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篇（1）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2）

摘要：女性学学科的方法论应是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借用阴阳理论，采用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社会性别分层研究等研究范式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性别问题，可以为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提供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28-05

一、引言

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女性学(Women Studies)在中国高校教育中渐入佳境。然而，女性学学科依然还处于边缘状态，存在“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各高校开设的女性学课程还不够规范”[1]等问题。

学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国内女性学学科建设理论目前处于方法论的探索阶段，甚至有人认为方法论缺失。方法论的选择显然与学科目的有关。女性学学科目的应是进行关于社会性别的教育和研究。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其一，干预知识生产、改造社会文化，质疑和挑战通常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言说和传达机制。其二，为婚姻、生育、家庭和医疗、教育、就业等有关的社会性别决策进行理论准备和参考。其三，在主流文化框架下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咨询和政策宣传，培养和塑造合乎需要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身份。其四，批判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揭示社会性别的历史建构模式。因而，女性学学科教育和科研的方法论都应该是社会性别研究，即“兼顾对社会性别方法论的坚持和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但以坚持社会性别的方法论为先”。[2]

然而，源于欧美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否能够被简单移植人中国女性问题的讨论与分析之中，还值得认真讨论。按照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历史地形成的，因此，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脱离社会性别宣示的具体语境，很难得到准确的社会性别认知。学界早已意识到如何将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两性存在状态做出自己的解释，用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去诠释它的历史存在”。[3](p43)2005年在“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上，云南大学学者回应了本土化的呼声，认为本土化就是“把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观点吸收融化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1]本文所谓本土化，指中国女性学应建设出具有中国文化系统下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社会性别研究。

二、美国学者对明末清初社会性别研究带来的启示

国内对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艰难尝试时，美国的中国学①学者已经为社会性别理论的中国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当下中国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学成果无疑可以使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获得启示。本文即以美国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社会性别研究为例，阐述美国学者如何将社会性别研究中国化。

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极为强调方法论的中国化，对照搬社会性别理论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觉：“强调身体差异的社会性别建构仿如西方现代科学革命中的一项独特发明，它与‘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一起被打包到中国。”[41(P6-7)进而言之，美国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注意到了三个方面：历史还原、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层次，即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存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思维和历史现实、中国女性与男性之间具有阴阳互补的性别关系结构、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身份具有多样性。

明清时期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时期之一：“一个最好的范例就产生在女性作品和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作品的研究领域，学者运用西方女权观与中国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得出别致研究结论”。[5]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如柳如是、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如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②的论文“吕坤的新读者：女性识字对17世纪社会思想的影响”、魏爱莲(Ellen Widmer)③的论文“17世纪中国才女”、孙康宜④(Kang-I Sun Chang)的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高彦颐(Dorothy Yin-yee Ko)⑤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对女性教育、女性结社、女性出书及女才子与男性文人的互动关系给予了关注。这些论文或论著在围绕17世纪文学或社会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时，极为注重历史还原。

高彦颐提醒人们分析中国女性问题时，应注意避免“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她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的二分模式中，人们往往将规范静态化，罔顾历史现实中理想化准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中国的女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将规范当做了历史事实：“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高彦颐提出用新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取代"SEIN"时期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二分模式，新的模式被称为三重动态模式，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6](p1-28)所谓三重动态分析模式，实际正是历史还原的具体方案。过往历史分析时惯用的文学经典(通常是由男性建构的文学经典)、正史材料、官方论述、贞节牌坊等在一定范围内被质疑。高彦颐援引了四、五百种各类材料以及各种相关的古今著作，通过对插图绘画、书坊出版、女性文学以及男性文人创作的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小说、话本、戏曲等材料的考察，揭示出17世纪才女可能在理想化的规范与生活实践的错层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会性别研究不仅注重还原，还注重将女性与男性并置予以研究，“不仅仅对女性予以考察，也考察男性，社会性别研究拓宽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7](p271)正是将男女两性关系置于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历史还原，美国学者注意到不同于西方性别之间的截然对立，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别思维中的阴阳互补观念，中国文化中女性与男性或女性之间组成了极为复杂的性别关系。费侠莉(Charlotte Furth)⑥的论文从阴阳关系的角度人笔，通过考察16世纪医案及其在17世纪的反响，[8]费侠莉认为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是阴阳互转观，即承认相对的可转化的对立(flexible bipolarity)，因此，男女生理差异也是可互转的。[8]这种观念可以在中医学中得到证明。中 医认为人皆来于男精女血，因而每个人的身体内部均有阴阳。阴阳两种流动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生理性别差异。怀孕时阴阳关系不能平衡则会产生生育异常，如出现两性人现象。费侠莉对中医的研究结论打破了将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差异而二分的思维模式。同一种性别的身体包含着阴阳两性，还挑战了西方社会性别理论中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对立的思维模式，社会性别可能是与生理性别无关的角色扮演。这一观念在她的《繁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公元960～1665年》一书中被强化。费侠莉考察了更多的中医医案，尤其是妇科医案，从中挖掘出不同于西方生物学系统对社会性别与身体的认知。费侠莉认为，西方人对身体与社会性别的认知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采用了一种过于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语言，将生理性别看作是自然的、动物性特征，从而将其固定化、绝对化。与之不同，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身体是由各种阴阳组合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因此，男性或女性的身体中均存在阴阳关系，男女之间的阴阳关系也统一于一个更大的认知系统中：“宽泛地理解，中国关于阴阳的概念组建了一个联锁网络，这一网络将许多现象的抽象意义联结到一个共同的机制中。男女关系即是这一机制的的组成部分”。[4](p7)

费侠莉的研究与社会性别分析的两种研究路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一为研究双性同体(Androgyny)。美国的中国学界出现大量关于身体和性的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对贾宝玉、王熙凤等形象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错位特征的分析以及明清同性恋或双性恋分析均成为研究热点。Zhuyan Zhou⑦的专著《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考察了明末清初“双性同体”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性别政治的文学表征。Zhou重点选择《红楼梦》、《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以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作品及其作家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并说明作家的这种社会性别审美趣味与道家阴柔思想密不可分。与17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明清文学中的双性同体是对当时新儒家思想的反动，是作家政治自卑焦虑的反映，是作家对阴柔政治不满的体现。[9]费侠莉在其论文中以李良雨事件为个案分析明代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识。[8]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发生的李良雨事件典型地反映出其时人们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知。李良雨两年时间内由男变女，这一事件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被改写后出现在李渔、沈德符和李诩的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中。费侠莉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历史事件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此事的热烈关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因而不难理解当时的李东等人开始谴责晚明上流社会的男性女性化和男风盛行的现象。

其二为研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互补关系。一旦男女的生理性别是瞬时和偶然的，则社会性别也可能在两性之间转化甚至颠倒。孙康宜关注文学文本，她注意到有的男性文人在诗文中摹仿女性声音，而有的女性诗人则反之，因而单凭诗歌文本难以确定性别身份。孙康宜因此提出“文化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男女两性均欲跨越社会性别区分。[10](p961)在《(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浦安迪(Andrew H.Plaks)从叙事学角度发现《红楼梦》存在阴阳关系的原型隐喻。艾梅兰(Maram Epstein)⑧研究《礼记》和朱熹《家礼》后看到了儒家伦理注重两性之间的均衡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既是自然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特征的清晰体现。[11)(P25)因此，《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对阴阳和谐关系的隐喻，表达出阴阳失衡的忧虑。由此看来，两性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远非仅止于家庭内部的关系而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社会性别研究的外延被大大扩展。

正是基于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女性具有复杂的性别结构或层次。社会性别层次的研究范式使静态的群体性的女性被动态的多样性的女性取代。即便是置于总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定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也可以变得更为丰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出身、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年龄辈份等均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扮演或社会性别处境构成影响。因此，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将女性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进行细致而深入地研究。才女、狐仙、小妾、婢女、妓女、女同性恋、三姑六婆、悍妇、女勇士、寡妇、宫女、缠足女性、贞女烈妇、职业妇女、下岗女工、女留学生等各个性别层次的女性均进入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视野。[12]

对文学作品中的悍妇、妒妇、泼妇形象研究是这种研究范式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一般而言，女性阅读理论中的妇女形象批评认为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归为两类，即天使类或妖魔类，悍妇形象则属于男性作家因“厌女症”而塑造的妖魔化女性。但吴燕娜(Yenna Wu)⑨在研究17世纪小说戏剧的长篇论文中，注意到了17世纪小说戏剧中塑造的悍妇、泼妇、妒妇形象并非完全为男性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而有其现实基础。从大量正史材料和笔记小说来看，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能的确会由于家庭出身、经济地位、文化教养、个人品性、家庭责任等各种原因形成对男性的支配权。[13]此外，中国小说戏剧的妒悍主题书写中，男性的惧内也普遍被冷嘲热讽。因而仅就悍妇这一社会性别层次而言，很难简单判定作者只是在嘲讽女性。在研究中国悍妇的专著中，吴燕娜认为悍妇出现的原因来于父权观念对女性的压制激起的女性反抗；儒礼及其衍生的闺训引起女性的抵制；法律和经济制度对女性独立和改嫁权利的剥夺导致女性的反抗、家族之中女性之间的压制和反压制、丈夫品性的低下与生活恶习遭到妻子的鄙弃与不满、妻子的懒散暴虐的性格导致对丈夫的虐待等；从男性角度来看，“惧内”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妻子无法约束或家训不严、对妻子的情感痴迷、日常和家庭生活对妻子的过度依赖、休妻与个人家族荣誉之间产生矛盾、社会舆论对休妻再娶的普遍谴责、姻缘天定的宗教观念等。[14](P20-50)这种分析模式实质是将妒悍之妻与惧内之夫分别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中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妖魔化或天使化女性复杂生动。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发现，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讨论明清之际女性问题时实际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和社会性别层次研究。一般情况下，这三种研究范式是交叉的。

三、值得思考的方法论和本土化问题

上述研究范式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反本质主义思潮相呼应。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曾批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经常不考虑生命的复杂 性――女性是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种族和群体组成的。[15](P486)历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也批评人们整齐划一地将女性当做一个不变的受害的整体的倾向，[16](P365)对于女性解放而言，这种做法并无好处。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fGender Trouble)一书中更是认为，性别角色绝非固定不变而只是一种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表演来改变自己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研究方法显然还回应着文化研究中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Michel Foucauh)的非常规权力分析模式。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霸权的建立需要借助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与霸权理论具有内在联系，权力是多向分布的，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决然对立的关系。

尽管美国的中国学阐述的是他们本民族和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但越来越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学队伍，加之有意识地进行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美国的中国学界已经与国内学界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采用上述三种研究范式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往往会使用到“阴”、“阳”等中国文化独具的概念，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社会性别思维源于阴阳思想：“儒、道美学视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masculine)和女性化(feminine)的所有特点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阴阳两性的关系也是如此。”[17](p156-170)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3）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笔者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分工、性别发展、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再次，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及两性的社会性差异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了解，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二）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婚姻、家庭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

（三）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要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三、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促进女生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而不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敷衍了事，置之不理。

四、高校女生接受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 为以后获得两性间完美生活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华夏出版社，2005.

[2]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3]李银河.两性关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9.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5]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4）

[作者简介]付红梅，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硕士，湖南长沙41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7―0161―03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它不仅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和多层的社会图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社会性别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以这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在这次会议上，“社会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另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的产物。在这之后，“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西方大量的社会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如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政策：走向性别意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等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妇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1997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央党校“将性别意识纳人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可以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度，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讨社会性别的内容，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并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了一个武器。因此，应大力提倡宣传和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并且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的研究，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继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而把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而应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性别理论自1997年以后在中国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处，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政在《社会性别理论在史学界的运用――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中深入探讨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从妇女切人、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来，还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风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比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在第一

期时，重点是探讨打工妹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997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体的培训，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成为项目的侧重点。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者和各级妇联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建构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三，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5）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女性学假设:虽然男人和女人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singlesociety)中，但男人和女人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女性学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例如上述提及的非官方的、私人的、非戏剧性的、隐形的、情感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却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这不同于原有的理性含义，而是特指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就此而言，女性学方法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和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的再认识。女性学关注女性被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私人生活领域、社会经验和知识贡献，并以此作为分析女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工具［7］［8］。根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9］，女性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地评价性别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提出具有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女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开发女人而非男人所关心的问题与议题，发展出另一种解释或假说，使用另一种证据，促进对女人世界观的理解，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说，女性学就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在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的同时，探讨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新规律［7］［8］。

女性学虽然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相对立，即不以男性为敌。首先，它注重的是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女性学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状况，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再次，女性学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意识为出发点研究、探索社会运行的状况及其规律。它虽然强调其女性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但也注重对男性的研究，并通过对自身以及男性的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女性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有性人(sexedbe-ing)”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10］［11］。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具有国别差异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学术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学术将更适用于女性，也更有利于女性［12］。#p#分页标题#e#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包含严重的男性偏见，刻意突出男人的主体性，并予以自然界特殊的性别，用“它”指称自然界，显示出男性同时控制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并主宰女人的自由，因此，女性学研究者需要通过对隐蔽在科学研究中的男性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对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加以揭露，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的男性中心和男性偏见进行强烈抨击，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女性学研究者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或应用于“证明的情境”，而不适用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即“发现的情境”。所以，女性学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因为科学家在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时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并且不同的科学问题将会导致一个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科学图景。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诸如区别主体和客体、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重复性等［13］。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批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传统解释，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中认识与把握科学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根源及变革策略［14］。同样，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质疑和批判，其立论基础与贡献不仅适用于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也给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尽管女性学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化证明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是，其反思给人们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更为深入而宽广的思考空间［13］。

男女两性作为现实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两种性别角色，他们的差异不仅在生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功能和性别特征，更主要的体现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性别意识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乃是由生理特征决定，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为其有异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因而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针对这种普遍潜存于人们思想深层的、由自然生理差别形成两性间的社会差异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旨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等社会性别特征其实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并非天生如此。如果说自然生理差异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基石，那么，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成为铲除这块顽石的利器。在对男女两性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及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无疑为这一探讨开辟了崭新的视角［15］。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学提出的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构成了挑战。知识建构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其中包括两方面:(1)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因此，女性学研究者认识到，在知识建构中，不同的分析框架、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而且，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者”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极为必要。进一步说，女性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16］。女性学对所谓的“普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再认识，因为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并重新概念化［17］。这其中涉及知识论方面的三个问题:(1)什么是“知识”?(2)“知识”的主体是谁?(3)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据有怎样的关系［8］?在以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主流学术理论、概念及结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乃至谬误时，研究和行动的实践使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普遍适用性提出疑问，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特征与运作机制、性别与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的建构等议题的重要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强调［18］。

就中国女性学而言，其经历了拓荒、奠基、建立平台、积聚力量等不同发展阶段，现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女性学成为学术领域新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对女性学课程设置、教学、女性学学位教育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认可。这些学位点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其中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19］。

四、女性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发展

从本质上说，女性学属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其长处在于便利的跨学科条件所产生的互补优势，即所谓不拘一格，左右逢源。女性学研究女性的生存现实、性别主体意识、社会性别差异、边缘话语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基于对社会因素对女性个体和整体的影响的洞察。研究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影响与制约，有必要区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群体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又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因此，从一开始，女性学就有与人类学、民族学等联袂的传统，试图解决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女性学跨学科边缘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在性别与社会心理学、性别与语言学、性别与政治学、性别与教育学等结合，共同研究女性社会心理、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认同、性别发展意识、女性精神理性、性别言语行为规范、语言习得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语言习得与性骚扰、性别与政治和权势，以及非婚同居、白领独身、性别暴力、变性人与同性恋等相关课题［2］。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性学既可以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同样也可以在妇女发展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以便将各种与女性学相关的问题一并纳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范围之内。针对女性学理论模式上的多元化、研究视野上的交叉性、考察范围上的外延性、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参与群体上的广泛性，女性学可谓“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catego-ry)［1］［20］。作为女性学的主导范式不但将其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而且更加关心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社会心理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就理论发展问题而言，女性学研究首先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其他老牌的成熟学科看齐，创建更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学研究者在解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21］。再次，新世纪的女性学研究有必要采用“传承式话语”模式，从历史回归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化绝对论的内在含义，丰富和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内容［1］［22］［23］。女性学还须进一步消除门派隔阂，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内省实证，比翼齐飞。最后，女性学有必要发挥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以便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推下，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将会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微型化、变通性的趋势［1］。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学理论的流变，多半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密不可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内部机制包括学科本质、理论来源、学术传统等内容:外部因素包括培养目的、社会职能、市场需要等内容［1］。

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女性学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下、深受心理学影响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理论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进步，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自主的理论创新机会。从学科特征方面而言，回顾近百年来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女性学一直具有以应用为主的工具性特点。不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探索，还是女性学自立门户之后的专题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格物致用的色彩。因此，格物致用是女性学学科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为女性学学科研究本身所特有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从女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也体现出作为理论使用者的应用型特征，以及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与实践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其来源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反过来又对妇女运动实践给予指导，使之保持明确的行动方向，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发展目标［24］。

从内部因素来看，女性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如何促进妇女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逐步得到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们的潜能如何逐步得到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而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特定涵义，把作为人的发展子系统的妇女发展，直接链接到社会发展系统下去讨论［2］。作为应用学科的代表，女性学研究领域里一直保留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与范畴的痕迹，由此形成其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新世纪的女性学理论发展，一方面会像社会学那样，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细化的进程，也会出现一些专门化程度高、针对性强的“非通适性”理论模式［1］。

从理论上来讲，跨学科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双赢局面”，二是形成“两败结果”。从历史渊源、学科特性、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女性学同社会学的联袂，有可能开创一个双赢局面。跨学科视角下的女性学研究，拓宽了女性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增强了女性学的理论阐释力。然而，如何有效提高女性学理论的内在化程度，顺利完成从两性矛盾、对抗到两性平等、和谐的自然过渡，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问题与矛盾的艰巨探索过程。学科精细化、理论应用化、研究系统化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三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新兴学科的孵化器、学科发展的支撑点、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女性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长的方法论优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学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1］。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而这些价值目标、取向和原则只有通过培育被理解和掌握，成为行动的指南，才能得以践行，才能取得一定的实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问题。所以，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

一、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个人，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主体。但是，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与实践中，大学生被质点化为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没有关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性别差异，更没有把女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专门考察和研究。客观地说，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性别特点，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差异，根据大学生的性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明确一个问题，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这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二、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性别和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差异，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一）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是以性别平等、性别公正和性别和谐为核心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性别理论创新和性别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性别理论和性别文化指导妇女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需要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女大学生作为女性群体的精英和广大妇女群众的知识代言人，她们既接受了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养，又能够深切感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性别歧视等问题，深知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和谐和性别公正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所以，她们能够积极宣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引领女性社会生活的新潮流和新时尚，成为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主体。女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性别文化，正确理解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践行者，成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传播和弘扬先进性别文化的先进分子。传播、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二）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四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针对传统社会中压抑女性的状况，提出了彰显女性自我和女性个性的“四自”精神。“四自”精神成为新时代女性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在新时期女性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的精神力量。“四自”精神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女大学生则是实现“四自”精神的主要社会群体。女大学生由于接受了系统的、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教育，更能理解“四自”精神的内涵，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践行这种精神，成为实践“四自”精神的重要主体。

（三）女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性别和谐，实现性别和谐就是要消除性别歧视，以先进的性别文化指导和引领和谐性别关系的实现。女大学生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因为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实现了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才能实现性别和谐。推动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需要具备先进的性别文化，女大学生恰恰是掌握了先进性别文化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她们不但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能力。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和谐的性别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女大学生不但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四）女大学生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女大学生当下和将来在家庭生活中要陆续扮演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弘扬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角色。孝女、贤妻、慈母对促进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女大学生在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三、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实效性的措施

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要明确女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主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其次，对女大学生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重要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育措施。

（一）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渠道作用

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给大学生系统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和重要性，理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避免“假、大、空”，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达到践之以行的效果。另外，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采用性别视角，对男女大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重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调动女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先进性别文化与“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与“四自”精神的责任与使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高校要开设女性学课程和性别文化类课程，在女大学生中广泛普及先进性别文化和“四自”精神的一些基本知识，让女大学生深知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意义和价值，并自觉落实到行动中去。通过组织女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调查了解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一些性别歧视现象和限制女性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深刻认识落后性别文化阻碍女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激发女大学生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的积极性。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7）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8）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9）

一、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收获

女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三大主要基础理论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下面我们将分流派概述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研究近5年来的主要学术产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该理论较为强调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的作用，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只有参加社会公共生产劳动、消灭私有制，妇女才能得以解放。在社会主义中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妇女理论依然是近年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重心。5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妇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与历史经验。对此，部分学者对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给予了学术关注，比如单孝虹通过剖析关于妇女运动的一些思想和论述，指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1］。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学者通过考察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解读了党的妇女运动方针和历史贡献。女性学教授韩贺南着重研读了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关于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支撑这一观点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最后为我们勾画出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这一基本命题的理论体系［2］。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党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和积极作用，《中国妇运》期刊还特别开辟了《党的妇女工作90年》专栏，其中学者于念在《从四个决议案看党成立初期妇女运动方针的基本思想》一文中，除了关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还对三大、四大和六大先后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中的精神做了精辟的阐述［3］。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产出了大量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著［4］［5］［6］［7］，提出应吸纳社会性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众多实现马克思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8］。另一方面，充实和完善较具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性别和谐理论的内涵也依然是部分研究者学术努力的重要方向。性别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要求的见解，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9］［10］。关于性别和谐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方面，叶文振认为性别和谐是一种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我国的性别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性别意识、妇联的组织作为、性别文化与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11］。学者们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性别和谐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大多认为应通过国家政府、各级妇联、社会舆论、两性人口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性别关系［11］［12］［13］［14］。

在国外，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现代主义视野对传统马克思妇女理论的规范性形态进行破译和创新仍然是西方学者的学术工作重点，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妇女公共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应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一些新的妇女问题，西方学界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在妇女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上，有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异议，不赞成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的观点［15］。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争论后达成的共识，例如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观点，部分研究者声称，这场争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做家务，而不是男性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16］，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对于妇女的状况和家庭领域有必要做更仔细的分析［17］。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忽视了受资本家霸权支配的无产阶级中也有性别区分［18］，没有注意到在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妇女走出家庭后，在工厂中也得不到平等对待的事实［19］。

第二，阶级分析和去阶级化的女性观争论。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研究中表现出的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采用了空洞与格式化的语言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两种理论倾向，反对单纯从经济决定因素和阶级分析出发阐述妇女问题，认为应诉诸于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微观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妇女压迫主题［20］。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们强调一种反阶级论的女性观，力图摆脱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纯经济分析，并试图把性别问题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来，放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生活领域中进行考察。持另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去阶级化的微观分析回避了资本主义女性压迫的阶级实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阶级分析，因此有可能导致一种否认集体主义行动和瓦解政治斗志的相对论和个性化的简化论［21］，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微观文化抗争只有融入具有阶级力量和结构地位的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性力量［22］［23］。

(二)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流派是理论分支最多的一个基础理论流派，各分支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上观点各异，有的注重生理因素，有的注重心理因素，有的注重经济因素，有的注重文化因素等，但是，它们都以女性经验为研究来源，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政治目标。近5年来的国内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编译和提炼西方女性主义原著和思想。在经典原著部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1550～1720年》［24］、波伏娃的《第二性》［25］等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典范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此外，一些学者则致力于译介较为新近的西方论著，如中央编译局江洋编译了英国吉莲•豪伊著述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女权主义教规化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包含进来，有哪些内容被删节，有哪些内容被抹掉［26］;宋素凤评介了佩吉•麦克拉肯主编的《女权主义理论读本》［27］，此读本收录了诸多女性主义文本范例，涵盖了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所跨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法律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与政治学。在阅读了大量女性主义西文文献后，部分学人还梳理和介绍了如“赛博(cyber)女性主义”［28］、“全球女权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29］等西方较为新兴的女权主义流派的主要理论思想。第二，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思考。为回应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跨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繁荣。在伦理教育方面，高德胜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视野入手，呼吁重建道德教育大厦，使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包容女性气质［30］。敬少丽进一步审视和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科与专业分类中的性别倾向和价值分层问题［31］。在政治哲学领域，付翠莲则就女权主义对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正义理论的批判这一话题展开探讨，认为女权主义通过挑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揭示其正义论忽视女性的内涵，从而表达了女权主义的正义诉求［32］。在文学艺术界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热闹景象，一些文艺学的硕博士生也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毕业学位论文进行研究［33］［34］。反观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林树明撰文对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信息大量重复、批评的“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等缺陷［35］。#p#分页标题#e#

相对比来看，国外女权主义流派这几年的进展更快，并大致呈现出两条发展主线:

第一，种族和性向等差异问题。西方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像从前那样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讨论妇女问题已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种族问题始终是近来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女性研究的文献与学术成果围绕种族问题展开，大多认为种族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并且有批评控诉女权主义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一些女权主义领导人不是忽视黑人妇女，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黑人［36］［37］。并且这类控诉并非一般的感性话语，大多都建立在实证材料或数据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学者们通过实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分析了女性在婚姻、教育等诸多方面权利的种族差异［38］［39］。其次，随着西方同性恋(homosexual)人数的逐渐增加，女性同性恋(lesbian)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的身心情况的比较研究结果指出，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上都比异性恋者有更大的风险，企图自杀的人更多［40］［41］［42］。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深入对西方国家女性同性恋家庭的生育要求以及女性同性恋家庭中的孩子成长等方面的研究［43］。

第二，全球化、跨国主义中的性别议题。近年来，超越国家边界的妇女问题迅速攀升，区域、跨国及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性别理论和现实问题已然成为国际妇女研究关注的主要前沿议题之一。全球女性主义的成果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进行。首先，是诸如贫困、生育、性等一些全球姐妹面对的共同问题，女权主义者们倡导应强调全球妇女政治经济权利的整体发展，并兼顾全球妇女在家庭、工作、民族等方面的多重公民身份［44］。其次，有人坚称，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比皆是，性别压迫与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压迫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劳工制度及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妇女的剥削就是一例［45］［46］。在女性主义从地方逐渐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有学者断言，未来就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女性主义研究的时代，妇女研究者们特别是妇女自身应站在全球发展的新高度上，来开拓全球女性主义的新视野［47］。

(三)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强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的建构作用。近些年，社会性别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性别分析大有成为女性研究主流的趋势。国内2006年以来的社会性别理论相关研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纯理论上的探讨。李叔君等从“秩序”问题入手，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逻辑辨析，力争从凸显出来的问题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空间［48］。同年，李叔君基于现代性与社会性别理论相融合的路径，从政治权力、财富以及文化三条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49］。还有一些研究者则以“社会性别”概念为线索，对国内国际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和嬗变进行了大致的勾勒［50］［51］。国内学界在对社会性别的理论评价方面褒贬不一，但大多数都还是对社会性别理论持积极态度，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根本改善［52］，以性别研究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和解构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是妇女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社会性别理论并非完美无缺，李晓光博士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它的局限性:社会性别理论试着建构一个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话语理论，一不小心可能会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潭;而且社会性别理论如果过分执著于性别的视角，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视野的狭小与盲区的出现［53］。第二，积极引进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者不仅致力于理论的探究，也积极把社会性别理论运用于各种现实社会现象和社会政策的分析中。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学者们关注并深刻分析了诸如农村女性家庭地位［54］、“剩女”现象［55］等社会热点问题。现象分析之外，女性学者们还力图对公共政策法规提出完善建议。鲍静总结了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必要性，并探讨了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本土化和主流化问题［56］。李红则在分析了现存社会政策中的性别不平等特点后，具体探究了制定丈夫休产假的法律条文、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等把社会性别平等理论镶嵌在社会政策之中的有效策略［57］。针对特殊全体“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就业状况，专家们也纷纷提出如对领导干部尤其是男干部进行性别意识培训［58］、在农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及特色经济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就地顺利转移［59］等各种带有社会性别理论内涵的政策建议。从世界范围内看，近年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男性气概的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妇女生活与经验得到了相对详尽的研究，所以西方学术界对发展男性气质等男性研究的兴趣开始日益浓厚。康奈尔(RaewynConnell)作为当今世界在此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研究集中体现了男性气概方面的最新成果。康奈尔在其代表作《性别与权力》一书中就指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都是在社会性别秩序下的包括生产、权力和情感的三重关系下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是相互影响而存在的，社会性别研究不能忽视男性气概，因为针对男性气概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及女性地位的改善［60］。在最近的研究中，康奈尔继续在全球框架内考察了殖民贸易、全球市场等经济重建进程是怎样间接影响和塑造了当代西方男性气概的，而这些又是如何影响了女性特质的建构，他认为社会的、性别外部的原因均会引起性别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单是男性气概被重构，女子气质也被重构［61］。在相对微观的领域里，康奈尔还对体育教育和男孩阳刚气概建设［62］、变性人的人生［63］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第二，关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随着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渠道的迅速扩大以及外籍华裔学者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西方社会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主题转向中国多样社会性别的构成过程、妇女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64］。与早期对中国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国外中国女性研究的主题更加广泛，基于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有所增加，政治立场相对客观。近5年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妇女研究还涉及身在国外的华人女性，例如对新时期的女华裔留学生的关注就是一个例子，研究者通过对20名华人女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来研究她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调适情况［65］，以期加深教育者对这些女生的了解，从而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出贡献。西方学者在中国妇女问题方面的另一个学术关注焦点就是对中国流动妇女、工厂女工等弱势妇女群体进行研究［66］，并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批判发展到“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阶段，即在分析性别问题的同时要与对象的如阶级、种族、地域等多重社会身份结合起来分析［67］。#p#分页标题#e#

二、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

追寻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脉络，不难发现，女性学理论研究在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理论预设”的痕迹过于突出。5年来，女性学研究的各学科分支不断深入拓展，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而且是多元的理论内涵。这些女性学学者的专业背景是多样化的，她们来自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她们以女性学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既有学问并将各自专业的最新理论信息带入女性学的研究。此外，女性学学科建设对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渴求与吸纳，也使得所有能为女性学研究所用的资源集中起来，进一步促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现象。但这期间，很多女性学者急于从新的角度、依据女性学理论和视角对原有学科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得出与此前不同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因而很多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一种高度相同的倾向: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断章取义，挑出文本中有利的片面例子，然后使之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理论研究的僵化。

第二，实证支撑不断丰富，但存在将社会性别分析夸大化的倾向。多年来，我们在作为基础理论源泉的社会实证层面上的研究硕果累累，对于许多具体的妇女问题探讨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许多以前被遗忘或者容易忽视的问题也都被纳入到了女性学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语言、同性恋到文化、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女性学研究无所不在的目光。但若将这些成果分类，不难发现，在理论的实证支撑方面，很多成果都采用了女性学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可以说，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立足于学术之林的重要砝码之一，它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为学科之间的交流建构起一个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支撑的平台。但是，应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妇女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然而又不能给予很恰切的论证，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倾向并不利于女性学理论的继续前行。

第三，多元综合趋势明显，但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糅合的弊端。在各国妇女理论研究的不断交流和有机融会中，女性学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形成彼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流派与流派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以上三种女性学理论的基础理论范式在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当前的实际研究中却没有那么径渭分明的界限，并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与此同时，很多学术产出渗透了多学派的理论观点和视角，很难说它们单纯地属于哪个理论派系的研究成果，只是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研究者们各取所需，对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但该多元理论综合仍然以西方社会为中心，仍然停留在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的阶段，而没有在对不同流派观点的全面理解与概念创新之上努力实现研究范式层面的系统整合，缺乏理论深度和应有的超越与创新，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重复和老套。

三、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5年来，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理论意识和学术取向在相当程度上都有所更新，产生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著述。但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可否认，中国的女性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依然略显逊色与滞后。为了加快女性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使中国女性学学科的真正成熟，在审视和对比西方女性学理论近年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1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00—05

一、“性别”是什么？

性别理论是围绕“性别是什么”展开的。那么，“性别”是什么呢？“性别”又是如何被表达的？“性别”与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由于性别理论近年才进入学界的视野，作为一个前沿的理论命题，对它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在此，我们只有借助现有的成果做出初步的回答：

（一）从人的分类学意义上来看。性别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的基本类特征以及由这种基本类特征标志出来的人类的类身份。和“性别”一样属于人的基本类属性和类身份的还有“种族”和阶级（阶层）。人类的这些基本类属性和类身份在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又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类属性和类身份，如家族、国籍、社团、党派、文化、宗教等。和“性别”一样，这些类属性和类身份是在人类历史演历过程中，综合了时间、空间、政治、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而形成的关于人的类的标志物和精神的归属地。就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都逃脱不了多种类属性的控制与统摄，都不可能单一地只归属于一种类属性和类身份，而是多种类属性的集合。其中，“性别”显得尤为复杂。但谈论“性别”不能就“性别”论“性别”，而应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把其放在“人”的大范畴中来看。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关涉每个人的根本问题成为人类难以破解的秘思。

（二）从辞源学上看。“性别”的涵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生理上的两性差别，即“自然性别”；二是因为社会原因造成的两性差异和等级区分，即“社会性别”。关于“社会性别”，朱迪丝·巴特勒在其《性别麻烦》一书中写道：“社会性别不应当建构为一个固定身份，或各种行为所遵循的媒介位置，毋宁说，社会性别是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建构的身份，通过风格化的重复行为在一个外部空间中得以构成。”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很难更改的生理性别，除非后天强制性的“手术变性”，自然性别是不可塑造的。而社会性别完全取决于后天塑造，是自然性别前提下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强制性的文化设定，“是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有关男/女角色分工、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对“性别”作如此分解，使性别具备了生理学和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双重内涵。它强调决定两性性别特征的主要原因在社会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反对把某些气质特征或行为方式看成是某种性别的人所天生具有的，而是强调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并着重考察男女性别认同的观念是在社会与文本中的形成机制。这可以说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最有灵感的理论建构。

（三）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方面看。男女两性的生物区别虽然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对“性别”、各自性别以及对方性别的理解和表达事实上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上的差异。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设定对人进行他塑与自塑、他律与自律，“构成了一整套等级制的性别关系模式，如主体/客体、独立/依附、阳刚/阴柔、主动/被动、主外/主内、尊/卑、强/弱、大/小、理性/感性、坚强/温柔等。在这里‘等级制’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它的意思是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及性角色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种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从而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这构成了“社会性别”的核心内容，但同时也表明“社会性别”并非是固定的范畴，它的可塑性证明其可能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这体现了“社会性别”在认知行为方式上与“自然性别”的本质不同。长期以来，对性别认知的“同一性”混淆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野，传统“男性”与“女性”的含义在文化活动中只作为分析性术语出现，而不是被分析的对象。父权制以来，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认定的“性别”概念或观念下进行认知活动的。显然，这对“女性”构成了巨大的认知上的压力和认同上的伤害：一个属于生理的性的类别，本来是和“男性”一样与生俱来，两性平等，却在人类历史的时间性演历中，出于人对人的统治、占有的需要而被强制性地异化为等级制的尊卑优劣两个类别，并以这种性别的等级制作为封建宗法统治的基础，从而剥夺了女性的社会身份。对此，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性别理论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的提出对女性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找到了“女性问题”的历史根源，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和男权中心文化提供了依据，也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二是为超越针对女性生物性定义的“性别决定论”提供了可能。人们认识到后天的社会文化设定是可以而且肯定要改变的，鼓励女性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创造自己的本质，决定自己的命运。三是包括了男女两性在内的“性别”理论，扩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女性文学研究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却又不局限于女性文学，而是把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与现象纳入“性别”的研究视野，把男性文本作为女性文本的“互文性”参照进行社会、历史、心理、审美的重读。

（四）从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的关系来看。性别与阶级、种族、地域等一样，人类“类属性”具备一定的可塑性。如阶级是一个动荡不定的范畴，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更。又如迁徙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地球已经被形容为一个“村庄”了，人的地域属性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至于性别，其中一部分是天生的，这是生理现象，但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别的变化和差异要比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大得多。不仅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有很大差别，从“个人性”的立场看，就是同性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有人说“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比女人与男人的差别更大”（林白）。同时，既然人的活动构成了历史与现实，那么历史就必不可免地会打上人的“类属性”的痕迹，各种各样的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有时候，性别问题是单独存在的，但更多时候是和人的其他“类属性”交织在一起的。在不同的时期，各种“类属性”引发的问题和冲突错综复杂，紧密缠绕。从目前的研究看，西方女性主义在建构自己的性别理论时，有时还表现出片面的唯性别论，对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必要的理论辨析。

二、性别理论与文学的关联

相对于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浮出水面标志着女性主义正在走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在这里，性别不是世界观，男女两性不是对抗的两极；性别不是历史观，历史不是男性压迫女性，也不是女性压迫男性；性别不是价值尺度，不是用来衡量“男尊女卑”或是“女尊男卑”。对文学研究来说，性别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分析范畴和阅读阐释的视角，它主要检验包括“男性”与“女性”在内的两性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拥有了某种具体的含义，并且强调这些含义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生成的意义。可以说，性别理论扩大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围，有意识地缓解了女性主义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可以用社会性别理论把女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政治化与情绪化的，后一阶段是学术化和温和的。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标志，美国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妇女学”、“女性学”等研究中心纷纷更名为“社会性别学研究中心”或“妇女学/社会性别学研究中心”。可见，性别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注意，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性别理论与文学的复杂关联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就性别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出于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设定对人进行的他塑与自塑、他律与自律，在当代众多文学文本和影视文本中，两性身上都被附着一些认为是固有的特性，如女性的情感脆弱、强烈冲动或温柔细，男性的暴力、进攻性倾向以及心胸狭窄等。这些实际上都不是性别本身，而是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性别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比如，一般情况下，如果文学以“女性”加以命名，作者的自然性别应为女性。这样对“女性文学”的定义潜意识中仍然是“男性为大、女性为小”、“男性刚强、女性柔弱”等父权制观念和文化心理作祟。这种以固定的、先验的题材风格的性别定位来创作所谓的“男性化”、“女性化”文学作品，实质上仍是对男女社会性别“二元对立”模式的文学改写。

刘思谦先生在对“性别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大致结论：“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的（主要是社会性别）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性别不同的男作家或女作家基于不同的性别经验和心理功能，一般来说会将他（她）的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结构因素和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人物关系、话语方式等，构成文学文本中不同的性别内涵。”

其次，就性别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对性别概念的这种社会性界定在提倡一种看待性别问题的历史和发展眼光的同时，也促使文学批评者对批评传统做出反思。主要是反思其中是否含有某些基于对性别问题作“等级制性别关系模式”理解的性别成见甚至性别歧视。

这种建立在性别立场上的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体现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在为女性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试图通过对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性别话语变革。它以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与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标。应该说，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促进了人类对性别的认识，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就。但其在理论上也并非没有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具体的理论阐释中，更多地强调了对“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而忽略了它们割裂不断的亲缘关系。无论社会性别被后天的、社会的文化观念塑造成什么模样，女性都不可能逸出先天“生而为女”的自然性别的生理前提。这个性别构成的理论难题在女性主义那里显得较为薄弱。更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否认自然性别的基础性存在，认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无关。性别和人如影随形，离开了人，性别也就毫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再引申一步，人是生物性的人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人，性别同样也既是生物性的性别同时也是社会性的性别，二者有区别但绝不可分割，是一个完整、多面、有机的整体。

二是一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忽视自然性别的前提下单方面强调社会性别，以至于女性主义在解构父权制文化过程中显现出激进的对抗色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文学中的男性主义惯例和价值的重新审视，通过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向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学史观念和美学概念发起颠覆性的挑战，由此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和对抗性。但它的过度倾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一度使女性主义与男性似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之所以如此，客观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文化仅仅以生物学的“性别”对女人进行定义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所致，这种出于女性经验的反叛策略在实施时的矫枉过正，最终走向了她们初衷的反面。正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所言：“迄至最近，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孤儿。”女性主义对理性批评标准的抵制，表明了它从心理上还在依赖于某种性别上的成见，这种性别的对抗并不足以成为理论研究的根据，只能将批评引入一个更加感性化和个人化的境地。对自然性别的认同与回避，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裂与偏执，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并不全面。

三、“性别”的文学言说：“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

从总体上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内，“性别”的文学言说和“性别理论”对文学观念的悄然渗透，“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女性文学和中国新文学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一条极其相似的发展脉络和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就抓住了“性别理论”的文学实践主线。

以此为线索，“性别理论”及其当代的文学言说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背景：

（一）“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女性启蒙话语。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女性文学是“人”的觉醒的写作。以丁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娜拉”的身份、用写作的方式，参与到“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婚姻自主”的进程中来。这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激荡着女性意识的规模写作的自觉实践。“五四”女作家的具有历史性的出场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相似的个人经验：一是“五四”机遇。“五四”时代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和新旧人生观的激烈冲突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历史性地展示独立自主、个性鲜活、思维敏捷、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契机，作为“人”之意识在此催发下完全觉醒。二是知识积累。“五四”女作家大多出自于豪门大户，从小接受过相对完备的早期教育，青年时期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潮，有的毕业于著名的女子学校，形成了她们这一代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三是“娜拉”身份。“五四”女作家大都是作为传统的叛逆者存在的，是勇于背叛、大胆出走、寻求理想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娜拉”。“五四”女作家的这些背景材料对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当时女性文学特定的审美特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女性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显现出来的对女性自身的发现，比如书写婚姻题材、家庭题材、自由恋爱题材、青春期女性意识题材等，在宏大叙事的遮掩下，并没有得到很好、很充分的强调和彰显。一方面，“妇女解放”作为“五四”启蒙话语中“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话题被高度重视，这也有力推动了“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五四”女性文学蕴涵在“妇女解放”题材中对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书写，却受到更关注“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五四”启蒙话语的忽视，一旦社会重心发生位移，女性作家关心的重点和女性启蒙话语的建构就随之发生转变，甚至会消弭于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滚滚潮流之中。因此，着眼于女性自我的建构，构成了“五四”女性文学的最大特征。

（二）“十七年”和“”文学中女性话语的中断。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国家”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以语录的形式强制性地将男女两性等同起来。“实施这项政府机制真正有意义的方面是确立了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与男性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它却又将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个大而化之的平等口号下，妇女被提倡和教化的是对公共准则的简单遵守就绝对服从。”“原以为自五四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逐渐觉醒复苏的女性自我意识及其所要求的男女平等等，会随着这种口号的提出而自动获得，而事实上相反，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背后，掩盖的是对人性的无视，是对权威话语的绝对遵从，是以新的菲勒斯专制代替和抹杀了性别平等。”可以说，“男女都一样”时代的文学事实上取消了两性感知方式和经验世界的差异，中国文学彻底进入一个“无性化”时期。而实质上，“无性化”就是男性话语一统天下，就是把曾经一度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话语借助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重新抑制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下。这种文学形态中女性经验的退场，事实上是打着两性平等的旗号消灭了女性话语，使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女性话语彻底归依到男性话语之中。

（三）新时期之初女性启蒙话语的再生与延续。文化专制的结束使女性启蒙话语如同凤凰涅粲，于新时期又一次开始了喧闹的旅程。其生发的内驱力有四：一是时代转型的历史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对极左思潮进行清算，中断多年的女性启蒙话语迎来了气候适宜的早春。倡导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发动了思想的再次启蒙。二是文学、社会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带来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逐步开放的时代主潮打破了原来不可涉足的写作领域的壁垒，也冲破了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写作的障碍。“‘写作’对于女性而言，不再是特殊的、需要加以保护的权力。”

同时，社会、政治局势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文学的主题。伴随着其间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墙文学”等思潮，文学以记录人性饱受戕害的历史为线索，强调对被毁灭、被践踏的人性的恢复。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的潮汐中，对“五四”以来的女性启蒙话语的修复和重建被历史性地提到女作家的创作中来。三是女性生存境遇的粗鄙化现实。时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新时期女作家面对的女性生存的社会现状和“五四”一代女作家仍然有着惊人的一致：爱情的普遍失落，靠金钱买卖婚姻和靠组织包办婚姻的状况依然比比皆是，导致大量无爱的婚姻被一代人又一代人机械地复制，女性的“奉献”和“依附”等封建残余意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男性和大多数女性津津乐道和自我欣赏，女性对从“人”——“女人”——“个人”的个体独立价值的追寻感到迷惘。四是被压抑已久的女性自我意识的伺机反弹。多年来的“无性化”写作并不是说女性已认同“无性”的时代，她们是被迫沉默。而一旦条件成熟，反抗的声音就会喷涌而出。明确上述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生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更容易理解她们释放出的女性特有的历史形态和生命信息。新时期之初的女性写作并没有以“女性文学”的规模亮相，以张洁、谌容、戴厚英、张辛欣、叶文玲、程乃珊、航鹰、凌力、戴晴、霍达等为代表的女作家，主要从对人道主义的反思来重建女性启蒙话语。这期间的女性写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女性特有的感性之思，积极加盟到当时人道主义主流话语的合唱，代表作品有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二是通过写爱情、婚姻，展示女性生存的处境，探询女性存在的位置，代表作品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三是通过描写新时期的“娜拉出走”，表现女性觉醒的独立意识，代表作品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张洁的《方舟》等。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写作从“弃父”到“寻母”的历史性转变。这一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已经表现出较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并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追求对男权话语构成对抗和形成冲击。男权神话的虚幻釉彩日渐脱落，女性文学也逐渐从“弃父”发展到“寻母”。对此最能说明问题的作家有残雪、王安忆、徐坤。残雪对父权制规约下的话语系统的破坏力量来自于她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挖掘，在那个西方现代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给残雪的文学世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或许，她当初的本意是企图揭示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书写那些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不久的国人被扭曲的内心，实际上造成的客观事实是，她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成就了她的双重命题。残雪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感知方式侵入了权威话语的反面，男权意识的审美观念和期待视野遭受了重创。在话语表达方面，残雪强调了个人化的女性感觉。长期以来，女性写作不具备自己自成体系的话语构成，必须借助于父权制的话语方式才能表情达意，而恰恰是父权制话语的内在规定性限制了女性经验的表达。残雪清醒地认识到，她的女性意识只有突破语言的牢笼才能获得意义的新生，于是，她的讲述采取了充分个人化、感觉化和反逻辑化的策略。不管残雪的主题有多么夸张和极端，可以肯定的是，她宣告了对男权话语的反动，以对女性怪异的精神世界的描述逸出了女性的脂粉意识对男性期待视野的臣服和靠拢。更重要的是，这给女性文学的话语建构提供了一种足以打破常规叙事规范的可能性，“打破了传统的以‘菲勒斯’崇拜为中心的女性经验，打开了通向女性话语世界的通道”。以残雪为代表的80年代中期的女性文学基本上实现了女性话语从主流话语和男权话语中的分离，但就像残雪的实践还和文学的时代主潮捆绑在一起一样，女性话语尚未获得完全意义上的自觉。到了90年代初和其后的几年间，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入，加之女性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积累，双向的合力进一步催动了女性文学的深入拓展。80、90年代之际的女性写作群体已蔚为壮观，王安忆、徐坤等更多实力派女性作家以风格各异的写作实践进一步消解了父权制文化秩序，对男性话语的颠覆深入到历史观的层面。王安忆的创作经历和女性文学一样走出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跟随时代主潮到发出自我声音，王安忆对男性话语的反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在她的《叔叔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按王安忆自己的说法，《叔叔的故事》倾注了她“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的企图”。多年来，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定位大都沿着“对时代的总结和检讨”的思路展开，这当然不错，但却忽略了王安忆对时代的检讨方式是从女性个人的立场切进的。虽然王安忆公开申明“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性别经验和本土经验与女性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成重叠和契合，因此她的《叔叔的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女性话语对父权制统治下权威话语的一次深刻解构的尝试。王安忆在对《叔叔的故事》的讲述中，其对时代的总结和反省没有显现在对历史的建构和对女性话语的正面叙述，而是将叙述的重心放在对宏大历史叙事和男权神话的拆解之中，通过“二次叙事”改写了80年代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叙事模式，这为其后的女性写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叙述经验。和王安忆对戏谑化叙事的偶一为之相比，徐坤对男权话语的反动是对理性反思的一种有效补充。当她觉得四平八稳地拆解男性话语不够敏锐和爽快时，她机智地选择了世俗的调侃和感性化的语言。徐坤的“嬉戏人生”是对生活素材从女性视角的再度整合，是对男权话语的根本蔑视和彻底背离。“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佞语在它的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然后御风西行”（徐坤）。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式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离经叛道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催发女性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机缘有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一种有助于深入拓展的契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和运用，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女性理论著作和女性文学批评专著问世，为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和理论支持。二是女性文学的学科化有了建设性的进展。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战略性地设立了“女性学”、“性别研究中心”等相关学科和机构，高等院校较为普遍地开设了女性文学的课程，有的高校的女性文学专业具备了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资格，这对女性文学的繁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三是女性文学自身的不断完善。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女性文学的进退兴衰不再完全依赖于社会文化思潮的涨落，自身独立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日臻成熟的女性话语更多地主宰着女性文学的命运，这是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因。这期间的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性别意识的空前自觉和女性经验的有效言说。一个有意味的倾向是，这期间的女性文学实现了从“弃父”到“寻母”的转变。以铁凝、方方、徐小斌、张洁、王安忆为代表，这些女性作家从性别经验出发，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探询母系的历史，这在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也是女性历史言说脱颖而出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