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论文篇（1）

2.工作量大、沟通能力差、解释和服务不到位，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心生怨气，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或产生误解，极易由一般性医患矛盾上升为难以调和的对抗性冲突。目前，整个医疗行业处于高负荷状态，尤其三级甲等医院更为突出。普遍问题是，人员编制与病床数量不匹配，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医生还没上班，病人早已在门诊等候，到了下班时间，还有病人在等待就医，必须加班加点才能看完。病房医生更是辛苦，要么一天做七八台手术，要么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做一台复杂手术，超负荷劳动使其身心俱疲，医生成为“最艰苦的行业之一”。在这种状态下，大部分医生没有时间与患者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另外，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漠，沟通能力低下。患者跑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路求医问诊，对病因、病理、治疗、预后、饮食起居及注意事项等还没有弄清楚，就被医生几句话或几分钟打发了，患者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见，难免失望、反感甚至怨恨，极易诱发冲突。患者不但在门诊看病难，住院更是“一床难求”。据河北省省直10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统计，2014年病床平均使用率108.85%，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甚至达到155.88%。超负荷运行状况可见一斑。病人往往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觉得花了钱就应该把病看好，加之对医学科学认识不足，期望值超越实际目标，一旦发生医疗意外或医疗差错，极易采取不理智行为或极端手段，从而导致医患冲突甚至发生暴力伤医事件。

3.法制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有关部门协调不力，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得不到及时解决，或解决有失公平，是催生医患矛盾升级的症结所在。目前，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一般由医患双方自行调解、依据《医疗事故处理规定》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仲裁或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解决。据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介绍，医院与患方通过协调自行解决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约占95%，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解决的约占2%，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的占3%左右。一般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当事人，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法律渠道解决，主要是对卫生行政部门不信任，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大多倾向于协调解决，争议的焦点往往是赔偿的额度。在协调解决过程中，患者家属找、家属亲戚找、工作单位找，托熟人或上级说话等不一而足，医院领导和负责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谁找的次数多、搞得动静大，就多给些补偿，反之就少些，总体上是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这恰恰成为患方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原因之一，“医闹”现象也应运而生，有的甚至成为一种职业，更增加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二、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政策建议

1.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长期工作任务来抓。医患关系与医院发展、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休戚相关，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患者和群众往往通过医务人员的一举一动来评价医院和卫生工作，评价党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各级政府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增进党和政府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端正医风、转变作风、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提升医疗质量与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医患关系作为医疗工作永恒的主题，把患者需求作为医院的第一要务，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从小事和细节入手，创建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院，争做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生。

2.确立和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政策。一是强化政府责任，确保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政策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的基础，也是保证医院正常运转、保证职工合理收入、保证医院基本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有关公立医院政府补助政策的各项规定，经济条件差暂时没有能力的，也要制定规划，逐步落实。要将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列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内容。人大要负责追踪问效，督导落实。二是坚持社会效益的根本宗旨，努力实现让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目标。政府要逐步完善医院综合考核内容和指标，将医疗服务能力、患者负担水平、职业道德等作为硬性指标，如减少病人住院天数、提高病床周转率、提高诊断符合率、降低病人死亡率、降低门诊次均费用和出院人均费用，提高病人满意度等。医院不得给科室制定年度经济指标和考核内容，不得把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检验费用作为提成或变相以奖金形式发给医生。这要作为一条纪律严格执行。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医疗信息披露制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将同级医院的医疗信息，如专科特色、技术专长、专家门诊，特别是各项收费标准、门诊次均费用、出院人均费用或单病种费用等进行公示，鼓励医院之间展开竞争，扩大患者和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医院的管理与监督。

医患关系论文篇（2）

2中医处理医患关系的优势

中医观念中，中医诊治的是生病的人，而不是像西医那样诊治人生的病，这就表明中医所关注的是人的整体，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是多个方面。除去病人的病痛之外，中医也关注病人的情绪，精神等方面。中医理论中有人的情志与人的脏腑相对应的观点，有“五志”亦可治病的理论。中医可以通过观察病人的情志来对疾病做出诊断。中医除诊治病人当前的疾病以外，还注重治未病，即预防病人将来会出现的健康问题，使病人得到有效的治疗之后可以保持长期的健康状态。中医诊治病人是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问诊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医很关注与病人的交流，对病人也很有耐心。因而病人能够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并且获得情感上的安慰。针灸，拔罐，按摩等非药物疗法是中医治疗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病痛如落枕，就可以通过非药物疗法获得良好有效的效果。不通过服药就可以在段时间内得到治愈，那么病人对中医的抵触情绪就少一些。中医观念中，中医是以草木之性纠人体之偏，因此大部分中医药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较少，治疗效果相对较好，自然病人对医生的不满就少了。中医治愈奇病怪病的案例和报道很多，这使得人们对抱有的中医的信心和希望也更多，那么医患关系就可以相对和谐。这些是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有优势的部分原因。

3中医处理医患关系具备优势的原因

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备优势的原因在于其中所蕴含的高尚医德。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中医是“仁”与“术”的统一和融合。“仁”是传统儒家思想重要组成成分。孔子曰“仁者爱人”“欲己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医的“仁”字，就是要求医者要具备崇高的个人道德，有仁爱之心，关心爱护病人。中医“三仁”教育理念中“仁德”便是要求行医者心中怀仁，有高尚的品德。《物理论》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这更是强调仁爱之心的重要，不具备仁爱之心便无法承担医者的大任。“术”即医术，是行医者治病救人的能力水平。《医暇危言》中说”医者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较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这其中就表达了对医者医术的要求，没有治病救人的技艺怎能称之为医者。医术是医者治病救人的基础，而仁术则是医者行医的宗旨和前提。医生是一个将”仁“与”术“紧密结合的职业。一个好医生要将高尚的个人道德与精湛的行医技艺相融合，才能处理好医患关系。医生的个人道德即是医生的医德。医德是医生诊治病人，帮助病人减轻病痛的基本道德品质，是医生做大限度发挥其医术的必要条件，也是处理好医患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医医德中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黄帝内经》中提出“天地覆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强调生命的重要性，也体现出中医观念中对人的重视。古代名医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剂之，德逾于此“中医关注生命，重视生命，尊重生命。不仅如此，中医医德中也包含了强烈的平等意识，《千金要方》中提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至想。”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医者救死扶伤，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尽心医治，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言医》中说“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尽心力，以固万一之可生。“中医重视生命，尊重生命。平等的对待生命，同时也珍惜是生命。生命无价。行医之时，无论病可不可治疗，中医都不会轻易放弃，都会尽全力挽救生命，以求生命的可生。中医医德之中蕴含着奉献的精神，无私的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小儿卫总微论》中说道“凡为医者，遇有急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达。”也有医话中说“不因祁寒暑雨，惮于远赴。”《千金要方》中说“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些就强调了不论艰难险阻，路途远近，医者心中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努力为病人提供救助。“深心凄怆，勿避险巇，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功夫行迹之心，”这便是表达出中医医德中的无私奉献，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操。中医高尚的医学道德是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有优势的根本原因，而中医能够锲而不舍的践行这种高尚的医德也是一个关键原因。古今的名老中医行医之时都体现了行善救人的精神品质。古代名医孙思邈外出采药的时候，如果遇到贫病者，就从身上的药袋之中拿药，捐药施治，而“抓药”一词也是由此而来。孙思邈为贫者治病，不收诊金，便是他心中有善念，心存仁心，以治病救人为己任，造福老百姓。“杏林春暖”一词的由来大家不会陌生。民间医生董奉为人治病从不收钱财，仅让人给他种杏树，待杏子成熟时有用卖杏子换来的粮食救济贫苦百姓。这种同情关心爱护病人的高尚品质是医者崇高医德的典范，值得后世医者学习并继承。知名中医徐景藩行医之时从不收病人的“谢礼”，他说“良心有知”这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廉洁奉公，不以医谋私，不图私立的良好医德。这也使得中医能够无私的救死扶伤，与患者保持和谐的医患关系。国医大师周仲瑛医术精湛，受人尊敬。这与他的奉献精神和身为医者的强烈责任感是分不开的。当亚欧大陆出血热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时候，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领团队不顾危险，进入疫区寻求临床资料。在得到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出血热的发病机理，并从中医角度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法，这大大降低了病死率。2008年汶川地震后，周老除了捐款外，还在短时间内拟2张预防疫病的处方，并且南京中医药大学根据处方赶制几千个香囊送往灾区，为救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门诊时，不论患者是什么样的身份，是贫穷还是富贵，他都一视同仁，不允许插队，都是按号排队。多年来，周老一直践行着他的做人和行医原则，普济众生，仁心仁德。“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说的便是国医大师朱良春。“朱良春现象”在中医界是经常被提到的。“神仙医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高超医术与高尚医德的诠释。他虽然已经九十高龄，却仍然为了将中医薪火传承下去而四处讲授中医知识和传授临床经验。这也是在位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而努力。同样，著名国医贺普仁宅心仁厚，从不收陈年流水账，他说“芸芸众生，悠悠我心”。著名中医金宏柱走出国门，将中医推广至国外，让中医走向世界。这正是中医为人类健康造福的体现。《中医走天下》一书中，金医生所记录的一个个故事都在向读者展现着中医的神奇疗效与博大精深，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良好医德。这样的品德使得他能够和病患和谐友好的相处。

医患关系论文篇（3）

1.2护理人员自身工作满意度“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护理人员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绩效考核、薪水分配、人际关系、个人发展机会、职业成就感、工作自主性、科室管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见表2。

1.3护理质量“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病房管理、健康教育、基础护理、母乳喂养指导、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护理文书、消毒隔离等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见表3。

2讨论

一所医院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及生存发展，取决于良好的医患关系。而产科是医院的一个特殊科室，产妇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出于对自身及围生儿健康的关心，她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常对医务人员提出过高的要求。有报道指出，全国医患纠纷中妇产科约占1／3［5］。戴爱秀［6］对本院医患纠纷调查发现，妇产科发生的护患纠纷占全院护理纠纷的29．21％，指出护患纠纷不仅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对护理人员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感，影响工作积极性。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最多，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取决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有研究表明，产科护患纠纷发生原因主要包括护理技术操作水平不高、服务态度不佳、护患沟通不善以及患者或家属本身的因素等［7］。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护理工作的评价具有可靠性及参考性［8］。“双满意调查法”就是患者满意、医务人员满意，而双方满意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患者”“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开展双满意调查活动，有助于在了解医患双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改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缓解医患矛盾，提高患者满意度［9］。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产科实施双满意调查后，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均较实施前明显提高，表明该护理模式是一种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改善护患关系的方法。通过发放双满意调查表，医院及科室能够通过患者的反馈及时掌握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医患关系情况，通过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对表现好尤其是患者点名表扬的护理人员，科室除通报表扬外，还在绩效考核方面予以充分体现，体现“多劳多得，干好多得”的绩效考核原则，并直接与评优、进修、晋职等挂钩，使护理人员个人发展机会增多，获得职业成就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努力改善工作环境［10］，搞好与医生、护理人员及与患者的人际关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主动提高操作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医患关系论文篇（4）

有主观良好的护理情感与职业道德可以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从而利于疾病的康复。护理人员得体的语言，恰当的表达不仅能使病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消除疾病带来的焦虑、恐惧，而且能增加病人对医护人员的依赖，从而促进护患关系。如果护理人员面如冰霜，大声训斥病人甚至厌烦的情绪，只会使病人的情绪更紧张、郁闷、加重病情，更有可能遭受投诉的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护理人员良好的情感不仅有利于病人病情的恢复，而且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对本身具有内在的约束力。如护士独立工作的时候，她的护理行为无人知晓无人监督，这就需要职业道德提醒她该做什么或者怎样去做；当因一时疏忽出现差错，应忠实于病人，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所以具有职业道德的护理人员自然会受到病人的尊重，会促进护患关系的正确发展。

护士的职业态度是护士本人对护理职业的看法和情感，以及自己职业行为倾向

的心态［2］。护士的工作繁锁又沉重，而且社会地位低下待遇与劳动程度不相等，容易给护理人员造成心理上的失衡情绪郁闷烦躁。当护理人员把这些不良情绪带到工作中时，就会出现对患者的粗声大气，面若冰霜，问之不理，甚至厌烦情绪不仅给患者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而且会让病人对护理人员产生不信任的感觉，不利于护患关系的发展，更不利于疾病的恢复，所以护理人员尽可能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以热情、沉稳、谦和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虽然现实环境中，由于现代护理意识与传统护理观念的矛盾冲突［3］，造成人们对护理人员的偏见，容易造成护患冲突，因此护士良好的语言，真诚的态度可以与病人建立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护患关系，从而使病人能够很好地与护理人员配合增强治疗疾病的信心和决心，让病人主动地接受配合治疗和护理。

护理人员应自尊自重自爱，在工作中应具有同情心，它会建立在热爱生命尊重

病人人格基础上的一种高尚情感，生命不分高低贵贱，在生命受到疾病侵袭和威胁时护理人员应一视同仁，平等待人，尊重每一位病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方式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改变医务人员主导地位观念，尊重病人的权利，发挥病人的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护患关系才会和谐，护理事业才会发展，如一些身患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医院不愿接受，护理人员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这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人格的不尊重，医务人员应提高护理道德修养服务于护理实践，在尊重病人的基础上，促进护患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尊重病人的同时，应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得随意泄露病人的病情，背后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这都违背护患关系和谐发展。

良好的护患关系更需要有效沟通的帮助。有时不恰当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都会

影响病人的心理状态。良好的语言可以调动病人的积极情绪，与病人建立信任的良好关系，所以有效地与患者沟通，对病人进行准确的观察，善于从病人的言谈、行为、情绪及微小变化中发现他们内心活动。那么怎样才能与病人顺利地进行沟通，而且病人也积极与之交流呢？首先，护理人员要做到仪表端庄大方。

护理人员大方的仪表， 恰当的举止会给病人产生认同感，容易取得病人的信任，利于沟通的进行。在护理工作过程中，护士的仪表无疑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传递着一种信息。大方得体的仪表向病人传递一种文明、优雅、尊重、礼貌的信息。病人自然对护理人员产生信赖感，打开心灵的窗户与之交谈。护理人员在注意仪表的同时面部表情同等重要。据研究发现，交往中一个信息的表达=7%语言+38%的声音+55%的面部表情，最常用的就是面带微笑［4］。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必须学会控制个人情感做到忧在心而不形于色，不因自己的情感失控而影响对病人的情绪，导致病人的心情沉闷而加重病情。

护理人员应善于使用美好的语言，鼓励性的话语来调动病人的积极性。如有的患者性格开朗，善于交流便于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有的患者性格内向、木讷，对护理人员的健康指导不配合，如不按时服药，生活不规律，忽视一些不良习惯对疾病的影响，对待病情非常消积，所以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这就需要护理人员运用安慰鼓励的语言，提供心理支持，拉近距离。对于一些不善言辞言的患者可以通过非语言的沟通，如眼神、表情等动作来进行。有时护理人员一个善意的提醒会让病人有感动、温暖的感觉，从而拉近距离，取得患者主动地配合，积极面对疾病，增加疾病恢复的勇气和信心。

良好的环境是护士与患者沟通的基础。如有的病人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流，有的病人喜欢人多热闹的环境中交谈；也有的病人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谈论自己的病情，所以护理人员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从病人的言谈、行为中发现他们各自的特点，及时了解病人的思想变化，有针对性的沟通。护理人员还应根据病情发展的情况作以时间上的安排与之沟通。

在新型护患关系中，医护人员不再处于主导地位［5］，而是鼓励病人参与自我护理，学习新的护理行为，戒掉不良生活习惯，所以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选择合适的时机，得体的语言，客观的解释，耐心地介绍病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转归的过程。鼓励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以最佳状态接受治疗。如规劝病人戒掉吸烟的习惯，应选择天气晴朗，病人心情好，身体状况较好的时间提议健康指导，病人接受的机率大，反之病人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较遭让其戒掉多年的习惯，会增加病人的不快，影响下一步的交流、沟通，阻碍护患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护患沟通中护理人员应根据所处情景选择适当形式与患者沟通，提高沟通的有效性。满足病人日益增长的自我保健的需要，护理人员应该增加人文社会知识的学习，根据病人不同的职业，，文化程度，对疾病的态度选择适当的沟通形式与之交流，提高有效性，在交流过程中耐心倾听病人的自诉，取得信任，减少彼此的隔阂，消除陌生感，达到护患关系的和谐。

沟通技巧是一种人际沟通能力，作为护理工作的核心关系，护患关系更需要相互的信任与尊重，这就要求护理人员掌握沟通技巧，需要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沟通的有效性。有效的沟通可以促进护患关系的和谐，护患关系的和谐会让病人对护理人员产生信赖感，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彼此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很多矛盾迎刃而解，甚至医疗纠纷也会瓦解在这和谐的护患关系中。因此为了发挥护理人员在建设和谐护患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必须掌握护理沟通技巧，虽然复杂又深奥，但为了护理事业发展的需要，护理人员必须迎难而上努力学习，熟练应用才会适应时代的发展。

［1］李 才，王继红，临床实习指导，4，16-17

医患关系论文篇（5）

1.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1.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方法

2.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2.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医患关系论文篇（6）

1.2利益关系上兼具互惠性与矛盾性现实中,政府的医卫经费投入不够,“目前我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89%,都不及古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够。1978年后,我国医疗政策改变,医院管理和经营机制向市场化转变,医院开始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医院的公益性出现缺失［2］。近年来,医患纠纷型愈演愈烈,而且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越来越多地采取干扰医方的正常工作秩序、贬损医方的声誉等种种非法手段迫使医方答应其不合理利益诉求。

2讨论

2.1培养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医学与人文本来是浑然一体的。医学起源于哲学,成就于医药,回归于人文。见病见人,见人见病,人有肢体的病痛也有精神的疾苦,在病痛时其精神亦是痛苦的,尊重患者是医学人文之本。从医院层面来讲,医疗机构应以医学人文精神为核心,引导医院的规划与布局、运营及管理,将患者的地位、尊严、价值、权利及自由与发展放在首位加以关怀［3］。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怀相关［4］。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创办了“安乐病坊”以照顾无家可归的患者；英国在“明天的医生”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要加入更多的交叉课程,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对医务人员方面而言,如何在针对疾病的技术能力和面对患者的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平衡协调,是现代医务人员必须努力做到的。

2.2引导患者期望值在预防医疗纠纷中的应用通过对患者期望值进行有效引导,尽量缩小患者期望值与医务人员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最大限度地预防医疗投诉与纠纷。①引导患者期望值并维持在一个客观实际的合理水平,能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满意度。②提升医务人员个人素质与服务水平,提升患者病有所医、病有所养的安全感。③注重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充分取得患者和家属的理解与配合。早期及时干预、甄别患者不合理的期望值,将医疗纠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3开展健康教育,缩小医患知识差距虽然互联网时代,大众获得医疗信息的途径有了捷道,但医学毕竟是一门专业性强的高深学科,面对海量的信息,患者很难甄别良莠,还是期望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医务人员应当主动承担起对患者、对社会的责任,采取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形式,如科普、专题讲座、版报、健康家园活动等。在宣传过程中,医者要让患者感觉到诚意,缩短彼此距离,积极主动地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沟通和有效的协调。

医患关系论文篇（7）

现今正处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时期，面对患者需求量过大、医疗资源欠缺、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个人医疗消费负担比例太大、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等诸多问题是导致医患矛盾重重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医学技术高速发展需要更新医疗设备，增加了医疗成本；另一方面患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加上社会某些舆论导向的偏差，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较高期望与实际不符，一定程度存在“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实的突出矛盾。此外，有的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难免对医院产生不理解和不信任情绪而引起医患矛盾。再者，如果患者认定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同时某些医生也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甚至收受“红包”，那么就会导致医患冲突。

1.2医患双方认知差异

医疗工作者、患者及家属所处角度不同，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必定存在一定差异。患者对医学设备、检查名词认识是陌生的，甚至某些观点存在认识的片面性。有的患者将医疗定位为消费，要求医生做CT检查来代替照X光片或者要求用磁共振检查代替CT检查，认为价格昂贵的检查会更清楚；有的患者往往不知道医生开具各种检查的目的，产生误解，认为自己多花了钱，却未对病情作出准确判断因而责怪医生。有些患者在拿到影像学检查报告后，发现与其临床诊断不符，在病情未能及时确诊时，当即会找影像科医生理论，导致医患冲突。从医学的角度讲，各种检查手段为诊断病情需要提供各方面的资料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各种检查资料的结合才能为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有的医生可能缺乏经验或在没有认真为患者查体后，直接开具检查申请单，引起患者质疑；而医生在考虑检查费用及 时间的同时，如何给患者选择正确恰当的检查，是医者应该站在患者角度思考的问题。

1.3医患沟通不畅

保证医疗质量，完成诊疗计划的前提是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医者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疗也出现了重技术轻感受，重客观轻主观，重医疗轻照护等人文精神的缺失。医生在检查过程中过于关注疾病的本身，却忽略了患者的感受。有的医生对患者态度冷漠，责任心不强，技术本领不过硬，造成误诊漏诊，引起医患纠纷。有的医技人员对患者询问没有耐心，比如有一些特殊检查需要上午空腹检查，患者不清楚医护人员预约要求，导致准备不充分做不到检查而发生矛盾。有的医生对要做的检查没有与患者详细解释，没得到患者认可，导致一些患者对医生要做的必要检查，也认为是没必要的，是增加医疗负担，引起患者不满。在患者方面，受舆论影响对医务人员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患者自己缺乏医学常识，在检查中却向医务人员提出要求甚至是无理要求，造成医患矛盾，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因此临床医生要及时有效地加强与医技科室技术人员及患者的沟通，详细说明检查方案的制定情况，同时医生应采取换位思考的办法，充分理解患者的心情，详细告知患者及家属检查的特殊性，以避免某些医疗纠纷的发生。

1.4医技科室检查流程不畅

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磁共振室的工作流程来说，分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患者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时间太长。患者在预约及检查过程中长时间的排队等待，难免产生焦虑的情绪，引发医患冲突。主要原因包括：(1)检查环境设置分散，检查预约、划价、交费环节复杂，患者对就诊环境、检查程序不熟悉导致患者不满意；(2)临床检查申请单开具不规范，检查目的不明确，患者重复预约重复检查导致患者不满意；(3)患者不熟悉预约要求，检查室不具备检查项目的条件，浪费了预约就诊时间；(4)影像科仪器设备不足，技术人员数量相对不足，技术人员超负荷工作；(5)检查环境人多拥挤，患者缺乏安全感，没有隐私感；(6)疑难病例、复诊患者的增加，加大了检查的难度，延长了检查时间，引起患者不满意。

2对医技科室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建议

2.1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医患沟通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教学医院，在医学教育中应与时俱进强化人文教育，培养素质全面的医学人才。带教老师要让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注重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了解患者、尊重患者、聆听患者的倾诉，根据患者不同的地域、年龄、文化水平等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有效的沟通，取得患者良好的配合，完成好各项检查，让医学生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医务人员要从自身工作中做起，培养与患者的沟通意识，加强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医生应采取换位思考的办法，充分理解患者的心情，恰当运用语言、行为、心理沟通技巧、拉近与患者距离、取得患者的信任，避免某些医疗纠纷的发生，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上级行政部门应积极组织社区医疗活动，加强与患者沟通联系，取得患者的尊重与理解。

2.2提升医技人员的专业素质

医技科室专业性较强，涉及大型设备、精尖仪器、高新技术的应用。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设备操作的熟练程度直接决定着患者检查所用时间及间接影响检查结果。医技科室应建立健全奖惩制度，定期考核规范化操作流程的执行，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高工作质量。医技人员应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减少由于技术原因导致患者不应有的漏诊、误诊、避免患者重复检查。定期组织医技人员对新技术新项目的学习与应用，了解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完成好各项检查，赢得患者的支持和信赖。

2.3加强医技合作，优化检查流程

医技科室与临床科室应加强合作，有效解决科室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医技科室应该积极为临床科室服务，明确临床医生的检查目的，及时合理安排住院患者的检查时间。如：分时段按部位检查，分时段预约住院门诊患者，开放绿色通道诊室为手术患者、急诊患者做检查。医技科室应与临床科室积极沟通，根据临床科室及患者的反馈意见，不断改善检查及预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合理开具检查申请单，制订出检查计划，真正明确临床检查需要，为患者疾病的诊治做好各项检查。

医患关系论文篇（8）

二、规范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从其构成看，它包括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和宪法），以及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早期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往往被限定在关系和关系网络层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规则等，把正式制度也纳入社会资本范畴之中。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拓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由于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扩展，有学者就把社会资本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把规范分为道德性规范（如舆论、习俗、道德）、契约性规范（如组织规则）和行政性规范（如法律）三种形式。“互惠”对于规范社会资本具有核心价值和意义，人们往往用“互惠规范”代替“规范”进行表述。纽顿认为，互惠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是一个恩惠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及其公民的一个一般化的特征：即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对方曾经受益的方式得到报答；而是如果他有不时之需，将会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被一些不确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给予回报。因此，一般而言互惠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自愿14。埃里克森（Erikson）也认为，社区内部成员通过长期重复的博弈互动，会产生互惠合作的规范：关系紧密的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了并保持了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15。由此可见，这种互惠规范相当于“恩惠银行”，它意味着在建立了长期互惠关系的人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抑制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克服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人际关系运作中信任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普遍主义信任”观念，遏制和抵消各种狭隘的、封闭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念。这种道德规范的力量迫使人们把自身的社会行动纳入规范的轨道，促使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形成，最终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言：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规范的功能是相当于法治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社区实施的惩罚相当于在政府职能完善的社会中，由政府实施的合法惩戒行动16。从规范角度观察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不难发现该时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强道德性规范、弱行政性规范、以及契约性规范付之阙如的规范格局。首先，除了和生产大队这一类行政型组织外，该时期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型和社会型组织，更遑论由后两类组织制订的规则和与服务对象达成的契约。其次，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17。受政治观念和政治动员的影响，行政性规范主要体现为一是按照政治观念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二是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来鼓励和制约赤脚医生，使其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行为。除此之外，缺乏对赤脚医生行医条件和行医职责的专门管理规范。与之形成鲜明反照的是，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由于受到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而表现为熟人社会下复杂的藤蔓关系。这种藤蔓关系网中的社会道德制约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赤脚医生的服务不仅获得一种天然的支持系统（即村民的配合与理解、大队和家人的支持），还受到相应的监督与社会道德制约18。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二者之间自然也具备了某种相互的亲情与家庭道德情感，这样赤脚医生一方面易于得到亲戚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其行为也会受到亲戚的监督和大家庭内道德的约束。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是基于村落地缘的乡亲关系，两者具有共同的语境、文化和道德背景，这样既易于形成建立在具体人格、品性、修养的相信和认可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易于受到村落内道德舆论及文化习俗的约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这种道德性规范既是天然存在于村落社会的，也是在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平等的医患交往、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而来的。同样是农民出身、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身份在心理上弱化了与村民之间不平等的劳作地位，同时赤脚医生并不完全支配着病人、治疗方式也不完全是由医生决定后命令和强加给病人，而是通过谈话让病人知情，与病人取得了一致性，所以病人对医生给自己的建议都比较乐意采纳并服从，对治疗一般疾病较为满意。在选择治疗方案和用药时，赤脚医生不仅仅依据“必要”，往往还会考虑“可行”，所以病人感到很“贴心”19。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其治疗对象还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病人和医生之间在心理上的很容易取得较为平等的认同20。

三、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1。科尔曼延续这个思路，把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在这之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都是强调关系网络的意义，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正式关系，而另一些学者更加强调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契约等正式的形式在个人或者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联系；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一些亲缘、地缘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不具备强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前者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利益和期望自觉构建而成，而后者则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但无论是正式关系网络还是非正式关系网络，它们都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这些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由于受到理性驱动和文化、规范驱动而形成的不同特征，使得嵌入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了特定的基础22。帕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威胁社会信任和合作23。受帕特南的影响，伍尔考克（Woolcock）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三种类型。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联系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24。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关系双方的互动时间、感情强度、亲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换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这是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扩约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25。林南（NanLin）进一步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建立异质性关系上更有优越性。异质性关系建立在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的基础上，大多经由弱关系达成；而同质性关系建立于情感性行动（expressiveaction）的基础上，多经由强关系达成26。与弱关系理论相对，边燕杰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中国人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27。通过关系网络观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会发现该时期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同质性的、以横向参与网络为主的非正式关系。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多重关系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具有先在性、稳定性和无强制约束力。从层次划分来看，这种关系属于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家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这诸多按亲疏排列的关系集合28。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等编织而成的藤蔓关系网中，易于形成医患间的相互信任、包容与协作，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共识与共荣。此外，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人们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横向网络要比垂直网络的作用大29。因此，这种具有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为赤脚医生和村民提供了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便于网络内部的合作和协调。以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来阐释和分析我国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是一个具有强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它既是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社区医患关系的真实情景；它更是显微镜，使我们能够窥见到那些常常为人们忽略的、被历史尘埃深深掩藏的“宝藏”。

四、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王绍光认为，学习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二是系统性实验。前者包括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和外国过往与现实的经验教训30。在新医改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更倾向于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与机制安排，也习惯于从中国各地区的基层实践、尤其是一些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中寻找灵感和动力源，却唯独相对忽略了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中挖掘被尘封的、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芒的政策与制度“遗产”。近年来，随着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不断恶化，伤医、弑医案例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怀念赤脚医生时代的医患关系，并反思如何让医患关系回归正常，如何重塑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肯定地认为，虽然赤脚医生制度及相关制度环境与当前复杂的改革语境千差万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对当前新医改、尤其是对农村社区医患关系重塑具有重大价值的启发。

（一）社会相似性信任Zucker的信任源理论认为，信任产生机制有三种：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31。利用该理论来分析赤脚医生时期的信任产生机制，可以发现村民对赤脚医生的政治信任和“本地人”身份信任直接来源于社会相似性信任，而文化技术信任则是由社会相似性信任衍生而来（正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的人格性信任，投射到对其所拥有的“技”的技术性信任）。赤脚医生与村民的社会相似性越多，他们之间的信任度也越高。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社区医生和居民拥有相似或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对这个判断作进一步的引申，社区医生只有脱胎于并内嵌于他们所熟悉的社区，才能获得所在社区居民的习惯性认同和信任，也才能营造并维系一种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显然，由社会相似性所产生的信任也具有以下局限性：（1）信任半径覆盖狭窄、信任“圈子”相对封闭。在“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是其社会关系网络最突出的特征。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并不仅仅是由“己家家族”所体现的“血缘差序”，也是由交往程度和心理认同程度所体现的“情感差序”。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两个同样以“己”为中心的“圈子”32。同时，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在人口密度较小的条件下，是一种“稀薄的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赤脚医生时期的人际信任辐射半径非常有限，也同样决定了信任只存在于熟人“圈子”之间而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信任也很难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扩展到对社会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2）信任具有浓重感性（或人格化）特征。张康之从历史的视野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一时期的信任是与习俗一体化的，是一种习俗型的信任33。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34。因而，这种信任是直觉的、感性的和习俗性的。（3）信任基础上的非理性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习俗型信任主要具有浓重感性特征，因而基于这种信任的合作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出于情感需要，属于满足情感需要或使情感物化的合作。基于习俗型信任的合作既是非理性的又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合作的一方做出失信的行为，合作行动中的另一方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解体，合作也就走向了对立面35。从总体来看，转型期现实生活属于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产生于“熟人社会”的社会相似性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但是，在农村地区，社会相似性信任仍然坚守在人际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36。在转型期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乡村社会信任机制，更具体而言，如何促使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信任关系从“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并进而建立起“合作型信任”关系，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二）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费孝通指出：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37。与具有外在限制性的法律不同，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长期浸染于某种道德教化之中的人们会由敬畏而形成合乎规范的“个人习惯”，从而产生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更进一步，要使某种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以“互惠”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部分依赖于相互之间可能的满意交换，即作为交换的互惠38。既然互惠构成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根本性成因，那么互惠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策略，即以合作对合作，以惩罚或威慑对背叛，它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39。互惠不是单纯的利益算计，而是信任、情感、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互惠也不是为谋求即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在长期交往中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并且在需要时得到各种有价资源与无价资源的帮助40。正如科尔姆所说：互惠由三种更为根本的要素社会平衡义务、爱的相互作用、利益的相互性推动，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心理要素推动的41。由是观之，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是由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来维持的。在这种道德规范模式下，赤脚医生时刻受到来自患者及周边村民的舆论压力，使之不敢逾规，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使之不致逾规。与此同时，赤脚医生也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理解与信任、尊敬与爱戴、支持与合作。这种基于身份平等性的互惠性道德规范不但使医患双方均能够从中受益，而且他们之间情感上的交流与融合事实上也培育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等互助的社区精神，这种精神即使是在法治、制度健全的社会当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毋庸讳言，赤脚医生与村民形成的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消极性、缺乏制度支撑等局限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赤脚医生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无论是受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的“绑架”，还是受父老乡亲明星似的“追捧”，推动赤脚医生行为的动力来源是外在力量。它促使赤脚医生不得不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表现和社会期望相符合42。也就是说，赤脚医生是以“己”为出发点、以“不逾规”为基本行为逻辑，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他人权利”为出发点、旨在“增进他人福祉”的积极性道德规范要求显然不相符合，因而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消极道德规范。其次，该时期的道德规范明显缺乏法治和契约等制度性支撑与配合。有研究证明，克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居民之间建立长期合同或伙伴关系（即签订预约服务），以及居民与团队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感43。如果说契约性规范在熟人社会中还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随着利益分化时代的来临，契约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互惠规范的基础。法治是在各个自由社会中始终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法治与规范社会资本紧密相连，甚至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规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法治中国，推动法治建设无疑是培育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唯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扎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才能具备顽强持久的生命力，并使规范社会资本由手段上升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44。概括起来讲，社会道德、契约和法治应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从不同层面共同构筑成互惠规范的完整理论体系。

（三）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同质性关系是指处于相似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异质性关系则是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虽然以异质性为基础的弱关系理论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移植到中国来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失灵”，这揭示出中国人更经常地运用同质性的强关系来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自我利益。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主要渠道的同质性关系，更有可能是人们最主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45。正是这种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将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的利益和情感紧紧纽结在一起，使他们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维护人们的健康而集体行动。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使人们结成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将会最大化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将会充分实现人们的自我利益。这一逻辑推理的结果对于日趋“原子化”和关系疏离的农村社区而言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共同情感和集体意识对于农村社区建设而言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着力培育和提升，使之成为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纽带与灵魂。同样，农村社区的医患关系重塑也应以扩大共同利益、培育共同情感、树立共同目标为方向，为实现稳固持久、协作共赢的医患关系而努力。赤脚医生时期所形成的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有两大缺失：即个体意识的缺失和异质性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个体意识的隐褪和集体意识的彰显。如果说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可以依赖强制压抑个人意识从而保持社会一致性，那么在人们利益和观念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继续忽视和抹杀个体意识显然不合时宜了，这就需要由尊重不同个体意识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其次，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是农村医患双方获取利益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异质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异质性关系比同质性关系在获取资源方面更有优势，行动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就会越丰富。只是建立异质性关系会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异质性关系被个人利用的机会也比较低。同理，强调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建立同质性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异质性关系网络可有可无。相反，建立以农村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服务网络可以更好地进行健康服务。这就表明社区医生虽然是农村社区服务的主体，但是还应整合与协同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的资源，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整个服务提供体系，以及外部基层行政力量、民办非营利组织等中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46。

医患关系论文篇（9）

2在临床实习阶段对实习医生进行建立正确医患关系教育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病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增强。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只注重疾病本身，而忽视病患的旧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步伐，因此，除了指导学生要掌握专业的医学知识外，还应该强化学生的服务意识，对病人要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进行诊治，使学生力争做到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为人服务为中心的服务方式。针对这一教学目标和要求，初步尝试了“一站式跟踪服务”的临床带教模式。

2．1从门诊开始教育实习医生树立“患者至亲”“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实习医生从门诊开始接触病人。带教教师选择合适的患者，让实习医生协助完成基本的查体项目，并在之后的检查和住院过程中陪同患者及其家属，一方面帮助患者更快捷有效的完成入院程序，同时为实习医生提供了与病人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使双方建立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从而顺利过渡到住院后的问诊和查体等环节。当然，需要提前告知实习医师医疗行为是一种以人和人的健康为对象的行为，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原则。在临床工作中做到痛病人所痛，帮病人所需，贴近病人，认真仔细对病人进行检查治疗，取得病人信任，让患者放心，倾吐自己的心声。带教教师在指导实习医生学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患病过程的同时，还应该帮助其进一步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思想与态度，如对所患疾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尤其是对疾病的担心与恐惧感，疾病对生理与心理的影响，病人对医生治疗方案、措施与态度的期望等。

2．2在住院部进一步强化实习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有了门诊的初步接触，进入住院部，开始第二阶段的培训与渗透。避免让实习医生管理超过2名以上的患者，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多肯定实习医生的工作，当面给实习医生布置任务，告知家属实习医师是最直接照顾患者病情的医生。进一步教育实习医生应该摒弃“以医为尊”、“重病轻人”、“患者求医”、“医不叩门”的思想，耐心地向患者多解释、多倾听，增加人文关怀与情感交流的投入，交往中要注重沟通的技巧。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中，相似的态度、信念、价值具有吸引性”，医生的语言贴近患者生活、适合患者心理，就可取得相似的吸引。语言内容因人而异，根据病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习惯与患者关系亲疏等社会属性的不同，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的患者等，尽可能注意医学语言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而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则注意语言的条理性和适当的医学术语，能够用数据说话的尽量使用，不可含糊、模棱两可；特别注意减少支配和强加的意识，把治疗方案等选择交给病人（家属），不轻易说“不”，用期望与引导实施医疗行为。

医患关系论文篇（10）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所作的《努力保证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指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问题之一,众多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些从医学教育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基本集中于课堂教学(包括临床教学),本文拟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探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1加强医学生社会实践对促进医患关系改善的意义

1.1培养医学生的责任感,提高医学生的医德和服务意识

“收红包、拿回扣、乱开药”,部分医生医德败坏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身不正则体不健、德不正则事不兴”,医疗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要求我们未来的医生不仅要“精于医术”,更要“诚于人品”,义诊等社会实践活动能很好地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行为,促进医学生形成“医乃仁术”、“仁者爱人”的思想意识。由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还未有效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加上供不应求的医疗资源现状和医学技术化的不良倾向,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的模式仍主要为主动－被动型,病人上门“求医”,一些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漠。医学生参加志愿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和“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1.2锻炼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医患沟通技巧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岗》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并于1999年,将“交流沟通技能”纳入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的七个方面之一。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2]。中华医学会的调查分析指出,医患纠纷80％源于沟通不好[3]。当前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薄弱,许多医学院校对这方面的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社会实践活动为医学生打开视野、走向社会、提高人际沟通能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

1.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医学生的专业技能

传统的医学教育是医学生在学校系统地接受了医学理论教育后进入医院见习和实习,间隔时间长,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消化,更不利于学生医学技能的熟练掌握,而社会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了边学习边实践的机会,对于培养医学生“对业务技能精、对患者服务细”的职业素质和良好习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这些未来医生减少因医疗技术发生不和谐医患关系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1.4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

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医疗资源的不足和分配不均。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4],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22日)文章《我国医疗市场现状》报道:“7.37亿农村人口只占用了27.4%的卫生费用,而5.77亿城市人口占用的卫生费用为72.6%;城市与农村卫生费用比例约为3.5:1”。实践证明,医学生利用节假日宣传预防、自救等医疗知识和开展义诊活动,一方面可以缓解现实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基层就业观念,为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奠定潜在的基础。

1.5与有关医院合作,改善民众对医院和医生的认识

收狐新闻调查(2008年2月25日)显示:“六成医生曾经历或看到同事被打”,医院和医生越来越受到患者和社会舆论的质疑。医学生在学校、及有关医疗机构的支持下和共同参与下,通过志愿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扩大医务社会工作的影响,可以有效改进公众对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增强公众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和理解,为减少医患纠纷创造有利的条件。

2推动医学生社会实践改善医患关系的举措

2.1举办培训班,培养医学生正确处理医患关系的意识和技能

采取分散和集中的方式,结合有关课程教学(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采用现场模拟等形式,培养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养和处理紧张医患关系的常识,树立正确的医患观。通过操作技能选拔和操作姿势纠正,激发学生参与操作技能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正确处理医患关系的业务素质。

2.2开展医学知识宣传和义诊活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卫生健康的需求

利用重大节日(如世界艾滋病日),与有关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宣明会等政府及民间公益性组织)合作开展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宣传,在寒暑假,通过“三下乡”形式,深入广大农村、偏远山区开展口腔卫生、食品中毒、溺水人工呼吸等自救知识的宣传。

在周末和寒暑假有计划的组织各类专业的学生深入社区和农村开展测身高、量血压、验血型、推拿按摩、疾病问诊、社区护理等义诊活动,通过有关部门和机构的支持送少量医药给困难群众,为广大群众医治小病、常见病提供方便,减少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困境。

事实证明,通过开展医学知识宣传和义诊,更能有效提高广大医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增强作为未来医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2.3开展医疗调查,增进人民群众对医疗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与有关医院和研究机构合作,设计有关医疗政策和医疗问题的问卷,深入社区、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一方面在宣传国家医疗政策的同时,通过对医院和医生存在问题的反馈,了解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交流,改善人民群众对医院和医生的形象,增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2.4到基层医院挂职,了解医患关系现状和处理医患关系的对策

理论和实践存在巨大差距,为加深医学生对医患的了解,利用寒暑假和周末,采用示范制和轮流制,组织学生进入社区医院(平时周末和暑期)和乡镇医院、卫生所(暑假)以挂职的形式进驻,深入第一线,座谈、全程观摩和见习,感受医患关系的现实局面,通过第一线体会处理医患关系,把握处理医患关系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总之,医学生开展医学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医学生进行医患关系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处理新型医患关系的能力,改善医患关系。本文借此希望对探索医患关系教育的教学新思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杨巧媛,王家骥.医学生应注重医患关系的意识培养.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0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