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1）

英藏S.2014{1}的内容主要有：《道清》《大般罗（若）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七言、五言《七夕诗》并《家乡万里序》；七言《七夕诗》并《懒重抄序》{2}，另外还有其它杂写若干。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该卷存诗并序皆不能称为经典，但却未加雕琢地保留了敦煌官僧民众“七夕”赋诗作序系列手稿原貌。校释该卷内容以及对写卷创作情境进行合理还原，对研究敦煌僧众文化生活、俗文学创作、抄经写经的意义以及敦煌七夕民风习俗等皆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

一、《道清》《大般罗（若）③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

S.2014v/1的首题有“道清 大般罗（若）波罗蜜（密）”，其后稀稀疏疏题有“大公主降礼……自从面别道路长……外道果尔堕于地”诸文。S.2014v/2又言及有“徒三昧”“空空、太空、胜义”等习字文若干，内容杂乱。这些仿佛习字的杂写在S.2014v/3反向书《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S.2014v/6/7“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文中皆有呈。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结合《懒重抄序》“张和尚”，《七夕词序》“清师”，此处称谓颇值得斟酌。

二、《七夕诗》二首并《家乡万里序》

S.2014v/5《家乡万里序》曰：“窃{4}以某{5}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⑥，羡爱龙沙，收心住足。初，每听苦吟于谐砌，乍闻蝉噪于高梧。是日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怀笑。”{1}

诗序明确创作者“我（厶乙）”的形象：其一，寓居敦煌者――远离家乡，爱慕偏远边塞，驻足敦煌；其二，精神生活已受敦煌文化的影响――爱慕龙沙地，收其散漫心，驻足于敦煌；其三，本非文人墨客――宴赋苦吟，“我（厶乙）”初以为是蝉噪之举；但如今远离故土，七夕贤聚捧盏，因时因地而有感，不觉亦述七言；其四，“我”与“诸贤”汇聚，但作序时常对字形举措不定，又有“请清师勿令怀笑”之句，诗“七月佳人喜夜情”又颇专注于民风，故考虑“我（厶乙）”在敦煌世俗社会有一定地位，与清师很熟，但文采一般，是不经常动笔的人物。

S.2014v/5-6“我（厶乙）”述七言云：“七月佳人喜夜情，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乞巧楼前直至明。”{2}述诗并非新创，但也反映了七夕民俗对敦煌文化的影响。又述五言：“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忧（嫌③）针眼小，只要（道{4}）月明多。”通览两诗并序，可明确：其一，七夕属喜庆之夜，有望星、拜星、求富、乞巧、穿针等习俗；其二，“各将花果到中庭”“乞巧楼前直至明”等，留下七夕守夜的民俗记录；其三，七夕不仅是女子乞巧之夜，亦是寓居他乡者乡情愈浓之时；其四，《懒重抄序》“七月佳人喜路逢”与《七夕诗》“七月佳人喜夜情”仅两字之差，或前文为草稿。其五，“乞巧望天河”{5}诗后“乞巧台前有天河”，盖又一“七夕”诗篇手稿，但纸尽语涩，原卷仅有“乞巧台前有天河，双双……秋风天河”“伏是今当月登北阁楼”字样，并无成诗出现；至于其后上下反向倒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则为杂写，考虑抄写时间可能在作诗之前，与七夕创作无关。

三、“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及《七夕（自到敦煌）》并《兄爻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英藏S.2014v：“诗共三首，第一首无题⑥，姑名‘身到敦煌诗’，第二、三首七夕乞巧诗，各有序，惟前序缺首。”{7}刘氏所言“身到敦煌”原卷作“自到敦煌”，本无题。按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可拟为《七夕（自到敦煌）》；诗前有较多散乱之文，包括“懒重抄”“虽归尘俗”“寂寥思乡”“忝叨仁眷”等杂抄，间有“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等七言片段。出于校释方便，姑名之《懒重抄序》，整理其内容如下：

（一）S.2014v/4“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字样。

吟诗作序，时有联系创作缘起的方法。S.2014v/4“懒重抄”等字样盖属于此类。

疑此句为“厶乙”述诗缘起之草稿。由于卷页残损，“撞”“莺”之后有若干字已残失，仅留部分；但因其对敦煌抄经的意义研究颇有价值，故校出备用。序文明确，因过失打破“雕梁”“双莺”，“我（厶乙）”曾经拟抄经赎过，虽然懒于重抄，但是又不得不为之。

（二）S.2014v/4“厶乙虽归尘俗，常晓政……非身归有相归依，……以师……不堪……缘住世……”字样。

残卷若干字不甚清晰，读后略可知创作者“厶乙”的身份及其与和尚交往的密切程度。其一，“厶乙”归于尘俗，非出家人；其二，“厶乙”“常晓政”，概为寓居敦煌多时的官员，与下文“耐（奈）得清师频管领”对应，大概曾多次得受和尚清师管照，故与和尚交往颇为亲近。

（三）S.2014v/4/5“牵牛……，紊乱达，雕梁莺……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等字样。

在创作的最初阶段，主题设置与情感设定常常会决定作品最终的价值与意义。如《文心雕龙》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1}S.2014v/4/5“序”所明确的正是“设情以位体”这一阶段“神思方运，万涂竞萌”{2}的情景。该序稿错句杂出，涂改频繁，加之原卷残损，难窥全貌，遗憾是必然的；但就是这样一份文献，最终还是为我们描述了“我（厶乙）”在创作过程中情感设定的过程以及草拟诗序手稿的原貌：一、此时正值七夕，“我（厶乙）”远离乡井，难免对七夕双星会聚传说动情，应“织女”而涉“牵牛”；二、或缘于“打破雕梁双莺”，而“双莺”又恰可以与七夕双星鹊桥相会传说构成双关联想；三、或缘于“我（厶乙）”与“师”的交往且受管照较多，故以寂寥反衬管领之盛情。由此，草稿不仅留下了“牵牛”以及“雕梁双莺”字样；也留下对“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的设定。

按《七夕（自到敦煌）》，寓居他乡，本来“寂寞如今不清说”，更何况在“七夕”这样一个天上人间喜庆会聚之日。天上牵牛会织女，人间寓客亦思乡，如孟浩然《他乡七夕》③便是抒发那种孤居他乡的男子在七夕时浓浓的羁愁眷念。法藏P.3375《十二月相辩文》曾云：“花颜一别，怨结气于二星，[星]前玉面堑之兮，悲伤于梦梭，……灵武砂碛，地归书。（疆）部风尘，绝游家信。他乡抱恨，转切弥深，朔塞相思，悬心更远。日有百克（刻），无一克（刻）而不思；夜有五更，无一更而不忆。缘襟之泪，每日常流，欢（怀）念之情，何时可忘？”{4}可以说，寓居他乡者的羁愁眷念之情往往从六月季夏就已经酝酿了，这样一直延续到七月，所以才会在七夕时候情感骤发，难以抑制；“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5}或许这就是寓居他乡者七夕时节的真实心境了，故S.2014v/5云“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四）S.2014v/5“喜庆万户求巧之晨（辰）。忽捧荣盏又[]，〈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

卷中“捧”字原不清晰，有反复描写痕迹，后面补有“荣盏又”三字，疑文后漏两字；左又书两行：“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程绣翰”或为人名，“是他不是他是他”也不像正文之句，推测此两句为衍文，“又[]”接书“七月”，即“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此字段杂乱无章，但却印证了我们对敦煌七夕文化的记忆，诸如：填河之夜、求巧之辰、捧盏之乐、七夕之庆、相逢之喜等等；“七月佳人喜路逢”句在《懒重抄序》中孑然独立，似为七言七夕诗歌创作的草稿，而《七夕诗（七月佳人）》恰亦有“七月佳人喜夜情”，或与此有关。

（五）S.2014v/5又有“伏以厶乙忝叨⑥仁眷，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云：“‘厶乙’，是一种‘寓名’，可用于自称，也可用于他称，而且贵贱男女通用。”{7}在此，“厶乙”指序创作者“我”。“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此句由于增补涂删之故，难以辨认其内容，能辨识者亦费解，推测这是“我（厶乙）”推敲不定的杂乱草稿。而另有书“肩素好花，领以圆项，大信张和尚。”以及“悬煦陪觉悚惭”等文，亦甚费解。前又插入“令元手、令公贵位”；“令公”与后诗文“令公传闻播西美，{1}”照应，值得注意。推测“我（厶乙）”曾欲以“张和尚”“令公”为咏诗作序的对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2}，故而留下如此混乱之貌；所幸的是通^如此杂乱零星诗文书稿，我们可明确：

其一，创作缘起：打破雕梁双莺、懒重抄③，七夕聚会。“懒重抄序”对这一点甚为明确而不含蓄。

其二，创作主题与民俗传达：包括七夕思乡主题，喜庆求巧习俗以及喜鹊填河、牵牛会织女传说。

其三，创作过程：写卷留下各种修改涂画痕迹，可窥“我（厶乙）”在诗歌创作中，选择主题、情感以及草拟诗文的整个推敲过程；虽然“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句不甚完整，但序文之后所书的《七夕（自到敦煌）》诗，则不仅颇为成型，而且又含有概括《懒重抄序》杂写诸文之面貌，如：“自到敦煌有多时”与“每无周旋住敦煌”对应，明确“我（厶乙）”为流于敦煌的外地人士。“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与“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对应，明确寓居他乡寂寥之境，并含对清师感激之情；“耐得清师频管领”又与“喜庆万户求巧之辰”对应，明确“七夕”之聚会的民俗意义。

其四，诗并序出现的人物有僧有俗，诸如“清师”“张和尚”“令公”“我（厶乙）”，可能皆为“七夕”聚会捧盏赋诗之人。“清师”，或为道清和尚，清法师。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又所以知其为赠道清和尚诗者，因乞巧诗序有：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怪笑等语。而于清师，又得推知其为和尚者，则更因此文舆神沙乡百姓状之间，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之文以为证。”笔者以为妥，从之。“张和尚”，即“张僧”，由俗姓称之。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张和尚”或即“张僧”。“令公”，则为聚会者对某公缘职而来的称谓；“令公贵位”“令公传闻播西美”，一称其位尊贵，二言其事迹流传，故此人非寻常俗众。“令公传闻播西美”是“我（厶乙）”对令公所行所为的夸誉，与《七夕（自到敦煌）》诗中“我（厶乙）”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之情不甚相同。

至于“我（厶乙）”的身份，为长期寓居敦煌的外地人，虽归尘俗却又崇仰佛教，远离亲人朋友，却又能受到高僧“清师”管照。又按：写卷中“厶乙”对有一些字往往拿不定其写法，如卷子上有多处字形推敲，如“双”字的写法，“打破雕梁双莺”卷写为“霜”，又改为“雨双”，其实皆有误；又在卷题后写“双”；文中还出现有“是”“前”等。比较本卷其他人书写，虽亦有字形推敲处，但往往不是字本身复杂，而是出于书法美观的需要，如“之”“元”“南”“无”等；故以为“我（厶乙）”文采一般，吟诗作赋包括书法恐亦非其长处。既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4}故“厶乙”之诗的校释，亦不必拘泥于辞句用韵，而更应注重其情意的阐发。

（六）S.2014v/5《七夕》诗云“自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耐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知。”

此诗与前序相比，俨然已成稿。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校录曰：“身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清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良（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奈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5}项先生《敦煌诗歌导论》云“第一句‘身’字原卷实是‘自’字。第二句‘括’字应是‘话’字，‘接话希’是说连搭讪说话的人也没有。第三句‘清’字应作‘请’字，‘不请’乃是唐人口语，不必、请勿的意思。第二首第四句所缺“未”字原卷实为‘知’，‘是人知’即尽人皆知之意。据第一首‘自到敦煌’及第二首‘思量乡井’之语，可知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1}笔者以为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拟为《七夕（自到敦煌）》；《导论》所云“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甚是；关于“自”“不请”“是人知”校释，亦可从《导论》；只是“耐得”“管领”“接括”诸辞或者仍需进一步明确。

其一，诗《七夕（自到敦煌）》的创作主题，一是七夕，二则是为了表达远离乡井寂寞难耐的“我”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理解“耐”作“奈”{2}，“奈得”含有“禁住”“忍受”意，这与诗赞誉“清师频管领”似乎不妥；故以为“耐”应作他解，或为“能”，其后“得”与“逢”词性相同，为动词。“能”“耐”本音同可通用，只是后碛斜浠。《康熙字典》辑曰“（耐）又《集韵》《正韵》并奴登切，音能。能或作耐。《礼・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注：耐，古能字。”③“能得”，在唐诗中常用，如阎德隐《三月歌》“洛阳城路九春衢，洛阳城外柳千株。能得来时作眼觅，天津桥侧锦屠苏。”{4}

其二，“管领”常用意主要有三。一作“赏弄”“领略”意。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5}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⑥二作“管辖”“统领”意，又可用为名词，为管事人或辖区官员称谓。如英藏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帖》“又报诸家车牛等，吾有廉子茨萁，仰汝等每车搭载一两束将来，仰都知安永成管领者，都知安永成管领者。”{7}三作“招待”“管照”意。如英藏S.2144《韩擒虎话本》“且赐酒管领，且在一边。”{8}法藏P.2968《沙州归义军致甘州状稿》“其当道进奉一行，切望偏垂管领。”{9}很明显，“每无管领接括希”，“耐得清师频管领”，其中的“管领”皆为动词，适合取第三意。

其三，“接括”，恐非“接话”。“接”，交也。“《说文》交也。《广韵》合也，会也。《易・蒙卦》子克家，刚柔接也。《疏》阳居卦内，接待群阴。又《晋卦》昼日三接。《礼・表记》君子之接如水。”“括”，结也，会也。如“《广韵》结也。……又与Q通。《释名》矢末曰括。谓与弦相会也。……又《集韵》、《韵会》、《正韵》并蹊榍校音活。会也。与逋。《诗・小雅》德音来括。《笺》会合离散之人。”{10}故考虑“接括”为“结交聚会”之属，明写“我”离井背乡聚会交游甚少，实写七夕诸贤“捧盏”赋诗，感激“清师”管照；与《家乡万里序》“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的诸贤会聚赋诗可形成互证。故原卷“接括”不宜更动，但今尚无寻到唐诗中“接括”例，俟校。

最后，根据原卷书写墨迹以及用笔方法的差异，明确该卷非一时一人书写。且S.2014v/1-6均可见粘合痕迹，第1、2处粘合杂写，第3、4则书写较为完整的两篇序和三首诗歌以及三首不知名诗歌片段，第五则又属于杂写，或可推测S.2014是由不同书手在卷裂前后书写了不同的内容，如S.2014v/1，S.2014v/2，S.2014v/7的内容和S.2014v/6开端“如是我闻”等杂写为卷原书，而由左至右上下反向书写的三诗两序以及未命名诗歌片段，则极有可能写在裂卷之后。因三首诗以及未命名诗段皆与七夕聚会赋诗相关，诗序又有“诸贤”“述七言”“述五言”“管领”“接括”等明确聚会述诗字样，故亦可推测此卷诗皆为七夕宴会赋诗稿，其时赋宴者依次赋诗并拟序，涂改吟述不一。因黏合，遂成今貌。

①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 英藏S.2014卷前有“懒重抄”等杂写序，后又有“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等诗歌序；方便区别故，权称有“家乡万里”句者为《家里万里序》，有“懒重抄”等杂写者为《懒重抄序》。

{3} 通假或推测拟用字用（）表示，抄写或有遗漏、残损而据上下文拟补字用[]表示，字迹不清或残损用表示，多余或者衍入的字用〈〉表示。

{4} “窃以（为）”，是一种谦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窃”，谦辞。原卷写作“切”，别字。

{5} “以”后有字似“某”，疑为“某乙”合写。

{6} “赊”，“一曰远也。”（《康熙字典》酉中贝字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5页。）有“赊远，地方偏僻，时间长久”等意。如王绩《策杖寻隐士》：“策杖寻隐士，行行路渐赊。”（陈贻{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24-1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陈子昂《卧病家园》：“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73-42，第602页。）又如《新唐书・姚崇传》：“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5页。）故“涉歧路而长赊”用在此形容“我（厶乙）”长途跋涉，来到敦煌，甚妥。

①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2}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3} 原卷写作“犹”，盖“忧”；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嫌”。（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4} “要”，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道”。（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5} 该诗与施肩吾《乞巧词》仅两字之差。如《敦煌诗歌导论》所言，源于施肩吾《乞巧词》。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70页。

{6} 《敦煌诗歌导论》云“按此八句（即“自到敦煌”诗）实为七绝二首，《劫经录》误抄作一首。”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7}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熔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2} 《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释》，第295页。

{3}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孟浩然《他乡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149-114，第1256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册，第23页。

{5} 徐凝《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63-37，第771页。

{6} “忝叨仁眷”旁又复书“忝叨”字样与“双莺”旁复书“双”等盖皆缘于书手对文字的拿捏不定。

{7}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① 原卷此处本有三字，难以辨认。

{2} 《文心雕龙・熔裁》，《文心雕龙注释》，第355页。

{3} 有前题曰：“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

{4} 《文心雕龙・体性》，《文心雕龙注释》，第308页。

{5}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2}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3} 《康熙字典》未集中而字部，第927页。

{4} 阎德隐：《三月歌》，《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册，卷767-9，第156页。

{5} 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291-97，第1050页。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注释⑤“管领：统领，统管”，待商榷。

{6} 白居易：《早春晚归》，《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36-80，第499页。

{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06页。

{8} 《韩擒虎话本》，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敦煌小说合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2）

诗歌题目包含明示和暗示信息，起提示总括作用。有些题目显示诗歌类型、事件、情感，有些题目交作目的和写作背景，有些题目概括内容、点明主旨。例如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从思想内容分，这是什么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我们浏览题目不难发现“送”字提示了我们，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中用“春江渺茫”、“日暮”、“何处泊”、“断人肠”等词，表达了作者惜别哀伤之情。

仔细分析题目，我们不难了解古诗词大致的思想内容。读刘禹锡《望洞庭》，可以读到“远望中的洞庭湖”；读贾岛《题李凝幽居》可以知道幽僻的居所特点；读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胄》可以了解作者送别情怀；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可以明白作者感受春雨的欢喜；读王维的《使至塞上》，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出使边塞；读刘孝绰《咏素蝶诗》，一个“咏”字告诉我们诗词托物言志的特点。

二、看注释，抓暗示信息

注释是诗歌鉴赏中最值得关注的暗示信息。有些介绍写作背景，暗示本诗的思想内容或感情基调；有些介绍相关诗句，暗示本诗的用典或寓意；有些介绍作者，暗示本诗的写作风格或主旨；有些解释诗中的生僻字句，降低阅读的难度。例如李白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①》：“一为迁客②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③。”注：①这是李白乾元元年(758年)流放夜郎经过武昌时游黄鹤楼所作。②迁客，指西汉的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到长沙。③古曲有《梅花落》。我们从注释中可以知道作者的写作背景，从而可以解读诗歌前两句抒发了诗人被流放的凄凉之感和眷恋朝廷、思而不得的苦闷。

三、看作者，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就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知名诗人，关注其遭遇、风格、朝代国势、朝政等；非知名诗人，考虑时代背景。贬官诗人，考虑报国思用、眷恋朝廷等情感；羁旅诗人，考虑漂泊之苦、思乡怀人等情感；亡国诗人，考虑亡国之痛、去国之思等情感；边塞诗人，考虑杀敌建功、慷慨激昂等情感；田园诗人，考虑归隐田园、闲适恬淡等情感。例如，读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漂泊异乡的羁旅之客的愁思；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我们又可以体会一位亡国之君的伤痛与无奈。

四、看字词，把握“情感关键字”

诗歌中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作品思想内容的字眼，我们都称为“情感关键字”。阅读时准确抓住情感关键字，无疑对正确理解分析诗歌的思想内容有重要的作用。如：贺铸《清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个“愁”字让我读到无尽愁思；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一个“爱”字凸显情感深重。

五、看意象，把握特定含意

古诗中，特定意象代表特定含意，寄托特定情感。古诗词常见意象寓意丰富，比如松梅竹菊寓高洁，借月托雁寄乡思等等。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通过九个组合的意象营造了一种萧瑟苍凉的意境，并借此写出了浪迹天涯的游子思念故乡悲苦的情怀。

六、看典故，取用原来意义

古诗讲究用典，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典故有正用和反用两种，正用就是取典故的原来意义入诗文；反用则在诗文中反用原典的意义。用典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练，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增加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七、看尾句，卒章显志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3）

一代文章千古事，

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

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

夕阳白发待归鸦。

这首七律，是老舍1945年底在四川北碚写的，是老舍用来结束其自传性散文《八方风雨》的一首诗作。《乡思》诗题直接道明诗歌的中心思想，即表达对故乡的思恋。首联以一问句开篇，诗人自问天地“茫茫”，“何处”能“话桑麻”。“桑麻”泛指农作物或农事，见于晋朝陶潜《归园田居》诗之二：“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以及唐朝孟浩然诗《过故人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桑麻”二字，使人联想起田园村居生活的恬淡舒适、怡然自得，但此时的诗人却在广阔天地之中，茫茫四顾，没有可以闲话农事的归处。首联后半句立即给出了原因，国家此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能“话桑麻”的“家”也自然难以幸免。这两句从小处入手，感慨不知“何处话桑麻”的愁思满怀，自然过渡到对国家、故土山河破碎的慨叹，从而奠定了全诗伤感悲苦的忧国忧己之思的感情基调。

在抒发黍离之悲后，诗人进一步联想到自身。“一代文章千古事”化用自杜甫《偶题》诗的起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曹丕《典论・论文》曾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老舍随后就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不求文坛一逞，“余年”的“心愿”仅仅是求得“半庭花”，求得安居乐业而已。“半庭”字面含义即指方寸庭院，在古诗中常指向悠闲自在的家居、隐逸生活，如唐朝唐求《题杨山人隐居》中“半庭栽小树，一径扫平沙”的庭院小景；以及宋朝刘过《好事近》中“谁斫碧琅轩，影撼半庭风月”的夜月庭落，无一不描绘着安逸闲适的怡然生活。“半庭花”的意象，可谓含意深远。

颈联中诗人由对理想生活的憧憬进一步展开他的想象，似看到了北国故园的凄冷景象。“西风”、“霜天”是凄凉、苍茫、惆怅的代名词，象征着哀痛、悲凉的游子漂泊情怀；“碧海”源自古籍《十洲记》中“东复有碧海，海阔狭浩汗”；此外，“珊瑚”、“羚角”等意象无一不营造了一种清冷、凄婉的氛围。此联两句有义山体遗风，大量运用“西风”、“碧海”、“北岳”、“霜天”等片段意象，创造一种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诗人驱遣自己的想象，使故国山河的实情实景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抒情婉曲见意，具有李义山“哀感沉绵“之风。

尾联中，诗人由想象回归现实。于是，在秋日的夕阳下，诗人发出无以排解的思念家乡的慨叹。万般无奈，只有任夕阳斜照自己的华发，翘首仰望日暮归巢的老鸦。诗人心中的无限悲苦、无限酸痛，借助于上联的“西风”、“霜天”和此联的“夕阳”和“归鸦”等典型景物表现出来，将他因国破家亡而悲愁难解的感情，有层次地投射到一幅秋晚的屏幕上，从而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艺术地创造出一个别有洞天的诗的意境。此联上句“乡思”与诗题相呼应，道尽思乡之“无限”，一句“夕阳白发待归鸦”更是道出了诗人乡思的惨痛与愁苦，深情绵邈，悱恻之至。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4）

宋代以后的七夕节还有了“乞子”的风俗。明人《岁时纪事》记载：“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于西域，谓之‘摩睺罗’。”这一记载源自宋人七夕节俗。根据刘宗迪先生的研究，这些或用镂金、珠翠、象牙、龙涎佛手香，或用蜡制的小人偶“摩睺罗”源自西亚宗教的七月节俗，经过波斯、粟特等国家传入中原，在宋代时与中国的七夕节俗融合。

可见，以纪念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为基础的七夕时节，在唐宋时期融合了乞巧、乞美甚至乞子等内涵，由“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拜祷变成了群体性的公众节庆活动。而无论是乞巧、乞美还是乞子，实际上也都与旧时女子希望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的愿望有关。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和渴望婚姻幸福，对于未婚少女和一切已婚妇女，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回事。”由此看来，宋代以后的七夕节已经成了女子们乞求神灵护佑的“女儿节”。

七夕节故事由秦至汉的四百年间，人们昂首遥望银河两岸的牛、女二星，感叹一对爱人永远的分离，不禁伤悲，为之舞咏。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唱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西晋覆灭后，原来北方的贵族逃亡江南，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权，史称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为“南朝”。南朝人殷芸曾讲述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故事中这位“天帝”对于女儿的怜爱何其淡薄!他看到女儿不事妆容，独居可怜，便将她许配给河西牛郎。但他却又丝毫不像一位父亲那样希望女儿享受婚姻与生活。为了惩罚婚后荒废工作的织女，这位天帝竟又强行拆散了她与牛郎的家庭，仅仅允许二人一年一会。

而这一年一会之期，便定在七月初七这天。南朝已经有不少诗人开始歌颂七夕牛女之会，其中陈朝诗人江总的《七夕诗》描写了织女七夕渡河与夫君相见之前的心理活动：“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独居时的悲苦和团聚前的娇羞正是古代大多数文人墨客对织女的想象。

明清女性笔下的七夕节在《开元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以及唐宋诗文等男性文人撰述的文献中，无论是织女还是古代的女性都是供其观看、臆想的对象，女性的声音长久以来都是缺席的。直到明清时期闺秀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窥她们的想法和心境。

牛郎织女的爱情中本就带有浓浓的悲剧意味，因此对于古代女性而言，七夕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着节庆的欢乐，反而容易衬托出现实中闺阁女子的凄清孤寂，明清女诗人的诗作中常常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5）

有唐一代诗坛上，李商隐并不以乐府诗的创作而著称。但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川的大诗人，李商隐从乐府诗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艺术营养。

    李商隐早年的创作即始自乐府诗的摹拟。商隐自幼跟随一位清高淡泊、悟守儒道的叔父学习，这位叔父“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减李某志文状》)可以想象，耳濡目染之间，商隐的诗歌创作当始自古体。据其《樊南甲集序》所言:“樊南生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则义山为文亦始于古文。后人在为其诗编年时，多将其拟乐府之作列于早年，不为无见。但商隐并不曾致力于乐府诗的创作。他现存诗六百余首，《乐府诗集》选录了九首凡十二篇，其中有拟古题乐府《无愁果有愁曲》、《王昭君》、《李夫人三首》、《杨柳枝》、《江南曲》等，有新题乐府《楼上曲》、《湖中曲》、《烧香曲》、《房中曲》等。此外尚有未入选的古题乐府如《征步郎》、《效徐陵体赠更衣》、《柳枝五首》等，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等，合计也不过二十余首，仅占其总集的三十分之一。但对于摹拟、习作乐府诗起步很早的李商隐来说，乐府诗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的拟作之中，更多的是对他诗歌创作点点滴滴的渗透与融汇，包括创作风格、艺术手法以及题材和语言等诸多方面。以下我们就试着分析一下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乐府诗哪些优秀的艺术传统:

一、对汉魏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商隐借古题《无愁果有愁曲》慨敬宗的荒酒无愁、终召祸乱;以《烧香曲》叹息守陵宫女的孤苦寂寥等，均是气味逼古之作。正因为这种有感而作的精神，义山的乐府拟作往往不蹈袭前人，有一定的变化。如《王昭君》虽用古题，但翻出新意，诗原为叹昭君远嫁而发，义山则托寓揭露了当时群奸蔽君、才人志士“有志不获骋”的黑暗现实。义山还善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房中曲》缘于《安世房中歌》，然变尽古意，倾诉了对亡妻的深厚悼念之情。在有限的拟作之中，义山亦能承老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法，创作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写宫妃望幸的凄苦，《射鱼曲》戒为名利所诱终至身丧者，都是讽叹生活中某一现象，焕然有新意。

    二、对李贺诗歌的借鉴。

商隐的拟乐府诗中，有近一半为摹拟李贺之作。毛先舒《诗辩抵》论李贺乐府云:“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橄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商隐诗学昌谷，深得其精髓。他的此类拟作亦是雕镌琢磨，色调冷艳，用语极类昌谷，钱钟书《谈艺录》早己指出:长吉好用啼夕泣夕等字。……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如幽泪欲干残菊露、湘波如泪色、夭桃惟是笑、蜡烛啼红怨天曙、蔷薇泣幽素、幽兰泣露新香死、残花啼露莫留香、莺啼花又笑夕、莺啼如有泪夕、‘留泪啼天眼夕、‘微香冉冉泪涓涓夕、‘强笑欲风天夕、‘却拟笑春风夕皆昌谷家法也。其例证很是详尽。不惟语言迥似，格调上二者也相近，义山的《烧香曲》、《楼上曲》、《湖中曲》等。

悼谓其“杂长吉集中，几不能辨。义山学昌谷乐府，以一种刻琢精工的文人诗语替代了自然明快的古乐府语言，其诗歌既别于汉魏古乐府的质朴、工于叙事，亦不同于张王一派的浅俗平易、意旨显豁，完全成为个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义山能入乎昌谷诗中，又能出乎其外，“宗其体而变其意，托意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他把从昌谷诗所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之中。

    三、对南北朝乐府的倾心。

南北朝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长于言情，象《子夜歌》、《那呵滩》、《华山瓷》等，无不真率而热烈。商隐对此类乐府煞是青睐，诗中屡屡引用、化用《莫愁乐》、《西洲曲》、《子夜四时歌》等的语句、语意。又义山《樊南甲集序》道:“后两为秘省房中官，往往咽嚎于任范徐庚之间。”则义山于学习南北朝乐府之际，颇受到齐梁艳歌的影响。故商隐最擅长所作是情词艳曲，存诗的十之七八必写女子，其最为人称颂的《无题》诸诗，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何尝脱却一个“情”字?真“义山一生，善作情语”困也。虽然其《谢河东公和诗启》兑自己作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但香草美人的存在毕竟是事实，偏于香艳正是义山诗作题材的取向。其间原因自是多样，而得益于南北朝乐府亦不容置疑。如商隐有一组效南朝乐府的诗作，流畅明快，程梦星评论说:“《齐梁晴云》一首，《效徐陵休赠更衣》一首、又《效江南曲》一首，皆艳诗也。

    四、对古乐府艺术手法的承传与发展

    1.比兴、寓言之法

    义山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谦称:“某比兴非工，”足见他对比兴手法之重视。诗文中，义山坦言:“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均可佐证义山对比兴手法的偏嗜。比兴之法虽祖于《风》、《骚》，然古乐府尤多用之.若《子夜四时歌》(其四):“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等皆比而兴也。义山诗不仅秉承了这一手法，且将其由局部发展到了整体，像他的《蝶》、《蝉》、《柳》诸诗，皆通体比兴、深于寄托。义山有《模花》诗云:“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论此诗道:“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如《模花》诗……因模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兴而兼比者也。当然，这和义山个性、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古乐府诗中有多首寓言诗，或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如鼓吹曲辞《雄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等;或是假托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董娇烧》诗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力量使青春早夭。这些诗想象奇特，手法活泼。商隐有些诗即承袭此法，如他的《百果嘲樱桃》、《樱桃答》、《嘲樱桃》等诗，寄言讽刺贵家姬妾得宠而骄者，十分生动。

    2.双关、反复之法。

    双关语在古乐府中广泛使用，如《子夜歌》:“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的“丝”同“思”、“悟”通“误”，“匹”双关“布匹”、“匹配”意;又如《读曲歌》:“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苦亦是双关。义山诗颇得此一妙趣，其《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丝者思也;《追代卢家人嘲堂内》诗:“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淮者怀也;《柳枝五首》诗:“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莲者怜也。诸诗写来，饶有风味。双关其实是一种隐语，乐府中亦多瘦词，义山诗爱用隐语入诗，和乐府也有一定关系。

    反复、双声、叠韵等手法常被乐府诗借来增强语言、情感等的表现力度。如《江南曲》，又如《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语句反复蝉连而下，音节和谐流畅，将女子深切的思念之情表现得宛曲动人。现统计李集中诗，一百零七首七言律用复词重言的，有二十二首，占五分之一还要多;一百九十八首七言绝，运用此法的有三十四首;其余五律五绝等亦有十余首。诸诗中如“行到巴西见谁秀，巴西惟是有寒芜”(《梓撞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谁秀》)、“欲寄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燕台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等，实是不胜枚举，这是义山诗作语言音韵上一大特色。此手法不仅使诗歌读来宛转流利、声情摇曳，在抒写深刻的情怀、缠绵的哀思、执着的追求时亦魅力独具。古乐府对其此一特色的形成与有力焉。

    五、对乐府古辞、古谣谚的融铸与化用

    据粗略统计，李集中融汇、化用乐府古辞、典故的诗近二百首凡三百余处，为其集之三分之一。其《离思》诗云:“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乐府《前溪曲》道:“黄葛生蒙笼，生在洛溪边。花落随流去，何时逐流还?还亦不复鲜。”《唐书·乐志》言《子夜歌》:“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声过哀苦。”前两句借两篇古辞己塑造了一位心酸气尽、年驰色衰的悲苦女子形象。后二句用巫山神女事，后化用乐府诗《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碟蹬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既写出二人今朝己劳燕西东、难再会合了，又使人猜测她定当有过如文君相如般美丽神奇的遇合，短短四句诗，因古辞的化入增添了几许的情思!义山又有《东南》诗:“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在书写对妻子的赞美、思念之情时，化用《陌上桑》语句语意，几令人浑然不觉;再如他《春日》诗:“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融铸了《相逢行》、《河中之水歌》两篇古辞入诗，间接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富贵。可见义山对乐府古诗的融汇、化用，并非机械地直接挪用，而是根据需要改头换面，化为己有，不营出于己口。这种古辞的融铸，一方面增加了诗歌内涵的容量，同时使其部分诗有平易自然之风。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6）

有唐一代诗坛上，李商隐并不以乐府诗的创作而著称。但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川的大诗人，李商隐从乐府诗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艺术营养。

李商隐早年的创作即始自乐府诗的摹拟。商隐自幼跟随一位清高淡泊、悟守儒道的叔父学习，这位叔父“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减李某志文状》)可以想象，耳濡目染之间，商隐的诗歌创作当始自古体。据其《樊南甲集序》所言:“樊南生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则义山为文亦始于古文。后人在为其诗编年时，多将其拟乐府之作列于早年，不为无见。但商隐并不曾致力于乐府诗的创作。他现存诗六百余首，《乐府诗集》选录了九首凡十二篇，其中有拟古题乐府《无愁果有愁曲》、《王昭君》、《李夫人三首》、《杨柳枝》、《江南曲》等，有新题乐府《楼上曲》、《湖中曲》、《烧香曲》、《房中曲》等。此外尚有未入选的古题乐府如《征步郎》、《效徐陵体赠更衣》、《柳枝五首》等，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等，合计也不过二十余首，仅占其总集的三十分之一。但对于摹拟、习作乐府诗起步很早的李商隐来说，乐府诗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的拟作之中，更多的是对他诗歌创作点点滴滴的渗透与融汇，包括创作风格、艺术手法以及题材和语言等诸多方面。以下我们就试着分析一下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乐府诗哪些优秀的艺术传统:

一、对汉魏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商隐借古题《无愁果有愁曲》慨敬宗的荒酒无愁、终召祸乱;以《烧香曲》叹息守陵宫女的孤苦寂寥等，均是气味逼古之作。正因为这种有感而作的精神，义山的乐府拟作往往不蹈袭前人，有一定的变化。如《王昭君》虽用古题，但翻出新意，诗原为叹昭君远嫁而发，义山则托寓揭露了当时群奸蔽君、才人志士“有志不获骋”的黑暗现实。义山还善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房中曲》缘于《安世房中歌》，然变尽古意，倾诉了对亡妻的深厚悼念之情。在有限的拟作之中，义山亦能承老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法，创作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写宫妃望幸的凄苦，《射鱼曲》戒为名利所诱终至身丧者，都是讽叹生活中某一现象，焕然有新意。

二、对李贺诗歌的借鉴。

商隐的拟乐府诗中，有近一半为摹拟李贺之作。毛先舒《诗辩抵》论李贺乐府云:“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橄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商隐诗学昌谷，深得其精髓。他的此类拟作亦是雕镌琢磨，色调冷艳，用语极类昌谷，钱钟书《谈艺录》早己指出:长吉好用啼夕泣夕等字。……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如幽泪欲干残菊露、湘波如泪色、夭桃惟是笑、蜡烛啼红怨天曙、蔷薇泣幽素、幽兰泣露新香死、残花啼露莫留香、莺啼花又笑夕、莺啼如有泪夕、‘留泪啼天眼夕、‘微香冉冉泪涓涓夕、‘强笑欲风天夕、‘却拟笑春风夕皆昌谷家法也。其例证很是详尽。不惟语言迥似，格调上二者也相近，义山的《烧香曲》、《楼上曲》、《湖中曲》等。

悼谓其“杂长吉集中，几不能辨。义山学昌谷乐府，以一种刻琢精工的文人诗语替代了自然明快的古乐府语言，其诗歌既别于汉魏古乐府的质朴、工于叙事，亦不同于张王一派的浅俗平易、意旨显豁，完全成为个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义山能入乎昌谷诗中，又能出乎其外，“宗其体而变其意，托意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他把从昌谷诗所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之中。

三、对南北朝乐府的倾心。

南北朝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长于言情，象《子夜歌》、《那呵滩》、《华山瓷》等，无不真率而热烈。商隐对此类乐府煞是青睐，诗中屡屡引用、化用《莫愁乐》、《西洲曲》、《子夜四时歌》等的语句、语意。又义山《樊南甲集序》道:“后两为秘省房中官，往往咽嚎于任范徐庚之间。”则义山于学习南北朝乐府之际，颇受到齐梁艳歌的影响。故商隐最擅长所作是情词艳曲，存诗的十之七八必写女子，其最为人称颂的《无题》诸诗，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何尝脱却一个“情”字?真“义山一生，善作情语”困也。虽然其《谢河东公和诗启》兑自己作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但香草美人的存在毕竟是事实，偏于香艳正是义山诗作题材的取向。其间原因自是多样，而得益于南北朝乐府亦不容置疑。如商隐有一组效南朝乐府的诗作，流畅明快，程梦星评论说:“《齐梁晴云》一首，《效徐陵休赠更衣》一首、又《效江南曲》一首，皆艳诗也。

四、对古乐府艺术手法的承传与发展

1.比兴、寓言之法

义山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谦称:“某比兴非工，”足见他对比兴手法之重视。诗文中，义山坦言:“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均可佐证义山对比兴手法的偏嗜。比兴之法虽祖于《风》、《骚》，然古乐府尤多用之.若《子夜四时歌》(其四):“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等皆比而兴也。义山诗不仅秉承了这一手法，且将其由局部发展到了整体，像他的《蝶》、《蝉》、《柳》诸诗，皆通体比兴、深于寄托。义山有《模花》诗云:“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论此诗道:“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如《模花》诗……因模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兴而兼比者也。当然，这和义山个性、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古乐府诗中有多首寓言诗，或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如鼓吹曲辞《雄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等;或是假托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董娇烧》诗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力量使青春早夭。这些诗想象奇特，手法活泼。商隐有些诗即承袭此法，如他的《百果嘲樱桃》、《樱桃答》、《嘲樱桃》等诗，寄言讽刺贵家姬妾得宠而骄者，十分生动。

2.双关、反复之法。

双关语在古乐府中广泛使用，如《子夜歌》:“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的“丝”同“思”、“悟”通“误”，“匹”双关“布匹”、“匹配”意;又如《读曲歌》:“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苦亦是双关。义山诗颇得此一妙趣，其《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丝者思也;《追代卢家人嘲堂内》诗:“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淮者怀也;《柳枝五首》诗:“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莲者怜也。诸诗写来，饶有风味。双关其实是一种隐语，乐府中亦多瘦词，义山诗爱用隐语入诗，和乐府也有一定关系。

反复、双声、叠韵等手法常被乐府诗借来增强语言、情感等的表现力度。如《江南曲》，又如《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语句反复蝉连而下，音节和谐流畅，将女子深切的思念之情表现得宛曲动人。现统计李集中诗，一百零七首七言律用复词重言的，有二十二首，占五分之一还要多;一百九十八首七言绝，运用此法的有三十四首;其余五律五绝等亦有十余首。诸诗中如“行到巴西见谁秀，巴西惟是有寒芜”(《梓撞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谁秀》)、“欲寄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燕台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等，实是不胜枚举，这是义山诗作语言音韵上一大特色。此手法不仅使诗歌读来宛转流利、声情摇曳，在抒写深刻的情怀、缠绵的哀思、执着的追求时亦魅力独具。古乐府对其此一特色的形成与有力焉。

五、对乐府古辞、古谣谚的融铸与化用

据粗略统计，李集中融汇、化用乐府古辞、典故的诗近二百首凡三百余处，为其集之三分之一。其《离思》诗云:“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乐府《前溪曲》道:“黄葛生蒙笼，生在洛溪边。花落随流去，何时逐流还?还亦不复鲜。”《唐书·乐志》言《子夜歌》:“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声过哀苦。”前两句借两篇古辞己塑造了一位心酸气尽、年驰色衰的悲苦女子形象。后二句用巫山神女事，后化用乐府诗《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碟蹬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既写出二人今朝己劳燕西东、难再会合了，又使人猜测她定当有过如文君相如般美丽神奇的遇合，短短四句诗，因古辞的化入增添了几许的情思!义山又有《东南》诗:“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在书写对妻子的赞美、思念之情时，化用《陌上桑》语句语意，几令人浑然不觉;再如他《春日》诗:“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融铸了《相逢行》、《河中之水歌》两篇古辞入诗，间接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富贵。可见义山对乐府古诗的融汇、化用，并非机械地直接挪用，而是根据需要改头换面，化为己有，不营出于己口。这种古辞的融铸，一方面增加了诗歌内涵的容量，同时使其部分诗有平易自然之风。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7）

一、引言

唐诗，作为有唐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不仅成为时代的呼声，更远扩后代，千百年后仍鲜活存在于文章案头、街谈巷议间；其影响不仅拘于诗歌这一类文体，更渗透进小说、戏剧等灵活自由的文体中，获得了新生。本文以元明戏剧为例，寻求其与唐诗的渊源。

二、立足点：唐诗的潜质

诗歌，一般认为是一种抒情文体；戏剧则重在讲述一个故事，重在情节的展开。要寻求这两者的渊源，就必须为它们搭一座桥梁，即唐诗有没有影响古典戏剧的潜质？诗歌的主要功能虽然重在“言志”与“缘情”，但唐诗极大地发展了诗歌，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功用――唐诗已不仅仅满足于言志缘情，它走进了宫廷、闾巷、边塞、名山，成为全景式展现唐人精神风貌的广阔画卷，某种程度上已具有“史”的性质；唐诗篇幅不断扩大，足以做到讲述一段故事甚至勾勒一两个特点突出的人物；此外，元明戏剧虽是叙事文体，但情节相对简单，语言极具抒情性且重意境的营造，使得它具有抒情诗的特质。

三、题材：为有源头活水来

戏剧作为叙事文体，直观呈现出来的是故事情节。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具有素材因袭性，其故事虽经过作家的个人创作，往往都能在以往文本中找出原型。作家们最青睐史书的记载，宋元以后，唐诗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素材库。

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他的诗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具有“史料”价值。他的一组咏史怀古诗具有深刻独到的思考，其中一首咏汉明妃王昭君事：“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凝练含蓄的语言，唱出王昭君空有美貌却无缘得见君面最终远赴大漠的可叹经历。“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揭示了昭君的悲剧命运，黄昏夕阳下独立大漠的一座青冢成了美人最后的叹息。这首诗的选材就具有传奇性和典型性，自然成为后代剧作家取之不尽的源泉。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便是代表。

《汉宫秋》在人物身份、故事背景上是尊重史实的，和杜诗的内容相吻合。对于昭君的结局二者却有分歧：《汉宫秋》将昭君塑造成一位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情怀的贞洁烈女，其跳江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大气磅礴；这一举动也并未影响触手可及的民族团结，且达到了“两国长存”的政治目标――昭君的形象由一个远嫁他乡的弱女子一跃成为维护团结的民族英雄，汉元帝的梦更衬托得昭君浩气长存。杜诗中王昭君的形象落在一个怨字上，琵琶意象使这层怨绵绵无绝期。虽是同一悲剧人物，杜诗的“悲”呈现出悲凉的意境，马剧的“悲”歌颂了悲壮的情怀。

白居易是最受元杂剧青睐的唐代诗人，其很多长篇叙事诗都曾为元杂剧提供过素材，最炙手可热的要算《长恨歌》。《长恨歌》所咏是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叙写了二人的相识、爱恋与生离死别，为他们打造了一个天上人间再相见的唯美结局，唱出绵绵无绝期的恨。这首诗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加上细致的描绘，成为后人改编与再创作的摹本。元人白朴的《梧桐雨》就受其影响。

“梧桐雨”直接借用了《长恨歌》秋雨梧桐的意象。整剧的情节推进，可以从《长恨歌》中找出对应诗句：楔子中安禄山升为渔阳节度使，明升暗H，为第二折反叛朝廷埋了伏笔，即白诗所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第一折中加入杨妃与明皇七夕夜语的情节，是对《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想象与细化，也受到李商隐“当时七夕笑牵牛”的启发。第二折写明皇幸蜀，既尊重史实，更是对白诗“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的情节化。依次，《梧桐雨》中的六军逼宫、明皇忆旧及梦中相见等情节都可从《长恨歌》中找到相应的诗句。

或许有人会说，《梧桐雨》选材本是史实，《长恨歌》所咏又是时事，情节相似甚至相同无可厚非，不可做唐诗影响元剧的可靠证据，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白居易为我们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

白居易的中篇叙事诗《井底引银瓶》叙述了大胆的淫奔行为，讲述一段“墙头马上遥相顾”的爱情；白朴则依白诗作了名为《墙头马上》的剧。

剧名墙头马上便直接取自《井底引银瓶》“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可将白诗中“井底引银瓶”和“石上磨玉簪”理解为确实发生的行为，就像《墙头马上》将此二句敷演为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一样；但如考虑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此二句又何尝不可看作“妾与君别”的象征呢？“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表明它们更倾向于象征的比兴，而非叙事诗的情节。

《墙头马上》充分运用了白诗一切可辅助情节的道具，达到巧妙的效果，使剧本充满戏剧的情节和喜剧的效果。白诗用意显然不在喜剧性，带着诗教的旨意，这从序言“止淫奔也”便可见端倪。白诗以女子口吻唱出，讲述难忘的婚姻经历，最后“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像传统的弃妇诗，虽用女性口吻抒情，却从男性视角关照，诗中女子成了作茧自缚的代表。《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要比白诗中这个妾更生动、更富反抗性、更自我一些：裴尚书说她败坏风俗、女嫁三夫，她反驳“我则是裴少俊一个”；裴尚书逼其归家，她称“这姻缘也是天赐的”；裴家赶走她后，她也表现出了对男方的怨恨。但当她的自我撞上骨肉亲情时，也只好收住锋芒接受门当户对的婚姻，喜剧性结尾极大削弱了李千金的反抗。所以，《墙头马上》的反封建性反倒不及《井底引银瓶》那句“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直接彻底。

四、语言：他山之石可攻玉

中唐以后逐渐形成了浅白如话的元白诗派，和初盛唐那种典雅含蓄的语言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元明戏剧的语言也是风格多样，无论是关汉卿的本色当行，还是王实甫的书卷气息，都自成一脉、独具风味。

或许以唐诗的元白诗派、韩孟诗派对应关、王二人创作有些鲁莽欠考虑，但也并非完全牵强附会，二者在精神上还是有共通处的。元白诗派创作上主张语言浅显易懂，白居易也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唐宣宗李忱曾称赏白诗：“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关汉卿的戏剧语言，向以本色当行著称，宜雅宜俗，通俗易懂、朴实生动。他们的创作贴近下层人民。而韩孟诗派又被称为险怪诗派，他们语言奇险，尚用奇字、押险韵，更像是文人的自娱自乐。与之相似，王实甫的语言更典雅、富有文采，结构也更宏大精巧。这表明，唐诗风格多样性也被承续到后世文学中，而俗与雅的并立一直不曾中断。

唐诗对戏剧语言最直接的影响，是剧作者在剧中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且做到与剧本融为一体。《梧桐雨》中，白朴直接用《长恨歌》的成句，还化用李白的《清平调》，更让使臣直接唱出杜牧《过华清宫》。这些引用，增强了语言的诗意，与情节两相呼应，产生出独特的戏剧效果。

有一种特别的引用，就是开场诗与定场诗。它们出现在一场的开头和结尾，有交代情节的作用；其形成就像集杜诗，收集前人不同诗作中的诗句合成新诗――这些诗句大多来自唐诗。可见，唐诗不仅参与到剧作内容中去，还作为场与场的点缀活跃其中。诗歌创作的技巧也被运用于剧本唱词的创作。《西厢记》中有这样一段唱词：“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厣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h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其中重叠、复沓手法的运用与排比句式，突现出崔莺莺焦急的心情。这些手法自《诗经》时代始，经过后代诗歌创作实践不断丰富成熟，进入戏剧中更显出表情达意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戏剧中所引唐诗，主要是抒情诗，是由抒情诗的特点决定的，这就涉及到中国古典戏剧自身的独特性。

五、风格：卓然而立一枝秀

与外国传统相比，中国古典文学不太注重叙事，中国叙事文学的勃兴恐要迟至元代，其上一千多年的抒情传统不会不对元以后的叙事文学产生影响。使得元明戏剧注重营造意境而不太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呈现一种抒情诗化风格。

以《西厢记》为例，其中大量措辞优雅、音韵和谐的唱词对戏剧冲突不产生质的影响，它们适时出现使剧本在戏剧冲突外呈现出优美典雅的情调。如“[幺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这段咏崔莺莺美貌，以黄莺鸣啭喻莺莺声音甜美，以扶风弱柳的千娇百媚喻莺莺身段可人怜，充满诗情画意。再如人所称道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岳此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段词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构思独特，表达离愁别绪，意境幽远、凄美，使人想起范仲淹《苏幕遮》：范词中“碧云天，黄叶地”上是连绵无尽的芳草，王词中“碧云天，黄花地”上是西风紧催雁南飞；王词的离人泪染红了枫林，范词的相思泪是旅人饮下的酒滴。元明戏剧注重意境的营造不得不说受了诗歌抒情的影响。

《汉宫秋》中汉元帝与昭君分别有一段唱词，运用排比、复沓、顶真、回文的诗词技法，唱出汉元帝心中不舍、不甘与无奈，体现君王的“不自由”。“返咸阳”之后的一系列动作描写流露出物是人非的酸楚，很像《长恨歌》“归来池苑皆依旧”一节对玄宗心理的刻画。《梧桐雨》在李杨梦会之后让玄宗面对秋雨梧桐尽情抒感。叙事中兼及抒情，甚至以情为主的戏剧特色无疑与中国古典诗歌重情的传统有关。

对意境的营造，对抒情的重视，使中国古典戏剧呈现出独特的抒情诗化风格。这种抒情诗化来自古典诗学传统，成为中国古典戏剧有别于西方戏剧的基因标志。

六、结语

唐诗达到了古典诗歌的高峰，后代诗歌无论模仿，还是创新，都无出其右者。她以包容的心态、灵活的姿态渗透进后代文学中。中国古典戏剧，这一本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裁，因唐诗的参与，也焕发出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2] 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3] 王实甫.西厢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8）

中图分类号：K8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085-05

源于中国汉代的七夕节，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发表于公元7世纪后期的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一百多首关于七夕的诗歌 ① 。中国的七夕节形成于汉代，盛于宋代，至清代几近消亡，其文化没有被继续传承下去，至当代则转变为情人节。 ② 而七夕节传入日本后，成为宫廷的祭祀活动，继而演变为民间节日，又由民间节日发展为政府统一规划的节日仪式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庆祝活动。虽然七夕节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会有脱落、遗失和添补现象，而在吸收过程中也会出现将一种习俗解体为多个以及将类似习惯合并为一个的重组现象。本文通过研究七夕节在日本传播、接纳和演变的过程，试析其变化的背景和原因。

一、七夕文化在日本的演变

1.日本古代时期的七夕文化

七夕节具体何时传入日本，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其内容如何，至今史无可考，但是从飞鸟时代（公元7世纪）的诗歌圣人柿本人麻吕写于公元680年的“听到天河中有划船的声音，今晚牛郎和织女相会” ③ 诗句来看，至少在公元680年前七夕节就已经传入日本并被接受，这一传说描写了牛郎穿过天河和爱妻织女重逢的场景，与中国传统七夕节的传说相似。再从《注解养老令》的记载来看，大约在奈良时代七夕节被定为节日，开始有相关的庆祝活动，如观看相扑、七夕诗歌会、乞巧奠等。 ④ 而在《日本书记》中，也有关于七夕节活动的记载，如公元691年农历七月七日，持统天皇在宫中举行宴会庆祝七夕节，在宴会上宴请了当时的贵族，并赏赐了服装。 ⑤

另外，从日本天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二十余年间，涌现出大量关于庆祝“七夕”活动的诗歌。根据这些诗歌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天武天皇已经接受了中国七夕节的礼仪和风俗，而持统天皇又将其进一步发扬。 ⑥

根据《大日本史》的记载，每年的七月七日当天，天皇带领大臣在宫中看完相扑后，文人们便开始以七夕为题吟诗赋词，还赠送物品。 ⑦ 《续日本记》中记载：公元734年七月七日圣武天皇观看相扑比赛，并让文人墨客以七夕为题做诗，随后进行了赏赐。 ⑧ 奈良时代的宝物收藏地正仓院里保存着圣武天皇遗物――七根针和三色线。这七根针和三色线的由来在中国梁代的《荆楚岁时记》中已有详细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咸以金银B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⑨ 观星和乞巧活动在唐玄宗时代尤为兴盛，随后传到日本在贵族和皇宫里流行开来。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以及《公事根源》中记载，公元755年孝谦天皇在宫中初次举行“乞巧祭”活动。当时活动主要在清凉殿（进行仪式活动的场所）举行。日本人在清凉殿的庭院里铺上草席，上面放上四角桌并摆放水果，同时在一张山茶树叶上放上金针银针各七根，并将五色线合成一股穿过金银针，一整夜都在焚香祷告，祈求织女和牛郎能够相见。 ⑩

公元824年七月七日平城天皇驾崩后，自公元826年开始，七夕节当天便不再有观赏相扑的活动，祭祀活动主要为观星和乞巧奠，即在七月七日当晚向织女祈求女红精湛的活动。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七夕文化在8世纪时的日本已经非常兴盛。日本人不仅了解中国七夕节的风俗和习惯，还将七夕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传播。

2.日本江户时代的七夕文化

日本的七夕文化在江户时代有较大的变化，江户时代，由部分贵族和武士家庭参加的七夕节活动逐渐走入民间，寻常百姓也可以参加庆祝。《日次纪事》中记载，七月七日称为七夕，武士、商人以及平民百姓都穿着各种款式的白色和服进行庆祝，吃挂面（挂面代替中国唐代的点心），互赠礼品。七夕节的前一天，市内有出售用来写诗歌的构树叶，以便七夕节当天的“日本诗歌大会”中，市民们可以在构树叶或山茶树叶上写诗歌。 B11 随后，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吃挂面，向织女星和牵牛星供奉黄瓜、茄子。 B12

江户时代中期，参加七夕活动的主要对象由成年人变为寺子屋的学生。每逢七夕，寺子屋的老师都要带领学生用五种颜色的彩纸装饰细细的竹子。在《宝永花洛细见图》中记载，七夕节学生拿着装饰有“五色短册”的竹子拜访老师，而老师看到学生带来的竹子，也会为他们准备美味佳肴。七月七日当天，大家将短册、竹子和供品等放入河中，顺水漂走。另外《宝永花洛细见图》中可以看到七夕节寺子屋的学生在构树叶上写字的插图，插图上画有摆在桌子上的贡品，以及用彩纸装饰的竹子。这些彩纸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五色短册”的七夕必备用品。而将“五色短册”挂在竹子上的风俗也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其来源于日本神道仪式中的驱邪活动。当然在所有信仰七夕文化的国家中，只有日本才举行这样的活动。

最初日本人在竹子上挂的不是用纸制作的“短册”，而是五色线，后来变为丝绸，贵族们开始在上面写诗做画。 B13 当七夕节活动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后，一般百姓因丝绸的价格昂贵而开始使用五色彩纸，颜色分别为“绿、红、白、黄、黑”。由于日本人认为紫色是最高贵的颜色，因此逐渐地在五色中加入紫色代替了黑色，现在日本七夕节用的“五色短册”已没有黑色。原本七夕装饰用的“短册”是和神社的符纸一样的细长形，因此被称为“五色短册”。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开始正式大量使用“五色短册”进行祈福。今天“五色短册”更是七夕节必不可少的用品。现在除了用“五色短册”，日本的年轻人还会用各种材质各种颜色的制品来作装饰。

江户时代后期，七夕节祭祀活动参加的主要对象由寺子屋的学生扩展为一般儿童。每当七夕来临，那些在私塾里学习的孩子都会许愿，希望自己学业有成，并用早晨的露水研墨，在红薯叶上写诗，祈求能写一手好字。《诸国风俗问状答》中记载，七夕节男孩子将五色线扎在脚上，女孩子将五色线装饰在手上。七月七日十二三岁的孩子们用写有诗歌的“短册”装饰小竹子，并供奉茄子、豆角、西瓜等。然后将其放入河里漂流。 B14

3.日本近代以来的七夕文化

明治时代，日本为巩固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采取神佛分离的政策。政府实施废佛毁释运动，破坏寺院和佛像，烧毁经书经卷，废除了包括七夕节在内的日本五大传统节日。 B15 以东京都为首的大城市的七夕活动均被停止。昔日在东京，老师带领学生写诗歌的场景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边远的农村还有一些地方延续着江户时代的习俗。

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开始试图复兴城市里的七夕活动。最先打破局面的是仙台市。1927年即日本昭和天皇登基第二年，仙台市的街道商店、商会提出重建七夕。到第二年仙台市的商会、商业街一同提出了举行七夕庆典活动的要求，并得到了仙台市政府的支持。盛大的仙台七夕节盛会使整个仙台街道都沉浸在七夕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就是现代仙台七夕节的雏形。随着七夕节活动逐年壮大，仙台市在第三年又趁势举行了东北产业博物会。仙台每年七月七日前后就会准备盛大的七夕活动。

受到仙台市成功举办七夕节的影响，神奈川县湘南平冢市也计划举办七夕节活动。1951年，平冢市举办了第一届七夕庆典。现在由平冢市和仙台市主办的七夕节庆典活动并列成为日本七夕节的代表祭祀活动。此外，安城、福生、爱知县一m市、长野县上田市等日本各地也多次举办七夕节庆典活动。传统七夕节活动形成了以商业街为中心的模式，也就是说商家比百姓个人更重视并积极参与七夕节活动。作为商店街的七夕活动，主要是将街道进行华丽的装饰，让游客和顾客产生购物欲。这和百姓个人举行的祭祀活动完全不同。

昭和时期不仅商家举行七夕庆典，日本百姓在家里也有自己庆祝七夕的方式。1941年日本文部省出版的《音乐教材教师用书》（下）中刊登了第一首关于七夕节的歌――《七夕节》 B16 。这首歌描写的是昭和时期日本一般家庭为庆祝七夕，在自家庭院中装饰竹子的情景。日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庆祝七夕节的方式在歌词中得以再现。《七夕节》歌词中也写到绿、红、黄、白、黑五色的“短册”。每年七夕节将要来临时，幼儿园和小学就会学习《七夕节》之歌。这首歌不但有着欢快的节奏和韵律，而且使用儿童容易熟记的歌词来表达日本人迎接七夕节的快乐心情。在日本的初夏时节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七夕节》之歌对于七夕节在日本的传播和传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日本人从小就重视七夕文化，并教会孩子们应该如何去庆祝七夕。

现在日本家庭中举行的七夕活动是由昭和时期的七夕活动流传而来的。在日本家庭中，人们在七夕前一天便买好了竹子用于装饰房屋或庭院，至于那些没有庭院的家庭，会将竹子放在家中或用竹帘代替竹子，并在文具店买好彩纸，以便孩子们写上心愿，然后再将其挂在竹子上。也有母亲为孩子或家人写心愿，例如“祝愿丈夫能够晋升”“祝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等。这样的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无论是各大百货商店，还是人来人往的车站，就连托儿所、幼儿园都会在竹子上挂满五颜六色的“五色短册”，并在这“五色短册”上面写上自己的愿望。日本人除了写愿望，还会在“五色短册”上写为某事而努力等鼓励、勉励自己的话。现在七夕节装饰“短册”的材料各种各样，有用保护环境的再生纸，色泽鲜艳的日本纸，也有用印有宣传内容的塑料制品。 B17

另外，在日本农村，每当七月七日的前几天，就会有许多卖竹子的商贩背着竹子穿梭于大街小巷。人们在七夕的前夜研好墨，以便第二天早上把露水加在墨里在红薯叶上写字。 B18

二、中日现代七夕节的异同

在中国，七夕活动在农历七月七日举行，但是在日本大多是在公历7月7日举行。公历7月，日本正是梅雨季节，因下雨或阴天，七夕当天看不见一年一度的牛郎与织女相见的情况较多，因此日本在庆祝七夕的活动中更加重视挂“五色短册”而不是敬拜牵牛星和织女星。同时日本还将中国的对月穿针活动变为在竹子上装饰写有祈愿的“五色短册”的活动，并在中国祭祀用的五种颜色中继承了“红、黄、绿、白”四种颜色，也创造性地将黑色为日本人认为的高贵的紫色，进而也将竹子上装饰的单一的“短册”增加为各种各样的装饰品。

同样也是气候的原因，日本民间七夕节对天气的要求和中国也不一样。《日本年中行事辞典》中记载，在中国，七夕当天人们希望天晴，因为这一天只要下雨，牛郎和织女就不能相见。而在日本农村，人们希望这天可以下雨，即使下三滴雨也好，一定要下雨，而且下得越大越好，最好大得能将装饰着彩纸的竹子冲走。这样写在“短册”上的愿望就能更快地实现。前者是基于中国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想法，后者是从日本固有信仰而产生的想法。 B19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七夕这天盼望牛郎织女相聚，而日本人则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

在中国的七夕文化中，主角一直是成年人，而七夕节传入日本后，庆祝活动最初在天皇和大臣之间盛行，之后扩展到贵族，直至庶民百姓，在江户时代则开始以儿童为主。现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民间七夕节活动大多是围绕孩子而举行的有规模的仪式活动，一般在幼儿园和托儿所进行。在日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放有竹子，上面装饰得色彩斑斓。在幼儿教育中加入七夕节仪式活动，让孩子们在彩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使孩子对未来拥有憧憬和希望。

另一方面是在日趋商业化的节日活动中，商家表现得最为活跃，如同日本的百货商店引进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一样。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使这些节日在日本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心甘情愿地为此消费。七夕节也是同样。日本最大的七夕仪式在仙台和湘南，仙台的七夕节盛会重振了整个仙台市的经济。随着日本家庭的淡化，七夕活动在日本经历了由国家性活动到个人活动，又由个人活动扩展为社会、国家、家庭活动的变化过程。

三、七夕文化在日本传播的原因

1.相同的农耕文化环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相近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同的农作物，相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相似的季节意识和文化背景。这为中日文化的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化在日本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农耕文化环境，有着类似的礼仪仪式。日本的祭神仪式中就有向神灵敬奉手工纺织品的活动。供奉神灵纺织品是希望秋天能够丰收，并为人们除去身体的污秽。当时只有被挑选出来的女性才有资格担任贡品的纺织工作，而这些女性被日本人称为“织女”。这种活动被称为“TANABATA”和七夕（“TANABATA”）的日语发音完全相同。因此，当中国的七夕文化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并不觉得陌生。相应地，日本人将向神灵供奉纺织物的文化、本土的“织女”和中国七夕文化、织女传说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七夕文化进行传播。另外，受中国七夕传说故事的影响，日本人认为牵牛星（牛郎星）代表农业生产，织女星代表纺织和缝纫。因此在七夕，日本人拜牵牛星和织女星，以此希望五谷丰登，女红精湛。

2.日本文化发展的需要

中日祭祀活动经过千余年吸收、沉淀，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同时也是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日本通过吸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来完备宫廷典章礼仪制度，维护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突出朝廷的尊严。由此可知祭祀活动是日本宫廷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祭祀活动背后隐藏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日本人在宴会和节会上主要引进中国的节日形式和祭祀内容，同时结合本国的传统习惯加以改造。他们结合日本的文化习俗将引进的唐朝祭祀活动转化为奈良、平安时代的祭祀活动。这些“中国式”的祭祀日，加上日本原有的统称为日本的“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节日。每当这些节日到来时，天皇便在宫中赐群臣们酒宴，以后逐渐变为举行宴会活动。随着历法的传入，日本把祭祀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活动本身，将节日庆祝仪式作为皇宫的例行活动，在日本民间开展节日活动。这些节日活动和百姓生活相连，保留至今。因此七夕文化被日本上流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并渗透到普通庶民生活当中。其中也从单纯的女性追求女红精湛扩展到家庭、家族的许愿。

四、七夕文化在日本发生演变的原因

1.日本经济发展的需求

日本的七夕节活动在昭和时期复兴，得益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七夕节前，大街小巷的花店里摆放着竹子，文具店里出售各种各样的彩纸，百货商店和超市都设立了七夕专柜，专门提供七夕用品。饭店在七月七日这天会准备七夕料理和七夕套餐等。酒店里也会推出七夕套房，百货商店、酒店、宾馆等商家会挂出霓虹灯进行装饰。日本人在这种气氛下，不由自主地受到七夕文化感染，走进百货商店消费。特别是泡沫经济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为恢复经济努力，利用七夕这样的传统节日促进日本人消费也是其恢复经济的策略之一。像仙台这样以七夕节来振兴旅游业，举行产业博览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孩子们在七夕这天不仅能够收到礼物，品尝到平时享受不到的美味外，还可以约同伴逛街游玩。因此日本的孩子们都盼望过七夕节，这也无疑对七夕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现代日本的七夕活动不但建立在农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需求之上，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2.儿童教育的需求

现在日本的七夕活动主要以孩子为主，从幼儿园到学校进行的七夕活动是儿童学习的一个环节。在七夕节前后的理科课上，老师还会教授星座的知识。日本人认为七夕是一个含有大量教育要素的节日，有孩子的家庭，每年都不会缺席七夕庆祝活动，参加者除了孩子和父母外，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为孩子祝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酒吃寿司，谈笑风生，场面十分热闹。因此七夕节也是日本人维系家庭成员以及外界情感的重要纽带。日本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梦想，等孩子稍大一些能和自己一起做七夕寿司，用“五色短册”装饰竹子准备七夕节仪式。每年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帮忙摆放餐具到做寿司，甚至独立准备七夕的活动，是日本家庭主妇的极大幸福，更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因此七夕节活动也是日本家庭主妇进行社交，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合之一。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成家立业后又会开始进行七夕节活动，当然在没有孩子之前，他们会在“五色短册”上写上祝愿小家庭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等祝福，妻子会为丈夫准备牛郎织女图案的寿司，在细面条上加上萝卜刻的星星等。

七夕节在中国变为情人，七夕节中最重要的部分――乞巧活动也消失，代替它的是借用七夕名义而进行的各种促销活动。日本的七夕文化之所以能发扬、发展，政府的支持、干预以及从幼儿园、小学的教育中就开始加入七夕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使每个日本人从小就知道七夕并了解七夕的活动，将传统七夕文化代代相传。日本教育部鼓励创作与七夕节相关的作品，并将歌曲《七夕节》编入小学教材中，同时政府还要求在七夕节前后循环播放《七夕节》之歌，使整个城市沉浸在七夕的氛围中，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七夕文化的传播传承。

注释

①高木圣鹤编：《万叶集》，同朋社，1988年。

②张勃：《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文化遗产》2014年第1期。

③内容为作者自译，原文为“天h|音O星与女今夕相霜”，见与谢野宽等编：《日本古典全集・万叶集略解4》第十卷第2029首，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第268页。

④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会田范治：《注解养老令》，有信堂，1964年，第1372页。

⑤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宇治谷孟：《日本书记（全现代语译上）》，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第6页，《日本书记（全现代语译下）》，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第330页。

⑥《万叶集》中柿本人麻吕、山上亿良等的多首诗歌。

⑦内容为作者翻译，原文为“7月7日丙寅、相浃铯蛴Qたまふ、是の夕、南苑に徒御したまひ、文人に命じて、七夕のをxせしめ、物をnうこと差あり”，见源光笮薅：《译注大日本史》第1卷，建国纪念事业协会，1941年，第16、183页。

⑧内容为作者翻译，原文为“天平6年（734）7月丙寅（7日）条に「天皇Q相铩J窍ν接南苑。命文人x七夕之。n禄有差”，见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续日本记》第2卷，经济杂志社，1897年，第195页。

⑨宗懔著：《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44页。

⑩内容为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见与谢野宽编：《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本文简称《怀风藻》，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第19页；关根正直修正：《公事根源》（下）学术图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B11在构树叶上写诗歌来自日本的民间传说：七夕这天在沾着露水的红薯叶上写字能提高书法水平。这个典故源于《新古今和歌集》中记载的俊成女写在构树叶上奉献给神佛的诗歌：“たなばたのとわたる舟の|の~にいく秋きつ露の玉づき”。词大意是：七月七日的晚上渡天河的船来到了河口。正是这天，在构树叶子上写诗歌来供奉神佛，为恋爱成功祈福。由此日本贵族之间开始在红薯、构树等植物的叶子上写诗歌许愿。见小林大辅：《新古今和歌集》第320首，角川学芸出版，2007年，第59页。

B12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黑川道裕：《日次纪事》增补，《七月・初七日》，京都严书刊行会，1676年。

B13作者根据插图和说明，归纳、总结、翻译自栗野秀穗编：《宝永花洛细见图》，京都严书刊行会，1934年，第9页。

B14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中山太郎校注：《诸国风俗问状答》，东洋堂，1942年，第102、428、429、629页。

B15日本五大节日称为“五节句”或“五节供”。由一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阳”这五个节日组成。

B16书名为作者翻译，原书为《うたのほん教用下》，此书为1941年3月日本文部省发行的学校音乐教科书，分1年级用的上册和2年级用的下册。参与编辑的人员有小松耕辅，井上武士等，第81页。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9）

第一句“锦褘初卷卫夫人”出自《典略》：

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之声璆然。

第二句“绣被犹堆越鄂君”来自于刘向《说苑·善说》：

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张翠盖而检犀尾。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第三、四句“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垂手”、“折腰”本为舞姿。据徐陵的《玉台新咏》卷七记载，梁简文帝诗《赋乐府得大垂手》中“垂手忽苕苕，飞燕掌中娇。罗衣恣风引，轻带任情摇。讵似长沙地，促舞不回腰。”《小垂手 》“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袖，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

第五、六句“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分别引了用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及习凿齿《襄阳记》“荀令至人家，坐处三日香气不歇。”

第七句“我是梦中传彩笔”见《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

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第八句“欲书花叶寄朝云”引用宋玉《高唐赋》：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最后两句，用江淹的梦笔生花与宋玉的朝云暮雨两个典故，写自矜于锦心绣口的才华，配得上国色天香的对象，将诗的本旨引向了意乱情迷的风怀。至此，已不单纯是咏物了，因为花与人，人与花，已完成了幻觉般的重叠。

互文性理论以颠倒常识的方式揭示了文本的生产过程，重新定义了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的含义，澄清了独尊自我作古的天才及其独创性的浪漫主义的迷雾，但又并非回复为古典主义的机械模仿。

参考文献：

[1]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

七夕诗句经典古诗篇（10）

淡云疏月，碎墨凝笺，辗转七夕泪翩衫。羽裳轻舞，掩心愁，金钗断情缠。试问谁冷魂？轻寒薄雾流云散。梦碎银河困娇眼，怎赋凭栏欢？雁过无痕凄凉收，都付鹊桥断肠填！池花碎梅颜！

风吹金柳，朝思紫霞。落地谁想，云动天涯。雾渺枭袅，愁烟难画。落笔成词，笑面甜花。静觅释然，永传佳话。

玉萧谁奏，声声清韵。羽裳翩舞，醉我几旬。繁花瘦月，浓浓乌云。青青子吟，默然诗寻。柔风细问，凝笔书君。七夕思念，清泪洒群。

花帘半卷，子规声断。一池萍碎，两地轻唤？寒水依痕，满天秋怨。三更北斗，四人心颤！托云墨送，为君留卷。楚梅先寄，谁晓漏短！落笔成怅，空阔泪漫。

孑影凭栏，月照寒窗。句句离眷，红泪飘茫。晚风弄巧，翠钗绣黄。清歌话别，憔悴独尝。两厌风月，柳枯梅葬。断肠才锁，麝煤舞香。雅赋诗词，笔飞绝章。

清愁织布，银笺封泪，软风戏月，笑问谁陪？秋意柳折，伊镜眉飞。辗转寒冬，冰雪啼痕。几许情留，冷月孤梅。

翠屏封泪，娇眼微疼。落红细看留与旧人说。丝丝凄凉，费思量。梦随风困晓云醉。怎消得梨花瘦寒影！空迷茫，疏烟怎落潇湘？掂西园，酒醉魂飞怅。

（二）

好似东君把汝邀，潇湘泪影谁逍遥？美酒清藏盏盏醉，笙歌舞动谁吹萧？

妙笔丹心雅韵扬，素尺我展书律长。小蟾斜挂柳梢等，今宵醉梦舞闲章！

千里闲云白日曛，万甜野鹤夜归田。繁花半拢淡明月，瘦月清熟怎问君！

浮花浪蕊皆过客，冷酝闲词别寂寞。紫薇花艳一株藏，信步移容慧思诺。

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段相思任蹉跎。断阙书情暗容垂。明月何时冷风佛？

满目桃烟一径深，月缺冷陨薄云沉。淡月疏窗静夜寒，溪梅照影凝谁问？

从此人间有情诗，只叹王母断玉池。织女青丝渐白梦，牛郎泪盼七夕知。

桀傲草原风，黑骢梦酒浓。醉意写苍穹，今夕月影重。

红枫伴我醉墨池，绿叶谁摘冷续诗。烟波柔柳醉心梦，把酒清歌曲解织。

千载情结似楚驰，白骢倩影君舞诗。明月当空醉李杜，今朝墨洒赋夕痴。

岁月如风君自知，桃花嫩蕊香谁诗？曼想离愁瘦凝笔，顿升冷月汝觉痴。

愿悔释然当水逝，孤楼冷梦酸苦缘。小蟾斜影兰情盼，愁陨寒云泪微咸。

我把枫叶捻成诗，古今才子泪思痴。浪蝶狂风解君意，缘愁万缕空舞词。

兰情慧盼香墨池，古往今来醉吟诗。闲词墨染潇湘客，几句雅文乐神知

思念如泉情依惜，冷月打油谁焦急，海里走私洋姐冷，偷望群中喜乐迷

抬步风掀长扇坠，佳人盈步话七夕。牛郎会女谁解味？梦境重逢古典记。

银河搭桥梦依惜，泪倾孤城王母啼。玉龙哀曲断肠瘦，鹤驾闲云冷天梯。

此爱绵绵无绝期，凌霄瑟瑟泪凝啼。泪卷偷和谁解味，孤楼月冷诉君疑。

菊香潜水水中游，洋姐不知冷梅愁，走私裳儿轻思味，冰雪才情赞心柔！

雅苑润墨更为诗，闲词我填醉墨池。摇佩年年配织女，今宵为君舞绝知！

天上人间共七夕，余音更苦悲啼离。晓风碎月鸡鸣早，梦醒银河两人急

七夕鹊桥牛郎会，织女思君泪茫茫。天上人间涩觉味，一朝怎续万年殇。

相思万年情怎消，织女凝眸涩夕朝，银河断情众人怨，两眼相望泪酸抛

相思相恋相牵愁，断笔修篇续情仇。七夕醉谁良苦久，月上柳稍掂西楼。

一朝相思怎别离？暮然回首月朦胧。青丝盼白把君念。怎诉柔情梦逢重！

月前柳稍惦西楼，苦韵能有几多愁？七兮念汝良许久，月落乌啼晚风柔。

唤来喜鹊步桥依，细语相思织女痴。牛郎明渡银河水，踏歌晓梦谁不知。

依旧风华牛郎痴，怎啼铅泪遗墨池。织女盼望七夕到，鹊桥相会醉留诗

华笺铺就意迟迟，瘦笔凝提写涩诗。桥头难见牛郎面，桥尾涩谁织女识

笔润飞花银翰升，墨留浅痕雨纷飞。霓虹初照秋夜冷，蓦然回望天已黑。

秋风阵阵薄云散，小雨蒙蒙落草怨。雨中漫步谁泪添？织女微思牛郎颤。

无人能知苦中乐，有笔谁笑美诗填。繁华空瘦皆凝梦，醉酒当歌洒文缘。

情抛肠断几时休，泪洒银河织女流。牛郎念织苦思饮，王母狠心断河久。

一家团圆忘烦忧，几家欢喜几家愁。泪落七夕梦中痛，凝诗难捻涩双眸。

一曲相思一曲愁，两地惆怅两地忧。三更难眠三心冷，四海无影四寄柔？

梅竹舞墨诗词醉，冷句飞出韵律寻。东拉西扯冷发问，乱卷歪诗冷洒群。

牛郎织女喜聚首，王母无情断银河。一分流水两分瘦，三分秋色冷涩歌。

一阙新词一断殇，几经情洒影魂茫。平沙秋月两地泪，落笔啼痕碎冷肠。

从此不再泪水流，情藏此语和我羞。月淡双鸳戏惆怅，恰逢雨骤孤雁丢。

（三）

风华绝代，谁掂兰舟？云鬓愁白，寂寥君悲愁。几世情缘，几世凝眸。回首，叹流年。夜难眠，谁写相思捻文酸。此情付水远，泪蹒跚，几许淡然。默，冰封清绝的心。沉默，凝锁。

多情应笑我，寒影冷阁。墨洒心冷。叹，岁月多蹉跎。所有的爱与恨都随流水。万年相思，千年凄凉。谁解低这薄风素扬？愁笺凝眸，酸涩的文字，解我碎肠。想你是我永不能变的誓言。懂你是我永不放弃的祝愿。相思渡口，今生只为你守候。字是念你的情，笔是提你的意。

无语，纠结。泪落几许惆怅，冷落秋风云柳。笙歌醉谁千年思，流莺传送梁祝情。蝶恋花的痴狂，是否也让月色斑驳？别让我一个人心碎，怕迷失相思的滋味。别让我冷，怕忘记你的悲喜。别让我一个人守，怕想起你的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