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篇（1）

一，“萌文化”的主体是否是青少年？

为了研究“萌文化”的主体，笔者对30位不同年龄的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对于“萌文化”有了解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所占比例最多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其次是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而对“萌文化”的含义认识准确的被调查者则集中在18-25岁的年龄层，其次是25-35岁的年龄层，18岁以下的儿童普遍认为“萌文化”值得是“彰显可爱的女孩文化”。另外，在感情倾向上，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率最高的年龄群体也是18---25岁的成年人，达到了78%，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的比例却只有61%，而且明显与性别具有显著相关性。根据访谈结果，儿童对于“萌文化”倾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是女孩儿们爱的东西，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一简单好恶的层面上。而18-25岁的成年人则会着重指出自己对于“萌文化”使用上的情感性取向（用来慰藉自己）亦或是工具性（用来参与社交网络行为）倾向。

由上述可见，对于我们所定义的“萌文化”，虽然18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对“萌”这一词语的接触上是接触率最高的群体，但实际上对“萌文化”作为亚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对其发展具有主导能力，则是18-25岁的成年人士。

二，主流文化对“萌文化”的吸收使用是否会造成受众的反感？

为了调查受众对主流文化吸收“萌文化”的态度，在之后的研究中，笔者对10位受访者观进行了访谈。给受访者看了央视《你幸福吗》与《明年还缺啥》这两则报道，它们共同点是在视频中都有几处明显的“卖萌”桥段：前者是流传于网络的“你幸福吗―我姓曾”的对话；后者则有“你缺啥-我缺个男人”等“卖萌”桥段。在观看了这两则报道后，大部份的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愉悦，而非反感，当被问及“你觉得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是否应当采用这样不严肃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时，仅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不应该。而当问到对“央视卖萌”的看法候，有八位受访者均表示“支持”，并且当被问及“当主流媒体用‘卖萌’的方式来宣传的时候，你会更加接受吗？”时，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接受”，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这样给人情切感，比之前容易让人接受。

由上述可见，主流文化中的内容，且主要是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三、受众能否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

为了研究受众是否能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笔者给参与访谈的受访者展示了各种微博“卖萌体”，其中关于雷政富事件的“十二秒反腐”等微博体例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相关微博进行检索后的转发评论统计中，笔者发现至少有70%以上的为负面内容（约抽取了100条评论做出的统计）。

而在访谈中，对着 10名受访者展示完内容之后，有6名受访者表现出这些微博内容荒诞，不够严肃。其余的四人中，两名表示这些微博展示出的社会矛盾值得深思，而仅有一名抱着愤慨态度指出这“体现了社会群体的不满与悲哀”。由此，笔者得出，在微博上，对被吸收包装成“萌文化”的负面文化内容，虽然直接表示负面评价的很多，而报以观望态度和对此种微博所展现的“负面信息”不懈并不以为然的的受众，大多不会去主动再次转发此类微博。

可见，大部份受众实际上对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的区分识别度是不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萌”文化的主体是18-25岁成年人。“萌文化”其实是所谓的“90后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到“90后”开始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占优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的“非主流”脱离了被嘲讽戏虐的“异端”的标签，上升形成了这种“亚文化”。在网络时代，由之前“90后非主流文化”所扩张演变形成的亚文化还有很多，如“吐槽文化”、“宅文化”，这些包含着、网络词汇的文化，和“萌文化”体现出了一样的网络时代的亚文化特征：话语方面反叛传统文化；行为方面追求新鲜事物；文化方面已形成传媒追逐、商业热捧的文化产业效应。

第二，主流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讲究本份秩序的“礼”，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是“非礼”的，不守本分的行为，是礼教文化中的大忌，如果放到中国传统社会，那么“卖萌”就是一种 “非礼”行为。而在网络时代，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礼”却随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吸收过程而在不断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央视新闻频道下面的滚动字体也在悄然间用硬朗的正式风格改为圆滑风格，变得“萌”了；各大官媒开始推出微博“吉祥物”，用可爱的口吻说着“卖萌”的话语，你来我往的互相评论与回复。

第三，对于主流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内容，采取吸收“萌文化”的方法，过渡用戏谑、荒诞的方式与口吻传播，会使受众难以识别，陷入“归谬”的逻辑中。

目前传媒界存在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更是为这种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利用提供了便利：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工业。虽然在亚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看似正面临重大挑战，而实际上，“萌文化”等亚文化却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使用，被放进了“娱乐化”的范畴中去了，但由此带来的新闻过渡娱乐化风气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的来说，“萌文化”的快速发展，并非是主流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反的，主流文化以及以“新闻娱乐化”为趋势的文化产业成为了这些亚文化快速兴起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新兴的亚文化生态体系实际上给了主流文化很大的机会。从第十放映室电影评论使用“吐槽体”，到央视故意把“恶意卖萌”的采访片段放出，如今，很多新闻内容不但具有主流文化层面的解读，更具有了亚文化层面的解读信息量，这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发展趋势，但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参考文献：

主流文化论文篇（2）

来自网络的民间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带有网络文化的特性。网络文化从形成开始就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如非主流、反文明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民间舆论的走向起到消极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网络文化的弊端还影响着主流思想舆论的渗透。对于网络文化的这些特性，主流媒体可以用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对网络文化进行主流思想舆论的引导。将主流思想舆论中的核心内容，即主流价值融入进去，对网络文化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在报道方面，适度的报道原则有利于主流思想舆论进入民间。以网络报道为例，正面报道无需过分渲染，网民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对正面的报道会形成正面的网络文化。对于负面报道而言，则应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避免过度的负面内容引发“网络地震”，最终形成负面的网络文化，违背主流思想舆论引导的初衷。主流思想舆论可以贴近并融入网络舆论，从而将正面的、主流的思想舆论传播到网络，进而对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有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主流思想舆论对网络文化的引导功能发挥得越到位，民间舆论的正面性就越强，对主流思想舆论的发展和壮大效果越好。

2.主流思想舆论对网络文化发展的辅助和纠正作用

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决定着网络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这个时候，主流思想舆论对于网络文化的发展就起到了辅助和纠正的作用。前几年出现在网络上的一种价值观就十分发人深思。电视剧《蜗居》热播之后，网上掀起一股对反面人物宋思明的追捧。宋思明作为一个腐败干部，在家庭之外包养情人，编剧本意是赞扬对爱情忠贞的小贝，贬损作风败坏的宋思明。可是电视播出后，在网上呈现的舆情却刚好相反。有钱有权的宋思明受到广大女性的追捧，而身家清白、对爱情执着的小贝却因经济能力差而仅仅得到了同情分。曾有网络调查显示，若在二者中间选择，更多女性会选宋思明。这种嫌贫爱富，攀附权贵的错误价值观一旦形成，对社会的危害很大，这时的网络文化已经脱离了主流价值的范围。对于网络文化的这些问题，主流思想舆论有辅助和纠正的功能。主流思想舆论中的主流价值观体现的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与不劳而获形成强烈的反差。主流思想舆论的介入能有效地将不正确的网络文化和价值观引导向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网络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本身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一旦网络文化发展偏差或走向极端，网络的特性会让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迅速传播、扩大，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主流思想舆论应当担负起辅助网络文化传播、纠正网络文化偏差的任务，让网络文化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让网络这块民间舆论的主阵地更加有序和规范。

二、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

网络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会反哺主流思想舆论。网络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优势，在自媒体时代开始到来的今天，网络文化在长期接受主流思想舆论的哺育后，一旦“长成”，定会回报主流思想舆论。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是对新型网络文化和主流思想舆论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主流思想舆论哺育网络文化”的转化和升华。网络文化反哺主流思想舆论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文化的大众性有助于主流思想舆论的快速传播

目前主流的对网络文化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这种定义倾向于网络文化的“活动”和“产品”属性，强调网络文化的发展前提是网络物质的极大丰富。这种定义和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不谋而合，突出了网络社会属性中的精神层面。另外一种则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只在互联网上流通，而较少为非网民所知的独有文化”。此定义更多的是以受众人群为切入点进行的探讨，定义了网络文化传播的范围和使用的人群。两种定义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网络文化的诞生平台有着一致的认可：即网络文化来源于网络。既然网络文化诞生于网络，那么从它形成的那天起，本身就一定带有网络的某些特性，其中最明显的是网络的大众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这使得近年来我国网民的数量激增。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以中国人口13亿计算，中国网民的比例已经达到45.5%，网民数量的增加和层次分布的多样化促使网络文化的走向更加亲民。网络的草根基础决定了网络文化的大众性，精英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远小于大众文化。加上近年来各种社交网络的盛行和发展，网民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这使得网络在文化传播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主流思想舆论一直以来主要靠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相对有限，传播的效果也不完全尽如人意。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比重的日益加大，主流媒体纷纷进入网络，以期通过和网络的联姻为自身谋求更好的发展，更好地传播主流思想。传统媒体选择网络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结果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传统媒体进入网络后传播的内容仍然是严肃的和正式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网民产生距离感。另外有些媒体一言堂的作风更是让网民感到反感，这些都不利于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相反网络文化大众性和亲民的本质可以使主流思想舆论得以迅速、大范围地传播。不仅如此，健康的网络文化还可以提高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效果。

2.网络文化意识前沿的特性为主流思想舆论输入新鲜血液

网络不仅给草根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时也给精英文化提供了空间。尽管精英文化不缺乏传播的平台，但是网络的诞生使得精英文化呈现出诞生周期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这些都有赖于网络碎片化传播的特性。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草根文化，都在网络的平台上交互碰撞，形成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应该说网络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沿阵地，网络文化本身也带有意识形态的前沿性。以最近最为活跃的微博来说，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名人在微博里和交流着最前沿的信息。这些信息迅速地被草根关注、讨论并转发，所产生的影响力有时会超过主流媒体。网络文化所带有的意识形态前沿的东西会为主流思想舆论提供新的内容，增加新的血液，最典型的是“正能量”的例子。2012年，“正能量”一词走红网络，这个说法出自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最初的使用是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一些博主写出“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和“点燃正能量，运气挡不住”的微博，随后被无数网友转载，“正能量”一词迅速走红。走红后的“正能量”多次被传统主流媒体引用。2013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由此，“正能量”完成了从网络文化到主流思想舆论的完美转变。如“正能量”般由网络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思想舆论的例子比比皆是。健康的网络文化不仅能促进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更能为主流思想舆论提供新的参考和内容。

主流文化论文篇（3）

以文化视角聚焦新闻，报道鲜活事实

新闻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办报实践中，《文汇报》遵循新闻规律，努力以文化的视角，把中央精神、形势发展和上海实际化为生动鲜活的新闻报道选题，通过敏锐的判断和用心的策划、记者的深入采访和精心写作，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具体化，切实提升报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今年是建军80周年，《文汇报》与新华社分社共同主办、联合推出了“亲历80年辉煌――为您讲述80幕经典军史背后的故事”大型系列报道，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报道的主体部分是采访对象的回忆录，辅之以“专家点评”、“人物小传”、资料照片等，以真实人物、真实故事以及历史瞬问，勾勒、描绘、展示人民军队80年的辉煌历程，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翔实具体，情节曲折生动，读来如同“看电影”、“观话剧”，令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这组报道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严肃题材中注入了文化含量。报道集中体现了《文汇报》的文化积淀和文风传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以文化思考关注话题，回应受众需求

《文汇报》作为一张有着近70年历史的传统主流大报，“主流、高端、权威、亲和”的风格特色，使之在广大知识群体中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权威。面对新的形势，着眼于不断改进新闻宣传，《文汇报》坚持以文化思考关注热点话题，努力做到“重大新闻抢先报道，重大话题抢先发言，重大现象抢先剖析”，积极回应广大知识群体读者的阅读需求。

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央视二套热播，受到境内外媒体及中国网民广泛关注，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发表看法，引起争议，仁智互见。有舆论认为：“这个片子同上世纪80年代引发广泛争议的政论片《河殇》一样，是在为中共十七大后重启政治改革造势。”还有舆论认为：“据说这部历史纪录片希望展示曾经在近现代历史上独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教训，其实还可以说，电视片是在造势，为中国崛起在国民中作心理准备。”显然，这一电视片已在知识群体乃至社会上形成舆论场。针对这一话题，《文汇报》刊发驻京记者对该片主创人员所做的访谈《希望别误读》，较鲜明地表达了纪录片编导的态度：“我们的意图只是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进而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如何从容地立足于世界去探索自己的和平发展之路?”

实践证明，一部大片引起公众的热烈关注、媒体的争相评说，说明这部片子的拍摄是成功的。种种议论，莫衷一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主流媒体的缺位和失语，或者是缺少理性，一哄而起，炒作新闻话题。主流媒体聚焦热点，用主流文化价值观来激浊扬清，促进大众能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关注热点话题，有效引导舆论，这是主流媒体的文化使命，也是其社会责任和公信力之所在。

以文化内涵开掘深度，促进形成共识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理论、旅游等“七界”，历来是《文汇报》重点关注的报道领域，是《文汇报》的优势、特色、强项之所在。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文汇报》把文化责任、文化追求、文化内涵作为品牌建设的推动力，着力于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文汇报》在我国教育界拥有重要话语权，而教育问题又是我国千家万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2006年以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4次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文汇报》对会议透露出的重要信息高度关注。11月28日，《文汇报》刊发通讯《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受到总理的称赞。

《文汇报》的记者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获取信息后再进行深入采访的。这篇报道事实丰富，选材精准，写作感人，主题深刻，表达了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报道刊发以后，杨福家院士致电感谢《文汇报》对教育事业的长期关注与支持。他表示将继续与《文汇报》合作，共同做好我国高教改革这篇大文章。这番话语，也可视为对《文汇报》的支持和期待，说明《文汇报》着力正面报道、发扬“文汇特色”、重视知识分子、广开高端人脉、精心做好采编、多出精品力作，不但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在读者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感召力。

以文化关怀体现人文，开展互动交流

主流文化论文篇（4）

1.引言

翻译促使两个不通语言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为了使译作能被读者所理解并接受，译者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永远与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为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文化、意识形态与翻译

翻译是译者有关原语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往往受到有关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语言中承载着文化，语言体现反映文化，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浓缩与象征。语言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映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故翻译语言的过程，也不可能只是字字对应，词句对应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1990：127）。”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促进了沟通，有助于传播文明。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方面、交际语言方面等。诺德指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Nord，1991）。文化翻译既需考虑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又要注意那些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典故。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既要兼顾语言表层含义的微妙差别，同时也要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大多数情况是“褒义”，代表喜庆，欢愉、祝福，如“红包”，“红盖头”，“满堂红”，“红红火火”。而英国人却视“in red”（汉译：“红”）为“赤字，亏空”。这起源于《圣经》，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让十二门徒喝下他的血，最后耶稣遇难，钉于十字架上被处死。因此“红”在西方就与“血腥，杀戮”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张岱年，1995：433）因此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译者在处理翻译时没有遵循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他的译本就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蔑视。由此可知，每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摩擦。因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支配和操控。

3.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概念和功能

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目的语中恰当地体现具有原语文化的概念、词汇和一些地道的表达。另外，译者还需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合理处理原语中的文化要素，尽可能忠实原文，将原文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以上问题，翻译界处理的策略大致分为两派，即异化派和归化派。

以Nida（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认为：翻译原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郭建中，1998：2），从而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

以Venuti（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派认为：异化这种翻译策略，着重强调原语或原文作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表达保留原文的特色，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的独到之处，并尽可能促使译文读者接受原语文化。

4、翻译的策略取向

勒弗维尔（著名美国翻译学家）认为，控制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因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文学家和翻译家运用话语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王东风，2003：3-6）。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1：14-41）

因此，受主流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从译语的可理解性考虑，译者一般会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4.1归化法

所谓归化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容，而转化的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并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妙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埃文・金（Evan King）在翻译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离婚》时，采用了归化译法，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翻译成了圆满的结局，而把《离婚》中讽刺民族懦弱的部分翻译成了轻浮的闹剧。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那时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整个民族处于矛盾激化的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民众需要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当下的压力。另外，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力发展工业机械化生产，人们面临着紧张忙碌的工作，闲暇时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由此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文化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掩饰现实的激烈矛盾和各种复杂冲突，让读者内心感受到虚幻的和谐和圆满。

4.2 异化法

所谓异化法，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语文化部分以非常接近原貌的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形式。这种方法往往能让目的语的语言成分以及表达形式呈现全新的面貌。

例如，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古老的中国慢慢开始睁眼看世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面临严重危机。按理，受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主张异化的策略。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采用异化的方式从事翻译。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的不足，敢于直面惨淡落后的现实，积极学习先进文化，勇敢地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他们希望用西洋文学挽救中国及中国文化。

4.3 零翻译

“零翻译”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教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当然与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翻译态度也密切相关。

例如，《鸳鸯刀》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在译成英语时，有译者译成“Blade-dance of the Two Lovers”，这里把“鸳鸯”译成“two lovers” 是为了达到可译的效果，采取了零翻译的策略。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鸳鸯”指的是一种水鸟，经常雌雄一起在水面上嬉戏，成双入对，相亲相爱，悠然自得。因此“鸳鸯”常常用来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无此寓意，因此翻译时不能忽略词语所加载的文化意义。

5、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学术活动中，文化研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将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的角度，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为翻译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它不同于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它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作为翻译研究中必须考虑的要素。

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领域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

但在当今中国，我们在基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讨论译者翻译策略取向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理论只有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3―6.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

[3]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433.

[5]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报，2003，（2）：67.

[6]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7]Nord，Christi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 GA：Amsterdam.1991.

[8]Venuti 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J].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主流文化论文篇（5）

据统计，到2005年，全国出版的1926种各类报纸中，党报438种，占全国报纸总量的23%；晚报、都市类报纸285种，占15%，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报纸门类。有人说，都市报是在全国2000多种报纸激烈竞争和市场分割基本完毕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这种说法不无依据。都市报带来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大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小报”作风盛行、恶性同质竞争日甚等等。

鉴于此，1998年《华西都市报》提出要“迈向主流媒体”，并诉诸办报实践。其它都市报及一些地市晚报随即跟进，宣称要打造主流媒体。新创刊的都市报也发挥后发优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主流媒体的取向。主流化已经成为都市报改革发展的趋势。

一、都市报“迈进主流化”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都市报“主流化”是我国报界经常提到的“小报大报化”。很多都市报在经历了市场竞争洗礼之后，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走势，通过寻求自身的“主流化”，来适应新的形势。以下从《三湘都市报》的改革来看促使都市报“主流化”的现实动因。

1．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

从整体而言，长沙报业呈现出了白热化的竞争态势。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为主的几张报纸尚处于各自实力不算悬殊的竞争对峙阶段，但湖南广电等电子媒体对平面媒体造成了强力挤压，形成另一层竞争。所以，同质媒体的竞争，异质媒体的竞争，以及读者对报纸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挑剔的眼光，对办报人来讲，战略战术的选择需要理性基础上的创新。简单的盲从，简单的低层次报业竞争，很有可能几败俱伤，像《东方新报》的折戟长沙就是个例子。因此，改革创新就成了《三湘都市报》最终的落脚点。

在饱受恶性同质竞争的烦扰、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时，都市报将“迈向主流媒体”作为其发展的一个措施，“迈向主流媒体”的目的是寻求差异化，获得良性发展的空间，通过提升报格来增强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都市报寻求“主流化”是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所致。

2．都市报主流化的现实依据

由于都市报有明显的市场效应和巨大的发行量，都市报能弥补党报市场覆盖的不足，能够分担党报的部分宣传功能。都市报的“主流化”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二、都市报主流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1．赢得高端读者与适应大众之间的矛盾

《三湘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面向大众读者。但是《三湘都市报》要往主流媒体方向发展，必然要把高端读者视为主要争取的对象，并努力为高端读者创造出适合其消费需求的新闻产品。但是高端读者与大众的“融合”中容易呈现出不和谐，高端读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着矛盾，要做到两者兼容很困难。

在信息时代，分众传播已是大势所趋，面对不断变化的都市报受众以及同质媒体的竞争，人们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高端市场，对高品质新闻产品的追求已成为志向远大的新闻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操作过程中，许多都市报人以为只要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加上自己的声音就能赢得高端读者的认可，报格亦能得到提升，并未从总体上调整自己产品的内容、结构，最终使受众群在上下兼容，即高端读者与泛众的“融合”中呈现出不和谐。在阅读报纸的价值取向上，高端读者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往往与中低读者叉，而中低读者群向高端读者群向上兼容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所以都市报在定位读者时，选择高端读者还是大众之间存在着矛盾。

2．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

《三湘都市报》在报道内容改革时，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娱乐等各方面，但却缺少了深度报道和评论。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缺失严重影响着《三湘都市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人们不仅仅想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更想知道的是事情背后的那些背景信息，媒体就应当承担这种解释功能，深度报道就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方式。评论是都市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性、批判性和权威性是新闻评论的重要价值，而这三点要素也直接影响着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因此，深度报道和评论成为了整个报纸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舆论引导力的重要体现。

从都市报的发展来看，评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数量少，本报的评论更少。都市报的评论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很少过问，更多的是对体育、娱乐、社会生活等事件渲染。缺少了深度报道和评论的都市报就显现出了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乏。

3．人才储备的不足

都市报发展过程中，报业市场快速膨胀，报纸数量递增迅猛，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也迅速扩大，然而同时期的专业新闻人才却非常少，早报和晚报的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仅是初中毕业，虽然新闻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但过低的文化水平往往限制其新闻报道能力的继续提升。有的新闻单位为了扩大规模而扩军，在招收人员时门槛很低，这些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都很一般的人员进入后，报纸的整体水平停滞也就不足为奇了。主流媒体对报人要求会比普通的大众媒体高得多，更多地需要专家型的记者，需要不仅是腿脚勤快，更要头脑敏锐、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新闻从业人员。

4．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

在“迈向主流媒体”的理念提出来后，在都市报领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大小小的都市报一哄而起，都“迈向主流媒体”，都市报都去迈向主流媒体，又使竞争从市民生活报的恶性同质竞争很容易就转化为主流媒体的恶性同质竞争，媒体发展的目的同样不能达到，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新一轮的同质化竞争。

三、都市报主流化进程的对策

都市报想要成为真正的主流媒体，就必须理解真正主流媒体的内在素质：广泛的影响范围、较高的报纸品位、极大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舆论引导力。

1．准确定位，把都市类报纸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在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指的是高级的严肃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报纸报道严肃、深入，信誉卓着，社会地位很高。与其相对应的是大众化的通俗报纸。在我国主流媒体指的是那些针对社会主流人群，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社会主流发展方向，关注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权威媒体。在我国，传统上的主流媒体一般是指党报。

都市报要迈进的主流媒体并非是回归传统主流报纸，而是一次全新的理念提升，按照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的说法，应该定位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④这里的关键是“普通百姓”和“喜闻乐见”。

这就要求都市报更进一步地面向大众、关心大众、服务大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市类报纸是连接读者个体和公众社会的一个桥梁，它是阅读者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自我约束的有效参照物。都市类报纸必须保持这种深入百姓生活的鲜活状态，才能体现其对于读者的重要性。

都市类报纸还要成为主流媒体，所谓“主流”，就是说报纸不仅要做到百姓爱看，还要担负起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责任；不仅要反映社情民意，还要通过精心策划、深入人心的报道，调动起人民群众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2．重视时政新闻，深度报道和评论，增强权威性

政府的决策、判断、调整，会对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生活轨迹，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时政新闻报道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报社要在内容选择、编排手法上尽量与众不同，成就报道生活化、会议报道信息化、批评报道建设化，努力做出独家特色，来吸引主流人群。

一方面，要把时政类新闻放在版面的重要位置，给予突出和强化处理。《新京报》的封面就是把时政新闻作为了第一选择：“时政是我们不变的选择，政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据统计，2005年2月，《新京报》的封面共选新闻199条，时政类新闻108条，占54.2%，头条中时政新闻24条，85.7%，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显示了该报力创“主流时政报纸”的特色。其次，在遇到重大时事政治新闻时，都市报开始积极参与，与主流日报展开竞争，在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到“大事诉求”，进一步强化报纸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如地方的党代会、重大建设项目的报道，以往参与较少的都市报纷纷辟出大幅版面，给予全方位的报道，一些独家新闻还超过了传统党报。

另一方面，要在报道深度上开掘。都市报相对年轻的采编团队、充满激情的职业冲动、视野开阔的知识结构，还有长久以来浓墨重彩地报道重大新闻的历练，都为全景式地深入挖掘新闻提供了保证。而这种内涵丰富的高档次的新闻产品又是受众所需要的。

另外，还必须重视报纸评论。在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快速传递的时候，在新闻唾手可得的时候，选择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予以评说，抓住受众普遍关注的新闻予以论述，帮助人们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在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尤其重要，也体现了媒介的功力和影响力。

3．改革用人机制，留住和吸引人才

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如媒体内部的采编制度、奖惩制度等，是制约媒体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成功的媒介内部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的优点和特长。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强劲的激励机制、严厉的约束机制和快速的反应机制：对于优秀的工作者给予重奖，对于漏报重大新闻者给予严惩。这样奖惩分明反应快速的机制可以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二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报社人才队伍建设。

从专业角度出发，选择新闻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对于法律、财经、收藏、投资等版面也应该选择相应的专业并具有良好文字功底的人才。并对记者的职能细分，改变过去那种社会新闻记者跑财经、财经记者跑体育的业余操作方式，专人专用，培养起一支专业性强，专业特色鲜明的记者队伍。还要吸纳美术等行业的专业人才，以新颖的栏目编排和独具特色的广告来吸引读者和客户。

主流文化论文篇（6）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主流文化论文篇（7）

“流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由此衍生出了无数的优秀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其中一个。

在西方文学中，“流浪”主题常常和“探险”主题相联系，产生另一类小说变体――“探险”小说，比较经典的有《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等。早期此类小说虽然也记述主人公的流浪生涯，但重点却是借叙述者的眼光来发现世界。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亲历者的眼睛去观察、了解世界。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地理大发现的产生，大量殖民地的开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表现了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信念。正像有人注意到的那样：“地理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理探险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标志。”［1］它和西方文化中的求实用、重功利的现世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探险者本人来说，此类小说往往塑造的是一个“行动的”英雄，表现的是人类的独立意识。这样看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产生无疑渊源由此。神秘的密西西比河、沿途居民的奇风异俗等内容也许是读者在未开卷之前所期待的，这些也是长期的“流浪―探险”小说所培养的逐渐固定的阅读期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另一部伟大的“流浪”小说《唐•吉诃德》时说：

“一切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唐•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的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2］

昆德拉把上帝的缺席、真理的散失作为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并以此断言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同样，对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的现代读者来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恐怕要令怀有“探险”期待的读者失望了。对这部书，海明威曾评论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书,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切美国文学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不曾有过能与之媲美的作品。”［3］他对此书不吝词语的推崇，或者包含有这样的判断：它开启了一个寻求真理的时代。我们显然不能以单纯的“流浪―探险”小说来片面解读它。从表面看，这部小说以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了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有黑奴问题(人权问题)、人性问题(善与恶)等，还有属于社会的其他的问题，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人”自身的困惑和迷惘，是真理散失之后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我”存在的观照。这种观照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面。“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4］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流浪―探险”模式因此在现代又衍生出一个“寻找”的模式(“寻宝”小说的变体)：寻找人生的真谛和价值。这部小说以外在的历险来表现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求。整部小说，表现了人类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进行的不懈追求。哈克在河流上漂流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从哈克逃离父亲开始，到最后哈克继续自己的漂流结束，其基本模式就是“寻找”。对家园的追寻正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特质。陆地象征了“家园”，河流象征了人类漂泊无定的命运。哈克从河流的上游一路漂来，经过一个个的村镇，一件件事情，认识到了家园的虚┩――家园并不存在(虽然在哈克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因素)。陆地上的荒诞事件：道格拉斯寡妇不厌其烦的教育，家族的连环仇杀，骗子大行其道，白人对黑人的压迫等证明的是世界的整体性荒诞。所以哈克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河流上，也只有在河流上，哈克才感到了安全。相对于陆地的“恐怖”“荒唐”经历，小说以哈克的口气抒情般地写到河流：“ 两三个昼夜过去了；我想不如说是流过去了，它们那么宁静、平安、甜美地滑了过去。(十九章)”对河流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河流给了他无穷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无疑是陆地所不能给予的。陆地对于哈克来说，意味着限制和束缚，对于黑人吉姆来说，甚至是恐怖的地狱。但是，河流并不是永恒的伊甸，它只是哈克暂时的避难之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视野的开阔，关于“自然”探险的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许多“探险”主题更多涉及对人类自我创造的社会的认识：之所以仍然是“探险”，表明了人类对异化问题的警惕，对异化的本能的反抗，内在的，还包含有对理想社会寻找的意图，因此，“流浪―探险”是和“流浪―寻找”分不开的。

现代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就是以“流├恕寻找”为模式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像他的格言所说的那样：“目标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卡夫卡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的孤独与恐惧以及人生的荒谬，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实质。主人公K对进入城堡之路的探寻，既是对已经变异了的社会的探险，又是对人生之路的追寻。

有学者指出，所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指，“‘上帝死了’之后，因为落入了现代性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国的文学家则是在‘圣人死了’之后、因为落入现代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解。”［5］

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流浪―探险”模式表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精神困境之时，中国优秀的小说家表现的也是自己的信仰失却之后的生存的尴尬。但是，由于中西作家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流浪―探险”小说模式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观念影响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相比于西方，“流浪―探险”类小说在我国并不发达。但我国一向不缺乏“记游”的文学作品，所以“流浪”在我国是以“记游”的方式出现的。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早期“此类作品中的‘自我’在作品中都不是那么浪漫主义地突出”。但是研究者发现，“在明末的小品文和清代的小说中，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普实克称之为‘主观性和个人性’探索自我的倾向。”［6］71这种倾向和西方近现代对自我的探索是一致的。

在近代的奇书《老残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老残”，小说通过老残来带领读者游历四海，观察社会，批判社会。许多人因此把《老残游记》视为“谴责”小说，这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作者是抱着美好的想象去揭露当时的现实的。小说第一章写“蓬莱阁”，蓬莱，是中国文化中对仙境的想象。这正表明了作者对未来的信念。刘鹗的时代，虽然封建社会日趋衰微，但士人并未完全失却信心。同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像老残一样，仍然对社会怀有温情的想象：在哈克和吉姆的交往中，不时有人性的闪光，“正义”“忠诚”“友谊”等无处不在。在“国王”和“公爵”冒充威尔克斯先生诈骗钱财的时候，全村人对他深信不疑，只有一个罗宾逊医生指出了他们的真实面俊―“罗宾逊医生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因素，这是马克•吐温越来越强烈认同的一个因素。”［7］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沃森小姐良心发现，给黑人吉姆以自由。“逃亡”失去动力，哈克继续流浪，故事戛然结束。也许有论者认为，这样的结尾表明作家社会批判意识不够彻底。试想作家生活的时代尽管有各种问题，但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怀有美好的想象也属正常。所以，鲜明的现代主义的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在中西小说中自然地出现的，它必然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认识深化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理性因素与正面价值在此类小说中就愈发稀薄了。20世纪初，是中国“圣人死了”以后，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的时代，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道路而不得。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合力影响下，出现了“流浪―寻找”这一变体。哈克在大河上的游历具有明确的目标，一是逃离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教化)，二是帮助黑人吉姆逃亡。它内在地是关于个人“自由”的言说。现代中国的一些“流浪”小说，人物的旅行更像是没有目标的漫游，他们的毫无目标的漫游其实是面对残破的国家无计可施的绝望情绪的外化。郁达夫的小说就是如此。它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流浪”为叙述模式的，如《南迁》《中途》等。李欧梵评论说：“郁达夫的旅行却只是在偶然地、无益地寻求着这意义，而且往往是在途中停止于无意义之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独行旅客是真正孤独的，他浮沉于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紊乱的世界之中。”［6］75鲁迅的经典小说《故乡》也是“流浪”模式，钱理群先生以“离去―归来―离去”模式［8］分析这篇小说，剖析了一代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生存现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流浪―寻找”模式的不同的表述：知识分子辗转漂泊无非是要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过去士人所信奉的“圣人圣言”已经不再，而新的流行的种种“主义”也殊可怀疑，留在心头的只有迷惘与彷徨了！鲁迅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家，甚至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新价值理想的虚妄，但并不因此而菲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特质固然令人崇敬，但他不得不独自承担这沉甸甸的重量，承担这“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晓明语)

“流浪”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它表征了人类对世界的不懈探索，由它衍生的小说话题是说不尽的。我们从哈克的流浪谈到了余华小说中“我”的旅行，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揭示出“自我”主题的历程。早期的“自我”中的理性的存在，到后来小说中自我的迷失；西方现代小说对“形而上”的追求到中国作家对社会一以贯之的责任感，巨大鸿沟的背后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 王晓伦.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2］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3］ 宁倩.美国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06.

［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6.

［5］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59.

［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 Alexander J Butrym.《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及相关作┢罚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93.

主流文化论文篇（8）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诸子百家争鸣。

2.西汉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佛、道纷争，儒学曾一度出现过危机，但因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和一些儒学大家的吸纳与融合，儒家思想进一步为官方所接受。

4.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在吸纳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并逐渐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5.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弊病进行了批判，提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从而使传统儒学出现了新气象。

6.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传统儒家思想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康有为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造；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否定。

二、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思想理论成果

1.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起到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2.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早期维新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

4.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等思想主张，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5.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再一次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6.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7.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先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8.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9.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重难点解析]

1.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与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其中“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孟子“仁政”和“民贵君轻”的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

关于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从民间层面来，孔孟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其与当时的墨家学说并称为两大显学，从学者甚众，在受众群体的范围和学说的影响上是其他学说所无法匹敌的。第二，从统治者层面来看，儒家学说地位低下，不为统治者所重视。孔孟辗转各诸侯国，所到之处，虽然有国君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总是没有人去实践。就像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明明已经认同了孟子的观点，但依旧不愿将孟子的观念全面地用于治国之中。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主要是因为：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第二，孑L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2）“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影响。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根源：生产力发展，出现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②政治状况：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③阶级基础：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出现了“诸子百家”。④社会环境：在诸侯割据时期，各诸侯国竞相招揽人才，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使各个学派都有了发展的机会。

“百家争鸣”的影响主要有：①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②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学派之间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诸子百家”中相对立的主要观点。

①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法家主张法制，强调严刑峻法。②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提出“人之性恶”。③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庄子主张“顺物自然”。④在人生态度上，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强调社会责任；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

2.如何认识董仲舒的新儒学？

（1）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2）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点。

①从思想内涵上看，融儒家、阴阳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也有人说，董仲舒新儒学外儒内法，兼采各家之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②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春秋大一统”，强调君威，赋予君权以神权的色彩。③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④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社会正统思想。⑤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⑥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董仲舒思想的实质是思想文化专制统治。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根本目的在于其思想适应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其宣扬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朝的“焚书坑儒”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而不是压制知识分子。

（4）董仲舒的新儒学中可取和需要批判之处。

①“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有积极意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加强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对今天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利于思想统一、维护中央集权，但限制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做法不可取。③“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属于唯心主义，是无稽之谈，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君力过度膨胀和防止暴政。④“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充满了封建意识，应当摒弃。其中的“五常”推崇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的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信”是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3.关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是理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①陆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②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③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

（2）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点。

①从思想上看：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陆王心学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②从哲学范畴上看：程朱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王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③从修养论（方法论）方面看：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外物求“理”）；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和“致良知”（通过内心的反省）。

（3）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相同点。

①从代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②从实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以儒家纲常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欲求。③从内容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都是儒学的新形式，都继承了孔孟“仁”和“礼”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④从影响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扼杀人的自然欲求；都重视主观意志力量，强调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人的人格、气质、品行、立志、责任感等方面的塑造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摧残、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4.如何认识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这里所说的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是指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和谐发展、敢于探索、强调力行等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出限制君权；在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在思想上，批判程朱理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2）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主要原因有三个。

①经济方面：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但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②政治方面：随着市民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他们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君主专制日益腐朽，民族和阶级矛盾加剧，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理性反思。③文化方面：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文化专制日益严重，造成文化恐怖局面，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进步分子要求摆脱思想束缚，面对社会现实，倡导个性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5.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1）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历程。

①春秋时期创立儒学。②战国时期发展儒学。③秦朝时期实行“焚书坑儒”打击儒学。④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⑤隋唐时期“三教合一”，丰富儒学。⑥宋明时期发展理学，分为两派。⑦明清之际批判继承，焕发生机。⑧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思想。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⑩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在“”中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儒家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2）儒家思想在中国曲折发展与演变的原因。

①思想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经济是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思想对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与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②儒家思想经历代融合与演变，形成了～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因而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如近代康有为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他透露了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自20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故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伏尔泰的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以此滋长启蒙精神营养。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来影响别人的。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说过，企业家必须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认为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说过，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6.为什么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新思想萌发的主要标志。它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启迪人们去探索救国之路。我们之所以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从目的上看，两者都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抵御外国的侵略，根本目的都是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第二，从方法和步骤上看，两者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不同之处是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没有完全实行，只停留在“制夷”的层面上，而“中体西用”思想则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践。第三，从结果上看，两者都冲击了传统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最终都失败了。

7.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1）主要区别。

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康梁维新思想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②早期维新思想既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行动；康梁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2）联系。

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④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8.关于新旧三民主义中的几个问题。

（1）三民主义提出的背景。

①时代特征：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历史教训：辛亥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救国方案相继失败。③社会基础：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④革命实践：孙中山放弃改良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提出三民主义思想。⑤欧美启示：欧美主要国家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启示。

（2）三民主义与同盟会纲领。

①民族主义，即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思想内涵是：以革命暴力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②民权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其思想内涵是：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完成政治革命。③民生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其思想内涵是：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重新分配问题，平均地权。这些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利的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民族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民权主义不是真正的人民，民权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民生主义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3）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关系。

主流文化论文篇（9）

一、校园非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

1、非主流宿舍文化

宿舍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折射，又是家庭文化的反映，更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健康向上的宿舍氛围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宿舍是学生们平均一天呆最长时间的地方。宿舍是学生近距离交流思想的场所。但因宿舍本身还具有一定的隐私性，也有一部分学生把它扩大成自己的领地，不讲卫生、打麻将、喝酒、大声喧哗不顾及其它同学，破坏了宿舍文化。

2、非主流网络文化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快速、便捷获取信息的通道。网络文化也随之产生。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统计布告，在校大学生上网的比例接近50%，现今的大学校园可谓是“无人不网”，给学生提供了查阅资料、抒发情感的平台，网络文化在此孕育而生，但也带来了一些网络的毒害，如：互联网游戏、网络色情、聊天贴吧无聊颓废的贴子。

3、非主流手机文化

在当今社会，大学生要想拥有一部手机已不是什么难事。手机原是远距离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但自从手机开通短信服务后，手机文化也悄然而生，在学校课堂上、马路边到处都可见一些埋头做“拇指运动”的学生，手机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4、非主流音乐文化

音乐是一门具有教育作用的艺术，好的作品能带动人、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而当今的校园里较少听到弘扬爱国的、积极向上的、传统和主流的歌曲。充斥在校园内的都是一些如《背叛》、《亲亲》、《今天我要嫁给你》等流行歌曲。这些宣扬情爱的歌曲对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是不利的，影响着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

5、非主流商业文化

广告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商业活动充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股风也刮进了校园。各种晚会、活动拉赞助，企业纷纷来冠名、宣传，学校的墙上常看到小纸条，招合租、寻“”、租“钟点房”。“商机”不断在学校里出现。

6、非主流校园恋爱文化

现在校园恋爱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许多大学生从大一起就开始了自己的恋爱旅途。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是恋爱的天堂而不是学习的乐园”。恋爱本身无可厚非，如果双方在学业上能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也不是坏事，但现在校园常看到，食堂里，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情侣，学校主干道上也有热情拥抱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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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以更大影响。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人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它是一种伟大的凝结力和向心力,是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的。该《意见》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培养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爱国主义教育对非主流文化的渗透

如果说校园文化是一道菜肴的话，主流文化就是校园文化的主菜，那么非主流文化则是佐料，它对主流文化起到一个补充、添色彩的作用。非主流文化虽然有优有劣，但丰富了校园文化，使之与社会联系的更加紧密。如何用爱国主义教育加以引导、渗透，使非主流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1、弘扬民族精神，融入校园非主流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五千年华夏文明铸就了璀灿的中华文化，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维系着中华民族长期统一和延续，它激励着全民族奋发有为，促进中华民族前进和发展。作为高校的政治工作者，要把民族精神带入校园非主流文化中，如在校电台多播放一些富有时代、民族精神的歌曲，经常开展一些宣扬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动，更大力度的弘扬民族精神。

2、加强爱国思想品德教育，竭力控制劣性校园非主流文化的自由蔓延

主流文化论文篇（10）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