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患关系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多年以来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公费医疗长期集中于少数领域，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医疗保险未能达到全民覆盖，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也是使我国医患矛盾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实现医疗保障体制的全民覆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真正缓解逐步恶化的医患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医患关系的现状，不太现实，但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医患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

(一)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资，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医疗保障体制，尤其是对医疗意外的国家补偿救助机制和医疗意外保险机制，减少患者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

(二)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聘用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学习医学，从事临床工作，为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储备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三)认清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在立法时脱离“大民法”的视线，提供保护医疗行为的裁判机制，如医疗过错达到50%以上时才由医院提供赔偿的机制。

篇（2）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徐州市4个小区居民进行调研。发放问卷620份，回收有效问卷605份，回收率为97．58%。

1．2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被调查者采用自填方式完成问卷，现场收回。问卷内容涉及一般情况、医患关系紧张程度认知、媒体报道评价以及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探讨4个方面。

1．3统计学分析

使用EpiData3．0软件2次独立录入，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使用率指标进行统计描述，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推断，检验水准为0．01。

2结果

2．1调查对象

社会人口学特征男311人(51．4%)，女294人(48．6%);城镇来源402人(66．4%)，农村来源203人(33．6%);年龄分34岁以下、35～59岁、60岁以上，分别占55．7%、40．5%、3．8%;家庭年收入分为3万元以下、3～5万元、5～10万元、10万元以上，分别占32．4%、25．3%、22．5%、19．8%。

2．2居民对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

结果显示，居民中认为医患关系一般和比较和谐的比例分别为28．9%和22．8%。认为医患关系很紧张的只有14．2%。性别、婚姻、法律知识、职业等因素在徐州市居民中对医患关系现状认知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文化程度和年收入影响居民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居民对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的认知情况

信息来源有多种渠道，超过半数(54．2%)居民表示自己对医患信息的了解来源于媒体报道。83．1%认为媒体报道比较可信，应引起重视。对于媒体报道在医患关系中所起作用，21．3%认为报道客观真实，对医疗体制改革有着积极影响。41．2%认为比较片面，报忧不报喜，不利于医患关系。剩下3．8%认为报道极不科学，只为吸引公众眼球而放大个别现象，引发社会秩序混乱。

2．4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对引起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的认知比较

针对所有被调查对象，从医疗方面进行评价，认为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是医疗费用高，其次是医院制度不完善。但在年收入3万元以下与3～5万元人群中，占第1位为医疗费用高，第2位为医务人员过分追求利益;在年收入5～10万元与10万元以上人群中，占第1位为医院制度不完善，第2位为医疗费用太高。

3讨论

3．1医患关系的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已得到广泛重视，社会各方都在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结果显示，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总体和谐，医患之间是多种关系的复合，双方地位平等，可见居民对于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比较理性。调查还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年收入对居民医患关系认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5)。随着年收入水平，年龄层次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认为医患关系和谐的比例也在上升。

3．2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探讨

关于居民对引起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认知，医疗费用高占了最大比例。因此，笔者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对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方面主要原因的认知情况。收入水平不同，人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医疗费用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在低收入人群中更加突出。从这点来讲，一方面就要求医疗机构增加医疗收费透明度，规范收费行为，杜绝重复收费、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扩大检查范围与治疗范围收费等行为，做到“合理住院、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除此之外，医院应将医疗成本降至最低，减轻医疗费用水平，并建立一些优惠政策，保证低收入人群能病有所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在卫生事业中的投入，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切实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保障全民健康水平。

篇（3）

传统医疗体制下，医院门诊药房药师认识其工作职责就是照方发药，所以并不重视服务态度，并且门诊药房人员每天在封闭工作场所中大量重复作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极易产生厌烦情绪，容易消极与患者交流，表现为表情冷漠、态度生硬，不回答或敷衍性解答患者咨询，无法满足患者对医学和药学方面的需求，增加患者的不满情绪。

2．门诊药房药师理论知识欠缺：

由于药学教学体制和传统工作职责的限制，门诊药房药师普遍缺乏临床工作经验和药物治疗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中不能严格把关不合理用药，同时面对患者的一些提问信心不足，导致患者无法对药师产生信任，影响了与患者沟通的主动性。

3．门诊药房药师工作效率低：

由于患者大多都在临床各科室进行诊断后开药，所以患者取药多会产生高峰期，而药师一人进行“收方—审方—调配—核对—发药”工作，并且药品种类繁多，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药品管理，就会大大降低药师的工作效率，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众多患者的取药需求，增加患者的等候时间，产生烦躁心理，激化医患矛盾。同时，取药高峰期门诊药房人员很难详细向患者交代药品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且为了节省时间，药师通常采用专业术语或缩略语介绍药品，使患者不能准确获得药品相关信息。

4．取药环境相对混乱：

门诊药房一般面积较小、发药窗口少并集中大量药物，视觉上会给患者造成压抑感，并且取药等候时间一般较长，造成药房窗口前聚集大量患者和陪同人员，造成秩序混乱，环境嘈乱，加之疾病焦虑的影响，使患者无形中产生厌烦情绪，很容易将怨气转移到药师身上。

二、门诊药房服务满意度的改善措施

1．提高门诊药房药师的服务态度：

科室要制定科学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化作业，使药师的工作有秩序标准可以遵循，同时加强门诊药房药师的思想教育工作，改变传统“以药为本”的思想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保持认真的态度和真诚的服务。同时科室领导在工作中时刻保持乐观态度，定期组织思想教育座谈，提高大家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减少厌倦情绪的产生，与患者沟通时懂得换位思考，用优质的服务来缓解患者对疾病的恐惧，提高药师在患者心中的地位。另外，医院可以通过定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患者的需求及反映的主要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整改措施，不断完善药师的工作质量。

2．提高门诊药房药师的综合素质：

患者在取药的同时，希望能够得到药品、疾病和保健等全方面信息，这就要求门诊药房药师不仅掌握本岗位的药学知识，还要对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知识有全方位的了解。药师要不断地学习药品相关知识，包括掌握药物的基本药理作用、药动学原理、药物的代谢与药效，还要丰富其他医学知识，例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等，同时也要了解药学相关政策、法规，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适应药房工作的新要求，能应用这些知识发现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药师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临床医药事业进步的迫切需要，更是患者对身心健康需求的有效保证。在工作中，可以更加自信地与患者沟通，尽可能满足其需求，以专业知识得到患者的理解和肯定。

3．提高药剂科人员工作效率：

为提高药剂科人员工作效率，将人员进行两人一组，一人辅助收方调配，一人核对发放，这样不仅缩短取药时间，还可以增加发药的准确性，科室也要严格执行技术操作规程并进行定期技能考核，以提高药师分配发药等标准化工作的效率。同时对药房药品进行合理调整并统一标签，使药师能更加方便找到药品。另外，为保证药品供应充足，门诊药房要充分利用电子网络进行药品管理，将药房出药情况以及库存量进行实时统计，及时进行药品补充，避免因药品无库存而产生医患纠纷，降低满意度。

4．改善取药环境：

门诊药房逐渐由窗口型向敞开式柜台型转变，保持室内宽敞明亮，药品摆放整齐有序，营造整洁的药房工作环境，使患者和陪同人员可以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同时药房外设置咨询台，不仅可以拉近药师与患者之间距离，解答患者各方面疑问，还可以维持秩序，避免出现取药混乱的现象。在沟通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语言，使患者便于接受，同时药师要以微笑面对患者，并善于倾听患者诉说，专业地解决问题。另外，取药大厅增设坐椅，可让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休息，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取药窗口前的压力。

篇（4）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篇（5）

2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举措

2.1在学历教育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学历教育是医学生积累医学知识的基础阶段，也是形成医学价值观、医学伦理观的关键阶段，学历教育理应与人文素质教育紧密结合，将医学生塑造为既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又具备良好人文素质的未来医师。但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地注重专业教育，忽视了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缺失，与患者进行沟通的知识、能力“先天不足”[6]。因此，我们应转变医学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改革传统的学历教育模式，增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将其作为医学生必修课程，努力构建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紧密结合的医学教育模式。

2.2在毕业后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素质培训毕业后医学教育是完成学历教育的医学生从医学院校走向一名合格医师的必经阶段，期间需要在医疗机构完成2~3年的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它是医学生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真正与患者进行沟通的开始，是医学生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培养起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阶段。所以在这一阶段加强人文素质培训对于其将来从医行为模式的养成至关重要。但目前的毕业后医学教育过于强调临床技能的培训，忽视人文素质培训，培训医师不能很好地接受医患沟通实践指导，使医患沟通能力始终成为其各项能力的一个短板。所以，应将人文素质培训作为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的重要内容，通过讲座培训、病例示教、临床教学等方式加强住院（全科）医师医患沟通实践，并将医患沟通水平作为各项考核的重要指标。

篇（6）

2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北京某三甲中医院的临床医务人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调查样本，无特定医护人员比例。抽取来自内科、外科、急诊科、重症监护室、妇科、儿科、骨科、针灸科、放射科、多功能科等临床一线科室的医务人员，具体的研究对象覆盖高、中、初级职称的医护人员，年龄跨度从18岁至59岁各个年龄段。具体资料：正式发放问卷536份，有效回收522份，回收率97.4%，参与调查的男性医务人员124人，女性398人；医生196人，护士326人；工龄3年以下职工190人，3～10年157人，11～20年101人，20～30年58人，30年以上16人。

3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SPSS17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分析方法主要采用百分率分析及χ2检验。总影响率＝（非常严重影响+有很大影响+有一些影响）/该组总人数。

4调查结果

4．1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健康状况带来的影响

因医患关系紧张而影响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有一些影响”，或是“有很大影响”，甚至是“非常严重”，总影响率医生达82.1%，护士达83.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21～30年工龄组总影响率达87.3%，高于3个低工龄组，呈工龄越长压力越大的趋势。

4．2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工作愿望和职业信心带来的影响

因医患矛盾而影响职业信心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32.48%的医生和29.21%的护士表示“非常严重”；表示“有很大影响但能在帮助下坚持”的医生和护士分别占22.84%和29.84%，两项相加均超过50%；但医生与护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11～20年组表示“非常严重”的比例（占44.1%）；各工龄组医务人员表示“没有影响”的比例均极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没有工龄区别。

4．3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

因为医患关系紧张而影响家庭生活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有一些影响”，或“有很大影响”，甚至是“非常严重”，总影响率医生达77.05%，护士达76.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认为“有很大影响”和“非常严重”的两项总和中，21-30年组占5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工龄组影响大于低工龄组。

4．4医患关系紧张对医务人员消极工作态度的影响

对医务人员是否因医患关系紧张而工作态度消极的调查表明，医生和护士都有超过40%的人表示“有时有”消极态度，而“经常有”消极态度的医生占25.64%，护士占13.06%；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11～20年组表示“经常有”消极态度的比例为26%，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工龄＞30年组外，工龄越大，影响越大。

4．5医患关系紧张对中医医院医务人员焦虑情绪的影响

对医务人员焦虑情绪的调查表明，认为“极为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医生达21.64%，护士达27.45%，表示“没有”焦虑情绪的医生与护士只占3.09%和5.36%。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认为焦虑症状“极为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以11～20工龄组的比例最高，两项之和达35.8%，4～10年组与3年以下组的两项之和也都超过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6医务人员焦虑评分（SAS）情况

对医务人员焦虑评分（SAS）的调查表明，有轻度焦虑（50～59分）的医生与护士分别占21.05%和24.75%；有中度焦虑（60～69分）的医生与护士分别占2.92%和6.27%；有重度度焦虑（70～79分）的医生与护士分别占1.17%和2.64%；3项总和医生占25.41%，护士占33.66%。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龄医务人员中，11～20年组轻、中度焦虑的比例最高，达37.8%；4～10年组重度度焦虑的比例最高（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讨论

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平素工作强度大、难度大、风险大，一线工作人员经常要参加倒班加班，作息时间不规律，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精神高度紧张，不但要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应对患者和社会媒体的多方质疑，另外职称晋升和岗位竞争也经常困扰着医务人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医务人员倍感压力。当这种压力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就会逐步出现烦躁、失眠，紧张，经常不自主地发脾气等焦虑症状，严重的还会发展到情绪低落、抑郁悲观、不想做事、思维迟缓等抑郁症表现。韩立丽等对山东省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调查表明，有36.3%的被试者处于抑郁状态中，22.5%的被试者处于中度或重度抑郁状态。贺锋对深圳市医务人员抑郁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25.7%的医务人员患抑郁症，其中1.8%为重度抑郁，随着每周加班时间延长，上晚班频率的增加，患抑郁症的概率也随之升高。杨敏丽等对昆明市某三甲医院医务人员的健康水平进行调查表明，医生心理健康水平最差，依次表现为躯体化、恐惧、敌对、焦虑、抑郁、强迫等症状，阳性检出率医生为57.12%，护士为54.4%，医疗技术人员为42.4%；而35～45岁阶段的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比其它年龄组差。封秀花等的研究表明，综合医院护士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10～20年工龄段护士的心理问题要普遍高于其它工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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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医学模式

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医学家开始广泛地采用先进的技术对人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生物学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对健康和疾病有了新的认识：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和病因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便会发生疾病。这就是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医学模式下，医生是关注的是对疾病的处理和技术的运用，而患者则是被动地遵从医生的判断和决策。随着各种诊断设备的不断完善，医生诊治疾病越来越多的依赖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检测资料，对患者的关注就越来越少，医患感情日渐削弱。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和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新的医学模式也应运而生。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逐步成为人类的主要疾病和主要死亡原因，这时人们发现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即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

3.1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新的医学模式下，医患之间是“共同参与型”而不再以医生为中心。医生和患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共同为患者的健康努力。医生除了发挥诊断者和治疗者的通常作用外还同时应当尊重患者的自利，重视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并给与积极的理解和支持，进行适当而正确的引导。这样一来，患者的遵从性和配合性都会得到提高，且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利于疾病的康复。相关统计资料证明:70%到80%的医患纠纷不属于医疗事故,而是由医疗服务质量引起。所以有学者提出“服务者—消费者”的医患关系，这一新概念中，患者被看做有能力作出合理决定的人，医生将更多的选择和控制权交给患者，使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有发言权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医患关系就建立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人的主动性。

3.2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患双方的要求

（1）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院的要求：

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以“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到医院的各项方针和决策当中，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建立相关的医患关系协调部门，加强与患者的联系，从而树立和维护医院良好的社会形象，培养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

（2）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

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不仅懂的药物或手术等治疗手段，还应该学会掌握心理治疗。这包括尊重患者的尊严、自和知情权。要深入了解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并给与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鼓励和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除此之外，医生还应积极的投入到预防保健等工作中，加强患者的愈后追踪服务，使得医疗的目的逐步转移到预防医学，提高人们生命质量上来。

（3）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患者的要求：

虽然患者的地位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患者不能盲目的视自己为中心，还应该了解医学的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对疾病的预期应符合医学发展的规律，要遵守医院的管理，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积极配合治疗。

篇（8）

本院产科共有护士长1名，护理人员24名；学历：本科10名，大专10名，中专4名；职称：主管护师8名，护师10名，护士6名。

1．2调查方法

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对出院的产科患者均发放本院产科自行设计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护士接诊态度、住院环境、产前产后健康教育、沟通交流、服务态度、陪同检查等12项内容，每项均有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选项，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度，由患者自行填写，自行投入调查表回收箱内，填写正确的调查表中随机抽取860份进行统计，作为实施后数据。选取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护士长对产科护理质量检查结果作为实施后数据。抽取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产科发放的780份《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及护士长定期对护理质量的检查结果相关数据作为实施前数据。另外，分别在2013年3月及2014年3月对产科24名护士发放《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绩效考核、薪水分配、人际关系、个人发展机会、职业成就感等9项内容，并统计其结果作为实施前、后数据。观察“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前后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及护理质量变化。

1．3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均采取SPSS16．0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患者对护士接诊态度、住院环境舒适、产前产后健康教育、沟通交流、服务态度、陪同检查、穿刺技术、巡视病房及时性、满足需求及时性、患者隐私保护、费用合理性、出院指导内容等各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

2．2护理人员自身工作满意度

“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护理人员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绩效考核、薪水分配、人际关系、个人发展机会、职业成就感、工作自主性、科室管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

2．3护理质量

“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病房管理、健康教育、基础护理、母乳喂养指导、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护理文书、消毒隔离等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实施前。

3讨论

一所医院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及生存发展，取决于良好的医患关系。而产科是医院的一个特殊科室，产妇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出于对自身及围生儿健康的关心，她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常对医务人员提出过高的要求。有报道指出，全国医患纠纷中妇产科约占1／3。戴爱秀对本院医患纠纷调查发现，妇产科发生的护患纠纷占全院护理纠纷的29．21％，指出护患纠纷不仅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对护理人员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感，影响工作积极性。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最多，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取决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有研究表明，产科护患纠纷发生原因主要包括护理技术操作水平不高、服务态度不佳、护患沟通不善以及患者或家属本身的因素等。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护理工作的评价具有可靠性及参考性。“双满意调查法”就是患者满意、医务人员满意，而双方满意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患者”“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开展双满意调查活动，有助于在了解医患双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改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缓解医患矛盾，提高患者满意度。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产科实施双满意调查后，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均较实施前明显提高，表明该护理模式是一种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改善护患关系的方法。通过发放双满意调查表，医院及科室能够通过患者的反馈及时掌握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医患关系情况，通过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对表现好尤其是患者点名表扬的护理人员，科室除通报表扬外，还在绩效考核方面予以充分体现，体现“多劳多得，干好多得”的绩效考核原则，并直接与评优、进修、晋职等挂钩，使护理人员个人发展机会增多，获得职业成就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努力改善工作环境，搞好与医生、护理人员及与患者的人际关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主动提高操作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口头表扬等精神激励，对护理人员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激励模式，促使护理人员发挥自身工作潜力，主动改善工作细节，提高科室管理水平，更圆满完成护理工作，从而使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提高，患者满意度亦相应提高。而对患者投诉较多的护理人员，除给予通报批评，按照绩效考核规定扣除相应的绩效工资外，还应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查找发生纠纷的原因，寻找更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将消极事件转变为积极结果。若护理人员再犯同样问题时，应取消评优、进修、晋职资格，从而有效督促护理人员严格执行各项护理工作规范，提高护理质量。

篇（9）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唐山市某大学随机抽取与临床医学专业有关的大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抽取105名，平均分为3组（试验组1、试验组2、对照组），发放问卷105份，回收有效问卷91份，试验组130份，试验组229份，对照组32份，有效回收率86.7％。其中男生40名，女生51名。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择业效能感量表简式（careerdeci-sion-makingself-efficacyshortform，CDMSE-shortform）。该量表包括25个题目，采用1~5的5点计分方法，包括自我评价、收集信息、目标筛选、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5个维度，个体得分越高，表明其择业效能感水平越高。

1.2.2研究方法：

试验组1的学生阅读紧张医患关系的信息，试验组2的学生阅读和谐医患关系的信息，对照组的学生在同一时间内阅读与医患关系无关的资料；然后3组同学同时填写择业效能感问卷；问卷当场回收。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由此可知，不同组别的学生之间在目标筛选和问题解决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发现，在目标筛选方面试验组1和对照组的得分明显高于试验组2；在问题解决方面只有试验组1的得分明显高于试验组2。

篇（10）

二、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

由于医疗服务和医师岗位的特殊性，医师的成长也会产生成本。医师的工作实践性很强，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就有可能成为医师成长的成本。即实际中由于医师技术水平、经验等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Brennan等对大量随机抽取的纽约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有3．7%的人遭遇逆向选择，即由治疗过程导致的伤害，其中13．6%的伤害导致了死亡。因此，在医师成长的过程中有不少患者成为医师技术提升、经验积累的隐性成本的承担者。尤其在中国缺少很好的责任承担机制的情况下，只有出现重大医疗事故或死亡时，才有可能通过制度的渠道追究医师或医院的责任。因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患者，在合理避险的动机下，不会主动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就造成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使用率不高的现象，如2012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病床使用率为54．6%，卫生院病床使用率为62．1%。随着医师经验的积累，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患者病症的判断能力提高，治愈效果也大大提升。由于患者对健康的特殊偏好，其治愈后获得的健康效用往往高于其支付医疗服务的价格，而且中国的医事服务费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整体上价格偏低，因此，患者的边际收益要大于边际成本，从而导致患者过度利用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如果医师不存在流动的话，在其成长过程中同一个地区的一部分患者承担成本，另外一部分患者受益，那么整体上该地区在时间纵轴中能实现均衡。但是中国医疗资源存在较严重的向上集中趋势，即当医师经验增长、技术水平提升后，其会向上一级医院、大城市流动。如庾波等采取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全国5219家乡镇卫生院，发现2012年有1135家存在非离退休人员流出现象，共流出2918人，并且流出人员中高素质人才比例相对较高。这样原来时间纵向上的平衡由于医师的流动而被打破，尤其当医师流出了医保统筹地区后，在异地报销制度的约束下，患者不能随医师流动，否则患者需要承担较低报销比例的后果。因此，流出地的患者虽然承担了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但无法充分获得医师成长后的较高收益。相反流入地区得到了医师成长后的较高收益，而不需要承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流入地获得一定程度的健康红利，而流出地承担了健康红利的成本。由于健康红利的存在，对于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理性患者来说，在经济成本允许下一般较少选择在社区、基层医院看病就医，而是直接找最好的医院和级别最高的医师。这实质上也是患者避免承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而希望直接获得医师成长后带来的收益的一种理性选择。若患者都采取这种避险行为，选择去级别高的大医院看病，就会造成这些医院的拥挤、排队，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看病难问题。因此，看病难实质上是优质医疗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三、“看病难、看病贵”的交易成本

大医院特别是三级医院挂号难，排队时间长，会增加患者的交易成本。患者“舍近求远”也会产生各种间接成本，如路费、食宿费等，此外，部分患者还要承担异地就诊导致报销水平下降的成本。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双向转诊制度，以及家庭医师或者全科医师的守门人机制，尤其是在门诊个人自费较高的情况下。由此可见，难以从经济和制度的方面约束患者。患者寻找一个最佳的医师，会产生大量的搜索信息的交易成本，但目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评价医师个人技术水平的机制。因此，对一个普通患者来说，要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医师，实际要花费的交易成本非常大。这样就促使患者从搜寻最合适医师向搜寻好医院转变。因为相对医师来说医院的数量要少得多，搜寻医院信息的成本也大幅度降低。而且，中国医院存在明显的分级制度，医院级别的高低由政府按照一定的标准综合审核、评定，这样根据政府公布的信息，患者收集医院等级信息的交易成本几乎下降到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好医院如三级医院、三甲医院的拥挤，加剧了看病难问题。此外，中国医师医疗服务的价值并没有完全通过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医师技术服务费明显被压低，与医师的人力资本投入不匹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医师收入往往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5倍。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显示，2013年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7991元，略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1474元。即使按照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67516元，约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31倍，也仅为发达国家的1/5～1/3。此外，在中国，不同级别医师技术服务的价值没有通过货币方式充分体现出来，即不同级别医师医事服务费没有形成合理的梯度，在价格上几乎不能实现病人的有效分流，增加了患者就诊级别较高医师的排队时间，进而加剧了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患者的很多疾病可以通过次优级医疗资源得到解决，但由于患者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引导，其过度挤占了本应用于那些更需要的患者身上的优质医疗资源。而这些优质医疗资源对急需它的患者来说不具有弹性，即价格不能影响这部分患者的需求量，因此，这些患者愿意花费更多排队时间成本来换取这些服务，这样看病难问题进一步严重。由于医师的工资与其人力资本投资不匹配，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实际价值和工资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值。医师为了弥补差值，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就会采取其他方式来补偿，如缩短给患者看病的时间，开大处方和让患者做许多不必要的检查。这样实际上是减少了和病人充分交流的时间，降低了服务的质量。医师通过服务水平下降(服务时间减少)和给患者多做检查得到的提成等方式弥补其损失。而患者虽然获得了差值，但是排队产生的成本，大处方的费用，各种不必要检查导致的额外成本，以及服务时间缩短，服务质量下降，其得到低于市值的差价被这些方式抵消甚至超出。最终显性的医师医疗服务市场价值失衡通过隐性的方式得到均衡。而这个过程造成租值消散、社会损失，如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医师声望不断下降，医患矛盾不断加剧，进而使中国医疗保障发展陷入困境。

四、医患冲突的外部性

医疗服务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师水平、技术以及病人的体质和病情都可能影响医疗结果。随着国民对健康和治疗效果期望越来越高，医患关系氛围越来越紧张，医疗风险引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而政府采取的压制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冲突。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暴力不断的根本原因不是患者单方面造成，而且医患冲突的受害者不仅仅有医师，也包括患者。导致医患冲突的原因有:卫生服务向消费主义转移，患者要求和期望更高;医院公益性较弱，医患双方信任不足;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期望值过高，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冲突中暴力事件不断，医师对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可能会采取不治疗的消极对抗方式，来避免自己承担不利后果。因为医师掌握绝对信息优势，病人及其家属没有能力判断病人的病情是否严重以及能不能治疗，这样导致高风险患者会被医师的消极对抗而失去抢救的机会。同时为了避免不利的后果，医师一般会主动或者被动运用“防御性的医术”，也就是说让病人做一些只对减少医师风险有用而没有医学价值的实验测试和程序。在中国出现的“以械养医”现象，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而做大量价值并不大的检查将加大患者医疗负担，又进一步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五、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一)提高统筹层次，成本内部化

对于因为不同地区人口流动产生的健康红利和成本，可以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化解。首先，提高统筹层次。使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劳动者属于同一基金支付范围，这样医疗保险基金在横向上可以实现健康的均衡。流入地和流出地同属于一个医保统筹区域，健康的成本和受益都在同一个范围内得到了分担和共享。最理想的统筹层次是全国统筹，这样既有利于全国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实现公平，但是目前各地经济条件相差较大，筹资和待遇无法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因此，可以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如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推进省级统筹，目前省级统筹具有有利的条件，因为中国流动劳动力省内流动的比例开始反超跨省流动，2013年外出农民工中，7739万人为跨省流动，8871万人为省内流动，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46．6%和53．4%。在实现省级统筹的情况下可以推进区域医疗保险调剂，根据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情况和集散程度，实现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统筹。其中区域统筹不仅仅是流动劳动人口个人医保权益的统筹，更重要的是其家属尤其是儿童医保权益的统筹，保障其家属能够合理分享流动劳动者对流入地的劳动贡献价值。这也是在中国户籍制度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降低户籍制度上所附着的社会保障权益的权宜之策，当条件成熟时可以取消户籍制度对国民权利的限制，使得劳动者年老后愿意且有能力在流入地生活和居住，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福利，这样通过对劳动者生命周期的调节，实现健康红利和成本的均衡。

(二)明确产权，完善转移接续制度

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有利于实现健康成本和受益的均衡。但是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不是简单的关系确认，而是医保权益的转移和承认，而影响医保转移接续的核心是医保基金的转移。如何实现基金公平和高效率转移涉及基金中个人产权的界定。科斯认为，不管产权归属谁，只要产权明确，都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也就是效率最高。转移接续过程中基金的转移问题，主要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中产权的界定。由于个人账户中基金产权较为明确，虽然个人账户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产权属于个人。因此，在实践中个人账户资金的转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关键的是社会统筹部分。因为制度设计时并没有明确产权归属，这样就导致转移接续的冲突。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在实现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实现对不同主体(参保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公平。因为社会统筹中有一个隐性的产权，这个产权是职工退休后的医疗保险权益对应的产权。中国《社会保险法》第27条明确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实际上确定了社会统筹基金中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劳动者退休后的产权。如果不能计算一个合理的比例，流入地和流出地都没有动力积极实现劳动者医疗保险权益的转移接续。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大数据计算劳动者劳动年限和健康之间的权重，引入质量调整生命年，它实质上是一个权重系统，它对每年的生命质量q进行赋值，赋值范围从1(完全健康)至0(死亡)。质量调整生命年是卫生经济学中用来进行成本－效用分析的最基本的方法，科学确定劳动者转移接续资金的比例和大小，使得流入地和流出地达到合理的均衡。

(三)增加医师显性收入，惩罚隐性收入

医疗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进行积极干预，如行医资格考核，颁发许可。行医许可是保护患者免于承担无行医资格者所造成成本的一种手段，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由于提高了进入医疗服务的市场门槛，会增加医师人力资本成本，也需要对其较高的投入进行补偿。发达国家医师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3～5倍，这其实是对医师价值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认可。而在中国，医师的显性收入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导致其需要通过其他隐性方式获得弥补，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增加医事服务费的方式提高医师的收入水平，使其获得一个正当的收入水平，与其人力资源投资匹配。同时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对在有较高收入保障下，继续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的医师，采取严格的制裁措施，如5年、10年甚至终身禁止从医等。总之，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增加医师违规的成本，使其不敢也不需要通过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等途径来获得收入，保障医师回归到以治病救人为本的角色中。

(四)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减少不信任因素

减少医疗事故导致的医患冲突和暴力事件，一方面需要在治疗前充分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相关的情况和后果，降低对医疗技术的过高期望;另一方面由于医疗风险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建立多方筹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医师、医院、社会等多方筹资，建立医疗风险基金，用来分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改变患者单方面承担的局面，减少患者向上集中的避险倾向，缓和医患关系。美国的经验显示，单一依靠市场来解决医疗事故风险，会导致商业医疗事故保险的失灵，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医疗事故保险市场的瓦解，就因为医疗事故保险金无法与上涨的医疗事故索赔并驾齐驱，这导致了许多保险公司完全从市场上撤出。由此可知，建立中国独特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也是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有效途径，但是医院调解机制需要改变患者信任度不高的现状，建立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在调解之后作为申请医疗风险基金或者医疗事故基金赔偿的依据。而医疗风险基金可以交给非营利性的组织管理和运营。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医疗风险分担和化解机制，医患互信才能得以加强，病人充分信任医师，医师能够更有效和高效率地治疗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