明本期可操作应计利润与CEO行权均与下一期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盈余管理和CEO行权将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c。

3稳健性分析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各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规模、治理情况等会存在较大差别，这一点从前文中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均较大也可以看出。本文为了更好的说明上述回归结果趋势的正确性，还分别选取2009~2012年间各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表5给出了各年度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年度间的回归结果存在微小差别，显著性水平也略微不同，但是都无法拒绝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出股权激励方案之前，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负相关关系变弱的假设，进一步说明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同样，通过进一步分析各年度间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都无法拒绝假设c。此外，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即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更可能于股改后提出或实施CEO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与假设a相反的结论。为此，本文选取2004~2005年间128家高新技术产业提出股权激励前后盈余管理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情况下盈余管理统计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别，说明了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产业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仅出现在股改之后。

新技术论文篇（7）

（一）网络的基本功能

网络的基本功能是电子邮件、远程登录和文件传递服务。电子邮件是网络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网络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服务。类似于邮局的普通邮件，区别在于其不需纸张，由服务器传输邮件的信息内容而不是邮件实体。传输速度极快，成本低廉。目前的多用途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MIME不仅可以传输文字还可以将声音、图像和影视结合起来。远程登录是用户通过因特网暂时成为远程计算机终端的过程。用户只要是该系统的合法用户并拥有相应的帐户口令，就可登录实时使用远程计算机对外开放的全部资源。文件传递服务是一种实时的联机服务，用户可在计算机问进行文件搜索和传递，从而获得任何领域的信息，包括公用程序、原始程序代码、研究报告、技术通报及各种论文等。

（二）互联网的主要服务功能

互联网的信息服务由于其整体结构的开放性，由其三大基本功能衍生出来的各种应用资源和服务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服务。

1、信息服务系统

就是通过多极菜单为用户提供实时信息查询功能，并且同时提供进入其它服务系统的渠道，用户无需记住众多的计算网址和保密字。

2、广域网信息服务端

就是由苹果电脑、道琼斯及思想者三家公司共同发起，提供了一套类似自然语言的界面，可以让用户以平常说话方式询问计算机，并显示查询结果。

3、全球网信息服务系统

就是一种基于超级文本方式的信息查询工具。它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功能强大的图形界面，可以自动完成用户的查询要求。其特色在于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服务方式，包括浏览文本信息及与文本内容相配合的图像影视和声音信息。它已成为普通用户访问网络的流行方式。

（三）互联网的讨论和公共服务

1、群体讨论

就是电子邮件衍生出来的服务种类，也称“电子邮件论坛”。它将有共同兴趣的成员名单排列成一组通讯录，使小组成员可以讨论和共享一组特定的主题信息。服务器将自动把信息加工整理到各成员的邮箱里，并能整理成周刊或月刊。

2、电子公告牌

它类似于黑板报、公告牌、海报等传统张贴消息和通告的方法。区别在于它是用电子通讯手段在大范围内和远距离间的信息交流工具，并无时区限制。

3、电子网络新闻网

就是为各地用户在网络上讨论话题提供技术支持，话题涉及从Comp开头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讨论到Soc针对社会方面的讨论，从Sci针对科技的讨论到Roc关于休闲娱乐话题的讨论等等。网络技术尤其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全球网络使信息在开放的环境中呈水平流(卫星式移动电话在地球任何一地点都可与便携式电脑相联进入因特网)，从而消除了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的技术障碍。

二、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网络技术在政府的运用中，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政府的影响既有正面积极的，也有负面消极的，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技术对政府的影响，成为了当前政府对网络技术应用中的重点问题。

（一）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正面影响

1、网络罗技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决策是政府设计并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包括问题、方案、目标三要素。现代决策体制包括中枢系统决策参谋咨询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决策中枢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目标、选择方案。参谋系统的任务是设计并论证方案，决策信息系统则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支持。网络技术的优越性在于对决策信息系统的强力支持。从理论上讲，理性决策的艰难性在于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未知因素越多，理性决策越是艰难。信息的基本功能是消除个人认识的不确定性，因此信息是理性决策中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决策信息系统在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决策都是针对现存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因而客观、全面地发现问题是决策的前提。市场经济主要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但由于市场的地域性，市场符号的传递会逐渐衰弱。特别是市场符号有时相互干扰和市场参数的无序传递，使市场符号难以完全反映国民经济情况。因此必须以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方式调节经济运行。现存的问题是传统的统计体系链很长，加上在地区、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基本数据常常会人为扭曲。例如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常常会虚报成绩。而具有加密功能的新型电子商务网络在专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政府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指标指数判断经济运行情况，以供政府决策参考。公众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等方式轻松地反映问题，使政府的决策能更充分地反映民意，以保证行政决策的正确性。总之，政府通过网络，既可以获得全面、准确的经济信息，保证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同时又可以及时、全面地了解公众的诉求，保证了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正确性。

2、网络技术对行政执行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执行具有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功能。从政府与政府的关系看，公文传递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联系。例如民政部的文件，必须先发到各省民政厅，再由各省民政厅发至各地市民政局，依次再向下一级传递，传送渠道太长、传递速度较慢。而通过电子网络传递政府公文则大大节约了时间，有利于提高行政执行的效率。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看，行政执行的有效性有赖于个人、社会组织和企业对政府行政决策的了解。从实际效果看，公众通过网络了解公共政策的速度与广度远远大于政府公文的传统式传递。公众通过政府网站了解政府决策，既方便又快捷，而且无需纸张复印、交通电话等费用，使了解成本很低，这样公众更乐于接受。公众通过政府网站了解政策，也可以避免官僚作风(迟到早退、岗位空缺、敷衍塞责、态度蛮横等)的不良伤害，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服务社会公众是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如税收征管、企业登记、养老金发放、公共设施维护与建设等等。电子网络技术的应用可以简化传统的办公手续与步骤，大大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如税收可以通过电子转帐来完成；通过标准化的中介工具简化繁锁的办事程序等等。总之，网络技术可以大大加快信息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递速度，节约信息传递的成本费用，同时可以简化政府办公的手续与环节，从而有利于大大提高行政执行的效率。

3、网络技术对行政监督的影响

行政管理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或组织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寻求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但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由人与组织完成，按照“经济人”假设，行政从业人员也是趋利避害的人。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利用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谋求非公共利益，产生腐败。惩治腐败当前已是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刻不容缓的课题。惩治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套对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即运用制度约束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观倾向，促使个人把公利而不是私利作为行政行为的宗旨。行政监督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内部监督是指由独立行使行政监督的专门机构监督行政行为。外部监督是指来自行政组织之外的立法监督、法律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和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网络技术对行政监督的最大作用是为外部监督提供便捷的手段。了解我国行政管理现状的人都知道，越是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地区，腐败现象越是严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沟通手段的落后。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公众无法及时了解中央政策因而无法分辨当地行政部门“土政策”的性质。即使欲揭发当地政府，也由于成本较高而无法如愿。由于网络取消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信息交流差别而且成本低廉，从而使外部监督的成本大大降低，可行性大大增强。可以预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改进，随着政府政务的公开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对政府的监督，行败的立足空间会越来越小。

（二）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1、网络化管理会使政府管理的初期成本升高

网络化管理的目的之一是降低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网络技术的应用虽然可以节约时间、空间及纸张复印等成本费用，但政府在建立完备的电子网络系统的初期往往要投入巨资，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堪重负。由于建立网络系统的初期投入高，往往会提高政府管理的初期成本，不利于提高效率。当然，从长远来看，它还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

2、忽略人的价值，阻碍人本原则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

人本管理是现代管理发展的新趋向，也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人本管理原则包括两个含义：其一，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开发人的潜能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目标；第二，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的利益，实现人的价值。网络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原则，因为它更强调的是计算机系统在政府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管理效率的提高。网络化管理容易造成一种新的错觉：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仅仅依赖于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机器系统，政府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效率。实际上，网络技术的发明、操作和控制离不开人，它的应用最终还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机器系统取代人的主体价值和目标价值，人本管理仍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政府管理中应用网络技术、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培训和激励，不应忽略政府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网络技术使政府公务员与公众之间的许多事务性沟通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来进行。省去了面对面交流、沟通的程序，这样虽然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却不利于政府公务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容易造成彼此的情感隔阂与不信任。

3、泄露政府机密，影响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而国家安全的维护有赖于对政府机密的保护。然而随着网络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政府几乎已无秘密可言。高明的网络间谍曾多次通过网络进入美国五角大楼的机密资料库，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信息系统的失灵。网络技术虽然有利于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便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但由此带来的泄密事件也时有发生，不仅使政府难堪，更使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机密被泄露，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在增加政府管理透明度的同时防范网络泄密、维护国家安全，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4、网络犯罪使政府管理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网络具有数字化的特点，一切都以数字代表因而具有匿名性。在保护了个人隐私的同时，也给网络犯罪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加之网络技术作用便捷的特点，使网络犯罪变得轻而易举而又难以察觉。网络犯罪主要表现在：网上色情；网络；网络病毒的制造与传播；网上诈骗；非法入侵与破坏。网络犯罪使政府不仅要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而且还要应付日益增多的网上犯罪，使政府管理的内容更为复杂，难度增大，成本亦升高。对付网上犯罪，对未来的政府管理无疑是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对解决负面影响的建议

（一）改进网络技术，合理利用资金

面对网络化管理会使政府管理的初期成本升高的问题，需要通过改进网络技术来降低初期投资的成本费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合理、有效地利用资金。

（二）加强交流和共同

解决忽略人本原则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改进并普及多用途的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使政府公务员与公众之间通过文字、声音、图像和影视进行交流与沟通，有利于将信息沟通与情感沟通融为一体；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公务员可以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这就使得政府可以更多地利用专门的场所和时间，如专题调研、座谈讨论、新闻会、酒会等，使政府公务员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沟通，有利于缩小公务员与公众之间的情感隔阂，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

（三）加强网络素质教育

新技术论文篇（8）

ModernizationandtheFormationofA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ABriefDiscussiononRelationsBetweenAgriculturalInnovation

andtheRequirementofTechnologyinModern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odelof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ismadetoanalysis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hangesofsocialandeconomiccircumstances.Itarguesthattherequirem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vokedbythevarianceofthe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of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去，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要好。提到，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陈祖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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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9]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

[10]原颂周.我国稻麦改良的问题[J].农林新报，1925年11月16日。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新技术论文篇（9）

精到的新闻写作和编辑技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素养的高度娴熟精到，新闻写作中的消息、述评、访谈等十八般武艺拿得起，不能简单地认为编辑只不过是后期制作拼接而已。二是学会熟练运用动画、特技、字幕等各种后期技术，制作好与图像相关的画面，以准确的文字、图表、声音合成播出，力求达到具象语言与抽象语言最佳组合向观众呈现。电视新闻编辑要有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文字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以顺应电视新闻的的随机性。稿件是否编发、如何修改、电视新闻编辑必须做出快速反应。对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加工，还应具备应急撰写表明编辑部、电视台以至官方看法的编者按、短评、述评等，让观众在接收新闻之后加深认知。这一切都要求编辑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字修养，精通逻辑、语法和修辞，善用各种文字体裁。电视新闻编辑还要具备纠正知识性差错、文字性差错的能力，善于发现违反常识，或以偏概全情况。对提法不当，泄露机密等严格把关，拿不准的及时请示，不做糊涂编辑。对涉及军事、国防、科技等重要内容，一定要注意防范核心技术、核心工作程序的保密。一个独挡一面的编辑在组稿策划时，要学会全面运用典型报道、重点报道、连续报道、综合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等多种形式的组合拳，开掘报道的广度和深度。还要学会辩证法，顾及稿件中积极面和潜在的消极面，要有平衡的观点，对不同地区、领域、行业及其各构成要素做到通盘考虑。在掌握精到的新闻写作和编辑技术同时，电视新闻编辑还要有社会活动家的本领，学会内与各部门联系协调，外与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的功夫，促进编辑实际工作的良性互动。熟练地开展组织报道，全面考虑，对每一条新闻稿件挖深挖透，给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才能促进实际工作的改善。善于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对各个元素进行统一调配安排利用，保证用完整、连贯、流畅、精致的电视语言播出。善于对稿件内容、图像资料、镜头的合理选择及连接、现场同期声、字幕、历史资料等诸多电视语言元素手到擒来，完成对新闻事实的阐述和再现。电视新闻节目制作展现的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编辑人员应精通声画编辑之道，充分考虑稿件内容、图像资料、镜头的合理选择及连接，合理利用现场同期声、字幕、历史资料等诸多电视语言元素，以完成对新闻事实的阐述和再现，使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更电视化地传达给观众。对稿件的画面语言、主题思想要认真推敲，不仅要熟练地掌握改稿、配稿、画面组合、制作标题、内容提要等技巧，还要懂得录音、录像、复制等方面的操作技能。编排电视新闻节目时努力做到在有限时间里安排最大信息容量。

新技术论文篇（10）

可以预料，未来工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主要发生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使科学技术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市场变化步伐加快，竞争的程度也日趋强烈。新产品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面对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态势，未来工业企业若不牢牢抓住技术创新这个本原，就无法实现“以需定产，产需结合”，更无法实现“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一句话，无法生存和发展。所以，由生产经营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必然是工业企业未来发展的选择。

事实上，综观20世纪工业企业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企业愈来愈自觉地把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视为自己的核心职能。特别是近30年来，世界上那些谋求长期持续发展、追求卓越的公司无不投巨资和人力从事技术创新。国际企业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不创新即死亡。如今，企业不断地技术创新，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使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反过来，市场的变化又进一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这种创新循环流动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创新浪潮，在这种创新浪潮中已经涌现了一批技术创新型企业。它们以美国的英特尔、日本的日立、德国的西门子、中国的海尔等为代表，这些技术创新型企业在技术创新浪潮中经久不衰、持续技术创新，公司也因而不断成长。

2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内涵

技术创新型企业是指具有健全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机制持续技术创新，并取得显著技术创新效果的有活力的现代企业。

持续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本质。技术创新型企业就是指实现持续技术创新的企业。在这里，持续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企业不断地进行一项又一项的技术创新，更主要的是指企业适时地从原有的技术轨道进入新的正确的技术轨道的活动过程；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技术上的渐进跃迁性和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性。实质上，持续技术创新包括两个阶段，即技术家族创新的常规阶段和战略技术创新的非常规阶段。

技术创新型企业作为工业企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它保留了生产型企业和生产经营型企业的优点，同时又有了新的内涵。技术创新型企业把企业竞争从单纯的生产竞争和营销竞争扩展到技术创新的竞争，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职能，在企业内部实现技术创新的制度化，集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形成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者互动的健全的体制和机制，通过持续技术创新，获得持续性的收益。

3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体系

典型的说，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体系主要由生产学习系统、搜寻系统、探索系统和文化创新系统构成。

生产学习系统是指企业对既存生产制造系统进行不断改进的活动主体、关系网络和相关制度的综合体系。它主要由生产现场人员，通过在干中学、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途径，持续改良既存的生产制造系统。企业生产学习系统是整个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它不仅使生产技术更趋完善，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是搜寻系统的“助手”、“耳目”。

搜寻系统，是指在企业既有的技术模式基础上，沿着既定的技术轨道，进行有关技术家族创新的活动主体、关系网络和相关制度的综合体系。它的主体主要是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它的功能是不断地向生产学习系统提供新产品、新工艺。企业搜寻系统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不但向生产学习系统提供新产品、新工艺，同时，还在不断积累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搜寻系统是企业当前利润的源泉。

探索系统，是指企业进行战略技术创新的活动主体、关系网络和相关制度的综合体系。探索系统的功能是为企业及时捕捉下一次技术创新浪潮，研究开发和孵化全新技术及其相关生产经营系统，培育企业未来的利润源泉。

文化创新系统是指企业的不断塑造和更新企业创新文化的主体、关系网络和相关制度的综合体系。创新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企业成功的真正秘诀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企业创新文化的建设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塑造和更新的过程。不断塑造和更新企业的创新文化即是文化创新系统的功能，文化创新系统的主体主要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企业最高管理层。

4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机制主要包括创新发展机制、社会运行机制、创新运作机制和创新组织管理机制。其中，社会运行机制是基础；创新发展机制是根本，是灵魂；创新运作机制和创新组织管理机制是具体内容。

4.1社会运行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指企业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稳定模式。它的功能主要是使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中的自组织系统，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正反馈性，即由于它的作用，技术创新型企业向社会不断推出优质新产品和服务，在社会上形成较高的技术创新信誉和声誉，使企业更经济、更多地从社会中获得新的技术创新需求，以及科技信息、科技人才、资金等社会创新资源，进而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这种正反馈社会运行机制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得以成长的社会基础。建设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既要依靠社会又要依靠企业自身。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政治、经济、科技体制的建设，为形成这种机制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企业要通过建设自己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最终形成这种机制。

4.2创新发展机制

创新发展机制是指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的机制。它的主要功能是使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由技术创新到获得利润，由利润支持再技术创新，再创新再获得利润的良性循环，企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发展机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①持续技术创新是企业利润的源泉。创新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企业获得的利润主要依靠持续创新。在重视生产和销售的同时，技术创新型企业更重视能获得超额利润的技术创新活动；②技术创新投资大。技术创新型企业为了持续创新都投入巨额资金，有学者指出，成功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与销售额的比率从成熟产业的1%～2%到高技术产业的15%～20%。

4.3创新运营机制

创新运营机制是指具体技术创新项目运营的稳定性模式，它具有下列特点：①强烈的市场导向。技术创新面向市场需求。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适应和满足显在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刺激和重创潜在的市场需求；②注重技术积累，形成技术进步的不断循环。技术创新产生的不仅是新产品、新工艺等有形的产出，还有技术、知识和经验等无形的产出。技术创新型企业注重这些无形产出的管理，把它作为推动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内在基础；③积极开拓潜在市场。技术创新型企业较一般企业更关心未来，它们利用强大的技术经济实力，能较早地识别一个潜在市场的存在，并倾心培育。

4.4组织管理机制

企业的创新运营机制是通过企业的创新组织管理机制具体保障的。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机制是指企业各职能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它具有下列特点：①实行持续发展战略。实行技术家族创新和战略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战略，实行企业R&D、生产、销售一体化集成管理，有效地协调三部门的活动；②研究和发展制度化。企业确立了研究和发展的价值，制定了企业研究和发展的有关规范，拥有一支稳定的、有实力的研究和发展的队伍，建立了功能齐全的研究所等；③生产和销售部门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突出作用。

5建设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改革任务

中国工业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取得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或许最大的成绩就是我国企业整体上已由“生产型”转向了“生产经营型”。下一步我国企业改革的任务就是顺应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潮流，建设技术创新型企业，使我国企业整体上由“生产经营型”转向“技术创新型”。

应充分认识建设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紧迫要求。我国已经加入WTO，我们要与之竞争的企业往往是实力雄厚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如果我国企业不走持续技术创新之路，不建技术创新型企业，我们就永远只能挣“劳务费”，与“超额利润”无缘，企业求富求强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建技术创新型企业是势在必行的。

在建设技术创新型企业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已经开始起步。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试验了多种新组织形式，如创办科技先导型企业、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园等等。这些都为发展技术创新型企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当前的任务是，要进一步明确认识，深化改革，切实推进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建设。

摘要技术创新型企业是工业企业未来发展的高级形态，系统研究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内涵、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并提出了建设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改革任务。

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型企业企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