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篇（1）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信贷配给论文篇（2）

首先对项目选择风险进行分析。假定一个企业决策者有优、劣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优项目可以按概率PG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G；劣项目可以按概率PB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B，那么优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GG，劣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BB。项目的好坏取决于预期收益水平，而并非取决于项目的单位投资产出。一个预期收益高的项目即使其单位投资产出低也是一个优项目，而一个预期收益低的项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条件下能获得高产出也只能是一个劣项目。由于银行是从项目投资者处获得固定收益，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考虑，它当然希望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优项目。

但是，从企业管理者角度而言，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完全遵从银行的意愿。在银行不监管企业使用贷款R的前提下，企业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自觉地选择优项目，即PG（G－R）＞PB（B－R）（1）

对式（1）进行变换可得：R＜RC＝（PGG－PBB）／（PG－PB），其中RC是企业选择优项目和劣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它意味着银行为了避免企业选择劣项目而把贷款的数量控制在RC以内。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计算RC谈何容易，银行不可能了解所有企业的所有可选项目的预期收益水平，也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成功的概率，所以银行往往预先设定一个合理的预期收益E＝P′N′。

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优项目，故在开始阶段，银行预期收益E随R的增加而增加；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劣项目，而劣项目成功的概率PB极小，所以银行会选择一个适当的信贷量RS，它是一个与预先设定的预期收益E相对应的信贷量RY很接近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RS＝RY＋ε，ε是一个很小的正数，以保证RS不能大于RC。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对借款者的满足度（即信贷配给）来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风险。

二、从企业贷款偿还选择角度看信贷配给

假设企业从银行得到利率为r、数量为R的贷款，企业的投资收入为贷款数量R的函数f（R）。那么，企业在单位时间的静态利润可用下式表示：л＝f（R）－（1＋r）R≥0（2）

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f（R）＜（1＋r）R，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此种情况并非贷款还款的道德风险，引发这种风险的原因可能是企业选择了劣项目。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息与不偿还成本有如下关系：f（R）＞（1＋r）R＞Cno，即R＞Cno／（1＋r）（3），其中，Cno是不偿还成本，则企业会选择不偿还策略。

上述方程反映了企业是否偿还贷款的经济决策过程。方程（2）表明企业偿还贷款的条件是企业要有正的现金收入，投资收入要大于本息之和。因此，对银行而言，选择贷款项目的首要条件是利润为正。方程（3）表明银行要消除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风险，应使信贷总量少于Cno／（1＋r），也就是使信贷总量少于企业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分析和观察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就成为银行决定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企业可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大数量。

对于银行而言，面临不偿还风险的情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品的市场机制，抵押品的专用性强（多数企业以厂房、设备作抵押），最严重的是有的银行在信贷时没有索取抵押品，导致在企业不偿还信贷时无法对企业进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借款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债务。如果银行决定将贷款不能收回的信息私有化，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更小，企业的损失也会低于债务赖账所带来的损失。债务赖账将使债务人失去继续融资的机会，但是，如果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不存在有效的信息共享，企业实际上还存在其他融资机会。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况，银行通常要求申请信贷的企业提供抵押品。抵押品的作用在于它提高了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机会成本。

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成本（Cno）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失去抵押品价值；二是失去再融资机会的可能性；三是受债权人的惩罚。用数学公式表示为：Cno＝aA＋PL＋F。

其中：A—抵押品的折旧价值；

a—抵押品拍卖时的折旧系数；

P—无法再次融资贷款的可能性；

L—企业预期的未来信贷融资额；

F—银行对企业采取惩罚行为时发生的成本支出，这部分支出通常包括进行法律诉讼时的支出以及败诉后被迫偿付的数额。

在不偿还成本中，A是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前可以选择或谈判的内容。如果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大于银行信贷本身（1＋r）R，而且进行拍卖使得折旧系数较大，则银行面临不偿还的风险较小。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PL项的数值越大则企业的不偿还成本越高。PL项中的因素P和L对银行和企业而言，如果金

融机构存在信息共享，则P值将会很高，这样，对于一个较高的L值，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将较高。但是，如果银行间不存在信息共享，如果面临贷款损失的银行试图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的银行，则P值将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P对整个银行业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单个银行则可能是内生变量。L对企业来讲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际上L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再次的信贷额仍然需要新的抵押品，因此，这一变量对企业而言并非外生变量。不偿还成本中的第三项因素F对企业和银行均是内生变量，它取决于法律体系的效率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在分析企业不偿还成本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银行在面临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时可以采取的策略有两种：第一种是进行信贷配给，即按照Cno既定的数额控制信贷总量，即控制方程（3）中的数额；第二种是银行试图影响Cno的成本。所以，由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大，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三、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企业的项目选择与贷款偿还选择等道德风险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如果能够消除道德风险，那么信贷市场就能够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即市场体系中的所有市场通过价格运动而使供求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经济行为人都唯一地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并假定这种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即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方法，已经不可能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好）。防范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的措施有：

信贷配给论文篇（3）

信贷配给现象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提出，针对西方的背景，现实情况，众多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信贷配给的理解，并给出适当的建议。在我国，信贷配给理论开始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也有许多学者根据我国具体的政策，金融市场环境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文试对2000年后一些关于信贷配给理论的文章进行分类概述，研究信贷配给理论在中国一些方面的研究。

一、信贷配给产生原因

程卫红在《评述信贷配给论》（2003，《金融研究》）中指出，我国目前信贷配给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干预的、有技术操作形成的、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更多的是政府干预和政策导向造成的。表现为：从微观看扶贫救济性贷款、技改配套贷款、项目配套贷款、救贷款等等；从宏观看国家信贷政策必须支持产业政策，金融机构中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

二、信贷配给理论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利率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对投资的影响来实现。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外生冲击(包括货币供给的变化)和信贷配给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较小的外生冲击就能产生较大的宏观经济影响。1988年，施蒂格利茨将信贷配给的这种作用称为信贷配给的乘数效应，这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恶化，其与商业银行贷款协议的违约率上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上升，商业银行预期利润下降，因此资本充足率下降，下降到某种临界水平时，不仅会使商业银行自身破产，而且易于从局部金融风险扩张为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此时，商业银行的最有选择就是进行信贷配给，减少贷款额度。同样，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配给行为就会弱化，扩大贷款额度。鉴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的不同特点，穆争社在《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2005，《金融研究》）一文中指出西方既已形成的信贷配给理论是基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率是市场化形成的，利息率对融资企业的筛选机制是有效的，但是在我国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利息率由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对贷款利息率不能相机调整，同时，商业银行对贷款对象及其贷款数量的选择不是依据融资企业的项目质量来确定，而是依据其与融资企业的关系确定，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关系型信贷配给。

三、我国银行业中的信贷配给

首先，由于信贷配给理论的应用，国家给予银行业的政策，银行业自身建立的制度角度来说：葛西城在《银行困境与斯蒂格利茨的信贷配给》（2002，《管理现代化》）中通过Stiglitz和Weiss的“信贷配给论”得到启示：我国银行应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建立一套评价客户的标准与制度。孙小丽在《信贷市场经济与金融结构不对称研究――基于双重信贷配给》（2006，《企业经济》）中通过分析我国银行的双重信贷配给特征（兼容了计划和市场经济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双重影响），构建了在双重信贷配给下的银行最优贷款模型，得出：应减少政府干预，加快银行和企业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硬化企业与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利润约束机制；其次，大力扩充和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及质量，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实现金融机构竞争充分性及利率充分市场化。郑振东，王岗在《双重信贷配给与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患研究》（2004，《金融与经济》）中提出正是我国双重信贷配给导致的资金单向流动而产生银行业流动患，解决方法：国家信誉退出，实现真正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弱化信贷配给机制，实现资金的双向流动；加强金融监管，约束商业银行的非理。

其次，从银行业自身通过运用信贷配给理论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案：王霄、张捷在《银行信贷配给与中小企业贷款――一个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理论模型》（2003《金融研究》）中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的资产规模、风险类型与抵押品价值相联系，构建了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根据该模型，在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的中小企业和部分高风险企业。胡振飞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模式》（2005，《财经问题研究》）中将价格看作一种传递产品质量信息的信号装置，认为信贷市场上的供求双方的价格条件(利率)揭示了各自关于产品质量(项目风险)的信息。然后以Stigliz-Weiss信贷配给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模式：贷款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视与惜贷。李文豪在《我国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标准对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2006，《金融研究》）中通过建立一个含有规模、质量、效益效用因子的信贷配给模型，分析认为理性的银行对规模和质量的变动而带来的效用变化的比率等于存贷利差与贷款吸存率的比；若银行片面强调规模的重要性，则信贷配给程度减轻；若银行片面强调资产质量的重要性，则信贷配给程度加重。

四、我国中小企业中的信贷配给

近些年，我国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我国许多学者纷纷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提出各自的见解。

首先，由于信贷配给理论的应用，国家给予中小企业的政策，中小企业自身建立的信贷融资制度角度来说：张海峰的《“双重信贷配给”对我国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及对策》（2004，《经济师》），在金融抑制及金融自由化情况下的“双重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现状和成因，指出无论政府主导亦或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中小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贷歧视，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其次，从中小企业自身通过运用信贷配给理论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案：胡红星、张亚维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综合模型》（2005，《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一文将银行利润、银行利率、企业风险、企业规模作为内生系统变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建立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综合的信贷配给模型，重点研究不同风险类型的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模型揭示，多样性的信贷合同组合可以通过贷款利率、抵押品作为甄别机制而达到斯宾塞－莫里斯分离均衡，阐述了模型对中国金融系统改革悖论与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现实启示。尹国俊在《中小企业信贷获取能力与集群战略》（2005，《当代经济研究》）中提出，小企业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金融机构的例外关照，而应该回到中小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上来。中小企业应通过提高市场地位来增强信贷获取能力。可行的措施是采取集群战略，包括发展纵向集群模式和横向集群模式。杨丰来，黄永航在《企业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2006，《金融研究》）一文中，对基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企业更为严重的假设，来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提出了批评，认为大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不必然亚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出中小企业受银行信贷配给影响更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给出应当改进之处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由于政府干预，政策导向，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够等因素，我国信贷配给现象与西方的信贷配给有很大差别，基本上几个大点已在上文陈述。宋亚敏、黄绪江在《对信贷配给模型的基层实证:咸宁个案》（2002，《金融研究》）一文中，着重从一个点来投射出整个中国的信贷配给现象，通过对湖北省咸宁市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个案研究，对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第一，如果从信贷“有效需求”角度出发，贷款难存在结构性特点，即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贷款难问题，而其他产业企业不存在明显的贷款难问题。这一结论对信贷配给理论给出了基本否定的验证。第二，如果从广义信贷需求出发，对于存在贷款难的工业企业，我们发现，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下，逆向选择论比道德风险论更贴近实际情况。第三，我国的贷款难存在“非价格壁垒”现象，这是我国银行风险管理的特有现象。最后，根据上述信贷配给理论在我国的运用综述及信贷配给理论自身运用适用性和现实条件的不同，我们认为，今后比较现实可行的研究我国信贷配给理论的方向应在把握住理论中核心原则部分后，按照各区域、甚至省市基本政策，发展产业等方面的不同，将信贷配给理论同其他经济理论相结合，分别从区域差别、政策差别等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做出理论指导。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信贷配给论文篇（4）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瓶颈”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到放宽市场准人限制从针对农村信用社的存量改革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量改革，从农业银行开展面向“三农”的体制机制改革到邮政储蓄银行成立， 中央政府一直遵循着增加供给的改革思路，试图通过建立适度竞争、多层次的市场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来缓解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然而，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人们的融资困境依然存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

本文主要采取数据，对影响非价格信贷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影响非价格信贷的主要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如何改善目前的非价格信贷机制，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完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和并且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能力。

二、文献综述

利率改革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利率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得到金融机构灵活地采用，并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的信贷配给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农村信贷市场对于农户乃至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完善高效的农村信贷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还能够减少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由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等的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场的效率非常地低，信贷配给的程度普遍严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我国在农村的信贷领域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地，只有灵活的、能满足各种不同目的的信贷措施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农村信贷市场，而固定的、同一不变的信贷服务措施肯定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市场的需要。因此，农村信贷市场的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的建立健全必须从农民和一些乡镇企业这二者的融资行为和其融资需求出发。

三、影响非价格信贷配给因素的计量分析

1.数据来源

由于对信贷配给实证分析对于数据搜集的要求很高，数据搜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信贷配给程度的精确度的计量， 因而在信贷配给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在探索准确的信贷配给实证衡量方法。作者所做的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蚌埠市下县以及其所属村镇进行随机抽样，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发放问卷数量为600份，由于周边共有三个县，所以每县发放200份进行随机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89份。

2.变量选择

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的因素众多，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数比率、户主是否有技能、是否为规模农户和个体工商户、2014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净值、2014年家庭纯收入、2014年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故、平均每年与银行信贷员接触的次数、是否有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等等。本文立足于普通农户都有的状况，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年限（X2）、家庭劳动人数比率（X3）、户主是否有技能（D1）以及家庭年纯收入（X4）这五个因素作为本文的变量。

3.模型建立

在只有解释变量X4时，方程拟合效果最好，并且所有检验都通过，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对于被解释变量Y（是否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解释变量X4（年家庭纯收入）。所以易知，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是否对一些农户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年家庭纯收入。

针对以上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家庭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于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考虑到现在农奴才能机械的发展，以及耕种劳作任务的日益减轻，户主年龄对于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贷对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家庭劳动人数比率以及户主是否有技能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着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因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以及户主的技能越强大，那么所对应的就是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越高，因而其还款能力越强，其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越低甚至不受到信贷配给。

第三，家庭年纯收入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产生较强烈的负向影响。这个因素直接反应了借款者的现金流情况；家庭年纯收入越高，说明借款者的净现金流越高，进而说明借款者的还款能力越强，从而说明借款者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越低，甚至于不会受到信贷配给。

四、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对于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融资条件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农户信贷配给程度仍较高。由于本身的研究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的道德模型可能不是很符合预期。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对于数据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但是由于点差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系统上的错误，并且可能本文截取的数据较少，所以会导致本文的结果有些偏差，但是基于以上的模型和结论，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本文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市场非价格信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自身的资产状况，在农户的年收入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是很愿意把钱贷给农户的。但是在实践中，在解决农户的自身的资产状况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本文认为在解决农村信贷供给程度较大的问题上，应该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根据农村的特点设计合理的微观信贷合约，以缓解信贷合约中非价格条款对信贷需求的抑制，发挥利率在市场中的作用，最终通过金融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来改变弄从金融机构长期存在较高程度的信贷配给的现象。

参考文献：

信贷配给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引言

据调查统计，大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中中小企业贷款金额目前仅占总贷款业务金额的14.7%，我国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中有超过60%感到因资金短缺而严重制约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配给理论广义上是指因报出贷款利率比市场出清利率低而存在的一种企业对贷款的一种超额需求的情形。当这种情形由政府管制因素影响形成时该信贷配给又称作非均衡信贷配给。任何制度的限制使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不同条件和情况实施不同的针对条件都会造成非均衡信贷配给的出现。反之，在没有政府的干预限制下，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动贷款人自愿将贷款利率定在市场出清利率之下所形成的信贷配给被称作均衡信贷配给，均衡的信贷配给是指当借款人愿意支付贷款合同中的所有条款时，其贷款需求仍得不到满足的一种情形。

在实际贷款情形中，学者们根据超额需求的相关定义以及这种需求的短暂以及长期性等的差异区别，《货币经济学手册》将信贷配给定义为以下四种信贷配给类型。我们将通过这四种信贷配给类型对中小型融资难的原因进行探讨。

1.利率（价格）配给

此信贷配给是指借款人在给定的贷款利率上所能够得到的贷款，其贷款规模一般小于意愿贷款规模，若是想要的到较大规模的贷款，借款人需要支付相对应的较高的利率。也因此，贷款规模的增大，使得违s的概率提升也就造成贷款人对借款人还贷能力的考究，这种分明的利率价格信贷配给，其高利率为中小企业大额贷款造成一定的还贷压力，中小企业的还贷能力以及信誉成为借款人对其进行贷款的门槛考究，制约了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

2.见解分歧配给

较借款人而言，贷款人在信贷配给中普遍存在违约风险的悲观的态度以及悲观评价，使得企业经济个体在符合贷款的条件并且贷款利率与违约概率相当时也无法在他们所认为的恰当的利率上获得贷款。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还贷能力以及信誉的悲观态度和评价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

3.红线注销

当任何贷款利率都无法满足贷款人所规定的收益率时，贷款人将拒绝发放贷款，此为红线注销。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在存款供给量多导致存款低利率时得到贷款，当存款供给减少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量减少或不足导致存款利率提高时，这些企业的贷款将被实行定量配给或拒绝配给。此时，这些中小企业将会觉得他们正被排挤出市场。

4.纯粹的信贷配给

纯粹的信贷配给与红线注销相类似又有所区别，它是指在企业存款供给减少或不足等情况造成的不能满足企业的贷款需求时采取部分企业满足（经济主体相同的经济以及贷款条件，一方获得满足，另一方不能获得贷款）。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的参与者都拥有对等的充分的信息，市场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使得供求达到均衡，得到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价格。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型的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充分的信息条件得不到满足，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广泛存在。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现象在经济业务活动的双方使得信息分布的不对称，一方比另一方掌握较高数量和质量的信息，这一方在经济业务活动谈判中将获得优势的地位，掌握主动权，而另一方因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而导致其处于经济业务活动谈判中的被动接受地位。这种现象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中体现在，假如银行以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掌握完全的信息，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市场利率的变化来使得资金的供求达到均衡状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在信息上了解不足，以致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贷款上存在高风险的悲观评价从而增加了拒绝贷款的可能性，也导致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形。

另外，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存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相对落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管理机制的不规范，财务制度的不透明等，更有甚者，一些中小企业存在有选择性的进行信息披露以达到避税以及对同行竞争者进行防范的目的。这些情形都将导致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企业之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经营和信用状况无法进行准确的评估，从而对信贷缺乏信心，增加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会拒绝贷款，或者采取提高贷款利率的方式，使得中小企业因接受不小高利率而得不到有效贷款。

三、规模匹配理论

规模匹配理论认为银行规模和中小企业贷款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大银行等大的金融机构更加偏好于为大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不愿为资金需求贷款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贷款的服务。企业的规模决定了企业的可贷款性。归根结底，规模匹配理论的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信息的不对称，大银行及其他大的金融机构往往都会选择与透明的借款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中小企业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造成中小企业内部管理以及财务的不透明，大银行往往很难在这些中小企业的内部组织收集并传递信息，使得无法对这些不透明的中小企业进行品质评价，这些原因往往是大银行及其他大金融机构拒绝和他们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的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融资难总结为以下两种主要原因。第一种是因正常的市场利率调节，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资金的供求关系导致的融资难的问题。第二种是因中小企业本身管理机制的不透明使得银行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其经营与信用等品质无法做出准确评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其贷款的风险率持悲观的评价态度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

参考文献：

[1]谌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理论原因及对策[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4（7）：12.

信贷配给论文篇（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309229）。

作者简介：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创业农户金融研究；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149-06收稿日期：2013-03-21

一、文献综述

信贷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户是否存在着信贷配给？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程郁等（2010）认为中国农户中有借贷需求的比例超过70%，农户的信贷需求缺口占其贷款需求的56.72%。已得到贷款的农户中绝大部分也面临着严重的“服务配给”和“数量配给”（杨俊，2010）。朱喜等（2010）研究发现信贷配给是否存在与信贷用途有很大的关系，农户信贷用于农业投资时不存在信贷配给，若用于非农投资时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钟春平等（2010）通过对安徽省的研究也表明了农户不存在着明显的信贷约束，绝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得到满足。Subhash 等（199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农户获得的供给信贷充足，农户获得借贷少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另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霍学喜 等，2010），对于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甚少。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问题明显异于欠发达地区，农户风险态度会对信贷配给程度以及信贷用途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行为。马小勇等（2011）认为农户风险规避特征对正规信贷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非正规信贷约束产生负的影响；程郁等（2009）也认为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提高了农户感知的信贷成本导致其信贷获取预期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

二、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约束的理论假设农户风险规避的特征决定了其偏好保留确定性收入，而尽量回避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信贷约束表现为需求风险型信贷约束，当通过制度化的信贷约束与农户风险规避偏好联合作用，形成了收敛信贷需求的机制，加强了农户信贷需求的压抑性选择偏好（程郁 等，2009）。

假设1：农户风险态度规避性越强，对风险成本的补偿要求越高，越容易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对于风险爱好的农户来说，可能受到的需求型信贷约束较小。

三、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描述性分析对于农户风险态度的度量，主要有基于N-M模型的直接法和间接方法（等价物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等价物（ELCE）和风险产出（ELRO）通过访谈法或者实验法引出调查对象的风险态度。考虑被调查者回答问卷能力、风险态度分布以及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基础上，本文采用ELCE方法获取农户的风险态度。

在ELCE方法中，等价物是利用风险产出与效用价值匹配得到。假定农户如果出现最好的风险产出其效用值是1，出现最坏产出的效用值是0，二者出现的概率都是0.5。离散支付的风险前景用（x1，x2，…，xn；p1，p2，…，pn）来表示，其中xi表示第i个支出，pi表示第i个支出的概率，且∑ni=1pi=1。首先询问农户在一个最好的风险产出与最坏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确定等价物）与两种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然后再次询问农户在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使得其效用价值与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这个过程一直到所获得数据足以能够引出该农户的风险态度为止。

对于信贷约束的测度，本文通过设计问题：“是否需要信贷”、“若需要信贷，是否得到了全部金额”以及“是否主动申请、申请后放弃、申请被拒绝”。如果农户选择不需要信贷或者需要信贷且得到全部金额定义为不受信贷约束；如果农户需要信贷且没有主动申请或者申请后自动放弃定义为需求型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地区是中国比较发达的张家港市，其在农业方面存在着规模经济与个体农户经济并存的特征，存在融资需求的强烈动机。首先确定样本总量，再根据各镇农业人口总量确定各镇应调查的农户数量。然后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第一阶段在各镇随机抽取村庄，第二阶段随机抽取已抽中村庄的农户。调查是在张家港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协助下，由西南大学学生于2011年7～8月份进行的。调查问卷涉及农户特征、农户风险、农业特征、地理因素以及农村金融等。共调查244位农户，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37份。

1.样本农户风险态度分布

样本农户中，农户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者分别为32.06%、35.44%、32.50%。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户是风险规避者，但调查表明三种风险态度的农户比重趋于一致。农户的风险态度与财富有着密切关系，样本农户所处的发达地区总体上经济状况比较好。

2.样本农户特征

从农户的年龄、最高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分析发现，农户平均年龄41.46岁， 30～50岁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2.70%。农户总体教育水平较高，平均教育水平高中及高中以上农户81.01%。家庭经营收入1万元以下的占到2.53%，农户家庭经营平均收入7.23万元，10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23.63%。以上数据说明，张家港市农户受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家庭经营收入比较富裕。

3.农户信贷行为分析

调查表明农户信贷主要来源民间资本，亲戚或朋友是其资金的第一来源，达到99户。选择金融机构58.88%，高利贷5.92%，其他信贷来源4.36%。说明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友情借贷，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较高、手续复杂，以及信贷风险较高导致了信贷需求供给双方强化了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从信贷期限看，主要集中在6～12个月和1～3年，即中短期贷款（51.79%）。信贷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7.18%，信贷期限在5年以上的7.18%。样本农户信贷额度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达到61.42%。其中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18.78%，信贷额度在5000元以下的只有17.26%。

4.农户信贷配给类型

参考赵丙奇（2010）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析，表1显示了样本农户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布状况。

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55.70%。其中，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的主要是由于害怕失去抵押物以及对投资机会前景的不乐观而导致的风险配给50.75%；其次是由于利率太高而产生的未借贷配给程度达到44.69%。

5.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调查表明，当农户为厌恶风险者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用途是供子女上学、看病和建房子，其次是婚嫁丧葬、日常开支。从信贷配给程度看，分别是供子女上学11.39%、建房子10.54%、看病10.12%。可见，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来说，生活性信贷受到的配给程度相对较大。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做生意、购买农机、买车等投资性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需求绝对数量不多，但配给程度比较严重，说明农户有着强烈需要利用投资改善生活状态的需要。从风险偏好者来看，信贷用途主要是做生意、买车和建房子。总体上，风险偏好农户信贷配给相对较低，信贷配给主要是投资性信贷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性信贷。对于风险态度中性的农户来说，信贷的主要用途是建房子14.34%、做生意11.81%、买车10.12%；从信贷配给的绝对数量看，买车6.32%、做生意5.90%、建房子5%；从信贷配给程度看，饲养种植77.78%、农产品加工75%、购买农机66.67%、买车62.5%等用途受到的配给比重较大。对于此类农户，信贷配给主要表现在投资性信贷用途上。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假设2。

四、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的计量模型

（一）模型选择及相关说明

（二）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计量结果

（三）不同风险态度下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从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关系看，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信贷配给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是显著的；风险规避型农户的信贷用途中基本生活型信贷对农户的信贷配给影响最大，达到0.8785；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是投资型时，信贷配给达到0.2106；风险中性农户趋向投资时其配给程度达到0.0699，但是这种影响不显著。可见，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其信贷配给的影响程度不同，与理论假设2相符。这主要是由于风险态度与农户的财富有决定性的关系。一般来说，财富越多的农户其风险态度更多表现为风险偏好型，此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规模收益，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改善性生活的信贷需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信贷配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有高度的显著正向关系，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农户的风险规避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严重，进而对农户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密切相关。风险规避型农户基本生活型信贷配给较大；风险偏好农户投资型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配给

参考文献：

程郁，罗丹.2010.信贷约束下中国农户信贷缺口的估计[J].世界经济文汇（2）：69-80.

程郁，韩俊，罗丹.2009.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3）：73-82.

霍学喜，王静.2010.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泾阳、洛川县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33-37.

马小勇，白永秀.2011.农户个体特征与信贷约束：对两类信贷市场的比较分析[J].软科学（2）：94-98.

杨俊.2010.覆盖率：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基于“20000户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3）：121-135.

赵丙奇.2010.农户民间借贷信贷配给：来自600农户融资的实证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4）：65-71.

信贷配给论文篇（7）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 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 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信贷配给论文篇（8）

二、金融机构对农户实施信贷配给的原因分析

有关信贷配给的成因,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信贷配给不是因为中央银行对利率上限的约束,而是由于金融机构或组织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出于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导致:(1)按照金融机构或组织标明的利率,所有借款人的借款需求只有可能部分得到满足。(2)金融机构或组织对不同的借款人实行差别化待遇,一部分信息较为透明且信誉较高的借款人(比如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借款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而另一部分信息不甚透明且违约风险较高的机构或个人(比如个体企业和农户)则很容易被金融机构拒绝。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的成因可以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农户信贷配给的直接成因。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解释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创造了理论基础。对于农户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理论合理的解释了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的直接成因,相对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农户可以充当抵押的担保品相当有限,所以普通农户常因提供不起担保品而被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同时,如果农户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付出的成本较高,则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结果过高的风险会使金融机构难以收回贷款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对农户实施信贷配给。可见,信贷配给现象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2、金融制度是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的主要成因。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西方经济学者普遍这种做法虽然能短期刺激资金的过度需求,造成资金供应不足。资金供应不足反过来又会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行政干预,加剧信贷配给现象。要解决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的要求金融制度的发展和改革。金融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是涉及多个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过程,金融机构内部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制度演变,同时也要求非金融体系的制度演变的配合。一个运作效率高的金融制度,可以为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并能客观地避免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通过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改善信贷配给的动态均衡。

3、政策制约、金融行为等是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的重要成因。经济学者们对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研究后认为,信息不对称仅是信贷配给的部分成因。就目前我国的金融系统来讲,通过体制内优化,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的协调变化,信贷配给现象将逐渐得到弱化和矫正。当前,我国农户普通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共同影响,这成为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决策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农村金融政策。另外,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效应也比较显著,农户规模也成为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成因。

三、解决农户面对的信贷配给问题的建议

1.建立并且完善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风险协作机制,减轻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农业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机构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对农户实行信贷配给,只有信用等级足够高且资金规模比较大的一部分农户才能够获得贷款,而其他信用不足且资产规模小的农户则无法通过信贷配给获得资金。普通农户由于个人资产比较少,使得其自身的信用状况不理想,从而导致融资困难。因此,建立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风险协作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建立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风险协作机制需要建立农户信用担保体系,以便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分散风险。面对普通农户对信贷资金的期盼以及政府对农户信用担保行业的大力推动,加强金融机构与信用担保机构之间的风险协作,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金融机构应该努力完善利率评估、监测和防御体系,强化农村金融供需双方的风险防范意识,缓解金融制度对农户造成的信贷配给问题[4]。首先,金融机构要对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即利率水平进行准确及时的统计和分析,研究构建良好的利率统计体系。其次,金融机构要研究建立影子银行统计监测体系,加强跨部门统计协作。通过改进统计数据展现方式,适时评估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最后,农户也可以通过为自己的庄稼购买保险以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了保险机构提供的农业保险,金融机构的防御体系得到部分提高和完善,那么金融机构也自然会有勇气给农户提供贷款。

信贷配给论文篇（9）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性质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主题的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可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意在研究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该方法由库茨涅兹（Kuznets，1955）的开创性研究发起，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泛盛行；第二类是关于收入、财富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后者，即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途径的，多种机制被用来解释收入或财富的初始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相关结论颇有争议。基于需求结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都得出一致的结论：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但考虑产品异质性和非类似偏好考察需求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反馈效应得出的结论却是：为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收入分配应既不过于平等，也别太不平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述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传统政治经济学模型都强调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消极联系；新政治经济学模型则基于更加复杂的收入分配内生和政治参与内生机制，得出结论：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

实际上，基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完善的事实，信贷约束条件下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信贷约束条件下初始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促进的还是抑制的？抑或是根据不同条件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文旨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阐释信贷约束条件下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从而明确相关的政策导向。

资本市场不完善、初始财富异质性与信贷配给现象

如果存在无摩擦的资本市场，不存在信贷约束，初始财富较少者可自由获取所需信贷，则收入差异对长期增长无影响，但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意味着给定均衡利率下，信贷配给的现象普遍存在。Piketty（1994）使用道德风险或强制偿还问题作为信贷市场不完善的重要来源。道德风险问题归因于以下事实：如果项目的大部分投资资金靠贷款支撑，在项目失败时借款人的损失很小。实际上，由于借款人要比贷款人较多地分享其努力的边际收益，投资时借款人需要借用的越多，其付出努力使项目成功的动机就越小，因此，贷款利率是带有最高限额的贷款规模的增函数；强制偿还问题则来自于借款人为了避免偿还债务而隐瞒其投资回报的可能。借入的款项越大，借款人拖欠债务的风险就越大，因此导致合同强制执行的增加和监督成本的上升。

信贷配给现象意味着人的初始财富决定其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资能力。实际上，虽然每个人被假定为技能和喜好相同，但仍然具有初始财富（从父母继承的财富）异质性以及投资机会不同的特征。为了避免道德风险问题和强制偿还问题的发生，金融中介机构倾向于把钱借给可以把个人财富作为抵押的个人。更确切地说，由于初始禀赋的承诺价值（Piketty，1997），人的借贷能力随着个人初始财富水平的上升而增强。由于可借入的款项随着个人初始财富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普遍存在。

信贷配给、持续不平等与 “贫困陷阱”

信贷约束是导致持续不平等最简单的市场失灵理论。信贷市场不完善，居民家庭中初始财富较少的一代就会面临有限的投资机会，从而使窘迫的状况得以持续。更有甚者，初始财富极端贫乏的家庭或个人会被长期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信贷约束导致代际财富转移的后果，不仅仅使福利和消费的不平等相比收入不平等更加持久，同时导致跨代收入差距更加扩大，初始财富不平等会出现代代相传的持久现象，伴随着不平等的代际遗传，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极化现象会愈演愈烈。

信贷配给论文篇（10）

近年来，国外已有一些应用模型进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研究的论文。KimD.H(2002)用美联储的数据，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得出结论认为1979年前美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而1979年后线性特征则不显著。BruinshfdandCandelon(2004)运用统计方法检验了欧洲几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得出结论认为，在欧洲几个国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中，丹麦和英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呈非线性特征，而其它国家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则不明显。

我国在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万解秋和徐涛（2001）研究得出结论：货币供给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结论认为：货币供给紧缩的效应大于货币供给扩张的效应。

赵进文，闵捷（2005）应用STR模型和LM模型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出结论认为：1993年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期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也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对于货币政策转折点，即“阀值效应”国内文献中却尚没有研究。由于“阀值”和“阀值效应”不仅更进一步证实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信贷配给的程度，进而也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的成熟和完善程度，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部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阀值”，并使用Stiglitz和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实现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所作研究已相当丰富。王振山、王志强（2000）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则不明显。李斌（2001）运用交互影响的多元反馈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信贷总量和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但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一些。周英章、蒋振声（2002）研究得到货币政策分别通过信贷渠道和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总量，与货币渠道相比，信贷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相对重要性。丰富的研究文献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实现的。

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来实现，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信贷条件是紧还是松，当信贷条件处于“紧”或“松”时，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即货币政策与产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阀值效应”。Blinder(1987)提出了一个信贷配给模型，认为当经济处于信贷配给状态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McCllum(1991)用t统计量检验了Blinder(1987)的结论，得出结论：当信贷市场中信贷条件的紧密程度超过特定阀值时，货币供应增量对产出影响更强。Davies(1987)和Hansen(1996)研究了“阀值问题”，他们给出了“阀值”选择中的不同检验统计量。

Galbraith(1996)基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货币政策的数据，使用t检验和LM检验，探测了真实货币量变化对产出的阀值效应。当货币供应量变化低于阀值时，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更强，“阀值效应”的存在更进一步证明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

国内尽管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转折点尚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于货币政策的效果非对称性和政策转折点即“阀值”也解释得尚不充分。赵进文，闵捷（2005）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存在非对称性，他们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存在非对称性是由于还存在“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和其他非市场手段，还存在看得见的手在调控经济，而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主要是靠市场经济的杠杆和健全的法规，进行较为适时的、局部的、持续的微调，因而政策拐点相对地要少得多”。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中，并没有对货币政策的拐点进行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将基于我国货币政策指标以及产出指标，运用t检验和LM检验，研究我国真实货币量变化对产出的非对称性以及“阀值效应”，找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转折点，即“阀值”。

二、货币供给量与产出的关系及数据选取

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的“阀值效应”，需要抓住主要影响产出的变量来建立模型。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是研究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指标，但这里主要研究货币的信贷渠道中的“阀值”问题，因此，仅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模型的变量。在这里将使用与MacCllum(1991)中相似的产出方程，其产出模型与IS-LM模型相一致，包括自回归项和其它解释变量。货币变量在这里是表示信贷条件的指标，其真实货币供给量的低值表示货币紧缩。建立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这里表示真实GDP的对数，表示真实政府支出的对数，表示真实M1的对数。方程（1）是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采集199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2季度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政府财政支出以及M2的季度数据，通过价格调整将其转换为实际季度值，并且进行了季度调整（原始数据采集自《中经专网季度、月度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在这三个主要经济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记为y,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记为m2，政府支出G的对数记为g。

为使变量的数据属性符合建模要求，必须对y,m2和g这三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即进行标准的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具体单位根结果，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三个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

注：“**”和“*”分别代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ADF值

对y,m2和g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作带有时间趋势和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三个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是平稳的（表2）。

信贷配给,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阀值-[飞诺网]

由于方程（1）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因此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1）变换为误差修正模型。在误差修正模型中检验阀值效应是否存在。用mt表示货币供应量的一阶差分:阀值变量的

参数用h*来表示。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仅有线性影响，则h*=0。然而当mt≤t（信贷是紧的）时，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效应可能更弱或更强，于是，h*不等于0反映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影响的额外成分。带有阀值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可表示如下：

三、模型参数估计和阀值检验

根据模型（3），在h*=0假设下，作ht对解释变量的回归，解释变量中既包括ht的前期值，还包含货币政策指标。Sensier和Osborn(2002)将所有线性和非线性模型的最高阶数均定为8，根据t检验值、AIC准则、SC准则和DW检验，来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滞后阶数，表3给出了滞后8阶的各个系数的t检验。

由表3，滞后3阶的拟合效果与其它阶数相比更显著。因此，模型在零假设h*=0下可写为：

在零假设下，即h*=0时，阀值效应的变量mt*有零系数，相反则阀值效应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如果对模型赋予一个固定的阀值，则对这个值的效应的检验较为简单。但一般是参数在零假设下不被识别，其值必须由研究者来选择。在h*不等于0时，模型写为：

关于阀值的选择问题，国内尚无文献来解决此问题。Hanson(1996)使用LM和Wald统计量的最大值来估计阀值t，其估计量具有较好的性质和大小。Galbraith(1996)使用最大t值检验和最大LM检验法估计阀值t。此部分参考Hansen(1996)的研究方法，运用最大LM检验和t检验找寻中国货币政策的阀值。

根据LM估计量和t统计量，来估计t。在估计t值时，不仅使用了真实的m2差分作为货币变量，同时也使用了mt另外的定义，即m2的四季度移动平均偏差。在找寻t使用的是模拟的方法，从货币变量的最小值开始一直到最大值，对每个选中的mt值，运用模型（5），得出LM统计量的值和mt*系数的t统计量的值，LM统计量中的最大值和t统计量中最大值作为的估计值。通过编程估计，得出以下结果，见表4。由模型（5）和mt的四种定义得出表4结果，可知我国货币政策阀值在-0.08～-0.05之间，阀值为负，按照mt*的定义，mt≤t，mt*=mt，其它情况为0，h*mt*可以被看成是当货币变量低于阀值时，对产出额外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货币变量取较高值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小或根本没有效果，也就是说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比，对产出的效力更有限。因此，阀值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形关系，从货币变量的强力作用到较弱作用之间存在一个跳跃性的过渡。

四、“阀值效应”和“阀值”的信贷配给理论解释

对于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国内外文献有较为不同的解释。赵进文，闵捷（2005）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归结为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不完善，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稳健性还需加强。”

尽管赵进文，闵捷（2005）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非对称性进行了解释，但仅仅将其解释为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上的不完善，则将这一问题简单化，没有考虑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尤其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重要是信贷渠道。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不仅仅是由于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不完善，还应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和信贷市场的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因素。

Galbraith（1996）认为：“阀值效应的存在并不能仅仅认为是由于Blinder(1987)中所阐述的信贷配给所导致的结果，并且可能应归因于除此之外的其它现象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贷配给就是一个不重要的现象。无庸置疑，信贷配给模型在解释信贷市场上资金在借贷方的分配问题上有关键作用”。从Galbraith（1996）的文献中可看出，StiglitzandWeiss(1981)型信贷配给的存在的确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非对称性以及阀值效应的产生起作用。

Blinder(1987)中的信贷配给是指:银行对企业的最大信贷量小于企业对信贷的需求量。此文献中给出了两个宏观经济模型，用来描述经济处于信贷配给状态下，中央银行的政策对经济供给方的实际影响。这两个模型分别为信贷配给对供给的影响模型以及信贷配给对固定资本的影响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信贷配给降低企业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金，由于企业难以获得足够资金用于生产，就会降低产出。因此，在产品市场上就会导致超额需求，从而使价格上升，进一步会使信贷的真实供给降低，进而导致总供给降低以及停滞性通货膨胀。得出结论，货币政策紧缩时对经济的实际影响较强，而在信贷适度和信贷扩张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较小。第二个模型中则研究信贷配给与固定资本之间的关系。信贷配给降低投资，从而削减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经济处于信贷配给情况下，政府支出的上升对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在非信贷配给情况下，政府支出上升则对投资没有这种影响。

在这里，我们使用StiglitzandWeiss(1981)的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进行解释。StiglitzandWeiss(1981)证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信贷配给指的是如下两种情况：①在所有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另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②一个给予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部分地满足。

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传导的。信贷配给作为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产生影响。

当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渠道影响经济活动，也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降低商业银行准备金规模，从客观使商业银行信贷可得性降低，从而降低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能力，使商业银行贷款供给下降，使得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由于银行贷款资金减少，其为了寻找新的贷款者，建立新的信贷关系等而增加筹资成本，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投资量下降，在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对真实经济产生收缩作用。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要经过利率的传导环节，而我国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管制，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规模，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可得性，提高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使商业银行贷款供给提高，从而使得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可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进而投资量上升，在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对真实经济产生扩张作用。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紧缩或扩张的操作过程中，信贷供给量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执行了相当一部分政府职能。但除了政府干预商业银行的行为之外，商业银行还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经营的企业。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上由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借款人方面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对真实经济有一个额外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收缩性的。当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信贷配给进一步加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当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信贷配给会减弱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的效果。因此，从理论上讲，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呈现非对称性，货币政策从扩张到收缩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转折点，即阀值。当货币供应量变化超过这个阀值时，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即信贷配给效应，可以这样说，阀值效应的存在是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作用的结果，因此“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反应了信贷配给的程度，“阀值”大小可以作为信贷配给程度的量化指标，而信贷配给强度如何度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难点。另一方面，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的一种摩擦，它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造成的，因此“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也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

五、结论

本文使用199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2季度期间的数据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阀值效应”。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拐点，即阀值在-0.08～-0.05之间。

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传导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贷配给作为信贷市场上银行与企业间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产生影响。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的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反映了信贷配给的程度，“阀值”大小可以作为信贷配给程度的量化指标，而信贷配给强度的度量是这一领域的难点。此外，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的一种摩擦，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造成的，“阀值”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完善程度。

参考文献:

1.Kim,D.H.,Osborn,D.R.,Sensier,M.,Sensier,M.,2002.NonlinearintheFed′smonetarypolicyrule.CGBCRDiscussionPaper018,1～36

2.Bruinshfd,A.,andCandelon,B.,2004.NonlinearmonetarypolicyinEurope:factormyth?

3.万解秋,徐涛,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效率——兼论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研究2001（3）

4.陆军，舒元，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在中国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