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币会计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财政部于1995年7月颁发的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外币折算”是在充分借鉴美、英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采用了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并存的方法。2006年我国颁布的新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报表折算中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的方法是现行汇率法。本文将从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的比较中探讨哪一种方法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一、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先后曾出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现过现行汇率法、时态法等四种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人们普遍认为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不能恰当地反映汇率变动的会计影响。而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基本上可归入时态法之内，于是对外币的报表折算方法最优选择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现行汇率法与时态法之间。

（一）现行汇率法。现行汇率法是1981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提出的。这种方法是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除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所有者权益按历史汇率折算外，将外币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资产和负债、收入和费用项目都以现行汇率进行折算。利润和利润分配表各项目按交易或事项发生日汇率折算。

（二）时态法。时态法是1927年美国会计学家伦纳德・洛伦森在其研究报告中针对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不足而提出的。1975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8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8）要求采用了这一方法。时态法的理论基础是：外币报表实际上是将外币报表按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重新表述的过程，只是计量单位的改变，而不是改变被计量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了保持各资产负债项目的计量基础，对各项目应分别按其计量所在当日的汇率进行折算。

二、国际会计准则对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的规定――两者的对比

国际会计准则外币报表折算中分别就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进行了规定。

（一）国际会计准则21号规定外币折算现行汇率法的基本规则

1、国际会计准则21条第30段说明了在对并入报告企业财务报表的国外实体的财务报表进行换算时，报告企业应采取下列程序：（1）国外实体的资产和负债，无论是货币性的还是非货币性的，都应以期末汇率进行换算；（2）国外实体的收益和费用项目应以交易发生日的汇率进行换算。除非国外实体是以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货币进行报告的。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和费用项目应以期末汇率进行换算；（3）所产生的全部汇兑差额应当计入权益，直到净投资被处置为止。

2、为便于核算，通常使用接近交易发生日的汇率，如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平均汇率可以用于该期发生的所有外币交易。但是，如果汇率波动很大，那么在一个期间使用平均汇率是不可靠的。

3、任何汇兑差额可以直接记入“外币折算准备”。

4、国外实体的财务报表的换算，导致了由以下事项形成的汇兑差额的确认问题：（1）按交易发生日的汇率换算收益和费用项目，按期末汇率换算资产和负债项目；（2）对国外实体的期初净投资进行换算所采用的汇率，不同于以前对它报告时所用的汇率； （3）国外实体中权益的其他变动。

（二）国际会计准则21号规定外币折算的时态法的基本规则

1、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1）货币性项目按照期末汇率折算外币货币性项目应以期末汇率予以报告；（2）以外币历史成本计价的非货币性项目应采用交易日汇率予以报告；（3）以外币公允价值计价的非货币性项目应采用确定价值时存在的即期汇率予以报告。

2、收入和费用类项目。按照交易发生日的现行汇率折算，除了那些与按非期末汇率记录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外，这些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项目折算时的汇率进行折算。

三、现行汇率法与时态法比较分析

（一）对现行汇率法的评价。赞同现行汇率法的人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并且由于采用单一汇率对各资产、负债项目进行折算，等于是对各项目乘上一个常数，使折算后的外币报表各项目仍然保持原外币报表各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由此计算出来的各种财务比率，较为真实地表述了原外币报表所反映的财务成果。

现行汇率法无异于假设以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当地货币表述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都将承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子公司存货、固定资产等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该方法显然与这种经济现象不符。按现行汇率对所有资产、负债项目进行折算，对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存货、固定资产等项目，折算后的数字既不是现行重置成本，也不是现行市价，仅仅是历史成本与期末现行汇率这两个不同时点上数字的简单乘积，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二）对时态法的评价。时态法是在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基础上，以各资产、负债项目的计量属性作为选择折算汇率的依据，从会计计量理论上完善了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这是时态法最突出的优点和最显著的特征。时态法不是对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否定，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

时态法的实质在于，只是改变了外币报表各项目的计量单位，而没有改变其计量属性，这是其优点所在。但同时，由于对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使用的折算汇率不同，因而折算后资产负债表各个项目之间不能保持原子公司外币报表中的财务比率和关系。另外，时态法要求将折算调整额直接计入损益表，外币报表折算研究在浮动汇率制下，在汇率剧烈变动时，会使跨国公司的报告损益比那些只从事国内经营活动的公司显得更加多变。

（三）争论的焦点――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从理论上说，时态法在概念依据的明确性上是优于现行汇率法的。从时态法的角度来看，汇率的选择以外币交易发生时不同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依据，它保证外币报表折算与外币交易折算在方法上的一致性，都遵循了时态原则。因而，时态法被认为是为解决外币报表折算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然而，时态法却面临着来自实务界的很多批评：很多跨国公司抱怨时态法使跨国的报告收益比单纯从事国内经营活动的公司显得更加复杂多变。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时态法下折算差额计入了当期损益，因此使得跨国公司的合并利润更加多变，进而影响了跨国公司上市股票的价格。

四、我国外币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规定，“外币交易应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

从上面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可知，尽管我国新准则中对外币折算方法的规定中没有明确指出使用何种外币折算方法，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实际是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应当采用现行汇率法。由于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进出口公司也越来越多。因此，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时态法会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目前国际外币折算方法的选择情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普遍接受母公司理论。因此，如果采用母公司理论，不但在国际上具有通用性，同时也适合我国跨国公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状，所以为适应母公司理论合并报表的编制目的，需要选择时态法进行报表折算。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运用这一理论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国际会计准则27号――合并财务和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也基本是运用母公司理论。而且在合并会计报表中，有关子公司的外币业务、交易是遵循时态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的，为了保持一致，折算汇率的选择也应以外币交易发生时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依据，即采用时态法。

第二，近几年来，我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跨国公司，但这些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大都局限于销售母公司的产品、汇回货款并向母公司分利的情况，只是相当于母公司在国外的延伸。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一个属于资本稀缺的国家，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公司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会在其总资本中占很大比重，不适合用实体理论，因此也应采用时态法。

第三，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对汇率的管制仍然很强，汇率剧烈变化幅度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在实务中给时态法的应用又添加了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因为多年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金融秩序稳定，国家外汇储备非常雄厚。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一直坚持不贬值，这都使我们充分相信，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发生剧烈波动。因此，我国的跨国公司采用时态法进行外币报表折算，就不必担心由于汇率变动对公司报告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结语

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界甚至会计界对母公司、分支机构、子公司、关联公司的界定都还是模糊不清的，对外币报表折算的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还是比较生疏的。因而，由于现行汇率法是单一汇率法，方法简单、方便，因而在我国较多采用，对于现行汇率法的基本特征和适用范围却了解的不够深刻。但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时态法将会被更多地利用。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仲文.国际会计学――解读国际会计准则.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外币会计论文篇（2）

 

一、人民币升值概述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美元兑人民币从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关口，2005年升值幅度达3%。2006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以8.0702起步，经历了从“缓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过程，一年中升值了2 615个基点。2007年截至12月20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到6.01%。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 2008年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为6.992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到2010年12月23日，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为6.6466。

一国货币的升值意味着与它相比较的那种外币的贬值，表示一定数量的本币可以兑换的外币数量比之前增加了。自从汇率改革以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对汇改的利弊进行讨论分析，尤其关注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论文，特别是纺织、服装、玩具等利润微薄而我国又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利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二、汇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及广州加工贸易近些年的状况

汇率作为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因素，对进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理论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1、马歇尔-勒纳条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与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指出：一国货币相对与他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该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主要取决于贸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假定供给具有完全弹性，那么贬值的效果取决于需求弹性。用Dx表示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Dm表示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则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改善贸易收支；当︱Dx︱+︱Dm︱=1时，货币贬值不发生作用；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恶化贸易收支。贸易收支通过货币贬值得到改善的必要条件是：当︱Dx︱+︱Dm︱﹥1，即马歇尔-勒纳条件。

2、J曲线效应。本国货币贬值后，初期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出口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者顺差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一段时期（往往是6至12个月）之后，经常项目收支才渐趋改善；再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1.5至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达到峰值，然后再度趋向下降论文下载。因此汇率变化对贸易情况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呈现“J”的形状。而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变动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反向J曲线效应。

3、广州2005年至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状况。

2005—2008年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统计

 

年份

实绩（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2005年

1593628

175247

1418381

17.74

-5.47

21.42

2006年

1814869

208965

1605904

13.88

19.24

13.22

2007年

2022533.74

245761.49

1776772.25

11.44

17.61

10.64

2008年

2223313

283237.89

1940075.33

外币会计论文篇（3）

在经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危机继续深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美元贬值的预期、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使欧元呈现脆弱态势，世界各国都有变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诉求，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关注的热点。2009年7月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由市场自发推动转向政府政策支持，使得贸易结算由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获得广泛的流通，人民币周边化取得较大的进展，人民币替代美元将成为长期发展的趋势。本文拟借鉴货币替代的相关理论，探讨在人民币周边化中的货币替代问题，这对于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特征，制定更好的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货币替代问题文献综述

对于货币替代的界定，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在此本文拟采用姜波克（1999）给出的定义：货币替代是指国外货币在本国境内替代本国货币充当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职能的一种现象。

国外学者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理论为基础来对货币替代机制进行研究，形成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美国的Marc A. Miles教授在1978年提出了“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理论”，该理论注重持币给经济主体带来服务的大小，强调货币的综合效用。Michael D. Bordo与Ehsan U.Choudhri（1982）利用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解释货币替代现象从而提出了“货币需求的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注重货币的交易，一国居民持有本币和外币都是为了满易与支付的需要。David T. King、Bluford H.Putnam、D.Sykes Wilford（1978）提出的“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强调根据不同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来调整其所持有的本外币的比例。加拿大学者Stephen S.Poloz于1986提出了“货币的预防需求理论”，强调注重经济主体持币的预防性动机。以上理论通过构建模型对货币替代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与说明，为我们开展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发展历史久远，不少学者对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替代进行了较早的研究，李（2002）认为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境内的人民币流通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伴随着旅游业而产生的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使用；第二种是随着边境贸易而产生的人民币流通；第三种是发生在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民币流通。曹红辉（2006）认为当前人民币流通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港澳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主要充当边境贸易和跨境劳务收支的计价结算货币。梅新育（2008）认为越南的高通胀率引起以抢购外币、黄金、增持人民币为标志的货币替代，对于中国是一个“人民币化”的好机遇。钟若愚、杨玲丽（2010）基于港币需求函数的货币替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澳门的港币需求将会随着澳门与内地之间经贸关系逐渐被人民币的替代而减弱。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人民币与港币的货币替代问题进行了研究，杨帆（1998）、尹亚红（2009；2010）认为人民币对港币替代的积极作用有：带来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缓解货币错配，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巴曙松（2004），陈浪云、许晓云（2007），尹亚红（2009）则分析了人民币对港币替代的消极作用：人民币在香港流通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对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形成一定的冲击，会影响内地对于货币供给量与信贷规模的控制能力，削弱内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现有的文献大多对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的货币替代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且分析的重点是人民币对港币的替代问题。在人民币周边化的背景下对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替代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更是比较缺乏。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研究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的比较少。2009年7月中国开始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试点，境外试点地区最初确定为中国港澳与东盟地区，考虑到港澳地区是境外人民币流通的主要地区，因此，本文拟借鉴Marc A. Miles的货币服务生产函数理论，以香港和澳门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来探讨人民币周边化中的货币替代弹性及影响因素，为人民币周边化甚至是区域化提供政策建议。

模型设定

假设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是连续的、具有固定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CES函数），假定购买力平价成立；所有的货币都是借入的，持币的借款利率即为机会成本；经济主体在给定的资产选择下只愿意持有M 数量的本币或外币。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得到货币需求函数表达式：

（1）

其中Md与Mf为本外币的名义余额持有量，此外假定人民币为外币；e 为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为替代弹性；a1与a2为本外币提供货币的权重，表示持币的边际收益；id表示本币利率，if为外币利率，表示持币的边际成本；μ为随机扰动项。如果减持本币增持外币，即的值变小，说明出现了货币替代；反映两种货币的替代弹性，其值越大，说明替代弹性越高；持有本外币的边际效益的比重越接近1，说明两种货币提供的货币服务越相似，人们将更多地选择持有外币，减少本币的持有。当此比重等于1时，两种货币之间完全替代。如果将人民币当作外币，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作本币，则根据的值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出人民币对周边货币的替代弹性，如果该值比较大，说明人民币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反之则说明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的替代作用不明显。

人民币周边化中的货币替代问题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本文要考查在人民币周边化进程中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替代问题。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在此主要将中国香港与澳门地区作为人民币周边化的代表地区，为分析方便，在此将人民币（CNY）当作外币，将港币（HKD）与澳门元（MOP）作为本币。

2.数据来源。鉴于中国人民币银行分别于2004年2月和8月同意香港和澳门地区开展人民币存款业务，故所选样本的数据区间为2004年11月至2013年10月的月度数据。

对于本外币的名义余额持有量的统计，在这里，本币（港币、澳门元）的名义余额持有量分别采用香港金管局和澳门金管局公布的M1数据，外币（人民币）采用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额。汇率e分别采用人民币与港币（eH）、人民币与澳门元的名义汇率（eM）。以港币与澳门元的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本国利率，以人民币三个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外国利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香港金管局和澳门金管局网站。

（二）实证分析

1.面板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单位根检验一般是先从水平（level）序列开始检验起，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对该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继续检验，若仍存在单位根，则进行二阶甚至高阶差分后检验，直至序列平稳为止。本文记I（0）为零阶单整，I（1）为一阶单整，依次类推，I（N）为N阶单整。在此，采用三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相同根情形下的检验，LTC检验和不同根情形下的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如果这三种检验方法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认为该面板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是不平稳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由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相同单位根检验还是不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结论都是面板原始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是稳定的，即为一阶单整的I（1）。

2.协整检验。由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知所有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再需考察面板数据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一般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有两种方法：一是建立在Johansen基础上的Fisher检验，另一种是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检验基础上的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本文首先采用Kao检验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表3所得到的统计量和相伴概率可知各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3.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三种形式：混合估计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在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选择方法上，经常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经过以上的推断分析和检验，最终确定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4.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使用最小二乘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对于香港地区有：

（2）

对于澳门地区有：

（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实证结果。由式（2）与（3）的结果，可以计算出持有本外币的边际收益的比，其中持有港币与人民币的边际收益比约为0.13932，持有澳门元与人民币的边际收益比约为0.28898，说明人民币能提供与港币与澳门元相似的货币服务。人民币对港币和澳门元的替代弹性为0.775573和0.634968。周边国家和地区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增持人民币减持本币的意愿，人民币具有货币替代的潜力。

2.实证结果分析。香港和澳门在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能成为境外人民币的中心，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是香港最早开展人民币业务，特别是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试点地区以后，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加，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也由2004年的32家增至2013年8月的143家。其次是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人民币通过香港“回流”到大陆地区，香港成为境外人民币现钞和现汇的离岸中心。2010年新的《清算协议》的签订拓展了潜在人民币持有者的来源和可以开展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多种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的推出亦刺激了境外人民币的持有意愿，增强了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替代能力。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主要是通过消费和澳门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净进口贸易。加之澳门是继香港之后较早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区，并且也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首批境外试点地区，这为境外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也提供了条件。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港澳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都将增强人民币对港币与澳门元的替代弹性，人民币将提供与港币与澳门元越来越相似的货币服务，周边国家和地区将会越来越多的选择持有人民币，减持本币，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替代作用将会不断增强。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

（二）对策建议

1.以贸易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的实现。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可以为人民币计价结算提供实体经济基础，目前人民币币值比较稳定，周边国家和地区有较强烈的持币动机，要实现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境外有一定的人民币存量。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供给的重要途径便是中国通过进口输出人民币，虽然中国的贸易状况总体是顺差，但是针对东亚经济体来说是逆差，这使得通过贸易渠道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民币供给具有可能性。应积极支持企业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为增强人民币资金的流动性，还应允许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发放人民币贷款，发展同业拆借市场。

2.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减少因投机产生的货币替代。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由于实行的是人民币渐进升值，市场形成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致使套利套汇资金大量流动，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基于投机为目的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增多，一旦升值预期减弱，将会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冲击。当前应继续加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汇率的弹性，消除因投机产生的货币替代。

3.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境外人民币的实际收益水平。提升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有助于强化人们持有人民币的动机。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改善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差异，提升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持有动机。

4.根据境外人民币资金需求的变化，构建多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境外企业获得人民币资金、进行人民币投资的地方，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第一个试点，对于人民币而言是意义重大的。人民币对港币的替代性的增强一方面会促进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助于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增加香港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另一方面还会减小内地与香港地区的通货膨胀差，使内地的通货膨胀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民币对港币的替代得到抑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积极谨慎地推进香港地区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对中国内地经济能产生有益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关系的加强，除继续保持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外，还应加快构建多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开辟新加坡离岸中心的建设，提高周边国家的人民币流通的便利性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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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会计论文篇（4）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井民雄士在《会计计量理论》一书中指出:“会计计量是会计的核心功能”，计量的准确性和公允性直接关系到所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赵德武博士著的《会计计量理论研究》里将会计计量定义为:“在一定计量尺度下，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对符合要素定义的事项进行货币量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计量是“要解决何种属性计量以及采用何种单位进行计量”的会计方法川。会计计量的客观性和公允性的把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何种计量属性(计量基础)进行计量;二是采用何种单位进行计量。其中采用何种单位计量，第一是指采用何种货币单位对会计业务进行计量。一般来讲，会计业务的计量货币是发生时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企业，经济业务的计量货币都可能是多样的;第二是指一个会计主体应采用什么货币向外报告信息，在众多的经济业务计量货币中选择一种货币作为统一记账货币，并向外报告，其他币种计量的经济业务必须折算为该货币入账并受汇率影响。这个统一记账货币即唯一报告货币的选择对会计信息的准确公允计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报告货币选用错误，将会使货币表现出来的资产负债信息，损益信息和现金流量信息失去公允性;损益里将会含有大量的不真实的汇兑损益，资产负债的计量也会由于报告货币不同而产生重大偏差，现金流量也会由于报告货币的选用错误而导致现金流量受汇率过度不真实。

二报告货币计，的研究现状报告

货币的选择会给会计信息的公允表达和披露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报告货币的选择如此重要，但学术界又书会计计量的研究仅限于计量的属性基础研究，对主计量货币的选择研究却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种研究缺失。目前的会计理论和实践中，确定报告货币的思路有两种，一为我国的记账本位币概念;二为西方的功能性货币概念，但这种概念往往只出现在于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中，并没有应用到会计计量当中。在会计的一般原则中，对会计计量基础的界定和指导非常多，但没有任何会计原则用来界定会计主体的报告货币的选择，而报告货币选择对会计计量功能的完美实现和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信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这种情况已不适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计量理论的货币选择的研究，将一个会计主体的唯一的报告货币的界定纳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或者一般原则，籍此指导不同经济环境里的会计个体遇见的报告货币的确认问题。真正作到客观公允地反映和报告经济信息。

三功能性货币概念的确立

1记账本位币的缺陷我国一直使用的记账本位币概念是指一个会计主体记账、报告使用的基本货币。记账本位币这种表述在意思表达上通俗易懂，但这种表达只说明和规定了企业必须选用一种货币作为基本记账货币，并且这种计量尺度是唯一的，并不能说明这个单一计量尺度所起的作用川。我国新《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但又规定以外币收支为主的企业，可以选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可见，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带有法律法规色彩，没有任何会计计量方面的依据，不是以公允客观地计量会计信息作为出发点的。

2功能性货币地位的确立功能性货币最早出现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中，被定义为“一个实体从事经营活动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中同时还规定，可通过现金流量、销售价格、销售市场、费用、理财、集团内的公司间交易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原始表现货币来确定功能性货币川。功能性货币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完美地实现计量的目标:l)功能性货币选择主要经济业务的表现货币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的单一记账货币和报告货币，因此能够客观公允反映企业会计信息而不会产生偏移。选择功能性货币计量和报告，能够将需要进行货币换算的经济业务量降到最低点，货币换算产生的信息误差也会降到最低。

功能性货币能从计量本身着手体现报告货币的功能，能够符合计量的要求，真实公允计量和反映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2)功能性货币一旦确定下来，会计计量和核算所必须遵循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惯例也能跟着确定下来川。因为如果用公司主要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性货币来计量经济业务，那么就应该把功能性货币表述的会计报表作为公司的表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唯一标志性报表来确认，以此推论，记录经济业务、编制会计报表过程中运用的会计准则和原则，就应该适用功能性货币所在国的会计准则和原则。3)根据功能性货币的定义和确定的限制性条件，功能性货币确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界定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而更应该是在会计整体核算过程中对企业财务情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公正计量和反映，用其他外币表述的会计报表反映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是不公正公允的，受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汇兑损益的影响，严重削弱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用功能性货币计量的资产负债和权益项目信息才是实体的真正公允的信息，以功能性货币计量的资产负债项目表现出来的财务比率才是真实反映财务情况的比率。

功能性货币计量的损益才是真实公允的，同计量基础一样，计量货币的择定确定了损益的确认问题，特别是汇兑损益的确认计量问题。因此，功能性货币能更真实地计量和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功能性货币概念对于完善会计实践和会计计量理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功能性货币概念目前主要用于外币业务会计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并没有把功能性货币概念纳人普通会计计量实践和理论当中。笔者认为，作为已有的严格定义的功能性货币，应该明确其在会计计量、核算和报告中的重要地位。不论是国外的子公司，还是国内公司，功能性货币是一个通用的会计概念，是一个计量、核算和报告经济业务的基本货币，任何情况下的公司都必须在确定功能性货币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外币概念，才能判断什么样货币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应在一般的日常会计中确立功能性货币的地位，确立功能性货币为唯一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主体会计信息的报告货币，并在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和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原则中定义一些关于会计主体唯一报告货币—功能性货币确立和选择的指导性条款。比如可在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中增加三条假设，即可确定功能性货币假设和功能性货币为主体报告货币假设。

四功能性货币概念

在企业集团会计主体中的应用功能性货币理论的确立解决了由单个实体组成的会计主体的唯一报告货币的确定和选择问题。但在经济社会中，同时存在由多个企业实体组成的企业集团会计主体，集团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是通过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本进行反映的。对于一个集团主体而言，为了编制合并报表，必须将集团范围内所有公司的以各种不同货币表示的财务报告折算成为一种统一货币表示的报告，这个统一报告货币的确立和选择问题同样适用功能性货币理论。虽然功能性货币最早也是出现在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理论中，但功能性货币的适用并没有推及到外币报表折算所覆盖的企业集团中，而仅限于外币报表折算中单个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功能性货币的界定。就目前的母公司合并理论来讲，据以编制跨国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个别会计报表必须折算为母公司货币，一个跨国集团公司，母公司的报告货币是一个标准，相对而言，它的所有子公司的报告货币就是外币，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一直默认为母公司的报告货币就是跨国集团公司的唯一报告货币，母公司报告货币以外的货币表示的会计报表默认为外币报表。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的今天，主体理论越来越受到推崇，母公司理论不再占统治地位，松散式的合并和各种目的权益联合式的合并已很普遍，通过权益联合形式产生的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在相互控股或者交叉控股的情况下，一个大型的松散式的集团公司内并不能很清楚地区分哪是子公司和母公司，在没有母公司的情况下，默认母公司货币作为集团报告货币的做法明显已经不适用。

外币会计论文篇（5）

摘要：本文将针对当前国际会计问题进行简要讨论。正如我们所知，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是国际会计准则的两个重要标准，在指导会计政策的变化和金融工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针对这两项标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正在从一些观点出发，采取更详细的考虑，使这些标准更好。

关键词：会计政策变化；金融工具

一、会计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准则理事会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化》适以及追溯调整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但如果公司在作出合理努力之后无法适用，可能会降低议程决定的有用性。因此，审计委员会提议进行一项范围狭窄的修正，以简化《议程》决定引起会计政策变动的适用。

会计政策的自愿变化是追溯适用的，并重述了比较信息。但是，如果追溯适用不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8条的定义，则可提供补救。拟议修正案没有改变IAS8中适用会计政策变更的做法。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替代判定，以取代评估如何适用因议程决定而引起的会计政策变化的不切实际的判定。拟议的门槛值是基于对用户预期利益和公司成本的评估。重要的是，拟议的判定标准不是未来应用的“免费通行证”；它的目的是在初步應用由议程决定引起的会计政策变化时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下面说明了不同的应用方法：

成本最低，用户预期利益最低（方法4）；成本和预期利益比4稍高（方法3）；成本与预期利益比3稍高（方法2）；成本最高，预期利益最高（方法1）。下面将解释何时使用这四种方法，并给出明确的例子（A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

方法1：回顾性申请及重述；适用于重申所提出的所有时期的预期好处超过了这样做的成本；示例：①A公司适用2019年和2020年的新政策。②在2019年1月1日进行累积追补调整，表示该日期之前追溯申请的累积效应。

方法2：累积追赶的回顾性应用；适用于在本期开始时适用新政策的预期效益----如果新政策开始时一直适用----超过了这样做的成本（成本超过了方法1的预期效益）；示例：①A公司适用2020年新政策。②在2020年1月1日进行累积追补调整，表示该日期之前追溯申请的累积效应。

方法3：从上一期间开始就可能提出申请；适用于从上一期间开始，对新的交易、事项或条件适用新政策的预期效益超过这样做的成本（成本超过方法1、2的预期效益）；示例：①A公司将新政策适用于2019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新交易、事件或条件（预期收益超过成本的最早日期）②在该日期之前发生的交易、事件或条件不作调整。

方法4：从本期开始可能提出的申请；适用于从本期开始，对新的交易、事项或条件适用新政策的预期效益超过这样做的成本（成本超过方法1、2和3的预期效益）；示例：①新政策仅适用于2020年1月1日后发生的新交易、事件或条件。②在该日期之前发生的交易、事件或条件不作调整。

二、具有股权特征的金融工具

国际会计准则的另一个新趋势是针对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第32条曾规定了发行金融工具的标准。然而近年来，关于发行金融工具属债务还是股权，引起了热门讨论。该准则对大多数金融工具都很有效，但对一些复杂的金融工具的认定存在质疑。此外，准则第32条并非总是明确解释分类的基本内容，这些工具的分类导致了会计实务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使投资者难以评估这些金融工具如何影响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业绩。（例如，某公司将其复杂的金融工具归类为股票，杠杆比率就会很好）此外，投资者一直追求更多关于股票工具的信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指出，在实施准则第32条面临的挑战大多是因为它并不总是为其提供明确的理由，关于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区别它只能提供有限的相关信息。为了应对所查明的挑战，审计委员会制定了一种方法，阐明原则，明确说明将金融工具归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理由；提高分类要求的一致性、完整性和清晰度，特别是对实践中存在会计挑战的金融工具；并通过列报和披露未单独分类的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特征来改进所提供的信息。为确立这些原则，审计委员会确定了财务报表用户认为重要的两个方面。

时间原则：可要求发行人在清算前支付现金或移交另一项金融资产。

金额原则：发行人承诺向持有人提供特定回报，而不管发行人的表现和股价如何。

下面为金融工具分类的具体方法：独立于发行人可用经济资源的金额的债务：在清算时以外的特定时间转移所需经济资源的义务为“负债”；只有在清算时才需要转移经济资源的义务为“负债”。没有义务的金额独立于发行人的可用经济资源：在清算时以外的特定时间转移所需经济资源的义务为“负债”；在清算时才需要转移经济资源的义务为“权益”。

将金融工具正确分类后，随后是进行列报和披露。列报方式：董事会的首选方法将加强通过财务报表正文部分的列报方式提供的信息，包括：将财务状况和财务执行情况表中分别列报的不同类型金额的财务负债的“金额原则”信息，以及总收入和费用归于普通股以外的权益工具而提供的权益工具信息。披露：投资者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使他们能够了解金融工具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业绩的影响及不同金融提供者的排名，讨论文件建议应要求金融工具发行人披露：

清算时每类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按优先顺序排列。

普通股的潜在稀释，即发行普通股数量的任何实际或潜在增加，原因是设置金融工具，而不管其效果是稀释或反稀释。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特定合同条款，比如，与理解金额和时间特征有关的合同条款。

三、结论

作为一名会计，应该时刻关注着会计准则的变化与发展，因为会计准则相当于是会计人员的行为标准和行为规范，处理相关事宜一切要依据准则要求，因此，熟练掌握准则要求，紧跟变化趋势，对于财务人员非常重要，此次会计准则对于8号和32号准则的起草方案代表了未来这两项准则可能的发展方向，认真研读对于财务人员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温浩然（1998-），女，山西太原市人，山西财经大学本科在读，会计专业

国际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论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论文

摘要：会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其会计制度相应就会比较完善。会计的本质就是借助货币作为主要载体，来客观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上发挥出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职能愈加明显。

关键词：国际会计；货币计量；人民币化

会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越需要会计对该国家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以及经营成果进行披露，这样才能让本土的其他企业或国外的企业等看到这个企业的发展态势，甚至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会计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始终，主要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能够更好地发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合规、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会计的职业道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要求会计人不能对这种不合规、不合法的经济行为放任自流，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否则将会导致信息失真，甚至会引起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一、会计与货币计量的关系

会计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货币计量假设指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的。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等多种职能，因而能够以定量的方式衡量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事项，离开了货币，会计将有失公允，不能客观地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发挥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作用。从会计与货币计量的关系来说，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就是指人民币能够在国际上比较完整地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职能的过程。

在没有战争，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随着人民币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未来石油贸易可能会由人民币进行结算；越来越多地大宗交易也将由人民币进行结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也将会越来越完善。人民币将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上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人民币正在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之间进行商业往来时，将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得以流通，而会计恰恰是以货币反应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经济事项，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化将不再是痴人说梦。

二、国际会计计量人民币化的必然性

就目前而言，对准国际货币的美元来说，除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时，其他国家购买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时，美元可发挥其储藏手段的职能，然而由于美国为了保持大量的贸易逆差，又希望其他国家大量储存美元，使美元陷入了特里芬难题，因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不再代表财富本身，只是实现市场交换的媒介。所以，现阶段衡量某种货币是否达到国际化，主要是指该种货币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发挥作用。接下来，将从这三个角度阐述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在当前阶段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1.价值尺度方面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了维持美元的地位，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提出了著名的“石油战略”，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得国际石油市场以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这样迫使别的国家由对美元的信赖，转变成不得不用，美元找到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在“石油美元”的体系下，98%的石油只能由美元进行结算，因此，石油成为美国制裁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手段。

今年，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于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因该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同时要求全球各国在11月4号之前停止向伊朗进口石油，以期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然而，美国霸权主义早已使得人心向背，尽管有不少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表态，将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但欧盟等国并未表示支持，甚至还发出过反对的声音；中国、俄罗斯两国表示，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坚决反对，将继续和伊朗保持合作。在如此背景下，伊朗迫切需要摆脱美国的制裁，在石油交易中，将会寻求新的币种作为石油结算单位，人民币呼之欲出。中国在购买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时，双方都接受直接使用人民币付款，这无疑冲击了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元不再是石油交易必须选择的货币。由于美元为了降低自身金融风险，时常利用货币政治将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理性国家不再愿意间接为美国买单，因而这些国家开始寻求新币种购买石油，如“石油欧元”“石油日元”接连推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为了规避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推出人民币作为石油结算的计价货币将我国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压力和损失，亦使得人民币发挥了衡量石油价格的价值尺度职能成为现实。

早在2015年，中俄在双方能源交易中已采用人民幣作为结算货币；伊朗央行宣布停止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且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抱了人民币；尼日利亚也宣布在同中国的石油贸易中部分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今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委内瑞拉的新制裁法案后，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不再使用美元结算，改用人民币、卢布等一揽子货币中的其他货币。同时，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宣布直接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2018年2月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今年3月26日，原油期货将在上海能源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挂牌交易。同年五月份，一家石油公司已经签署了用人民币原油期货结算中东石油的首单协议，并计划签署更多此类合约。原油期货的推出，使得国内企业能够利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避开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这些都表明石油用人民币结算不再是纸上谈兵，同时也是人民币迈入国际化进程的一大进步。

石油人民币的诞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石油将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交易，同时通过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所获得的原油收入反过来流入中国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模式。我们知道会计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以人民币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得以实行，推动了这些产油国或其他石油购买国的企业等使用人民币进行计量所发生的石油交易数额。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地区或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进行石油的交易，大大增加了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的可能性。

2.流通手段方面

2013年下半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希望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东起于中国，共涉及60多个国家，总人口数约44亿，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63%，总经济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据世界银行预测，亚洲每年基础性设施资金需求将达8000亿美元，然而实际投资额远远小于这个数字，资金缺口巨大，因此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意义重大，它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补充，为新时期战略格局变化提供长期可信赖的融资工具。

为能更好地贯彻落实提出的“一带一路”理念，必须加强“五个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首先，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促使各个国家关于“一带一路”的对接政策能够有利于本土企业的良性发展，推动途中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其次，在各国政策良好沟通的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铁路、公路等基础性设施，打通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渠道。目前，我国已在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基础性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再次，这些基础性设施建设使得沿线国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同时，还解决国内部分产能过剩的情形，拉动国内就业、投资需求，打造合作共赢的新型局面。最后，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上海自贸区，将其作为货币自由流通的排头兵，打通上交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的联系，推动上海的资本市场与世界各国资本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性设施建设不仅打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流通，而且通过对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得人民币更好地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化。同时，通过基础性设施建设所获得投资收益反过来拉动了我国国内上游产业的多余产能需求，推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繁荣增长，也带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情况，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结构性改革，形成投资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贸易畅通意味着货币流通，“一带一路”基础性设施建设必然伴随着货币流通。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将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贸易中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使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得到广泛流通，真正发挥出人民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担任媒介的流通手段职能。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推动不少国家在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实现本币的兑换与结算，大大减少贸易流通成本，避开美元汇率浮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也使得同中国进行双边交易的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会计计量的货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人民币并将人民币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未来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将遥遥可期。

3.支付手段方面

在现有的由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简称HVPS）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简称BEPS）组成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民币跨境清算量的大背景下，2012年4月12日，央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连接境内外参与者，处理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等跨境支付业务，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的需要。2015年10月8日上午正式启动。2018年5月，CIPS二期全面投产。

随着CIPS成功投入运行，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认可了人民币。与去年相比，2017年的全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呈现下降趋势，而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却呈现增长态势，即同比增长11.1%。截止至2017年年末，已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同人民币实现直接交易的有五个国家的货币，即俄罗斯卢布、泰国铢、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韩元。人民币对蒙古图格里克、哈萨克斯坦坚戈等已在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目前，我国与塔吉克斯坦等13个周边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满足了市场货币流动性的需求，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汇率的恶性波动。通过货币互换支持需要接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利于稳定中国周边环境，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成功运行满足了越来越多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跨境服务与货物结算贸易、跨境投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业务，避开了现行的银行支付与结算系统，使人民币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提高了中国金融资产安全，发挥了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外贸企业不必再采用带有汇率风险的美元开展进出口业务，人民币国际地位得到上升。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营机构登陆上海，能够促使上海成为人民币结算与清算的中心，推动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时拉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惠及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CIPS的成功运行使得用人民币结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成为现实，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规避了部分由于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增强了金融资产躲避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作为美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每年仍以3000至4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使用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降低了资金流通成本，减少了美元为缓解自身金融危机增发美元带来的外汇储备压力和损失。同时，CIPS的成功运行也使得人民币更深层次地发挥了人民币支付手段的职能，即进出口企业在进行货物交易时，可使用人民币实行跨境收付业务，即银行能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以人民币为跨境结算货币的国与国之间结算业务。在人民币币值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信任人民币并选择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为此提供技术保证，国际会计计量的人民币化将指日可待。

外币会计论文篇（6）

杨旭（1974-），男，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

摘要：

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给出清晰的回答。目前，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虽然已多有论述，但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外生说”缺少实证检验，“内生说”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所采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1）它偏离了经济学关于判断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标准；（2）它在确定解释变量时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判断标准；其次使用TSLS方法对我国货币的供求函数同时进行了估计。按照明确后的标准，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在现阶段依然是外生的。最后澄清了关于货币外生供给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单位根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52-08

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还是一个外生变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央行可以主动地、相机抉择地控制一国的货币数量，进而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则意味着央行无法单方面地控制货币数量，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无法产生可预计的结果，对经济的干预需要央行与政府共同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显然，如果央行主观认为货币是外生的，但客观上却是内生的，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对经济体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文献综述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任何一种商品，其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由其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的。货币也不例外，它的价格（即利率）与数量（货币余额）也是由它的需求与供给决定的。但比较特殊的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即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1]-[2]。

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决定的信条是来自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与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由此二人在经济学的地位不难理解为什么“货币外生论”能够成为主流观点；与此同时，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学者也是为数众多，这包括：银行主义学派中的图尔、威尔逊、富拉顿等；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熊彼特以及撰写《货币论》时的凯恩斯本人也持有此类观点；后期有卡尔多和“拉德克利夫报告”、格利、肖、托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温特劳布、明基斯、摩尔、罗西斯等[3]。当然，在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各种理论之间也有区别，例如，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些学者认为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适应性内生供给说”（accommodative endogeneity）[4]。而同学派中的其他学者则认为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曲线，这种观点则被称为“结构性内生供给说”（structural endogeneity）[5]。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广泛的探讨，同样也有两种观点。

1.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外生的

这部分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类则是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的立场。前者如，史永东[6]使用Granger检验的方法检验出我国的M1或者M2对于GNP是外生的；魏巍贤[7]使用由Engle等[8] 提出的关于“弱外生性、强外生性，以及超外生性”的检验方法（简称EHR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

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立场的学者则包括了目前所有试图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虽然他们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是，这些学者对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都采用的是单方程的估计，而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那么用单方程进行估计就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货币供给曲线是倾斜的，那么用单方程估计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所以，目前所有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们，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属于货币供给外生论者[9] -[16]。

2.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

这部分学者，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两类：（1）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包括：巴曙松分析了我国经济转轨期间货币乘数的内生机制[17]；孙伯银认为，我国“1997年前货币供给是政治内生性为主，1997年后货币供给转向市场内生性”[18]。崔建军的分析则说明货币供给内生与否取决于货币的发展形态、相应的供给机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19]。王国松论证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制度内生性，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性，从而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0]。（2）以定量分析为主，或定量定性相结合。如一些学者等使用Granger检验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21]-[23]。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外生论者”的研究，还是“内生论者”的研究都有较为严重的缺陷。首先，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定性分析，因为有些通过定性分析确认的作用机制（如内生性的机制）即使存在，也还有一个作用力是否显著的问题。其次，无论是“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目前的定量分析大多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但该方法在检验货币供给内外生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具体原因是，使用该方法进行检验是遵循如下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变量X如果是某个系统A的内生变量，则在系统A中，一定存在某些变量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因此如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在“系统A”中，找出了一些变量确实能够“格兰杰引起”变量X的变化，那么就说明变量X是系统A中的内生变量。这一逻辑虽然不错，但在研究货币供给量内生与否的问题时，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系统边界”是一项关键而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主要取决于该变量所处的系统边界在何处。如果把整个地球作为研究系统，那么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将是内生的。而在研究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时，应该将其放置于一个多大的系统中才恰当？并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所以导致了在这一类研究中，在确定哪些变量是“格兰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例如，李晓华等检验出“物价和投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21] ；宁咏用“经济增长率”作为外生解释变量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了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22]；黄武俊和陈漓高用“汇改后净国外资产增量变化”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基础货币增量变化[23]。此外，魏巍贤使用的EHR方法[7]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对系统边界确定的随意性导致上述检验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史永东[6]、魏巍贤[7]检验的结果是货币供给是“弱外生”的。而其他人，如，宁咏[22]、李晓华等[21]的检验结论却是相反的。

笔者认为对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许多文献将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关于什么是“完全控制”？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即使是“内生变量”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某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个标准的内生变量），也可以通过税收、最高限价与最低限价等方法来控制。所以，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不恰当的定义与判断标准，才使得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观点林立、纠缠不清。关于货币供给是否是内生的，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出发给出判断条件。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在“利率—货币数量”的系统（坐标图）中，供给曲线是否垂直。或者说，货币供给是否与利率有关，如图1所示。

本文即是按此逻辑，利用我国的季度数据，以联立方程回归为工具，同时估计出我国的“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之后通过检验“货币供给函数”中的“利率”与“货币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方法，验证我国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三、货币供求函数形式的确定

要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首先需要确定货币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

1.确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

在笔者所阅读的文献中，所有试图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的工作中，无论是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引入的变量都可分三类：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用公式表示：

其中，MP表示实际货币余额；S表示规模变量；OC表示机会成本变量；IN表示制度变量。

只是在选择具体的指标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易纲引入的是“实际GDP、利息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货币化指数（城市人口比例）以及国际收支余额”[9]；易行健引入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麦金农的金融深化指标”[13]；蒋瑛琨等使用了“实际GDP、存款利率、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三个指标[15]；王晓芳与王学伟使用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股市市值、预期通货膨胀率”[16]。

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到底谁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少斌与刘朝阳考察了五种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认为效果都不错，但变量越多，“协整关系”的可能形式也就越多，因此不建议使用变量过多的函数形式[24]。本文的主要目的只是探讨货币供给的外生与否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策略是：先确定一个基本的函数形式，然后尝试几种变形，以期待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具体的工作如下。

本文在选择货币需求函数所需引入变量的问题上，持以下观点：

（1）所选变量均采用“名义量”。这包括：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名义货币供给量“M1”，规模变量选取的是“名义GDP”，以及名义利率等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不用单独考虑价格因素，从而可以减少解释变量的数目，增加自由度；另一方面，由于是做联立方程的回归，有些变量是同时被引入到两个方程，因此在考虑两个方程的变量选择时，名义量更合适。

（2）对于规模变量的选择，本文认同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引入“持久性收入”更合适。具体的处理，见后面的计量过程。

（3）对于制度变量，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引入。因为所有的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都已经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大小里了。例如，原来我国的货币化程度低，家庭不用自己买房子、看病统筹医疗等等，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显然是有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首先使得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下，然后影响货币需求的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加入制度变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何运信[25]。由于本文的计量研究使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较大时间范围才起作用的制度因素也不应被引入。实践中，许多人加入此类变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得回归的拟合程度更高。但从本文后面的计量研究的结果看，没有这个变量，回归的拟合依然很高，甚至是更高，因此有理由认为不需要引入制度变量。

（4）对于体现机会成本的变量，本文尝试三种选择：一是只引入利率；二是同时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三是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的滞后值。具体的利率指标，本文选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而不是其他学者经常使用的“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或“一年期存款利率”。原因如下：

①不使用“国债收益率”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解释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时，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具体而言，布兰查德[1]与多恩布什[2]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当债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会放弃所持有货币，转而购买债券，从而货币需求下降。因此，利率与货币需求是负相关的。这个结论对于个体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整体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所购买的债券是从其他家庭或非银行机构的手中购买的，那么总体的货币需求量没有改变。只有当家庭或企业是从央行或银行手中购买债券时，总体的货币需求才会下降。所以，只有当一国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用债券收益率来做货币需求的解释变量才是合理的。而我国央行目前对债券买卖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大。所以本文没有使用“债券收益率”

②不使用“存款利率”的原因。

首先，考虑到“利率变量”是要同时被引入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这两个方程之中的。而在货币的供给过程中，显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直接的是与贷款利率相关，所以在供给函数中没有理由引入存款利率。其次，在货币的需求方面，引入贷款利率同样可以解释得通。例如，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与家庭的贷款就会下降，从而造成对货币需求的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本文认为利率变量使用“贷款利率”更合适。

③引入“股票指数”的原因。

近年来，股票已经成为我国家庭与企业重要的金融资产保存形式，2007年沪深股市的总市值更是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因此，买卖股票的行为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无法具体说明二者应该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虽然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笑冰[26]、王晓芳与王学伟[16] 等，但结果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本文尝试两种情况：引入当期股指、引入滞后一期的股指。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确定以下三种货币需求函数形式：

其中，M是名义货币需求量；Y是名义收入；r是银行贷款名义利率；SI是股票指数；SI（-1）是滞后一期的股指。“+、-”分别表示理论上已明确的Y和r分别与M之间的关系方向；因“股指SI”与M的关系不明，所以标为问号“？”。

2.关于货币的供给函数

根据上述论证，本文认为“货币的供给函数”可构造为如下的一般形式：

3.货币供求函数的计量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所构造的货币的供求函数方程组的一般形式可表示如下三个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对于实际的计量分析，需要给出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具体的形式设定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四、计量分析

本文将以联立方程组（6）—（6）″式为基础，使用2004—2009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数据处理

第一，对于“名义收入（Y）”，由于是季度数据，所以该序列呈现明显的季节波动，该波动将严重影响回归的质量，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本人使用X11对原序列进行调整，之后再进行对数处理。

第二，对于“利率r”，本文使用“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由于该变量没有现成的季度数据，所以本文先构造该变量的月度数据，然后再构造成季度数据。在构造月度数据的过程中，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比如，2006年8月份，前19天利率为5.85，从第20天开始变为6.12，那么该月的平均利率=5.85×19/31+6.12×（1-19/31）≈5.95。从月度数据向季度数据转换时，使用Eviews的自动转换功能（加权平均）。

第三，法定准备率（ ）也需要进行手工处理，方法及过程“利率”的处理方法相同。

第四，股票指数。本文选用上证指数在每个季度的最大值。

第五，货币数量使用M1。

数据总结如表1所示。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3.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估计供求函数的各项参数

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4.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经检验，三个模型的需求函数及供给函数的残差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说三个模型都不太可能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当然三个模型拒绝“伪回归”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模型三以更大概率拒绝。同时考虑其他的显著性指标后，笔者认为模型三最可靠。因此，如果要估计我国货币的需求函数，可以考虑使用模型三中需求函数的形式（这里只给出结果，如需检验过程，请与作者联系）。

5.计量结果

首先，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很高，主要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常数项除外），各项系数的正负号也与理论预计的相一致，而且残差经检验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这些模型的建立是成功的。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三种模型都显示出：货币供给函数中利率系数的估计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无法拒绝“利率前的系数是零”的结论。换言之，在（r，LnM1）的坐标系中，货币供给曲线最有可能的形态是垂直的。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可视为外生变量。

6.对可能的批评提供的补充说明

（1）三个模型中的货币供给曲线的常数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如果去除掉结果会怎样？笔者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利率同样不显著。

（2）如果表示机会成本的变量中引入“通货膨胀”变量，结果会怎样？本人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通货膨胀变量本身都不显著，而且利率依然不显著。原因是，上述研究使用都是名义量，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包含其中了。

（3）如果使用其他利率变量，结果会怎样？笔者使用一年期存款利率，结果是一样的，而且显著程度均有所下降。

（4）货币的供给曲线会不会是非线性的？有可能，但笔者没有进行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计量的过程省略。

五、总结

根据本文计量分析的结果，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是一个外生变量。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直接原因显然只能是：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不敏感。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那么就意味着，当利率上升时，商业银行会多提供贷款。而现实中，一方面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利差”的扩大；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上升在提高了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贷款的风险。因此，两方面原因导致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此外，在我国，存贷款利率还不能完全反应出市场的供求，这也是我国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意味着，在短期内我国的央行依然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但与此同时，一些关于“货币外生供给”似是而非的论断也需要做出澄清：

1.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应该选择货币数量

一个变量是否适于作为央行的中间目标与该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没有关系。在许多国家中，作为中间目标的“利率”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利率（而不是货币数量）作为中间变量，但主要原因是货币数量的信息不容易获得，决策者在得到该信息时会有较长的时滞与信息失真，因此控制起来难度很大；相反，对利率信息的获悉则非常便捷，因此调控起来相对容易得多。所以，本文在论证了我国货币供给依然是外生变量之后，并不认为应该将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

2.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央行在货币供给上可以“为所欲为”

央行在决定货币供给量时一定有自己的目标，如通货膨胀率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汇率目标等等。因此，绝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上“为所欲为”。但这样一来是否出现矛盾？因为通常许多人认为“货币供给外生论”等同于认为央行可以任意移动垂直的供给曲线。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判断一个变量的外生与否，取决于我们考察的系统范围。经济学将判断货币供给外生与否的定义确定为货币供给量是否与“利率”相关，即明确了考察的系统边界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而如果我们扩大了这个边界，比如考虑整个经济系统，那么货币供给量当然就是内生的，因为央行的决策一定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为他们检验出的实际上是在更大的系统中，类似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经济变量内生引起了货币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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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会计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5—0018—06

一、引 言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持续的汇率失调会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近年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美国国会经常指责中国利用人民币汇率进行“货币操纵”，从而引起美中贸易逆差扩大，导致美国失业增加，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于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矛头直指中国，批评人民币升值速度过慢。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处于怎样的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失调的自我修正机制是否存在，就显得十分重要。二、文献回顾

目前，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研究理论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卡塞尔提出的购买力平价 （PPP）方法、基本因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国际收支均衡汇率理论（BPEER）、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模型（NATREX）以及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国内外很多学者利用上述理论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测算，研究人民币汇率失调状况，但是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外国学者对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主要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外国学者overholt（2003）以及Bosworth（2004）研究结果表示，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1，2]。而我国学者胡援成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他运用了一系列计量经济方法来推断人民币汇率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非平稳有效序列，购买力平价理论不符合我国国情[3]。

所以，国内学者在西方均衡汇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正，来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研究集中于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并分析其失调程度，为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和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

（1）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由国外学者Clark和MacDonald（1998）所提出，目前，我国学者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张晓朴（1999）年运用BEER模型研究发现，本国贸易条件改善、对外净资产增加会促使人民币均衡汇率升值：而M2的扩张、实际利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均衡汇率贬值[4]。施建淮等（2005）采用1991年l季度至2004年3季度的季度数据，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失调分析，认为1997年以来中国实行的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造成人民币汇率失调的一个主要宏观政策因素[5]。黄济生等（2007）在BEER模型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对人民币在1980～2005年样本区间内的实际汇率水平和名义汇率做出对比分析，发现失调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6]。项后军（2010）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的基础上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和结构突变协整方法，发现从2001年1月～2008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发生了两次结构突变，突变时点分别为2002年12月和2007年4月[7]。

（2）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由国外学者Edwards（1989）和Elbadawi（1994）提出[8—9]，张晓朴（2000）运用协整理论构建ERER模型，采用1978年～1999年的年度数据，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经历了几次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6]。林伯强（2002）运用ERER模型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而改革开放后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低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高估[9]。刘莉亚（2002）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原Edwards均衡汇率决定模型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并在此修正模型基础上，实证测算出了自19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值，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近20年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失调情况及其主要原因[10]。王维国、黄万阳（2005）在ERER模型基础上，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错位修正机制存在，自我修正功能较强，且有提高趋势[11]。胡再勇（2008）基于均衡实际汇率理论，应用多种计量经济方法实证分析了1960～200年期间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估计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而测算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错位情况[12]。李永宁（2011）研究表明，2009年第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显著低于2005年汇改时期[13]。因此，汇率改革应该坚持2005年确定的渐进方针[14]。肖扬（2011）以ERER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通过构建非贸易品需求和非贸易品供给函数，测算出非贸易品市场均衡时的实际汇率水平[15]。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运用了不同的均衡汇率模型和方法，测算了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及汇率失调。由于BEER方法一般适用于发达国家。而ERER模型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本文在ERE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人民币ERER模型，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选择解释变量。三、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

Edwards与Elbadawi都建立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模型。Edwards实证分析工作的核心是过滤掉名义汇率政策及货币、财政政策的改变对基础面造成的暂时影响，从而确定均衡汇率值。由于Edwards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模型（ERER）没有解决好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问题，Elbadawi（1994）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扩展，使得均衡汇率模型在应用上更具合理性，更利于实际分析，更具有现实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2012年第5期

2012年第5期（总第179期） 文先明，曹 滔：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测算与失调程度分析

Montiel（1999）对ERER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打破了Edwards和Elbadawi在变量选择上的限制，使研究的基本变量更具有微观基础。他认为均衡实际汇率是由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共同作用实现。基本经济变量可以分为供给、需求、对外经济和其他因素。其中，供给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需求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实际货币供给量，政府支出等；对外经济包括贸易条件、开放度、实际利差等；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政资本流入、政府管制、出口补贴等。所以，本文以Montiel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选取7个相关变量，构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均衡汇率模型。

（1）贸易条件。一般来说，贸易条件的改善对经常账户有着正面的影响，因此导致均衡汇率的升值，相反，贸易条件的恶化将导致均衡汇率的贬值。本文采用TOT来衡量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进出口价格指数难以得到，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来替代。

（2）政府对非贸易品的支出。从理论上讲，政府对相对于贸易品非贸易品花费的增加将提高经常账户中的数额，因此将导致ERER的升值；相反，政府对非贸易品花费的减少将导致ERER的贬值。目前，我们经常使用政府的全部支出对GDP的比率来代替，本文采用政府支出/GDP，以GOV表示。

（3）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程度。从理论上讲，经常账户的开放会导致进口的增加，从而造成经常账户的恶化，因此会使得ERER的贬值。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我国为了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进口关税、报价限制、贸易管制，而采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出口。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使用开放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限制，开放程度越大，将导致ERER的贬值，反之亦然。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GDP来衡量开放度，以OPEN表示。

（4）技术进步。从理论上讲，根据Balassa—Samuelson效应，技术进步将将导致ERER的升值，相反亦然。在实证研究中，很多文献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率来代表技术进步，本文用中国GDP增长率减去美国GDP增长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替代指标，以PRO表示。

（5）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是影响实际汇率的基本要素，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如果名义汇率保持不变，会导致ERER的贬值，反之亦然，本文选取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即M2/GDP，以M表示。

（6）投资率。投资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不确定，主要有两方面因素构成，即投资中外资部分的比重与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等。在实证研究中，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以I表示。

（7）资本流动。资本流动目前主要以外汇储备来衡量，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越快，表明资本流动性越强，同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会导致均衡汇率的升值。在实证研究中，以外汇储备/GDP来衡量资本流动，以FRA表示。

综上所述，人民币ERER模型为：

ERER=f（TOT（+），GOV（+），OPEN（—），PRO（+），M2（—），I（+，—），FRA（+），）

在实证研究中，汇率以人民币实际汇率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进出口总额，进口与出口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外汇储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美国GDP增长率来自于世界银行。样本区间为1981～2011年的年度数据。四、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1.数据处理以及平稳性检验。为了减小异方差效应，首先对原数据取对数，分别得到lnreer、lntot、lnopen、lnfra、lngov、lnpro、lni、lnm2。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用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结果如表1。

2.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16]。由表1可知，lnreer、lntot、lnopen、lnfra、lngov、lni、lnm都是一阶单整变量，lngov是二阶单整变量，lnpro是平稳变量，所以lngov和lnpro不能用于协整。由于本文数据是年度数据，不适用于Johannsen协整检验，因此我们用协整方法中的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作静态回归，从表2静态回归的结果可看出，回归方程中的lni系数变量不显著，所以应当剔除，符合张（2001）的研究结果，其将投资比率引入到人民币ERER模型，系数不显著，应当剔除，另外，tot系数与实际理论不符，所以也应当剔除。

表2 静态回归

本文主要对lnreer、lnopen、lnfra、lnm进行协整分析，首先对这四个变量进行静态回归，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系数显著，然后对静态回归的残差作ADF单位根检验：根据表四的结果，不带趋势项的ADF检验统计量为—6.562150，显著性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为—2.971853，显然，残差项不存在单位根，它是平稳序列。因此，上述序列之间的确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协整方程反应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基础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这些基本它们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与其相关理论的分析是一致的。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外汇储备的增加会提高实际有效汇率，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使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从具体影响程度来看，外汇储备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弹性系数是0.180590，即外汇储备每提高1%，会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值0.180590%；货币供应量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弹性系数—0.519313，即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大约会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519313%；对外开放度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474477，即对外开放度每提高1%，大约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474477%。

3.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定理表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协整过程可以由它的误差修正形式来表示。误差修正模型最能直接描述变量之间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综合，当变量序列非平稳时，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的问题。根据协整方程，我们可知lnreer和lnopen、lnfra、lnm之间的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得到它们的误差修正模型。 D（reer）=—3.02975E（—1）—0.554951D（LNOPEN）—1.151986D（LNm）+0.010149D（ LNFRA）+0.044786

模型当中，D表示一阶差分，E表示残差项，—1表示滞后一期。

从表5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E（— 1）弹性系数为—0.302975，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的自我修正机制存在并且自我修正功能较强。开放度与货币供应量占GDP的系数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比较显著，所以表明它们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影响是显著的，并且方向与长期影响方向一致，误差修正模型中开放度的系数明显大于均衡汇率模型中的系数，说明开放度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影响明显大于长期影响，而货币供应量占GDP的系数明显大于均衡汇率模型中的系数，说明货币供应量占GDP 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影响明显大于长期影响，而外汇储备占实际GDP的系数不显著，系数也小，说明外汇储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影响不显著。

表5 误差修正

为评价误差修正模型的稳定性，可以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由下图可知，ADF检验统计量为—4.829219，显著性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为—2.967767，显然，残差项不存在单位根，它是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判断误差修正模型是稳定的。

五、人民币币值错位的测算与分析

由于公式（1）为协整方程，可以通过代入基本面经济变量的均衡值得到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确定经济变量的均衡值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包括：B—N分解法、移动平均法、H—P滤波法。本文采用H—P滤波法，首先，对各解释变量做滤波，将过滤后的解释变量均衡值代入协整方程，得到均衡实际汇率，而后，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代入以下公式：

实际汇率失调（MIS）=（实际有效汇率—均衡实际汇率）/均衡实际汇率×100%，当此公式>0时，表明实际汇率高估；而当公式

表7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程度

由图1可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次低估时期和三次高估时期。低估时期大致为1986～1988年、1990～1997年、2004～2005年，第一阶段低估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调剂市场汇率远高于官方汇率。第二阶段低估是由于国内持续的投资热潮，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导致进口需求和外汇需求激增，促使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增加。第三阶段低估是由于我国经济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国外相对需求加大，致使实际有效汇率不断贬值，尤其是2003年开始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而中国当时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致使实际汇率在2004～2005年低估。由于后两次的低估，我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即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高估时期为1981～1985年、1997～2003、2007～2011年。第一阶段高估是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小于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贬值幅度，第二阶段高估持续时间较长，其原因既有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有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为维护大国形象，支持东南亚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而东南亚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大幅贬值，并且，我国采取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并高于其均衡水平。第三阶段高估原因如下：（1）2005年汇改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外资迅速流入，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同时，由于持续的进出口贸易顺差，国外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人民币汇率遭到人为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2）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迅速贬值，人民币实际汇率增值速度比较快，所以造成我国人民币汇率高估，（3）这一期间通货膨胀的加速攀升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均衡实际有效汇率，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高估。

图1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程度

六、结 论

本文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H—P滤波技术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测算，研究人民币汇率是否失调。实证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开放度、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汇储备每提高1%，会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值0.180590%；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大约会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519313%；对外开放度每提高1%，大约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474477%。（2）从短期来看，误差修正项弹性系数为—0.302975，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的自我修正机制存在并且自我修正功能较强；并且，开放度和货币供应量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影响明显大于长期影响，而外汇储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影响不显著。

（3）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程度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次低估时期和三次高估时期。低估时期大致为1986一1988年、1990～1997年、2004～2005年，高估时期为1981～1985年、1997～2003、2007～2011年。

从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某一特定时期中国政府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所以这段时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处于低估的状况，并且使得中国贸易盈余连连攀升，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局面。但是，自从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次出现高估的态势。特别是由于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保持在高位，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过低的指责没有依据，中国不应因为国际压力而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反而应当维持甚至适时降低人民币汇率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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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会计论文篇（8）

外币报表折算是将以某一种货币反映的财务报表按照一定的汇率折算为以另一种货币反映的财务报表的行为。外币报表折算不是简单的币种间的换算，为了保证不破坏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内在逻辑，增强财务报表可比性和有用性，在折算方法的选择上不仅要做到与外币交易会计处理方法相互衔接一致，还要做到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在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上协调一致。所以，选择恰当的折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引发了对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外币报表折算的四种类型以及评价

从目前世界各国外币报表折算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现行汇率法，流动―非流动项目法、货币―非货币项目法和时态法四种方法。下面，对四种基本方法的内容和优缺点作简要评述。

1.现行汇率法

（1）主要内容：现行汇率法是最为简便的一种方法，它对外币会计报表中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所有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进行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采用历史汇率进行折算。对于折算中发生的差额，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中单列“外币会计报表折算差额”反映，不计入各期的净损益，差额将逐年累积下去。

（2）对现行汇率法的评价：采用这种方法意味着其外币会计报表被折算的子公司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均承受着外汇汇率变动的风险，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表都需要承受，如固定资产就不一定承受，对这些项目采用现行汇率法进行折算显然是不合理的。在现行汇率法下，不但资产负债表与利润和利润分配表各项目所用的折算汇率不同，而且资产负债表各项目所用的折算汇率也不同，正因为所用汇率不同，才产生了折算差额。若真正采用单一汇率折算，是不会出现折算差额的。可见，没有纯粹的单一汇率（如现行汇率）的折算。所以现行汇率法还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2.流动性与非流动性项目法

（1）主要内容：该方法是将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划分为流动性项目和非流动性项目两大类，对于流动项目类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照现行汇率折算；对于非流动项目类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照历史汇率折算；对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项目，按照历史汇率进行折算；对于利润表中各项目，除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等按照相关资产入账时的历史汇率折算外，其他收入和费用各项目均按照当期的平均汇率进行折算。

（2）对流动性与非流动性项目法的评价：采用这一折算方法有利于对子公司营运资金的分析。但这一方法在折算汇率选用标准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此外，对存货这一流动性资产项目与现金、应收账款项目一样都采用现行汇率折算，则意味着存货与现金及应收账款项目同样承受着汇率变动的风险，这对于按照历史成本计价的存货项目来说也是不很恰当的。另一方面，采用历史汇率折算属于非流动性项目的长期应收款以及长期应付款、长期银行借款和应付债券等项目也抹煞了这些项目所承受的汇率变动的风险。此外，这一方法与外币交易会计处理方法未能协调一致。目前，这种方法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3.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

（1）主要内容：该方法将资产负债表项目划分为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对于货币性项目按现行汇率折算；对于非货币性项目和所有者权益项目则按历史汇率折算；对于利润表项目，除折旧费用及摊销费用按照取得有关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时的历史汇率折算外，所有的收入和费用项目均按照当期的平均汇率折算；至于销售成本项目则根据“期初存货+本期购货-期末存货=本期销货”的等式对当期期初期末存货和购货分别折算后计算确定。

（2）对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评价：该方法的优点是考虑到货币性项目容易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汇率的每次变动都直接引起等量外币金额的变化，因而货币性项目采用现行汇率进行折算。但这种方法仍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非货币性项目是按现行市价表述的，则按历史汇率折算就不可能得出合理结果。

4.时态法

（1）主要内容：该方法对报表的现金、应收项目和应付项目采用现行汇率折算；对于按历史成本反映的非货币性资产采用历史汇率折算；对于按现行成本反映的非货币性资产，采用现行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以外的其他项目均采用历史汇率折算，未分配利润项目则为轧算的平衡数额；对收入、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时的实际汇率或当期加权平均汇率折算；对于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按照取得有关资产时的历史汇率折算；对于营业成本，则要在对期初存货、当期购货、期末存货等项目按不同的适用汇率分别折算后的基础上计算确定。

（2）对时态法的评价：一方面，时态法是以报表项目计量的属性作为选择折算汇率的依据，在折算过程不改变会计计价原则，在理论上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时态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与母公司理论下编制合并报表的目的相吻合。对国外子公司的外币报表进行折算主要是为了满足编制跨国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需要，而在母公司理论下，跨国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反映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并不指望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从中获得多大好处。所以，时态法从母公司理论出发，认为母公司的股东关心的是那些能为母公司所控制的国外子公司资源在母公司国内效用的大小，而非在子公司所在国的效用大小。

二、外币报表折算方法应用的国际比较

在四种折算方法中, 流动与非流动性、货币与非货币性这两种方法都是依据对资产、负债的分类来决定选择何种折算汇率。由于外币报表折算的核心问题是确认和计量问题而非分类，这就意味着这两种折算方法缺乏科学根据。因此理论上，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最佳选择应在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之间展开。

从国际范围看，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具体应用主要有两种模式：

1.以美、英、加、澳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为代表，根据国外子公司的经营特征而分别采用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即若子公司的经营活动相对来说是独立于母公司的，选用现行汇率法折算；若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只是母公司经营活动的扩展，则选用时态法。

但应用此法，需要管理当局作出职业判断来对国外子公司进行分类,这给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并报表的真实性和有用性；同时由于折算差额在现行汇率法作为股东权益的调整项目，在时态法下记入当期损益，且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又具有多样性，这就为母公司通过对跨国公司内公司间内部融资、投资决策来粉饰其各项财务指标打开了方便之门。

2.以德、法、荷、日为代表，在实务上一般采用单一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现行汇率法或时态法。但由于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汇率变化越为频繁，在此背景下采用时态法来折算外币报表，势必产生巨大的外币折算损益，从而会扭曲跨国公司的报告损益。作为会计政治化的产物，欧洲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不排除时态法采用的同时，在事实上容许跨国公司根据它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管理思想，采用现行汇率法或与这两种方法略有变异、相互交叉的方法。例如，许多欧洲公司采用的现行汇率法，对存货和长期负债按现行汇率折算，但鉴于其所属产业的固定资产构成比重较高，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仍按历史汇率折算，以减轻汇率波动的影响。有些公司声称采用的是时态法，但实际上对存货都按历史汇率折算；也有一些日本大公司鉴于其较高的长期负债比率，在采用时态法时却按历史汇率折算长期负债，被人们称为“改进的时态法”。

三、我国企业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事实上，由于外币折算的环境差异很大和折算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没有一种折算方法可以适合于所有的发生折算业务的环境和服务于所有的折算目的。为了与母公司的报表进行合并而对国外子公司报表的折算，与为了满足有利益关系的外国读者的需要而将独立经营公司报表进行的折算，二者之间基本没有共同之处。

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没有明确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折算，但在第十二条规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应当采用现行汇率法。尽管新准则对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作了详细唯一的规定，但新准则第十一条对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规定又让人费解：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1.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2.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3.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要适应新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就应采用时态法折算。

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经济环境和折算的服务目的，笔者认为时态法是我国企业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最佳现实选择。理由是：

1.由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跨国公司采用时态法不会造成公司集团的报告损益与其真实经营成果严重背离的现象。

2.在我国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多属母公司在境外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营活动大都限于销售母公司的出口商品、汇回货款和向母公司分利。当有关的汇率一有变化，就会直接影响母公司的经营活动和现金流量，这种影响就像母公司从事该经营活动一样。因此这类国外子公司从经营特征上看应当选用时态法。

3.有效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的发展表明，时态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根据有效市场的理论，一项会计政策的选择如果对企业实际或潜在的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只要会计政策的信息被充分披露，它们就会被广大报表使用者“看穿”，不会对股价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只要在合并损益表上将折算差额与企业本期经营利润分开列示，并单独予以充分披露，就可减少时态法下的不良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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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会计论文篇（9）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商品与资本的国际间流通也随之加快。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选择在海外建立子公司，而且呈现了在数量上越来越多，规模上越来越大的趋势。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外投资项目与日俱增，外币报表折算业务也日趋增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各方法的评价、外币折算差额的处理，最后以兖州煤业年报为案例，对其选择的折算方法进行分析，进而论证外币报表各折算方法的适用性及折算差额处理方式的合理性。

一、外币报表折算概述

（一）外币报表折算含义

把以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折算为以某一特定货币计量的财务报表。在每一个会计期末，为了向在不同国家的股东提供财务报告，更主要是为了能够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母公司需要把以外币编制的国外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折算为以母公司的记账本位币表述的财务报表，然后再将其与母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合并。把一种货币换算为另一种货币，即为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过程，也就是说只对财务报表作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了，折算时并不需要作任何的账务处理。

（二）外币报表折算的相关问题

外币报表折算过程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何种汇率作为折算汇率，即在资产负债表中，哪些项目应该选用资产负债表日的汇率，哪些项目选用历史汇率；二是如何处理折算过程中产生的折算损益，即把它作为当期损益还是直接计入股东权益中。

（三）外币报表折算目的

外币报表折算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为了使习惯持不同货币观念的报表使用者便于理解，而将一种货币单位表述的财务报表折算成以另一种货币单位表述的财务报表，即提供特殊财务报表。第二是为了编制合并报表而进行的外币报表换算，这主要适用于跨国经营的控股公司与其在国外附属公司财务报表折算后合并的需要，也是合并报表的先决条件。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我国企业在国外或港澳地区有子公司的（包括需要与本企业编制合并报表的被投资企业），如以当地货币（某种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并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在将附属企业财务报表汇编或编制合并报表时，应将其财务报表换算成人民币金额，再与本企业的以人民币表述的报表进行汇编和合并。

二、外币报表折算方法及评价

（一）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为了更好地解决折算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问题，在报表折算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四种外币报表折算的方法：即区分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区分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时态法以及现行汇率法。

（1）区分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

区分流动与非流动项目，即把报表中的资产负债项目进行划分，划分为流动项目和非流动项目两大类，进而对其采用不同的汇率进行折算。其中，对于流动资产项目和流动负债项目的外币金额，按照编制报表日期现行的汇率进行折算；而非流动负债项目和非流动资产项目的外币金额，则按原始交易中入账日的历史汇率进行折算；对于子公司的股本（实收资本） 以及资本公积等所有者权益中的项目，也需按照历史汇率进行折算。

在利润表的各项目中，除了固定资产折旧的费用以及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依照相关事项发生时的历史汇率折算外，对其他所有收入项目和费用各项目均按整个报告期间的平均汇率进行折算。折算中出现的折算损益，计入利润表中。

（2）区分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

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是把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划分，划分为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两大类，进而对其分别采用不同的汇率去进一步折算的方法。

货币性项目是指所持有的货币、以固定金额或者可确定金额收回的资产和负债，其他不符合该定义的则属于非货币性项目。在这种方法下，对货币性项目需要采用现行汇率进行折算，而对非货币性项目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则采用历史汇率进行折算。对于利润表中的各项目，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需按照相关资产入账时的历史汇率进行折算，除此之外，其他收入与费用项目均需按照当期的平均汇率进行折算。

（3）时态法

针对区分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的缺点，时态法从会计计量理论的角度进一步推导出外币报表折算的全面原则，因此时态法也叫做时间度量法。具体是指依据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计价时间，分别按照现行汇率或历史汇率进行折算。凡是现金、应收项目、应付项目以编制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进行折算；对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目则根据其性质分别按其发生时的现行汇率或历史汇率进行折算。

外币折算是一个计量变换的程序，其理论基础是对既定价值的重新表达，报表折算只能改变计量的货币单位，但不应该改变计量项目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根据其折算属性来选择适用的汇率。具体来说，则要求现金、应收项目、应付项目等货币性项目，无论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或者在现行成本计量模式下，都按照编表日的现行汇率进行折算。对于其他的非货币性资产项目以及负债项目，若其是按照历史成本表述的，则要按照其取得时的历史汇率进行折算；若是按照现行成本表述的，则按照资产负债表编表日的汇率进行折算。

（4）现行汇率法

现行汇率法，也叫做期末汇率法，单一汇率法，是所有折算方法中最简便的方法。该法是利用单一的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将报表里的所有资产和负债、收入和费用项目都用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去折算；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所有者权益项目则仍以实际发生时的历史汇率进行折算，折算过程产生的折算差额，确认为股东权益下的“折算调整额”，通常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折算调整额将逐年累积，并与留存收益分开披露。

现时汇率法衡量的是对母公司在子公司投资净额上的汇率变动影响。

三、我国外币报表折算的现行规定

（一）我国外币报表折算的现行规定

（1）折算方法的现行规定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我国对外币交易和折算进行了规范。其中外币折算准则第12条规定：“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1）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

（2） 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

四、结论

随着我国外币业务的不断增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外币报表折算的规定也在逐步完善中。

《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也就是说，在折算方法的选择上，我国选择的是现行汇率法。

而在折算差额的处理问题上，我国相应地选择了递延法，即单独地将折算差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

关于折算信息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第十六条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外币折算有关的下列信息：企业及其境外经营选定的记账本位币及选定的原因，记账本位币发生变更的，说明变更理由；采用近似汇率的，近似汇率的确定方法；计入当期损益的汇兑差额；处置境外经营对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的影响。

以上关于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折算差额的处理，以及折算信息的披露，都是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

我国外币折算准则与国际外币折算准则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要不断修正和完善准则的内容，努力提高外币折算准则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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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会计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4-68 -04

一、绪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美元为中心的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2009年10月希腊爆发了债务危机，进而引发了2010年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事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欧元的信任程度，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各国在谋求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开始倡议提升其他主要货币的国际地位，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自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签订了26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到201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8900亿元人民币。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迈出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关键一步；2010年6月，又增加了14个省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2015年12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又向前迈了一步。

对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行估计，可以了解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阶段，评估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可以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策提供支持。

二、文献综述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随着中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过程，是中国国际贸易扩大趋势的必然结果。目前，国内外进行统计研究一国的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主要分为：一是从货币国际化条件角度衡量，二是从货币职能角度衡量。

（一）从货币国际化条件角度衡量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它需要经济社会基本面的支撑以及各经济主体的配合协作才能完成。一般来说，经济实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充足的国际清偿力、市场对一种货币的信心、政治实力等因素都被视作货币国际化的显著影响因素。Andrew （1961）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该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其货币竞争能力的强弱和生命周期的长短。Bergsten （1975）则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经济实力，也包括政治因素。Kenen（1988）提出，货币国际化需要有令人满意的货币供给环境，只有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才能创造货币国际化所需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是决定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性因素。姜凌（1997）提出，充足的国际清偿力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庞镭（200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货币国际化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水平、国际收支状况以及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将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分为：一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二是经济开放程度。

（二）从货币职能角度衡量

Kenen （1983）将国际货币职能分为价值贮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三种职能，选取某一职能的变量衡量货币国际化是目前从货币职能角度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常见的方法。支付手段一般体现在外汇交易方面，Kenen （2002， 2003）利用一国货币与其他货币交易量占外汇市场交易总量之比衡量美元和欧元的地位，钟阳和丁一兵（2012）基于国别（地区） 市场构建了包含35个国家和地区 1998～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美元的国际地位。记账单位职能衡量的常见变量有对外贸易中计价币种结构和国际债券标价货币份额。以上研究都是基于国际货币的某一种职能进行实证分析，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有学者尝试用多种职能的变量综合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如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陈晓莉和李琳（2011）选取外汇储备份额、贸易计价货币份额和国际债券份额分别代表国际货币的三大职能，颜超等（2011）选用外汇储备和国际计价货币币种结构两个指标。

此外，少数学者从货币职能指标中选取部分指标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如李瑶（2003）根据一国货币境外流通范围和数量以及货币占国际官方货币储备比重构建了货币国际度指数模型，通过对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本币境外流通指数、本币储备占比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2000年几种主要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国际度指数。

综上所述，从货币国际化条件角度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比较适合预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趋势和国际化前景，从货币职能角度衡量，采用某一种职能进行衡量，局限性较大，而采用综合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货币的国际化程度。

三、货币国际度指数模型构建

参照李瑶（2003）关于货币国际度指数的构建，有：I=λ1I1+λ2I2+λ3I3，其中，λ1、λ2、λ3分别为各指数所占权重，I1、I2、I3分别代表境外流通范围指数、本币境外流通数量指数及本币境外储备指数，I是货币国际度指数。

本文在李瑶关于货币国际度指数衡量的三个指数基础上增加一个指标，国际贸易结算指数，即新模型为：

I=λ1I1+λ2I2+λ3I3+λ4I4

λ1、λ2、λ3、λ4分别为各指数所占权重。

I1为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

I1=流通或持有本币的国家数量/与本币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

I2为本币境外流通数量指数，

I2=本币境外的流通（或持有）量/本币货币发行量；

I3为本币境外储备指数，

I3=本币作为境外官方储备的数量/本币国的外汇储备数量；

I4为国际贸易结算指数，

I4=本币国与各国进行贸易中以本币计价的国际贸易总量/本币国的国际贸易总量。

各指数权重λi表示各指数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在衡量货币国际度时，各指标所占的权重本应不尽相同，但由于目前并没有非常精确的方法来判断各种因素在货币国际度中的占比，很难给出各个权重精确的数值。因此，本文参考李瑶（2003）的做法，取λi=1，即该公式为：

I=I1+I2+I3+I4 （1）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在衡量货币国际度指数的上述指标中，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这一指标目前尚未有官方公布相关数据，只能通过估算获得，所以在估计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之前，首先要估计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

（一）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估计思路

一般来说，对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的测算有两种方法，即直接测算法和货币缺口估计法。直接法通常采用边境贸易额和游客跨境流出入等调查资料对人民币的境外持有量直接进行估计；货币缺口估计法是通过扣除境内货币需求数量从而间接求出人民币境外持有量。由于直接测算法存在着主观性强、涵盖面窄等内在缺陷，本文将采用货币缺口估计法。

一般来讲，社会货币总量就是以货币表示的社会购买力总额，即社会总需求。由于货币所有者的个人偏好不同，这些社会货币总量中的各个部分会执行不同的货币职能，如用于交换、支付和贮存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商品极大丰富，货币大量增加，人们用部分货币购买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剩余货币或用于贮存，或用于投资，这就使得商品和货币相分离，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没有找到货币来购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货币退出流通而沉淀下来，不参与交易活动。我们把从某一时间段（一般是一年）社会货币总额中那部分脱离社会生产流通领域而沉淀下来，并不形成当期实际购买力的货币余额称为沉淀货币。因此，可以将社会货币总量划分为“流通货币量”和“沉淀货币量”两部分，而真正影响一定时期社会有效需求的，不完全是社会货币总量，而主要是流通货币量。

估算人民币境外需求的思路为：（1）根据模型估测人民币境内流通需求M1；（2）实际供给的M1与模型估计的M1的差额即为境外人民币需求规模。

（二）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估计模型构建

根据经济学理论，影响一国货币需求的因素有规模变量（用收入、财富或总支出来表示）、价格水平以及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社会货币化率等，根据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中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函数，建立我国境内流通的人民币和主要宏观变量的模型如下：

1n（M1t/CPIt）= α0+α11n（M2t/GDPt）+ α21n（GDPt/CPIt）+ α3Rt+εt （2）

其中，M1表示境内流通货币需求；CPI表示价格水平；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R表示剔除了通货膨胀率后的实际利率，等于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M2/GDP表示社会货币化率，即货币化程度。

（三） 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估计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将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第二个时间段为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第一个时间段内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等得出公式（1）相关参数数值，在利用结论预测第二个时间段内的人民币境内需求量，从而间接估算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

2.第一时间段数据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与回归分析前，需要对该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做协整分析前，需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是否平稳。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对滞后阶数选择AIC信息标准准则，利用eview 6.0检验各变量的稳定性，结果如下表1所示：

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变量Ln（M1/CPI）、Ln（M2/GDP）、Ln（GDP/CPI）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所对应的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可进行下一步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由于该模型中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即都是单整的，可以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检验，使用eview 6.0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在5%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也就是说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根据迹统计量与5%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的对比，可以发现变量之间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向量，换言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表达式（3）：

由回归方程（3）可知：①上述参数的t值显著，F统计量值较大，概率为0，R2值较理想，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GDP/CPI）、社会货币化率ln（M2/GDP）的系数为正，实际利率R的系数为负，表明人民币境内流通需求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货币化率成正比，与实际利率成反比。③回归方程中系数0.95是收入弹性，表明实际收入每增加1%，会使实际货币需求增加0.95%；社会货币化率的半弹性为0.92，表明社会货币化率每增加1%将会使实际货币需求增加92%；实际利率的半弹性为0.0089，表明当实际利率增加1%时实际货币需求将减少0.89%。

（3）模型稳定性分析

由于经济系统的需求或者供给冲击，或者是由于制度转轨的影响，时间序列数据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本文采用残差累积和（CUSUM）和残差平方累积和（CUSUM of Squares）来检验回归方程（2）参数及设定关系的稳定性。利用eviews 6.0检验结果如下图1：

若残差累积和和残差平方累积和曲线超出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两条临界线，表明参数具有不稳定性。根据图1可以看出，回归方程（2）的参数及定关系具有稳定性。

3.第二时间段数据分析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ln（M1/CPI）、ln（M2/GDP）、ln（GDP/CPI）、R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回归方程（3），把2011一季度至2015年四季度的数据带入方程（3），就可以估算出该时间段的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结果如下表3所示：

4.人民币国际度指数的估计

公式（1）中列示了构建人民币国际度指数的4项指标，指标数据来源见下表4所示：

根据前文估算，2011年至2015年人民币境外流通量分别为0.0571万亿元、2.729万亿元、4.159万亿元、6.840万亿元和7.372万亿元，狭义的货币供给量分别为28.9847万亿元、30.8664万亿元、33.7291万亿元、34.8056万亿元和40.0953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FER数据库公布了以美元、欧元、日元、加元等主要币种做为境外官方储备的数量，而人民币作为境外官方储备的数量没有公布，可以根据世界总的官方储备扣除主要币种的官方储备数量，估算出人民币作为境外官方外汇储备的数量。2011年至2015年，人民币作为境外官方外汇储备的数量约为3110.03亿美元、1995.16亿美元、1783.21亿美元、1965.83亿美元和2185.45亿美元，我国官方外汇储备量为31811.48亿美元、33115.89亿美元、38213.15亿美元、38430.18亿美元和33303.62亿美元。2011年至2015年我国国际贸易总量为36420.6亿美元、38667.6亿美元、41603.1亿美元、43030.40亿美元和39569.00亿美元，其中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总量为3301.1亿美元、3524.76亿美元、3812.54亿美元、4025.28亿美元和4643.68亿美元。2011年至2015年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24个，其中流通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有24个。将上述数据带入模型（1）可得结果如下表5：

五、结论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度指数逐年增加，但进程较缓慢，可见采取的货币互换政策和开展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政策对加深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甚微；同时也可以看出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根据李瑶的测算，2000年这三种货币的国际度指标分别为10.25、2.27和1.17）等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度指数还是较低的，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

在构建的人民币国际度指数中，本币境外流通指数所占比重逐年增大，说明本币境外流通指数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影响最大，换言之就是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其他指数的数值都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更大程度上是人民币的周边化，其主要在边境贸易中做为支付手段，完成结算功能，所以其境外流通量相对数值要大。这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一条路径，即从边境贸易开始逐渐在境外渗透人民币的流通，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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