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校长信息素养的构成、模型构建与发展策略等方面成为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管理者教育技术工作规范化专业标准。管理者教育技术标准从管理技能的层面制定一些专业规划和要求，在学校建设特别是针对校长的信息化建设层面上的研究较少，并没有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领导力的角度形成系统的校长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也无法探究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目前有关教育技术领导力的研究，则从管理的角度、面向信息化的知能结构展开，这预示着该领域研究的一种未来取向。但是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一直少有人进行深人的探究。

中国现行的学校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校长的学校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校长是关键因素，拥有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与财权，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然而，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校长信息素养的欠缺上。因此笔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发展的关联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目标与内容

笔者以温州地区中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校长和在职教师，将城乡中小学、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一般学校做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探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明确课题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校长信息素养和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对研究内容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获得反馈意见和建议，依据调查数据得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2.研究工具与实施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开放访谈法，自行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现状与教育信息化领导力问卷》，整个问卷的问题有封闭型问题和开放型问题，主要包括事实性和态度性内容，回答问卷内容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设计主要包括校长信息素养模型(假设)、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教育信息化对学校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将相关的几个表分解成相应的绩效指标，再根据绩效指标设计出相应的问题。本次研究涉及温州所属各个地区的130所中小学，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了被试对象所归属的地域(县市或乡镇)、学校类别(小学或中学)、学校层次(教育技术示范学校或一般类型学校)等方面的因素，并预期各个类型的学校调查比例成等比抽样。本次抽样是在确定抽样构成比例之后，再进行随机调查，属于分层抽样(类型抽样)，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查，在样本构成上基本接近预期样本比例，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佐证数据的可靠性，本问卷设计了教师卷和校长卷，从多角度进行调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误差抽样带来的影响，而且能使问题分析得更全面。回收问卷118份，1份无效，回收率91%，有效率90%。将117份有效问卷输人到excel，进行数据处理，建立图表，进行数据关系分析。

三、数据分析

1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质性的量化关联分析

本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差异化互动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被调查者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关系有怎样的倾向性认识，为了更精确地说明问题，需要对他们的具体关联度进行调查。

在质性问题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全部校长样本都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有关;仅2%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无关，77%的教师和61%的校长认为影响比较大，甚至有32%的校长认为起决定性作用在关联性的量化分析中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见表2)，仅仅只有3%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的关联度低于3分，高达82%的校长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74%的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两者高度一致。(以0-10分为关联度标准，0表示关联度最小，10表示关联度最大。)

综合以上两组数据，不管是校长还是教师，都认识到了校长本身所具有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

展，而且在总体上校长的认可度要高于教师，这说明与教师相比，校长更强调认可自身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的发展，这将对学校信息化建设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学校的发展，同样从这个角度分析现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中小学校长在观念上均认同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却不能达到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直接导致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这种状况。

2.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关系分析

那么，到底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通过两者的数据对比曲线图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具体存在的互动状态。在问卷中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评价表与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表，通过两个表格得出的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具体数据，进而说明两者的发展关系。对得出的数据，笔者将从总体对比、不同区域的学校横向对比、不同层次学校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1)总体对比

虽然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有较大影响，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具体的互动关系呢?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除了与校长信息素养有关外，还受地方特殊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在统计数据时除了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之外，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总分与校长基本情况总分相差巧分以上的学校不进行统计，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学校仅仅是个别数据，对分析结果影响的系数并不大。

笔者按照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由低到高排列进行绘图(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校长信息素养曲线是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曲线上升而上升的，可以明显得出校长信息素养同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呈曲线上升的结论。在总体趋势上，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就越好，校长信息化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关系是基本趋同的。这个结论也在校长和教师的相关间卷数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2)不同区域学校横向对比

对比两种不同区域的中小学我们发现，村镇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普遍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而县市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这是因为县市经济水平普遍高于乡镇经济水平，处于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人会高于乡镇地区学校，而且县市里的学校在建设上受当地政府关注的程度要高于乡镇地区。受这些因素影响，反映在学校信息化建设上就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程度比较高，所以就产生了县市地区的校长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的现象。而乡镇地区的中小学因为缺乏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就完全依靠校长，因此中小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往往要高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但是从整体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间呈现出趋

同变化，也就是说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越好，反之亦然。如图2,图3所示。

从教师问卷的数据图中我们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与乡镇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类似于校长问卷。总结校长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地区横向对比数据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排除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因素，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之间有相对的趋同关系。即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

化建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3)不同层次学校对比(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和一般类型学校)

统计中发现，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57.00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59.6分;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9. 3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47.9分。这说明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与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相比，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上要高出一个层次。这是因为作为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前提是要求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可以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教育政策关系，学校信息化建设得到特殊发展的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非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校长信息素养水平趋同发展。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2）

美国大学的类型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大学校长的名称各异。私立大学和多数公立大学校长称为Prcsident，一些州立大学的校长称为chancellor；在包括有多个校园的大学中，每个校园的最高管理者称为president，整个大学的校长称为chancellor。在美国，不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学校最高管理机构是董事会（boardoftrustees），董事会聘用校长和管理人员，并负责检查监督他们的工作。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校长由若干名副校长（vicepresident）协助管理学校的不同方面，例如，教学、科研、学生、发展等，我国基本上也是这种体制。

英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目前高等学校主要由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两部分组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学校中，校长分别用不同的英文词汇表示。在英格兰，大学校长一般称为vice-chancellor，多科技术学院院长称为rector；在苏格兰，大学校长一般称为principal。与美国大学董事会相对应的英国大学机构是理事会（council），但是权力和作用远没有美国董事会的大。在校长下有一名副校长（pro-vice-chancellor），一名秘书长（secretary），一名注册主任（registrar），一名财务主任（bursar），协助校长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们不对校长负责，而对理事会负责。

二、英美大学校长的选拔过程和选拔条件

1、美国大学校长的选拔过程和选拔条件

美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与企业经理的选拔不同。大企业的经理往往从企业内部产生，经理候选人要在公司的各个部门工作，以获得全面管理企业的经验。大学的情况恰好相反，大约80％的大学校长是从其他大学和学术机构调来的。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大学校长从内部人员中产生，容易产生嫉妒。董事会一般倾向于从外部选拔校长。从大学外部选拔校长，并不意味着任何两所学校之间都可以进行人员交流，交流一般是在性质和规模相近的学校间进行的，或者是高水平的高级管理人员向低水平大学流动。例如，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两年制大学和四年制大学之间，很少有这种人员交流。过去，大学校长一般是白人男性，到九十年代初期，女性和有色人种担任大学校长的比例有所提高。3300名大学校长中，女性占10％左右，黑人占5％，西班牙人占2％。

大学校长的选拔工作需要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董事会制定选拔的程序，专门性的选拔委员会负责最初的筛选工作。选拔委员会有时由董事会成员组成，但更多的情况是吸收教师、学生、职员、社区代表参加，选举最后由董事会做出裁定。在美国，当某所大学校长位置空缺时，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做广告，另外，还聘请职业选拔顾问参与选拔工作。大学校长很少直接从教师中选拔产生，而多数从学术管理人员中产生，例如，学院院长或副校长。美国大学校长的任期由董事会的合同决定。大学类型不同，校长的任期也不同，私立大学校长任职比较稳定，公立大学校长更换较频繁。一般来讲，校长任期平均时间为不足七年；198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公立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不足五年。

大学校长的资格因学校的类型、规模、地理位置和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教师们期望校长具有学术背景，获得过博士学位。实际上，校长也多是学者出身，只有少数人是从军队、公共管理部门或商业界转过来的。从私人捐赠和公共拨款渠道集资是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能之一，所以大学校长必须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从事公共关系的技能；其次，大学校长还应该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与州和其他机构搞好关系；最后，在个性方面对大学校长也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理性、礼貌、说服力、耐心、善于应付摸棱两可的情形、能够听取和理解争论对方的意见等。

2、英国大学校长的选拔过程和选拔条件

英国高等教育有很长的历史，牛津、剑桥和苏格兰的五所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被称为“古典大学”；其次是德若姆和伦敦大学；本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一批“城市大学”诞生了；到六十年代，政府根据“罗宾斯报告”的建议，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出现了一批“新型大学”，不同类型大学在校长的选拔、职权和任期等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英国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的名称产生于牛津大学，最初牛津大学的校长从各学院院长中选举产生，任期一、二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校长才可以不必非得从各学院院长中选举产生，任期由两年改为四年。十九世纪，伦敦大学的校长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但是经常连任；到了二十世纪初，对大学的章程进行了改革，连任只能进行一年；到七十年代中，大学校长任期届满后，可以连任四年。在一些“城市大学”（civicuniversity）中，开始时校长从学校内部选举产生，后来校长的职位允许学校以外的人员提出申请，但学者仍占多数（四分之三以上）。与美国大学校长相比，英国大学校长更象学者，而不象行政官员。大学校长的选拔通常由理事会（council）和评议会（senate）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向社会做广告，可以由个人申请，也可以由第三方推荐候选人，这样得到一个很长的候选人名单，联合委员会与其中一些条件好的候选人进行面谈，从中筛选少数两三个人作为最后确定的对象，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由校内和校外人士反复斟酌，最后确定唯一人选由理事会任命，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大学校长选拔过程中，政府始终不介入，在这点上英美做法相同，与欧洲的情况非常不同。英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多岁，虽然有五年和十年的任期合同，但是实际任期一般到六十五岁退休。对牛津、剑桥、伦敦和威尔士大学的校长来说，实行校长的短任期制。

根据1981年的调查，大学校长中，从事科技和医学事业的占67％，从事社会科学的占13％，从事艺术的占20％。到1990年，大学校长中从事科技和医学事业的占78％，从事社会科学和法律的占8％，从事艺术事业的占14％。由此可见，大学校长中从事科技和医学的占大多数，对此有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有实验员、研究助手和研究生帮助从事项目研究，所以这些人有精力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二是因为他们容易搞到大量的科研经费，有管理大量经费的经验，能为学校赢得知名度。46％的大学校长开始工作时并不在大学，而在研究机构和工业界。在任某所大学校长之前，平均在3．3个单位工作过。担任大学校长后，很少有人再转行，只有个别人从小学校转到大学校中去。

三、英美大学校长的职权

1、美国大学校长的职权

美国大学校长是大学中首席行政和学术领袖，是该大学的象征。对大学校长的具体职权很少有详细的说明，所以大学校长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和学校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职责，有很大的灵活性。多数大学在确定自己工作职责时所遵循的一条原则是：不做其他人可以胜任或做得更好的事情。

Kerr和Gade认为大学校长的一般职责包括以下几点：①确定目标；②确定发展重点；③建立或修改组织机构；④建立有效的助手班子；⑤筹集、分配和重新分配经费；⑥处理非常规事件；⑦处理与董事会、教师、学生、职工、校友及其他外部组织的关系。除⑤外，其他职责可以由校长和其他人共同承担，但不能完全交给下面人做。

除去上述一般职责外，大学校长还应该负责：①信息交流；②建立奖惩制度；③造成有利于学校工作的士气；④保证学校是一个完整的整体；⑤处理学校中的各种矛盾；⑥保证学校的自和教师的学术自由；⑦保证有满意的短期效果；⑧保证有满意的长期效果。

简言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顺序；②对于每一个问题以及所有问题，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③以合适的顺序，组织解决每一个和所有问题的力量；④争取可能的人力和财力；⑤采取管理措施，解决问题。

在履行管理职能的同时，有些大学校长仍然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对多数校长来说，在位期间，很难有时间从事学术活动，他们的大量时间花在讲演、公共集会、午餐晚宴、开学毕业典礼、接待来访等社交方面。Kerr和Gade1986年的调查表明，在全美国的校长中，大约只有20％的校长还在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足2％的大学校长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英国大学校长的职权

在英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着四种管理文件：特许状（charter）、章程（statute）、条例（ordinance）和规定（regulation），这四种管理文件是大学管理的依据，它们说明了各种机构和人员的职权。前两种文件主要说明委员会（court）、理事会和评议会的职责和权力，后两种文件主要说明政策和资源委员会、学部（faculty）、学院、系委员会、学术计划组织、聘任和晋升委员会等机构的职责和权力。

在上世纪，根据大学“特许状”（charter），大学校长只是“学术领袖”，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学校长才被冠以“首席学术和行政官员”，负责主持评议会的工作会议。在特许状中很少详细说明大学校长的具体职权，但是授权他可以检查学校的任何事务，在这点上与美国大学校长一致。

根据英国大学的“章程”（statute），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旨在“保证和提高办学效益，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校长可以不加说明地拒绝接受任何学生，暂停和终止某些学生的学业，并将这一举动报告下一次的评议会和理事会会议。校长可以辞职，但必须提前12个月向理事会提出辞呈。

大学校长的权力由他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实际能力所决定，他是评议会、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等学校主要机构的主席，是评议会和理事会的主要联系人，所以他比任何人更了解学校的情况，更有机会对制订政策施加影响，对教师的晋升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他还和诸如大学资金委员会UFC、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等机构发生联系。

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胜任校长工作，在英国大学背景下，校长必备的能力包括：对各种会议过程有高度的洞察力，引导讨论沿着合适方向进行，使得所有与会人员感到他的意见受到了重视，简明地进行会议总结，达成共识。校长还必须乐于花很多时间进行日程安排，研究各种文件，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与同事在恰当的关系下进行讨论，保证学校颁布的各种文件非常准确无误，不模棱两可。

英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处于改革阶段，政府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这相应地对大学的各级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1985年Jarratt报告中指出，无论大学校长的其他任何职责，都不会磨灭大学校长学术领袖的作用，但是为了使大学生存和抓住任何未来的机遇，大学校长必须同时作为一个最高管理者，并具备管理所需要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今后英国大学校长将象美国大学校长一样，在大学中发挥其更大的管理作用。

四、英美大学校长比较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英美大学校长既具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有：对于大学校长的职责都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但是大学校长是大学的首席学术和管理领袖，可以考查学校管理工作的任何方面。不同之处有：与美国大学校长相比，英国大学校长更象学者，而不是管理官员。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五到七年，而多数英国大学校长可以干到退休。美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主要由董事会决定，所以外部人员在大学校长的任命中起主要作用，英国大学校长由理事会和评议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提名，在理事会外部人员占较大比例，而评议会主要由学术人员组成，可见学术人员起较大的作用。从权力角度来看，美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比英国和欧洲大学校长的权力大，因为后者的权力被教授、初级职员、政府部门、咨询机构、学生组织和工会分割了。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英国大学最初是由一些学者创办的，所以长期以来，学者在大学管理中起很大的作用，被有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称为“行会”（guild）管理模式，虽然六十年代以后，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大学和政府在保证大学自方面，认识是一致的。美国高等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董事会作用很大，所以外部人员在大学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与英国和欧洲国家相比，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发挥比较小的作用，而州政府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无疑英美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一些作法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有所启发。

1、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将在国家事务管理中，扮演与过去不同的角色，直接的行政干预会减少，各种经济成分和利益团体的作用将会增加。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由于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少，一方面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自，另一方面，大学将更加面向社会，与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发生联系，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它不仅要对政府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在大学校长的选拔问题上，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一些高等学校开始筹建董事会，大学校长将会由过去对政府负责转变为对由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地方代表、学者、学生家长组成的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将在大学校长选拔中起重要作用。

2、真正从社会中选拔有才能的人士担任大学校长，对于作为办学实体的大学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英美以广告的形式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公开招聘的办法值得我们借鉴，这样扩大了大学校长选拔的范围，有利于管理人员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

3、英美大学对于校长的职责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首席学术和行政领导人，有权对于大学内部的一切事情过问，“不做别人能做到和能做好的事情”是大学校长处理事情的一条原则。我国大学管理目前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校长往往被日常琐碎的事情缠身，无法超脱出来，这是今后高校内部管理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4、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位学术带头人，而且应该具有一定的管理才能，这是由大学的特殊性质决定的。1994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中英大学校长研讨会，一位英方校长说，他不仅是一个大学校长，而且是一个数学家，在管理大学的同时，继续从事数学研究，这样做不但不影响他的管理工作，而且可以帮助他考虑问题，做好管理工作。在我国，有些大学校长将这两项工作对立起来，既影响学术工作，又影响管理工作；还有些校长在做管理工作的同时，存在着专业后顾之忧，影响了作用的正常发挥。

参考文献：

1、M.L.Gade1992Leadership:UniversityandCollegePresidents.

2、W.Taylor1992Leadership:UniversityVice-Chancellors.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3）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校长信息素养的构成、模型构建与发展策略等方面成为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管理者教育技术工作规范化专业标准。管理者教育技术标准从管理技能的层面制定一些专业规划和要求，在学校建设特别是针对校长的信息化建设层面上的研究较少，并没有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领导力的角度形成系统的校长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也无法探究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目前有关教育技术领导力的研究，则从管理的角度、面向信息化的知能结构展开，这预示着该领域研究的一种未来取向。但是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一直少有人进行深人的探究。

中国现行的学校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校长的学校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校长是关键因素，拥有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与财权，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然而，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校长信息素养的欠缺上。因此笔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发展的关联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目标与内容

笔者以温州地区中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校长和在职教师，将城乡中小学、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一般学校做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探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明确课题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校长信息素养和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对研究内容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获得反馈意见和建议，依据调查数据得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2.研究工具与实施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开放访谈法，自行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现状与教育信息化领导力问卷》，整个问卷的问题有封闭型问题和开放型问题，主要包括事实性和态度性内容，回答问卷内容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设计主要包括校长信息素养模型(假设)、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教育信息化对学校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将相关的几个表分解成相应的绩效指标，再根据绩效指标设计出相应的问题。本次研究涉及温州所属各个地区的130所中小学，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了被试对象所归属的地域(县市或乡镇)、学校类别(小学或中学)、学校层次(教育技术示范学校或一般类型学校)等方面的因素，并预期各个类型的学校调查比例成等比抽样。本次抽样是在确定抽样构成比例之后，再进行随机调查，属于分层抽样(类型抽样)，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查，在样本构成上基本接近预期样本比例，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佐证数据的可靠性，本问卷设计了教师卷和校长卷，从多角度进行调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误差抽样带来的影响，而且能使问题分析得更全面。回收问卷118份，1份无效，回收率91%，有效率90%。将117份有效问卷输人到Excel，进行数据处理，建立图表，进行数据关系分析。

三、数据分析

1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质性的量化关联分析

本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差异化互动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被调查者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关系有怎样的倾向性认识，为了更精确地说明问题，需要对他们的具体关联度进行调查。

在质性问题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全部校长样本都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有关;仅2%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无关，77%的教师和61%的校长认为影响比较大，甚至有32%的校长认为起决定性作用在关联性的量化分析中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见表2)，仅仅只有3%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的关联度低于3分，高达82%的校长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74%的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两者高度一致。(以0-10分为关联度标准，0表示关联度最小，10表示关联度最大。)

综合以上两组数据，不管是校长还是教师，都认识到了校长本身所具有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

展，而且在总体上校长的认可度要高于教师，这说明与教师相比，校长更强调认可自身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的发展，这将对学校信息化建设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学校的发展，同样从这个角度分析现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中小学校长在观念上均认同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却不能达到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直接导致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这种状况。

2.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关系分析

那么，到底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通过两者的数据对比曲线图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具体存在的互动状态。在问卷中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评价表与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表，通过两个表格得出的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具体数据，进而说明两者的发展关系。对得出的数据，笔者将从总体对比、不同区域的学校横向对比、不同层次学校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1)总体对比

虽然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有较大影响，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具体的互动关系呢?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除了与校长信息素养有关外，还受地方特殊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在统计数据时除了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之外，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总分与校长基本情况总分相差巧分以上的学校不进行统计，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学校仅仅是个别数据，对分析结果影响的系数并不大。

笔者按照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由低到高排列进行绘图(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校长信息素养曲线是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曲线上升而上升的，可以明显得出校长信息素养同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呈曲线上升的结论。在总体趋势上，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就越好，校长信息化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关系是基本趋同的。这个结论也在校长和教师的相关间卷数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2)不同区域学校横向对比

对比两种不同区域的中小学我们发现，村镇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普遍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而县市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这是因为县市经济水平普遍高于乡镇经济水平，处于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人会高于乡镇地区学校，而且县市里的学校在建设上受当地政府关注的程度要高于乡镇地区。受这些因素影响，反映在学校信息化建设上就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程度比较高，所以就产生了县市地区的校长信息素养均值高于其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和低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两种情况学校的数量比较平均的现象。而乡镇地区的中小学因为缺乏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就完全依靠校长，因此中小学校校长的信息素养均值往往要高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均值。但是从整体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间呈现出趋

同变化，也就是说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越好，反之亦然。如图2，图3所示。

从教师问卷的数据图中我们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县市的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与乡镇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和校长信息素养关系类似于校长问卷。总结校长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地区横向对比数据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排除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因素，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校长信息素养之间有相对的趋同关系。即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

化建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3)不同层次学校对比(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和一般类型学校)

统计中发现，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57.00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59.6分;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9. 3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47.9分。这说明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与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相比，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上要高出一个层次。这是因为作为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前提是要求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可以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教育政策关系，学校信息化建设得到特殊发展的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非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校长信息素养水平趋同发展。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4）

全球化是一个涵盖多层面、多主体的复杂现象，包括从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大学、院系到个体的全球化[1]。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实施已经由“国家-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院校协作型”和“院校主导型”[2]，全球化行动的主体和重心正在下移。关于“行动”，词典的解释有三种：（1）行走，走动（动词）；（2）指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地进行活动（动词）；（3）行为，举动（名词）[3]。生物学中的“行动”（locomotion），指生物在空间的整体移动，不包括被气流、水流或其他生物带动所造成的被动移动。在心理学中，“行动”指有意识的动作。社会学家把“行动”称为互动，即社会行动（韦伯）；一切行动都是行为，但并非所有行为都是行动（帕森斯）[4]。文章将高校的全球化行动理解为从计划、组织、实施到结果的一系列过程，侧重考察其国际化面向①的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交流活动等几个方面。

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度学术年会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呈现出高校的国际排名日趋上升、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等显著特征[5]；同年，西南交通大学“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交流、文化传播交流、国际显示度、国际化保障7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对112所高校进行了国际化水平排名；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通过国际化战略、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科研、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9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94个三级指标，对1205所高校进行调查[6]。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状况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关注并进入政策议程。

文章根据本研究的目的进行独立问卷调查，主要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和交流活动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高校全球化现状，探讨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一、问卷设计

问卷除基本信息外，共包括3个部分40个问题，其中包括制度建设方面7个、条件保障方面16个、交流活动方面17个。制度建设是固化的活动，也是系统化的保障条件，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化制度的有无和健全程度反映了一所高校对全球化的重视程度。这里的制度涉及全球化战略、管理规定、例行安排等；条件保障往往与制度相配合，完善的制度一般有诸多的措施来保障落实，制度缺乏或不完善的高校，其保障条件也是零散乏力的；交流活动是全球化制度的具体实施，是其目标得以达成的关键，也是条件保障的对象。如果说制度与条件都是静态的，那么交流活动无疑是动态的，是全球化的实现形式和现实路径。

问卷经过前期试测后发放，一部分是通过QQ群和邮箱找到不同高校的教职人员，请他（她）直接登陆“问卷网”（http：///）填答；另一部分是通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培训班（两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除这两者之外，网上自愿填答者很少。

“问卷网”回收有效问卷207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培训班（两期）共发放问卷118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合计有效问卷324份。其中，“985工程”大学47份②，占14.5%；“211工程”大学46份，占14.2%；地方普通院校213份，占65.7%；民办院校和其他高校分别为4份、14份，各占1.2%和4.3%；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人员参与答卷。

考虑到作为学校的高层，校长掌握相关信息较为充分，在具体分析的时候，如果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与总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则以括号的形式说明。当然，我们并不能轻易做出判断，认为校长的回答比其他人的回答更为客观准确。因为调查结果表明，很大一部分高校的国际化（全球化）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作为一项重要战略议程与学校的其他活动分离开来。

二、调查结果

（一）制度建设

超过一半（两期校长班的问卷统计为47%，略有出入）的高校制定了学校层面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有70%高校制定了资助师生出国（境）留学或参加国际会议的管理规定；有80%高校制定了来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管理规定（超过了相应的出境规定比例，似乎说明高校整体上更倾向于引进而不是送出）；一半的高校定期召开全校外事工作会议，暂未考虑和不清楚的占到40%；绝大多数高校（96.6%）重视或开始重视与国外教育、科研机构、企业等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有超过一半的高校在提拔干部和评聘教师时把国际教育经历和背景作为考核的因素；只有33.6%（两期校长班的调查结果为22%）的高校定期评估学校在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计划评估、暂未考虑和不清楚的占到66.4%，这说明大部分高校还没有启动这项工作。

（二）条件保障

大部分高校（72.2%）设有专项经费用于国际化（全球化）建设；多数高校（45.6%）每年用于国际化（全球化）项目的实际支出在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之间，但也有同样比例（两期校长班的调查结果为10%）的回答表示不清楚，说明这项支出要么是不够透明，要么是与其他开支混杂，没有单独列支（值得注意的是，该项支出达到上亿元的只占0.9%，而两期校长班的调查结果为15%，这么显著的差别，可以进一步佐证上述“不清楚”的原因）。

只有30%多的高校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外文版官方网站，还有近3成尚未建设（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统计结果分别为34%和24%）；约6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47%）高校已经修建了留学生宿舍及活动场所，这是一种可见的国际化（全球化）硬件投入，可以推测的是，应该有一半的高校在这个方面采取了实质性行动，但仍有2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23%）高校尚未进入议事日程；在修建外教外专公寓及活动场所方面，调查结果与上题一致（包括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说明两者在规划建设上是配套进行的。

在是否有成型的外文版教学大纲和学生培养计划方面，回答“是的”和“尚未制订”的各占约30%，这说明1/3的高校已经行动，1/3的高校尚未行动，1/3的高校处于中间状态；在购置外文书刊和电子资源的经费占图书馆建设总资源比例方面，近一半（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38%）的表示不清楚，在10%以下的占多数（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30%）；全英文或双语授课的课程数占总课程数的比例，一半以上的高校在10%以下，不清楚的占近30%，2.2%的明确回答没有开设全英文或双语授课课程；70%以上的高校只有个别院系或少部分院系开设了全英文或双语课程，20%的（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18%）高校覆盖了大部分院系，近10%高校尚无院系开设全英文或双语课程；全英文或双语课程主要涉及的专业领域，以理工类为最，一半以上的高校都有开设，其次是语言类和社科类，占到近40%高校，人文类占不到30%，相对来说，中国特色文化类占比很低，不到10%（占比指在324个回答者中，该专业开设全英文或双语教学的情况，所以总比例会超过100%）。

外籍员工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约1/2的高校（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49%）在1%以下，1/3的高校在1%以上，20.7%（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5%）表示不清楚，4.3%的高校没有外籍员工；师资中有在国（境）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人数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40.4%的高校在1%～10%之间，37.0%的高校在10%以上（这个比例显然高于上题外籍员工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这是否成为驱动各高校加大引进外教力度的原因，有待调查），22.6%的表示不清楚或者没有；管理人员中有在国（境）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人数占管理人员总数的比例，60%的高校在1%～10%之间，23.5%的表示不清楚，5.2%明确表示没有；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师资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在20%以上和20%以下的高校各占40%，20%表示不清楚或者没有；70%多的高校每年都为教师提供外语培训的机会，尚有超过10%的高校暂未计划或正在计划；高达84.3%的高校每年均拨专款用于资助教师赴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学习或研修，但仍有12.7%的高校尚未开展过此项工作。

（三）交流活动

境外留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1%以下和1%～5%的各占约35%（占大多数），占到10%以上的高校不到1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3%），10%～2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17%，20%）的高校为0%；留学生的留学费用主要来自国家基金、学校资助和自筹3项（各占20%以上）③，其次来自地方政府和留学生来源国（校）的资助（各占10%以上），其他资助占比在10%以下；留学生主要来自亚洲（占5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41%），其次是非洲（占20%多），然后依次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留学生来源的国家或地区数，大部分高校在10个以内，13.4%的高校在30个以上，国际化（全球化）程度较高；与国内学生相比，大部分高校（67.9%）的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待遇更高，只有30.1%的高校一样，2.0%的高校不及。

派往境外合作院校的交换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一半多的高校在1%以下甚至为0%， 3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27%）高校在1%～5%之间，少数（15.8%）高校达到5%以上；每年由学校资助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竞赛的学生数，大部分高校（70.7%）在1～100人次之间，约占1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9%）的高校在100人次以上，15.7%的高校没有开展此项活动。

每年来校交流访问的境外考察或交流团数量，以1～10个居多，占5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60%），10～100个的占到40%，近10%的高校达到100个以上，1.9%的高校未有此项外事活动；有40%的高校（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34%）每年安排来自境外的大学生夏令营、冬令营活动，而近60%高校只是偶尔安排一次或未曾安排；在组织学生赴境外进行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方面，与上述结果类似。

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达成与境外高校的学历学位学分互认协议方面，90%的高校已经或正在行动，只有10%的高校尚未启动；类似地，在校园国际文化活动（如系列讲座、文艺表演、比赛等）方面，一半的高校经常举办，逾40%的高校偶尔举办，只有不到10%的高校未曾举办；在开展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或高校/高层管理论坛方面，每年举办或承办多次的高校有50%（占多数，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34%），每年或几年一次的高校占30%，计划举办和尚未纳入计划的占20%，这个比例略低于校园国际文化活动的调查统计结果，可能与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地位整体偏低有关；已签约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的高校占到96.9%，其中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至上百个项目的高校各占约30%；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数与项目数呈正相关，大部分高校在十几个之内（占74.4%），也有超过20%的高校在几十个以上；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占学校科研项目的比重，约50%（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为46%）高校在逐年增加，但暂时还没有的占到10%多（两期校长班的调查结果为19%），20%表示不清楚；目前在境外高校或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的人数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近90%的高校在5%以下（其中近40%在1%以下甚至根本没有），还有10%多表示不清楚。

三、结语

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的自觉追求并得到强化。各高校很大程度上还囿于旧的国际化框架，他们作为行动者的自主空间有限，但从纵向比较可以看出，受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近年来各高校的国际化行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特征。从重点到普通，从沿海到内地，从公办到民办，各高校自主活动的空间在扩大，国际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高教政策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各高校之间，以及重点大学与地方院校、公立高校与民办院校、东部高校与西部高校、内地（大陆）高校与港澳台大学之间，无论是教师国际化（外国长短期师资比与层次、出国三个月以上的师资比等）、学生国际化（规模、层次、结构）、教学国际化（双语课、国外原版教材、国外先进教学理念与方法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等），还是科研国际化（国际会议、国际、国际科研合作、国际研发平台等），发展很不平衡，存在明显差异。当然，具体、全面而又有说服力的结论，还需要专门的比较研究来完成。

研究也反映出当前中国高校全球化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没有专门系统的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化经费预算，也少有对国际化建设成效的自我评估，即使有内部评估，评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存在问题；国际化发展参差不齐，国际化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的外部（政府和学校行政部门）意愿明显，内部动力不足，国际化成效不显著；以人员（师生）交流为主，教学和科研国际化程度低；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还没有形成对等或平等的交流格局，合作层次较低。此外，按照国际服务贸易标准，目前各高校的国际化以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为主，还没有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这两种服务提供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现状和水平。

注释：

①全球化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与复合。本文侧重考察中国高校的国际化面向，其本土化面向将被忽略。

②全国“985工程”大学共有39所，某些大学存在多人填答的情况而无法剔除，故保留原始数据。

③由于部分高校没有留学生，所以Q25-Q28题的实际填答人数为286人。

参考文献：

[1]Gavin Sanderson. A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Academic Self[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8（3）：276-308.

[2]黄福涛.“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93-9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56.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5）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人文学科和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 G. 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 March， 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与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于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及启示。

（二）研究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本研究拟以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主，佐以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间的内容差异20。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叙述，即按照学术背景的两大领域──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依次进行历史或现状的描述分析；比较分析则是在内容分析基础上并列（juxtaposition）并比较（comparison）各自的异同与优劣。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之外还结合了历史研究与个案分析，并使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以求相得益彰。

鉴于中美两国大学众多，国情各异，本研究把中美两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作为考察的重点，且把考察的时间跨度定位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阶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校长，是因为正是到了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两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特色并进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国也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始进入大学发展的稳定时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国高校均为美国排名靠前的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联盟8校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合计14所私立知名学府与伯克利加州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等9所公立知名大学。为了与上述高校相对应，本研究选择了北京大学等15所中国高校作为对照样本。尽管各种排行榜差异较大，但上述大学作为两国各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代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取样主要依据大学发展历史地位及历次排行榜的排行情况。而中国大学取样除了考虑这两者之外，还兼顾了大学的「科类结构。鉴于各校公开的资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尽可能查阅补充了校长们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

1 核心概念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谓「研究型大学，就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准的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王战军，2003）21。学术（Academia）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22。相应地，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就是指从事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的背景。从狭义的角度看，学问是指学者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从广义的角度看，「万事洞明皆学问。本文的「学术主要是一种广义「学术。为了便于概念的操作化，这里把学术背景限定为教育背景与职业（专业）背景两大方面。当然，这两大方面不能概括学术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本研究还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补充或说明。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况。它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新任校长是从哪所大学毕业的？他（她）毕业于本校还是外校？是名校毕业生还是非名校毕业生？是本国出产的「土鼈（本国毕业生）还是具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海龟（留学生）？校长获得的是甚么性质与层次的学位23？他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24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就读甚么样的学校有利于成为研究型大学校长？学习甚么性质的学科更可能成为大学校长？高学位有助于成为大学校长吗？单一学科经历还是交叉学科经历更有利于从事校长工作？要成为大学校长是否必须出国留学？总之，甚么「教育背景的大学校长候选人更有可能成为大学校长？

职业背景（professional background）又称作专业背景，是指人们担任现职（校长）前从事的工作情况。它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担任校长之前主要从事甚么专业工作？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校长的专业特长是甚么？成为校长需要甚么样的职业经历？职业经历（如从事管理工作或学术工作）多样化必然有利于成为校长吗？大学校长的经历「顺利还是曲折更有利于办学？在成为大学校长之前通常经历哪些「官僚层级？在学校内部工作还是在学校外部工作更有利于成为大学校长？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6）

一、“两基”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各乡镇把“两基”攻坚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超常规的工作，自4月23日起，各乡镇相继召开乡、村、社三级干部会议，对“两基”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和目标任务，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领导力度得到强化。各乡镇调整充实了以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或总指挥的“两基”工作领导组，下设执法组、宣传组、业务组、督查组等职能组开展工作。同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镇长任常务副组长、分管教育的副乡镇长、派出所长、司法所长为副组长，乡直各站所、村支书、中小学校长为成员的“普九”教育执法队，加大义务教育执法力度，为“两基”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制定完善了一系列责任考核考评机制。各乡镇针对本乡镇实际制定出台了一系措施，严格实行“两线四包”责任制，明确乡镇长和村主任是辖区适龄儿童和适龄少年入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把适龄儿童和适龄少年的入学工作落实到每个乡村干部和教师，分片包干，包户到人，确保入学率和巩固率达标。如，文屏镇制定出台了1个办法、2个方案和2个制度。即：《文屏镇控辍保学管理办法》、《文屏镇两基迎检实施方案》、《文屏镇两基迎检宣传方案》、《文屏镇“两基”攻坚迎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和《文屏镇“两基”迎检实行挂钩工作组长联系学校教育工作制度》。桃源乡制定了《桃源回族乡—失辍学学生“清理核实”及动返方案》、《桃源回族乡16—18周岁青少年“补偿教育”开班方案》、《桃源回族乡“两基”攻坚再动员、再宣传方案》等一系列方案。

（四）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乡镇党委、政府按照各学校提供的辍学学生名单，组织乡、村、社干部和教师进村入户进行动员，向家长或监护人发出《限期送子女入学通知书》，对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或监护人，暂缓兑现国家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对执法不力的相关人员给予责任追究。如，梭山乡对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给予500元至300(来源：文秘站 ）0元罚款，并取消各级政府给予的补助和优惠政策；乐红乡党委、政府规定每动员1名辍学生返校，给工作队50元的奖励，按时完成任务的优先考虑年终考核为优，工作不力者就地解聘。火德红乡对拒不送适龄子女入学的家长或监护人，冻结所有惠农政策；桃源乡采取乡、村、社干部、中小学教师“一对一”挂钩方式，每人负责动员3至5名辍学生返校，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对工作不力，影响“两基”进程的乡、村、社干部，停发当月工资，年终考核不合格；小寨对贫困生实行挂钩帮扶，书记、乡长不低于3名贫困生，副科级干部不少于2名贫困生，站、所职工及教师不少于1名贫困生，帮扶金额每生每年不低于100元。同时，乡政府与干部职工、村两委、村民小组长分别签订责任书，对完不成任务的扣除全年风险金，年终考核不合格；文屏镇对完不成任务的，扣除工作风险金。家有辍学生的农户，一律不纳入惠农政策范围。

（五）宣传成效明显。利用 标语、广播、文艺、演讲、板报、家长会、村、社干部会议等形式，加大《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和“两免一补”惠民政策宣传，提高了家长依法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全县书写永久性大型标语50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6.5万份，组织干部、教师和学生8万余人深入村寨开展“两基”宣传，依法动员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桃源乡将《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和“两免一补”惠民政策刻录成光盘，分发至各村校及清真寺，每天至少播放两次。小寨乡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印成小册子，组织干部教师发放至农户家中，提高家长依法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新街乡组织乡、村干部和教师佩戴“两基”字样袖标，深入村社宣传、动员流失学生返校。文屏镇举办“两基”宣传活动暨图书捐赠仪式，捐赠图书1万余册。各学校通过班会、校会、家长会、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两基”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两基”攻坚氛围。

（六）大力开展帮扶关爱活动。各学校大力开展关爱学生活动，鼓励学生完成学业，使返学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如，乐红乡采取“一对一”帮扶救助贫困生，对家庭贫困的每位失辍学返校生，由乡党委、政府预支每周30元生活费，顺利毕业预支费不偿还；水磨镇对经动员返校的困难家庭学生提供生活费、被子、床单、衣服和学习用品；新街乡畜牧兽医站站长曹玉学、新街村村主任叶斌，每人分别捐资1000元资助新街中学吴丰艳等四位同学完成学业。梭山中学校长蔡江先后对宋建春、陈乾春2位学生进行每月不少于100元的生活费资助；水磨中学副校长王永宗资助营地小学元，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火德红中学肖释仙同学因患脑瘤住院治疗，全乡干部职工捐资6000余元为其治病。

（七）强化学校管理。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做好减负提质工作，提升办学质量。经动员返校的学生，班主任加强了管理和教育，同时，对流失学生动员不力或造成学生再次流失、影响入学率和完学率的教师，扣除当月工资和年终考核不称职。

（八）积极开展视察和督促检查。5月14日至15日，县人大、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梭山、水磨两乡镇“两基”工作进行了视察。视察组通过听取乡镇“两基”工作情况汇报，查看“两基”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查看校容校貌及学校管理情况等形式，对两乡镇“两基”工作进行深入调研。县教育局及时召开全县教育行政会议，安排部署“两基”推进工作，采取局领导和机关股室挂钩乡镇，蹲点至各乡镇学校督促指导，与乡镇党委、政府对照验收指标认真查找问题，找准工作突破口，制定“两基”攻坚措施办法，加大整改力度，严格实行奖惩，对工作迟缓和影响“两基”达标的，严格行政问责和责任追究。通过以上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辍学学生返校情况

从目前来看，江底乡、新街乡、乐红乡返校工作成效明显，龙树乡、龙头山镇、水磨镇较为滞后。各乡镇“控辍保学”按返校率高低排名如下：

1、江底乡。全乡总人口28310人，适龄少年180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92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771人，年度辍学148人，已返校50人，返校率34%。

2、新街乡：全乡总人口19757人，适龄少年130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844人，春季学期校生704人，年度辍学93人，已返校30人，返校率32%。

3、乐红乡：全乡总人口34379人，适龄少年201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123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028人，年度辍学75人，已返校23人，返校率31%。

4、火德红乡：全乡总人口20141人，适龄少年102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84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738人，年度辍学78人，已返校21人，返校率27%。

5、桃源乡：全乡总人口37322人，适龄少年257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484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257人，年度辍学157人，已返校40人，返校率25%。

6、文屏镇：全镇总人口60227人，适龄少年411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661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6149人，年度辍学430人，已返校103人，返校率24%。

7、茨院乡：全乡总人口27252人，适龄少年1768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0__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615人，年度辍学341人，已返校60人，返校率18%。

8、梭山乡：全乡总人口32937人，适龄少年2074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526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373人，年度辍学153人，已返校24人，返校率16%。

9、水磨镇：全乡总人口38607人，适龄少年231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1311人，春季学期在校生920人，年度辍学391人，已返校47人，返校率12%。

10、龙头山镇：全镇总人口51921人，适龄少年3216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232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913人，年度辍学323人，已返校26人，返校率8%。

11、龙树乡：全乡总人口39288人，适龄少年2593人，秋季学期初中在校生2023人，春季学期在校生1591人，年度辍学415人，已返校19人，返校率5%。

三、档案建设情况。为加强“两基”业务培训和档案资料的建设，县教育局由挂钩副局长、相关股室和县“两基”办人员，蹲点至各挂钩乡镇学校，指导开展“两基”业务工作；各乡镇4月22日后，再次组织乡、村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进村入户，清理核实文化户册、0—18周岁人口册、失辍学生名册等相关表册，基本核清了辖区人口和文化状况，乡镇“两基”办组织业务人员，根据摸底核实的情况，目前，正在进一步规范、完善相关档案表册。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7）

——访法国巴黎拉辛中学《人民教育》记者刘然  2003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以中国教育报刊社编采人员为主要成员的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一行10人，赴法、德两国，访问、考察了两国大中小学及新闻出版机构。本报从今天起陆续推出两个专版，介绍考察团一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将考察收获与读者共享。——编者 在巴黎的第八区、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坐落着一所百年老校，校名是以17世纪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剧作家、诗人拉辛的名字命名的。 代表团一行到拉辛中学访问时恰是学校课间，校门外三五成群地站了不少男女学生。他们有的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有的勾肩搭背地在一起嬉笑，也有的趁机点燃了手里的香烟，让自己弥漫在“自由”的烟雾中。 若不是门前的这一群学生，初来乍到的人光凭那扇不大的拱形校门，很难判断出这是一所学校。尽管学校临街，但从街上看不到校园，校门是随时关闭的，上面又没有醒目的校牌；学校与街道两旁的楼房浑然一体，无论色彩还是排列都乃一水的巴黎建筑风格，精致、坚固、富有文化底蕴。 我叫兰美琪 在街边等了片刻，一位满面春风的高个金发女校长来迎接我们，她一边与团长握手一边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观。”她热情地把我们带进校门，然后在她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楼上的一间会议室。校长看上去已50岁开外，面色红润，嘴角总挂着一丝友好的微笑。她借助翻译告诉我们，她虽然不懂中文，但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兰美琪”。她的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学校非常注重与中国的交流，她还曾经到过中国的北京和西安。她说：“在上海有一所中学开设法语课，任课教师就是拉辛中学的。” 兰校长拿出她的一面特意用中文印制的名片，笑盈盈地走到每一个人面前，一一递给我们。在与她目光相撞的那一刻，我分明感受到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身上特有的真诚与活力。 兰校长快步走到桌子一端，在她的位置上坐下，拿起厚厚的一摞手写材料，言归正传。 在发展中打造特色 拉辛中学建于1886年，起初是一所女子中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时展的潮流，学校转成男女生混合中学。学生人数也由原来的280名发展到今天的1500名，并且还延伸出一所分校。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打造自身的办学特色，除办有普通高中以外，从高一到高三都举办半日制艺术班，培养艺学兼顾的特殊人才。这些学生上午来校上课，下午从事自己的艺术活动，这成为学校的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学校把提供多种外语教学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巴黎，它是最早开设中文课的国立高中，每年都接收约300名其他中学的学生到这里来学习汉语。学校除开设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外，还教授日语、俄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以及拉丁文等。因其外语教学的优势，学校可在高中会考后招收大专班，主要有经理助理和三语种秘书两个专业，学生毕业后国家承认其学历。 让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 在法国，中学校长是由法国教育部直接任命的。校长是一个专业化很强的职业。通常被任命为校长的人要有很长的教龄(一般不少于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一般应有学衔和学位，并接受过6个月的专门培训和两年的试用期。兰校长说她作为校长的主要职责是，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来源和入学前的不同经历等情况，制定学校的工作计划和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规章制度。她必须了解学生在学习中有什么困难，与学生家长建立一定的联系，并根据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与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话，引导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寻找出路。校长还必须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遵循教育部制定的方案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 兰校长说：“比如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的基本原则，所有的学生都有进小学和中学学习的权利，并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中学的教育是免费教育，学校不能向学生和家长收钱，教科书由学校提供。 “第二个原则是中立的原则，在学校里每个学生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管你信什么教，学校都接收你到这里来学习。 “第三个原则是继续教育的原则。这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完成中学的教育之后，还要接受大学的教育，这是公众的要求，学校要尽可能使他们实现这一愿望。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差进不了大学的学生，学校必须给他们以指导，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爱好，以完成相应的继续教育。” 所有这一切，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因此归根到底，校长的职责就在这里。 为此，拉辛中学非常重视对学生选择课程的指导，尽可能从各方面为学生提供课程信息，以确保学生作出正确的选择。 学校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一方面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专门辅导，耐心等待他们自己产生补课的要求，并且主动来找教师；另一方面学校对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也给予专门指导，着重提高这些学生的自学能力。此外，学校还根据学生的要求组织小组学习活动。兰校长说：“这些也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活动内容是由学生自发提出的，学校出面来组织；当然如果学生没有提出这些要求，学校也不会去组织。” 兰校长介绍说，学校里有个学生，对人的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自己跑到研究所去，与科学家进行探讨和请教，了解了大脑是怎么组成的。他回来后高兴地对教师说，“我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了。我也要做一个研究员，研究人的大脑。” 有的学生对音乐和指挥特别感兴趣，学校就请来了三位有名的音乐指挥家，到学校里来为他们上辅导课。 说到这里，兰校长显得很兴奋，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学校曾为舞蹈班的学生请来了世界著名的舞蹈家上课。法国最著名的舞蹈老师答应拉辛中学舞蹈班的学生到她在瑞士开办的学校里逗留两天时间，允许学生听她的课，并给予指导。这对拉辛中学及学生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说明学校的舞蹈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得到了著名舞蹈家的认可。” 轻松一刻 团内有人提议，到教室里去看看。兰校长乐不可支地带着我们在她的学校里转来转去，先是她的办公室，而后是语音教室、化学实验室和有着150年历史的物理实验室及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计算机房。兰校长边走边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她的学校办学质量不错，所以很多学生都希望到这里来学习，一般一个学位要有两个学生来竞争，这样学校就有挑选好一点生源的可能。她说，她总是把最好的教师挖过来，并且努力把最先进的设备安装上。 兰校长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她的话很多很多，好像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似的。这是一位对自己的事业何等热爱的校长啊，我心中漾起一种感动。兰校长把我们带上学校的顶楼，让我们透过窗子看巴黎的天空，俯视巴黎的市景，于是，我们眼前呈现出圣-拉扎尔火车站、巴黎大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 访问匆匆结束，兰校长把我们一行送出大门，此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当我再次回眸拉辛中学的校门，仿佛又看到了兰校长挥舞着手臂，耳畔又回荡起兰校长的话语：“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我的辛苦得到了很多回报。”我的心中不禁又涌起一种感动。 《中国教育报》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8）

1、两校同发展、共进步，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群众满意度超过95%，两校成为__市优质学校。

2、通过共同体建设，两所学校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各校在建设高效课堂、推进有效德育、发展校园文化诸多方面形成自己的品牌。

3、两校教师通过业务上交流，思想上沟通，工作上合作，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名教师的比率在全县处于领先位置。

4、通过校际间共同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拓展学生发展的空间和舞台，为所有学生提供更加适合自己的教育，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5、统筹校本课程建设，设置两校共享的校本课程资源，建设优质的校本课程，丰富学校发展内涵。

1、成立组织机构，由两校校长任组长，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安排共同体建设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教师发展组，课程建设组，德育工作组，体育艺术组。

2、两校之间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互为一体，荣辱与共，通过共同体建设，推动学校优质发展的同时，为我县构建学校发展共同体，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积累经验。

3、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合作效能，保证合作的广泛性和连续性。共同制定《发展共同体建设三年行动规划》，落实好《发展共同体管理常规》，细化每一学期工作目标任务。

4、实行校长、教师的随机交流和岗位轮换。学校每年至少安排两名教师在对方学校进行轮岗交流，鼓励学校领导在对方学校进行兼课兼职交流；两校校长每学期在对方学校挂职学习一星期。

5、研究和解决当前学校发展的六大突出问题：教师专业发展、高效课堂建设、校本课程开发、有效德育的推进、艺术体育的实施、新课程理念下的评价。两校要以上六个方面为合作交流重点，创新思路，讲求实效。

6、建立“六个一”工作常规：两校每学期要做好六件事：校长在对方学校为期一周的课堂调研，为对方学校教师做一次专题报告；双方安排好为期一周的校际课堂交流，组织一次师生联谊活动，一次德育工作论坛，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1、成立指导小组。由县教育局、教育督导室、教研室、进修学校领导管理和指导共同体建设，使共同体建设有了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2、重视激励评价。严格执行上级文件关于教师交流轮岗的精神；自我加压，形成捆绑式的一体化联动考核。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9）

1998年5月，根据中央精神，教育部决定重点支持一些“211”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为“985工程”。

据了解，目前，“211”高校共112所，承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985”高校共39所。

从2006年至2011年，分别有16、11、13、10、15、14所“211”高校校长更换人选，而这6年间共有27所“985”高校换帅。

作为中国大学中的骄傲，“985”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相当紧迫。2003年清华大学曾明确提出：在2011年百年校庆之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也曾提到北京大学“力争在2015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高校“国家队”换帅的背景是：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2011年重点高校人事调整，新任命的校长，大多是“外来户”- - -或来自其他高校，或来自教育行政部门。

2011年走马上任的10位“985”高校掌门人中，只有三人为本校内部调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原为该校党委书记，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原为本校副校长。将范围扩展至“211”高校，2011年14所高校换帅，也只有5人为本校“内部调动”。

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对《望东方周刊》说：“‘空降’方式有利有弊。对于相互陌生的高校和校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但‘空降’校长不受原有条条框框限制，在破立方面的创造性值得期待。”

由著名学者转身为管理者，这一特征在2011年高校“换帅”过程中也很明显，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如王迎军不仅是华南理工大学59年校史中唯一的女校长，也是目前全国“985”高校中唯一的女校长，以及中国唯一获得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终身荣誉称号的女性。王迎军的丈夫汪建平则在中山大学任常务副校长。

当然，女校长掌舵“985”高校并非首次，前例是同济大学前校长吴启迪。

高校校长中为何很少出现女性身影？程方平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较低。此外，理工科科研人员比较辛苦，走到前沿的女性就更少。而‘985’和‘211’高校目前大部分校长是理工科背景。”

除了学术功底深厚的学者，新任校长中也不乏拥有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从政经验者。

张尧学自1999年从清华大学调入教育部任职，此番“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两个职位。

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1998年就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到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三职。

在程方平看来，校长的从政经历是一份重要资源，在管理上和协调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会有优势。

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2011年9月16日，吉林大学“新帅”李元元在就职讲话中流露出对“空降”吉大的些许意外。“昨天，中组部找我谈话，刚才，

喻云林局长又宣布了党中央对我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的决定……”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吉大，但从未想过是以任职的方式走进校园。

李元元是2006年以来吉林大学迎来的第三任校长。他的两位前任都是明星校长：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和被誉为“中国最年轻名牌大学校长”的展涛。

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是中国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其车辆工程、法学、生物学与化学等专业在全国享有盛誉。这所大学第一期入选“985工程”，也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原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2008年到吉林大学履新，直至2011年3月底，调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半年，吉林大学校长一直空缺，由党委书记陈德文。李元元上任当日，不少吉大学生将网络签名改为：“吉大终于不裸奔了。”

如果把时间前推至2002年，自那时以来吉林大学已更换了5任校长。2002年，服务吉林大学近44年的刘中树离任后，党委书记吴博达出任校长。两年后，吴博达调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其凤继任。

这种短期内更换校长的现象，在国内重点高校中并不鲜见。据统计，2006年以来，有9所“211”、“985”高校两次校长易人，其中约一半校长在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左右。

而在“985”高校中，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5所大学，过去6年来至少更换了两次校长。

对于高校校长的频繁调整，2008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做过回应：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成就国外一流名校的一个原因。不过，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60后”纷纷走上前台

大学校长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新校长们以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赵跃宇面对湖南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面对随后出现的赞赏和质疑，赵跃宇引用岳麓书院对联表明心迹：“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素。”

程方平为此叫好：“这是务实之举。项目课题本身就十分耗费精力，而一些校领导利用职权报课题、挂名，也会伤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张跃宇是想认真地做好校长。”

新气象还包括，一批“60后”纷纷走上前台。

2011年新上任的14位“211”校长有8位属于“60后”。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1990年前后以硕、博学历留校任教；大部分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或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国外留学进修多年。而诸如天津医科大学新任校长尚永丰等人，则直接在国外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这8位“60后”校长中，有6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余两位为经济学出身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管理学出身的新任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其实，细数近6年来“211”高校中履新的24位“60后”校长，只有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出身文史专业。

在学校和两个学长篇（10）

二、组织领导

工委成立“两访两创”活动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

办公室设在教育局，同志为联络员，负责信息的传达及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

三、主要任务

通过开展“两访两创”，访创结合，以访促创，深入推进创先争优。主要完成以下几项任务：

（一）交流思想 通过开展“两访两创”，访谈活动要覆盖到每一位教师、每一位学生。干部要主动深入到教师办公室、住宅等场所和教师开展思想交流，重点宣传中央、省、市、区关于教育的方针政策，特别是针对学校在绩效工资管理和第二轮岗位设置方面工作，听取教师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教师要深入到教室、食堂、寝室、社团和学生家里，与学生交心谈心，认真倾听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想法和对学校改革发展、学生教育、学习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要向学生及家长宣传我区正在创建全省首批“教育强区”，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二）立德树人 通过开展“两访两创”，学校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优良教风，提高业务水平；要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大力弘扬爱的教育，引导教师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亲近学生。要坚持把育人为本作为根本要求，把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战略主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活动期间，学校和领导要为学生做1次形势与政策辅导报告。要以年段、班级为单位，组织开展1—2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党团生活会和其他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活动。

（三）促进和谐 通过开展“两访两创”，进一步做好学校稳定工作，促进和谐校园建设。要提前部署，确保学校稳定；要建立健全矛盾排查调解工作机制，坚持开展矛盾纠纷与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活动；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学校周边治理。积极创造条件，为师生解决实际问题。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营造校园安全祥和、上下心通气顺、干群关系融洽、师生教学相长的和谐育人环境。

（四）推动发展 通过开展“两访两创”，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全面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建设重大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努力培养一批具有攻坚能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中青年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学校提升整体实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以贡献求发展，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四、活动步骤

全区教育系统“两访两创”活动从2012年4月开始，8月结束。分为宣传发动、访谈交流、整改提高、总结考评、表彰先进等5个环节。各校可根据自身实际，在确保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灵活掌握每个阶段时间。

（一）宣传发动。在全区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后，各校要分别组织召开动员会，统一思想，做好活动安排。

（二）访谈交流。访谈师生原则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做到干部访谈所有教师，教师访谈所有学生,以班主任为主，科任教师配合一同参加。学校根据实际，制定访谈提纲。访谈情况分别填写《访谈教师记录表》和《学生家访记录本》。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每一名校级领导要联系1—2个年段，参加并指导访谈活动。

（三）整改提高。以学校为单位，针对访谈教师和学生中征集到的意见进行归类整理，并将整理情况报学校汇总。学校党支部要针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提出整改落实的目标、方式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责任。认真清理并建立健全学校的管理制度，努力解决一批师生关心的问题。需要区级层面解决的问题，由各学校报工委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总结考评。各学校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形成总结报告和专题调研报告，并做好资料整理归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制定考评标准和办法，并组织检查组进行考评；学校也要对教师访谈学生开展工作考评。

（五）表彰先进。召开全区“两访两创”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对在本次活动中组织有力、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五、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经区教育工委同意，成立“两访两创”活动领导小组，工委书记任组长，教育局局长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任成员。领导小组适时召开工作会议，听取各校工作情况汇报，指导活动开展。活动开展期间，领导小组将组建学校督导组，对各校“两访两创”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各校要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细化工作方案，坚持分类指导，确保“两访两创”工作顺利健康进行。

2.确保访谈“全覆盖”。访谈工作要覆盖到每一个师生，这是工委对“两访两创”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各校要在面对面访谈的基础上，创新访谈形式，确保实现访谈工作“全覆盖”。干部访谈教师要做到一对一访谈；教师访谈学生一对一的比例不低于80%。要注重导向，将访谈主题由关心师生具体问题向关心学校发展、关心教育方向引导。对于教师中的优秀人才、派、家庭困难和有思想情绪的，以及学习困难学生、生活困难学生、心理困惑学生、学生干部等群体，要进行重点访谈。学校校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与访谈，学校中层干部、年段长、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骨干教师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需要强化访谈效果的，要进行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