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育论文篇（1）

2书法艺术的教学目的

2.1书法的意义不在于写字

虽然,现今的大部分人对于书法艺术的培养逐渐重视起来,但是却不能真正了解书法的内涵,老师们,家长们总是强调要写好字,中考、高考考语文时批卷老师会给高分。导致学生们也歪曲了书法的真正意义,只知道写一手好字,却忘记了中国千年文化的精髓,古人写字讲求的是书写者个性、才情的流露,是与观赏者在笔墨挥洒中达到对美之认识的和谐统一,使这种共鸣穿越时空。

2.2体会过程

古人写字是从不在乎结果,他们认为写字的那一瞬间才是最享受的事情,所以挥毫泼墨都带有着他们自己的性格与感觉,每一笔写的不是字迹而是他们的心情,而在现代书法教育过程中,由于老师们的强调字要漂亮,写字要有规范,写字握笔的手势都要固定,致使学生们写字,听课过程中,只专注于那些外在的东西,却不能真正享受写字的经过,以至于写出的往往差那么一点,我认为缺少的是灵魂,字的灵魂,不是每个人在感受过程,认真写字时都会抓住字的感觉,如果你写字的时候还只要结果的话,那离书法大家真是差的太远了。

2.3感悟人生

在现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已经把我们紧紧包裹了,我们开始适应这种感觉,快餐,飙车,甚至闪婚,我们没有时间,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心灵真正的对话,说一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想做什么,我们的人生要怎么前行,书法艺术则刚刚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好好的感悟自己的人生,在闲适宽松的时间里提起毛笔,嗅着墨香,面对素纸,于一笔一划中体会沉稳厚重、柔中带刚、悠然舒缓、别有情致[2]。这又何尝不是享受?在风中,在月前,凭着自己的心情,歇一歇,写一写,无论你是焦躁,还是悲伤,舒心的写字过程都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让自己感动,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活。

3书法艺术在美术教育中的改革

3.1书法艺术从孩子抓起

书法艺术,书法精神不是一蹴而成的事情,要想练成一手好字,培养出温和书法意识,就要从孩子时开始,所以,各学校就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开始教学,将书法艺术完全融于美术教育中,从启蒙时就开始接触书法远比成年人有益处的多,让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魅力在幼小的孩子心灵里播下种子,让他们懂得享受书法艺术的快乐,培养温和稳重的气质,而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孩童时期进行书法知道,循序渐进,才能让孩子们体味书法艺术的灵魂,从而将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延续下去。

3.2书法教育方式的多样化

单一的课堂教育根本不能吸引孩子们的全部兴趣,不能让学生一直专注于书法艺术之中,所以要不断丰富书法教育的的渠道,学校可以创建报刊,每日登出一些书法艺术欣赏或者书法比赛项目等内容,拓宽他们对于书法的见识[3];还可以开展一系列讲座,通过大人们对于书法的讲解,加深孩子对于书法的感受;最后,学校可以请一些书法大家来到校内对于学生进行专业的书法指导,相信为了文化的传承,书法家们一定会义不容辞,这样的教导会比平时的老师教学事半功倍,会让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书法教育论文篇（2）

3书法教学是促进学生形成良好习惯的上佳手段书法是一门要下苦功而又较为枯燥的功课。就拿写字的姿式来讲，不论是立式还是坐式都有严格的“身法”要求，学习要经历从执笔、运笔、点画、结构、章法这一过程，学习的字体涉及楷、隶、篆、行、草等书体，学习的步骤要经历反复地临摹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书艺的提高必须依赖长期刻苦地钻研与练习，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倦和畏难情绪，有的因此望而却步、半途而废。为此在书法教学中要结合历代书家勤奋习书的故事阐明“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如晋王献之用十八缸水练字，汉张芝临池池水尽黑，三国钟繇晚寝被上临书棉被画穿，隋僧智永学书退笔如冢，唐怀素习书无钱购纸以蕉叶代之--这些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故事，将会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振撼，给他们以启迪和激励，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书法的学习上无捷径可走，只有从一点一滴学起，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多临摹多总结多积累多创作，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促成书法水平的提高，好高骛远，一曝十寒最终一事无成。反复进行这样的教育，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意志品质得到最大程度的磨练，培养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谦虚好学的优秀品质，促使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家，总要把字写得人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而长期学习书法可以逐渐改变这些毛病已是不争的现实。

书法教育论文篇（3）

Shouldtakethemoraleducationinthecalligraphyteaching

【Abstract】Itiswellknown,whatourcountry’seducationcarryingoutistheeducationforall-arounddevelopment,initiatesthestudentmorality,intelligenceandphysique,US,thefatiguefullscaledevelopment.Themoraleducationtakesfivenurturesthehead,shecontainsinvariousbranchesteaching,thecalligraphyteachingisnotalsoexceptional,shouldwhilecarriesontheknowledgeandskillinstructiontothestudent,becomescarriesononeofeffectivemoraleducationmethodstothestudent.Therefore,paysgreatattentionstudent’sthoughtmoraleducationaswellassentimentinfluencingwiththepersonalcharacterraise,achievesthebooktobepossibletocarrytheskilltoeverywherealongtheroad,stressedthatthepenisneedingthehearttobepositive,achievesthecalligraphyandthemoraleducation,thebookskillandthemoralbehaviorishighlyharmoniousunifies,realizestheeducationmoraleducationeffectisdiligentlysuspendsinfrontofacalligraphypedagogue'sbigtopicandthehonorablemission.

【Keywords】Moraleducation;Education;Value;Calligraphy;Teaching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推行的是素质教育，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作为五育之首，她蕴含于各科的教学之中，书法的教学亦不例外，应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成为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德育教育手段之一。因此，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情操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做到书可载艺更要载道，强调笔正需心正，达到书法与德育、书艺与人品的高度和谐统一，努力实现教育的德育功效是摆在书法教育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和光荣使命。

1书法教学蕴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高雅艺术，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她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聪明才智，书法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以其耀眼的光芒向世人展示着她的风采：线条曲直适宜、纵横有度，间架结构疏密自如、黑白照应，章法气脉贯通、浑然一体，把汉字的形体美、线条美、结构美、空间美、意境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书法艺术这难以抗拒的魅力，使得书法艺术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痴迷的爱好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远在唐朝就吸引了许多的日本人、朝鲜人到中国学习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家的作品也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文化的发展。近现代不少西方绘画大师还从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汲取艺术素养，创造和发展现代绘画，他们称中国的书法是“伟大的抽象”。难怪世界画坛巨匠毕加索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一定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书法家，我要用笔来书写我的情感”。可见书法艺术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品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被称为"中华文化圈"的地区，专门研究书法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数不胜数。因此在书法教学中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孕育和创造出了书法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无数人的艰辛努力才使这一艺术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继承和弘扬书法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是每个炎皇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紧迫感，提高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和信心。

书法教育论文篇（4）

（1）学校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打造“特色”、提高升学率的工具。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仍然是将分数和升学率作为主要标准。近年来，随着学校间竞争加剧，办学出“特色”成为许多学校吸引生源的思路之一，不少学校着力强化书法美术教育的地位。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在保证常规教学质量的同时，大力打造书法美术教育这一差异性的竞争亮点。随着艺术高校招生数量逐步扩大，许多高中学校将其作为提高升学率的捷径。众多文化课不佳的高中生专攻美术，他们的升学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总体升学率。从客观角度而言，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从高中到高等教育阶段艺术教育的总体发展和提高，但是从动机的本质而言，这种发展和提高却与提高升学率这一功利性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这又违背了书法美术教育的最初宗旨。（2）家长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培养“特长”的途径。相当多的家长支持孩子学习书法美术，目的主要是发现并培养孩子的特长，以便升学时能够享受到加分的政策。加分政策主要侧重于体育、科技等方面的特长项目，对于书法美术的加分尚不明确。即便如此，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在书法美术方面的特长仍可增加升学的“砝码”。事实上，某些中学也确实正在执行针对艺术特长生的优惠“土政策”，在文化课程成绩相同的基础上优先录取艺术特长生。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家长们培养孩子书法美术特长的热情。这必然使得家长对孩子书法美术教育的投入停留于盲目和跟风状态，也难以发挥家庭在审美教育方面的有效作用。（3）社会培训机构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手段。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为社会培训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书法美术教育需求也成为社会培训机构的利益增长点。培训机构一次性投入成本是固定的，招生数量越多，授课时间越长，边际成本越低，经济收益越高。因此，培训机构往往随意扩大班的容量，延长授课时间。书法美术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气质特征以及理解能力等诸多个体因素，采用一对一式的单独充分交流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保障。但是在社会培训机构，“小班授课”只是招生噱头，实际班内学生人数少则20人，多则40～50人，教学效果最小化而经济收益最大化。导致以上种种功利目的主导书法美术教育的深层原因，正是实用主义的教育观。许多学者将审美教育视为促进智力发展的途径，为学生成才服务的简单工具，其自身没有独立价值。而所谓的“成才”其实就是智商水平的提高和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深入习得。在这种观念中，书法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协调平衡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关系，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智力、提高智商，进而提高学业成绩。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向青少年提供书法美术教育的环境和机会，其目的是在紧张枯燥的文化课程学习之中舒缓情绪、调节身心，从而以更加饱满、轻松的精神状态迎接更加紧张枯燥的学习和考试。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书法美术审美教育超越现实功利性的精神内核被抽空了，不仅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且已经沦为智力发展和成绩提高的奴仆。以书法美术教育为代表的审美教育，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弥补现代社会造成的各种人性危机和心灵问题。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把审美教育视为人性完善的途径。审美能够弥合人性的分裂，使人成为完整和自由的人。席勒的美育理论是批判应试教育的思想武器，在思想实质上与素质教育理念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相一致。因此，树立正确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形成符合审美本性的美育共识，就成为矫正实用主义书法美术教育的关键之一。

2开展书法美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粗鄙单一在书法美术教育活动中，普遍存在将“艺术”和“文化”割裂的现象，重艺术技能而轻文化价值。艺术和审美都属于广义文化范畴，是观念性和物质性、思想性和技艺性、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其中渗透了密集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但是在中小学的书法美术教育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抽空思想性和价值性的倾向，文化基因进行过滤，而将技法与意境割裂，其结果是片面强调书法美术的技能，而忽视了更加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书法美术教育实施中，也存在着注重灌输，轻视启发与体验的现象。由于对艺术技能的片面强调，教师往往较多地使用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对于需要记忆和练习的技能型知识强调较多，而缺乏耐心的启发和引导。体验是激发学生审美兴趣的重要途径，甚至决定着审美能力的高低，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育者往往忽视对学生形成审美体验的引导，对于审美对象的内涵、意蕴的挖掘不够深入，普遍不能帮助学生形成体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从某种角度而言，审美教育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比所讲授的内容更为重要。学生对书法和美术的兴趣是天然自发的，如果能够采用既适合审美规律与目的，又契合孩子天性特点的教育方式，那么学生的兴趣不仅可以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热情，从而发掘并培育他们身上的天赋。但是，如果教育方式出现偏差，甚至采用简单、粗鄙、单一的教学方法，就会极大地削弱学生的兴趣，扭曲他们对书法和美术的基本观念。

3对流行文化缺乏有力的回应

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构成力量，借助于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它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现行的书法美术教育中，教育者们普遍忽视流行文化的挑战。流行的日本漫画、影视动漫作品、恶搞美术、街头涂鸦等艺术产品会对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流行文化对文化艺术经典的颠覆和恶搞成为一种常态技法，消减了经典艺术品的意义深度、价值标准，能够给文化接受者带来新鲜刺激的消费感受。中小学生在系统扎实的艺术训练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往往会被种种新奇浮躁的技法所吸引；他们在缺乏丰富的审美体验的情况下，很容易对扁平化的消费型审美产品产生依赖和偏好。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青少年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成形之初就遭到了扭曲。流行文化以平面化、娱乐性为主要特征，以实现经济效益为传播目的，其思想性、严肃性被大幅消减。中小学的书法美术教育应当用于正确面对其中负面因素的挑战并做出有力回应，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增强文化的辨别能力，而且也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

书法教育论文篇（5）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它一方面要求注重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这些专门人才需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全面深化，校园文化在促进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越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渗透到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书法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历史演进中，其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颇受历代教育者的重视，是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审美教育范畴。学习书法，能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培育健全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健康的审美能力，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功用和优势。 

一、高职院校开展书法教育的现状分析 

近几年随着教育体制的变革，高职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高职院校除了进行专业技能的升级外，更需要的是使大学生在德育教育方面得到提高。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高职院校因办学特色的限制，书法教育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书法发展受到时展大环境的限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网络越来越成为国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代替了传统的书信，不要说毛笔，即使是硬笔书写工具，也逐渐被手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以及通讯设备所取代。书法失去了广泛的实用价值，成为了纯艺术，也失去了得到良好发展的社会环境。如今，作为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书法艺术，其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状况，实在不容乐观。 

2.高职院校教育对书法学科定位的认识模糊 

书法属于视觉艺术，表现出人们对平正与奇侧、统一与变化、整齐与错落等种种美学形态的认识，并展现书者的情感心绪与品格修养。而书法是否是独立的艺术门类，至今仍是艺术界、文化界、学术界极为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和基础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并未列出书法是单独的学科。再者，高职院校本身存在着重专业、轻素质的现象，由于书法学科定位不明确，所以对书法教育的态度往往也是可有可无，仅仅当做是学院文化建设的陪衬而已。 

  　3.职业院校在书法教育上缺少系统的管理体制  

职业院校在书法教育上缺少系统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没有设立明确的书法教育管理机构，协调统一书法教学工作；大多数书法教学没有形成完善的教学体制和完整系统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书法教学形式单一，缺少资金以及设施投入；高职院校书法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等等。  

4.高职院校生源人文素质参差不齐，缺乏自觉接受书法教育的意识  

多数学生以前学习科目范围狭隘，接受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又存在差异，普遍缺乏书法知识。他们在一起接受、重视技能型教育后，艺术修养难以得到提高。  

二、书法教育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的实用价值  

我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人是十分重视书法教育的，除实用目的外，更重要的是把它当做提高修养品行的必修课程。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故以道德、事功、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高职院校实现书法教育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课，其实用价值更是素质教育不容忽视的。  

1.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  

清代刘熙载《书概》说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其中，“书如其人”一直得到艺术家和艺术教育者的广泛认可。宋代朱文长在《续书断》中评价颜真卿的书品和人品时也深有感慨地说：“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书法艺术是书写者心灵美和行为美的真实写照，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是陶冶情操的重要艺术形式，是唤起学生进取精神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在传统的书法教学中，施教者十分看重对受教者的品行教育，强调学书者要树立良好的品行修养。宋代姜夔《续书谱》在谈到如何得书法“风神”时云：“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将“人品高”放在得书法风神的八个要素之首，可见古人对人品的重视程度。  

前苏联教育学家赞可夫指出：“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的理智，而且影响到他的情感，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信念，……越是以情感为基础信念就越坚定。所以，艺术在道德教育中起着这么巨大的作用。”书法艺术教育就是以形式和内容双重之美，让学生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把品德修行寓于教育之中。  

2.有助于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审美素质和审美能力  

三国时钟繇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其意思是说，书法作品中的笔迹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具有审美价值，是因为能体现出人的美好情感。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至”。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基本的美学。而形式美，是汉字书法最重要的审美特征，无论是哪一种书法形体，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心理，无不构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书法教育也是一种审美教育。 

在书法教育中，学生通过临摹学习、创作作品和欣赏高水平作品的锻炼，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具备一定的艺术眼光、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这种经常性的良性循环，他们就逐步地对艺术或现实中的美与丑、雅与俗等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从而培养全心全意热爱美、鄙视丑的高尚品质。书法作品中表现出的雄浑之美、秀逸之美、老辣之美、刚健之美、丰满圆润之美等丰富的审美属性，是打开美丽殿堂大门的钥匙。它在引导学生欣赏创造艺术美的同时，也创造了具有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学生。 

3.有助于对学生勤于思考、领悟能力的培养 

书法艺术教育，通过传授知识、训练技巧的过程，使学生眼、手、脑同时并用，进入积极的观察、分析、思考的状态。对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勤于思考等方面的能力都具有很大的好处。 

清代周星莲《临池管见》云：“临摹既久，则莫如多看、多悟、多商量、多变通。”指出书法临摹要多悟、多思。同时他还指出：“余尝谓临摹不过学字中之字，多悟则字中有字，字外有字，全从虚处着精神。”书法学习不仅要思考书法本身，也要思考“字外之字”，而创作主体个人情感的表达就更离不开思考了。领悟力是学生对书法形式的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更深入的洞察和感悟，是在学习过程中的触类旁通和认知的提高。只有领悟才能将所学化为己用。领悟力能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和总结的能力，故书法学习中领悟能力的提高对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善于观察发现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4.有助于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 

学生在学习书法过程中，可以领悟和谐本质，促使他们懂得如何发掘周围美的事物，懂得与人和社会的和谐共处，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关爱身边有困难的同学，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进而以健全的心智投入到有序的学习生活当中，促进学校的和谐稳定发展。此外，丰富多彩的书法文化活动不仅能弘扬民族精神，提高自身修养能力，而且更有助于校园文化的丰富发展。 

三、对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开展书法教育的思考 

要彻底解决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存在的问题，实现书法教育和高职文化的有机结合，提高书法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创造有利于书法教学的硬件设施 

转变观念，加深对书法教育的认识，创造浓郁的氛围和条件，有计划、有目标地制定一系列教学措施，把书法教育纳入学校培养方案中。这要求高职院校不仅在制度和指导思想上确保书法教学的正常开展，还要创造条件来满足书法教学的物质环境需要。比如成立书法教研室，加强书法教学的质量管理；将书法课单独作为高职院校学生公共必修课；各院系设立若干小的书法练习、创作室、展厅等，让学生有练习、交流、创作、展示的空间。 

2.建设一支书法艺术素养高、责任心强、具备良好教学能力的教师队伍 

教师的素质和教学平台直接决定书法教学的水平和效果。鉴于目前专业书法教师短缺的情况，可以采用校际联合的办法。各高职院校书法师资力量各有所长，如果广泛联合，资源共享，则是做好书法教育切实有效的办法。高职院校之间可以尝试互派教师授课、互派学生选课等合作方式。 

3.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书法教学可采取新的形式，如采用自学、自评的教学模式。亦可采用讲解要领、自行创作、分析习作的教学方法。重视作业的批改与总结，耐心指导，使学生不觉得单调枯燥，感受到学习的趣味。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认为练字太枯燥乏味，原因是多数学生看不到自己书写水平的提高。经实践，定期举办展览是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学生通过展览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从而增强了信心，也提高了兴趣。 

 

参考文献： 

[1]韩盼山.书法艺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书法教育论文篇（6）

1.1、大学书法现状以及原因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电脑打字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很多人的手写习惯，使得以前的手写文书时代已经被电脑时代所替代。针对这种现象，某些调研机构做过调查，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对电子产品产生依赖感，稍微遇到些复杂的汉字就需要用电脑或手机进行查询。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是高校学生对书法认识上的足，思想上的不重视。大多数学生只是注重专业课的学习，而对于平时的书写技能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另外，学生在写字的时候，并不在意写的是否好看，甚至认为只要能够看懂就可以。他们认为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能提高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所以逐渐的忽视写字，导致字间的行距不合理，潦草难认，笔画不清晰。

1.2、高校文化的现状当代的大学教学，注重的是对于知识以及技能的培训，很少进行书法等传统艺术的教学，甚至是课程教学任务的布置一般也是要求电子版，很少有手写的书面作业。学校内能够接触书法艺术的一般是中文专业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有接触书法知识的机会，导致了现阶段的大学生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渐行渐远。当代社会是一个电子产品横行的年代，许多大学生甚至认为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他们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注重对于精神层次的培养，所以，进行大学的书法教学已经迫在眉睫。通常来讲的人文教育指的是，学生身上自然流露的文化修养和内涵，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就包含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它涵盖了艺术的感受能力、高雅的审美情趣、良好的心理质、健康的人格等多个方面。想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底蕴，仅仅依靠课堂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大学文化的氛围进行熏陶。校园文化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物质的环境以及精神的土壤，对于他们心灵的启迪是在每时每刻的，有利于其灵魂的塑造。校园文化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是书法艺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承载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学生进行书法的学习有着重大的意义，绝对不容许忽视。

2、进行书法培养的方法

汉字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语言文字。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萌芽初创到成熟完美，从象形符号到表意文字，汉字的书写体式也由象形到篆、到隶，再到楷、行、草诸体，通过对用笔、结体、造型等的不断美化，构成了汉字的形式美。而以书写汉字作为表现形式的书法艺术，则是艺术园中的瑰宝。书法是我国独特的艺术。

2.1、进行书法艺术的培养应当以鉴赏为主虽然书法艺术是我国的国粹，是文化的积淀，但是对于普通的大学生而言，拥有书法的良好鉴赏能力就足够了。毕竟大学生的知识面也比较广，对于书法所表达的意境也能够有所理解，通过对于书法的鉴赏，了解作者的心境，在弘扬传统、继承古人碑帖艺术的同时，积极面向当代，与时俱进，开阔广大同学们的艺术视野，进而提升境界与品位，进而启迪自身的灵魂，了解其中所蕴含的民族过程就是目的。进行书法的鉴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因为鉴赏过程就是一个感知美的过程。

2.2、与个人水平以及实际情况进行书法艺术的学习很多地方的书法艺术的教学走的都是形式主义，不注重学生的个人素质，盲目地进行教育，学生对于其中的精神无法了解，进而导致他们没有兴趣进行深入的了解，从而违背了学习的目的。所以高校在进行书法教育的过程中，可以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安排学生进行知名的美术馆、博物馆的参观，以及其他形式的展览，鼓励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同时，高校还可以组织不定期的讲座等，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从而帮助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转变。

2.3、与传统的文化精神相结合书法教学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教育，因为传统文化就是书法艺术的根源，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切实地感受到书法艺术的魅力，才能身临其境，进而产生灵魂的共鸣。通过书法艺术的教学，有利于学生增强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民族荣誉感，增加民族的向心力，同时有利于个人素养的提高，正确的审美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促使其全面健康的发展。同时，可以更深一步地通过沉积在书法家、书法作品语言深处的文化层面，传达给学生对于人生、历史、精神的深刻体验与理知，使书法史不仅仅成为书法史，书法家不仅仅是书法家，而是浸润在历史文化中的文化人，升华学生的经验与体会，这样有可能改变受教育者长期形成的印象，认识到在古代书法家精湛的技艺背后，是整个文化素养的支撑，从而达到文化建设的目的。

书法教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4-0048-06

一、导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教育改革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教育出版事业涉及教育科学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所以学术界对教育出版都倾注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学界关于教育出版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某一专门性方向进行文献分析或者是针对某一连续性出版物的文献计量分析，其目的也多是为某项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或进行某一期刊的质量分析，对于非连续性出版物的教育理论图书著作却缺乏足够的分析。以“教育文献分析”为“篇名”，以“核心期刊”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学术期刊网“2003-2011”年的时间段进行检索，“教育文献分析”的文章共有22篇，其中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文献综述分析有19篇，对连续性期刊进行期刊质量分析的有3篇，缺乏对教育理论著作的专门性分析。

教育理论著作是教育研究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并形成文字以便于传播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活动总体状况。因此，可以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教育理论出版物状况，并通过出版物状况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总体状况。在教育理论图书出版为主的中国出版社中，有三家具有代表性：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出版基础教育教材和理论研究为主，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出版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教材为主。而教育科学出版社以出版教育理论图书为主，同时兼顾各级各类精品课程教材。1980年以来，教育科学出版社为了满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出版了一系列权威的教育理论品牌图书和各级各类精品教材。得到了学术界和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广泛认可。在中国图书商报社“2010年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上，全国561家出版社中，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居于全国第8位。一定程度上，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类可以折射中国的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研究活动总体状况。本研究尝试使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2008-2011四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进行分析，并试图以此反应中国教育类图书出版现状以及四年内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二、选择分析理论著作文献计量指标

在文献计量学领域，通常使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出版的图书吸纳各类基金资助量、所出版图书的被引用率作为图书出版社的统计指标。其中，文献的每年出版刊发载文量表示出版社吸收、传递信息的能力，在本研究中，使用出版社的每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在版编目卷册数表示：通过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可以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对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可以反映著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而基金图书率的数值大小，可反映出版社吸纳基金论文能力的大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版社出版本专业领域内最新研究能力的强弱。出版图书的吸纳基金论文率高，说明图书学术水平较高，这是评价出版社和图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较为重要而客观的指标。但是在本研究中，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仅呈现出版年代、出版题名、出版的著译者状况，而没有详细的呈现出每本图书是否接受基金资助，也无公开数据反映出图书的被引用率。因此，本研究选择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作为文献统计的指标。

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教育理论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年卷册数

图书出版的编目年卷册数是某一出版社在一年内出版图书的数目，它反映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书号)的完成数目，可以把它当成出版社图书出版物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一个出版社一年内出版完成的书目类别越多，其向社会传递的信息就越多，因此，图书出版的年卷册数也应该是鉴定某一出版社的基本数据。出版社在版编目数、每一本书籍的平均载文量等都较为充分的反映了出版社吸纳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它们可以较为充分的表示某一出版社的知识产出量。

2008年开始，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的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为302本，而2011年的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下降为196本。但是年在版编目总数呈绝对上升趋势，由2008年出版155本上升到2011年的828本。

在科学计量学领域，一般认为“科学知识量的增长及其规律与科学文献的增长及其规律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因此科学文献的数量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尺度之一”，教育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也直接反应了教育科学知识量的变化。在文献增长规律研究中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理论类图书量，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数量是以线性方式增加。如果仅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为个案，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那么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尚未发展到成熟时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主题分布

通过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可对本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在著作主题分析中，可以通过出版物的主题、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显示学科热点，以及一定时间内已有研究著作的学科偏向与交叉综合趋势。在主题分析过程中，先将828本图书名称中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分析，通过同义词合并，并按语义相近程度将关键词分成

不同词群，再将词群归类，最后共分成教育哲学与教育思想、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报告(含教育研究评价性报告)、课程与教学、学校管理与建设、心理学类(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校心理、心理健康)、教师成长、教育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研究方法、学前教育、教材建设等13类研究主题。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的主题分布表。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近四年期间，图书主题排序第一的是“考试用书”，在《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考试用书集中在2011年出版，说明教育理论图书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对考试文化、考试指导和考试研究日趋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科学出版社对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主题排序其次是“教师成长”主题图书，说明教育科学出版社持续不断的关注“教师成长与发展”。这也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显著不同的地方。随后的主题排序依次是“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实证、评论和报告类”。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2011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中2008-2011年时间段共有在编书号图书828本，本表统计数据1007本，是因为部分图书在归类上存在交叉，很多书籍既属于A集合，又属于B集合。统计结果表明很多图书和学科类别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常常一本图书分属多个学科类别，从而反映出教育学学科的学科交叉性，很多图书都是跨学科研究，教育学术研究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和国际化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汇流趋势。

在出版的译介类著作中，其主题集中于教育思想、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教育变革、课程与教学、教师成长5个主题，结果与中文关键词分类主题范围相比较为狭窄，且国外教育学类图书译介中包含有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富兰等人的经典性译著再版。2008-2011年经典性译著再版仅22本，国外新书初版译介118本。这一方面说明国内学者注重当前国内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注重国外研究成果经验的介绍，也说明国内教育学术研究中在跟踪译介国外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国外经典的再版与重译，注重国外经典的筛选。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中，教育政策、教育实证类、教育的综合性评价类图书多达99本，占总量828本中的11.96％，说明在教育研究、教育实践领域中通过实证研究、计量研究服务社会政策制定的趋势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在图书主题分布中，涉及教师成长的图书140本，占总量的16.91％，课程与教学图书102本，占总量的12.32％，而教育哲学、教育思想78本，占总量的9.42％，学校管理类图书66本，占总量的7.97％，学前教育类图书48本，占总量的5.80％。这说明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再加上“研究方法”主题中的15本，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多种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的局面，新型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不断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呈现丰富多样的趋势。学前教育领域由于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主题的图书显得颇为丰富。

3.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专著和编著者分布分析

专著和编著作者分布分析也即是合作者分布分析，其统计指标一般包括：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的《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反映不出作者的系统分布及其职称分布，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仅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不再对合作者的分布系统与职称结构进行分析。一本著作如果有适度的作者合作，那么在研究问题的理论深度、研究方法及作者本身具有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团队智能，提高研究效果和研究水平。随着对合作者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规定了合作度与合作率两个计量指标，以此反映某学科领域内作者合作智能发挥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在情报科学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是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是期刊论文作者合作研究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种刊物的作者合作智能的发挥程度。论文的合作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论文数与总的论文篇数的比值，它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研究学科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广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了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度”和“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度界定为在确定时间内某个出版社每本著作的平均作者数，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

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数／(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图书总数

合作率=(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图书数目／(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出版图书总数目。

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著作的著者人数状况，呈现了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的合作度与合作率。从表中可知，教育科学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平均合作度为1.85；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平均合作率为64.62％，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较高，这是因为教育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学术性出版单位，承担教育部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解读出版、实证调研以及经典的考试用书、各种教材出版，这些都需要广泛的著者合作群。因此，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看，教育领域的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4.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分析

图书重印率和再版率是指一个出版社全年出书种数中重印书与再版书种数之和在年出版总种数的比例。图书的重印一般对初版书籍不做改动，从而加快了出书的速度和生产数量，通过生产数量的提高扩大知识的传播。再版是指对原书作较多、较重大的修改后重新排版制作的印制，书籍的再版涉及内容的修订，是对知识的一种创造性生产。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对出版社而言，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对于文化、学术、知识传播而言，图书的重印和再版是品牌图书的一种标志。重印和再版的图书往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或重大实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它反映了一个出版社的品牌意识，也反映了学术界、文化界、社会界对再版图书的创造性和经典性的高度认可和接受。一定程度上，重印或再版图书在某个领域

内的知识生产或传播过程中具有高度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创造性。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重印和再版国内图书数目12种，占出版国内图书总量的1.75％，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和再版率很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精品力作和经典著作缺少。在出版的译介内图书中，出版图书140种，重印和再版22种，重印和再版率为15.71％，显著高于国内著作群的图书重印和再版率。重印和再版的图书中，国内著作显著低于国外译介著作。这说明国内图书出版要加强精品力作出版，教育科学研究者要注重原创性研究。

四、教育理论著作出版现状对加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能力的启示

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为分析对象，以教育理论类图书的出版年限分布、主题分布、合作者分布以及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为统计指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启示：

第一，以出版年限分布作为统计指标，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我国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我们结合教育发展和改革实际，面对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并以此拓展和推动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科学发展。

第二，以教育图书的主题分布为统计指标，我们发现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教育学领域中的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在未来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仍将是一个显著趋势。突出方法创新，以方法创新带动教育科学研究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另外，由于学前教育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研究主题的图书显得较为丰富。

第三，以合作度和合作率作为分析指标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育理论图书中个人著作少，合作著作多。这说明教育科研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教育科研的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合作度和平均合作率都较高，说明教育科研人员提高科研合作、发挥团队优势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但是也说明教育理论的个体原创能力较低。

第四，以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进行分析。重印和再版的书籍中，国内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小、重印和再版率低，而国外译介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多、重印率和再版率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的经典原创少、影响小。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相比，国外译介的教育理论图书中的经典原创多。影响也大，因此教育科学研究界需要加大原创性研究，加强精品研究。

总体上，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在教育理论著作中，呈现出个人专著少、合作著作多，图书品种较多、但图书影响力较小，国内原创性著作少和经典性著作少、译著经典和原创性多的特征。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加大公益性出版支持力度，加大精品图书、原创图书的推荐和审查，创造图书品牌，但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理论研究界要加强原创性研究，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加强精品研究，以便为出版社提供精品力作，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理论图书精品力作的需要，进而推动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科学知识的需求。

注释：

①2010全国出版能力再绘新版图我社位居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第8名B／OLl.，2011-12-08.

书法教育论文篇（8）

二、书法课程的学科基础

为什么书法课程建设需要有学科基础？书法学科研究现有基础怎样？书法学科研究可以为课程建设提供哪些支撑？这些问题有必要作出明确的回答。

（一）书法学科与课程的关系

任何一门成熟的课程，必定需要相应学科作为基础。书法课程建设离不开书法学科。课程建设既要有社会需求，它决定要不要开设该课程；也要有学科基础，它决定能不能开设该课程。

什么是课程？一般的说法，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

什么是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将学科定义为：“教育科目，也称科目，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科学基础知识的体系。为了教学的需要把某一门科学的浩繁的内容加以适当的选择、合理的组织和排列，使它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某一级专门学校教育应达到的程度。这就形成了同这门科学相应的学科。” 《教育大辞典》将学科分成两方面定义：“一定科学领域的总称，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课程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科目通用。”

学科与课程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其一，学科是一种对知识的分类，而课程既可以是对知识的分类，也可以是对知识的综合。作为对知识的分类，一门学科可以分设为多门课程；作为对知识的综合，一门课程则可以包含很多学科。其二，学科对知识分类的主要依据是知识自身的逻辑体系，而课程不论是对知识的分类还是对知识的综合，都需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基础、接受能力等因素。其三，从教育角度看，学科的核心是创新，其主体是教师、学者；课程的核心是传承，其主体是学生及其他教学对象。其四，学科知识是构成课程的元素，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要以课程为中介来实现；课程不仅是对学科知识的传播、改造和拓展，同时课程也往往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

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九年十八学期的书法课程，如果不是建立在书法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二）书法学科研究的现有基础

现代书法学科思想的发端，应该追溯到蔡元培1918年所提出的“书法专科”的学科思想。1927年12月他提出《筹备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1928年又亲自倡导、创立“国立西湖艺术院”的运筹与决策实现。这些可以看作是蔡元培基于他美学思想、艺术教育思想中的“书法专科”学科思想、并付诸实施的具体行为体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体制的多元化形态，培育了诸多与书法相关的专业，培养了大量接受书法学科思想、经过书法专业训练的书法家、研究者、工作者以及书法教师。

如果我们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在书法学科建设过程中，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如：

以“书法本体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更多地关注书法学科建构、书法艺术本质的内在逻辑规律、书法创作流派的发展，以培养书法艺术的专门优秀人才为目标，侧重于造就具有创新思想、创作能力的书法艺术家。

以“书法与中国文化”为研究核心，侧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书法艺术研究，更多地关注书法与中国文化的依存关系和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凸显书法的文化属性，以培养和造就具有较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的书法研究、教育人才为目标。

以文字学、古典文献学、书画篆刻史学、古代书论研究为根基，关注中国书法与文字的渊源关系，着眼中国书法艺术的启蒙、发生和发展，突出书法作为艺术的审美属性；在对传统书法艺术中名碑名帖的临摹、对传统文化中的古典书论、诗词及中国画的学习基础上，以培养具有先进的创作思维、优秀的创作技巧的书法人才为目标。

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书法学科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涵盖了两大体系：第一种是从史学、美学出发，强调古典书论的合理性，并进行系统化，包括书法史学（书法风格史、批评史、教育史）；书法美学（美学原理、创作原理、赏评原理、技法原理、比较书法学）。第二种是从书法哲学的视野出发，包括书法心理学（创作者、欣赏者情绪等）、书法社会学（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书法形态学（作品的工具、材料、形式及相关的创作事件等）。

毫无疑问，书法学科研究是历史的、时代的系统工程，根植于历史、立足于时代、展望于未来，不仅对博大精深的书法传统进行解读、梳理、解构、重组，而且也为当代的书法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实践创新、发展方向。

然而，现有书法学科研究与建设明显不足。就目前全国高等院校开设书法专业的状况看，其本科书法教育有设在中文学院、政教学院、历史学院的，也有设在美术学院、艺术学院、文化学院的，其所授学士学位不是以“书法艺术学”的名义；就硕士、博士教育现状看，也没有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是以“书法艺术学”的名义而获取学位证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硕士、博士学位证书是“美术学书法艺术教育方向”，浙江大学艺术学院的博士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书画篆刻史学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学院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南京艺术学院所招硕士生、博士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招硕士生、博士生，都不是以“书法艺术学”名义，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些存在的问题说明，书法学科研究任重道远，尚需加倍努力。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经过近百年的书法学科（专科）思想演变、理论研究、教育实践，现代书法学科业已有了深厚的积淀和坚实的基础。尽管有许多学者以为，书法学科研究是高等教育的事情，但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书法学科研究既为高校学生提供专业教育的理论支撑，也同样可为基础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尤其是高校书法相关专业中的有许多成熟课程，如《书法史》《书法技法》《书法创作》等，理应成为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建设的源泉。

（三）书法学科研究可为课程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

1.为书法课程建设提供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

书法课程建设需要有顶层设计的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只能来自于书法学科研究。与其它学科研究一样，书法学科研究首先表现在对书法艺术的性质、界定、概念、特征、内涵及书法教育与发展的研究，这是书法学科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书法学科的教育思想，是相对独立的、宏观的，它强调对书法的教育思想、学术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本质、培养目标等研究。这些书法教育思想、理念等，既然在专科、本科、研究生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教学中得以实施，那么，它当然可以而且理应成为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书法学科研究深入和书法学科教育思想发展，书法学科必将摆脱当下寄生于“美术学”门下的尴尬处境，从“美术学”的层檐下剥离出来，在艺术学门类中的独立门户，成为2l世纪一门独立的艺术显学科；由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有顶层设计的教育思想和课程理念的书法课程，必将从语文、美术等课程藩篱下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成熟的一门课程。

2.为确定书法课程性质、目标提供理论基础

就书法课程的性质、地位与目标而言，有诸多模糊的问题需要搞清楚。例如书法课程定位与归属的问题：其一，书法课程是文字教育还是艺术教育？如果是文字教育，应归属于语文学科，是语文老师的任务，注重文字的识、读、写，掌握文字的形、声、义；如果是艺术教育，应归属于书法（美术）学科，是书法或美术老师的任务，注重文字书写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强调以汉字为表现载体、以书写为表现技巧、以工具材料为表现媒介、以点画为表现形态等，来表达情感、精神、思想。其二，书法课程是技能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如果书法仅是技能教育，那么书法课程教育目标中，就应该强调学生经过特定的训练而具备的一种书法技术能力，在教学中重在技巧训练；如果是素质教育，那么课程强调的是，让学生参与某种学习、活动的过程，以达到陶冶性情、培养品格、增加趣味、提高审美素养的目标，在教学中重在过程体验。――这些是书法课程建设中实际问题，如果没有思辨的书法学科理论作为指导，就无法分辨清楚，只有放在书法学科研究的视野中，才会迎刃而解。

2013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印发的通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书法学科研究的辩证方法，基本明确了书法课程的性质、地位、目标与任务。书法课程的性质既是技能教育（实用性），也是艺术教育（创造性），又是文化教育（普及性）、更是素质教育（发展性）；书法课程地位是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其目标与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总目标）。

3.为建构书法课程内容体系提供知识逻辑

与其它学科研究一样，书法学科研究也表现对研究内容进行结构重组，注重研究内容的体系化、规范化和逻辑性，它揭示书法学科知识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规律。对相关知识的科学分类、归纳、整理，是学科研究的专长。例如将书法史进行科学分类，可以归纳出包括文字演变、笔法演进、工具材料发明与改进、书学理论发展、书法教育等等的专门史，从史学的角度，对书法学科进行架构。因此，书法学科研究的内容一般遵循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完备的量化过程，其前后的逻辑关系是以学科发展轨迹的直线秩序为纲，关注研究内容的发生、发展、延伸及预测、展望的逻辑性。因此，只有利用书法学科研究的已有成果，依据书法学科研究提供的知识逻辑，来组织和选择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内容，才有可能建构9―12年系统的、适应不同年龄年段身心特点、遵循书法知识发展规律、符合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课程内容体系，――这一点恰恰是书法课程建设的关键，在当下严重缺失。

4.为书法课程选择教学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一般来说，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思想性、规范性、独特性、超越性，正是书法课程教学模式所需要的内容，它为书法课程选择教学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毫无疑问，书法课程教学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根据它的复杂性、交叉性，如何确立书法课程的教学模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教学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要么只进行基础的临摹训练教学；要么简单地从教师个人心得体会出发，讲授一些基本的作品格式要领和创作方法，忽视书法教学的全面性、逻辑性和针对性；更有甚者，则是放任自由，跟着学生走，缺乏有效的教学、创作引导。与其它学科研究一样，书法学科研究也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与实践，比如，对古代经典的继承性、选择性、研究性学习而形成“古典模式”；对书法的现代性、装饰性、图画性的探索学习而形成的“现代派模式”；强调书法的技巧性、构思性、主题性而形成的“学院派模式”等等，这些建立在书法学科研究理论基础上教学模式，既为书法课程建设提供“方法论”和“思辨能力”，也可为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形成提供科学依据。（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 教育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8

书法教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书法教育论文篇（10）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