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行政论文篇（1）

当我们全面回顾总结新中国体育行政管理发展历程的时候，不能不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所产生的历史性作用。

(一)确立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地位，使体育事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育事业逐步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体育体系。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始终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建立、健全了从国家到地方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党的领导贯穿于整个体育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根本性质，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历史必然性。

(二)确立了自上而下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系统

新中国诞生后，我国体育行政管理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初步形成了纵向结构的体育行政管理系统，即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乡(镇)体育行政管理垂直系统。同时，也形成了由非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体育行政组织系统管理行业内的体育工作的格局。初步构成了政府部门体育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和非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分工管理体育工作的多元化的管理格局。基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系统以及各种管理制度。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系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而逐步完善，并在此后的不同时期具有新的特征。

(三)将体育事业纳入有计划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计划范围的不断扩大，体育事业的发展也纳入计划范围。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必须转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盲目发展到计划建设。因此，“国民体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在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建设上，全国高等体育院校按照国家建设计划需要实行统一招生。招生数作为国家经济计划中文教项目的主要指标列入计划，大学毕业生和优秀运动员都实行有计划的分配和有计划的政策性安置。［3］16－17体育的计划体制，对建立社会主义体育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体育工作的高度集中管理，限制了各级政府体育行政机构人员的工作活力，脱离了中国地域广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对之后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新中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有关问题

沿着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上形成了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完整的思路。但是，在体育体制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关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问题

根据1956年制定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而形成的国家、部门和单位共同管理体育事务的制度安排，与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及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开始受到冲击。究其原因:一是政策调节的导向性发挥了作用，表现为竞技体育“适度超前发展”政策，导致竞技体育发展迅速，群众体育发展滞后;二是对体育资金的投入差距明显加大，表现为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大，对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投入少;三是体育行政管理的绩效出现反差，表现为国家金牌数量不断增加，学生体质出现下降。尽管社区体育管理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总体来看，体育事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体育管理职能、管理权限和管理责任问题

关于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了关于“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强调“必须改革过去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性的领导管理”［4］。按照要求，国家体委也将有关竞赛、训练、群众体育活动等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各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这一规定所确立的管理体制，是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它对加强国家对体育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调动各方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1979年9月中共中央重新颁发这一规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力和责任。在体育事业协调发展上积极发挥省级政府部门、社会体育组织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积极发挥体育行业协会和体育中介机构的作用。政府的职能进一步转变为在宏观层面发挥协调空间结构，提供政策支持，进行执法监督和评估等作用。完善地方性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运营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关于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体育行政体制改革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进行的“修补性”的调整时期，主要是为适应计划经济发展需要构建政府体制而进行的“修补式”的调整;二是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体制性”的转变时期，主要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而进行的“体制性”转变。纵观我国体育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尽管曲折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朝着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服务型”的方向发展。今后我国体育行政体制改革将朝着建立和完善体育公共行政体制方向发展。其基本方向有以下三点:一是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体育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5］在推进体育行政体制改革中，逐步理顺改革发展中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必须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核心就是政府职能定位问题，也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向前推进，体育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把政府该管的事管起来，管到位;把市场和社会可以管理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国家宏观管控，采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完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更多地关注、保障和改善国民体质。改善民众对体育的多元化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对体育最实际和最直接的利益诉求。三是坚持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综合实力的提高，这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和发展适应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四)关于体育行政机构改革与发展问题

随着体育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体育行政机构改革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而受到重视。我国体育行政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体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存在单一性和综合性的选择。我国体育行政机构由“协会”变“部委”，再由“部委”变“总局”，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需求。国家在体育行政机构的设立上，其初衷主要是加强体育行政机构的综合协调职能，并以此强化其相关职能;尽管这种设想科学与否以及其后的实践效果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体育行政机构性质及职能单一和综合是两种不同的取向，世界各国政府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和选择，新中国体育行政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此做出不同的判断和探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是在国家对体育事业统一管理和分块管理两种模式之间的选择。即，国家体育行政机构对各个层次、各个类别的体育事业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还是分设不同的部门对体育事业划块管理。另外，其他部门所设体育行政机构在发展管理体育事业过程中如何确定其职责和权限，如何界定这些部门和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关系也是这一问题的另一表现形式。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很难对某一模式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我们的基本评判标准就是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兴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对体育事业的科学管理，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体育行政机构职责权限的划分上集权和分权的平衡与协调。集权和分权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集权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分权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认识和实践上的最大误区是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做出极端化的选择。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根据体育事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客观需求，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在集权和分权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优势，限制其弊端。四是体育行政机构的建设必须与体育事业自身发展相适应。体育行政机构是各级政府管理体育事业的行政机构，理所当然地不同于管理其他事务的政府行政机构，应当反映体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当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体育事业发展趋势和重点的要求。自新中国建立新的体育行政机构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体育行政机构内设机构与职能的几度变化，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定性。五是体育行政机构建设法治化问题。体育行政机构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权限的确定都必须法治化，消除主观随意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形成的共识。在这一问题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体育法治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可以说，目前我国体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相关的职责权限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多年历史和学习了解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必须法定化，这一思想和目标的提出，为体育行政机构建设的法治化提供了最权威的政策依据。可以预见，依法行政，依法治体，将是我国体育行政机构建设的必然趋势。六是重视社会中介组织或机构在体育行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中介组织或机构主要是由政府官员、业务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所组成的咨询、评议和服务机构。此类机构一般可以适当分解体育行政部门的某些业务性较强的管理职能，为相关问题的决策提供一种更为民主和专业化的机制。就国际范围来看，此类中介组织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作用和效果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肯定。在我国，虽然这类中介组织建立的时间不长，相关体系也不甚完备，但是已经在体育事业规划、运动竞赛策划、体育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有理由相信，作为体育行政机构的有效支持和补充系统，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广阔，其在体育行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提升。

(五)关于体育行政职能问题

体育行政职能是政府行使管理体育事务权力的行政职能之一，是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维持与发展所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应发挥的功能，是体育事业能够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而维持、发展和改革的必需条件之一。由于各个国家政府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一职能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包括制定体育发展规划、制定体育规章和体育标准、进行体育行政执法、进行体育监督和体育评估等。作为体育行政职能的体育规划，它既是一种管理活动，又是一个管理过程。由于它承担着确定体育事业目标的任务，因而是体育行政诸项职能中最基本、最为重要的职能，是其他职能得以有效行使的基础和前提。我国的体育规划分为国家体育规划和地方体育规划，分别由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和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要编制有关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划，研究确定体育事业的发展重点、规模速度和方法步骤，指导、协调和监督体育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也同样行使地方体育规划的相应职能。但是，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在此领域里发挥的效用并不明显，其地方体育规划职能的主体地位也不显著。另外，在体育行政执法过程中，现行体育法律规范中，涉及体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不明确、含糊不清。如对体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规定，不少法律采用“有关部门”的提法，这种不确定的规定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有关部门”意识不到自身的体育行政执法职责，造成了无部门负责或者无关部门负责的局面。为此，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必须制定和完善体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体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六)关于体育行政专项管理问题

体育行政专项管理主要指对体育领域所涉及的各项内容的宏观管理。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和体育主管部门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出发对体育事业发展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进行规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达到体育整体性发展。体育行政专项管理包括体育人事，财政、设施、信息等。体育行政专项管理是整个体育行政管理的基础性工程，搞好体育行政专项管理对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体育系统内部的生机和活力，保证体育系统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体育财政管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财政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体育财政管理仍然是一个紧迫的课题。应该看到当前体育经费投入不足和体育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仍然是制约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加强体育经费管理，提高体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让有限的体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是我国体育财政管理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我国体育财政管理工作还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第一，进一步加强经费投入的监督力度，确保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体育投资，按《体育法》所规定的具体事项，逐步达到目标要求。第二，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工作，提高体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让有限的体育资源真正运用到国家“两个计划纲要”中去。第三，进一步加强体育财政管理的法制化建设，让我国体育财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第四，完善预算管理，促进财政收支规范透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使财政预算真正做到为全民健身活动发展服务。在体育设施管理方面，虽然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存在;二是民间资本和外资对体育场地设施投融资的比例还需进一步提高。在体育信息管理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和体育研究机构存在科研与经济发展脱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等问题，体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高成本运行和低程度利用等问题。

体育行政论文篇（2）

美国著名的工程师和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WinslowTaylor1856-1915年),在二十世纪初创建了科学管理理论,这可以算是人性化管理思想的最初起源。[1]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罗将实践研究和动作研究进行广泛的综合应用，并且利用其来制订工作计划。这不仅仅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奠基石，同时也帮助企业对内部各利益群体的资源整合和合作创新。在泰罗对科学管理理论的解释中，工人、企业的管理者还有工厂的厂主的利益其实是可以通过协调达到一致的。要想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必须明确企业各个方面的工作标准和工作责任。同时，也需要对企业人员进行一系列规范化的培训和训练，使其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满足各方面标准的要求。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泰罗着重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要求各个方面紧密配合，严格遵守各自的纪律。而且，泰罗将责任明确化，利益明确化。人们的利益与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员工的收入取决于员工的劳动质量与数量。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一管理理念就遭到了雇主和雇员双方面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一段时间，这一管理理论被驳斥为压榨雇员剩余劳动力的罪恶手段。虽然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人们却始终承认一点，那就是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思想中，始终有一种人性化的内容，这是贯穿泰勒思想的主线。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的背后，人性化管理的光辉已经得到了最初的孕育，并且进一步萌芽生长，不断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中叶到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企业方面来讲，各国企业的企业规模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大。竞争成为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催化剂。在此期间，跨国公司快速地成长起来，托拉斯成为了经济世界最令人瞩目事物。与此同时，不同经济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解。所以，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大批实业家，尤其是日本的企业家，甚至直接将这一管理理念运用到了企业的实际管理和运作中。上个世纪末，人本主义得到了逐步普及，由此也使得关于人性化管理的争论更加激烈，逐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最能体现当时学术成就的思想理论就是M理论。这是当时人性化管理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理论。M理论认为，企业的工作效率不单单是由分工与协作来决定的。它同样受到整合和协调的影响。因为人是复杂的动物，人性中有善与恶两个方面。但是，人性之中的善与恶并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随时都可能发生转化的。所以，在对人进行管理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人性的本质，同时也需要去关注人性中善恶的转化。每一个单体的品行性情不同，人类总体的品行就更加难以定性了。在对人进行管理的活动工作中，我们需要通过职位这个媒介，把共性和个性进行统一，使得两者达到和谐与一致。在M理论的解释之中，人性化管理与其他管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下面的这几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性化管理更加关注人的本性，注重引导人性，顺其自然。二是，人性化管理其实更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塑造，根据每个人的习惯，有的放矢，进行最有效的管理。三是，塑造正确的企业文化。通过文化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四是，发挥人的创造力。通过创造力的不断发挥，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人性化管理的内涵

人性化管理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具体来说，其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内涵：一是，主要突出人的重要性，将人看作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强调人是社会组织的主体。突出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人才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二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人格独立和平等自由。承认人的价值。三是，重视关怀，尤其是终极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对人的关怀。这就要求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能够独立的承担责任。在人性化管理之中，人性的价值内涵和哲学价值体系中的人性善恶不同，和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中管理观念也不一样。人性化管理中，对人的理解建立在整体全面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朴素的人性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对人性进行概括：人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趋利避害并不一定是有害的，只要善于正确地引导和利用，顺其自然，一样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习惯：人的习惯是可以塑造的。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习惯对人有着很大的影响。人的生存并不仅仅是由生存本性所决定，同时也是由人类共有的文化传承和习俗所决定的。创新：人类具有自我突破、自我创新的能力。由单个个体的人组成的人类组织同样具有突破、创新能力。因此，他们能够及时改变自身的状态，以达到适应外界的目的。根据这些设定，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第一，就是要顺其自然，不要违背人的本性。第二，就是要合理利用人的行为的可塑性。积极有效的对习惯进行管理和利用。第三，就是要利用文化具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这两个特点，对人的行为进行矫正塑造，第四，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只有不断地开拓创新，才能做到推动企业的发展。人性化管理不仅包含有注重人性、听从本心的内容，同时也包含有很强的纪律性。它并不表示在这种管理理念之下，人可以畅所欲为，毫无约束。人性化管理的本质，是将所有人高效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使人们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2]人性化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人，这是与传统的企业管理不同的最大所在。它要求企业以人为本，而不是将人看作是简单的劳动工具。要体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这就要求企业采取一种人性化的制度来要求企业员工，用人性化的制度来培养和训练员工。利用文化的特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员工造成深远持久的影响，使得员工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很多人觉得，人性化和制度化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因为要做到规范性，原则就不可更改，必须做到按章办事，铁面无情。但是，人性化管理又要求管理者考虑到人的因素，因人而异。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对立矛盾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更加如此。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性化管理并不意味着放纵纪律，违章放肆。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合乎人性的规范纪律，使企业管理者的意志得以执行，同时又不伤害员工的价值和尊严。通过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员工习惯的进步。在得到管理者和员工双方的同意之下，解决掉企业管理中的矛盾，促进企业的长久稳健发展。将人从僵硬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减低企业用于内耗中的能量资源。

三、对体育行政管理实施

人性化管理在现行的制度之中，体育的行政管理是组成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体育行政机关对体育事业进行管理的决定因素。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体育工作的宗旨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这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体育事业的发展则完全由行政手段决定。国家通过对资金的投入，群众的倡导等方面的控制，决定体育的发展水平。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各个方面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转型。体育事业也不例外，从原本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变，深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大胆试验，用于创新，不断摸索，将经济和法治两种手段相结合，形成了现有的管理模式。[3]大大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使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我国的体育事业管理制度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做出新的改进，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此时就更加需要考虑到人性化的因素。

（一）尊重体育工作者

只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体育工作者才能更好地全身心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去。为祖国体育事业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能量。这样，也可以使得体育工作者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所以，我们必须让体育工作者体现出他们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民主。要给体育工作者自己的独立空间和自由空间，使得关于体育的重大事项由体育工作者民主投票决定。这样，可以集思广益，增加决定的科学性，同时也可以加深体育工作者对决定的理解，使其执行起来有最大的成效。二是，自主。体育工作者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按照纪律，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地激励自己，促进自己。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待遇由自己的劳动决定。相关组织要切实考核体育工作者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质量，达到调动他们创造性和积极性的目的。使他们能够严于律己，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体育行政论文篇（3）

教育发展新思路与新格局的形成，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文化发展。它已经成为高校行政工作开展的重要原则之一。那么何谓人文化呢？所谓的“人文化”，就是在管理工作中注重人本主义精神，注重管理工作的人文性，这是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原则。

2.提升管理人员人文素质，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效率

从高校行政管理的人文视角出发，管理人员人文素质是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具体的人文素质主要体现于管理人员的职业责任意识、基本道德素养两个方面。职业责任意识是管理人员对工作的责任感，基本道德素质主要包含了基本道德、工作行为习惯等几个方面。有效强化这两个方面，可进一步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对“人文”的认知，带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满足高校发展的切实需要。

3.以人文关怀为切入点，强调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人文关怀的价值主要在于，能够渗透“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立足于“人”的内心需求进行有效关怀，从而实现工作的转变与突破。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够促进管理者统筹协调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能够突破高校行政管理的难点，形成人性化行政管理新思路。这是新时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行政管理内在本质进行有效扩充的关键因素，为工作思路的有效转型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以理性心理辅导为主体的高校行政管理新思路

1.倡导理性探究与心理引导相结合的全新行政管理工作理念

理性探究作为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进行客观认识与研究的基本思想，对于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涉及领域的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方面也是造成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工作压力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学校应加强管理人员的心理疏导，促使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效率能够得到不断提升，体现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开展思路的创新性。

2.针对行政管理工作特点做出相应的个性化工作要求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涉及范围较广，要求存在差异，这也导致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心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工作思路逐步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应针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同工作心态，及时、有效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使其对工作特点与发展方向都有更好的认识，以缓解工作压力与思想压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3.立足客观工作规律，强调高校行政管理心理疏导工作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复杂，对行政管理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工作压力。对此，在进行新时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思路的探索中，学校应强调客观工作规律对工作方法的影响，研究客观工作规律，简化工作程序，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减压与疏导，从而推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素养以及职业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这样，心理辅导的作用得以全面发挥。

体育行政论文篇（4）

行政管理制度使基础教育中的权力分化下放难以落实，仍存在诸多矛盾。

往往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在教育部门机构的设置上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各级教育机构仍旧受上级和同级政府的管理，学校的建立、校长的任免等各项事宜的决策仍旧由高层和同级政府以及管理部门决定，下层机构自缺乏，组织流于形式。这些在实际上给基础教学的学校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带来了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未被彻底打破，等级依然森严，致使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无法真正得到落实。

（2）现行的等级化的行政管理制度

使得教育管理部门设置繁多，但却往往存在权力膨胀、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等问题。中央到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到学校以及同级部门间的部门权力关系衔接不紧，学校业务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权限不明晰，协调配合性差。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等级和长官制度和现象依然存在，并影响着教育的行政化管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仍旧是指令性强、干预多、缺监督、少服务。

（3）现行的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

中缺乏明确的价值理念和规范管理方式。

在教育价值理念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对教育在社会中发展中的使命、教育的发展方向、标准目标的制定、成败得失等本质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思想和标准，受到政绩考核的影响，在教育的行政管理上往往以政治性和经济性成果为目的，忽略其教育性的本质，管理过于行政化、权力化。对于教育的管理还没有形成管理和治理的法制化，更多的只是行政命令、干预等。

二、针对我国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对策

（1）建立并明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政府各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与学校间应当有清晰的、明确的权责关系，转变和突破传统教育的管理思想、方式方法等，更好地管理教育和发展教育，体现教育的社会服务性，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教育目标要求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具体到基础教育中，行政化管理应当更好地推动教育的思想化、素质化。

（2）教育行政管理要努力实现多元化，以期更加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教育行政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未来社会对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政府应当改变一元化教育行政管理模式，让教育公共事业的建设与管理更加的多元化，使政府和其他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机构、组织和个人都能在法定的权限下参与教育管理，各行其职，在确保政府应有的“单元治理”权力的前提下，将那些本不属于政府的权力归还给公民、学校和社会。这样就有利于建设更加专业化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更有利于制度、决策等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体育行政论文篇（5）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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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行政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39-04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在科学的原则以及方法指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要素进行的调整、组合以及优化的实践活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现代社会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状态及其实效性关注的结果，具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根据。从社会现实看，分化与整合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分化（既有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社会分化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分化，进而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提供了必要性。从理论上看，现代知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同时又走向整体化、协同化，整合也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不同学科、知识资源以及理论创建之间的整合问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文献回顾

尽管学术界不同程度地关注到整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实践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整合问题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态势，进而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论题。笔者以“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为题名和主题分别查阅到的文献为34篇和46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甄别、筛选和处理，尝试对相关研究现状做出描述。目前，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

这一研究路向将思想政治教育放置社会系统中考察其对社会系统所发挥的整合功能。李辽宁曾专门讨论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整合的“软权力”的论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对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民心、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刘惠也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软权力，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3]周如俊、苏云升针对经济、文化的分化发展态势及其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提出进一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采取新的整合方式（分层、规范、强制以及网络四种整合方式）。[4]潘玉腾在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应当承担的职能时，指出应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职能，以增强价值认同感。[5]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

张耀灿、马奇柯系统地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机制。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一是把系统内各要素通过联系、渗透、互补、重组综合起来，形成合理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协调发展，发挥整体的最大功能；二是在保持其性质特点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与其他系统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从而既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维持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更高级的适应能力。[6]谢传仓论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要点，认为价值认同是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机制的关键；组织整合是构建整合机制的重要保证；教学整合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途径；队伍整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效运行的主体力量。[7]白立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讨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围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整合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确立全面发展和主体性发展的教育目的观；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与创新。[8]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形态进行整合的研究

在此论域下，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合问题。孔晓东针对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认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工作中不同的实践，但又有着共同的思想起源、一致的教育目标、共同的教育和研究对象，以及相互交叉的教育内容和相似的教育途径与教育方法，可以在目标、方法、队伍建设和教学形式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有效的整合。[9]此外，罗一娴、党苇莹讨论了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10]王学青提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机构、人员、课程等有机整合。[11]刘国习、陈丽华论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整合，并提出了整合路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公民教育意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以及营造良好的高校公民教育环境。[12]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技术、载体的整合的研究

这一研究路向主要将一些技术、载体等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并加以整合，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罗建华、张治国讨论了如何利用高校网络文化作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认为高校网络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校园文化的主要方式，深入探讨高校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和困境，总结高校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政队伍和德育课程的整合策略，可以为高校利用网络文化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提供参考和借鉴。[13]王珏、王丽丹论述了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探索和思考，认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学习任务。[14]杨乃鹏将团体心理辅导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论述了团体心理辅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提出运用团体心理辅导理念与形式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15]

5.关于不同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合研究

这一研究趋向主要论及某一特定领域（如，网络领域、社区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问题，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微观化的表现。杜苏等对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创新提出了思考，用主体论厘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运用社会学的“戏剧论”、经济学的“成本理论”等讨论网络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过程。[16]肖耀根阐述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要素和途径，认为居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指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并把系统内各要素通过联系、渗透、互补和重组综合起来，形成合理的结构，从而实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包括七个要素：意识形态整合、利益整合、情感整合、组织整合、文化整合、功能整合以及资源整合。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实现应当贯彻于结构设计、运行设计以及社会系统运行当中。[17]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评价

总的来说，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五个方面，它们从多视角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使之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理论话题，并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见，取得了以下值得肯定的成就：

首先，整合问题将日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尽管从总量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文献并不多，但从趋势上看，它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引起关注源于该命题自身的价值，推动这一命题研究的动力是它背后鲜活的社会现实。在“政治挂帅”的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广大社会成员。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往往是与经济、社会、军事混合在一起的”[18]，整个社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政治性，政治成为整合社会的重要方式。而进入到现代社会，社会分化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独立的领域，与传统社会相一致的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了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象、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它需要面对不同阶层的群众，多元异质的社会思潮以及多样化的传播媒介，这就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克服社会分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的冲击，提升现代社会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直接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究竟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其次，整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的重要途径。整合作为一种方式逐渐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所接受，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从理论上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领域由分化的专业化逐渐走向整体性，单一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资源均无法完整而有力地加以应对，整合成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重要路径。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整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资源的跨学科研究态势。从实践来看，整合也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重要方法。一是整合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表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资源、载体、方式、组织环境等的整合。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形态的教育、技术手段、信息媒介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整合，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合力，增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现有的文献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指认了整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整合将逐渐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活动的有效方式。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毕竟才刚刚起步，研究文献总量少，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献不多，许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以及深刻的论证。我们在肯定学界在这一命题上取得的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应当揭示出相关研究存在以下诸多不足：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从文献统计看，在笔者所掌握的34篇直接相关的文献当中，仅仅只有张耀灿、马奇柯的《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机制》以及谢传仓的《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机制的几点思考》两篇论文直接触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对象、机制进行了阐述。其他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实践领域中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形态的教育、技术、载体进行整合。从中可见，学界集中于从实践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进行讨论，而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理论研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逐渐引起关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这一核心概念需要做出深刻的讨论和界定，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原因、内涵、要素、运行以及测评都应当展开系统的讨论。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在界定上存在混淆。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理应得到准确的界定和系统的阐释。然而，学术界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界定不清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当界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对外整合”与“对内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整合”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其他子要素相互之间协调、合作共同促进社会整合的过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内整合”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进行的整合。在前者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被理解为“用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进行整合”；而在后者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亟待整合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被理解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进行整合”。从研究取向上看，现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外整合”，并且未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整合。实际上，从论域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整合”应当放置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功能以及社会整合的理论中加以考察更为适宜。将“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限定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内整合”之中，可以避免概念内涵理解上的混乱。

最后，未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产生的社会根源。当下，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原因时，几乎所有文献都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注，从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开展的“解题低效”入手，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其实不然，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整合的必要性是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转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变迁的“冲击波”“震碎”了传统的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分化。在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要想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然要将多元主体、分散领域、多样载体、异质思潮等整合起来。然而，当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由于脱离了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未能触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深层次根源。

三、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深化路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大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社会条件下求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作为一项理论命题，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也必定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引领下得到科学、合理以及有力的研究。笔者以为，应当采取如下途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系统性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本体、价值以及具体操作的方法，而且需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为何需要整合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与现时代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亟须注意如下两点：一是要结合社会背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根本动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社会元素”；二是要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分化的研究。整合与分化是一体两面，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正是基于社会分化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分化这一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化与整合问题是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作用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离不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分化的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完满地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展开研究，也才能全面地把握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貌。

2.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理论性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崭新的理论命题，成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学术生长点。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讨论具体的操作上，其理论厚度不足，而且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未能触及并说透。因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就应当对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深刻的揭示。从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至少可以开放出如下理论空间，而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发生学研究，主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发生逻辑；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本体论研究，主要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要素、原则、方式以及运行等；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范式以及方法论研究，主要讨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范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应当遵循哪些具体的方法；四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微观研究，这涉及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各要素进行具体有效的整合。

3.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内部化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内部化，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由停留于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转变为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19]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研究的趋向。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内部化研究应当涵纳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宏观、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属性与特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整合的前提；二是要全面掌握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对其内部的系统要素进行的调整与组合，因而，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要素是对其整合的重要准备；三是选择恰适的分析范式。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内部要素之后，应当选择有效的分析范式，思索以何种理论框架认识并处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四是在上述基础上探索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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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国习，陈丽华.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整合[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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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杜苏，杨福章，张彦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创新[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74-76.

体育行政论文篇（7）

一、认同危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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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体育行政论文篇（8）

作者简介：赵志业（1987-），男，山西阳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胡钢（1969-），男，陕西长武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文化育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需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辨析和论证。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视角分析，文化育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具有深刻的文化表征，从而为文化育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表征进行全面研究，使其从遮蔽的存在转变为显见的存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学术界有“四要素说”和“三要素说”①等分类。在此，笔者拟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说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一思路，分别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文化表征，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方式提供学理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

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受教育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而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生活在一个既定又超越的文化世界中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体是生活在既定的文化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首先是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产物又反过来规约和驱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汶说言：“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种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1]正是由于人类既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文化，又通过文化来规约和驱动自身的行为，从而才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而成为有智慧的生物体。随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逐渐提升，人类所积累的文化基因也就越来越趋于稳定和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每一个个体从出身以来就面临着既定的文化环境，这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此只能适应，而别无他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对既定的文化进行着创造和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首先必须面对既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既定的文化只能采取被动接受和适应的态度，事实上，人类对既定的文化进行传承的同时，还进行着绵绵不断的创造和发展，从而才有人类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体现人类作为文化存在体的本质所在。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在一定条件下，其本质就是一个文化创造和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文化生成和创造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对外界事物进行认识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自我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在作用于外界事物和自身的同时，人类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发展了辉煌的精神文明，从而推进人类社会不断从蒙昧和愚昧走向文明与现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以此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以特定的方式接受既定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独特的生成与创造，从而形成特定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所特有的文化模式，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中显示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存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与文化现象和文化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主体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静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划分为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等四个层面。首先，所谓文化心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刺激―反应”层次即感性认识层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中，文化情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是主体以自身的本能和欲望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所形成的感受、体验和情绪的凝结化状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的来源，可以划分为对象型文化情感和自我型文化情感。对象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接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时所产生的情感。自我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对象型文化情感的内化，从而在暂时离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对象时所产生的回忆、想象和体验等文化情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属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而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无比巨大的。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论是对教育者主体而言，还是对受教育者主体而言，都应该努力保证他们对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和内容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展开建立良好的心理基础。其次，所谓文化思维，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疑问―探究”层次即理性认识层次。正是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科学思维和推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真理性判断。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思维中，文化反思能力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反思过程，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价值还原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接受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解释和说明，从而在自己对其认同的基础上达到使他人认同。再次，所谓文化价值，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意义―反思”层次即善恶思考层次。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历、感受、体验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伦理思考。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三个方面存在着怎么样的意义。在这种意义的思考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自己的善恶观念。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发掘并认同，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意义世界发挥最大限度的引领和建构功能。最后，所谓文化精神，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本质―超越”层次即整合创新层次。人具有这样的一种天性，即从不满足于既定的回答，而是对事物存在更深层的条件和根据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就形成了人所特有的超越性、创造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经过文化心理、文化思维和文化伦理的有序整合，在人所特有文化精神的引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进行合理理解和把握，可以使人们在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造和发展。

第二方面，从动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求真、求善和求美的本性和过程。笔者在前文分析文化定义时指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善、美的集合。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在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过程中得以形成、整合和优化的。首先，求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层面和文化思维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真，反映了人们有对外在世界的实在状态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需要，从而在满足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和天性的基础之上，给人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其次，求善，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善，是因为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最优化，这一方面使人可以经常自我反思，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向善原则更积极规范了人们的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实现过程，使得人的发展不断趋向积极轨道和高尚化。”[3]最后，求美，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活动。求美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求真与求善基础上对现存思想境界的批判、改造与创新，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正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特性，一方面能利用这一特性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真、善、美，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其进行理解、接受、内化和践行。 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当做客体看待。随着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最终都把受教育者当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看待。在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要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内容等为主要表现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活动对象的总和。因此，这里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内容为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设计依据的文化性。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主要体现在人们在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往往受到思维理念及人性假设的影响。思维理念体现了人们以有限的智慧追求无限的真理这一崇高理想，它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而文化作为人的文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人性的假设。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设计受这两方面主观文化依据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比如，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在对“天”“道”“理”“性”的探讨和理解，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其修身养性。同时，不同思想家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制定者的人性假设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我国古代性善论者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发端，也就是所谓的“四端”，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回归人类的善心并将之发扬光大。而持性恶论的荀子则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4]，所以，人性都是恶的，其善也“伪”，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去掉恶性而成为君子。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论是具体的理念表现还是人性假设都表现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因此，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塑造人的完整人格而奋斗。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确立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等。这其中，社会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的文化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等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文化传统这一因素，因为文化传统不仅反映了人们从古至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图式，更影响到人们是否能很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授的内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越来越激烈，而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外来文化之间互动和摩擦最为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倾向于整体协调性，而西方文化的特点倾向于个体竞争性，这两种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并且对我国大众都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因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定时不能忽略的依据。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定位的文化性。这种目的定位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特定阶级的文化主要是通过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对人们发挥塑造与引领的作用。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深知文化的这一关键特性，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手段来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服务，以使它能够被大众接受，从而赢得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应当不断宣传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5]这里所指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指科技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是对特定阶级所宣扬的主导价值观的认同、内化和践行。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因此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还是社会目标，都有特定阶级主导价值观的意志体现。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而言，不论是哪个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同程度地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价值引导。这就意味着个人的发展是在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超出这一范围，就有可能受到社会的排斥、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社会有序发展服务的。这种有序发展也是以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价值观所认定的有序为参照和标准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一项具体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长活动，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而武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头脑，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精神生产与生长提供“质料”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一种精神性要素，处处彰显着文化特质，从而使自身具有浓厚的文化性。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热莸奈幕?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成而言，它是特定阶级经过长期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而积累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文化实践还处于十分低端的状态即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自身的生存需要。基于此，以维护氏族和部落的存在与安全所需要的忠诚、勤劳、勇敢和血亲复仇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富余时，社会中就有一部分人（通常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摆脱生产劳动这一社会实践，而从事文化实践。这时，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没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控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实施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其内容具有浓厚的等级文化色彩，处处体现着类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并对其进行维护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由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治才”，也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所以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有忽略或鄙视体力劳动的倾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以圣贤著述为主，其教育方式就是对这些内容的背诵和熟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呈现形式上带有灌输的色彩。到了现代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文化实践表现为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与网络技术革命，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道德观念开始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自强、自信、效率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的内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也由过去的绝对灌输开始向对话以及尊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等方面转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文化实践呈现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趋势，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这一文化实践特点的影响下，不仅有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而且也呈现出本国所独特的内容特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中?A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文化以及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的集中统一。

第二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成具有文化性。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由特定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正是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着不同国家和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建构着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也维系着他们社会历史的绵续和发展”[6]，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发挥。文化价值体系按照其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和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谓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经过严密的论证、推理后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其中，核心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分析理论性文化价值体系的文化性重点在于分析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首先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决定着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向。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虽然在推翻封建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最终使其文化发展方向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我国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力求在最大程度保证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体现在它是对传统文化的升华。西方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与西方“逻各斯”的文化传统有极大关联。具体而言，西方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逻各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因此，这种文化精神特别强调个人的理智感的塑造。在“逻各斯”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一方面使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本性渗透到西方人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使西方人在探讨国家问题时，正义、平等这类问题成为论题的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从传统文化理念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

所谓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指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论证、推理，但却对大众发挥着文化建构功能的文化价值的总和。在前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时，文化的直觉建构所提到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礼教传统等都属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之一，是因为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价值观要素，同时它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大众为对象，通过对大众的日常思维和日常交往进行建构而发挥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此，以民俗文化为例进行说明。所谓民俗文化，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机制在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长期作用下，经过积累和演变而成的文化形态，它包括饮食、服饰、礼仪、信仰等物质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等。民俗文化蕴含着大量的价值观元素，它已经沉淀在大众的意识深处，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民间传说，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舍己为公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传统节日如春节的祭拜祖先、拜访亲邻等礼仪，传递着中华儿女敬重祖先、团结和善的愿望。正是这些民俗文化通过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激励广大人民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情感”[7]，从而实现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由于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二者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张力，比如一些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人性的礼仪等，与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存在冲突，这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和抵制的。同时，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有许多优秀价值元素，但是由于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故而带有日常生活的惰性、非反思性等特征，因此需要以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进行引领和创新，方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有益的文化内容。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过于抽象，因此也需要借助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日常特点，来实现自身的生活化转型，继而真正发挥对大众的文化建构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指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纽带，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就体现在它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等内容。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发利用、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和目标实现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是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源。以高校建筑为例，不同的高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物，它不论是在布局与风格方面，还是名称与功能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因此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不仅仅是一种供人们使用的实物，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对人类具有满足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思维和创造性的外化，内含着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心灵追求。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所开发和利用的心理素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性因素的总和。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相比物质文化资源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精神文化资源具有能动性。也就是说，精神文化资源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和发挥，一旦这种资源被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发挥出极大的作用。比如，如果人们认同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就会转换成人们奋斗的动力。其二，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再生性。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一经开发，就可以被思想政治教育所持久利用。比如，大学校训形成之后，就一直对师生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其三，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精神文化资源是在不同的文化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只有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具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文化资源的外在表征和有形寄所。任何一种精神文化资源作为无形的存在总是要通过一定有形的方式来表征自己。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物质文化资源的“灵魂”所在。正是因为这种“灵魂”性的东西附着在物质文化资源上，才使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可以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提供动力支持和“能源”保障，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对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便最大程度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指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产生交互作用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比如图书馆、博物馆、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质，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不是一般的文化信息，而是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在我国则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都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即只有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载体才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如书籍、音乐、绘画、戏剧等作品只是内涵了某种思想道德观念，其本身还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组织、引导人们阅读、欣赏、观看这些作品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8]由于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强、形象、生动等特点，所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另一方面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文化载体的发掘和利用，从而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服务。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存在，也就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体育行政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2-0039-03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二者的关系是该活动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由初步形成到不断发展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研究过程的回顾和梳理，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阶段是1987年至1999年，依据是：1987年由金鉴康主编，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1.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阶段的背景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阶段从1987年开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必须努力把青年学生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研究就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强调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问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队伍建设问题。这表明，主客体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研究问题。

2.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阶段的代表作

20世纪80年论界的“主体热”特别是教育界的“主体”论证影响到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部分思想政治学专著对主客体开始有所论述。

金鉴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1987年），是笔者检索到的最早出版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专著，是第一本分章论述主客体的学术著作，对主客体内容论述得较为详细，为后来主客体的系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该书的研究特点与理论价值在于：该书用类型划分的外延方法解释主体和客体；有层次地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进行一般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创新观点。从外延上看，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教育者，客体是受教育者。[1]

王礼湛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1989年）第一次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组织者，同时也是一定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体现者”，“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影响、控制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2]该书虽然并没有明确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什么，但是把“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这个论断提出来，也把教育主体“主导”的地位作用概括出来，具有进步性。

邹学荣的论文《略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3]（1994年）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决定因素。作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是相互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决定的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客体具有大的能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作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体地位，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这个主体性是否就是“决定性”，还需商榷。

石宗仁的论文《也谈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与邹学荣同志讨论》（1994年）认为教育主体才是这个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一方，主体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客体的作用与主体的相比总是次要的。[4]

笔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这对矛盾中，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客体的关系既是相对的，也是统一的，不能笼统地认为哪一方决定另一方，它们的地位是随时相互转化的，主客体的位置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据以上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世纪末，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著中没有单独系统论述，相关的学术论文也较少，说明这一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准备、研究视域，还是探索思路和深度上，都还比较狭窄和表浅。这一状况在21世纪初得到了较大的改观。因此，笔者把1987年至1999年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形成阶段，2000年至今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发展阶段。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2000年起，思想政治教育学著作大多把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作为单独的章节来论述，且论述得较为系统。在中国知网上输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2000年至2012年，论文有30篇，其中硕士论文3篇。这表明，自2000年起，主客体理论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发展阶段的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随着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反思的前提下，以人为本的思想日益成熟。“到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5]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到关注，自身得到发展的。

主体性研究在21世纪初期开始走向系统化。从主体性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主客体理论的重大突破。主体性的彰显与人学研究分不开，人学研究兴起的意义表现在：一是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二是人学的兴起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由培养和塑造“道德人”向培养和塑造“能力人”的转变。强调主客体间的平等互动，培育和发展人的主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交往实践中生成“人”的价值关怀。

2.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发展阶段的代表作

陈秉公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2001年）第一次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提出来。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概念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主体的“双主体属性”。[6]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互为主客体，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双方的影响作用是双向的，分别构成互为主客体的两个认识活动循环圈。但这种观点“仅从一般认识论关于主客体关系的抽象规定出发对两个主体横向并列平行表述，不易抓住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本质，即未能具体分析教育者主体和受教育者主体间的特殊性及其差异”[7]。

张耀灿、徐志远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2003年）首次明确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中心范畴[8]，继承和发展了陈秉公的观点。该书提出，把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确定为逻辑基项和中心范畴，是由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中占有的奠基石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2006年）从主体性层面来系统论述主客体。从主体性的层面来考察主客体，对比2001年版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论”，在理念上存在根本的区别，这反映了社会越来越弘扬主体性之风。与2001年版本对比，其理论特点与学术价值在于：

（1）提出“双主体说” 2006年和2001年两个版本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本书对主体的界定不同。2001年版认为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2006年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都是教育、教学的主体”[9]。2006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章目改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和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批判。对比2001年版本，这是最大的超越。

（2）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性 该书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三个方面，并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性有机构成的复杂整体。”[10]

（3）从主体性的角度来阐述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由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性有机构成，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活动？该书没有说明。另外，该书没有对客体进行相关论述，笔者认为这是欠缺的方面。

罗洪铁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题研究》（2007年）从评述入手，系统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该书的理论价值在于：

（1）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发展理论 通过梳理，分析揭示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学者们是如何探索这个理论并使其发展的。这是第一本从综述入手来研究主客体理论的专著，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把握主客体理论发展的脉络，从而发现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论述了“主导性主体”和“主体性客体” 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教育者，教育客体是受教育者，在论述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辩证关系时提出了“主导性主体”和“主体性客体”。“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的制定上，我们可以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共同‘合作’的结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活动方案的‘最终’决定者和主导者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1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设计者和发动者，其地位和作用是主导性的。”[12]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是不同于一般物的客体的，它是一个充满思想，具有理性的活生生的人，它不是纯粹消极地接受教育主体的信息传输，也不是纯粹被动地接受教育主体的引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客体，它是具有极大‘主体性’的客体”[13]。

“主导性主体”和“主体性客体”把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属性概括出来，巧妙解决了一直以来的主客体之争。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一直没能明晰，是因为主客体具有双重属性，随着条件的转换而变化，容易混淆。该书明确指出，教育主体就是教育者，教育客体就是受教育者，同时承认两者的双重属性，教育主体成为主体是因为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性，教育客体在教育活动中具有主体性特征，这就科学地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及其关系。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2010年），该书归纳了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几种观点：“单主体说”、“双主体说”、“多主体说”和“相对主体说”。并对这几种观点进行分析、评价。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既不能简单地说教育者是主体，也不能简单地说受教育者是主体，更不能把教育者或受教育者一成不变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应该根据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际履行职能的情况来判定他们是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只有真正履行了承担、发动、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职能者，才可以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14]。

罗洪铁教授在其发表的论文《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必要性及二者的关系》中提出：用“主客体”的概念并没有否定客体的主观能动性；用“主客体”的概念并没有否定主客体的平等性；教育学不用主客体概念不代表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能应用主客体概念，并阐述了主客体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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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礼湛.思想政治教育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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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宗仁.也谈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与邹学荣同志讨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994（5）：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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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9][10]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体育行政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4-111-03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更是党的十对全体国民提出的重要课题。在高校，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把高校校园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增强大学生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认同度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高校师生通过网络进行的校园工作、学习、娱乐等活动中形成的文化，是校园文化内容得以表达和实现的条件与载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促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些因素既有利于大学生创新意识、自强意识、创业意识、成长意识的形成，也给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挑战。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和完善校园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把符合时代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先进科技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念通过网络渠道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师生共进”的和谐氛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校园化，促进全体师生的全面发展。

当前，文化的交融与繁衍日益广泛，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特征隐性存在于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受西方不良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片面追求个体自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思想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充分发挥高校网络文化的潜性教育作用和渗透作用，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精神已是当务之急。把高校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增强大学生对高校网络文化的认同度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网络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充分发挥高度自主的创造性。大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创建数字化互动媒体，如论坛、博客、QQ群、手机短信等形式，以发送和接收数字化信息为核心内容，不断提升青年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创建、参与中的互动、开放、平等又凸显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大大激发了学生对校园网络的参与热情和兴趣。在参与、互动、创建过程中，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借助高校网络文化形态进行传导和散播。这就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高校网络文化的视野中加以思考，以校园网络文化为载体和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建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关涉校园网络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对社会文化“热点”和学生思想“兴奋点”的内容要深度挖掘、深入解读。在理论课课堂上围绕“热点”问题，选准时机，找准事件，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深入挖掘其教育内涵，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引导教育。

2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高度开放的社会性为大学生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载体移动方便，信息来源高度开放，交流共时互动，传播跨越时空和身份界限”的开放性特征。同时，它还“打破了校园疆界，破除了地狱鸿沟”。为大学生的沟通、交流架构了桥梁。此外，校园网的网络信息资源极为丰富，这些资源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精神食粮。但同时又易引起学生对信息资源内容的误解，对信息处理的错误观念，导致信息污染、信息过载的现象，这又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身心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文化选择功能，“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对各种环境影响进行选择和调节，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有意识地抵制环境中的消极影响，甚至转移环境影响的某些因素，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轨道，从而创设一种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情景”。因此，在理论课教学中，应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网络文化中的主导性作用。

3 高校网络文化复杂的价值多元性挑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网络社会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尖锐矛盾和冲突的纷繁芜杂的多元世界。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对现实高校校园文化和社会网络文化的共同反映。信息来源的开放性带来了内容的多元化，加之新兴社会文化传播方式以更为自由的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使各种社会舆论信息良莠不齐，这些状况冲击并消解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导致少数学生社会道德生活呈现多元价值标准并存的局面。这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维护和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困难和障碍。面对如此复杂形势，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其文化整合功能。要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积极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有效地传送给受教育者，内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与自觉追求，并始终引领各种文化思潮有序发展和谐共存。在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要对校园网络文化呈现出的多层面、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分门别类，有效识别，唱响主旋律，使校园网络真正成为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新阵地。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

高校网络推动了大学生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巨大变革。在现实社会中，随着互联网与手机的联合与发展，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的依赖性愈加强烈。网络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得部分大学生完全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从虚拟空间中得到心灵的慰藉、情感的满足。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填补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助，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但同时，网络中的污浊和混沌也在腐蚀着他们的意志和心灵，迷惑他们的行为选择。高校网络文化的这种特性对大学生性情的培养、行为的规范增加了难度，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同时，把高校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任务。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以高校教师与学生作为建设主体，以高校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网络渠道为载体的校园文化。因此，依据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鲜明的育人导向功能，探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如何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准确概括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网络文化的特殊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围绕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立德树人”的先进理念，对高校网络文化功能的研究应以育人为主旋律，构建智育、德育、美育、行育、教育“五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1 智育，主要是培养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能的锻炼开发大学生的智能。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程性研究，积极构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一体化”的高校校园教育网络，营造积极健康的育人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愿科研、自专学术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校园网络文化的智育功能。

2 德育，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方法艺术，遵循思想道德形成规律。将学生内在需求和时展相结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着眼于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国内外发展现状，解决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着眼于时展语境，利用校园网络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3 美育，是指以美育人，使大学生在美的创造和鉴赏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逐渐实现心理更加健全、人格更趋完美、个性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这就要求高校网络文化的建设要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大美育”观为指导，高校网络文化内容要能够切实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例如，网络文化内容按照美的内涵分设“内在美”和“外在美”两个专栏。“内在美”专栏可通过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等优秀作品的正能量的发挥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在美”专栏可设置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内容，打造青年学生喜爱的时尚、健康主流，在传递富于美感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对美的外在表现形式加以正确引导。

4 行育，主要指对大学生进行网络行为教育，加强高校网络的行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良好行为规范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高校网络建设要抓好网络舆情工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积极关注校园网、博客群、网络社区、BBS论坛等网络空间，真正参与相关内容的建设与交流，建设公平、公正、和谐、友好的网络舆情队伍，营造积极向上的高校网络主流舆论。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要积极主动研发网络产品，如师生共创微电影作品，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网络文化教育活动，利用大学生喜欢的个性化沟通平台，如博客，对大学生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切实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素养。

5 教育，指大学文化育人既要通过显性教育方式。如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等具体形式来实现，又要通过隐性教育，即大学的学风、教风、校风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和“润物细无声”的隐性途径来实现。这就要求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要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坚持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在高校网络文化中营造和谐、唯美的校园文化，注重寓教于“境”。如将学校的校史、优良传统记载于网络文化中，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学校的独特气质和校园气派，自觉地融人到校园情境中。此外，校园网络文化还应匹配相关课程教育的教育资源，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相关人物的介绍、评论。通过榜样人物实例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总之，高校网络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根植于社会，容易受到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受到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和碰撞，更易呈现思想纷呈的局面。因此，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原则，以培养德育、智育、美育、行育、教育“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切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提升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效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目前，很多学校开辟了高校校园网络并将其作为“第三课堂”与理论教学的“第一课堂”、课外实践的“第二课堂”并驾齐驱。网络课堂具有超越时空、随时随地开展工作的育人优势。因此，优质的校园网络文化能够协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