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垦日报篇（1）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28-03

一、农垦公司开设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一批通商口岸，中外经济交往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不过，安徽虽然毗邻业已开放的江浙地区，但却地处内陆，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距离较远，联系不多，安徽的农业经济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微弱。直到1877年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安徽“据长江之中”，“雄富虽亚于汉、沪，而游历之客轮舰之往来”，“道必经于是”[1]。因此英国迫切想在安徽境内开放商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实现了英国多年以来的夙愿，芜湖被增开为通商口岸。芜湖的开埠，不仅给安徽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外国交往联系的窗口，而且便利了列强对安徽进行经济侵略，对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其开始走向解体。如宁国县“男妇不务蚕织”，“百物所需皆仰给于他人”[2]。霍山县在“咸同以前乡民多有制机织布者，名家机布今已无传”，“制造悉资外人”[3]。

随着耕织结合的自给性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列强对原料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安徽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品性农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除了水稻、茶叶和棉花以外，蚕桑、烟草、麻等作物都在市场扩大的情况下有了更大规模的种植。如蚕桑的种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提倡下和蚕利的作用下，得到一定的推广。如石埭县“山多田少，田禾以外，以蚕桑最为先务。兹由本县自行捐廉购到湖桑五万株，不取民间分文，分给里乡一万四千株，外乡三万六千株，发由各该都董转给领户[4]；怀宁县“桑多野生，昔年蚕缫之事百家一二。清光绪间省长官创设桑园，由江浙运桑秧栽于城之东郊，使人习养蚕缫丝诸法并迭经出示劝导，风气渐开，邑人仿而栽者”，“不下数十家”[5]。滁州“向无蚕事，乱后养蚕颇多”。再如烟叶，在很多州县都有种植。凤阳县“近城一带，所产烟叶，较他处为佳。七八月间，商贩四集，贫民颇资以佐食用之缺”；宿松县“当有清中叶东南两乡居民各就高阜地土试种烟草，续种植愈广”，甚至种植棉花之地“续以改种烟草”[6]。

与此同时，战乱之后的安徽荒山荒地很多，亟需开垦种植，以增加政府收入。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爆发，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皖南广德、建平等处，兵燹后人烟稀少、田野荒芜”。“迨乱事敉平，生者寥寥，昔日良田美园，当时则变为荒原旷场，无复有人过问矣”[4]。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复额田赋，清政府对“自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民欠钱粮一概补行豁免”，以抒民力[7]。从而促进了安徽农业生产的恢复，如全椒县“咸丰乱后，客商星散、土著什不存三、四，田多而人少。故数十年来，邻县如合肥、潜山等客民，多侵入其间，或佃田，或垦山，颇获厚利”。皖南广德、建平等地，兵燹后“当道出示招徕，客民之开垦而来者四方响应。迄今二十余年，纳税征租，良田尽辟”[4]。不过，由于战乱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荒地荒山仍然很多。如“皖北地本贫瘠，当发捻乱时最受其冲，困于兵革最久，数十年来凋残之状犹未复元”[8]。皖南不少州县也存在荒山荒地，如石埭县“迄今（1900年）未垦之地尚十之四”[4]。“顾自兵燹以后，田赋至今（1906年之前，笔者注）未能复额”[1]。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全国各地官绅创办农垦公司以振兴农林实业之举积极支持。不仅相继成立了商部和农工商部，而且“为振兴农政起见”，“特电各省将军督抚添设垦牧树艺公司，以冀广辟利源”[9]。与此同时，有人奏称安徽“积荒待辟，亟宜筹设公司推广开垦以兴农业”[10]。安徽地方当局也进一步认识到农垦公司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巡抚朱家宝即认为“皖省素称贫瘠，大江南北，旷土甚多，……非广集公司，取资众力，不足以辟荒芜而臻富庶”[11]。

二、农垦公司开设的情况

安徽最初出现的农垦公司是在安徽地方当局的直接支持下组织成立的，创办人为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遵旨督率各属筹办农桑种植，由候补知州彭名保等于安庆省城外宽阔官地韧日新蚕桑公司，兼设蒙学馆以教农家子弟”[12]。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安徽万方卿大令，奉委集股创设开垦公司”，“购买荒田，耕桑之外，兼种竹、木、棉、麻”，“闻所购田地约三千余顷”[4]。

为进一步发挥农垦公司开垦荒地、振兴农林实业的作用，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当局直接投资创立农垦公司。如安徽巡抚聂缉嗽1904年奏设农工公司，筹拨官股四万元，从事垦荒。“经皖绅禀准在省垣对江东流县属八都湖地方兴办垦务，设立安阜农务公司，集股试办”，并公举刘廷凤为总理，赵继椿、陈树涵等人为协理，后巡抚冯煦命郭重光为督办，“将官民荒地按亩丈量绘图详报”；朱家宝抵任安徽巡抚后，该公司称“查全圩地势纵长”，“其中荒熟地约共六七万亩，官荒地亩照案缴价领垦，民业荒地遵照定章或以地入股，或认缴堤费，或领价售归公司”，“现计归公司任垦者约二万余亩，其余民荒及滨江熟地尚约四万余亩”[11]。

同时，安徽地方当局还不断饬令各州县地方官劝谕殷实士绅集股开办农垦公司。如东流县令在巡抚冯煦的饬令下，会同富绅清查完荒山田亩之后，即拟将荒地分设公司，劝谕富绅集股款开垦[13]。专管农林实业的垦牧树艺总局和劝业道则为农垦公司注册备案，保护农垦公司的成立与发展。所以，在安徽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安徽官绅积极投资创办农垦公司，农垦公司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资本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如“芜湖万顷湖垦荒之事业已告竣，所开之地多至六万余亩。现在招人认领，每亩收洋银三元，有甲乙丙三公司，各领一万亩，桐邑宰叶大令则劝令邑绅集股三万元，承垦一万顷。怀邑宰丁大令亦集股三万元，已于日前赴芜定额一万亩”[14]。1904年底，安徽省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公司“设在贵池之黄湓镇，占地共计十万亩左右”，“股本拟集二十万两，每股银一百两，分为两千股”。“订有公司章程八条”[15]。

其次表现在农垦公司出现地域的扩大。19世纪末叶，安徽的农垦公司只是零星出现在个别州县，创办人是具有官衔的官府令委。到了20世纪清末新政开始后，农垦公司遍布安徽南北，且大多为普通绅民所办。如在皖南地区，青阳植本垦务公司设在“青阳县北门外之焦家埠紫竹果”，“股银二万两，每股二千两”，拨垦荒地四百余亩，“另贾熟田约一百亩，皆系种稻，择其高处冬令可以栽万余株”，“公司实为振兴地利，开通风气而设”。建平垦务公司设在“建平县西乡花赛圩，有田六千余亩”，“集股洋四万元，每股四百元”，“因近年来米价翔贵由于农务日驰是以集股兴办”。“宁国府建平县地方荒地极多，前经浙绅凌赓麴约同刘杨二君创立树艺公司，先集资一万元，定名大牲公司，就该县南乡上柏堡地方购地四千余亩，栽植各种树木”[16]。“泾县阖邑田地共三千三百六十四顷七十六亩，除熟田一千九百零九顷九十二亩外，其余一千四百五十四顷八十三亩均未开垦，兹由该邑绅士集合股本妥订章程创设农林有限公司，业已禀请县令详报皖抚查核立案”[17]。此外还有绅民杜际辰在1907年开设的太平厚生树艺公司、1903年官绅合办的南陵茂林树艺公司、绅民夏国梁在1906年开设的青阳培厚树艺公司、绅民夏翊辰在1907年开设的芜湖启民垦务公司、以及绅民毕保东在1908年开设的铜陵大通农林畜养公司等[1]。

与皖南相比，皖中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相对较差，但也出现了一定数目的农垦公司。如“职商刘体智纠集资本请领泗州洪泽湖荒滩，拟开办垦务公司，具禀农工商部咨行皖抚查明于地方情形是否有无窒碍”，“据御史刘隙曾呈称职商刘体智请开泗州垦务公司关系凤泗淮扬四府州民生利害非浅，应请转饬勒石永禁，以维公益”[18]。“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前曾创立农工公司，承任两业学务并由官拨款四万元，充作公司股本”[19]。“凤台县垦务公司张嵩生禀遵章筹集股本，缴价领垦该县钱家湖荒地”[20]。皖北蒙城和涡阳等县“均属边壤，惟该处土地膏腴，为天然农业之乡”。而“该处绅董张筱亭等前曾远历重洋考求农业，兹返国后毅然以振兴农业自任，爰集当地热心富绅，纠股开办农业肥料公司，拟具章程呈请劝业道转详立案”[21]。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绅民殷保彝在1906年开设的桐城恒丰垦植公司、绅民王希仲在1907年开设的太湖开源农务公司、绅民耿善举和王牧云在1908年分别开设的巢县敏树牧植公司和凤阳发轫垦务公司等[1]。

三、农垦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农垦公司成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积极开垦荒山荒地、种植各种农林作物和开展一定的农学教育等农事活动。

1.开垦荒山荒地。安徽荒山荒地颇多，各地官府为了尽地利而裕田赋，积极鼓励各地绅民开垦荒地。农垦公司因此在集股创办后无不以开垦荒山荒地为本公司的首要农事活动。如“宣城县职绅吕志元等以该邑自兵燹承平后，官民荒田极多，近来虽有热心农政绅商缴价领垦，然宣城境内核计荒芜田土仍属不少，每多外省人民觊觎藉领垦为名，致滋纠葛，激成他变。日前该绅等招集巨款，拟创立振宣树艺公司，凡宣境荒山田土，该公司均可领垦种植森林以兴实业而杜纷扰，刻已禀请皖抚咨部给照”[22]。“无为州高绅慕德集资八千金在福凝洲购荒地万余亩，逐渐开垦”。

2.种植农林作物。农垦公司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其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农垦公司主要是大规模种植蚕桑、茶、麻、棉花等经济作物，以满足市场需要。如宁国府建平县的大牲树艺公司“种成桐树六万株，湖桑一万八千株，乌桕树四万株，茶树三万株，建茶子一万株，桥树一万株，其余桃李诸果尚拟逐渐扩充，每亩种七八十株，四千亩可种三十万株，三年后每株结实值洋一分，岁计三千元，五六年加三四五倍不等，岁值万余元”[22]。

3.开展农学教育。农垦公司不仅积极进行荒山荒地的开垦，农林作物的种植，而且对农学教育也积极开展。如皖绅赵太史曾重等创办的农工公司以“每年应得利息作为学费，嗣以公司尚未发达，学堂经费浩繁，息款无多，不敷甚巨，一时未能开办，直至丙午冬间开始设法先开农工实业预科，俟两年毕业后，升入本科，所有开办常年经费暂就积存及岁入息款撙节开支，经费稍裕再行扩充”[19]。安徽商务议员刘世衔奏准筹办贵池垦务公司“以振兴农业为要务，使县境之内荒弃地段渐就繁殖以裕生计，并拟公司办成后，酌提数成为资助小学农学之用”，并计划“筹立农务学堂试验以期进步”[15]。

四、农垦公司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影响

农垦公司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出现肯定会对清末安徽农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1895年至1911年期间，安徽地方当局切实鼓励绅民投资集股开办农垦公司，有力促进了安徽农业的恢复发展。仅在《皖政辑要》上记载的农垦公司就有二十三家[1]。此外，宣城、建平、南陵、休宁、东流等州县绅民集股创立了为数不少的农垦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山荒地，大规模种植蚕桑、茶树、桐树和松竹等农林作物[12]，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次，促进了安徽农业的进步，使安徽农业初步具有了近代色彩。农垦公司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在生产的过程中对近代农业技术知识较为重视，注意农业种植的改良，生产的农产品也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这不仅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而且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冲击了封建租佃制度，同时，农垦公司所开展的农学教育活动，则培养了新式的农业人才，为清末安徽农业生产队伍带来了新力量，从而促进了安徽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煦.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5.1，793， 79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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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达章，何国v.霍山县志・地理志・物产[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9.

〔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Z].北京：三联书店，1957.884-885，171-172，162， 225.

〔5〕舒景蘅.民国怀宁县志卷六・物产[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10.

〔6〕俞庆澜，刘昂.民国宿松县志（一）・实业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68.

〔7〕汪克让，汪文鼎.民国全椒县志・卷六食货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0-81.

〔8〕皖绅郭鸿仪等募赈函[N].申报，1907-01-01.

〔9〕饬设树牧公司[N].大公报，1908-10-06.

〔10〕世续，等.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5[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影印，1970.25.

〔11〕安徽巡抚奏报农工公司办理情形折[N].商务官报，1909（24）.

〔12〕刘锦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9・实业考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255，11245.

〔13〕集股开办垦务[N].申报，1907-11-17.

〔14〕承垦荒地[N].申报，1904-12-04.

〔15〕安徽农工商情形纪略[N].商务官报，1906（16）；商部甲辰年纪事表[N].大公报，1905-02-24.

〔16〕栽植树木之利益[N].申报，1910-08-13.

〔17〕创设农林有限公司[N].申报，1908-07-09.

〔18〕咨查垦务公司开办情形[N].申报，1909-11-15.

〔19〕开设垦务公司[N].申报，1909-04-04.

农垦日报篇（2）

关键词：张謇 改造传统农业 农业现代化

中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起始于清末的戊戌维新和新政时期，但是比较全面的展开是在民国成立之后，张謇任农商总长之时则为之打下了基础。这不仅表现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趋于全面，而且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改造传统农业的法规，制定和实施了振兴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张謇在担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在力促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改造传统农业，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性理念。所谓传统农业，就是以世代相传的生物和自然生产要素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封建租佃和小农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农业。这种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知识贫乏，生产技术原始，土地和水利凭借自然，生产发展缺少外部刺激，生产方式封闭僵化，使扩大再生产难以进行，商品化程度和经济效益低下，劳动力投入巨大。因而不仅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广阔的商品市场、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不能在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对此，张謇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特别指出了两点：一是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农业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原材料，“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欲求制造额之加多，必先扩张其原料之数量，并改良其品质”。[1]“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先求原料之充足。即如扩充纺织，而吾国之产棉不足供也；扩充制糖，而吾国之蔗与甜菜不足供也；扩充织呢，而吾国之羊毛不足供也。”二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要以农业为本源，“财用之源，视乎税入，税入之源，系于农产。”[2]于是，他要把对工业所采取的“保育主义”“移之于农业”，“施之于植棉、植蔗、植甜菜、畜美利奴（美国）羊”，由政府给予奖励和补助，“以引起其增殖改良之兴味”，[3]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提倡多种经营，奖励发展工业原材料农业，把改造传统农业与工业现代化密切结合在一起。上文已经提到，张謇从发展棉纺织工业、制糖工业和毛纺织业出发，主张采取奖励措施大规模发展植棉、种蔗、种甜菜和牧羊业。他的计划是：“每年扩充植棉地至二十万亩，计费（即奖励金额）三万元；改良棉种至一万亩，计费一万元；增殖（植）制糖原料地十万亩，计费三万元；改良羊种十万头，计费二万五千元。”[4]1914年4月农商部正式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对不同的扩充和改良者给予不同的奖励。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1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3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蔗苗银3角，肥料银6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1角，肥料银3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30元。[5]并从鼓励规模经营和推广普及出发，拟采取视养植规模之大小及养植者之不同而实行递增奖金和重奖农家养植的办法。他指出：“希望农牧产之发达，必主乎多数。但大农与小农、多数与少数之收效，有难易之不同，则奖励率即不能无高下之差异，今更说明于下：扩充棉产，奖重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充能力，故就所拟奖率平均之。万亩之奖为千元，合每亩一角；五万亩、十万亩之奖，合每亩一角二分；二十万亩之奖，合每亩一角五分。改良棉产，奖重小农，小农之致成绩也难，而开通风气也普。故个人之奖，每亩二元；农会、农校等之奖，每亩一元五角；至公司则专事于此，成绩更易，故每亩奖一元。扩充改良制糖之原料，利在大农，故奖率之递增，与扩充棉产略同。牧场之改良美利奴羊，少数之繁殖难，多数之繁殖易。故改良三百头之奖，每头合三角三分零；改良一千头者，每头奖三角；改良一千五百头者，每头奖二角六分零；改良二千头者，每头奖二角五分。”[6]充分体现了其奖励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

张謇所提倡的农业多种经营还包括林木业。他认为，证诸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林木业的兴衰与否，不仅关系到农业的水利条件和生态环境，而且关系到某些工业的原材料供给，“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童山濯濯，所在皆是。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7]为着改变这种?羁觯?914年11月3日，农商部颁布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森林法》，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预防水患”、“涵养水源”、改善“公众卫生”、保护“航行目标”、“利便渔业”、“防蔽风砂”等治理水利和改善生态环境；并奖励造林，“个人或团体，愿承领官荒山地造林者，得无偿给予之”，“自承领之日起，得免五年以外，三十年以内之租税”。[8]1915年6月30日颁布的《森林法施行细则》和《造林奖励条例》，更具体地规定了提倡和奖励造林的办法，对造林在200亩至3000亩以上，并成活满5年以上者，分五级给予四等至特等的荣誉奖励；另特别规定：“凡经营特种林业，于国际贸易有重大关系者，或胜造船筑路等各种大工程之用者，农商部认为有补助之必要时，得按其面积株数，核给奖金。”[9]显而易见，这些奖励政策，不仅旨在提倡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旨在为工业开发和提供原材料，为农业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主张以科学的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提倡科学兴农，改良和引进优良品种，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适用、优质的原料。张謇提倡农业的多种经营，不是一般的推广种植面积，而是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推广种植面积时，以是否有适宜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据。对棉花、甘蔗、甜菜的种植区域规定为：“植棉区域：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植蔗区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甜菜试种区域：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植棉区域、植蔗区域?龋?渴∫匀舾上匚?室酥裁拗舱嶂?兀?膳┥滩颗稍被嵬?鞲檬〉胤焦俜直鹂倍ㄖ?！比缓蟛庞傻胤焦佟吧璺ㄕ锌眩?渲裁拗舱帷！?SPAN lang=EN-US>[10]

对于农业病虫害，张謇力图采用科学的方法防除之。1914年3月18日，农商部向各省区发出征集植物病虫害及防除病虫害科学方法的训令，同时颁发《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和《征集植物害虫规则》，力图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采取科学的方法除害灭病。其训令指出：“在昔，科学未明，往往骤遇天灾，诿为大数，徒事祈禳，何补凶荒。……惟我国于病虫害一事，向少研究，霉菌检查及植物组织、解剖等事，既非预习于平时，自难收效于顷刻。前于本部直辖农事试验场，特设病虫害科，采用欧美成法，实地研究，办理以来，确有成绩。顾兹事体大，尤需全国一致进行，办理始能有效。”因此，特向全国征集病虫害，以备检查研究。“再，各省农事试验场、农学校等，如于此项科学，夙所研究，获有成绩，仰饬随时报部”，[11]以备推广。

张謇在推广农业多种经营的同时更重视农林牧品种的改良。1914年2月28日，他总结古今中外农业兴衰之由，指出改良品种的重要性说：“我国自古重农，米麦生产之额，甲于世界。比因四方?m扰，灾?频闻，农耕事业渐次衰败。重以民知蒙昧，墨守旧法，于选种、保种、传种之事，恝置不理，佳种日趋劣败，产品安望精良。按查泰东西各国，贩卖种子，特设专所，岁时比较，留强汰弱，公私两便，?益实多。我国此种营业机关尚未成立，良窳杂糅，迄无标准。本部任提倡农事之责，亟应先事筹思，藉收后效。”随即向各省区发出命令，广泛征集良种，要求各省将所属“每县所产稻、小麦、大麦，每种采集一份，寄送本部”，交由各农事试验场择优培育，“为传播良种之准备”。[12]

上文已经提到的由农商部开办各种试验场，其主要任务就是从事优良品种的征集、引进、培育、试植、试养和传播。如棉业试验场，“得将历经试验成绩优良之棉种，分给民间种植”；“每年应征集民间新收获之棉产物，开棉业品评会一次”；种畜试验场的技术员所掌管的事项有：“家畜繁殖改良”、“纯良种畜养护”、“中外畜种比较试验”、“种畜品评会”等。[13]林业试验场则在开办的当年，就“输入新种，培育苗木，……移栽洋槐七十余万株。此后每年即有六七十万之苗木，或择地移栽，或分配民间。”[14]各农事试验场还聘请“勤朴坚实、谙习农事、经营业务在二十五年以上者”，担任“劝农员”，分赴各地，从事“巡回演讲、分布苗种、教用农具、调查天灾虫害和其他改良农事一切事项”，[15]以此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和耕作技术，推广良种和新式农具，促进农业改良。而且特别重视优良品种的引进，除了要求各级政府所办的农事试验机构应以引进和试验优良品种为主要任务之外，还鼓励地方和民间选用和引进优良品种。有关植棉、种蔗和牧羊的条例规定：扩充植棉，宜选细子未核及其他优良之棉种；改良植棉，宜选埃及或美洲之棉种；甜菜种宜采之德国；甘蔗种宜采之爪哇；羊种宜采美利奴羊。[16]“改良羊种者，自第一传起至完全改良种，每传均得适用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之规定奖励，并得并计之。”[17]《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中所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对品种改良的奖励力度大于对扩种扩养的奖励力度，如对“改良植棉者”的奖励是“扩充植棉者”的3倍；对牧羊业的奖励只奖励“改良羊种者”。对于植树造林则要求全国各地试植外国优良树种，通告各省说：“据本部林艺试验场详称：德国槐树，生长迅速，效用宏多，本场开办后，曾由青岛购取树种，先行试种。……以久经荒废之区，适值半载亢旱之候，尚能生活十之八，树形之发育，亦极畅旺。本场为预备推广造林起见，本年复在德国订购此项槐树种七百余磅，现已转运到京。除本场播种外，尚存三百余磅。……各地方似均宜相地选种，育苗、造林，为十年树林之计。……希即转发各属各农林业机关，依法种植，以资试验，而溥利源。”[18]

第三、制定垦荒条例，划一垦荒办法，鼓励人民垦荒，扩大种植面积。开垦荒地，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一种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但是从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和张謇所提出的垦荒政策来说，已带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中国的历史进入到民国初年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粮食及各种农副产品愈益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工业原材料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于是增加农产品产量便更加成为工商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在张謇的关于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主张中已有所谈及，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增加农产品产量的途径，除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之外，另一种重要途径无疑就是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要扩大种植面积，则唯有开垦荒地。同时，张謇所提出的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措施和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做法。在鼓励垦荒政策带动下而出现的农垦公司，则具有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广站作用。

张謇对开垦荒地之事向来非常重视，早在清末时他自己就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从事于盐碱地的开垦事业。出任农商总长后，他力图把开垦荒地的事业推向全国，竭力主张开放国有荒地供人民开垦，热情支持地方政府的垦荒事业。他指出：“窃惟国家富力之消长，恒以物产之衰旺为枢机。居今日而欲救贫，道莫要于垦荒，而尤以先行整理官荒，为入手时一定不移之办法。吾国幅员辽阔，国有荒地甚多，……如克逐加清理，一律招人领垦，则非特地无旷土，目前可消纳游民，而将来垦熟升科，并足增国家收入。”[19]尤其重视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垦荒事业，认为开垦边荒，除了具有开垦一般荒地所具有的意义外，还具有移民实边，保卫国土的特殊意义。对于开垦黑龙江荒地，他指出：“黑龙江荒地廖漠，沿边尤甚。俄日两国殖民渐盛，收天产之利，蚀主国之权。而我国之人反罕有至其地者。邻人乘虚而入，主人?以待之，久之将为彼族所盘踞，危险滋甚。”[20]对于开垦蒙古荒地，他认为有如此5大利益：“尽除前清理藩院所施于蒙一切之苛例，予所欲而去其所恶，借以联络蒙情，使不诱于外物，一利也；边内外贫苦人民得享垦地之利，以殖生计，二利也；地辟民聚则边自实，不致召空穴来风之痼，三利也；因蒙汉之垦务，于水利区划等事，政府稍扶助之，使易成立，而亦可稍??浞岩栽鏊耆耄?睦?玻晃艺???渚???姑扇酥?校?阋允展埠屯骋恢?婕时硎疽远酝猓?謇?病！辈⒁?笤?揽?髁钚?迹骸捌瞥?衫??鸩夹鹿妫??擅裰?U希?故芸?胖?妫??奕炼嶂?肌！?21]竭力主张通过开垦边荒，实现移民实边的边防战略。

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自清朝前中期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开始实行以官方屯垦为主的全面垦荒政策，但尚缺少统一的办法，弊端丛生。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民国政府曾于1912年9月30日公布《农政纲要》31条，但其中直接有关垦荒的条文只有4条，亦比较简略，只是提出了“移民东北、西北，开辟官荒”，“提倡国民移垦”的原则。[22]直至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后，为了进一步开辟地利，鼓励承垦，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垦荒办法，他指出：“窃以各省国有荒地，亟宜招人承垦，以辟地利。惟查此项荒地，向无一定办法。今民国肇建，凡关于土地事宜，俱应厘定规条，俾资遵守。”[23]随即在考察调查全国荒地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垦荒条例，即1914年3月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29条，[24]接着又于7月和11月先后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18条、《边荒承垦条例》24条。[25]这些条例比较具体地规定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和办法，较之以往的垦荒政策和管理办法有很大的进步，并表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主要有下述几点：

一是界定了可垦荒地的范围。根据这些条例规定：国有荒地种类为：江海山林新涨及旧废无主未经开垦的土地，包括江河湖海涂滩地、草地或树林地，以及卤斥地、砂碛地等。边荒范围为：直隶边墙外，奉天东北边界，吉林边界，黑龙江、山西边墙外，陕西边墙外，甘肃边墙外，新疆、广西、川滇边界。这些荒地的种类和范围显然是那些尚无利用和人烟稀少地区的荒地，开垦这些荒地，不仅将变废地为良地，增加耕地面积，而且将带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民向人口稀少地区迁徙，既可收移民实边之效，又可使人口区域分布趋向合理化。

二是明确了承垦者的资格和责任。凡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无论其为个人、为法人、为团体，均可依法承垦。一旦承垦以后，承垦者必须作出开垦的计划，如需要明确陈报：一切关于堤岸沟渠规划建设之概要；经营农业之主要事项，或种谷或畜牧或种树；开垦经营的若干事项；预拟建闸、堤渠、疆里工程及竣垦年限。在无特殊情况下，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关年限完成开垦计划；必须每年向主管官署报告开垦进度；必须在第一年内从事实际开垦；不得擅自继承和转移承垦权。否则全部或部分撤销其承垦权和没收承垦保证金。其用意显然在于预防弄虚作假，提高开垦的实际效力。

三是规范了承垦的程序。有关条例详细规定了不同承垦者需办理的不同承垦手续；承垦不同面积荒地需缴纳的不同承垦保证金和竣垦年限；承垦不同种类荒地需缴纳的不同承垦地地价；不同违例行为的不同惩罚等。尽力避免以往那种“承种之人，类多控造户名，包揽大段，甚有私售荒照，于外人情弊”[26]等类营私舞弊事情的发生。

四是采取了经济鼓励措施。张謇制定颁布这些垦荒条例的基本原则是鼓励垦荒。为鼓励承垦，荒地以肥瘠不同分五等优惠定价，一般荒地，最高每亩1元5角，最低每亩3角；边荒，最高每亩3角，最低每亩5分，以此鼓励承垦贫瘠的荒地。对按时竣垦者，如数退还承垦保证金。对提前竣垦者，减收其地价，承垦一般荒地者，从提前1年至提前6年逐年分等减收原定地价的5%至30%；承垦边荒者，从提前1年至提前10年逐年分等减收原定地价的10%至60%，以此鼓励大规模高效益的开垦。

此外，张謇还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商人集资成立农垦公司从事现代性的“大农”垦荒。他曾致函黑龙江省省长说：“如黑、吉荒地，非大农不足以收宏效，……昔见江（黑龙江）省所定垦地规划之图，与美（国）制及仆于乡里所营者（通海垦牧公司）大同，似即于小农领地时，亦必为之稍稍经划而指导之，无害于大农之进行，乃为至善。”[27]当有张謇已故友人之子浙江人蒋汝藻、广东商人郑观应之侄郑润昌等中国商人与美国农学家巴伦所办之东益公司合作开垦黑龙江荒地时，他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认为：“蒋汝藻、郑润昌等，在黑龙江汤原县地方购置土地，用大农法开垦，因与东益公司订立雇佣代垦合同。……其法系中国人为地主，美国人为代垦人，纯系雇佣性质。……中国人为地主而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非合并而利用之，无以收化荒成熟之效。且有大农以招徕移民，则国家不费经济而边境自臻充实，在经济行政上尤为得策。”[28]

上述这些条例和规则的制定颁行，初步奠定了民国时期的垦荒政策。此后历届政府虽然又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关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条例，但大多是在修订张謇任职时期所颁行的有关条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如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调整鼓励垦荒政策时，仍将张謇所制定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核准，继续作为垦荒管理的具体措施实施。[29]

这些条例颁布以后也得到了较好的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农垦事业的发展。?些条例不仅促进了耕地面积的拓展和边远地区的农业开发，而且为新式农垦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中国的农垦事业从民国初年起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不仅继续了原有的官方屯垦制度，而且民间的经营性农垦进一步发展，农垦公司大量增加，私人的农垦活动亦益趋活跃，形成了官垦、商垦和私垦并起的局面。如在东北地区，从民国初年起就大兴垦荒事业，大量放垦国有荒地，并采取鼓励措施吸引关内人民前来垦荒。在西北地区，鼓励开垦皇家围场和荒地，1915年在绥远设立垦务总局，开办官垦。在东南沿海地区，滩涂开垦事业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快速发展起来，1914年财政部设立淮海垦务局，把农垦的范围从通海地区推广至其他地区。[30]

新式农垦公司，亦从民国初年起进入比较兴盛的阶段。据农商部的统计，1913~1920年间，历年实存农垦公司数均少于1912年的171家，资本总额则较之1912年的635万元多少不一，[31]公司数最多的是1913年142家，最少的是1920年83家；资本总额最少的是1914年495万元，最多的是1920年4114万元。[32]农商部的民国以后统计数字，由于各省填报数字不全，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据其他有的关记载，苏北地区在1914~1920年间先后约有40家农垦公司成立；广西在1912~1916年间成立的农垦公司有64家；东三省在1913~1920年间创办的农垦公司多达137家，实收资本总额为1580余万元；福建省自民国后“农垦公司接连出现”，1916年时有主要农垦公司16家。[33]仅这3个省区1920年之前的农垦公司就已有257家，如果加上其他地区，那么农垦公司的数量应当更多，较前有明显增加，资本额和开垦规模亦有明显扩大。这些农垦公司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方式，对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的改变、商品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如它们的经营方式，或由公司统一雇工生产；或将土地分划租与包工头组织生产；或将土地租给佃农耕作；或将垦熟的土地出售。它们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出售产品，牟取盈利，其经营种类包括植棉、蚕桑、树艺、茶叶、牧畜、粮食、养蜂等。它们的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或采用良种；或施用化肥；或购置耕作机械。它们还把自己所培育的优良品种，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向社会推广，并以其种植经济作物所取得的效益影响附近地区的农民从事农业的多种经营。[34]

上述张謇的以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各项措施，虽然因其农商总长任期有限，加之政府支持乏力，使之实行得极为有限。如《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因政府财政困难，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农商部的设立棉糖林牧等试验场的计划，因经费不足，只好由原计划的11所减至7所；有些省区设立农业试验场的计划，也因经费无着而不得不“从缓开办”，即使是已经开办者，亦受经费不足的制约，难以充分开展工作；[35]更没有力量用足够的经济手段资助和激励民间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是张謇所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主张、政策和法规条例，为此后的社会各界和政府所继承发展，逐渐付之实践，从而开启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新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发展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采用以培育良种和机械耕作为主体的科学耕作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移民垦荒扩充耕地，发展经营性农业。民国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基本上是沿袭着张謇所指出的这一方向走下去的。

[1] 张謇：《奖励农牧产案》，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02页。

[2] 张謇：《筹借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基金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59。

[3] 张謇：《奖励农牧产案》，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02；《奖励植棉制糖牧羊提案》，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56-357。

[4] 张謇：《奖励植棉制糖牧羊提案》，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58。

[5] 《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政府公报》1914年4月12日，第693号，“命令”。

[6] 张謇：《奖励植棉制糖牧羊提案》，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58。

[7] 张謇：《规划全国山林办法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36。

[8] 《森林法》，《政府公报》1914年11月4日，第898号，“法律”。

[9] 《造林奖励条例》，《政府公报》1915年7月1日，第1130号，“命令”。

[10] 《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细则》，《政府公报》1914年8月19日，第822号，“命令”。

[11] 张謇：《（关于征集植物病害）令各省民政长》，《政府公报》1914年3月27日，第677号，“命令”。

[12] 《（关于征集稻麦种）给奉直吉?晋豫粤鄂湘苏赣川甘黔滇桂新浙皖闽陕民政长训令》，《政府公报》1914年4月3日，第684号，“令?獭薄?o:p>

[13] 张謇：《呈报提前开办棉糖林牧各试验场情形及各场暂行规则》，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77；379。

[14] 张謇：《规划全国山林办法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41。

[15]《劝农员章程》，《政府公报》1914年12月14日，第938号，“批”。

[16]《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政府公报》1914年4月12日，第693号，“命令”。

[17]《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细则》，《政府公报》1914年8月19日，第822号，“命令”。

[18]《农商部咨直隶、河南、山东、浙江、四川、贵州、广东、福建、江苏、山西、湖南、广西巡按使、顺天府尹分送德国槐树种子并种植说明书希转发种植文》，《政府公报》1914年7月12日，第784号，“咨”。

[19] 张謇：《请先就淮北苇荡、淮南盐场垦荒并分简专员呈》，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33。

[20] 张謇：《黑龙江代垦合同之大概呈大总统文》，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39。

[21] 张謇：《条陈开放蒙地破除旧例另布新规呈》，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41-242。

[22] 张丕介：《垦殖政策》，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页109-110。

[23] 张謇：《拟具暂行承垦荒地请国会审议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03。

[24] 《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政府公报》1914年3月4日，第654号，“命令”。

[25] 《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边荒承垦条例》，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18；327。

[26] 张謇：《修正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页325。

[27] 张謇：《为东三省垦务致朱省长函》，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38。

[28] 张謇：《黑龙江代垦合同之大概呈大总统文》，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卷2，页239。

[29] 参见张丕介：《垦殖政策》，页112。

[30] 参见唐启宇：《中国的垦殖》，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版。

[31] 1912年的农垦公司数和资本总额数，据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中华书局1914年版，页200。

[32] 参见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历届《农商统计表》。

农垦日报篇（3）

监犯移垦，顾名思义就是迁移监犯，从事开垦。在坚持执行自由刑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人犯劳动力，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教授犯人一技之长，对监犯适用依据表现逐渐改变待遇的累进制度，使犯人逐渐适应从监狱生活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转换。国民政府开展监犯移垦有两大直接目的，一为疏通监狱，二为增加生产。四川平武外役监作为国民政府监犯移垦唯一一次尝试成立于1941年，在此之后，国民政府还规划在安徽宣城、贵州平坝两地推广监犯移垦，建设外役监，但后两者均未能成行。本文拟以四川平武外役监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监犯移垦进行述评。

一、平武外役监之实然

（一）草创之所以选定四川平武为设置外役监之地，是因为四川平武地处四川西北，毗邻甘陕，已属我国腹地远离东部正面战场。该地山险水急，“榛莽遍野，灌木遮天，欲登山顶无径可通”，[1]自然环境恶劣，正适合磨砺监犯意志品格；“自民元以后，累遭浩劫，十室九空，以致地广人稀，坐令荒废”。[2]此地因战乱人祸，人烟稀少，监犯移垦至此可保持同社会的隔绝，不至于搅扰社会安宁。引用时人的一句话：“此旷野无异与世隔绝且山水清奇，令人颐神适志，如福地仙都，使人革面洗心，移犯垦种，极合行刑要求”。[3]基于以上原因，此地是极为适宜移垦的。

此时期的监犯移垦事属创举，无案例可循，而制定的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规制移垦具体事宜的各个层面，所以在平武外役监创立之初有三义“（一）行动军事化（二）生活纪律化（三）工作生产化”。[4]其内部员工看守均着“草履短褐”，移垦人犯也穿统一制服而尤显整齐严肃，每日清晨鸣钟典狱长与员工督率人犯立即起床，十分钟整衣洗面后全到旗台集合举行升旗典礼，礼毕训话，用完早餐即派出作业，一般一天作业时间为十二小时，傍晚收之后再聚旗台降旗以示一天劳作完成。通常情况下日日不断绝，须逢年过节才能休息。为了让移垦人犯不忘教化，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犯人在升降旗之后都须高呼口号：“（一）要切实改过迁善（二）要习勤习俭习劳（三）要努力开辟荒地（四）要增加垦区生产（五）要努力垦区建设（六）要扶助农民经济（七）要帮助前方抗战（八）要改良垦区卫生（九）要振奋垦区教育（十）要发展垦区交通（十一）要实行农民合作（十二）要完成自给自足”。[5]从三义中的“工作生产化”到口号“要帮助前方抗战”无不体现了此时期的时代特色，后方加紧生产支持前线是抗日战争赋予监犯移垦的历史使命，这在我国狱政史上是少见的。

（二）实然之垦区建设 监犯移垦以农业为主，渐次发展林业、畜牧业，而所有的这些产业都是以土地作为基础，平武外役监垦区土地一部分源自开垦的荒地，而另一部分则需购买当地农民、乡绅的土地。“边地民性强悍，富豪全仗土地剥削佃农......前年（1942年）收买五十亩，仅费九万余元，今值百万②以上；关门子垦区上齐山顶下齐河心约长二十五里，左至钻子沟右至关门子岩仑宽约七八里，均已完成收买，只余二三户待款拨发足价，此段荒地共费三十余万元，现值数百万矣；他如......堡子沟、杉树湾、核桃园面积颇大，将来拟作期满人犯不愿回籍计口授田之用；由齐头岩、白果园以至红水沟、六角顶荒地横亘六七十里，陆续收买共价四十余万元，期间大树不可数计，天然出产如茶、如漆，养蜂、采药经营较易，纸厂、铁厂遗址尚存，将来人犯如果移足额定二千名之数，皆属有地可耕有工可作；以上总共购地费款八十余万元面积约计六百方里。辟地利，兴宝藏，实为今后急不可缓之图也”。[6]可见为了扩大土地面积夯实移垦基础，无论是收买还是开荒，垦区都费尽周折方略有所成。在这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有为犯人出狱之后不愿回籍而计口授田准备的土地，这是对此时期监犯工作将在监狱教化生产与出狱后生活相联系之策略的贯彻；在该过程中还有移垦作业内涵的不断丰富，业务类型的渐次拓展，开始发展茶、漆、养蜂、造纸、锻铁等多项产业；到1944年垦区所有土地已能满足二千犯人的耕作需求，因此迁移更多犯人参与移垦实为当务之急。

人犯押解到垦区之后，并不急于投入耕作，而是先进行训练，传授必要的农业技艺，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开垦所采方式是平武农作惯用也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刀耕火种，“斩树、诛茅，平铺地面，播耘。期前天气晴明，防火燃烧，取其土焦，灰厚、地肥、苗秀便可丰收”。[7]移垦前几年的出产是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初期③，开垦山地约四百亩，秋收玉米一百九十七市石、黄豆三石三斗，是年春夏先后解到人犯六十八名，收获玉米足敷工作人犯之口粮。三十二年，增辟土地收获玉米二百五十市石、黄豆杂粮二十市石。三十三年夏秋多雨，玉米歉收约计二百市石之谱、黄豆约三十市石，老人窝新开水田收获稻谷五十一市石，总计仍较前二年有增无减”。[8]农场副业也有所发展，历年养猪四十头左右，人犯适用猪肉已经不需要外购；耕牛在1944年是也有十二头，但土地宽广还须添置；羊群从1942年购买的十余只到1944年时已经繁殖到七十二头。

垦区土地面积在增加，业务类型也在拓展，收益也逐年递增，但在这些蒸蒸日上的景象背后仍有难题亟待解决。首先是人手不够，移垦犯人总数相较于开垦的土地以及期望达到的规模相去甚远，从初期春夏押解到的六十八名人犯到“开垦耕耘已经三年，工作人犯多则百余名少则六七十人”，[9]三年时间，人犯总数几无变化；其次落后的科技知识水平难以应对垦区病虫害，农作物方面“初期播耘，老鸦啄食耘耔，生长出苗伤害嫩芽，及至收成野猪、聋猪、刺猪以及老熊黑夜耗食尤重”，[10]其应对措施也只能是派人犯轮流守候、驱赶，而无其他更科学有效的方法；禽畜类“每年瘟疫传染损耗极重”，[11]在那个人都缺医少药的时期，兽医则更是难寻，束手无策甚是无奈。

（三）实然之人犯处遇平武外役监监犯住所分为两种：本监和农舍。两种不同的住所代表了不同的待遇，本监类似于普通监狱，农舍则是同本监相分离的住所，主要分布在各垦区，在农舍居住的犯人相较于本监的拥有更多的权利。监犯初到，教诲程度不一，均须暂时羁押于本监，施以教化、培训，择其品性端正、纯良之人，渐批分遣到各处农舍居住，而那些已经分遣至农舍的监犯若不遵约束，则会再次被羁押于本监。因参与移垦的监犯在资格审核之时就剔除了穷凶极恶之徒，能到平武之监犯几乎都有弃恶从善之心，故本监之作用在过渡，简单的说就是让监犯经历从之前监狱到本监到农舍再回归平民生活这样一个权利逐渐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平武外役监本监的建设占总建筑量的少部分，农舍的修建才是主要。筹备之时主要是将破损的民房进行修葺作为本监使用，而农舍的添置过程就要繁复的多。“筹备期内（民国三十年），修葺破损民房作为外役监④。培养垦区石龙寺旧庙房作为农舍，并新建水子农舍计房十余间，伽帽山农舍计房五间......三十一年新建景家店老人窝农舍两处，并培修任家坪土窑子农舍两所”。[12]在几年后的一份外役监调查报告中对本监和农舍建设如是描述：“外役监之建筑房宇工程，闻自筹备成立以至今日已有六年，未或稍间，建筑各处农舍及新式监房凡二百余间，可住四五百人”。[13]

外役监人犯衣食住均由监狱提供，衣服样式统一，“人犯一名年给单衣裤两套、棉衣裤一套、被盖一床、制帽、符号、裹腿各一”;[14]食从平武当地饮食习惯，以玉米为主粮，油盐蔬菜也有供给；住分本监和农舍，前已述。“人犯精神奕奕，身体康健，使参观之人一望而知其衣食足，较任何新监狱待遇优厚”。[15]该语固有粉饰之嫌，然将其衣裤、棉被、食品的供给与此时期其他监狱相较，确实更为优厚。根据《徒刑人犯移垦实施办法》和《移垦人犯累进办法》的规定，移垦人犯可以从其所得劳动成果中获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五十的提成，称为赏与金。赏与金的具体分配分经常和临时两种，“经常赏与金按月发给，临时赏与金每次工作完毕即行发给，赏与数目以人犯级数高低及工作能力强弱为标准，来此较久者，咸有蓄积汇济家用”，[16]可见赏与金还是比较丰厚的。

人犯的教诲、教育是监狱第一要务。欲求感化罪犯，消除其主观恶性，使其弃恶从善为行刑之本旨,若只是执行刑期，此本旨恐难达成，尚需施以教诲、教育。“日濡月染渍以道义熏以礼法，变其性质，启其智慧，使之幡然改悟愿为良民。”[17]可见对监犯的教育、教诲方式还是采用礼法熏陶，伦常说教。“每日晨昏升降旗轮流演讲而外，每周并授以识字课程及公民训练，尤重个别考察及垦区工作查询，随时随事近譬远证，多方劝诱，爱如慈母，厉如严父，抑其欲望而警其知足，悔而悟者进级记分，使知自励，鼓其上进，心理建设收效宏大。”[18]透过国民政府当局在教化监犯所标榜的人性化，可以看到在行刑理念和监狱建设西化的同时，在对犯人精神思想层面的改造还是援用我国传统之礼法，“慈母”、“严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官制中地方官吏自命“父母官”，这之中有其吹嘘勤政爱民的因素，也透着我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平武外役监设立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受到西方文明持续冲击的年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但是能够有机会有智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沦落狱中成为囚犯则多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在平民阶层的现实生活中礼法渗透到方方面面，教育这样的人群适用传统礼法并无不可，上述文段中“心理建设收效宏大”之描述足证其成果。

外役监称人犯为垦民，“外役监对于解来移垦之人犯，以其业已执行相当时期，欲利用其自尊名誉心理，使其易于改过迁善名正言顺，称人犯为垦民”。[19]这一称呼的改变蕴含着对犯人人格的尊重，更深层次的是它昭示了这个社会包容地对待曾经伤害过社会本身的人和行为，社会以宽容的姿态接纳这些曾经的“罪人”再次融入社会，这些作用于犯人则体现为深刻反思己过，自重其人格操守，弃恶从善。

二、外役监建设之评价

（一）监犯移垦系列法规④是对国民政府监狱立法体系的完善。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狱法律体系。其法律法规主要承袭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法令以及大量引进西方各国律法。抗战爆发以后，民国狱政受战局影响，监狱大规模被毁坏、监犯无处安身疏散困难、经费紧缺等诸多问题是既有法律法规解决不了的。基于此，国民政府在监狱疏通和监狱改良方面逐渐探索适合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途径，主要包括监犯调服军役、监犯疏散、监犯假释、监犯移垦等。毋庸置疑，上述法律法规推进了战时监狱工作的开展，也是对监狱法律体系的完善。

（二）监犯移垦中对犯人的人文关怀值得肯定。监犯移垦无论是立法还是平武外役监的实践都可以感受到人文气息，有如将监犯劳役与出狱后的生计相联系而不是停留在对监犯惩罚本身，为人犯规划更为长远；在垦区称人犯为“垦民”，部分移垦监犯可携家属共往，还可看书、读报、听音乐、参加体育活动，显示了对犯人自然权利的尊重。而这些立法、实践发生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三）监犯移垦有所成，间接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战时司法纪要》成书于1947年，其中对平武外役监的描述当为信史，谢冠生在书中对四川平武外役监的成效如是描述：“四川平武外役监历年惨淡经营，成绩昭著。已经垦熟耕地一千四百余亩，工人每日平均一百五十人，实际从事农作者一百人。所有产品数量如农作科之玉米、稻谷、洋芋、瓜菜；畜牧科之猪、羊；采木科之杉料、木料等项均有可观”。[20]监犯移垦“既可疏通监狱又可增加生产”，[26]这是监犯移垦的两大目的，从谢冠生的评价意味着这两大目的达成。如果将“每日平均一百五十人”同当时全国监犯总量相较，再将外役监的出产同抗日战争的耗费相比，那么以平武外役监为范例的监犯移垦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样的对比是荒谬的，亦无必要。类似于监犯移垦的革新相对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是渺小的，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历史本身，同时也是推进历史的原动力。

注释：

①国民政府规划了四川平武、安徽宣城、贵州平坝三处设置外役监，但仅四川平武外役监成行。

②此处“价值百万元”之因：一为土地的自然增值；二为此时期，民国三十三年正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故能有如此迅猛增值之势态。

③初期应当是1942年，因为平武移垦是1941年10月开始，春种秋收，只能在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才能收获农作物。

④此处外役监指文中所述本监。所引原始资料《四川外役监报告》中外役监有两种含义，一种宏观的将平武移垦区域统称为外役监，而另外一种则是具体指代过渡性的本监。当外役监与农舍相提并论时取后一种含义。

⑤国民政府时期监犯移垦经历了先立法后实践的过程，从1936年到1940年期间先后颁行了《徒刑人犯移垦暂行条例》、《徒刑人犯移垦实施办法》、《移垦人犯累进办法》、《移垦人犯缩减刑期办法》，对监犯移垦进行规制、指导。

参考文献：

[1]《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2]《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3]《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3页。

[4]《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5]《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6]《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7]《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8]《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9]《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0]《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1]《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2]《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8页。

[13]《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0页。

[14]《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5]《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2页。

[16]《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2页。

[17]《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18]《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农垦日报篇（4）

柳涛副主任强调，今年垦区计划改造10406套危房，加上去年追加的5172套改造任务，全年应改造完成15578套危房，这也是近3年来改造任务最重的一年。为此，全省农垦工作者不能有丝毫松懈，在规范改造程序、加强资金监管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具体做好三项重点工作：

一是严格执行规范的改造程序。必须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实施八步程序，把握三个节点，建立三个机制”的危房改造工作规范，各市、县农垦主管部门要组织企业实施职工申请、企业公示、逐级上报、立项审批、项目实施、上报进度、竣工验收、发放补助金八步工作程序，通过严格把握完善档案管理、加强质量监管和规范竣工验收三个重要节点，努力建立部门联动、质量监管和监督制约三个机制，实现部门协调高效、质量严格把关、风险高度管控的目标。二是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的相关规定。各企业务必要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项目建设伊始，就做好充分准备，严格执行各项基本建设规定，高标准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和施工监理制，在保证各项建设目标的同时，做到资金管理使用的合规高效，实现工程建设和资金管理双达标。三是认真做好调度督导工作。在项目建设企业认真填报各项改造数据的同时，各市（州）、县（市）农垦主管部门要及时与属地政府的相关部门做好沟通协调，主动争取支持。要深入一线，开展经常性地调度和督导工作，推动全省垦区危房改造有序推进。

柳涛副主任要求，当前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全力抓好春耕生产的各项工作，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基础。今年垦区的备春耕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农业是确保农工全年收入和农场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必须要组织引导好农工，切实加强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力争再夺粮食丰收，实现增收入、促增长的目标。二是主动协调各项支持政策，为“十二五”期间推进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做好准备。对比其它省份，吉林垦区的情况更多样，制约农垦行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更突出，企业必须要多与属地政府主动汇报、争取支持，首先把重点放在推进农垦社会管理属地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努力将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纳入到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探讨在企业建立独立的市镇、社区，切实加强垦区的社会管理工作。三是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经营制度，推动国有垦区经济组织创新。发展集约农业，国有农垦企业具有较强的组织优势，在坚持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工土地承包权益的基础上，必须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各市（州）、县（市）农垦主管部门要积极指导企业，根据各场实际，深入谋划有利于企业和农工的真招法、实措施，充分发挥农场的组织功能，鼓励和引导农工自愿有偿地采取互利互换方式，发展联户经营和家庭农场，实现农垦经济的组织创新。

农垦日报篇（5）

世界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在美洲，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欧洲，即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一块在亚洲，是中国东北角的北大荒。北大荒位于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三江交界处，总面积5.43万平方公里。清政府曾准备开发北大荒，无功而返。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掠夺资源，也曾制定了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拓荒计划，最终只是南柯一梦。东北解放后，北大荒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54年6月，从朝鲜战场回国参加森林铁路修建任务的铁道兵五师部分老兵驻扎在黑龙江汤原，等待办理复员手续，恰在此时，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到汤原视察。进入黑龙江省境内，王震面对茫茫黑土地惊叹不已：“北大荒真名不虚传。漠漠大荒，一望无边。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6亿人，6亿张嘴，我们不仅要想到今天，还要想到明天，想到子孙后代。”

到了汤原铁道兵五师驻地，副师长余友清陪同王震看了战士们种的菜地。王震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黑土说：“这土真肥啊！一使劲能攥出油来。比起戈壁滩的沙地和当年南泥湾的黄土坷垃，要强上百倍！”王震萌发了在这里安置转业部队开垦戍边的想法。他同余友清一起与即将退伍的老兵促膝谈心。王震问：“你们都是庄稼汉出身，复员了留在这里种地，搞机械化农场，好不好？”这批来自南方的老兵听后有的摇头，有的赞成，众说纷纭。王震说：“中国有句古语：民以食为天。眼下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处需要粮食。你们想想，是回老家扛着锄头种巴掌大的地，还是在北大荒搞大型机械化农业，哪个好？”接着，王震又说起早年带领三五九旅屯垦开荒，搞大生产以及率领进军新疆的部队官兵就地屯垦、开发荒滩的盛况和取得的巨大成绩。战士们听了，思想豁然开朗。6月5日，王震向五师官兵做了开发北大荒的动员报告。他谈到主席和总理为粮食的事操心，铁道兵部队如能在北大荒办农场，生产粮食，也是为、分忧。王震的一席话，让全体指挥员都激动起来，大家纷纷表态，愿意留下开垦北大荒。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王震专门拜访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欧阳钦热情地接待了王震，介绍了北大荒的历史沿革和开况。他风趣地对王震说：“你去的汤原还不是大荒原。大荒原在三江流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形成的冲积平原。那里荒草齐天，渺无人烟。就像老乡说的：五十里地做邻居，三十里地南北炕。光密山县那一带荒地，就够你开发的了。它相当于好几百个南泥湾哩。”一席话使王震埋在内心深处的“屯垦戍边”火种，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

同年9月，王震再一次赶到北大荒，专程来到边境小城密山县。在听说松花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完达山南北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有可垦荒地1000万亩后，王震非常兴奋。他立即又从密山赶到五师驻汤原县营地，对余友清说：“铁道兵部队的复员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办农场，铁道兵党委已做出决定了。现在，你先带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去进行实地勘察。今年冬天部队就进去，明年好开荒生产。记住！你们五师是打头阵的，得搞个样子，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

第二天，余友清就带领先遣队出发了。他们沿着原有的密山――虎林铁路沿线，在完达山南麓调查，考察了大片荒原。在宝清县挠力河两岸，他们发现多达上千万亩的可垦荒地。余友清回来汇报了勘查的情况，王震高兴地说：“好啊，有这么大的荒原，我们可就有用武之地了。”他当即决定先在虎林建立农垦基地，让余友清负责。

1955年元旦，按当时铁道兵部队的代号命名，余友清在虎林县西岗宣布成立八五农场。到1955年年底，八五农场开荒14.4万亩，实现口粮自给，盈利5万元。第一个铁道兵农场，从此在北大荒站住了脚跟。自从创建了八五农场后，王震的心就被黑土地深深吸引住了。他在率部抢建鹰厦铁路的间隙里，多次来到北大荒看望余友清和战士们。他指示余友清组织勘查队，为即将建立的新农场选点。

1958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需要裁减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复转军人需要安置。8月14日，王震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如果能将铁道兵1955年到1957年收入的工程费1亿元用于投资，则到1960年就可使1000万亩耕地投入生产，那时就可以年产粮食30亿斤。”这是一份北大荒开发史上的重要文献，凝聚了王震一年来往返北大荒的心血，以及他那屯垦戍边、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决心。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此后，铁道兵各部的复转官兵1.7万余人，陆续从鹰厦线、黎湛线工地开赴北大荒，筹建军垦农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黑龙江完达山南北的广袤原野上，崛起了一批新型军垦农场。

按照王震“母鸡下蛋”的指示，一大批“八”字头的农场相继建起，从“八五”直到“八五一一”。每一个代号代表一个师，一律由师职干部带队垦荒。从八五农场的创建，到一批新农场的崛起，王震开始了大规模开荒的战役。在建场程序上，大家始终遵循着王震制定的方针：边开荒、边生产、以点扩点、由点到面，高速度地建设国营农场群。用王震的话来说，就是“母鸡下蛋”！这个方针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五边”方针：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的壮丽画卷，显示了王震的魄力和胆识，也显示了铁道兵部队官兵顽强的毅力和战斗作风。

十万官兵“向地球开战”

1956年5月，王震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他欣然受命，坚定地说：“我这个人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现在还是开荒。”6月，王震亲自带领20多名铁道兵师团干部乘火车赴黑龙江密山的荒地考察，组成3个踏勘组勘测选点。9月，王震出席了党的。他向党中央建议集体转业20个师的官兵参加农垦生产，充实农垦队伍。

在王震的精心策划下，铁道兵9个师和1个军官预备队共1.7万余名复转官兵，陆续开进密（山）虎（林）宝（清）饶（河）荒区。他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了一批干部来到北大荒。从1956年到1957年，经过10路垦荒大军并肩战斗，全力开发，北大荒垦荒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营农场达到了82个，耕地面积达到905万亩，拖拉机达到了2288台，粮豆总产量达到了368947吨，总产值达到10437万元。

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年间，党和国家又陆续派来了6路垦荒大军，其中，举国瞩目的就是1958年10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的历史壮举。1958年春，由王震提议，经中央批准，来自全军的10万复转官兵浩浩荡荡开进北大荒。从3月到5月，短短3个月时间，成千上万名转业、复员官兵从祖国各地向北大荒挺进。到了5月底，进入北大荒的复转官兵已达8万多人，连同家属等人，号称10万大军。

这一时期，王震的工作非常紧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坐镇北京，与各总部、各军种兵种打交道，接收8万多名复转官兵，通过铁道部调拨车辆，昼夜兼程，运送复转官兵北上。然后，他从北京风尘仆仆地赶赴密山，坐镇三江平原东大门，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复转官兵。1958年4月12日，王震亲自到密山车站组织万人大会，欢迎复转官兵。这天，车站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会场上竖立着王震书写的牌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在密山车站，王震向复转官兵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同志们到北大荒来!开垦北大荒困难很多，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当时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群情激昂，高呼“誓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口号，表示明天早晨就步行出发。

大批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参加垦荒，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王震甚至提出要把农垦部机关搬到密山，后因故未能实现。他雄心勃勃，计划在垦区除开垦上千万亩的大片荒地外，还要建设密山到虎林的垦区铁路，成立密山汽车修配厂、机械修配厂、各种副业加工厂等。王震还通过乌兰夫从内蒙要了1500头牛羊运至密山、虎林等地，以补充部队生活所需。尽管工作繁忙，王震仍然抽出时间和复转官兵们一起劳动，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春天水冷，有人犹豫着不敢下，王震第一个跳了下去。修水库抬土筐，与王震配对的年轻同志把绳套往自己一头拉，怕累着他，他却把绳套拉往自己这一头。三年困难时期，王震到北大荒来总是与大家吃一样的野菜、豆粕、玉米皮饼子。有一次，一个生产队为王震准备了四个菜，他问职工们吃的是否都一样，大家骗他说都一样。王震火了：“你们骗人！”他来到大食堂，和职工一起吃玉米皮饼和烂萝卜缨煮小豆腐。在北大荒，将军与士兵、党和群众之间保持着血肉联系，谁也没有特殊化。

1958年的北大荒，对十万转业官兵来说，是严峻的。当时春寒料峭，积雪未化，住房紧缺，粮草不足，条件异常恶劣。难怪有人说：这是赤手空拳地“向地球开战”，是一场全面出击的“人海战术”！地处宝清县的八五三农场开发雁窝岛的事迹，生动地体现了农垦战线官兵开发荒原、创建农场的艰苦创业精神。

雁窝岛原名燕儿窝，地处完达山下八五三农场的西北角，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东、西、北三面被无固定河床的挠力河和宝清河所包围。南面则是被称为“大酱缸”的数十里飘垡甸子，上面是草皮，下面是泥水，踏破草皮陷下去，就有没顶的危险。岛上土质肥沃，黑土层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可是每年春季解冻后，被三面河水、一面沼泽围困，变成孤岛，与外界断绝，垦殖十分困难。早年日本开拓团曾企图进岛垦殖，结果由于几名士兵被“大酱缸”吞噬而仓皇撤退。

1957年春节后，八五三农场开荒先遣队冒着风雪闯进了雁窝岛，抢运油料、种子、粮食和各种物资。4月24日夜，运送物资的6台拖拉机向雁窝岛开进时，“大酱缸”开始解冻，拖拉机全部陷进泥潭，情况十分危急。农场闻讯后当即组织抢救，从200里以外的友谊农场借来大型绞盘机，运抵现场。战士们把这几十吨重的整机拆成零件，扛过“大酱缸”。500米长、数吨重的钢丝绳没法分解，几十名战士排成一路纵队，连扛带拽，安全地通过了飘垡甸子。这时，6台拖拉机已陷得很深，只露出十多厘米高的排气管和驾驶室。共产党员、包车组长任增学挺身而出，三次潜入满是冰碴儿的泥水，扒开泥浆，才将钢丝绳与深陷泥底的机车挂上了钩。当他从“大酱缸”里探出身来时，浑身泥浆，满脸乌青，晕厥了过去。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6台机车全部脱险，开进了雁窝岛。大地完全解冻后，外面的物资无法运进去，粮食蔬菜没有了，大家就挖野菜、拣雁蛋吃。就在进岛的第一年，这支70多人的垦荒队，建起了几千平方米简易住房，开出2万多亩荒地，种下了第一茬作物420多亩，当年生产粮食1.3万多公斤。

1958年3月，3000名复员转业官兵分配来八五三农场，有131名小伙子被派到雁窝岛这个最偏僻最艰苦的第四分场。进岛不久，遇上冰雪融化、交通断绝，进岛物资没有运足，夏季开荒高潮中，拖拉机又缺乏油料。他们决定把油桶放进宝清河，用人力往岛上飘运油桶。8月6日，担任队长的转业军人罗海荣利用河道运送油料时，将三个油桶一次推下了河。在一水深流急处，三个油桶被冲散了。罗海荣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奋力推桶，被野草缠住，陷入深水潭中。当队员把罗海荣抢出水面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26岁。他在四川老家的妻子正怀着身孕。后来，他的遗腹子罗进长到17岁，专程来到雁窝岛，继承父亲的垦荒事业。八五三农场党委在宝清河边烈士牺牲的地方举行了追悼大会，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罗海荣”。

英雄的汗水血水没有白流，雁窝岛终于被开发出来了。昔日被“大酱缸”隔绝的孤岛，修上了宽敞的砂石路。经多年开发和建设，雁窝岛已建成拥有10万亩耕地、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机械化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王震得知开发雁窝岛的事迹后，立即指令新成立的农垦局文工团派人去雁窝岛体验生活，写一部反映转复官兵开发北大荒的话剧。话剧《雁窝岛》彩排时，王震亲临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这出戏在1960年农垦部于湛江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演出后，深受好评。根据王震的部署，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宽银幕影片《北大荒人》，在全国放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8年3月，郭沫若听到垦区情况汇报后心情激动，当即写下著名诗篇《向地球开战》。北大荒转业军官徐先国在报上读了郭沫若的诗后，深受感动，认为王震倡导的军垦事业是英雄解甲重上战场，写下一首《永不放下枪》的诗，发表在5月7日《人民日报》上，并由总政治部慰问团谱成歌曲传唱。北大荒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雁飞塞北》，作者林予1958年转业来垦区，负责雁窝岛场史的撰写工作。他以雁窝岛上农垦官兵的生活为原形，创作了这部反映了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长篇小说，受到茅盾的高度赞扬。以开发雁窝岛为代表的农垦官兵的艰苦奋斗精神，激励着9个师近2万名复转官兵在短短3年时间里，创建了7个军垦农场。为了形成完整的独立的经济区域，王震将邻近的6个农场归并起来，组成了“密虎宝饶”一统天下的大垦区。

王震在北大荒筹建商品粮生产基地

1961年，王震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住院将胃切除了四分之三。然而他的心仍惦记着北大荒。同全国一样，当时垦区也处在非常困难时期。职工们节衣缩食，向国家上交商品粮，并自制“代食品”充饥。王震了解到垦区的生产形势和抗涝救灾的情况后，指示牡丹江、合江农垦局，要求按人口每人划出两亩自给地，以度灾年。当他得知牡丹江垦区洪涝灾害严重，机车下不了地时，就指示抽出机车和人力支援呼伦贝尔盟开荒生产，在内蒙古地区创建了呼盟农垦局。他又组织抽调1个总场、5个分场、25个生产队的整套干部，支援新建的黑河垦区。

王震动手术前后，仍多次来北大荒考察灾情，深入基层，鼓励干部职工克服困难，共度灾年。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八五二农场，驱车前往分场、生产队，深入田间地头、食堂宿舍、猪圈马棚。在五分场二队，他看望了正在进行小麦脱粒作业的工人。王震问：“为什么现在小麦还没有脱完？”工人说：“饿着肚子干活，哪来的干劲？”王震听出了工人话中的情绪，若有所思地对陪同来的农场书记说：“宁肯让老鼠、家雀任意糟蹋粮食，也不愿让工人吃饱肚子，这不是马列主义！”王震对大家说：“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要向前看，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现在我们住土屋、吃淀粉，将来我们要住瓦房、吃大米！你们说对不对！”

1961年4月，指示王震：农垦部要搞几个真正有把握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为了贯彻执行的指示，王震召开了农垦整风学习会，决心着重解决北大荒垦区的问题。会后，他陪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到北大荒考察。

回到北京后，邓子恢发表了看法：“从牡丹江垦区的情况来看，还是以前说过的四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责任重大。农场各方面的问题确实不少，首先是产量低，密山垦区共35万人，其中职工14万人，有620万亩耕地，但生产队的农工总数不到7万人。50%以上的劳动力搞非农业生产……”邓子恢关于垦区的评价实事求是，不像当时有人把垦区说得一无是处，王震听了心服口服。邓子恢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还对农场的经营方针、管理体制、场队规模、经济核算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并酝酿形成中国农垦第一部“宪法”――《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62年5月26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题讨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农场是独立经营单位，要搞独立经济核算，搞多种经营。

中央书记处会议刚结束，王震就决定去北大荒传达会议精神。夫人王季青见他身体虚弱，腹部经常出现痉挛式的剧痛，苦苦相劝，他也不听。1962年6月，王震到虎林县召开会议，向牡丹江、合江农垦局以及有关农场负责干部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议，提出要用提高国营农场劳动生产力和商品率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和对我们的关怀。会后，王震不顾随行保健医生的劝阻，执意要到农场看看。时值北大荒盛夏，烈日当空，经过抗涝救灾，庄稼长势很好，使王震暂时忘记了病痛和劳累。

1962年11月18日，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领导，进一步开发三江平原，建设商品粮基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牡丹江和合江两个农垦局，成立东北农垦总局（设在佳木斯），管辖原来两局所属农场和其他企业。12月，王震同兼任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张林池来到佳木斯，共同主持了在北大荒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北农垦总局工作会议。东北农垦总局的成立，使三江平原东西部的国营农场群连成一片。它地跨15个市县，东至乌苏里江，北至黑龙江，西至小兴安岭山麓，南临兴凯湖之滨，形成了广阔而独特的农业经济区域，拥有1000万亩耕地、近万台拖拉机和24万职工的中央直属大垦区，具备了建成真正商品粮基地的实力。从1963年至1967年，黑龙江国营农场在5年内分批整顿，调整场队规模，完善经营管理，改革分配制度，武装100个机械化生产队，全省每年可增加1.5亿公斤商品粮。在王震的过问下，从1963年3月到5月，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国营农场的规章制度，全国农垦工作开始走向正规和完善。

王震多次说：“说中国人体质太弱，要多吃些肉、蛋、奶，北大荒要大力发展奶牛事业。”八五一一农场是北大荒奶牛和奶制品的发源地。1958年，享有“北大荒奶牛之父”美誉的农场场长张源培，按照王震的指示，带着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生欧阳敏到上海，引进了北大荒第一批奶牛。后来，在1980年全国工业产品质量评比中，八五一一农场乳品厂生产的完达山牌全脂甜奶粉，在同类产品中被评为全国第一，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银质奖章，成为驰名全国、各地争相订购的热门货。

正当王震准备大干一场时，他又一次病倒了。1963年，王震因患严重的肠梗阻住进医院，被抬上手术台。当他清醒过来时，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北大荒，是尽快给国家提供商品粮。60年代，北大荒的开发速度虽然没有50年代末期快，但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稳步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逐年提高。

1990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前来垦区视察，为垦区挥毫题词：“为国家提供100 亿斤商品粮和肉奶糖等多种商品而奋斗。”如今，北大荒垦区是共和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生产115亿公斤以上的粮食，可以上缴100亿公斤以上的商品粮，商品率超过90%。北大荒垦区每年提供的商品粮，可以满足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三军一年的口粮供应。

重视知识和人才，建立八一农垦大学

随着北大荒的开发，国营农场由原来的50多个一下子激增到80多个，人口接近50万人。王震高瞻远瞩，预见到黑龙江垦区大发展后，急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王震尊重知识，珍惜人才，他计划在开发黑土地的过程中，尽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农业科技队伍。在开发北大荒的漫长岁月里，他从各地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拜他们为师，发挥他们的专长，为垦区的农业机械化服务。他先后从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要来一批应届毕业生，让他们到铁道兵垦区担任技术员、开荒队长，加速了荒地开发的进程。他还亲自到北京农业大学，邀请全国著名的小麦专家蔡旭教授、玉米专家李竟雄教授和耕作专家孙渠，以及沈其益、郑长庚、彭克明、夏荣荃等教授，到垦区指导工作和讲学。

王震勤奋好学、热爱读书是出了名的。担任农垦部部长后，他在胃切除大手术后的养病期间，读了土壤学、生物学、遗传学等有关农业方面的书籍。在深入基层研究生产时，王震随口可以说出许多有关农业生产的数据，让干部战士们非常敬佩。

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根据王震的建议，经农垦部党组织决定，创办一所东北垦区自己的大学，以适应农垦事业大发展对人才的需要。1958年7月19日，铁道兵农垦局农业大学诞生了。从此，北大荒有了自己的人才摇篮。校长由王震兼任，校党委书记由铁道兵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兼任。王震亲自给学校起名叫八一农业大学。他说：“用‘八一’来命名，就是要农大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学生，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以便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援和武装垦区……”1959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正式定名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1959年上半年，国务院下令整顿1958年新办的院校。学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重问题，条件如不具备就将下马。这时，以王震为首的中共农垦部党组果断决策，八一农垦大学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同时决定将八一农大作为国家农垦部直属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明确为全日制学校之后，师资短缺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王震对副校长姜瑞元说：“你可以到垦区挑选一些来校当教员，他们都有真才实学，讲自然科学，怕什么？又不是叫他们讲社会科学。”于是，姜瑞元立即责成人事部门派人下去选调，终于请来了34人，缓解了燃眉之急。王震还直接向国家计委和北京农业大学要应届毕业生，邀请北农大著名专家教授来校讲学，并亲自向东北农学院调换教师，使学校的教师数量增加到235名。

王震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一直心怀垦区，情系学校。从1958年到1962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垦区检查工作三四次。每次来垦区视察，都要来八一农大落脚。如今，八一农大已经成为农垦战线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黑龙江垦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主要是八一农大毕业生，垦区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一半以上是八一农大的毕业生。

如果说八一农垦大学是北大荒的最高学府，那么农垦科学院就是北大荒的“科学城”了。这座建立在佳木斯市郊的科学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年王震倡导建立的八五农场科研站和八五农场五分场（后改农垦部实验场）。

五六十年代，农场科研站和实验场，对当年北大荒农业生产以及农机和农艺的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起到了重要作用。1959年8月，王震和农垦部党组在《关于成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确定科学研究项目的决策》中专门指出：“党组决定在黑龙江的密山(即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成立一个农牧科学技术研究所，重点研究农牧场的机械化、电气化，畜牧业的良种培育和繁殖，以及大豆选育等项目。”

1962年11月，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1963年1月，两局科研人才汇集一起，成立了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1979年，北大荒的科学城――黑龙江农垦科学院终于在黑土地上崛起。如今，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已成为国家为加速三江平原开发而建立起来的多学科综合性科研机构。1990年7月28日，王震率领中央慰问团前来北大荒慰问。他没有忘记垦区的科研人员，专门驱车来到佳木斯市郊，参观了北大荒的“科学城”和用先进设备进行大豆综合加工的“三江食品公司”。

王震与永垂不朽的北大荒精神

王震率领老军垦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多年，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只要来到北大荒，都要到农场看望老军垦。1957年至1966年的9个春节，他有5个春节是在北大荒和军垦战士一起度过的。每次到农场，他都亲自参加劳动，深入群众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疾苦。当年到这里的许多转业官兵，许多人30多岁还没成家。冬闲季节，王震一道命令：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完成任务。一些老兵说：“家乡的大姑娘都快嫁光了，剩下的都是地富的女儿，我们怎么办？”王震说：“那怕什么？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连地富子女都教育不好，还干什么革命！”当他们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后，王震欣慰地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1991年4月，王震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新访问时说：“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

1964年9月21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王震突然被通知休养两年，暂时离开农垦部。王震黯然离开北京，赴南方休养去了。两年后，休养结束，“”也爆发了。从此，王震与北大荒中断联系达20年之久。“”中，北大荒垦区被扣上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场路线”的罪名，而王震则被指责为“黑后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北大荒人思念着王震，饱经磨难的王震也盼望早日重新踏上这片魂牵梦萦的黑土地。

1985年8月26日，王震同赴京演出的“北大荒雁窝岛儿童艺术团”小演员们同机飞往北大荒。飞抵垦区首府佳木斯后，王震不顾旅途劳累，亲切接见了转业官兵、知识青年代表。当他得知垦区在改革开放中，经营管理和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建立了现代化大农业的生产和科学体系，粮豆平均亩产、总产、上交和全局经营盈利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时，激动地写下了苍劲有力的题词：“向北大荒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致敬！”

1990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北京住所会见了密山市的领导。当密山市领导邀请王震回北大荒看看时，王震高兴地说：“我要回去的，再不回去就要与世告别了。”讲到这里，他落泪了。1990年“八一”前夕，被军垦战士们亲切称为“老司令员”、“老部长”的王震又一次踏上北大荒的黑土地，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深情慰问。短短7天，他的足迹踏遍了北大荒的山山水水，抚今追昔，思绪如潮。

7月28日，王震来到了佳木斯，急切地想看一看这里的变化，见一见昔日的战友、部下和北大荒的建设者们。遵照他的意愿，原来安排好的行程全被打乱了。当天下午，王震就接见了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科技人员代表，跟他们促膝谈心，唠家常。当晚，又接见了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的“雁窝岛小红花艺术学校”的小演员们。

每到一地，王震都要召开老铁道兵和复转官兵的座谈会，深情地问起一串老垦荒者的名字。他充满感情地说：“他们都是为人民打江山立过功的人。”在八五二农场，他来到老职工家里看望他们。八五二农场的创立者是铁三师代师长黄振荣。黄振荣在长征中就和王震结下深情厚谊，又是第一个跟随王震来北大荒的。王震曾动情地对他说：“看样子，你死也得死在这里了。别忘了在南泥湾，你我就注定了为中国的农垦事业去奋斗，去献身。”当年，黄振荣带领700名官兵深入茫茫雪原，风餐露宿，两年中开荒51万亩。一次，他高烧不退还坚持工作，在场的医生含泪说：“你这样下去会死在这里的！”他却含笑说：“要死在这里，我革命就成功了。”后来，黄振荣真的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来到佳木斯后，王震第一个接见的北大荒人，就是黄振荣的儿子黄黎。王震勉励黄黎：“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发扬北大荒精神。你们这一代和你们的子孙都要在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中建功立业。”王震还请夫人王季青偕孙子、孙女前往黄振荣等英雄墓地敬献花圈。

一部北大荒的振兴史，记录着转业官兵的牺牲与奉献。许多人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有的是陷进沼泽地的“大酱缸”牺牲的，有的是为抢救国家财产被大火、洪水夺去生命的，有的是在伐木、运输生产中因公牺牲的，甚至是累死的。每当提起烈士们的英名，王震都很动情。“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引用的话勉励后来人。他认为，“北大荒精神”是一笔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精神支柱，什么事也干不成。要把北大荒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北大荒视察期间，王震专程来到八一农大看望师生员工。师生们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校长和我们心连心！”他还冒着酷暑，特意去慰问了农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高级电子工程师桂体仁是1958年的转业军官。他向王震汇报了一件事：50年代是苏联人帮助我们建农场，去年苏联人邀请咱们去帮助他们建设粮食处理工程。在他参加设计建造的苏联斯帕斯克新村农场金属储粮设备上，他们把“中国农垦”四个大字焊接在高高的设备的顶端。王震听后非常高兴。在回顾北大荒的振兴史时，王震对各级干部们说：“人才缺乏时要尊重人才，人才多了时更要尊重人才。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农垦日报篇（6）

以“三个率先”为目标愿景，构筑特色企业文化体系

2007年，海拉尔垦区在总结农垦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文化积淀、民族风格、时代特点和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中国最大的有机农产品基地”的目标，经过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提出“在全国农垦系统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全区农村牧区率先进入小康社会、在全国率先建成一流大型农垦集团”的“三个率先”企业愿景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创一流精神”的“三创”企业精神，以及包括了企业宗旨、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理念识别体系，共同构成了具有海拉尔农垦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

为全面构建企业文化的框架，将2007-2009年确定为企业文化建设年，将2010-2012年确定为企业文化提升年，重点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落地工作，全方位规范企业文化建设，重点推广了视觉识别系统，全垦区所有单位全部制作了门厅和大会议室标识背景板，统一印制了带有企业标识的信纸、信封、便笺、文件袋、手提袋，制作了纸杯、司旗、桌旗、胸徽、桌牌，40余块大型企业形象宣传牌和80多条墙体标语，提升了垦区对外形象。

弘扬农垦精神，延伸企业文化内涵

为传承和弘扬老一代农垦人在垦区50多年发展历程中积淀的艰苦创业精神和历史文化，垦区投资近千万元，建设了海拉尔农垦发展史展馆、三河牛科技文化馆、三河马科技博物馆、海农垦现代农业科技苑，成功构建了三河牛畜牧品牌、三河马文化品牌、现代农业展览、海拉尔农垦企业文化、边陲精神文化、企业标准化建设展示和新垦区新城镇展示窗口，形成了企业文化体系、品牌扩张体系和科学管理体系。

一个个展馆以丰富的影像资料、详尽的文字说明，将海拉尔农垦的成长历程和发展亮点生动地展现出来，深远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现代先进的品牌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成为传承和弘扬农垦精神、激励新一代农垦人牢记历史，热爱农垦，建设农垦的再教育基地。

实施文化再造和创新，增强凝聚力向心力

为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围绕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不断赋予企业文化“爱国创业、艰苦奋斗、求实奉献、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新的内涵。赋予“爱国”以爱岗敬业，产业报国，持续发展，增强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新内涵；赋予“创业”以锐意进取，创业永恒，始终不渝追求一流的新内涵；赋予“艰苦奋斗”以加强成本和全面预算管理，建设节约型企业的新内涵；赋予“求实”以讲求科学，实事求是，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新内涵；赋予“奉献”以员工奉献企业，企业回报社会、客户、员工、投资者的新内涵；赋予“超越自我、追求卓越”以打造一流集团，为国尽责、为民造福、精诚团结、技术过硬的优秀员工队伍，创造一个核心竞争力强、人企合一的卓越企业，坚持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相统一，锤炼一支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沟通平台的团队。

在海拉尔农垦，亚洲最大的马铃薯雪花全粉生产企业麦福劳公司，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精神内涵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枝末节，用先进的文化思想构筑企业的灵魂，使产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一直名列前茅。在哈达图农牧场，“细节决定成败”、“创新无止境、攀高无极限”等企业文化标语随处可见，还在自办电视节目中开辟了“企业文化长廊”专栏，每周3次播放企业文化讲座，通过多媒体、专家讲授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同心才能走得更远，同德才能走得更近”，合适佳食品公司用幽默的漫画和生动的语言将硬性的管理制度以柔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宣传贯彻，使制度从墙上走进员工心里，形成自觉、自发的爱岗行为。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海拉尔垦区员工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团队及参与意识增强，企业奋斗方向与发展目标明确，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

重民意惠民生，企业文化润物有声

从2006年开始，集团公司连续6年每年选择在2~3个农场召开垦区两个文明建设现场会，通过以会促创，对承办会议单位进行重点打造，并在全垦区范围内大力推广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彰显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通过一系列宣传措施和主题活动，使企业文化入心入脑，员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利用培训中心和以不同形式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培训，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提升各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将集团的决策、理念及时传达到基层和员工群众当中，创办了《海拉尔农垦》旬刊，免费赠阅到户，成为垦区上下沟通交流、聚合人心的新平台。

加强企业文化制度层面的建设，促使企业习惯的养成和员工行为的规范。集团公司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编印了《集团公司制度汇编》，各单位也制定了符合本单位特点的规章制度，以指导经营活动，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员工的言行举止和工作习惯向企业期望的方向发展。

在培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突出“热爱垦区、朴实敬业、执著进取”的理念，广泛宣传集团公司的战略目标、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等，培育具有海拉尔农垦特色的精神文化，并内化于心，切实把集团精神与价值观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我行动，成为激励员工奋发向上，争创一流业绩的精神支柱，实现集团与员工共同发展。

在企业文化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相统一，突出员工的主体地位，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发挥每个员工的聪明才智。合适佳公司注重技术创新，深层次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从长远意义上关心员工发展。此外，还把文体活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抓手，开展音乐鉴赏、专业培训、读书、书法、摄影、演讲、体育比赛及广场文化月、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员工群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程度的精神文化享受和心理满足。通过广泛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着力惠及民生，有关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等百姓最关切的民生新举措频频出台，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近6年，集团公司累计投入惠民资金1.68亿元，481517人次员工群众受益，做到发展生产有扶助、特殊困难有救助、医治大病有补助、子女上学有资助。通过实施一系列重民意惠民生工程，实现了企业关心员工，员工心系企业，文化深入人心，真正达到了“固本”、“强身”、“铸魂”和“塑形”的目的，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思维“内植”于农业，牵引农业现代化大提升

从2003年海拉尔农垦打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大踏步走向市场，进行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改革起，便开始了引进外资、调整结构、体制创新、产业化经营的一系列探索。

在极具挑战性的航程中，垦区从打破旧的产权制度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包产到户到实现统一耕种，从结构单一到产业化经营，再到建设有机农产品基地，在巨大的经济变革中求新求变从未止步。从“做强、做精”，到“突出一个中心、打牢两个基础”，再到“全力推进品牌大发展”，担当起了推动中国农垦上水平发展的历史重任。

2006年―2010年，海垦区不断刷新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记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0亿元，比“十五”增长了1.5倍；粮豆油增产62.6亿斤，比“十五”增长73%；2010年末牲畜存栏50万头，2010年牛奶产量突破31万吨，是2005年的1.69倍；“十一五”完成工业生产总值38.6亿元，比“十五”增长174.3%；“十一五”实现利润11.337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5倍。2010年盈利3亿元，职均收入30916元，人均收入15442元，远远高于全国农垦系统的平均水平。

曾经渺无人烟的“北大荒”，如今已建起了我国统一耕种土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有农场群，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成为全国农垦战线独树一帜的垦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每到金秋时节，万顷良田麦浪婆娑，油菜飘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员工的脸庞。纵横无垠的公路上穿梭着运送粮食的汽车，阡陌交错的农田里忙碌着大型现代农业机械……海拉尔垦区用全新的文化思维捍卫着农业的根本，实现了连续8年增产的目标。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海垦区将先进的文化思维“内植”于农业，大幅提升了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水平。

创名牌树形象，知名度美誉度全面提高

农垦日报篇（7）

农产品质量追溯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监管能力的重要措施，也是打造我国可追溯品牌，增强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农产品的消费信心的重要措施[1]。2008年以来，辽宁省农垦局承担的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通过提高认识、狠抓落实、强化管理等措施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经过2年多的实施，实现了大米、苹果和填鸭产品质量可追溯，发挥了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

1开展的工作

1.1建立项目管理组织和项目管理制度

按照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的要求，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项目的特点和垦区的实际情况，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成立了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管理小组，制定了《辽宁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工作制度》等管理制度，强化了追溯项目责任管理，规范了追溯项目建设程序，保证了项目建设质量[2]。

1.2建设省级数据管理平台

委托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建设省级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项目信息数据管理平台，通过USB监管锁登陆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数据中心，监管追溯企业上传的数据并加以指导，做到监管到位，指导合理。

1.3监管项目及项目承担单位

对垦区追溯信息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管，定期对项目承担单位进行实地核查，确保运行质量，并及时上报运行监管工作情况。对垦区内追溯标识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收集整理垦区内“三品一标”产品认证情况并及时填报[3]。对追溯项目创建单位信息上报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和实地核查。

1.4组织项目交流培训和宣传推广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组织项目单位相关人员相互之间或与其他省、市之间进行交流学习，举办培训班，培训项目相关人员，提高项目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确保追溯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多种媒体，以及积极组织参加部农垦局开展的农垦可追溯农产品北京宣传日和上海展示周等活动，对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和产品进行广泛宣传和展销。

2成效

2.1领导重视，组织健全

项目实施以来，垦区领导高度重视，将追溯项目建设纳入垦区重大议事日程，成立了以主管局长为组长、以相关处室人员和专家为主要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强化了对项目的领导和管理能力。通过召开项目工作会议，到项目承担单位实地检查，与项目人员保持电话与网络联系等形式对项目实施动态管理，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实现了管理科学、督导到位，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2建章立制，任务明确

建立《辽宁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工作制度》等项目各项制度，明确了项目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分工，细化了各成员的具体任务，明确了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信息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做到了任务到人、人员到位、职责到位，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

2.3培育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

通过追溯项目建设，对提高企业产品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促使企业在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扩大了产品品牌效应，提升了产品品牌价值，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五四农场是辽宁省第1家实施农产品质量追溯项目单位，并且是全省唯一一家大米追溯企业，通过实施农产品质量追溯为农场赢得了更多的客户和订单。营口富达果菜保鲜有限公司通过开展实施农产品质量追溯，使公司生产和销售的苹果更加符合人们身体健康的需求，同时也符合国际市场食品安全的需求，产品远销国外。盘锦大洼天野家禽养殖有限公司开展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生产的优质、无公害北京填鸭，销售到西安、沈阳、长春、哈尔滨、香港、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

2.4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力，提升消费信心

通过对辽宁农垦报、农垦质量安全信息网和电视等多种媒体的有效利用，以及对部农垦局开展的农垦可追溯农产品北京宣传日和上海展示周等活动的积极参加[4]，广泛宣传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及可追溯农产品，产生了良好的推广效应。这不仅让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有了深入的了解，提升了消费信心，拓宽了可追溯农产品的市场，还让多家企业对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项目的建设跃跃欲试，渴望加入到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中来。通过宣传，展示了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先进性和可追溯农产品安全、诚信的特点，扩大了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和可追溯农产品的影响力，有效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3存在的问题

2年来项目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欠缺可操作性，需要结合垦区目前和今后追溯项目建设和系统运行情况逐步加以完善;二是省级数据监管平台职能开发不够，缺乏对项目承担单位的监管力度;三是新建项目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经验，有的技术人员计算机知识欠缺，对追溯系统操作掌握的比较慢，对项目建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四是部分人员对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和可追溯农产品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仍按一般性项目和产品加以对待。

4今后的措施

4.1健全项目管理机构，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由于垦区追溯项目建设单位和创建单位的数量增加，对项目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新情况对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日常管理部门进行必要的人员调整，增添人员力量，明确工作职能，落实人员分工，从而使项目的管理工作更加科学高效。针对制度不尽完善，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项目小组将组织项目单位有关人员和项目专家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修改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使追溯工作制度化、日常化、规范化，确保追溯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4.2完善省级数据管理平台，确保追溯系统顺利运行

针对省级数据监管平台职能开发不够，缺乏对项目承担单位的监管力度问题，应进一步开发功能完善的省级数据监管软件，购买专用设备、应用网络，完善省级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项目信息数据管理平台，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职能，督导追溯信息的及时采集和上传，确保追溯系统的顺利运行。

4.3加强培训和交流，提高项目人员的业务水平

针对技术人员计算机知识欠缺，对追溯系统的操作掌握比较慢问题，聘请有关专家，通过增加培训班和培训次数、扩大培训面等措施，加强对追溯项目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加强与同行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学习，提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打造农产品质量追溯人才队伍。

4.4加强宣传，提高对追溯系统和产品的认识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通过对广播、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有效利用，对展销会、博览会和交易会等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加强对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先进性和可追溯农产品的安全、诚信等特点的宣传，扩大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和可追溯农产品的影响力。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同时，提高人们的认知程度。

4.5发展后续企业，扩大辐射面，充分发挥带动示范作用

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是连续性工程，除了正在建设项目的企业外，必须选择对具备开展追溯项目建设基础条件的企业加以培训和指导，使其初步掌握追溯系统建设项目的一些必要知识，为企业将来能够顺利实施项目夯实基础，从而确保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进一步扩大辐射面，充分发挥农垦的带动示范作用。

5参考文献

[1] 马祝峰.谈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J].现代农业科技，2009(22):345.

农垦日报篇（8）

土地作为农垦企业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农垦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服务农垦改革，必须管理好、保护好、利用好农垦国有土地。加快推进我省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明晰农垦土地产权关系，对于维护农垦土地权益，创新农垦土地管理方式、支撑和服务农垦改革发展，以及全面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快推进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是维护农垦合法土地权益的重要手段。土地是农垦企业最重要的资本、资产，国家要求，农垦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创新农垦土地资产配置方式，推进农垦土地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进一步盘活土地资产。按照《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加快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加强纠纷调处，依法确认农垦土地产权，是顺利开展农垦企业资产清产核资，保护农垦土地合法权益，推进土地资源资产化、资本化，不断发展壮大农垦国有经济的基本条件，有利于促进垦区的和谐稳定。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农垦国有土地才能评估量化为农垦企业的资产，才能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等方式进行处置，农垦企业的融资、上市、增资行为才能得以实现，农垦企业才能在市场运作过程中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

（二）加快推进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是提高农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的迫切需要。农垦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是国家在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需要的关键时期，最可以信赖、可以依靠、便于调配的重要力量。中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土地是农垦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强耕地保护，推进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完善职工承包租赁经营管理制度，提高农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三）加快推进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落实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内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将“以承包经营以外的合法方式使用国有农用地的国有农场，申请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登记的”，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目前，在已经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农垦土地当中，大部分房屋没有进行登记，这也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缺项。将农垦企业合法取得的房屋与土地一并纳入不动产登记，实现“房地一体”的登记，是全面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重要内容。

从2016年摸底情况来看，我省农垦国有土地发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证率比较低，目前全省共有农垦国有土地420万亩，已确权发证土地60万亩，占总面积的14%。全国共有农垦国有土地5.49亿亩，已确权登记的为31.5 %，我省的登记率还没有达到全国的水平的一半，我省的邻省黑龙江省登记率已达98.5%，相比之下，我省的工作量还非常大，任务非常重，国家也把我省列为了12个重点督导、督察的省份之一，各地务必要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强调，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是农垦改革有明确时限要求的硬任务，必须按时完成。希望大家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二、准确把握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重点

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各地要按照“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先易后难”的原则，把握重点，统筹推进，确保到2018年底，完成权属清晰、无争议的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一）加快权籍调查。权籍调查是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整个工作中任务最重的部分。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权属清楚、界址清晰、面积准确”的要求，尽快组织开展工作，权籍调查中要把握好以下几点要求。一是权籍调查的组织模式。农垦土地权籍调查工作由农垦主管部门组织国有农场收集权属来源资料，委托有资质的调查机构开展不动产测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国有农场权籍调查工作的指导，积极提供政策标准咨询等服务，积极提供可以利用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地籍调查和相关影像图件等成果，用于调查工作底图。工作任务较重的地区，可借鉴以往的农垦土地确权登记经验，以及集体土地所有嗳啡ǖ羌堑墓ぷ骶验，采取“确大界、发大证”的模式，对国有农场使用的连片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划为一宗地开展调查；二是采用适宜的测量方法。各地要在全面查清权属状况、完成权属指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国有农场经济条件、改革需求等因素，选择适宜的不动产测量方法。考虑到服务于农垦改革发展，满足登记成果信息化管理等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应尽量采用解析法。工作任务重、经费保障有限的地区，也可采取图解法开展农垦土地测量，但工作必须严格规范，且测量成果要满足不动产登记信息入库等工作的要求；三是形成符合要求的调查成果。权籍调查完成后，按照统一的不动产单元编码模式，形成包括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量报告和权籍图等权籍调查成果，提供给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审查。

（二）依法办理登记。对完成权籍调查、未登记发证的农垦国有土地，由农垦主管部门组织国有农场提出登记申请。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要积极受理，主动服务，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加快开展登记。对权籍调查成果通过审核的国有农场使用的国有农用地、未利用地，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2条办理登记手续，登记为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同时在登记簿、证书附记栏以及附图中对未利用地的面积和范围进行标注。对国有农场依法使用的建设用地，以及地上的生产经营用房、办公楼、医院、学校等，属于合法取得并具备登记条件的，应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办理登记手续。对暂不具备房地一体登记条件的，可先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待条件具备后，再连同地上合法取得的房屋等建（构）筑物一体办理登记手续。国有农场代管的集体土地，不纳入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范围。对于近期将要完成企业改制的国有农场，也要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开展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国有农场使用二十年以上、与相邻各方没有权属争议但权属来源资料缺失的国有土地，经相邻各方指界并签字盖章确认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将登记事项在其门户网站以及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所公告30天，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可直接办理登记发证手续。

（三）加强纠纷调处。按照国家要求，各地要建立由地方政府牵头，国土资源、农垦等多方参与的农垦国有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国土部门要会同农垦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农垦国有土地权属争议进行全面排查，掌握每件争议的主体、地类、面积、争议原因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建立权属争议统计台账。要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类统筹制定调处方案，主动沟通，积极争取乡村基层组织的支持和配合。对于久调未果的纠纷，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互利互让”原则，尽快提出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依法确权。对于权属争议一时难以调处的农垦国有土地，可将争议部分划出，将没有争议的土地先办理登记发证手续，有争议土地待争议解决后再予以登记发证。

（四）规范管理登记成果。今年是不动产登记“规范完善年”，各地农垦主管部门及国有农场要及时整理完善农垦国有土地权籍调查、权属争议调处和登记发证相关成果，开展农垦国有土地管理信息库建设，实现信息化管理。要按照不动产登记的职责管辖，做好资料移交。各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登记信息共享服务，促进登记成果有效利用。

三、做好贯彻落实，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国家关于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要求十分明确，中央财政也安排了专项补助经费，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迎来了难得历史机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各项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分工协作配合。各级国土资源、财政和农垦主管部门，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将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列入政府推进改革工作的重要议事议程，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的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格局。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做好组织协调、部署督导、协助政府调处权属争议、办理登记发证手续等工作，要讲政治、顾大局，按照分工要求，密切配合，主动作为，保障各工作顺利开展。

（二）建立报告制度，加强督促指导。各地要认真落实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进展季报制度，各地国土资源、农垦、财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填报工作进度表中的相关事项，每季度末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汇总并上报工作完成情况。省级主管部门将组成督导指导组，适时对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对于工作进展缓慢、保障措施不力的地区，将进行重点督促检查。

农垦日报篇（9）

铁道兵上上下下,从司令员到普通士兵都进入了决战“鹰厦”的关键时刻｡

然而,就在这时,党中央､国务院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战略决策:成立农垦部｡

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就成立农垦部的事说: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而谈到农垦部的成立和任务时,这样强调:“农垦”翻译成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

讲这一席话时,王震也在场｡的指示,对王震有不小的震动｡

在酝酿成立农垦部时,早已把目光盯住了王震｡

在眼里,王震是个极有创造性的猛将,敢说敢干敢冲｡无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王震总会开拓性地想办法克服,并能创造出奇迹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开赴南泥湾,拉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帷幕｡就是在这块野兽出没､荆棘横生的荒地上,王震开垦出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看过后,大笔一挥,为王震题词:“王震有创造性!”

对王震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再创奇迹,谱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崭新篇章｡

1956年5月1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提出增设农垦部并规定它的四项重要任务:“增设农垦部,管理垦荒移民､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此议案｡同一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任免令,正式任命王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王震出生在湖南浏阳县马跪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农业的朴素感情,使他对农垦事业情有独钟,他曾动情地多次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早年为了农民的翻身解放才扛起枪,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心里装的是振兴中国经济之本的农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担任农垦部长4个月的王震,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营农场的目前情况和发展远景》的报告｡在报告中,王震回顾了我国军垦､农垦事业艰苦创业的历史,特别强调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高瞻远瞩,曾动员了30多个师参加生产建设,其中进入新疆的人民在同当地人民军队及起义部队会合以后,立即展开了劳动生产运动;在华南有几个师的转业部队,组织了垦殖局,种植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在谈到国营农场的发展远景和开垦的重点时,王震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机械化农场开垦耕地750万亩,今年就可以完成,连军垦农场今年将共达到1500万亩｡到1957年共可达到2500万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3500万亩,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国营农场的耕地将共达6000万亩｡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就任农垦部长不久的王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蓝图已经勾画出来了,王震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时年48岁的他,就像在抗日战争期间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指挥员一样,不真枪真炮动起来,手里就发痒｡在党的上,王震大手一挥,向､党中央和与会代表们规划了农垦部努力工作的方向:

“为了完成上述开荒任务,我们计划以新疆､黑龙江和华南为重点,并且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发展大农牧业经济,经营不同的特产,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王震的讲话吹响了农垦大军进军荒山野岭的号角｡

组建垦荒队伍,进军北大荒

轰轰烈烈的农垦战打响了｡摆在王震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垦荒队伍的来源,要垦荒,必须要有一批身体好､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高素质的垦荒大军｡

1956年下半年,王震委托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赴苏联访问学习苏联国营农场使用兵力问题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在访苏期间,张林池访问了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别涅吉科夫,请他介绍苏联开荒建立国营农场的经验,农垦部的苏联顾问专家写出了《关于铁道兵复员军人在黑龙江开垦荒地》的书面意见,就农场的规模､试验站的建立､开荒农业技术上的几个问题提供了经验｡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1个多月之后,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实行军垦……”

这一直是王震精心策划和努力争取的｡他积极与总政治部商谈,争取这些转业复员官兵能到农垦战线｡很快,总政治部就这批转业复员官兵的具体去向发出通知:“经与农垦部商议,农垦部所属农场今年可以接收6万名军队转业的连､排干部,2万名班以下工农骨干､青年知识分子学员,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由于东北地区国营农场所需人员数量很大,因此,凡去国营农场的排､连干部,应尽量动员到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到黑龙江密山农垦局所属农场｡”

从3月至5月,短短3个月时间里,成千上万名转业､复员官兵,从祖国各地,从各军种､各兵种､各部队､各院校,统统北上,向北大荒挺进｡到了5月底,进入北大荒的转业､复员官兵连同家属､非军籍的工薪制职员,“十万”大军云集北大荒｡

激动､兴奋令王震忘记了疲劳和暂时的困难,他坐镇北京,与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打交道,接收8万多名转业官兵;又通过铁道部调拨车辆,昼夜兼程,运送转业官兵北上｡事情安顿好之后,王震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密山,坐镇三江平原东部的大门口,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垦大军｡这些日子,王震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

1958年4月12日,王震亲自在密山车站组织万人大会,欢迎从全军各部队到来的转业官兵｡这天,虽然北国的寒风有些刺骨,但车站上热浪滚滚,会场上竖立着王震书写的诗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

王震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兴发言,在向源源而来的农垦大军表示欢迎和慰问的同时,王震大手一挥,声音洪亮地说:“说到困难,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天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很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震天的声音同时喊出来,回荡在密山车站｡王震兴奋地用眼睛扫视着台下的转业官兵,站起身,又是大手一挥说:“同意,明天早晨就出发!”

就这样,散会之后,云集密山县城的成千上万的转业官兵就迈开双脚,徒步向荒原进军了!

中国垦荒史上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成千上万的转业官兵从祖国各地汇集到边城,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兵分百路,徒步进军,向北大荒腹地开进｡

著名诗人郭沫若耳闻王震将军指挥农垦大军开赴垦区的盛况,心潮激荡,写出了《向地球开战》的诗篇,并当场为王震朗诵｡《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诗篇后,全国反响强烈,去北大荒的某部转业军官徐先国读了郭沫若的诗,深受感动,写下了《永不放下枪》的诗篇,诗中这样写道:“感谢郭沫若称赞,我们去向地球开战;举起科学大旗,冲过艰难战胜自然;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

王震读了这首诗,夜不能寐,欣然提笔,给作者写了题为《千万人的心声》的信:“读了你的诗《永不放下枪》,我深深感动了｡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唱……你这首诗我认为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我已经让总政治部慰问团的同志把它谱成歌曲……希望你和你周围的同志们,如同你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英雄､豪迈!”

一道“奇特”的命令

垦荒大军开进位于宝清县雁窝岛荒原创建农场群的事迹,充分体现了王震率领下的垦荒将士们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奉献精神｡

雁窝岛原名燕儿窝,南北长而东西宽,呈枫叶状,它的东､西､北三面均被无固定河床的挠力河和宝清河所包围,南面则是被称为“大酱缸”的数十里飘伐甸子｡每年春季解冻后,被三面河水､一面沼泽围困,变成孤岛,与外界隔绝,垦殖十分困难｡

1957年初春,八五三农场党委派出先遣队,顶风冒雪闯进了雁窝岛｡4月24日夜,托运物是6台拖拉机,不巧全部陷进了“大酱缸”,情况十分紧急｡眼看机器和物资渐渐陷入泥潭,6台拖拉机只露出10多厘米高的排气管和驾驶室,包车组长任增学挺身而出,3次潜入冰碴泥水,扒开泥浆,才将钢丝绳与深陷泥底的机车挂上了挂牌,等他从“大酱缸”里探出身来,浑身泥浆､满脸乌青地晕倒在同志们的怀里｡事后经过抢救才脱险｡1958年8月6日,在雁窝岛担任队长的转业战士罗海荣,用河道运送油料,一人推着两只油桶在队伍后面,不幸被树根绊到河里英勇牺牲,年仅26岁｡此时他留在四川老家的妻子正怀着身孕,生下的遗腹子长到17岁,又专程来到雁窝岛,继承父亲的垦荒事业……

王震得知开发雁窝岛的事迹后,立即指示新成立的农垦局文工团派人到雁窝岛去体验生活｡当话剧《雁窝岛》彩排时,王震亲临审查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这出戏在1960年农垦部在湛江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演出后,深受好评;王震再次亲自部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此剧拍成电影《北大荒人》｡

1956年12月下旬,铁道兵农垦局召开党代表会议,王震到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在会上,王震凝视着他的老部下和“铁兵”们,激动地用洪亮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快过年了,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密虎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横批是:艰苦创业｡”

农垦英雄的汗水､鲜血没有白流｡在王震率领下,像雁窝岛这样开垦起来十分困难的荒原终于都开发出来了｡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1964年盛夏,正是北大荒麦香千里的时节｡､董必武一行来到北大荒视察｡当看到昔日荒原已矗立起机械化农场群,所到之处机车隆,“麦浪滚”,林带如织,公路成网,他们对“王胡子”率师开发黑龙江垦区给予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即兴赋诗一首:“红心(星)农场黑土层,麦黄豆绿黍苗青｡今年望保丰收确,高屋巍峨已建瓴｡斩棘披荆忆老兵,大荒已变大粮屯｡虽然经验有得失,得失如何要细论｡”诗的落款,董必武写道:“敬呈王震同志指正｡”

有一次,王震到青年农垦职工生活区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促膝而谈｡当他了解到,许多青年职工,尤其是垦区的复转军人,找对象困难,结不了婚,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冬季,王震了一道“奇特”的命令: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完成任务,不准回来!

有些老兵反映:“我们这把年纪,不好找年轻姑娘｡村里的大姑娘,多是地富子女,我们不敢娶!”王震听到后,十分认真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嘛!即使有问题,你也可教育她嘛!地富子女你都不想去改造,还能改造世界?!”

老兵们听到王震这么一说,心里踏实多了,都兴致勃勃地踏上返回故乡的列车｡

开春时,许多老兵返回北大荒时,身后都跟随着一个羞羞答答的新媳妇｡一两年后,北大荒增添了不少军垦战士的第二代｡暮年的王震将军,每每回忆起此事,都高兴地咧开嘴说:“我一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下｡”就因为这“奇特”的命令,偏僻荒凉的边疆垦区有了不褪色的新绿｡

高兴地说:“王震在新疆植棉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953年还在新疆工作时,王震决定,由二十二兵团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大量种植棉花,使之成为产棉基地｡为了落实好这一任务,并规定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要实现2万亩棉花丰产,实现亩产籽棉400斤｡这是一个大胆的目标｡因为在种植史上没有这么高纬度的植棉纪录｡

王震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来帮助,这个建议得到兵团其他领导的一致赞同｡王震很快把这一想法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军委有关领导在批示中说:“这是个好办法,借助外援发展自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不久,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被请到了新疆｡

为了完成好这个艰巨的任务,王震､陶峙岳和被请的苏联专家迪托夫､新疆农科院副院长涂治教授在石河子签订了一份分工负责的合同｡合同规定:王震负责保证从苏联进口棉种､化肥和政治思想工作;陶峙岳和参谋长陶晋初负责具体的生产工作;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第二十二兵团的刘振世､罗汝正两位师长负责保证每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大家都认真地在合同上签字,以示郑重｡

“要干就干好｡”王震开始做政治思想工作｡

“我今天来,一方面来看看大家,看看大家的身体好不好,肩膀硬不硬,”王震的话还没有说完,下面已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笑声是传染的,顿时笑声伴着哗哗的掌声,把古老的玛纳斯河都震醒了｡站在寒风中,王震不断地挥动手臂,继续说着:“陶司令近段时间看望你们多些,我现在要补上,次数要争取平齐或超过他;另一方面,我们大面积种棉的任务下来了,我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话不多,只有两句,第一句话,我向大家说说当兵是来干什么｡有的人会说,当兵就是来打仗的!这话只对了一半｡打仗是一部分,生产也是一部分,共产党的军队是又会打仗又搞生产的部队,这也是中国人民区别于其他一切部队的一个独特之处｡第二句话,植棉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我说能完成,一定能完成｡不过,这话我说不算,要大伙儿说,大伙儿说才算数｡我们下达的任务是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的｡各垦区有去年的植棉经验,我们今年又有苏联的专家和农科院的专家作指导,中央很支持我们,准备从机械和物资上给我们以大力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完成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王震的讲话,极富鼓动性和战斗性,给全体官兵极大的鼓舞｡

几天之后,王震和陶峙岳又亲自找苏联专家迪托夫,向他提出了一些技术工作上要注意的事项｡

迪托夫却对中国的两位将军说:“咱们都在协作合同上签字了｡我签了字,我就要对我的技术工作负一切责任;你们签了字,就要对你们的工作负责｡”王震和陶峙岳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王震身体力行,深入扎实地在全垦区开展科学植棉的工作,到1953年底,仅玛纳斯垦区各农场就种植2万多亩棉花,亩产超过了400斤,获得了空前的高产,创造了当时全国棉花产量的最高纪录｡这个喜讯,立即传遍了全疆,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新疆党政军组成了慰问团,到玛纳斯垦区来慰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都到垦区来慰问｡

10月的一天,在石河子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王恩茂在会上高度评价说:“新疆军区生产部队,在农业战线上取得的成绩,为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北京,高兴地对人说:“王震在新疆植棉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问王震:“你认为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么?”

1961年2月,王震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出院后经中央批准前往南方休养,4月上旬途经武昌,住在湖北省委东湖招待所,正值前来湖北视察,也住在东湖｡4月7日下午,约见王震,就农垦有关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见到王震,首先问询了他的病情｡随后问道:“你认为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么?”王震说:“还是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不仅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先有合作化,而且在农业的技术改造中都需要国营农业企业｡”

又问:“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可供开荒的地有多少?”

王震说:“经过踏勘,有8亿亩可开垦种农作物,其中4亿亩比较好,是头等地｡”

说,他刚从广州回来,从广州出发时是白天,坐在火车上看,插秧还是太密｡他直接派下去的同志专门找了几个人谈,一般都赞成合理密植｡王震说,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出于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接着对王震说,你和农业部要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你到湛江去是否找几个人专门研究技术问题?王震说,有这个打算｡说,你还是以休养为主,同时认识一批农业科学人员,从中找一些人座谈｡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一本教科书嘛｡王震说,主席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调不得一点皮｡现在我们生产部门多了,要学业务知识,而我们现在政治学习多了,有些平均主义｡我在这方面不怕落后｡说,这不叫落后｡比如打仗,打两个好仗,一个不好的仗,这就算不错的将军了｡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军队没有技术,还不打败仗?你们做些试验,找老农和科学技术干部参加｡如一亩地种水稻收500斤,同样的土地种高粱也收500斤,把用工､用水､用肥做一些比较｡

王震说,我的家乡地名就叫主粱段,我和张平化同志谈过,搞两个农场做试验,种高粱｡

说,搞试验可以,既然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这是不会失败的｡

王震说,我在家乡公社搞过试验,后来吹了｡

说,现在好搞了,生产队有一定的自｡

还向王震问到在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搞商品粮的情况｡说,不要那么着急,再研究一下能搞多少商品粮,要有数据｡只要能搞到商品粮,农垦部可以搞些直属的国营农场｡现在有哪几个?北大荒两个局､新疆､内蒙古,就这几个吧!

饶有兴趣地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关心建设兵团的工业建设,还说到“新疆倒是有石油”｡王震汇报了建设兵团大搞工业､种植棉花的成绩,还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增加人,不增加设备,再开1000万亩地也可以｡之后又谈到内蒙古开荒等问题｡要他同谈一下｡

于4月6日飞抵武汉｡王震根据的意见,又同就内蒙古开荒､建立商品粮基地诸问题进行了谈话｡

随后,王震来到湛江垦区,广泛宣传搞生产要学习科学技术｡他对当地农垦干部谈到这次在武昌的谈话:主席说,中国的生产关系解决了,但生产力还没有解决｡广东垦区要继续放手发展生产,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为我国橡胶事业呕心沥血

1961年5月1日,王震在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那里的专家､教授､工作人员一起欢庆国际劳动节,鼓励专家､学者各就其专长作出贡献｡他还要求研究所的成果一定要署上研究人员的名字,写上名字就是表示有人负责｡研究成果的署名,这是个责任制问题｡如有人提亩产3万斤,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真是信口开河!

回到北京以后,王震加强了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专家的联系,将牡丹江垦区作为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实习基地｡王震还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李竞雄等到垦区考察和讲学｡

当了农垦部长以后,王震便把发展我国橡胶事业列入重要日程,呕心沥血,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1959年初,中央决定加快开发海南,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2月14日,王震赶到广州参加了广东省委召开的关于加速开发海南和湛江地区的座谈会｡根据有关指示精神,王震在会上提出对整个工作部署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王震又就发展天然橡胶问题和化学工业部商谈｡农垦部､化学工业部党组于1959年2月23日联合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的报告》｡

1959年12月下旬,在广州指示王震:如果发生战争,美帝国主义必然在海上封锁我们,使国外橡胶不能进口,那就会发生很大困难｡因此,要大大加快橡胶发展的速度,同时还要发展粮食作物,以利于部队在海南岛固守｡王震和广东省委多次研究如何贯彻这一指示｡

这样,广东发展橡胶被列为“橡胶专案”｡1959年冬季,海南､湛江等地掀起了又一次开荒种植橡胶的高潮｡

王震在海南岛沿环岛公路走遍了各个农场,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座谈,走访职工家庭,宣传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加快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的重大意义,总结开荒种植橡胶的先进经验,还在金江农场种下了橡胶试验田｡由于雷州半岛湛江地区风害､寒害比海南岛严重,王震特别强调一定要先种好防护林带,使小气候得到改善,再种植橡胶树｡他还特别强调湛江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种植热带水果和糖料､香料作物,支持兴建糖厂｡王震多次去湛江市郊的湖光农场,鼓励职工们把这里建设成为风景优美的旅游区｡

在王震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从西北到东北,从冰封大地到热带丛林,都建起了许多新兴的城镇｡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荡漾着金色的麦浪和大豆香,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胶林蔚然成片｡

日本考察,王震引进了手扶拖拉机和塑料薄膜

1957年秋天,王震担任农垦部长不久,､､及郭沫若､廖承志､王稼祥等决定派出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以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访华的回访｡他们请来王震开会共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日本战后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应该派出各方面负责人及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会议最后商定由王震任代表团团长｡当场有同志问王震:“中日没有建交,情况十分复杂,去日本怕不怕?”替他回答说:他这个人固然｡当时日本还有一股公然与中日友好唱反调,为中日两国间的正常交往设置种种障碍,环境还很险恶｡可王震毕竟是王震,战争年代面对侵略者的凶残他浑身是胆,这次有人邀请,为振兴中国农业取经而去,虽免不了受到干扰,又有何惧?

这个农业代表团阵容强大,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农机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魏震武､林业部副部长刘成栋(又名刘达)任代表团副团长｡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启程前,他于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向日本宣传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广交朋友,促进中日建交;二是调查了解日本农业的先进技术,并就如何吸取日本农业先进经验等工作授权王震酌情决定｡

访日期间,中国农业代表团的访问活动经常是远离城市,在乡间小路上行进｡这时已是深秋,正是农业的收获季节｡公路两旁是已收割完毕的农田,一堆堆稻捆晒在田间,还有晒在竹架上的萝卜等刚收获的作物……这正是了解日本农情的大好时机｡

王震注意观察沿途农情,非常细心｡有一天正在乡间行进,王震似乎发现了什么｡他示意停下车来,大步走进一块刚收割过正在翻整的稻田｡谁都没有在意那里有一台小巧的､忙碌着的农机｡唯有王震眼尖,他发现了这台不起眼的农机｡这是一台由两个小号的胶皮车轮驮起的小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着有汽车方向盘作用的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告诉王震,这是手扶拖拉机｡王震仔细观察,反复问询,看中了它的小巧,认为它正好适用于中国南方的水田地带｡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回国内,并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中国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提出建议｡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应用了,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民致富的帮手｡因它经济实惠,一机多用,不仅在我国南方迅速推广,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

在北海道,优质耐寒､味美香糯的大米引起了王震的兴趣,他想到几十万农垦大军正以血汗开垦着的北大荒的黑土地､中国东北肥沃的三江平原,那里的土地有条件引进北海道的优良品种｡他将这种优良品种引进回国后,就由我国农业工作者培育出著名的“农垦57号”､“农垦58号”等水稻新品种｡

日本多雨,访问期间常见农民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在田间劳作｡王震买了一批这样的雨衣带回国内,希望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方便｡后来,一位日本的农业专家向王震推荐了农用塑料薄膜｡在日本,为打破季节的局限,果农､菜农广泛利用薄膜培育蔬菜､水果,以便在淡季时能够拥有市场｡日本的粮农更是充分注意到塑料薄膜的经济实惠,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将塑料薄膜用于育苗育秧,以有效地提高产量｡王震也将塑料薄膜买回来,并迅速地在我国大江南北加以推广,成为重要的农用物资｡王震在日本农村这些并非偶然的发现,竟改写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手扶拖拉机和塑料薄膜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王震为中日农业技术交流树立的无形丰碑｡

王震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历时两个月,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中央“考察日本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的使命｡回到北京以后,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分别找王震谈话,了解日本农业发展情况｡

一见王震,劈头便问:“怎么样,有惊无险吧?”

王震回答:“报告主席,日本有人处处给我们设置障碍,但日本各界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却冒着危险接待我们,对我们十分友好｡”

农垦日报篇（10）

全县2012年灾毁耕地复垦总体要求是：在2011年内，全县灾毁耕地力争做到应复尽复，可复必复。具体进度和要求是：4月底前，复垦率达到70%，复耕地栽种早稻或经济作物；6月底前，复耕率达到80%，复耕地栽种一季晚稻或经济作物；3、7月底前，复耕率达到90%以上，复耕地栽种二晚或经济作物。

二、组织实施

全县灾毁耕地复垦工作实行“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一考核验收、奖补资金”，采取专业队伍施工与分片承包、农民自发复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花，同步推进。

（一）复核灾情

3月上旬，由各乡镇场牵头，组织县国土资源、农业、水利、民政等有关部门和乡村干部，全面开展灾毁耕地受损及复耕情况的调查核实工作，为县委、县政府统筹部署灾毁耕地复垦工作提供全面、准确、客观、翔实的依据。

复核灾情要求：1、全面及时，不留缺口、不留死角；2、分类登记造册，登记内容应包括灾毁耕地位置、范围、面积、受损程度、图幅图斑号等要素；3、拍摄现场影像或照片；4、在第二次农村土地调查标准分幅现状图上勾绘标注。

（二）分类实施和资金安排

1、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区灾毁耕地。按照要求，在灾毁耕地复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中安排资金全面复耕。

2、已申报地籍变更的灾毁耕地。2012年12月，县国土资源部门对2012年灾毁耕地中农田水利设施完全冲毁、耕作层全部冲失的田块依照有关规定申报了地籍变更（图斑地类变更为未利用地），全县共核减变更耕地面积4770亩（其中1640亩在国投土地整理项目区内）。此类田块复垦后，可增加我县耕地总量，并用作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总面积约3130亩，以实际测量为准）。该类灾毁耕地复垦统一编制项目预算，由县财政安排复垦资金。县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有关规定，组织项目的可研立项、规划设计、预算编制、考核验收等工作。其中：

（1）集中连片面积60亩以上的灾毁耕地。申报市国土资源局批准立项和验收，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有资质的专业单位施工。

（2）单块面积在30亩以上、60亩以下的灾毁耕地。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组织立项和验收，报县政府批复。采取公开招投标，或乡村组织定额包干承包方式施工。

（3）零星分散的灾毁耕地。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元整合打包，县国土资源局组织立项和验收，采取村组包干施工或以奖代补（每亩补助1500元）的方式鼓励农户自行复耕。

（三）其它损毁程度相对较轻，未办理地籍变更的灾毁耕地。由县政府向有关乡（镇、场）下达“2012年灾毁耕地复垦责任书”，明确各乡（镇、场）复垦耕地的任务、进度和要求。所需经费采取乡筹县补的方式解决，即由乡村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在2013年5月31日之前由县国土资源局组织进行统一测量和验收，县财政按实际复垦面积每亩补助1000元。

三、组织领导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