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文化论文篇（1）

汪曾棋的代表作《受戒》发表于1980年们匕京文艺》，讲述了一个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子的纯真恋情，概而言之，就是和尚恋爱的故事。和尚恋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禁区，有违教义，作家往往避开或者持一种贬斥的态度。在佛教教义中，现实的人生是一片苦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的只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僧会苦、求不得苦以及五阴盛苦。造成诸苦的原因在于“无明”(愚迷暗昧，不明佛理)和“渴爱”所引起的贪和欲，从而导致生死轮回。因此就要念经、修行、持戒、彻底断灭人在世俗中的欲望，达到无苦“涅架”的境界。显然，佛教是主张克制、压抑、甚至消灭众生的各种欲望包括爱欲，达到无爱无欲、无死无生、寂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功德的至高境界。

但在汪曾棋的小说《受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小说描写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生活情景，人们在这里自由快乐地生活着。本来，佛教象征着信仰，可小说完全消解了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严肃性及其修行的庄严性。《受戒》中和尚出家之地叫“草莽庵”，庵本住尼姑，和尚应住在庙里才符合佛理，在小说中却产生了错位，本是菩提庵还被人们叫讹成了草荞庵。仁山，作为庙里的方丈，他的工作本应是做法事、念经，可他在庙里不穿袭装，袒露着肚子，跟拉着僧鞋，一天到晚抱着算盘做会计，好似店里的小伙计。当然他们偶尔也做法事，常做的是放焰口，可庄严的法事被他们这么一弄也变成了耍把戏似的:“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装装，飞饶。……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明海出家既不是为逃离人间苦海，也不是尊崇佛教信仰，而是为现实的功利目的所诱惑的:“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和尚，在当地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明海受戒也是为了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价值观在小说中轰然瓦解.

既然漠视佛教信仰，那么让这些出家和尚格守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必然是一种不可能。佛家讲戒、定、慧三学，以戒为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佛祖入灭前曾有弟子问:“您走后我们依靠谁?”佛祖慈悲教示:“己戒为师!’’但在《受戒》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戒”的迹象。佛教讲“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可革莽庵的和尚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不同的是要在猪升天的时候念一道“往生咒”。事实上，这是一道虚伪的形式，本质上己触犯了杀戒.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的和尚大大触犯了淫戒.和尚二师父仁海带着老婆来庵里避暑，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有一个貌美的年轻女子，三师父仁渡的相好有好几个，还赤裸裸地唱着情歌等妄语，小明海和小英子更是在佛门圣地里两小无猜、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地成长和恋爱，这明摆着犯了淫戒，可“在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可见，佛教的清规戒律在他们眼里形同虚设。没有清规戒律，他们活得舒心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家的当家，乘凉的乘凉，风流的风流，恋爱的恋爱，完全和常人一样，率意随性地过日子.尤其是明海和英子的恋爱更是描写的如乐园一般温馨可人.他们白天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松自在地唱着山歌，晚上并肩坐着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老婆婆纺纱，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滑过，多么和谐美好的俗世人间!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是那么地欢乐，人们也是那么地惬意，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也在大自然的清风软语中渐浓。小英子故意用脚踩他的脚，明海看着“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的一串脚印”，“傻了”，他“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都搞乱了’，.而“搞乱”也是一时，当明海在善因寺受完戒回来，小英子得知明海将前途光明地当上沙弥尾或方丈，忍不住将内心的真实情感大胆地说出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开始只是“嗯”，最终大声地宣布: ‘要!’，没有忌讳、没有压抑、没有矛盾、没有两难，性爱，被表述成为一种如水一般流淌、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宗教与爱情，人性与佛性，和谐地融合一体。

在和尚恋爱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人性和佛性往往是对立、冲突的，主人公往往处在情佛两难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最终在痛苦无奈中放弃爱情，阪依我佛。例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三郎与静子谈诗作画，情投意合，互相爱恋，母亲和姨妈也有意将静子许配给三郎，可三郎终因“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也”为由拒绝了静子，最后不得不逃离静子的爱。作出逃离的选择对三郎而言何其艰难，文中的心理描见证了情与佛的碰撞冲突使三郎的内心充满无奈和痛苦，“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三郎“初以恋亲而离佛，继以畏佛而拒爱，终以拒爱而弃亲。既以拒爱而弃亲矣，又复千里吊爱，似俗非俗，此盖宗教与爱情之冲突点也”。佛教认为“爱为秽海，众恶归焉”。阪依我佛，就必须遵守戒律，舍弃女色，斩断情根，才能领悟佛门禅理，进入涅架境界。

但是，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们看到的是佛国的清修与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与凡夫的爱欲，两者是兼而得之、互不冲突的。它反映了汪曾祺本人对于佛教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见解。“在作者看来，佛不是要人断绝人生乐趣，而是要人们在佛智的启导下充分地享受人生的欢乐，佛性与人生之至高境界是一而不二的，是融会在一起的.”因此，汪曾棋在小说《受戒》中正视人的各种欲望，宜扬人的爱欲，并且无意于用各种清规戒律来禁止它。相反，在“佛性”与“人性”当中，他选择了人性的解放和张扬，在“佛性”与“人性”融汇之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任何一个人都难把凡间事物一刀了断。《圆觉经》云:“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可知众生的存在与淫欲密切相关，淫欲的烦恼在人类世界是难以戒绝的，而否定、压制人的各种本能欲望包括爱欲也是对人性的扼杀，不合人之情理。汪曾棋在谈到他的《受戒》时也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汪曾棋在小说中描述着和尚有滋有味地过日子，正是将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即慈爱众生，给予快乐;悲，即怜悯众生，拔出困难。可是，“佛教文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普度众生的良药，现代意识的复苏可能冲击佛教的某些理念”。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在中国“汉化”和“民族化”，不少统治者和一些社会改革家对佛教不断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民情.1913年，太虚大师吕淦森和杨仁山等人在南京创设了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教一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使佛教回到人间并世俗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一些出家僧侣和在家修行的居士极力推行“人间佛教”的佛教改革。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和发展，不仅是有识之士推崇并改革以适应中国的结果，也是“广泛深厚民间信仰的结果”(s(.民间信仰与宗教改革者共同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和人情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意识己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更是给予了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汪曾棋经历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革命运动和文化变革，发表《受戒》之时正是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来了百花齐放的良好艺术氛围。一路走来，深受传统文化儒释道浸润的汪曾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思考和反省.汪曾棋认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色彩的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应该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但却不能因此精华与糟粕全收。 汪曾棋从小就生活在相当佛化的家庭氛围中，他的祖父、祖母、继母包括家里的拥女大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汪曾棋家里常做法事，童年时代就浸染了经声法号，上学后，他就读的小学旁边是一座承天寺。1937年，因侵华日军占领江南，他随父亲等人到庵赵庄上的和尚庵住了半年，小说《受戒》中的草莽庵的原型即是此庵，人物原型也多取自于此.汪曾棋去西南联大报考的路上也深受一位高邮和尚的热情相助.解放后，汪曾棋常与寺庙和尚交往论禅，1989年还与台湾星云大师交谈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棋常参观各地的名寺古刹，观看佛教诗文和佛事活动.他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下写了一本普及型的佛教专著—《释迎摩尼》。可见，汪曾棋本人与佛教是有不少因缘的。有人指出:“江曾棋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多与少只是程度问题。佛家—禅宗思想对江曾棋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文学创作，而且还渗透到他的艺术观、人生观。”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是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包含与潜伏着共时性的文化转换与历史性的文化积淀。汪曾棋的佛教文化理念都会在它的作品中相应地表现出来。汪曾棋认为，佛教不应该成为生本不乐，诸般皆苦的教义，而应该扫荡传统的厌世情绪，倡扬人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间佛教”中，这恰是汪曾棋在《受戒》中体现的佛教文化意识。

棋文化论文篇（2）

围棋在我国已经有4000余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围棋教育体系的提出，也成为中华民族创造力与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是发扬传统文化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构建围棋教育体系也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历史的需求。从这一层面而言，构建围棋教育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围棋教育体系构建的意义

围棋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我国的艺术瑰宝，围棋中蕴含着高度的文化与智慧，围棋虽然没有图形与文字，但是却极具中国特色，棋局为方形，有着“地方”的韵意，旗子为圆形，有着“天圆”的含义，棋盘上攻击361个交叉点，整个期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90路，这四个部分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棋盘的中间是天元，白子为阳、黑子为阴，其胜负并非在于对手的消灭上，而在于占地的多少，这也是中庸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围棋的胜负、棋局等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传统文化。此外，围棋也有着全球化的特点，下围棋的限制很少，旗子并不需要放置在固定的位置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和谐的思想，每个旗子都只有在交叉点中才能够体现出其特定的价值，这也体现着人人平等的思想，容易被任何民族与国家接受。

在日本与韩国，他们都将围棋纳入了教育体系之中，作为围棋的发源地，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略了围棋的重要作用，这也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忽视了其应有的教育功能，为此，发展围棋教育体系对于国学文化的继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

意义。

二、围棋教育体系中应该融入国家意识

实际上，早在2001年，国家就倡导了三棋进校园的活动，各个学校也相应了国家的号召，地方与社会也开展了不同的比赛，围棋也在社会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纵观这十余年来的围棋教育发展史，走的却是西化的路线，教师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一部分教师仅仅只会皮毛的知识，在长久以来，围棋都未纳入教育体系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出现流失。围棋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建立的是国家意识，并非社会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国家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围棋教育体系的建立急切的呼唤国家意识。

三、围棋教育体系中应该融入国学意识

在中国古代，围棋是衡量一个人人生修养与艺术才能的重要因素，围棋在我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我国都将围棋看做一种竞技体育，并为将围棋文化融入教育体系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围棋的发展。实际上，围棋不仅是一种竞技活动，也是一种思维活动，围棋的理念也逐渐的向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延伸，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围棋也具备丰富的审美功能，其中包含着均称、秩序的协调，围棋中有地势之分，存在局部和整体的矛盾，需要实现矛盾的调和与均衡，实现动静的和谐统一，围棋又蕴含着人生与宇宙之道，黑白是两仪、棋盘是四象，两仪生四象，其中也蕴含着道教的思想，以上都与国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围棋文化有着十分精深的内涵，要构建围棋教育体系，必须要关注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艺术价值，也要关注其民族价值，从国学立场出发进行围棋教育，这样才能够实现既定的教育目的。

四、围棋教育体系中应该融入学科意识

建立学科是围棋教育体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长久以来，围棋仅仅是作为一项典型的体育竞技项目进行发展，但是竞技只是围棋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围棋更多的是其文化内涵，围棋的独特思维方式、教育功能、哲学内涵对于社会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体现了协调性、系统性、均衡性、模糊性、包容性的特征，同时，也传达着静观体悟的生命体验与生存修养，善恶相随的物观态度、天人合一的理想之途，围棋代表着和谐，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将围棋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以及物质文化来理解，可以看出，围棋之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节操与智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准则和道德观念。正是基于此，围棋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也积累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围棋文化。文化的传承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围棋文化是一种学科，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建立围棋教育系统，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够实现围棋教育体系的稳定发展，才能够让围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五、 结语

总而言之，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围棋是我国中华文明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围棋教育体系的问题。围棋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对于民族智力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责任。在下一阶段下，必须要不断的完善围棋教育体系，树立起完善的国家意识、围棋理念与学科意识，将围棋文化与我国的文化进行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够实现围棋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黄智晖.关于围棋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期刊论文].新课程学习（下），2011，01（28）.

[2]韦克甲，吴雪梅.围棋教育——中小学生情商素质教育的法宝[期刊论文].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11（25）.

棋文化论文篇（3）

首先围棋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天道观”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和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围棋大师吴清源评论说“和谐相依，方成棋局。”根据现有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十三道、十五道、十七道棋盘。我们先不论它们与十九道棋盘的关系，只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十九道棋盘成为通行的标准呢？（现在小棋盘仍存在，但只是作为围棋启蒙或练习的工具。）会不会还有二十一道的棋盘呢？

已经有前辈学者用数学的方法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只有十九道棋才是最科学的。因为双方轮流下子，以做成两眼为活棋，也就势必由此分出棋盘的高低线，即三线为边角线，四线为中腹线。假定一方围边角线，另一方围中腹线。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围边角的一方花56手得136目，平均每手约值2.4目，这就是边角线每个子的价值；围腹中线的一方花48手得121目，平均每手约值2.5目。二者相差约0.1目。如果以这方法分别计算19道以上和以下棋盘，我们知道棋盘越小，边角线上每子的价值就越大，反之则中腹线每子的价值越来越大。换而言之，只有在十九道棋盘上，中腹和边角的价值几乎相等。也就是说，只有在十九道棋盘上，中腹和边角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里顺便再提一下为什么棋盘道数都是单数呢。围棋盘是一种中心对称的图形，只有单数的棋盘，才会有一个中心点――天元。宋代张拟《棋经十三篇》有如下解释“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天元）而运四方也。”

围棋的底蕴是一种和谐之美，然而围棋又是最富于变化的，从围棋的变化中又体现出一种“辩证”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棋之辩证与《易经》辩证法如出一辙。

纹枰十九路、各种规则和规定这样一个文化系统构成了现实的存在，围棋辩证法植根于这一本体性的实存之中。子分黑白，这个如阴阳对立的本身就表明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变化。敌方与我方、全局与局部、外势与实空这一对对矛盾范畴生动体现出棋道之内在辩证性。譬如实空和外势，当过分捞取实空时，就很可能在大势上落空而导致败局；反之，一味注重外势，而不注意外势与实空的转换，那么一道僵硬厚壁也可能最终落空。再如全局和局部，一盘棋开始后，自然会形成全局和局部。如果只注意局部，如边角和中腹的一次战斗的变化，而无视全局的要点，就有可能陷入“泥泞”，不能自拔。换而言之，在实战中，当你在某一局部，绞尽脑汁而想出一步妙手或突围或吃掉对方一块棋时，对方也许已经抢先占领了盘面上更有价值的一点，从而在未来的战斗中处于主动。同时，全局也是由一个个局部构成的，再好的大局观如没有局部的战斗力做保证，那再好的形势也可能在一次次局部战争的退缩中丧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转换从哲学上来讲就是特定条件下矛盾的“转化”。这就是围棋辩证法的客观表现

围棋辩证法的主观方面，即弈棋的主体――人则必需在服从围棋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前提下，创造性的发挥主体能动性，将棋局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直至取得胜利。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弈者不能机械地执行其客观规律，而成为被动接受者。当然，客观的规律弈者也是根本无法在对局中直现的。因为一手棋的决定在弈者的脑海必定有一个推理、判断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是主观的，因此每步棋都必然体现弈家的一种主观创造性，不过是多少、好坏之分罢了。事实上，棋道客观的辩证规律是给弈者的主观创造留有极大余地和空间的

前面已经说过，弈家主观能动地运用棋道的客观规律时，受自身某种条件的制约，比如本人的性格，修养等等，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为“棋风”的东西，即个人风格在棋中的体现。围棋是中国或智慧的产物，那就不能不再提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围棋的影响，或者说对“棋风”的影响。

历史上曾经有人利用孔、孟之言反对围棋。然而后世的儒家似乎毫不在乎，以班固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高举孔、孟的大旗为围棋呐喊。班固在《弈旨》中认为弈之“厥义深矣”，并且以周文王之德和秦穆公之智比喻围棋上的“中庸之方”和“智者之虑”。北宋大臣潘慎修与太宗论弈时说“棋之道在手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王者，庶几可以言棋矣。”这是大儒重臣尊崇并积极探求棋道的一个例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理学家陆九渊把围棋与被儒家作为其世界观基础并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据说陆象山原先不会围棋，后来在学棋的过程中豁然领悟“此河图数也。”陆象山与其弟子俱爱好围棋是有史可查的。

如果用儒家的道德观来附会围棋，其实于探求棋艺有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儒家思想中的“有为”和“中庸”的思想则不啻为很好的围棋方法论。“有为”是对局的态度。当今的围棋人为的规则使每盘棋必须分出胜负，哪怕是最小的差距（中国规则中最小的胜负数是1/4子，日本规则为1/2目，应氏规则为1/8点）。因此每个投身于这项运动的人，不论专业也好、业余也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胜负意识，由此对棋局的态度必须是积极进取，想回避矛盾、冲突的人是不适宜在这个黑白世界中生存的。而“中庸之说”是一种围棋方法论，为什么呢？因为“中庸”是一种把握棋道客观规律的辩证精神的方法。围棋蕴含的多重矛盾及其相互转换性决定了任何“偏执一端”的走法都是注定要失败。当在实空和外势的双重选择面前迷惑时，如能找到二者兼顾的一点（不是唯一的），则令对局者和旁观者都感到赏心悦目。

当代围棋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进化已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许多棋手（无论专业或业余）对棋道的钻研已经仅仅局限于最小的胜负数，边角实空成为他们的最大爱好，视古谚“金角、银边、草肚皮”为座右铭，而忘了另一句古谚“高手在腹”。二十世纪的围棋巨匠吴清源以八十高龄提出了“全方位”的二十一世纪围棋观，吴老认为棋盘是一个整体，目前一味注重边角的下法将把围棋引入死胡同，因此吴老要求重新全面认识边角与中腹的关系，在对局过程中不拘一端，把取空于边角与行棋于中腹结合起来。从而为围棋的发展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吴先生在其八十寿宴上对众多祝寿者说“我将重新崛起”。我认为吴先生的这种围棋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庸”方法论的一种全新的回归。这也是围棋发展的方向。

围棋既然是中国文化的形态显现。那么与儒家并列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道家文化与围棋的关系又怎样呢？道家作为儒家文化的互补形式在围棋也可以体现。但道家人物于围棋言论甚少，它主要体现在以老子那种幽远遥深的“道”之境界诱发棋家探求弈者的心理和以其朴素辩证法的文化精神对围棋之道的化育上。“中庸”的棋道选择兼顾二者的下法，这并没有错，但道家的思想告诉我们兼顾二者往往会二者落空，因为棋局是流变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适应新的变化，随机应变，才能使初衷得以实现。吴清源先生就这种心态有过这样的评说“让自己委身于围棋的优势，任其漂流，不管止于何处”。

体现在棋风上，围棋中有所谓“流水不争先”的平淡一派，执持淡泊无争、以静制动和不战屈人的信条。例如，清代棋手徐星友就强调“冲和恬淡”和“闲淡整空”，认为在棋局中“其弃也乃所以为取，其退也乃所以为进”。“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有用之用，未若极于无用之用”。这种“弃子争先，以退为进”不正是老子哲学在棋盘上的绝妙重现吗！清代国手梁魏今在《弈理指归》序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曾与一位老丈游赏山水，见到山下流水徐缓绕行，老丈因之开导说：“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梁魏今后来那种清高雅淡的棋风正得力于道家文化之熏陶。

儒家的“有为”、“用智”与道家的“不争”、“冲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体现围棋辩证法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的，同时也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儒家的思想偏重于发挥弈者的主观能动性，而道家则偏重于对客观弈理的遵从。二者为围棋提供了多种棋风发展的可能性。而真正高明的棋家应该在二者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支撑点。一味凭主观设想的“进取”在旁观者看来就是不懂棋理的盲动和贪心；而一味退让也不能做到不战屈人，而成为败者。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于这个黑白世界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再如围棋攻杀争斗的外在形态，人们即可以强烈感受到其兵家文化之精神。而有一位西欧的国际象棋手在接触到围棋后，深深为之吸引，并且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围棋与象棋进行了比较，认为围棋是一种“建设性”的棋艺，因此要棋手不但要具备科学性的逻辑思维，更要具备艺术性的形象思维。我认为围棋的形象思维得益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整体性、综合性。

有关围棋文化还有许多有待人们开掘的领域。总之，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透过它，也许就可以了解到许多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

参考文献：

棋文化论文篇（4）

阿城原名钟阿城，35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作。阿城在童年时便阅读了曹雪芹、_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中外名家的著作。成年后也与父亲讨论过《易经》、儒家、道家、《资本论》、黑格尔《美学》等。这些都为阿城的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处女作《棋王》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受到了大量的关注。还获得了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的优秀作品奖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是其发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被《北京文学》退稿，原因是表现了知青生活的黑暗。后来在改了结尾的前提下才在《上海文学》发表。《棋王》讲述在时代，“我”与一个绰号叫“棋呆子”的知识青年王一生在上山下乡的火车上结识，分开之后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切磋棋艺。后来在运动会结束之后，王一生与九人同时比赛，战胜了八人，最后为了保全老者的颜面与之和棋。比赛结束之后，饥饿的王一生在同伴的搀扶下回到了住处。

一、《棋王》的故事背景

《棋王》的故事背景是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描写的是知青的生活，阿城本人也有着知青的经历，所以批评界一开始将《棋王》划分到知青文学中不足为奇。仲呈祥早期将《棋王》放入知青文学的作品之中，与其他知青小说作家进行比较，指出其切入角度的独特。“他描写知青生活，既不像孔捷生那样，先写‘伤痕’再写‘追求’，从《在小河那边》到《南方的岸》，……也不像王安忆那样，用《本次列车终点》把笔触延伸到知识青年回城后的就业生活，深沉地喊出找寻人生代‘终点’的课题；……他就是他，在驾驭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上，另辟蹊径，以奇制胜。他选择了一个奇特的切入角度”[1]但在指出《棋王》与其他知青题材小说差异的同时，仲呈祥也在强调共同性，即阿城也在现实地描绘那个特殊时代知青的社会生活，只是角度更新颖。他将“棋呆子”王一生的“奇”归类为荒诞年代怪事中的一个。“因为那个荒诞的年代怪事太多，奇事便不足惊讶。”[1]王蒙也认为《棋王》是对知青文学的“发人深省的补充或者匡正”，毕竟以往的知青题材的作品中，知青们上山下乡都是去受苦遭罪的，而“我”却很向往“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的地方，甚至担心“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完？”《棋王》弥补了以往只从上层出身知青的视角写作的缺憾，从下层知青出发，提供了“”特殊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新视角。[2]

二、短暂的知青文学身份

汪曾祺也将《棋王》划入知青文学的范畴，认为阿城写出了“没有被生活打倒”的“悲壮的乐观主义者”的新知青形象。他们“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比起老一代，“他们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较少教条主义”。汪曾祺认为“他们（知青）是有希望的一代，有作为的一代。阿城的小说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可喜的信息。”[3]汪曾祺肯定了王一生的形象，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样，李氯衔《棋王》达到了知青文学更高的艺术境界，不只局限于知青经验，注入了传统文化的新鲜血液。“被写了好些年的知青小说，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观照下进入了一个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而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则在《棋王》的这种艺术风貌之下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提炼出来，并且很快地张扬开去。”[4]

在早期的批评中，《棋王》被圈定在知青文学的范围内。但是批评家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棋王》都有别于传统的知青文学，而且作品所表达出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不容忽视。仅因为作家的知青背景和作品中人物的知青身份就将《棋王》简单地划分到知青文学的行列是牵强的。因此，在经历了短暂的知青文学身份之后，评论界又将之归为“寻根文学”。

参考文献：

[1] 仲呈祥.棋王[J].当代文坛，1984（09）.

[2] 王蒙.且说《棋王》[N].文艺报，1984（10）.

棋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9-0243-01

围棋起源于中国，传为尧作，春秋战国时代即有记载。隋唐时经朝鲜传入日本，近代经日本流传到欧美各国。围棋使用方形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圆形棋子进行对弈，棋盘上有纵横各19条直线将棋盘分成361个交叉点，棋子走在交叉点上，双方交替行棋，落子后不能移动，以围地多者为胜。中国古代围棋是黑白双方在对角星位处各摆放两子（对角星布局），由白棋先行。现代围棋由日本发展而来，取消了座子规则，黑先白后，使围棋的变化更加复杂多变。本文将从围棋古代座子制出发，探讨其客观合理性；并从规则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影响现代围棋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围棋规则与现在的不同，主要是两点：座子制和还棋头。

围棋的座子制是中国古代围棋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什么是座子制呢？我们知道，现代的围棋对局，在开局之前棋盘上是不能摆棋子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空盘开枰。而古代的座子制是开局之前双方要先在棋盘斜对角的星位上各摆放二颗棋子，在确定了黑白双方各占据两个角部的星位之后，才开始轮流下子，行棋的次序是白先黑后。还棋头是数子规则，即每一块活棋，在终局数子的时候，要扣除两个子（眼位）；也可以理解为你每分断对方一块棋，最后计算胜负时对方就要贴给你一个子。

那么，古代围棋的这种座子制起源于何时？是原来固有的，还是后来实行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考证。现在有证可考的是，围棋的座子制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十分盛行了，这距今有近2000年的历史。由于座子制的开局变化很少，导致了古代围棋在布局理论上的匮乏，那为什么还要实行这种座子制呢？要知道，古代的围棋规则是执白先行，而且没有现代围棋的贴子规定。所谓贴子，就是为了体现公平竞技，人为地规定在终局数子时，先下子的一方要向对方贴还几个子，以此来补偿后下者的亏损。而座子制可以在不贴子的情况下较好地抑制执白棋一方的先行之利，这是因为座子制的对角型布局不易形成双方互围的大模样作战。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作战方式对先手的一方有利，由于座子制不会形成大模样作战，相反却很容易导致从局部到全局的激烈战斗，这就等于给后手的黑方一个搅局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客观地、辩证地看到古代围棋座子制存在的缘由：简单、公平、合理。

通常我们把现代围棋的源头追溯到日本的战国时期，从时间上对比是在中国的明代后期。根据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统计，战国武将中有近半是围棋爱好者，并出现了寂光寺僧人日海这样的围棋大家。德川幕府时期日海去江户，任初代名人棋所。所谓“棋所”，是幕府赐予围棋最强手的荣誉称号。它的职责是总理围棋事务，指导将军弈棋，垄断围棋等级证书的颁发权等。成名后的日海将寂光寺堂宇号为“本因坊”，自己改名称算砂；传承于中国的座子规则也被算砂正式废除，围棋由此开始了空盘开枰、自由落子的发展道路。

1677年本因坊四世道策被推举为“名人棋所”，并被公认为“棋圣”。他一反传统的偏于力战的着法，开创了延续至今的重视全局协调的近代布局理论，其代表作是小目开局、目外守角。在日本一般认为，由此时开始，日本围棋水平已经超过中国，但现代棋界泰斗吴清源先生指出：当时的日本围棋著作《发扬论》、《棋经众妙》、《死活机妙》等书，大多取材于中国元代编著的《玄玄棋》，并认为中国在清代乾隆年间是围棋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与古代座子制相比较，现代布局理论下的黑布局优势明显，执黑棋先行的胜率高也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在棋手中要求黑方贴目的认识逐渐统一。在日本通过对古今高手大量对局的分析，认为分先棋黑方可以便宜4、5目左右，因而贴4目半比较合理。于是1949年日本棋院围棋规则规定：黑方贴4目半。从1955年的第3期王座战起，黑方贴目从4目半改为5目半，自此包括名人战在内的全部头衔战均固定采用黑贴5目半制。近年来随着对布局研究的深入，发现此规则对执黑先行者仍然有利，所以在国际棋赛中实力占优的韩国率先在大多数棋赛中改用贴6目半制。中国从2002年春天起，全部改贴3又3/4子。日本从2003年也开始全部采用黑方贴6目半规则。

综上，我们知晓围棋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体现了汉民族对智慧的追求，古人常以“琴棋书画”论及个人的才华和修养，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由于围棋将竞技、艺术与科学三者融为一体，有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锻炼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等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体育竞技活动。在现代围棋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围棋体制与普及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力，而规则变动直接影响到围棋的技、战法与胜负结果是围棋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棋文化论文篇（6）

象棋与围棋虽同属棋类，但历史上所受“待遇”却厚薄有别，对此本人曾长期不明究竟。前些时读到张东鹏《（周易）与围棋之道》（以下简称“张义”）后，方略有所悟。

就“象”的层面言，围棋棋子为圆，棋盘为方，与古人“天圆地方”之说相合。清人汪缙所著《弈喻》“以《周易》象数思想对围棋进行了诠释，认为弈之数即是《易》之数，弈之象即是《易》之象，弈之道即是《易》之道。”其二，围棋自第一颗棋子落枰时起，“黑白交替行棋，阴合阳变”，由简入繁。由于是从空棋盘上开始落子，这又寓意着道家所谓“有生于无”及“繁生于简”的变化之道，同时也是对《周易》中“太极本无极”的直观形象的诠释。

由于“象”乃是《周易》的敲门之砖，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历史上《周易》“亲围疏象”之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象棋之“象”直观上易使人与战争产生联想。因此在古代，若想使象棋与《周易》攀缘攀亲却有些勉为其难）。正是由于围棋自古就受到《周易》之“道”的特殊观照，因此在理论发展与成熟程度远甚于象棋。在《周易》的观照下，围棋很早就出现了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诸多成对范畴，如死活、大小、先后、缓急、厚薄、向背、损益等等，以至视“围棋之道即是阴阳之道”。

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围棋作为“道”之载体，其价值更在于启迪对人生世事的领悟。欧阳修编撰史书时就曾以弈比喻治国，以围棋中“当位”、“得位”的重要作用来比喻用人，指出只有将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姚启圣（清康熙年间的福建总督，的决定性人物之一）则根据自己军旅生涯的人生经历和读《易》及对弈中的心得体会，指出《不古编》的作者吴生对围棋之道有一定体悟，但若能进而学习《周易》，把弈道推而广之的话，那么不论治民还是用兵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清人尤侗则说：“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如此等等。

所以张文认为，“在《周易》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围棋不再局限于围棋本身，而是在‘道’的维度上与人生世事连在一起，被赋予了更广泛、深刻的价值。”史良昭先生则说，“（古人）以人世的积极态度对待围棋，又以棋局的实践与心得反照人生，建立了围棋与政治、军事、哲学、人事、艺术等等的交通。世界上没有一种游戏技艺能像古代围棋这样，同外部事物发生如此广泛的联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如此深邃的反响。”

在古代社会中，从“道”的层面言说象棋者似仪周武帝宇文邕一人，而且说的是象棋之前身“象戏”（“象戏”之名相传宇文邕所创）。据李松福《象棋史话》所载：宇文邕试图以“《周易》之象解释象棋的变化”（但如何“解释”却未见其文）。宇文邕看到，“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象戏具有军事部署与战略战术的意义，所以‘废百戏’而‘制象经’，说明他重视象戏的军事价值，而不是单纯为娱乐而娱乐。”

总的来讲，棋制上的不同，是历史上象棋与围棋所受“待遇”厚薄不同的原因所在。但以今人眼光视之，棋制之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种棋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站在当今系统理论的高度俯视象棋与围棋，笔者以为象棋对《周易》的“暗恋”程度并不亚于围棋。（笔者认为，《周易》实可视为中国古代系统论思想之集大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超越古人认识的局限，下功夫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作深层次挖掘。再说，即便以棋制相比，象棋也有自身的优势：围棋一旦落子即固定不动，象棋棋子却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与《周易》的变化之道及动静之理似乎更接近一些。

以下，本人拟根据近年研究中的粗浅体会，试图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做一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以象示变，变中求道

象棋与《周易》不仅都与“象”难舍，且都与“变”难分！《周易》中，“象”与“变”乃携手同行共始终。象棋言“象”，应来自《周易》之“象”。远古时代当“概念思维”尚未确立之时，人的思维活动几乎全被“象思维”垄断。《周易》之哲理意蕴，均藉“象”而立。《周易》中的卦象与爻象，其义有三：或为现象，或为意象，或为法象。其中“法象”指的是效法外部现象、“取象比类”后所得之“象”。如谦卦下体是山，上体是地，合成一卦则呈“山在地下”之象，“取象比类”后便得“谦”。谦卦象征“才高不自许，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居”。象棋以“象”作棋名，也是意在“立象以尽意”，属“法象”之列。

棋文化论文篇（7）

六道大方地棋是盛行于河南东部广大地区的一种民间棋类游戏，它是这一地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闲暇时节，人们总爱下上几盘“大方”来度过美好时光。这种满含黄土气息的棋类，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在豫东这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消烦解闷、带来欢愉。六道大方地棋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融汇了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思想，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就是这么一种深受当地人们喜爱，蕴含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智力活动，却没有受到当今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人们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生活方式遭受巨大挑战的现今，六道大方地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1 六道大方地棋释义

顾名思义，六道大方地棋是由纵横各六条线相交组成的方形棋盘，在地上下的一种棋类游戏，其主要流行于河南周口一带，当地人又称之为“大方”、“搁方”等。六道大方地棋是一项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它酷似象棋两人对垒，但它更为便利，工具简单，“大方”的棋盘随时随地随手画成，纵横各六道平行线，垂直相交构成一个大正方形，内含25个小正方形叫“方”，计36个交点是棋子的位置，棋盘一般以搁得下36个棋子，走棋时互不相碰为宜。棋盘只讲究线条清晰平行匀称，构成“大方”，不论棋盘所在地是地坪、桌面、木板或纸片等。“大方”的棋子对等时双方各为18颗，一般相差不会超过对方一半。棋子取材极其简便，“柴火棍儿、坷垃头儿、石子儿、瓦片儿”等都能当棋子，也有部分雅士在用围棋的黑白子代作“大方”棋子的。该棋由两人对弈，分为搁棋、吃子、走棋等步骤，其中又有方、龙、斜、嘴等术语，也有若干规则加以规范。[1]

这就是六道大方地棋，一种充满了浓浓的黄土气息、从来没有登上大雅之堂、蕴含着丰厚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地棋，但又是一种和围棋形似而神异的高深的智力游戏。

2 六道大方地棋的下棋方法和规则

（1）棋盘

棋盘为六竖六横画成的正方平面格，两方各执一色棋子（可用砖头、瓦片、石子、树棍、树叶等做棋子，能区分彼此即可），落棋于每个交叉点上。

（2）落棋方法

任何一方先落子（为公平起见，一般是双方按盘数交替先落子），放在棋盘的任何位置上均可，双方交替落子。玩家可以摆成几种阵型以赢得多落子的权利。

（3）六道大方地棋的阵型术语

方：在棋盘任何位置的一个格上，组成一个格子的四个点位上全部放上自己的棋子就叫方，可以在组成大方后再落一子。

方

三斜：连续三个棋子串连，而且形成一个斜线，但斜线的两端必须都在棋盘的边线点位上，可以在组成三斜后再落一子。

三斜

四斜：连续四个棋子串连，且形成一个斜线，斜线的两端必须都在棋盘的边线点位上，可以在组成四斜后再落两子。

四斜

五斜：连续五个棋子串连，形成一个斜线，斜线的两端必须都在棋盘的边线点位上，可以在组成五斜后再落三子。

五斜

六斜：连续六个棋子串连，且形成一个斜线，斜线的两端必须都在棋盘的边线点位上，可以在组成六斜后再落四子。

六斜

龙：横或竖六个一样的棋子连成一条线，可以多落三子。

龙

在落子的过程中，常会出现两个方、斜和方、龙和方、斜和龙等同时形成的情况，此时相应的术语分别叫两方、三/四/五/六斜带一/两方、龙带一/两方、三/四/五/六斜带一/两龙等，组成上述复合阵型情况时，可累加再落相应的子数。

在整个棋盘放满棋子的时候，落最后一子的一方赢取先去除对方一子和先走动棋子的权利，对方也去除对家一子，去除的棋子必须是没有组成任何阵型的棋子。在双方各去除对方一子后，开始走动棋子，走动棋子必须是横平竖直走一格，在走棋过程中不可以让对家没有可走动的棋子，走动棋子是为了形成新的阵型，形成阵型后可以摘除对方的棋子，形成新的相应的阵型后可以摘除对方相应数目的棋子。

（4）游戏输赢

直到一方被摘除全部的棋子。[2]

3 大方溯源

明朝刘基《灵棋经解》序中有“昔者圣人作《易》，以前民用灵棋象易而作也”。“六道‘大方’地棋”是否为灵棋在野？有待考证。据刘振峰(第二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六道大方申请者)推论，当年鬼谷子隐居之地就在古称颍川，现周口市的商水、淮阳（古项国、陈、楚故地）一带，他由周口三川而引发“六道”，创造了这种棋类。创始之初，是为了推演战场形势，演练捭阖之术。后来苏秦、张仪为其高足后，三人潜心完善，从“六道”而纵横，成就了一代雄才大略。鬼谷子晚年迁居云梦山隐居，为了感谢周口当地农民对他的厚爱，将六道“大方”传播于民间。但农民没有很把这种棋当成事儿，因为从秦以来，周口一带很少安居乐业，所以农民们只有在饿极且无聊之时，才用这种陈胜吴广“辍耕之陇上”的竞技之术消磨时间，暂且忘记饥饿的烦恼和人间的不平。[3]

棋文化论文篇（8）

围棋运动又名“手谈”或“楸枰”，是我国的国粹，起源于尧，另一种说法认为起源于春秋。它在我国传统文化精粹――琴棋书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清朝时发展到鼎盛，期间出现了有名的围棋谋杀、边弈边读、东侯西侯文士之弈、僧道之弈、妇女之弈、高官之弈等棋坛史例。当时出现了十八国手、过百龄、黄龙士等一大批棋坛高手。不管在皇亲士族，还是在市井民间，围棋运动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末清初，很多文人墨客借围棋之道来隐喻反清复明，抒发心中对明朝的思念。最著名的是钱牧斋，他是我国古围棋诗最多的文人，其中不乏反清复明的思想。由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满族清政权最终被汉化，出于对政权稳固的需要，清政权一直积极参与到琴棋书画的活动中去，还鼓励发展了汉文化，民间围棋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类围棋流派都涌现出来，呈现群雄争霸的繁荣景象，围棋运动等国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围棋运动由盛转衰。本文拟对清朝的围棋运动作一个概述，从围棋的兴衰中看近代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

1 明末清初间的围棋运动

明末清初，钱牧斋由于受扬州十日屠杀的影响，不忍心看惨剧再次发生，开城门献了苏州城，并做了礼部侍郎，但其内心世界的矛盾，可想而知，其大量围棋诗都写在入清之后，这些诗大都是借棋局咏时事，或抒发鼎革之痛，倾诉黍离之悲；或讽喻朝政得失，勾画光复大计。但在当时清廷的高压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得退藏晦密，多所避忌，故诗中往往多抑塞愤张之语，而有峥嵘萧瑟之风。此时，围棋的中心主要在东南方，以江浙一带为盛。围棋已经由明朝的三派鼎力，发展到多处开花，成就较高的国手有方渭津、林符卿、范君甫、朱玉亭等，这些国手的棋技和事迹在钱牧斋的围棋诗中都有记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一度同化了清朝文化，琴棋书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皇亲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同时也享受着这些高雅文化，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围棋运动不管在上层还是市井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了一项民众的休闲活动。民众的参与，从一个侧面消磨了民众反清复明的思潮。自清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以来，名流辈出，超越前贤，新老棋手交相竞逐，过百龄经历两朝，独步棋坛几十年，辈分年轻的佼佼者周懒予异军突起，形成了“围棋之于清，犹诗歌之于唐”的景象。举国上下，各类围棋比赛层出不穷，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给各类棋坛高手以充分展示自己棋艺才华的空间。新老棋圣，对弈交锋，在所难免，国手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详细论述了二人的棋艺高低，“过周十局”也成为围棋史上的不朽之作，至今流传。在周懒予之后，还有著称于世的顺治年间的周东侯、汪汉年，此二人棋技相当，因汪汉年早逝，周东侯在棋坛一度独领。后起的国手施定庵非常推崇周东侯，在其著作《弈理指归》序中将周东侯列为清初诸名家之首。周东侯在年老时，依然能与被誉为棋圣的黄龙士、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徐星友顽强对弈，可见他棋艺确实非凡。清初棋艺高手四起，经过周懒予、周东侯等人的不断创新，旧的布局、定式逐渐被淘汰，不断创新。而在清初，棋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的填空式创新到数字式，是清代围棋运动能够达到鼎盛时期的重要因素。

2 清代鼎盛时期的围棋运动

到了清中期乾隆年间，围棋已经进入了划时代的发展高峰，无论是棋手的数量，还是棋艺水平都是之前不能相提并论的。在技术上，此时的中国围棋已经攀登上座子时代的高峰。一代棋圣范西屏、施定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围棋发展达到了高峰。梁、程、施、范清代“四大家”相继登场称雄棋坛。其中梁魏今辈分最高、出名最早，清末邓元曾赞其道：“梁魏今如幽燕老将，神完气壮。”之后的程兰如声名鹊起，与梁魏今结成莫逆之交，惺惺相惜。世人很推崇这些大国手，就连大书画家郑板桥也对其赞叹不已，作诗《赠梁魏今国手》，描述了国手棋坛之外的生活侧面，作出了“棋高品更高”的赞誉。后起大国手施襄夏曾分别与这两位前辈对弈，受益匪浅，并在自己的著作《弈理指归》自序中详细记载。施总结到，围棋胜负的关键在于布局，这和古代战争是一个道理，诸葛孔明就深谙其道，曾独自对弈。日本棋坛有“流水不争先”的名言，和梁魏今的自然流、施襄夏的布局可谓异曲同工。四大家中的范西屏辈分最低，出名最晚，棋艺却胜于梁、程、施，有传世经典梁范十局。对弈休息期间，梁、程、施三人一起在灯下研究对范胜招，但继续对弈却发现范西屏有奇招异法，一出手便在三人意料之外，由此足见范当时棋艺超群。当然，之后施、范也有对弈，胜负参半，《当湖十局》使他们分庭抗礼，曾经他们也是师兄弟，都师从俞长侯。之后，围棋运动一直广泛地流行发展。

3 晚清时期的围棋运动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大炮打破，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此时围棋还保持着较强盛的发展势头。清同治年间，又有两位国手晴川对弈，在清围棋史上留下佳话。他们是陈子仙和徐耀文，曾在晴川（今湖北汉阳）对弈，观其对弈的名流聚集，大有当年当湖对弈的盛况。清末围棋史学家邓元在其著作《国朝弈家姓名录》中称陈子仙为“大家”，徐耀文为“名家”，并在《弈评》中赞道：“陈子仙如剑客侠士，饶有奇气；徐耀文如名医，诊疾脉络分明。”他们都是清代棋坛继“梁、程、范、施四大家”之后的“十八国手”之一。其他十六位国手至今不能完全考证，大概是任渭南、董六泉、僧秋航、潘星鉴、沈介之、李湛源、周星恒、林越山、施省三、李昆瑜、赖秀山、程德堂、黄晓江、楚桐隐、申立功、金秋林、周小松等。邓元也曾高度评价过十八国手，特别是最后的周小松，清光绪二十一年，七十五高龄的他溘然长逝，二百七十年的清代棋坛光彩从此暗淡。

4 小结

纵观清朝二百七十年的围棋史，结合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政治背景，我们可以从侧面推断，只有一个民族的经济国力繁荣富强，其文化事业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国弱则文化衰微，国强则文化兴盛，然盛终不能长久。清初，由于康乾盛世，中华国粹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封建王朝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力日渐衰微，曾经的围棋盛况也难有发展，真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文希望让读者以清朝围棋史为鉴，奋发图强，争做中华之有用人才。从围棋的发展史来看，从产生至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涌现出了一大批棋艺高超的棋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理论知识，为我国棋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晚清至新中国解放初期，我国的围棋水平随着国家的综合实力下降也随之落伍，棋坛出现了衰落和萧条的现象。

中国围棋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要使围棋运动在中国东山再起，必须从丰富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培养顽强精神、机智灵活等品质方面开始做起。

参考文献：

[1]陈华伟.《清稗类钞》中所载的清代围棋史略[J].体育文史，1994，（1）：25-26.

[2]殷伟.中国围棋史演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张如安.中国围棋史[M].团结出版社，1996.

[4]赵慧娣.明代围棋运动述要[J].兰台世界，2012，（10）（下旬）：82-83.

[5]李忠林.晚清“十八国手”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33（2）：28-31.

棋文化论文篇（9）

中国象棋——思维的艺术、智慧的体操，集科学性、竞技性、艺术性于一身，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和魅力。小小棋盘映射出硝烟弥漫的战场，红黑两种棋子演绎金戈铁马的对决。中国象棋源于战争的实践，蕴含的军事思想给人以启示，与现代化战争有密切联系，是秉承民族传统文化、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军事院校把中国象棋作为选修课程进入课堂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将会有深远的意义。

选择中国象棋进入军事院校课堂教学的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中国象棋与战争有密切联系

1.1象棋中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有着具体的体现

象棋中的“车”纵横驰骋，快速突击直捣对手纵深要害，好比现代化战争中的装甲部队在战场上的作用一样；“炮”隔山打牛千里之外给对手实施精确打击，就如同现代战争中的炮兵部队一样；“马”迂回包抄出奇制胜给予对手致命打击，如同特种兵突袭捣毁敌方指挥系统；“卒”稳步进取冲锋在前犹如战场上的士兵；“相”在己方阵地成“田”字移动就如同现代化战争中前沿部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积极防御决战于境外；“士”在九宫之内上下左右不离九宫移动就好比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恪尽职守保卫着己方的最后一道防线；“帅”在九宫之内坐镇指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好比战区指挥部往往成为对手重点打击的目标。

1.2中国象棋蕴含的军事思想能给现代战争以启示

中国象棋是战争的模拟，就如作战指挥室的沙盘，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象棋高手往往善于利用棋盘中的任何一颗棋子，绝处逢生，妙手迭出，出奇制胜，在整个对局过程中是不可能用一颗棋子脱离其它棋子的配合独立作战取得胜利的。如现代战争一样需要各军种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象棋高手的战略思想能给予现代战争中的指挥决策者以启发。

象棋的战略目标是擒住对方将帅，“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思想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在现代化战争中依然被推崇。将帅被擒意味着指挥自动化系统和指挥中心被摧毁。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的英美对萨达姆的“斩首”行动，美国击毙本拉登的行动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斩首战法”，如同棋局中将帅被擒，击垮了对方的抵抗意志迫使对方投子认负。中国象棋形象生动的体现了战争的波澜壮阔，蕴含着军事思想，给予信息时代的战争理念以启迪。

1.3中国象棋的战术广泛运用在战争中

中国象棋的基本战术基本包括：①闪击战术②腾挪战术③吸引战术④引离战术⑤迂回战术⑥弃子战术⑦隔断战术⑧困子战术⑨拦截战术等等。回顾二战以来的战争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实战中这些战术的运用的战例。二战中德国希特勒进攻波兰采用了闪击战术；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斯大林腾挪出东线布防的部队反击德国法西斯一举取得了胜利；在我国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采用吸引、引离、迂回战术牵制住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为解放全中国其它战区减轻了压力，最终取得了胜利。二战中丘吉尔放弃考文垂市牺牲局部利益，为保住已经破译德国电台密码的秘密，换取了整个战争的胜利，这就是象棋中的弃子争先的战术：在淮海战役中粟裕将军采用拦截、隔断、围困的战术成功的将杜聿明兵团全歼。

由此不难看出通过象棋对弈可对军事战争战术理论的实践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模拟。在军事院校对学员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是有益处的。

2.中国象棋对学员秉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象棋是一门极具科学性和艺术价值的体育项目，是启迪智慧和灵性的传统文化遗产，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点。无论棋子的汉字书法还是经典棋局的棋理揭示上，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其博大与精深，是战斗的游戏，趣味的科学。不仅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秉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必将推动和加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3.中国象棋进入军事院校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3.1有利于提高学员的良好行为习惯

通过象棋运动可以强化学员的规则意识，一方面可以使学员自觉养成遵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增强学员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意识。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员专注的精神和坚韧的性格。

3.2有利于增强学员的学习创造能力

象棋运动中的观察想象、计算分析、判断决策是锻炼脑力的有效方法。经常下棋势必促使学员勤于思考，创新创造，从而提高学员的智力水平，激发学员的创造思维，培养学员的观察判断能力。

3.3有利于锻炼学员的逻辑应变能力

象棋对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特性，可以使学员在对局过程中不断增强逻辑推理能力和统筹大局观，从而训练学员逻辑应变的严密性和整体性。

3.4有利于培养学员积极进取精神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积极进取精神就是一种竞争意识，竞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素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缺乏竞争意识的人其综合素质是有缺陷的，但是竞争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和破坏性。如果不规范引导，则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不利于团结合作，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和谐局面的形成，会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既要培养学员的竞争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又要规范其发展，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成长，在军事院校开设象棋选修课，通过？象棋则能兼顾这两方面，因为在象棋对弈的过程中，使人能得以启发，领悟诸多道理。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棋文化论文篇（10）

一、前言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顺利筹办令日本动漫界掀起了全产业运动狂潮，以少年漫画为主打产品的集英社，顺利推出了包括《黑子的篮球》、《排球少年》等一系列令人赏心悦目的运动类漫画作品，且在随后的动画化时收获了满载的好评。相对的，由秋田书店旗下《周刊少年Champion》力捧的《飙速宅男》，在吸引众多自行车竞速漫画爱好者的同时，也向对该领域并不熟悉的普通读者普及了自行车竞速世界的魅力。另外，由俗称京アニ的京都动画筹备制作的游泳题材动画――《free！男子游泳部》，由MAPPA以花式滑冰为题材倾力打造的原创动画――《冰上的尤里》，都以热门体育运动为题材，吸引广大动漫酆谜吡炻蕴逵精神与竞技氛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本国的体育动漫热并非因奥运会的举办而兴起，奥运会只是促进多题材走入创作视野的契机，而真正执着于体育运动诠释的日本漫画，早在多年以前便已着手于影响世界。以名誉天下的《灌篮高手》为例，影响无数憧憬酣畅淋漓竞技的少年、少女迈入赛场的，是湘北篮球队永不放弃的信念；是面对困难与强敌时，勇往直前与团结互助的精神。因此，直至如今，《灌篮高手》仍然影响着诸多篮球爱好者，并被热爱篮球且喜爱漫画的人们奉若阅读宝典。不过，相较于酣畅淋漓的竞技运动，日本另一部影响深远的竞技题材漫画则带给观者全然不同的令人印象深刻，未曾用刀光剑影的酷炫场面吸引读者，亦不用分秒必争的竞技画面掀起热潮，在1998年的岁末飞雪中，《周刊少年Jump》上的全新连载，掀起了日本，乃至世界的围棋热潮。以《棋魂》为名的围棋漫画，用漫画爱好者看后叹为观止的细腻笔触，专业棋士看后赞不绝口的专业布局，将围棋的竞技精神，追求意念，以笔承载，以画练魂，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二、《棋魂》的故事结构分析

分析《棋魂》的故事结构，率先要了解《棋魂》的故事脉络。对此，以《棋魂》日文名《ヒカルの》进行分析，其中提及的“ヒカル”，即主人公“光”。这名还在上小学的少年，是很多平凡无奇少年中的一员，他想要零花钱，便跑到爷爷的仓库中寻找古董，并在因缘际会之下，与棋魂佐为相遇，展开了一场自己曾经从未想过的，追求强者之路。

（一）初缘之始――魂的觉醒

初读《棋魂》之时，每个人对佐为与光的邂逅感到惊叹的同时，对故事的走向与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无心插柳的开展，却成就了一名少年一生的追逐。在光还拿不稳棋子的那个时候，佐为的心中是对围棋的执念，他不知道，他依附的这个少年会带给他什么，而他又将改变这名少年的一生到如何地步。在因缘际会相遇的那个阁楼里，所有的读者记住的仅是那偏偏儒雅，笑如春花的古代棋士，高洁而忠贞，不屈而顽强。

（二）追逐之路――心的碰撞

随着《棋魂》的故事渐入佳之境，那个由佐为支配的提线木偶有了灵魂，也许最初的选择是重要的契机，当领略了同年龄少年那气吞山河的气势后，懵懂无知的少年之魂觉醒。追求强者之心互相碰撞，属于进藤光的未来逐步开启，在不断的失败与成功，不断的挫折与胜利中，光在逐渐的成长，而佐为在高兴之余，心中隐隐的升起了担忧。

（三）恸哭之悲――梦的迷惘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生命的存在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即使化作灵魂，终究有消亡的一日，那是执念消散的证明，亦是人心满足的象征。因此，即使跨越了千年的时间，于两个时代中与不同人邂逅，名为佐为的那名导师，终究卸下了他的重任，将希冀传承，将梦想延续，于阻碍心爱弟子前进之路前，悄然消失于本不该出现的时空中。然而，佐为的消失对光是巨大的打击，只有技法不断成熟，心灵仍然稚嫩的少年，在失去了心中依靠的瞬间，对恩师的愧疚迷惘了心灵，让其一时间止步不前。

（四）再会之喜――愿的传承

然而，恩师教诲的一切并未消失，融入了光思考中的棋路是命运的传承，不再是稚嫩的孩子，不再是步履蹒跚，依靠自己的力量跻身于高手如林的围棋界，传承了佐为技法与意念的少年，必将在认清责任的同时，稳步向前。因此，在面对强敌落败的瞬间，在震撼于会场中的恸哭前，坚定了脚下之路的少年，说出了那句经典之言：“我之所以下棋，是为了连接遥远的过去与未来”。

综上所述，《棋魂》以极为清晰的脉络，玄幻中构架真实的笔触，将由魂引领的少年，以魂消失为契机，认清了自身要前进的道路，明确了自身要走去的方向，在连接遥远的过去与未来的豪言中，成为日本棋坛的引路人，激励着故事中的后进，以及现实中热爱围棋的每一个人前进。

三、《棋魂》的内涵意蕴解读

《棋魂》以光与佐为的邂逅为契机，展开了一场奇特的围棋教学之旅。在这场“教”与“受”的关系中，进藤光作为学习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领略着化为精魂的佐为的棋力。因此，在无数次临场观摩中，佐为的利刃历练了光的天赋，并促使其在踏上围棋之路时，以极致的定点为目标，不断的努力与精益求精的奋进。不过，从《棋魂》的教授关系里不难发现，佐为与光之间的关系并未仅为简单的师徒。他们跨越了时间的洪流，在命运的安排下邂逅，从那一刻开始，佐为是光的老师，同时亦是其亲密无间的朋友。因此，在《棋魂》故事中看到的佐为与光的相处模式，用“快乐”二字便能全部概括。无论是共同研习棋谱，亦或是共同出外游玩，在佐为的影响下，光开始逐步接触围棋，并向着成为真正的棋士前进。

总体来说，在《棋魂》的故事结构中，光由一个想法稚嫩的少年逐步脱变，向着一名伟大的棋士发展。最开始想用获得棋士头衔还钱，到后来为了连接遥远的过去与未来努力，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佐为的引导。身为一名棋士，其隐没在古早的宫廷斗争中，满身的才华被丑恶的世俗吞没。然而，横跨了千年的时间，他降临于少年身侧，那传承的意志与精神，引导着少年前行，为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在整部《棋魂》之中，故事结构安排最具突破性的桥段要数“佐为消失”这一片段。作为故事中重要的角色之一，“佐为的消失”被很多爱好者诟病，认为其是漫画结构的败笔，是促使《棋魂》烂尾的元凶。对此，在无数遍研读《棋魂》后，本文不敢苟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少年，光于佐为的羽翼下棋力渐丰。但少年的稚气未脱，未来的决心不足，是那个时候光所表现的状态。认为可以永远的光，以及认为可以永远的佐为，他们之间缺乏促使光成长的觉悟。因此，在遭遇瓶颈时选择取舍，失去了佐为的光第一次正视起自己的前路。不仅仅是与朋友切磋技艺，同时是传承意念与思想的桥梁。光不是佐为的代言人，而是其意志的传承者，只有明确这一点，光才能进步，故事才能升华，传承与弘扬的理念才能深入人心。故此，本文认为，“佐为的消失”并不是《棋魂》的败笔，反而是《棋魂》最为大胆的神来之笔，其瞬间升华了《棋魂》的主题，并引导进藤光这个存在，令其于故事的终结处道出故事的主旨，说出了文化传承的内涵。是的，每一个文化创作者、文化传承者，都不过是连接遥远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四、《棋魂》的传播价值展示

《棋魂》的故事结构巧妙而深入人心，其内涵的传承意念与弘扬思维指引着人们的前路，不仅限于故事中的各个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棋魂》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与推动作用都是十分惊人的。

（一）寻梦漫画的现实影响力

《棋魂》作为以围棋为题材的少年漫画，于1998年12月至2003年7月间于《周刊少年Jump》上进行连载。其原作由集英社主办的“STORY KING”优胜者堀田由美，并邀请著名漫画家小x健执笔绘制漫画，又聘请日本棋院的女棋士梅泽由香里担任监修，是一部包括剧情、画面、技术都堪称专业级别作品。而其自连载开始，便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小至小学、初中的学生，大至耄耋之年的老者都是《棋魂》的忠实读者。在集英社发售全部23卷漫画之后，日本销量突破1400万册，并最终捧得“手家治虫文化奖”的“新生奖”。此后，东京电视台、电通及Studio Pierrot三家企业共同筹划，制作了包括75话动画及1部OVA在内的《棋魂》动画，充分还原漫画剧情的基础上，一经问世便收获24%的收视率，并在第九话开始之后，迅速攀升，一度取得37.5%的惊人数字。

自此，《棋魂》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其精湛的画面与丰盈的人物设计吸引了无数的漫画爱好者，而其专业的棋谱、科学的解说也令业内人士赞不绝口。而且，剧日本《棋周刊》统计，由于《棋魂》的现实影响逐步扩大，原本趋于老g化的日本围棋界迎来了全新的春天。普遍以老年人占据的390万围棋人口，在《棋魂》的影响作用下迅速攀升至460万，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围棋爱好者。

当然，《棋魂》本身的魅力与影响力并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自其引入中国、韩国等国后，《棋魂》带动的围棋风潮迅速席卷了整个亚洲。其中，韩国国宝级职业棋手曹薰铱也是该作品的热心读者。而在我国，直至2015年10月，仍然有网名为高飞龙的职业棋士对《棋魂》的诸多细节赞不绝口。

综合而论，《棋魂》作为以围棋为题材的竞技类漫画，其影响范围之大，影响结果之深远，即使在佳作频出的日本国内，仍然是诸多经典中熠熠生辉的神作。其不仅为年轻人努力奋斗与不懈追求指明了道路，同时将文化传承与文化推广的价值展现的淋漓尽致。

（二）梦想精神的真实推动力

《棋魂》的问世在影响了围棋界发展的同时，其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言，日本围棋人口暴增70万以上，其为围棋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投身于围棋界中的年轻人的实际推动力同样是客观的。以日本最年轻十段、入段后最快取得头衔的伊田笃史八段的亲身经历为例，这名年仅21岁的围棋精英，原本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然而，在接触到《棋魂》的那一刻，命运改变了他既定的轨迹，因为《棋魂》而热爱围棋，因为《棋魂》而执着于围棋。《棋魂》改变了伊田八段的人生，为其坚定踏上围棋之路指引了方向。无独有偶，2012年，世界业余围棋世锦赛上，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陈志轩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多次参加业余世锦赛的老将，这名少年于8岁接触《棋魂》后，便异常痴迷于围棋。只是，不能放弃学业的他只能于周末前往棋院学棋，但天资聪慧的他仍然成为香港顶尖的业余棋手。诸如此类，因《棋魂》与围棋结缘，并在棋盘上杀伐逐鹿的年轻人，犹如光所说，在属于自己的浩瀚星河中，点缀起炫彩夺目的繁星。

综上所述，《棋魂》作为日本漫画历史中举足轻重的文化传播力作，以其鲜明的思维，奇妙的构架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围棋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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