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度自我总结篇（1）

行政部在本季度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点也很多，改善的空间很很大，为了更好地做好今后的工作，进行总结，提出存在的问题，并计划改善。

一、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1. 工作纪律：自开业来，我们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在上个季度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本季度规章制度的执行力不够。工作繁忙大多数员工都能认真积极主动地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但仍然有个别员工工作时间中外出处理个人事情，直接跟主管领导请示，但不填写请假条报行政部存档。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管理不到位。应该充分发挥部门负责人的职能，不但抓好业务更要做好员工的综合管理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工作时间安排松散、不紧凑。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应该张弛有度，充分利用好工作时间。

2. 培训工作：培训工作是多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各部门积极

配合行政部完成，总体上看貌似不错但总感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分析认为，一是有部分员工对于培训工作的认识不足，缺乏主动性;二是培训资料欠缺，内容不够生动，反复讲及各内容就难免产生厌烦心理。

3. 招聘工作：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现有的员工力量很难满足工作的

需要。所以，网上招聘形式进行了招录工作，计划国庆节过后对应聘人员进一步了解和筛选。

二、 行政工作

1. 由于公司的整体规划，x月末将营业楼二楼租赁给了质监所，行政部跟站

长室迁移到了营业大厅，对各部门工作起到了更好的监督作用

2. 对外和相关职能机关如工商、税务、环保局、质监局、银行等做好沟通

接待工作，以使公司对外工作更为通畅。

3. 对内做好办公用品及其他用品的采购，以节约降低成本为第一原则。

4. 日常工作及领导交办的临时性事物基本做到了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在协

助配合其他部门工作上也坚持做到了积极热情不越位。

5. 公司相关证件的办理、变更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的

企业法人变更，房产证的办理及分割。

三、 财务管理

1. 推行薪酬管理，完善员工薪资结构，实行科学公平的薪酬制度;

2. 每月对应付账款的统计与及时上报。

3. 每日营业款及时存入公司账户。

四、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 由于行政部工作上上事无巨细，每项工作主观上都希望能够完成得最好，

但由于人力和精力有限，不能把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

2. 对管理知识了解不够全面，许多工作无法独立开展。

3. 工作创造性够，未能发挥自身特长将工作做到最好。

4. 对工作考虑不够全面，部分工作完成不够好，无法切实为领导排忧解难。

5. 抓制度落实不够，由于公司事务繁杂，基本检查不到位，因而存在一定

的重制度件事，轻制度落实现象。

五、 下季度工作计划

下季度行政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工作:

1. 加强公司制度的执行和监督。这方面工作有点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一些

反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抓好员工的

考勤管理;二是做好外出登记;三是严格要求员工上班工作纪律。

2. 加强培训力度，完善培训机制。培训工作一直以来做的就不是很扎实，

除了存在以上提到的问题，还有一些欠缺，需要逐步改进，所以再今后的培训安排上切合实际，多安排一些生动有趣的培训内容。通过各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培训活动，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

3. 继续配合个各部门工作，协助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4. 努力学习管理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工作能力。通过多看，多学，多练来

不断提高自己的各项水平。

5. 完成公司各部门制度落实情况与实时监督，为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

实现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与正常运行，并保证与薪资挂钩。从而提高绩效考核的权威性、有效性。

6. 脚踏实地，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立足本职完成各项文书工作，热情细心

地完成接待工作。

7. 完成x月份的人员招聘，社保申报等各项行政工作。

8. 完成x月份技术部设备的年标定。包含资料整理，专家组到站评审间的接待工作。

9. 继续积极完成领导及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10. 到各相关部门办理代办公司的注册、成立的相关手续。

行政管理人员季度绩效工作自我总结范文2：

绩效考核是人力资源部的核心工作内容，也是公司的2017年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为了更好的使绩效管理系统在公司范围内逐步扩大实施，x-x月份人力资源部在三个职能部门(财务行政部人力资源部)进行绩效考核试运行工作，下面就将本次试行情况总结如下：

一、职能部考核试行结果

本次在职能部强力推行的绩效考核系统包括：部门KPI指标考核、岗位工作目标考核、员工工作能力评估、员工工作态度评价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最后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客观地讲该系统在职能部运行是有效的、可行的，初步达到了绩效量化管理的目标，下面就将四个方面内容的收集情况说明如下：

l部门KPI指标考核(TP)：部门的绩效考核本身的难度系数较高，再加上本次KPI指标的设计还不是十分到位，所以本次只收集到部分数据，这些数据只能从侧面反映部门的部分工作，暂时还不能全面反映一个部门的绩效，所以本次部门KPI的收集情况给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下一步的考核工作重点之一是继续改善与优化部门KPI的考核。

l岗位工作目标考核(IP)：各个部门在公司总目标分解的基础上将部门目标进行分解，变成员工的个人岗位工作目标，在每个月初部门经理帮助员工制订员工的个人工作目标，月底就该员工的工作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考核，从三个月的IP考核试行情况来说，各职能部都通过此项考核有效的推动了员工个人工作目标的达成，有效的传递了部门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带动了公司工作目标与计划管理，所这部分考核是基本有效的。

l员工工作能力评估(CP)：职能部经理的CP考核是通过多维度(如：从目标、指导、沟通、对上司的支持、对直线部门扶持等几个方面)多角度(上司、下属、内部客户)进行的;职能部员工的考核也是多维度的(工作能力、合作与沟通能力、对上司的支持与配合、个人的学习与自我发展能力)，并采用的是上司直接考核的方式，从最后的数据的收集结果反映，职能部CP考核较为客观的反映了员工的能力水平，这一部分的考核是有效的。

l员工工作态度评价(AT)：员工的工作态度是员工日常的工作表现和行为。这种行为和表现在我们公司主要体现在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上，这部分的考核数据主要来自于员工加班时间，所以这部分考核众数据的来源上可以非常准确的反映一个员工作态度即他对工作的投入程度。AT考核也是有效的。

二、考核试行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试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考核本身设计问题

做为考核本身来讲它的运行需要健全的人力资源系统，比如有科学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经过科学的职位描述与评价的职位体系、公正、科学的量化手段等等，这些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也说明我们实施考核的人力资源背景相对薄弱。

绩效考核体系相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必须实践必须经过一个在公司试行，在磨合与改善中找到最适合我们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主观上，我们在设计某些指标时，考虑的还不是十分周全，某些流程与指标还不是十分到位。所以从客观与主观上讲在本次考核体系的某些设计方面还不是十分到位，比如部门TP的设计暂时无法收集到完整的数据，目前人力资源部正在按照新的部门TP操作形式协助各部门制订下一季度工作目标。

2、沟通问题

通过三个月的考核试行，我们认为考核实施操作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被考核者与员工之的沟通与互动问题，如果一个部门经理在帮助员工制订个人工作目标的时候不与员工进行充分沟通，过程中没有引导与协助，最后的考核结果没有在与员工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提出工作改进点，那么最后的考核结果肯定是失效的，就不会起到绩效改进的作用，从本次考核试行来看，部分考核数据的失效是由于这一问题而产生的，被考核者与员工之的沟通与互动是我们考核具体考核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关键所在。

3、认识问题

根据以往考核试行经验，部分员工在认识上还不是十分到位，他们认为本次考核还会象过去一样只是走一个形式，所以从思想上还不够重视。另外在考核实施过程中，认为考核无非就是考倒员工，给员工找麻烦，或者说是走过场，给他们的工作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等等，这些负面的认识误区使员工在操作中会产生明显的抵触与排斥情绪。

4、推动问题

考核在没有形成习惯之前，考核推动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考核的推动除了人力资源部的强力推行之外，中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是关键问题，本次职能部考核试行部门较少，推动问题不是十分明显，但如果在全公司全面推广的话，推动问题则是整个考核体系全面推行成败的关键。

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人力资源部的主要解决办法如下：

1、探索与改善，在实践中不断的优化考核体系;

2、通过引导培训，逐步的导入考核理念，逐步形成考核习惯;

比如：最近的的目标管理培训，及针对物流系统经理层与员工层的二次引导培训。

3、加强沟通：

人力资源部加强与试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引导工作，并通表格或其它各种方式引导部门经理与员工之间的考核沟通与互动。

4、强力推行：

以人力资源部牵头，自上而下强力推行，其中的关键是中高领导的推行力度，所以人力资源部的工作重点就是：加强绩效考核系统面向中高层管理者的推销工作。

5、与绩效挂钩

只有与绩效挂钩，才能充分引起员工的重视，也才能够充分暴露一些原来无法暴露的问题，然后通过调整达到考核体系不断优化的结果。最终考核体系才能真正达到激励员工不断改进绩效的作用。

三、考核的下一步工作目标与工作思路

工作目标：建立并全力推行有效的、切合公司实际的绩效管理系统，

工作思路：

职能部的考核试行结果证明该系统是有效，能够实现公司向目标化管理方向发展(x-x月)。

季度自我总结篇（2）

一、重视和加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

（一）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为了更科学、更合理的考核各乡镇、各部门全年依法行政工作推进和完成情况，县政府决定对今后的依法行政工作年度考核，实行季度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由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分管领导负责督促落实，工作人员具体组织实施，确保依法行政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依法行政考核工作人员职责

各乡镇、各部门的依法行政宣传联络员负责依法行政考核资料的收集、完善、整理和上报工作，其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与县政府办法制科联系对接依法行政考核工作；

2、负责向县政府办法制科报送每季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

3、负责向县政府办法制科报送每季度依法行政工作总结和完成工作的旁证材料；

4、负责向县政府办法制科报送每季度依法行政工作台帐；

5、配合县政府办法制科做好依法行政其他相关工作。

二、具体要求

（一）报送依法行政季度工作计划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要根据《年县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本单位每季度的依法行政工作计划。工作计划要有前瞻性、指导性，要突出重点，简明扼要，操作性强。要按照报送的时间和要求，及时报送每季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

（二）报送季度依法行政工作总结及其旁证材料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要认真总结每季度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工作总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季度依法行政工作总结。围绕各单位季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详细说明上一季度各项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总结季度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完成情况。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应当在工作总结中认真分析本季度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中的问题，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对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旁证资料。在报送工作总结的同时，应当一并报送能够反映总结中提到的工作内容的旁证材料(原件、复印件或图片等)，总结中的工作内容与旁证材料必须相对应地进行编号，能便捷地查询出与工作内容相对应的旁证材料。

（三）填报依法行政工作台帐

各单位应当在日常指标任务进展工作中建立工作台帐，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填写和报送台帐。

1、填写台帐。各乡镇、各部门应当围绕年第一、第二季度已经开展的工作填写《年（）季度依法办事台帐》；自年第三季度起，各乡镇、各部门应当围绕季度工作计划在《年（）季度依法办事台帐》上填写每一季度所完成的主要工作。

各乡镇、各部门的依法行政宣传联络员要具体负责台帐管理，台帐记录要体现工作过程，与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旁证材料相互印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有序。

2、审核台帐。县政府法制科将结合各乡镇、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旁证材料等有关情况，对工作台帐进行审核，作为年度依法行政考核的考核资料，计入考核总分中。

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依法行政目标责任考核工作，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将需要报送的文件资料装订整齐、编排有序，以档案袋、文件盒收纳，按照规定时间报送。逾期不报的或资料不全的、没有完成相应工作任务的，将扣除相应的考核分数。在年终考核时，将依据每个季度的考核结果和依法行政、行政执法的检查结果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依法行政年度考核工作进行评价打分。

季度自我总结篇（3）

一、设计意图：

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主题是“四时之景”，共有《春》《济南的冬天》《雨的四季》三篇写景散文，天然适合组文联读。初中生虽有一定的观察能力，但长期被学业和电子产品所牵制，很少能有时间、心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写作选择时，常常避开写景类型。再加上考试题目往往是写人或叙事，缺少训练，即使面对美景，情动于中，也往往无从下手。但从大自然中汲取能量，获得审美体验是身而为人必不可少的素养，学会写景是学生应学、必学之技能。故借助教材，解构例文，训练学生学会写景。

二、学习目标

1. 朗读《春》《雨的四季》，根据课文内容绘制思维导图，解构例文写景顺序秘密；

2. 选读《春》《雨的四季》开头和结尾，朗读赏析，解构例文首尾秘密；

3. 美段美读，聚焦细节，解构例文绘景秘密，并尝试创作。

三、课堂实录

（一）导入

师：四时美景，各有不同。今天我们就随朱自清、刘湛秋两位散文家一起感受作者笔下的自然风光。请同学们齐读作者相关信息：

屏显：

朱自清：字佩弦，散文家、诗人、学者，著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景》《欧游杂记》《你我》等。

刘湛秋：当代散文家，诗人。

师：请同学们在课下注释中圈画批注，齐读。

（二）活动一：绘导图，学顺序

师：请同学们大声朗读两篇课文，遇到不会的字词，参考导学案资料，批注掌握，然后划分段落，完成课文内容结构图。

生自主朗读，完成绘图，师巡视指导

师：请同学们向同桌说明你的绘图，在交流中补充完善。

生交流，师巡视指导

师：来吧，请同学们在两篇课文中任选其一，对全班同学说明你的成果。

生1：我选择《春》，朱自清的《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两段“盼春”，3-7段“绘春”，最后三段“颂春”。

师：谢谢你的回答，段落划分非常好。谁能把“绘春”部分再具体细分一下？

生2：“绘春”部分可以分为“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春人图”。

师：请同学们再思考，为什么要按照这个顺序编排呢？能不能把这几幅图换一下顺序？

生3：不可以，由脚下的春草，想到春花；有吹在身上的春风联想到春雨，最后是人。

生4：老师，我也觉得不可以，但我的理由和他不太一样。我认为是由低到高，最后聚焦到人身上。

师：同学们能从不同角度分析作者行文构思，特别好。第一个同学重逻辑分析，第二个同学从空间位置出发，都有理有据。

师：写景就像我们朋友圈的九宫格图，哪个图放在哪个位置是有讲究的。我们接下来分析《雨的四季》。请同学们说说你对《雨的四季》的结构划分。

生1：《雨的四季》属于总分总结构。开头总起作者对四季的雨的喜爱，结尾再次抒发自己对四季的雨的喜爱之情。中间分别写春雨、夏雨、秋雨、冬雨。

师：不同于《春》，《雨的四季》明晃晃的告诉我们它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作者开头结尾都在表达对四季的雨的喜爱，那题目应该改为“四季的雨”吧？同学们先思考，再讨论。

生2：我觉得题目应该是《四季的雨》，因为作者全篇都在写雨，通过描写不同季节的雨表达对雨的喜爱。

师：有思考，敢质疑，非常好！

生3：我不认同，我觉得应该师《雨的四季》作者开头结尾只是引出和总结，主体部分在强调不同季节雨的不同特点，强调的是雨在四季的不同。

师：两个同学分析的都非常好。作者不但写四季的雨，更写雨带给四季的不同。另外，雨怎么会有四季呢？这是什么手法？

生：拟人！

师：对，《雨的四季》更灵动，更有情趣和意境。

师：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发现写景作文构思的秘密。

生七嘴八舌的说：总分总结构，按照一定顺序。

师：是的，写景有绝招，我们齐读。

屏显：

总起总结有首尾。

分段描写有顺序。

（三）活动二：读首尾，学抒情

师：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两篇文章的首尾，我们先来大声朗读。

屏显：

《春》

开头——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结尾——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家都是新的，他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雨的四季》

开头——

我喜欢雨，无论什么季节的雨，我都喜欢。她给我的形象和记忆，永远是美的。

结尾——

啊，雨，我爱恋的雨啊，你一年四季常在我的眼前流动，你给我的生命带来活跃，你给我的感情带来滋润，你给我的思想带来流动。只有在雨中，我才真正感到这世界是活的，是有欢乐和泪水的。但在北方干燥的城市，我们的相逢是多么稀少！只希望日益增多的绿色，能把你请回我们的生活之中。

啊，总是美丽而使人爱恋的雨啊！

生大声朗读一遍

师：请同学们再有感情的朗读一遍，说说你发现的秘密。

生1：我发现开头和结尾作者都写得很有感情。

师：谢谢，《春》营造意境，发挥联想，把我们带到作者得情感中；《雨的四季》直接抒情，情味很浓。

生2：我发现结尾比开头字数更多，篇幅更长。

师：文字背后是作者浓烈的情感，结尾的情感浓度远远高于开头。现在请同学们再次朗读结尾，反复品味，学习怎么强烈表达自己对景物的喜爱赞美。

师：好，我们先来分析《春》

生3：《春》结尾连用三个比喻，反复强调春的美好。

师：三个比喻句也是三个层次，三个角度，形成排比，全面深刻的表达春之新、春之美、春之力。

生4：这三句还有拟人手法，还有动词，春天好像就来到我们身边。

师：你品读的非常细致，结尾处“我们”二字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入作者创设的意境。第一人称抒情浓郁。

生5：老师我想说《雨的四季》。《雨的四季》也是第一人称，拟人手法，还连用三个“你给我……”带来，形成排比句。

师：这和《春》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6：《雨的四季》中有非常多的叹词，像“啊”，“我爱恋的雨啊”，“使人爱恋的雨啊”。

师：还有感叹号，强烈的直接抒情。

生7：《雨的四季》结尾处还有对比手法。用北方天气的干燥、雨的稀少表达雨的珍贵，让我们更加强烈感受到作者对雨的渴望。

师：强烈的感情不仅在对比中，还在“只有……才……”这样的关联词中呢！

师：我们在聚焦首尾段中有了新发现，请同学们读——

屏显：

表白利器

语气助词+第一人称+比喻拟人+反复排比+对比衬托+多角度多层次=浓情蜜意

师：情同学们再次大声诵读这两篇课文的首尾两段，感受作者的抒情之妙。

（四）活动三：读美段，学绘景

师：请同学们认真品读作者绘景的段落，鉴赏批注，诵读积累。

生诵读、批注、积累，师巡视。

师：来吧，分享一下你们的发现。

生1：我发现作者虽然在每一段都围绕一个中心，但写的东西却很丰富。比如由草到人；由花到果，由果到蜂蜜。写风也是，由风到母亲的手，到泥土气息，到鸟儿和牧童。

师：你的观察真敏锐，我们请其他同学接着你的话往下说，行不行？

生2：由雨到灯，到人，到草屋。

生3：由风筝到孩子，由孩子到大人，由城市到乡下。

生4：由雨到树枝、树叶、花苞、小草、果子。

生5：由雨到人到大地到荷叶到蝉声蛙鼓。

季度自我总结篇（4）

一、引言

“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汽车产销量、乘用车产销量均实现超过千万辆的历史性跨越，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汽车产量对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汽车产量不仅会受到汽车企业或汽车行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许多外部可控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的生产生活会受到季节的影响，所以季节是各生产厂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本文正是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来研究季节是否对汽车产量有明显的影响。

二、研究命题

从图1我们观察到2001年到2012年这12年间每月的汽车产量变化趋势大体一致，所以我们认为月份对汽车产量有影响，由此作出假设：月份是汽车产量的显著影响因素。

图1 2001年到2012年每年分别的汽车产量

三、统计分析

（一）数据

本文使用了CCER提供的2000年12月到2012年11月共144个月的中国汽车销量的数据，其中2010年1月、2011年1月、2012年1月和2012年2月共4个数据在此数据库中缺失，因此，本人从中商情报网的相关数据中计算得出了缺失的4个数据的值，予以补足。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年不同季节的汽车产量，所以将上述144个月的数据加以汇总整理。以前一年度12月与本年度1月、2月共三个月的汽车产量总和作为本年度冬季的汽车产量;以本年度3月、4月、5月的汽车产量总和作为本年度春季的汽车产量;以本年度6月、7月、8月的汽车产量总和作为本年度夏季的汽车产量;以本年度9月、10月、11月的汽车产量总和作为本年度的秋季汽车产量。

（二）统计方法

本文研究季节对汽车产量的影响，使用的方法是单因素方差分析。

1.单因素方差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就是只针对一个因素进行方差分析，旨在分析该因素对样本数据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这个因素指的就是季节，我们要观察季节对汽车产量的影响。

设μi（i=1，2，3，4），其中1、2、3和4分别表示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μi表示对应季节汽车产量的均值，则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为：H0：μ1=μ2=μ3=μ4

H1：μ1，μ2， μ3，μ4不全相等

选择显著性水平α=0.05

进行方差分析必须满足：第一，各总体必须服从正态分布（本文使用单样本K-S检验）;第二，各总体的方差应相同，即方差齐性（SPSS在方差分析中会自动给出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

2.单样本K-S检验

K-S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属于拟合优度型检验，可以检验样本数据是否服从指定的理论分布[2]。

单样本K-S检验的零假设是：总体的分布与指定的理论分布没有显著差异。

本文中指定的理论分布为正态分布。

由于本文中要分别检验四个不同季节的样本数据总体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检验之前要先使用SPSS中的拆分文件（Split File）功能将数据集文件按季节进行拆分。

（三）统计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单样本K-S检验结果，四个季节对应的p值分别为0.460、0.952、0.816、0.581，p值都很大，说明四个季节汽车产量的各总体分布与正态分布都没有显著差异，即满足了进行方差分析所需的第一个条件。

表 1 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根据表2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p值为0.841，很大，所以可以认为各季节汽车产量的方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方差具有齐性，满足了进行方差分析所需要的第二个条件。

根据表3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p值为0.836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季节对汽车产量没有显著性影响。

四、总结

虽然我们根据经验以及从折线图中直观的观察到汽车产量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成高低起伏的状态，但对2001年到2012年各季节的汽车产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季节对汽车产量没有显著影响。所以，即使现实中汽车产量会因为季节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季节不是影响汽车产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季度自我总结篇（5）

  20xx年是丰收的一年，在我们经理的带领下，我们与同事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终于我们这一年制定的目标基本完成，下面谈一谈我这一年的工作总结。

  一、客户有需要看房一定会安排

  在工作中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客户只要想看房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带客户去看房，虽然在这过程中有的客户可能不是想立马购房，虽然不是可以马上成交的客户，但是只要提出了看房这就说明客户对房子的需求非常强烈，我应该及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在购房的过程与客户沟通，掌握其中的关键，把握好度，很有可能然客户立马成交，因为有需要就会购买，只是购买的时间长短，但是我要做的就是让客户尽快购买房子，我要做的任务也非常简单就是把房子卖出去。看房时要把房子的优势说出来，把这些重点阐述清楚，让客户知道其中的到来，并且让他么知道房子不可能一直都等着他们，需要的人非常都，如果不立马购买就会被其他客户购买了，给客户紧迫感这就有利于客户购房，促成这笔交易。

  二、在与客户沟通时抓住决策人需求

  在购房时有很多客户不是做主的人，我称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客户，在家里她的丈夫掌管钱财，决定权也在他的丈夫那里，因此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布置要与来到我们公司的人协商清楚，还要与最终决策人做好沟通，不然一旦决策人不想购买这也没有任何办法，这只会让我们陷入尴尬境地，原本这套房是有客户看中了但是因为这位客户的原因只好留下来，可是却没有有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当我与他丈夫沟通时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没有资金，当然这只是借口，经过沟通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丈夫不想购买这里的房产，想去购买其他地方的房产，但是又没有与他的妻子沟通造成的。

  三、与同事配合工作

  我在工作时遇到客户有购房的需求，看遍了我手上的所有房产，都没有中意的，最终他看到了一个房产想要购买的房产有不是在我手上，而是我同事手上的房产，我同事又没有客户这时我走知道光凭我一个人是拿不下来，经过与同事协商之后我们决定共同合作解决这位客户，经过通力合作最终达成合作完成交易，这样的例子在工作中经常发生。

  四、及时修正自己的不足

  我自身也存在不足，我是一个新手，对于房产购买后还要给客户办置房产证等一系列手续，非常麻烦，我不熟悉业务流程经常需要同事帮助我才能够完成，这让我经常需要同事的帮助，工作最后的提成也因此减少，自己在与客户沟通的技巧也相应不足存在缺陷，这些缺陷让我不能够解决客户的需要，白白流失了很多客户。

  虽然有些问题，但是经过了一年的磨砺，我的能力明显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相信在以后我一定会忽的更好的成绩。

  销售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在繁忙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又半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回顾这半年的工作历程，作为企业的每一名员工，我们深深感到企业之蓬勃发展的热气。现就上一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我是销售部门的一名普通员工，刚到房产时，我对房地产方面的知识不是很精通，对于新环境、新事物比较陌生。在公司领导的帮助下，我很快了解到公司的性质及其房地产市场，作为销售部中的一员，我深深觉到自己身肩重任。作为企业的门面，企业的窗口，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同时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所以更要提高自身的素质，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在高素质的基础上更要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此外，还要广泛了解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动态，走在市场的前沿。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我已成为一名合格的销售人员，并且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房地产市场的起伏动荡，公司于20xx年与A公司进行合资，做好销售工作计划，共同完成销售工作。在这段时间，我积极配合A公司的员工，以销售为目的，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完成经营价格的制定，在春节前策划完成了广告宣传，为1月份的销售额奠定了基础，最后以2个月完成合同额100万元的好成绩而告终。经过这次企业的洗礼，我从中得到了不少专业知识，使自己各方面都所有提高。

  20xx年下旬公司与B公司合作，这又是公司的一次重大变革和质的飞跃。在此期间主要是针对房屋的销售。经过之前销售部对房屋执行内部认购等手段的铺垫制造出火爆场面。在销售部，我担任销售内业及会计两种职务。面对工作量的增加以及销售工作的系统化和正规化，工作显得繁重和其中。在开盘之际，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完成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熟悉和了解，我立刻进入角色并且娴熟的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由于房款数额巨大，在收款的过程中我做到谨慎认真，现已收取了上千万的房款，每一笔帐目都相得益彰，无一差错。此外在此销售过程中每月的总结和每周例会，我不断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及时找出弊端并及早改善。销售部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将二期房屋全部清盘，而且一期余房也一并售罄，这其中与我和其他销售部成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0xx年这一年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收获的。公司在每一名员工的努力下，在新的一年中将会有新的突破，新的气象，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接下来，我们会做好20xx年下半年工作计划，争取将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

  销售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转眼20xx年过去了，回首这一年来的工作，尽管我为公司的贡献微薄，也算为公司发展销售市场增添砖瓦起到一个铺垫作用吧！通过工作学习和其他员工的相互沟通、帮助，我和公司的其他员工已经互相离不开成为一个集体，我已经深深的感受到公司发展了才有我个人的发展。通过市场对客户的走访，进一步的促进了我的业务能力。同时我现在的工作能力是和公司领导关怀支持帮助是密不可分的。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工作上的不足和问题是今后应该时刻注意和逐步改进的。

  一、回顾20xx年工作是一虚心学习过程

  1、工作表现：20xx年，我始终把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在提高自身的业务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正确认识自身的工作，正确处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新客户维护老客户上，来提高我对工作本身的认知程度。细心学习同业人员的长处，改掉自身存在的不足，虚心向刘总、宋经理请教，主动接受同事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岗位职能，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计划。

  2、今后的努力方向：加强学习，勇于实践，坚持工作热情。在不断的总结中成长，提高自我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以适应新的形式的需要，积极与公司人员沟通，以学习他人之长，才能更好的促进自我能力，满足客户需求和开拓市场空间。

  二、白酒旺季营销策略：随着冬季的进入和圣诞、元旦、春节等节日的临近，白酒已全面进入了“旺季”。

  对于旺季的营销，关键在于快速反馈、在于创新、在于抢占终端，因为渠道为王，终端制胜，需要的是对市场的精耕细作，对渠道的充分挖掘和培育。那么，白酒应如何赢销“旺季”呢？以我看来所谓“旺季”是相对于淡季而言的，是指目标消费群体由于受消费习惯影响随季节变化而产生的需求变化。在冬季，一方面消费者对白酒的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相应的节庆、婚庆等活动比较多，“淡季做市场，旺季做销量”；“淡季抓酒店，旺季抓批发、商超”等已成为业内惯例。

  1、创新促销，抢占终端

  首先，在产品促销对象的选择上，公司应在旺季出台更优惠、力度更大的销售政策，先对重点市场、渠道成员和重点客户加大促销力度，迅速抢占市场终端，提升市场占有率，塑造影响力，从而逐步推进、拓展和延伸市场。其次，旺季要巧促销，降价、打折、买赠类促销方式，在旺季里就很难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很难产生促销效果。要想提升促销效率和取得理想效果，必须在促销上细分，科学策划，巧造热点，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在促销方面可以适时转换促销受益对象，如家长喝酒让孩子成为促销的受益者，往往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既销售了产品，又扩大了宣传影响；总之，在旺季做促销，需要的是策划创新，如在概念上造势、在活动中借势，不仅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还让其产生认知和信任，最终促使其产生购买行为。对于旺季促销，不仅要力度大，还要巧，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力求扎实到位，有一个完整的策划方案和执行方案。

  2、创新渠道，深度分销

  由于渠道在白酒的营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旺季的营销活动开展过程中应对渠道进行创新，优化和拓展公司的营销渠道，同时精耕市场，深度分销，要抓住宴请活动。在这些场合，白酒均是主要的招待用酒，婚宴、生日宴、节日聚餐、年会等宴请市场是白酒在旺季销售的一大重要市场。同时，由于相关的宴请场合一般人流量大，通过宴请市场可进行口碑宣传，起到一般广告宣传难以达到的效果。合适的产品、针对性的促销策划、一定的广告宣传能够有效抓住各种宴请活动。

  3、创新产品

  在旺季，应通过产品创新来引导和吸引消费需求。产品创新指针对季节变化，根据新的需要，进行产品研制创新，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塑造市场热点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如开发一些具有保健、养生功能的白酒、开发一些低度的女性白酒、针对不同行业的人士开发白酒、为某些庆典活动开发纪念性产品等。提升了整体市场占有率和覆盖率，有效地占领了终端市场。

  4、内部营销

季度自我总结篇（6）

国外学者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体①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督管理者和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中介体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量的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些实证研究遗漏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我们的问题是,国外学者的上述看法———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是否适用于我国?由于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必然意味着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对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以判断在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有的话,则我们可以断定,国外学者的上述看法很可能适用于我国,因为我们无从否定它在我国的适用性;相反,如果没有的话,则我们可以断定,国外学者的上述看法不适用于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

2·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选取两个指标。第一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我国缺乏M3的统计数据,我们用M2替代。需要指出的是,M2是某一时点值(期末余额),而GDP是某个时期的累计值,所以,为了减轻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仿照金和莱文(KingandLevine,1993,p720,footnote3)的做法,对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的M2求算术平均,再除以本季度的名义GDP,从而得到本季度的DEPTH。1995年以后的季度GDP和M2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1999·1),1993和1994年的季度GDP来自《中国经济运行轨迹(1990—1994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二个指标用来衡量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我们用BANK来表示这一指标。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一指标,是因为根据金和莱文(KingandLevine,1993)的说法,不同类型金融中介体的重要性不同,如与中央银行相比,存款货币银行可能提供更好的风险管理和投资信息服务。BANK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3个资产类帐户“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除以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三个资产类帐户“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以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4个资产类帐户“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1999·1)。

除以上两个金融中介指标,还需要建立经济增长指标。为此,需要计算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为了使各季的GDP具有可比性,首先需要计算各季的实际GDP。我们以1998年第1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RPI就得到实际GDP。为了使各季的GDP具有可比性,还需要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季度经济增长指标。各季的RPI和GY来自某一权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此处不便说出它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DEPTH和BANK两个指标中,我们未作季节调整,这是因为DEPTH和BANK是两个比值,季节因素同时对分子和分母施加影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关于这一点以后不再说明。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只选取两个变量:一个变量是季度通货膨胀率(π),它在数值上等于[(本季RPI-上季RPI)/上季RPI]×100%;另一个变量是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RADE)。季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是根据月度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和月度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平均数(美元兑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计算出来的。其中月度进出口总额(亿美元)来自《海关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月度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平均数来自《中国金融》(中国人民银行主办)。

3·回归的结果及其分析

在回归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两个金融中介指标———DEPTH和BANK———之间的相关系数。由相关矩阵(见表3)知DEPTH和BANK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1,说明两者的相关性不高,从而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中介的发达程度。两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是不同的。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序列π还是其滞后序列π(-4)都不显著地进入增长的回归模型中,所以我们在表1的“解释变量”列中未列出它们。这似乎有悖于常识。本季的通货膨胀率和上年同季度的通货膨胀率竟然对本季的实际增长率基本上无影响,尽管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货币是超中性的(superneutral)———经济体系中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动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变量,而对实际变量无影响。对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我们没有对π作季节调整,而对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作了季节调整。

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深度指标DEPTH或其滞后变量DEPTH(-4)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中,说明本季或上年同季DEPTH和季节调整后的季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或其滞后变量BANK(-4)的t-检验值低于DEPTH或DEPTH(-4)的t-检验值,但一旦BANK和DEPTH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即使在对滞后变量TRADE(-4)进行控制之后。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率)。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DEPTH或DEPTH(-4)单独进入回归模型中,还是DEPTH和BANK联合进入回归模型中,DEPTH或DEPTH(-4)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在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若作深入分析,这种结果又不难得到解释。金融深度DEPTH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乃是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的结果。货币当局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率较低或为负时),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滞后变量DEPTH(-4)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负相关性可以从货币政策的时滞得到解释。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通常长于1年,货币当局在某时期实行的旨在推动经济增长(或防止经济过热)的扩张性(或紧缩性)货币政策,到了下年的同一时期未见成效———经济依然处于衰退(或高涨)期,从而在对GY的回归模型中,DEPTH(-4)的系数为负。一种可行的替代办法是拉长金融深度的滞后期,即不用DEPTH(-4),而用DEPTH(-8)或DEPTH(-12)等等,但由于我们此处使用的时间范围太短(只有6年,即1993年第1季度至1998年第4季度),这样做使观测值个数太少,从而失去意义。中国金融深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留待以后研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BANK或BANK(-4)单独进入回归模型中(尽管此时各自的t-检验值不是很高),还是BANK和DEPTH联合进入回归模型中,BANK或BANK(-4)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这表明,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5)、(6)和(7)三个回归中,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存款货币银行在提供风险管理和投资信息服务上的特殊重要性,把它们的发展同经济增长密切联系起来。在(5)、(6)和(7)三个回归中,BANK的系数不仅在统计上显著,在经济上也显著。例如,在回归(6)中,BANK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Y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4·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作如下的判断,即国外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普遍看法———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很可能适用于我国。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不发达必定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所以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似应放在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上。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1·问题的提出

国外学者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何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强度如何等问题上存在较严重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的相关关系,另一些人认为股票市场在风险分散(riskdiversification)或风险分担(risksharing)和流动性提供等方面的作用使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股票市场发展可能不利于储蓄率进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这两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但即使在这些人当中也存在分歧,分歧体现在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强度上。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andZervos,1996;1998)以及阿切和约万诺维奇(AtjeandJovanovic,1993)等人认为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哈里斯(Harris,1997)则认为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弱,并且在统计上不是很显著,他还特别指出,在欠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至多是非常弱的,而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水平确实有助于解释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尽管我国的股票市场成立时间不长,但其发展速度飞快。问题是,我国股票市场的这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在本部分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如果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可作如下的判断,即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至少在过去的几年间是这样);相反,如果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则我们不能作出上述判断。

2·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指标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详细介绍,此处只介绍股票市场发展指标。我们仿照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Demirgü-KuntandLevine,1996)的做法并考虑到数据在我国的可获得性,提出三个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与季度GDP的比率,它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我们用CAPITALIZATION来表示这一指标。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是该季度三个月的月末市价总值的算术平均。市价总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的市价总值之和。1995年以后的每月月末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市价总值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1999·1),1993、1994年的每月月末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市价总值分别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年报》(1994、1995)(中国证券业协会编);后两个指标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二是每季的总成交金额与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总成交金额等于该季度三个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额之和。1995年以后的每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成交金额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1999·1),1993和1994年的每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成交金额分别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年报》(1994、1995)(中国证券业协会编);另一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转率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平均市价总值。

3·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国外学者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主流看法———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并不适用于我国。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更有甚者,股票市场发展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眼下不应该过分地强调股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反,我们应该重点发展金融中介体,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让存款货币银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应该规范股票市场的发展,而不应该一味地促其发展。

三、中国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

1·问题的提出

本部分研究中国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的实证关系,乍看起来,这似乎与本文的关系不大,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但作为金融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中介体和股票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金融中介体和股票市场之间有何种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对一国的金融政策取向,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类型选择(发展何种类型的金融体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加之一些人在潜意识中对金融中介体和股票市场的关系存在误解,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国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以便明确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否对金融中介体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如果计量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金融中介体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则意味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不以牺牲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为代价,从而消除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疑虑。

2·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在本部分,我们使用的金融中介指标有两个———DEPTH和BANK,这两个指标的含义及数据来源见第一部分。我们使用的股票市场发展指标有三个———CAPITALIZATION、VAL-UE和TURNOVER,这三个指标的含义及数据来源见第二部分。

3·回归的结果及其分析

在回归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五个金融发展指标DEPTH、BANK、CAPITALIZATION、VALUE和TURNOVER的相关矩阵。为了作进一步说明,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回归的结果(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出回归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不排斥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一方面,股票市场发展的三个指标CAPITALIZATION、VALUE和TURNOVER及其滞后变量CAPITALIZATION(-1)、VALUE(-1)和TURNOVER(-1)都不很显著地进入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的各个回归模型,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的本季和上季运行情况对本季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的影响甚微,也就是说,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业务规模基本上不受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和股价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金融深度DEPTH的各个回归方程中,股票市场发展的三个指标CAPI-TALIZATION、VALUE、TURNOVER或其滞后变量CAPITALIZATION(-4)、VALUE(-4)、TURNOVER(-4)的估计系数全为正(尽管这6个变量中只有2个变量———CAPI-TALIZATION和VALUE———在统计上很显著),这至少可以说明,在股票市场发展和金融中介体发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互补关系。

季度自我总结篇（7）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1999年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1999年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andzeros，1998)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1999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第一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2000．2)。

第二个指标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股市流动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额在公开出版物上难于找到现成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证券报》(1993．1—1993．12)和《证券市场周刊》(1993．1—1993．2)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个指标是换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均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liqridity)。

第四个指标是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沪市a股指数来自《中国证券报》(1993．1—1999．12)。在我们研究的期限内，深市和沪市大盘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只计算了沪市a股指数的标准差。因为上市公司的季度红利分配数据无法精确得到，所以我们在计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时，只计算了资本利得的标准差。

(2)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我们以1993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的rpi就得到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在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的月度环比数据，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统计年鉴》(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月度环比数据散见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1—2000．1)、《中国统计》(1992．11—1996．2)、《宏观经济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标中，我们使用的均是名义gdp，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同时作用于这些指标的分子与分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销了这种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无法获得资本存量的季度折旧数据，所以不使用资本存量增长率指标；②无法获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整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所以使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各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值同样除以季度零售物价指数而化为实际值，然后再计算各季度的环比增长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

99年第四季度的名义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1994．5)和《宏观经济管理》(1994．8—2000．2)。

第三个指标是居民的银行储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再除以该季度的名义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

(3)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用depth来表示，测定金融中介的规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带息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m2／gdp。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的算术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中国金融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因为1993年前后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标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内影响。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有必要结合相定变量进行分析。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在优比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叠之处，西方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表明金融中介同样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对大企业的控制，以及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提供了不尽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场在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机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对大企业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果：结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大于1．71)。

当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间的高相关度并不一定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因为当期经济的繁荣同样会导致当期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在回归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关系数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关系数与value的偏相关系数相比，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由0．63变化到0．60)。这说明当期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水平与一年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是非常高的。仅仅根据上述数据，我们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场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下问题——“价格效应”，即预期将来经济的繁荣会导致当期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交易的活跃。“价格效应”会使股票流通市值扩大，成交金额增加。为了检验“价格效应”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间高相关性的主要原因，我们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回归，表1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效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capitalization(-4)仍然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虽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为2．28)，但依然相当大。由于，我们大胆地引申出如下结论：这些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总体上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下述几个方面的论证无疑是必要的。

首先，银行贷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无法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总是在贷款合同中规定贷款的用途，限制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将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知识、技术更加密集的项目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而且企业在投资这些项目时不再面临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上市公司确实也将80％以上的资金用于新建、扩建项目和技改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一般都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价的低迷也将使公司配股资金的筹集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股票市场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股市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结论支持中国股市已逐渐达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过去的价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场达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着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不断提高。

第三，国有银行在贷款项目的选择上并没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评估方法，而且还要经常发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贷款，对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输血”，使银行信贷资源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我国公司上市名额非常稀缺，证监会的选择尽管不是最优的，但是基于“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选机制，使获准上市的企业往往是该行业、该地区的优秀企业，相对说来，募集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还是相当高的。此外，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配股权的获得规定了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这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四，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非常缺乏，作为大信贷者的国有银行，同样面临委托——的冲突问题，对企业信贷的使用缺乏事后的监督，使资源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得到最优的配置。将国有企业推向股票市场，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特别是吸纳的法人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监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报、年报和一些重要事项，也就增加了国有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便于企业接受外部投资者的监督。对1998年底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显示：1994年至1998年间总经理共发生了65次非正常变更(排除因年龄、生病这两种原因引起的变更)，平均每家公司为0．37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差、公司发生购并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动是总经理非正常变更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统计表明，在1998年发生的52起实质性资产重组(第一大股东易主)中，总经理全部被更换。通过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内部监督、外部约束的加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果二：在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流动性指标都进入模型的三个回归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不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较小)。

这说明在我国股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这几年里，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莱文和泽尔沃斯对42个国家作了跨国分析后认为，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降低投资股票的风险，从而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项目。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存在着新股的“短缺”现象，这也是我国对新股发行实行配额制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购买新股的热情决不会因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降低而减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使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大于因股市流动性增加而加强了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所实现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而且，股市规模的扩大便于投资者隐藏私人信息，对私人信息的垄断能使投资者获取更高的交易利润，这就激励投资者花费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将随着股票交易逐渐渗入到股票价格中，股票价格对企业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资源的配资效率就越高。

结果三：换手率指标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换手率的偏相关系数相当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很低。

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极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换手率为5．27，1976—1993年间美国的平均换手率0．493，日本为0．469，泰国为0．739，韩国为0．832财。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由换手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非显著性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在一个股机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在短期内将股票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抛售，追求的目标纯粹是资本利得。这种短期行为使投资者更关注股票的技术分析、k线形态、炒作概念，而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效率、经营业绩、行业发展都不会花费足够的精力去调查研究。这样，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不会面临中小股东的监督压力，而且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实质信息也会非常少。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状况相脱离，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就被削弱了。

结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volatility(—2)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关系数是-1．09。

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波动的标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资股票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用投资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这种市场风险越大，则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就越不愿意投资于股市，他们宁愿将钱存在银行里，追求低风险的稳定收益。这势必会影响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德龙等人(bradforddelongetal，1989)的观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会阻碍投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标depth显著地进入所有的回归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归系数是负的。

这一检验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解释

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由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决定，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通过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居民的储蓄存款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与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余衡量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几个指标均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而且这个效应滞后了半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从资金募集到项目投资的间隔大约为半年左右。同时，股票融资和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并不是纯粹的替代交系，企业从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后确实会减少向银行借款，但是企业募集资金的大部分却是投向一些技术含量较高、投资周期较长的新项目，而这些项目在企业上市之前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也会因为资金成本过高降低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而被企业放弃。如果这些项目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可以转变成新的生产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确实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研究显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投资项目外部性的逐渐溢出则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鉴于我国季度劳动生产率数据难觅，我们无法对劳动生产率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回归。

季度自我总结篇（8）

二、数据与参数估计

我们使用混合频率(每日及每季度)的数据集，①目的是利用每日股票收益率预测季度产出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本文使用(最优频域滤波器)过滤过的及原始的道琼斯工业指数(DJI)日收益率来预测美国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我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5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我们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1)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每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都被计算以方便不同预测模型之间的比较。类似地，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预测新加坡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采用的日股票收益数据为198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海峡时报指数(STI)，我们同样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1)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1.频域滤波器Ouliaris和Corbae［14］提出了一种新的频域滤波器(简称为FDF)，该滤波器可以提取水平时间序列中的周期性成分，并且能够轻松地处理时间序列的随机及确定性趋势(对平稳序列显然)。通过一系列的蒙特卡罗实验，利用数据生成过程如美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发现该频域滤波器相比流行的时域滤波器(HP滤波器及BK滤波器)，其均方预测误差要低得多。此外，Ou-liaris和Corbae［14］建议的频域滤波器相比Mari-anne和Robert［15］以及Hodrick和Prescott［16］分别提出的BK滤波器和HP滤波器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它只需要我们设定一个商业周期的区间，而不需要设定任何参数。以本文为例，我们提取了6—32季度(即1.5—8.0年)区间的产出成分，或者等价地，395.0—2088.5天区间的每日股票收益成分。2.参数估计MIDAS方法关键的一步在于估计MIDAS权重函数式(2)及式(3)当中参数(θ1，θ2)的值。参数(θ1，θ2)不仅决定了MIDAS权重函数的形状，而且同样决定了式(1)中所包含的滞后项数目的多少。本文试图从“预测”(Forecasting)及“实时预报”(Nowcasting)两种情境下分别估计(θ1，θ2)。限于篇幅，我们仅使用如下包含指数Almon权重函数的AR－MIDAS回归方程。将表1中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代入Almon权重函数，就能得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Almon权重与滞后日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在“预测”情境下，我们利用式(5)AR－MIDAS模型得出参数值(β0，β1，β2)及(θ1，θ2)估计值，如表2所示。

三、预测分析

我们考虑如下的MIDAS预测模型:。其中，Yt代表名义或者对数差分化后的产出增长率。Sqt(Sq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且经过如式(4)或者式(5)的“季节反应”处理，即乘以因子(1－^β1L)以剔除“季节反应”(下同)。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Sfd1(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我们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预测，且在每种情境中选择以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作为我们的基准模型，例如，式(6)为“实时预报”情境下的基准模型;式(7)为“预测”情境下的基准模型。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因为季度股票回报率数据与产出增长率及数据处于同一频率，因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其对后者进行预测;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加总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季度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高频股票回报数据是否包含任何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用的信息，且是季度股票回报数据所没有捕捉到的。同样地，使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我们检测MIDAS方法的有效性，即使用MI-DAS权重函数对高频数据进行加总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对预测有用的信息。此外，通过比较FDF日股票回报率(即使用频域滤波器过滤后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在剔除了超高频的噪音以及可能的季节趋势之后，我们的预测结果会不会比原始数据来得更好。我们将对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率的预测结果列示在表3和表4中。我们分别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计算出每一个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并且除以每种情境下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以便比较。另外，从数据部分的介绍可知，我们所采用的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h=8，h=16，h=24。

1.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原始股票回报率以及经频域过滤器过滤过的日股票回报率对预测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作用十分微小，计算出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与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比值都大于1，说明我们所选取的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比基准模型要差。同时，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我们很难甄别以原始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式(8)与式(9))和以FDF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预测模型(式(10)与式(11))之间的优劣。以上是针对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看上去令人有些沮丧，因为在加入高频股票回报率的信息之后，我们的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效果反而更差。不过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让人重拾对MIDAS预测模型的信心，对新加坡的预测结果更是相当地鼓舞人心。我们接下来分析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表3中用黑体显示的数值表示，式(8)预测模型以及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相比基准模型式(6)都要低，说明两者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要高。换句话说，在引入高频股票数据后(无论是原始的还是经频域过滤因子过滤过的)，我们改进了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另外，很容易看出式(8)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h=8、h=16、h=24的相对均方预测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小。这说明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式(10)更高。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一方面能看出式(8)预测模型和式(10)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均比相应的基准模型式(6)和式(7)大，说明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后，我们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反而降低了。另外，对比式(8)与式(10)的预测结果可知，在“预测”情境下，且在三个预测区间当中，式(8)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小。综上所述，对于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我们的MIDAS预测模型不但没有提供相比基准模型更多的有用信息，反而降低了预测精度。而且我们也不能在式(8)与式(10)、式(9)与式(11)预测模型做出优劣的判断。对于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以及式(10)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均有改进，虽然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最后，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更高。这说明，我们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的过程当中，可能把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益的信息也过滤掉了，而这些有用的信息包含在高频噪音以及长期趋势当中。

2.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与名义产出增长率预测的情形类似，Yt代表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季度通货膨胀率，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季度加总，而sfdt(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预测结果显示，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之后，式(8)—式(11)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FSE)相比基准模型都小于1(只有使用FDF日股票回报率对美国进行“实时预报”与“预测”时情况例外)，说明高频股票回报率数据包含有预测有用的信息。具体而言，对美国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以原始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有更高的预测精度。以FDF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随着预测区间的不同而预测结果不一样。且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相比FDF日股票回报率包含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而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于新加坡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后，剔除掉了高频噪音及长期趋势的影响，的确改进了新加坡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果。

3.Diebold－Mariano检验Diebold和Mariano［17］提出了一种比较不同预测模型的直接方法，该方法可用于二次损失函数、多期预测以及预测误差。我们将应用该检验比较不同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选取均方误差损失为我们的损失函数。我们在“实时预报”以及“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比较，而且也对“实时预报”情境下的预测指标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指标进行了交叉比较。从表5可知，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预测模型要弱(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但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然而，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原始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以及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都要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但后两者之间的差别却不明显。对于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本文所采纳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对比没有显著差别。我们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得出一些新的结果:分别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和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的预测精度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10%)。特别地，我们看到FDF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原始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高(显著性水平同样为10%)，这说明当我们将高频STI指数可能的季度趋势以及高频的噪音过滤掉以后，模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精度相应提高。在“预测”情境下(如表5中栏所示)，我们发现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以及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本文所应用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均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检验结果告诉我们，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要稍差(显著性水平为10%)，然而，后者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原始日股票收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以及基准模型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5%)，虽然后两者之间的预测差别并不明显。这证实了我们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预测的结论。我们再一次看到，采用最优频率过滤器过滤后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进我们的预测精度。我们对比“实时预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即交叉对比，结果显示在表5下栏。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并没有显著改进。对于FDF日股票收益率(实时和滞后一期)情形类似。这说明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并没有显著改善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然而，对于基准模型，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的确改进了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尽管程度比较弱。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三个以实时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与以滞后一期的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的预测并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要高，且显著性水平为1%，但对于其它两个预测模型，实时股票信息的引进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滞后一期的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要低(显著性水平为5%)。

季度自我总结篇（9）

自从今年1月开始，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半径在不断地小幅收缩，最终出现了市场人士所推测的季度贸易逆差。据海关总署4月1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3月份，我国对外出口3996.4亿美元，增长26.5％；进口4006.6亿美元，增长32.6％。一季度进口值创历史新高，首次超过4000亿美元。进口的强劲增长，直接导致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我国继2003年和2004年一季度之后再次出现贸易逆差。全面地分析，导致中国进口劲升而出口相对“给力”不足的主要力量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形成了对进口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据专家预测，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幅可能在9.6％左右(仅略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9.8％)，相应地，固定资产投资也持续扩张，其中仅今年1-2月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就达17444亿元，同比增长24.9％。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性非常之大，从而使得相关进口产品出现猛增，如一季度对铁矿砂进口1.8亿吨，增幅达14.4％。

其次，输入性通胀构成了对中国出口企业巨大的成本压力。进入2011年以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年初的91美元／桶升至目前的113美元／桶，受此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普遍持续上扬，由此驱动着国内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根据海关的数据，过去三月我国进口的主要原材料价格一直在快速上涨，其中3月份铁矿石进口均价为160.7美元／吨，同比上涨58.3％，与1月&2月相比上涨4.1％；3月份原油进口均价同比上涨33.1％至732.5美元／吨，比1月&2月高出10.5％。资料表明，中国2010年铁矿石和原油进口分别占总进口额的6％和10％，因此，仅铁矿石和原油价格上涨就对3月份进口增长的贡献可达6.8个百分点。

再次，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稀释了出口企业的部分利润。自2010年5月至今，国内30个省份先后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分别达20％-30％不等，最低工资由原来的900元最高提升到1320元。用工成本的增加必然对企业出口利润形成挤压。

最后，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出口企业因汇率变动而承受的成本压力加大。资料显示，自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先后突破多个重要关口，并不断创下汇改以来新高，前三个月累计升值高达1.16％，而且未来升值预期还在强化。由于国内企业多为加工型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利润空间势必因汇率上升而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年以来，包括地缘政治和自然灾害在内的许多突发因素也构成了对中国企业出口的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如我国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比较多，而且大部分是中间品，但由于地震的原因，日本部分企业已经停止发货，导致国内一些企业设备难以到货，影响了再生产和产品的出口。正是如此，中国3月份对日出口同比增幅从1―2月的22.4％扩大至37.4％，但从日本进口同比增幅从1-2月的33.4％下滑至16.6％。

贸易逆差的两面

如同货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贸易逆差不仅折射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和国内经济模式调整的积极动态。

应当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在与他国的贸易博弈中处于顺差位势或者说能够最大程度地抑制与减少贸易逆差，因此，贸易季度逆差在中国贸易中的出现值得警觉。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对外出口仍保持着增长态势，但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搅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已经重新进入上行通道，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输入性通胀风险正在增大。

当然，如同贸易顺差带给了中国的许多有利影响一样，贸易季度逆差也释放出了许多积极信号。首先，我国贸易主体结构正在逐渐优化。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2119.3亿美元，增长41％，其中出口1245.3亿美元，增长35.4％，进口874亿美元，增长49.9％。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1729.5亿美元，增长27.8％，其中出口575.8亿美元，增长16.4％，进口1153.8亿美元，增长34.5％。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项指标，民营企业都跑赢了国有企业。其次，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在出口商品中，一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320.3亿美元，增长22.8％，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8.1％；与此同时，大宗商品如服装、纺织品、鞋类的出口仅出现平稳增长。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正在发生升级。第三，进口的增加表明我国消费能力的增强与扩张，而逆差的事实则可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外需拉动更多转向内外需均衡拉动。以汽车消费为例，在连续多月保持了进口量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口汽车仍达23.6万辆，增幅为31.8％。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政策实施及其目标实现的角度讲，季度贸易逆差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贸易逆差有利于短期调节中国贸易盈余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截至2010年，我国已连续近11年实现国际收支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顺差规模的减小甚至逆差的小幅放大无疑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的不对称状况，缓解我国因巨额顺差而产生的大量货币投放压力，加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灵活性。

逆差不会持久

客观上审视，季度逆差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贸易生态的变化，更可能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贸易政策的调整，因此，准确拿捏贸易逆差的实际影响，仔细甄判逆差之后的贸易态势就特别重要，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季度自我总结篇（10）

JEL分类号：G32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1-0044-09

一、引言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多种多样，比如Watts和Zimmerman提出的三个著名的假设：薪酬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1986)。此外，避税、高管更替、管理层收购都有可能导致盈余管理。由于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主要有IPO、配股或增发、防亏保壳等。但是以往的研究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常量，没有考虑其变动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当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影响企业实现其特定经济目的时，企业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抵消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冲击。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代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紧缩的货币政策至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经营：一是紧缩货币政策减少了贷款供给，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二是贷款利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利息支出，导致利润和现金流同时降低。因此货币政策变化会影响公司价值，产生经济后果。本文在引入公司治理因素后，考察了紧缩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影响，并主要基于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t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解释。

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不是被动等待或者接受货币政策变化，而是通过会计手段操纵盈余，以规避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民营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而交叉上市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总之，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时，控制权性质、财务状况以及外部监管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影响显著。

本文基于沪深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证明了货币政策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为研究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提供了全新的微观证据：基于新兴证券市场的特殊国情，引入上市公司控制权性质、财务状况及外部监管这些内外部治理因素，为研究治理因素对公司会计行为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是指上市公司为了特定目的而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章永奎、刘峰，2002)。盈余管理破坏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性，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治理因素对盈余管理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政府等)缔结的一组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和经济人的自利性，处于内部控制人地位的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公司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委托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保证公司管理层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营公司。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通常是以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受此治理框架约束的管理者唯有真实提高公司业绩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司治理有效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有重要影响。研究证明，公司所有权性质、股权结构、外部监管等治理因素对盈余管理都有影响。

这些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来解释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就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如Kashyap et aL(1993)利用美国季度数据证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改变企业内外部融资结构，总体导致外部贷款融资总量下降；Oliner&Rudebusch(1996)利用三十四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小公司的内部融资；Ghosh&sensarma(2004)利用印度数据，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选择有影响。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异质性影响研究较少，主要有陆正飞、祝继高(2008)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陈鹄飞(2010)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最优融资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也没有涉及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会计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我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调控，主要体现在增加或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产生经济后果。由于通过会计处理提高盈余水平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上市公司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减少货币政策变动对自身的冲击。

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伯南克和布兰德(Bernanke&Blinder，1992)以及Kashvap&Stein(2000)利用美国银行业数据研究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显著影响银行的放贷能力，导致银行减少贷款的供给。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体中银行体系起主导配置作用。AUen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远大于证券市场，银行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蒋瑛琨、刘艳武和赵振全(2005)和索彦峰、于波(2006)以及盛松成、吴培新(2008)的进一步研究均表明银行信贷仍然是中国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王国松(2004)和索彦峰、范从来(2007)的研究表明紧缩货币政策下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显著减少。

中国上市公司对银行信贷有很强的依赖性。笔者整理了2002～201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年平均资产负债率、长短期借款总和占总负债的年平均值和短期借款占长短期借款总额的年平均值，见表1。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为平稳，负债约有一半是向银行进行融资，而在向银行借贷中短期借款超过长期借款，表明银行信贷仍是上市公司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以短期融资为主。

会计信息对银行贷款决策有显著影响。饶艳超、胡奕明(2005)对银行信贷中会计信息的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银行信贷人员对利润总额的关注程度在所有财务报表科目中排在第三位，仅次于长短期借款和应收账款。银行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尤其是对利润总额的关注，使得企业在通货紧缩时期为获得银行贷

款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再融资(增发、配股)也是上市公司解决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股市进行调整，此时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会受到限制。在上市资源实行审批制的大背景下，只有那些财务业绩异常优异的上市公司才会受到监管部门青睐获得优先再融资权。企业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迎合监管部门的偏好。根据以上分析，从融资的角度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以提高业绩获得新增信贷资源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引入控制权性质、财务压力、外部监管等来考察公司治理因素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对上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在影响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诸因素中，控股权性质是重要一环。中国上市公司按控股权性质分为国有和民营两种。目前控股权性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因为国有企业由于产权虚置会造成内部治理结构失效：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东。自身是没有能力控制企业的，而其所委托的行政机关，政府官员也没有真正的积极性去监督企业――因为行政机关与政府官员虽然有剩余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有效监督和评价管理者，从而产生内部人控制。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升迁)或掩盖问题(如亏损)，通过会计造假是一个成本较低的渠道，这从郑百文、红光实业、四川长虹等国有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事件中得到证明。第二种意见认为民营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力更强。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并非以盈利为唯一目标，它还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即使亏损也会受到政府的关照，因此国家控股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而民营上市公司并非大家想像的那样产权明晰、内部治理完善，相反，针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存在更为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种意见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趋同，控股权性质不会对盈余管理产生作用。例如有研究表明股权分散情况下股权性质与盈余管理行为无关。我们仍然从获得融资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在中国，国有控股公司由于所有制的优势享受着超市场待遇，表现在信贷资源分配上存在贷款软约束的情况，政府实际上为国有企业贷款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在法制不完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更愿意向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放贷，而不愿意向缺乏有效担保的民营企业倾斜。监管部门也愿意优先安排国有企业上市或再融资。这从降低风险角度是一个理性选择。而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良好的绩效是其获取市场资源的前提。在货币政策从紧带来的融资资源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当然对提高业绩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因而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从1998年4月22日开始，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对连续2年出现亏损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对亏损上市公司提出警告，也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随后在2003年，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制度，在已出现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标志。而《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均明文规定了对于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应给予暂停上市处理，并且如果在宽限期内不能扭亏，公司将被终止上市。上市公司一旦被带上ST或*ST帽子，公司的市场信誉和财务信用度将会被严重降低，无法再通过配股或者增发股份进行融资，而公司在其它融资方面、经营方面也会受到较大影响；而公司被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丧失。融资能力和壳资源的丧失，对内部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时，往往伴随着提高贷款利率，利率提高增加上市公司利息支出，会对经营业绩本来就不佳的ST类公司雪上加霜，导致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央行短期内连续提高利率更是如此。紧缩期ST类上市公司财务压力巨大，有着强烈的改善业绩实现扭亏保壳的动机。因此我们将是否被ST作为财务压力大小的划分标准，即按照是否被ST将所有样本公司分为两类：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大，非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小。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夏立军等(2005)提出：公司治理环境至少包括政府治理、法治水平、产权保护、市场竞争、信用体系等方面。公司治理环境相对于股权结构安排、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独立审计制度、经理人市场机制、接管和并购市场机制等等公司治理机制是更为基础性的层面。没有良好的治理环境，这些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很难发挥作用。一些研究表明，外部治理环境(如完善的法律体系、政府干预的减少、审计师的意见等)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重要作用(徐浩萍，2004；夏立军、方轶强，2005；吴永明、袁春生，2007)。作为一种外在的市场准入约束，交叉上市要求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和更完善的公司治理。Moel(1999)、Huddaa et al(1999)、Pagano et al.(2002)发现，交叉上市能显著提高公司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更多、更规范的信息披露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交叉上市公司接受更严格的法规要求，其信息披露更透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完善。在成熟市场有效监管下，交叉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将付出昂贵的成本。相对于国外成熟市场，内地股票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监管水平有待提高，监管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上市公司违法成本低。因此，我们用是否交叉上市作为面临外部监管严格与否的划分标准，提出第四个假设：

H4：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单一上市公司相对于交叉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2～200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并按以下标准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至少连续上市两年以上；(3)剔除2005～2008无银行贷款或证券融资的公司；(4)剔除样本期间所有权性质发生变化以及资产重组导致主营业务发生改变的公司；(5)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我们最后得到941家公司26348个公司/季度观测值。数据主要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部分来自CSMAR数据库。

(二)被解释变量

盈余管理衡量指标多种多样，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国外成熟市场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我国并不一定适应。盈余管理按调控科目划分可以分为操纵“线上项目”和“线下项目”。线上项目指损益表中营业利润以上的项目，是从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线下项目指损益表中营业利润以下的项

目，包括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补贴收入等，是公司从附属的和非持续性的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由于线上项目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并且随着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和审计责任的加强，其操控程度得到很大限制。线下项目则不然。具有很强的可操控性。Haw et al(1998)和廖理、许艳(2005)以及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借鉴Chen和Yuan(2001)、李维安等(2005)直接用非经常性损益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替代变量，本文首先采用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例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然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寻找盈余管理最合适的变量。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线下项目(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投资收益(TZ)、营业外收支净额(YYW)、补贴收入(BT)。2006年新准则中，补贴收入纳入营业外收入进行核算。因此盈余管理变量为：(营业外收支净额+投资收益)/总资产。

本文研究时段选择200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在该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艺术趋向成熟。2002年至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2006年以后，由于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快速增加，经济有全面过热迹象，央行又适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为经济降温，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为应对次贷危机才转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表明了这一过程(见图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06年之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保持稳定，从2006年2季度起开始上升，并在2008年3季度达到17.5％的历史新高，第4季度开始下降。因此这是一个由稳健货币政策转向紧缩货币政策的完整的过程，为我们考察紧缩货币政策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创造了良好的观测窗口。

我们从万得金融数据库中整理得到目标公司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将所有目标公司该比值按季度求总和、均值，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列示如图2(为便于比较，对相关数值单位进行了统一，以下均如此处理)：

我们发现，在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每年各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呈现一个稳定状态，而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该比值发生了剧烈波动。我们认为。如果央行在2006年之后仍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则各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仍然会保持稳定；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应的是非经常性损益的正常值。则我们可以通过2006年之后非经常性损益相对于正常值的变化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基于此判断，我们将上市公司2002-2005年各对应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的均值定义为该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正常值，然后用2006-2008年的对应季度的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减去这个正常值，作为盈余管理变量(例如要求某上市公司2006年1季度的盈余管理变量，首先将该上市公司2002年1季度、2003年1季度、2004年1季度、2005年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的均值作为该公司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正常值，然后用2006年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减去这个正常值即得)。

但是非经常性损益中包括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科目反映企业进行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的收益和亏损。上市公司不仅作为证券市场投资的客体，亦作为参与者，成为投资的主体。除基于战略目的的长期股权投资外，上市公司对证券市场的参与大多是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为目的的证券投资。上市公司进行短期投资的现象非常普遍。2002年至2005年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熊市，沪深指数连跌5年，证券投资者亏损累累。而从2005年以来的大牛市，在2007年9月达到了顶峰。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从顶点6124点股市急转直下到2008年10月的1664点，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股市的大起大落，投资者暴盈暴亏，使得2002～2005年投资收益不能代表上市公司投资收益的正常值；而2006～2007年的大牛市也使得我们无法判断上市公司巨额投资收益是正常投资所得还是人为操纵导致。由于我们无法控制各种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而且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的研究表明2006年新准则的实施制约了上市公司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我们将投资收益剔除。这样非经常性损益只包括一个项目：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是通过会计上的两个科目得到：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外收入一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支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收入、支出，包括政府补助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非货币换、债务重组的利得或损失。国内研究表明，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因此营业外收支净额作为盈余管理指标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整理得到2002～2008年目标公司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将所有目标公司的该比值按季度求总和、均值，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列示如图3：

我们发现，2006年之前上市公司每年各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呈现一个稳定状态，2006年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而在2007年之后该比值发生了剧烈变动，其变化基本与非经常性损益与总资产的比值变化一致。据此我们认为，如果央行在2006年之后仍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则各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仍然会保持稳定：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应的是营业外收支净额的正常值。我们可以通过2006年之后营业外收支净额相对于正常值的变化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基于此判断，我们将上市公司2002～2005年各对应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的均值定义为该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的正常值，然后用2006、2007、2008年相对应季度的比值减去这个正常值，作为盈余管理变量(例如要求某上市公司2006年1季度的盈余管理变量，首先将该上市公司2002年1季度、2003年1季度、2004年1季度、2005年1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的均值作为该公司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正常值，然后用2006年1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值减去这个正常值即得)，该指标越高，上市公司通过营业外收支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四、盈余管理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1)图4给出了货币政策紧缩期间各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总资产比值较正常值增加、减少或没有变化的公司数量，选择增加该比值的公司数量季度均值

为631家，占样本总量的67％；季度最高值为725家，占样本总量的77％；季度最低值为577家，占样本总量的61％。这说明多数上市公司在紧缩期间增加营业外收支净额以达到提高业绩的目的。

(2)表2对紧缩期盈余管理变量(营业外收支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相对于正常值的季度变化值)的均值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右侧检验)。结果发现，除2006年四季度外，其余季度变化值至少在10％的置信度下显著大于0。图5给出了紧缩期间(营业外收支净额/总资产)相对于正常值，该比值的季度变化均值变动趋势。从中可以看到，在货币政策紧缩初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并不显著；但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升，季度变化值显著增长并在高位波动，说明随着紧缩程度不断加深，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显著。表2和图5说明从总体上来说，紧缩期间上市公司是正向调增营业外收支净额，盈余管理的方向是增加利润。

(3)图6、图7、图8列示了加入治理因素后，营业外收支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对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从图中我们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前期，不同治理因素的上市公司该指标季度变化值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但随着紧缩力度的不断加深，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ST类公司，民营和ST类上市公司该指标季度变化值显著正向变化；非交叉上市公司较交叉上市公司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变动。而整个紧缩期交叉上市公司营业外收支净额变化没有规律，呈随机状，且波动幅度显著低于非交叉上市公司。

五、多元回归检验

(一)被解释变量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用2006-2008年目标公司季度营业外收支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相对于该比值正常值的差额作为盈余管理变量。

(二)解释变量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信贷规模限制，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央行通过控制贷款基准利率来影响贷款价格，通过法定存款准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经检验，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在相关性，考虑到我国中央银行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远高于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具有更强的政策信号指示作用。2002年至2005年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以该期间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基准，将2006年至2008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于基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作为货币政策解释变量的变量，即ACRR=06－08季度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基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CRR>0且CRR持续上升，货币政策从紧。因为2008年第四季度为应对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央行连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剔除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

考虑到不同治理类型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根据研究目的，我们设定三个哑变量，第一个为SEOi区分终极控制人类型，数值0代表国有，数值1代表民营、非国有；第二个为STi区分公司财务风险，数值1代表ST公司，数值0代表非ST公司；第三个为CROSS；用来区分是否交叉上市，内地单一上市公司赋值1，同时在香港或海外和内地上市公司取0。

(三)控制变量

，以往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负债状况等公司自身特征对盈余管理有影响，我们选择公司规模、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资产营业利润率。和反映负债状况的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与年度的影响：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Yitit=α+β1*Mpitit+β2*Mplt*Seoitit+β*3MpllStitit+β*4*Mplt*Crossitit+β5*Levt+β6*Roaitit+β7*Sizeitit+行业效应+年度效应-eitit

其中i=1，2，…，代表样本公司个数；t=1，2，…，28，代表观测季度数；Yitit代表公司i在第t个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Mpitit为表征货币政策的变量，即CRR；Levitit、Roaitit、Sizeitit,为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公司自身因素的影响；Seoitit、Stitit、Crossitit代表公司治理类型，共3个哑变量；eitit为残差项；β1，计量货币政策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β2-β4计量不同治理公司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降低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以横截面数据的方差(cross-section)作为权重，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货币政策、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采用SAS9.0进行数据整理，Eviews6.0软件进行模型计量。

(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中数据看上市公司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均值为负，说明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存在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营业外收支)调整利润的可能性。

表4为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从表中数据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其中(1)为不包含哑变量的回归。ACRR在模型(1)、(2)中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存款准备金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上市公司营业外收支净额平均增加3个百分点。因此，在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会提高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利润总额(假设1)。通过模型我们看到，CRR_SEO、CRR_ST、CRR_CROSS系数显著为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ST类上市公司相对于非ST类上市公司、单一上市公司相对于交叉上市公司营业外收支净额变化大，更有可能通过营业外收支进行盈余管理(假设2、3、4)，因此可以判断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显著。CRR_ST、CRR_CROSS系数远较CRR_SEO大。说明财务状况、外部监管比控制权性质对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影响更大。

结合我国现有金融体制，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期间民营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力度显著超过国有企业的原因是由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国有企业由于体制上的优势、政策上的倾斜、政府的隐形担保可以确保在融资上的优势，比如国家对四大商业银行花费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对亏损累累的国有几大航空公司注资，央行货币政策变动对他们影响有限，因此通过盈余管理提高业绩以取得融资优势动力不足，而民营上市公司则需进行盈余管理提高业绩以获取融资上的优势。但民营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业绩破坏了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更加严格，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们认为紧缩期更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改善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地位，使民营企业获得公平待遇，是降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有效措施。

ST类公司是那些连续亏损被交易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这类公司由于面临摘牌的风险。对可能造成经营成本上升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比非ST类公司更加敏感，因此会进行更大力度的盈余操纵以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如经营成本上升等负面冲击。

交叉上市公司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到监管更加严厉的市场上市将承担更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接受更严格的监管。而国内股票市场在监管制度上存在缺陷，对会计造假公司处罚过轻，使得上市公司违法成本过低，客观上鼓励了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调节利润。

而且，根据回归结果，在公司治理诸因素中，财务压力和外部监管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较控股权性质更大。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我们应当主要从企业财务状况和外部监管来判断和控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我们发现规模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因为公司规模大往往意味着公司内部控制和治理水平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公司的盈余管理。

4、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