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篇（1）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河洛文化论文篇（2）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1]孙淼.夏商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J].史学月刊，2005（4）：29-37.

[3]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J].四川文物，2007（1）：16-17.

[4]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35-37.

[5]李学勤，范毓周.中国早期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31-32.

[6]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J].第四纪研究，2005（6）：30-33.

河洛文化论文篇（3）

引言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河洛文化研究兴起较晚，CNKI文献检索论文有24篇左右。大多数学者如杨作龙、郭绍林、董延寿和毛阳光等使用史料考据法对河洛文化进行梳理，其中也包含有河洛文化对书画艺术（宫大中，1998）及豫剧艺术的影响研究；有些学者如刘保亮、余艳等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仅有少数学者从语言角度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如李焕有从晋语与河洛文化的渊源进行探寻。

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河洛文化话语个案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评价，描述其在媒介话语流传中的现状，以发展河洛文化话语理论，为中原崛起话语实践乃至发展本身产生明确的指导意义。

理论框架

话语(Discourse)缘起于语言学，其研究原是对单语词或句子的分析，而后发展成更高层次的文本结构研究。由于其忽视了人对话语的解释权而受到批判，话语理论旋即转向社会实践的层面。“话语”由此延伸为“指任何具有类似语言结构的表意方式和表意单位，它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1]，“在话语中我们能听到欲望、历史、政治无意识等诸多异质成分交织起来的混响”[2]。“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3]

话语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其本身反映了言说者主体的意愿；其他受者在接收话语时，会对其有一番解读，话语本身的物质化体现和传受之间的背景、情境差异都会影响二者对同一话语的解读，进而影响彼此的实践行动。话语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权势关系等，可以决定区域发展的方向，影响其发展的策略、机遇甚至成败，因为话语与经济发展两者有机结合，不可分割[4]。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本文无法对此进行全面研究，但期望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做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因此本文将聚焦所收集的话语主体和内容情况，对所收集的有关河洛文化的新闻、讲话、文献等媒介话语材料进行个案分析。

本文将借鉴话语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中传受者的情况，对具体的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事件文本进行梳理，透析出说者、听者之间的话语互动和洛阳城市品牌传播的媒介环境。从2011年举办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来看，文化节组织实施的话语传者是以洛阳市旅游局为主体的政府话语、媒体话语，参与群众为客体的受者话语，可以通过对一些新闻案例的解析看出话语传受之间的互动及民众的参与热情。

官方话语主体下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是洛阳文化中的一项盛会，以“让世界了解洛阳，让洛阳走向世界”为宗旨，以“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以促进旅游发展为重点，深度挖掘河洛文化的博大精髓，着力推介洛阳旅游的丰厚资源，努力把河洛文化旅游节办成中外文化交流、客家文化交流的平台，办成洛阳人民和游客的盛大节日。如：

洛阳确定河洛文化旅游节总体方案：二十三项旅游活动九月将让您大饱眼福

河南文化产业网8月24日消息：……据介绍，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由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主办，由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承办……[5]

该新闻凸显的话语主体是主办方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承办方为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各单位配合，树立一盘棋思想，齐心协力，要做到产业发展与城市提升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和互动。新闻话语群指的是传者从某一意图出发，将内容相似或相近的三篇以上报道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传播的新闻报道群体。新闻话语群比单个新闻话语文本更具张力。这是因为新闻话语群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自足体，内容更为丰富，其蕴涵着巨大的意义能量，受众在对新闻话语群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这巨大的意义能量团得以释放，从而形成张力。这种话语群张力对受众的影响是：引发受众思考，而受众思考的问题一般又会超出新闻话语群之外，新闻话语群外的相关社会问题都会被受众链接在一起，形成文本、受众、社会现实的立体互动，从而使受众的话语群解读获得派生意义。媒体在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报道时以预告的方式向受众搭建了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落的框架（如：洛阳将推出河洛文化旅游节特别报道：搭建国际文化舞台 展示旅游名城风采[6]），并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期间作为媒介话语客体的受众即群众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做了一系列报道，如：

演出56场观众50余万“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显成效[7]

开幕式细雨绵绵 中外演员热情不减 文化盛宴精彩现[8]

为了打造传承和发展河洛文化的标志性特色符号，展示河洛文化的深厚内涵，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充分依托洛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河洛郎”标志性动漫卡通形象，媒介对这一进行报道，彰显了该事件的受众（群众）对官方话语的热烈呼应。

河洛文化旅游节开幕在即 大奖征集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9]

“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征集评选揭晓――

“阳阳”代言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10]

媒体话语是最为直接的话语主体,其话语的构建与传递常常牵涉到媒介对受众即群众参与的转译与传播。同时,每个主体都在自身的现实情境中对河洛文化旅游节这一事物进行着话语的构建。

话语的经济文化生产力。话语具有产生效益的能力，是传者直接的利益收入。传者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实现话语文本的张力，在媒体消费者阅览文本的同时，使话语进入生产和消费的意义场。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先秦时期孕育出了不少商业巨子，如商圣、财神范蠡，中华第一儒商子贡，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话语的内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们弃官从商的气魄，敢于冒险的精神，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精髓。河洛文化话语及精神通过媒介的传播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如：

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圆满落幕 旅游总收入47.65亿元[11]

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在媒体的频频亮相，会吸引大量游客、客商来洛，从而使文本事件转化为经济事件，在传播河洛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拉长了文化旅游产业链条，带动了当地市场的繁荣。

媒介话语内容的分析和评价。这里所说的内容分析不是简单、表面的文字语义分析，而是通过多元的综合、对比去挖掘话语的各种言外之意（如隐含之意、意料外语义）和话语语言特点。本文拟以话语分析的视角，参照自由、和平、民主的国际追求准则，揭示媒介话语现象的河洛文化本土特质和媒体在洛阳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河洛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世俗生活的和谐有序和人文关怀。媒体在本次河洛文化节期间从“和谐文化”、“关圣文化”以及“邵雍理学”等侧面塑造了洛阳文化的厚重。如：

第二届世界和谐文化论坛在洛阳召开[12]

关林朝圣大典暨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将开幕：为河洛文化旅游节增光添彩[13]

河南伊川筹备祭拜邵雍千年诞辰[14]

然而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仅仅让一两个与河洛文化有些关联的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和河洛文化论坛撑起河洛文化旅游节的核心内容，略显单薄；而由10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团带来的“世界风情大巡游”作为河洛文化旅游节的亮点，给人的感觉似乎更显河洛文化的没落而不是复兴。一系列当地房地产、名车展示和苹果、葡萄节，虽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旨在内，但因为河洛文化的展示太过单薄，难以撑起“搭台”的大任，经济唱戏就显得过于突兀。如：

“河洛文化节”难寻河洛文化 “西洋景”唱主角

……17日开幕的“2011中国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上，由10多个国家表演团带来的“西洋景”唱起主角，反倒是河洛文化的身影难寻。[15]“河洛文化节”要突出洛阳为河洛文化核心地位，譬如儒释道文化、饮食文化（水席）、周易文化、周文化、商文化（忠义孝）、墓葬文化、陶瓷文化、建筑园林文化、服装文化（周服、汉服、唐装）等。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以西洋景为河洛文化节展示的亮点，而不是以独特的河洛文化地方戏曲及其他节目表演为亮点的现象呢？究其原因是主办单位的话语呈现方式不对。洛阳要将挖掘培养展示河洛文化作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依托，“世界风情大巡游”只能作为点缀，而不能作为话语的主干，其对洛阳名城的国际化更无多大助益。

结论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一般都采用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的视角，而本文意在通过对河洛文化媒介话语中的语言交际活动的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揭示特定标本区域（河洛地区）媒介话语的重要特点和问题。但由于选取的新闻文本数量有限，不能绝对客观地穷尽河洛文化话语所隐含的传受者之间的互动，弱化了对新闻话语做出的定性分析。

本文仅从河洛文化话语的主客体分析、话语的内涵和话语的生产力三方面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解读，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从话语语言使用形式特点和使用策略等方面对河洛文化话语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2-QN-276）的阶段性成果，洛阳师范学院2011年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河洛文化话语向度研究》，课题编号：2011-QNJJ-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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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篇（4）

第一部分是从传说和考古发现来阐述，河洛文化就是华夏文明早期的文化重心。在河洛地区有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河洛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闻名于世。

第二部分是通过河洛地区儒、释、道的产生发展，即中国的宗教的发展，说明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河洛地区依旧是华夏文化的中心。

第三部分是综述了河洛文化的特性，河洛文化具有正统、兼容和连续性，在华夏文明中独领风骚，也有别于其他的地域文化。

The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of "He-Luo"and the calture of China. The

culture of "He-Luo" gives the birth to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The first part starts with legends and archeological

findings.

The second part centres on that the culture of

"He-Luo" still occupys the centering pos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 with the devo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ns.

The third focuses o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e of "He-Luo".

All in all， the culture of "He-Luo" is a diseparated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onal culture of China.

关键词

河洛文化

河洛 中华民族文明

主脉

源头 孕育

黄老学说 仰韶文化 二里头文化 尸乡沟遗址

十三朝古都

河图洛书 程朱理学 道释儒理

永平求法 禅宗

制礼作乐

熹平石经 洛学 道学 正统性

稳定性

整体文化复合

兼容性

连续性 西汉卜千秋墓壁画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关键词

引

言

史前传说与考古发现

儒释道理禅

河洛文化的特性

参考书目

河洛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鸦片战争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即宋代新儒学，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集・经说》卷一）之说，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理”即“天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气”即阴阳之气，《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淫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遗书》卷2上）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掌握社会的规律，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即所谓的“明理”，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集》）即要做到真实无妄，不欺人，不自欺，诚信乃做人之根本，“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明道语录》卷一）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二程集》）“诚者天道，敬者人事支之本，敬则诚。”（《明道语录》卷一）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取狭义中原文化，指河南地区文化）内核，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发现中原文化之美，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增减，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传之后代，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也有目共睹，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反之，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性格，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儒、佛、道相交织，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去除其消极因素，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坚持开拓、开放精神，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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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066-05

一、宋代河图洛书图式并非上古河图洛书

河图与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关于河洛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里首次提到“河图”。《尚书・中候》说“元龟负书出”，是首次提到“洛书”。最先把河图洛书并提的文献是《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相关的记载还有许多：

《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管子・小臣》：“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论语・子罕》：“子曰：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路史・黄帝纪》：“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曰归藏氏。”

《宋书・符瑞志》：“帝在位七十年，修坛于河、洛，新闻社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省龙马衔甲赤文，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

《宋书・符瑞志》：“舜设坛于河，黄龙负图，图长三十三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陈注：“当尧之时，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事……洛书龟书是为洪范。”

《宋书・符瑞志》：“汤东至洛，观尧坛，有黑龟，并赤文成字。”

在古代文献和传说中，上自伏羲、黄帝、尧、舜、禹，下至商汤、周公、成王都与河图、洛书有联系。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文献对河图洛书做过具体的说明。因此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抑或到底存不存在，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承认存在的观点是易学家们的传统说法，认为是从五代末年的华山道士陈抟那里首先传出来的（见《龙图易》），乃其“龙图三变”中的神秘图式之一（图1、图2），并附会成上古阴阳八卦图、上古地理书、上古气候图、上古方位图、星空天河图等。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神秘图式体现了上古人类的数理思维。北宋邵康节提出了“洛书者，数之源也”的观点，一些专家学者把图形解析成了结绳计数和算盘的雏形。否认存在的观点认为，河洛之说纯属虚妄，决不可信。自北宋欧阳修《易或问》《易童子间》发难始，明代归有光《易图说》继其绪，清代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总其成，皆力斥河洛神话之妄。①

笔者认为，多少年来，人们对于河图洛书的探究与争论，缺少的都是证据。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的争议都不是空穴来风。从上至伏羲下至周成王的那么多的典籍传说来看，河图洛书在历史长河中汤汤泱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足以证明它们有存在的可能，只不过历史太久远了，佚失了，不得见其真容，只留下记载和传说。它们应该存在于上古人类从蒙昧迈向开化的过渡时代，虽然这种文明后来湮没了，但它却是中华民族祖先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端。

那么，宋代陈抟传出的“龙图三变”河图洛书图式是上古人类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吗？我们来看一看河图洛书出现的时代。

《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太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②

伏羲又作宓羲，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有资料表明其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在旧石器r代晚期还是母系氏族的时候，河图就已经产生了，最直接的证据是伏羲依据“龙马出河”（河图）的启示始作八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劳动，主要是通过采摘果实、狩猎或捕捞获取食物。当时人们群居在山洞里或部分地群居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

可以推测，在上古人类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的时代，人们生产劳动注重的是简单和实用，顾及的是眼前和需要，辨识的是具象而非抽象。《周易・系辞上》对河图“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推演，对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摹画，这种得体的匀称的规律的排列方式，已经具有了抽象的、二元的、审美的思维，体现了智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成果，远远超出了当时人类对事物粗浅的认知层面。因此笔者对陈抟的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进行推测之后的河图洛书神秘方阵形态（图1、图2）持否定态度，它们不能够是河图洛书的本源。至于由该河图洛书图式附会的上古八卦图、地理图、气候图、方位图或者天河图，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上古河图洛书的真正本源

上古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苏开华认为河图、洛书在陈抟“龙图三变”之前，会有更早的河图、洛书存在，是肇始于文字产生以前的符号文明的一部分。文献材料和考古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线索，并申明太极图早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又早于八卦的观点。③

张正明、董珞认为：“三代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河图》与《洛书》只是中华文明抽象化且神秘化的符号，并非实有其物。图自河出，书自洛出，虽为传说，却正是先民对中华文明肇源于河洛的准确记忆。”④

1993年在河南洛阳召开的“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有一些学者对河图洛书进行了新的考证和解释。有学者推测，水中身上带自然花斑或鳞甲的两栖动物鳄和龟身上对称而规整的图案，给人以启迪，进而有了河图洛书之说。⑤

笔者通过上述观点认为：一是会有更早的河图洛书存在；二是先民原始的准确记忆；三是动物身上花斑或鳞甲的图案给人以启迪；四是如果河图洛书实有其物，那它们就应该是具象而非抽象的符号文明。

当我们没有直接考古证据的时候，历史典籍和传说就有了一定的价值。

前文的典籍和传说对河图有如下表述：“河出马图”“龙马出河”“龙图出河”“河龙图发”“龙马衔甲赤文”“黄龙负图”；对洛书的表述有：“洛出书”“龟书出洛”“洛龟书成”“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洛书龟书”等等。这些内容启示我们：“河图”与“龙”“马”有关，诞生在黄河；“洛书”与“龟”“甲”有关，诞生在洛水。

首先来看河图。上古时代，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和生产生活的经验往往都是口口相传。值得注意的是，“口传”极易以讹传讹。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典籍与传说中的“龙”“马”或“龙马”在后世的书中造型不同，理解不一。一种理解就是马匹，另一种理解是类似龙头马身的四不像；并且马或龙马与龟的身上有现成的并与宋代河图洛书图式完全一致的规律排列的神秘符号，这种极端猜测和巧合纯属主观臆想（图3、图4）。

鉴于上述，笔者对河图做出大胆假设：无论典籍和传说中怎样累述“河出马图”“龙马出河”“龙图出河”“河龙图发”“黄龙负图”，马、龙、龙马三种称谓都应专指一物，都应指的是“蟒”。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马”与“蟒”都是谐音，极易以讹传讹。“龙”虽然发音不同，也必然指的是“蟒”。因为我们都了解这样的生活常识，蚯蚓在地下被称为“地龙”（图5），十二属相中的蛇被称为“小龙”（图6）。至于十二属相中今天的人们唯一不见的“真龙”是否存在，因为缺少科学根据，本文不赘述。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把身体细长、四肢退化、全身布满鳞片的爬行类都包含在“龙”的类别里。所以“蟒”（图7）虽不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龙，但也是人们观念中“龙”的类别中的一种。蟒是大蛇，民间也有巨蟒渡劫化龙的传说。因此，把蟒叫做“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龙马”是“龙蟒”的谐音也顺理成章。

在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流域根据自然规律曾出现若干个温暖期和寒冷期。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挖掘表明，当时捕获的野兽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⑥从河南省简称“豫”字可以发现，温暖期该流域人类与大象长期共存，曹冲称象就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在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和野象一样出现在纵横的河流和茂密的森林里的，还有喜欢在湿热交加环境中生存的，既能攀缠树杆，也善于游泳的大蟒蛇（图7）。据报载，印度尼西亚捕获一条长14.85米、重447公斤的巨蟒。到目前为止，这条蟒蛇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2011年，在我国广西凭祥边防查获187张蟒蛇皮，最长一张蟒蛇皮有5.8米（图8）。⑦

在我们判断“马”即“蟒”、“龙”即“蟒”和“龙马”亦即“龙蟒”的基础上，河图本源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中华民族祖先经历的旧石器时代，尽管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比较简单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因此，在文字产生之前，原始人迫切地需要一种凭藉来表示数字。

在上古时期人们生产生活亟需记数（或计数）并缺少凭藉的前提下，大蟒蛇背部连续的不规则的封闭图案（不规则“”形符号）（图8、图11）带给人们启发，成为人们对数的启蒙和认知，并渐渐发展为粗浅的免书写或刻画的识数记数单位凭藉，且易保存、易携带、易按单位记数统计。“河出马图”“龙马出河”“龙图出河”“河龙图发”“黄龙负图”这些典籍传说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在上古时期黄河之滨，大蟒蛇浮出水面，在太照射下背部反射着光泽，蟒皮背部天然的不规则图案“”符号为中华民族祖先带来启示，一个不规则图案“”形符号表示数目“一”，以此类推，受双手手指数目影响，由一而十，还极有可能循环往复。例如（不规则图案）（图9）：

，表示一；

，表示二；

，表示三；

，表示四；

，表示五；

，表示六；

，表示七；

，表示八；

，表示九；

，表示十；

上面的不规则图案“”形符号是从一到十的识数过程，数目表示的是递增的形态。我们用汉语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是因为汉语数字是我国古代符号文明之后的最早的文字衍生，而阿拉伯数字是13世纪传入我国，到20世纪初才广泛使用。

上古人类把这种开悟启蒙当成了上天的赐予，蟒蛇这种动物也就成了人类繁衍生息文明发端的祥瑞，成了“圣人”出现带领人们开创新时代的祥瑞。因此，《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中把河图当成历代传承下来的国之重器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人们曾经怀疑的历史典籍和传说，隐晦地给我们提供了证据。

再来看洛书。根据历史典籍和传说记载的“龟书出洛”“洛龟书成”“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等内容，可以推测洛书与龟甲有关，产生于洛水之滨。因为乌龟背部排列的不规则的“”形麟甲与蟒蛇背部不规则的封闭图案（不规则“”形）甚为相似，人们也会联想到在这天然的质地上的不规则“”形同样具有表达数目多少的功能。

我们看乌龟的背壳，几乎所有的乌龟背壳都是由里、中、外三部分鳞甲图案组成，中间那一圈一般都是10块麟甲（图12）。只有极个别品种乌龟稍有差别，但不具有普遍性。上古人类再一次受到启发：乌龟背部的中间十块鳞甲能够帮助计数。因此，乌龟也成为了上古人类的祥瑞。

河图是由“一”开始逐一递加至十而止循环往复的数目关系，体现递增的过程。那么洛书体现的是什么数理关系呢？通过观察，洛书正好是河图数理思维的反转，体现的是递减关系，是由十到一的递减关系。例如（图10）：

乌龟中间那一圈10块麟甲（不规则“”形）

表示洛书天然地隐含了10的数量。=十

用手遮住（或减去，下同）1块剩9块：-=九

用手遮住2块剩8块：-=八

用手遮住3块剩7块：-=七

用手遮住4块剩6块：-=六

用手遮住5块剩5块：-=五

用手遮住6块剩4块：-=四

用手遮住7块剩3块：-=三

用手遮住8块剩2块；-=二

用手遮住9块剩1块；-=一

如果说河图是递增的加法，洛书就是递减的减法。

多么简单、直观、实用的计算工具啊！

因此，笔者认为，上古河图的本源是蟒蛇背部连续的不规则图案“”形，及其所体现的由一至十的识数递增过程和记数凭据的数理关系；洛书的本源是乌龟背壳中间那一圈十块不规则麟甲，及其所体现的由十至一的运算递减过程和计数凭据的数理关系。我们可以推测，无论从历史典籍和传说的记载，还是从上古人对数目认知的规律来看，洛书都应在河图之后。同时，河图到洛书，由于数目受到双手十指的影响，十进制渐趋成熟。

蟒皮、龟背不规则图案及其各自数理关系，是上古河图洛书的本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实物图书”，是人们生产生活中记数和计数的工具（算筹），它们比甲骨文还要早，是不用刻画的皮革书、甲骨文，是文字产生之前融合人类数理思维的工具符号文明。北宋邵康节“洛书者，数之源也”如果改为“河图，数之源也”，就会更加接近本源。上古河图洛书的出现，承载和传播了远古人类早期的智慧结晶，表现了中华民族祖先善于发现、善于创造的优秀品质。

谚语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我们可以推测，正是由于蟒蛇背部连续不规则图案的启发，才有了后来人们的结绳记数（绳结与蟒蛇背部花斑形状相似），才有了刻画记数，才有了数石子记数。至于中国后世的算盘、秤杆及其秤星的发明受到了蟒蛇背部连续图案的启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由河图到洛书，由识数再到加法或减法，上古人类智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由具象到抽象。例如，现在的婴幼儿教学，用5头牛（或羊等）动物形象可以代表5，孩子智力再发展一些，就知道5所代表的数目是多少而不用几头动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示数目。这正如上古河图洛书之后的远古人类，当熟识了蟒蛇与乌龟背部的图案数目的递增或递减之后，就不会时时带着蟒皮和龟壳外出生产劳动，它们会把5用“”（抽象符号）来表示，而体现不规则符号“”形及其数理关系的河图蟒皮和洛书龟壳（具象）被渐渐淡化，甚至淡忘。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进步。后世上古河图洛书的各种推演图式都是用远离实物的抽象符号“”形对其实体图案的数理关系的表达，但是无论怎样的表达，它们都不是上古河图洛书实物本身，它们是具体事物被抽象出来的符号。宋代陈抟传出的“龙图三变”的各种图式就是这样，任凭抽象符号“”1-10怎样规律地排列也回不到河图洛书原来蟒皮和龟壳的图案面目（具象），这就是它们只能是数理关系符号的推演形式之一（还有其他的推演方式）而不是河图洛书的唯一本源的缘由。

三、上古河图洛书对古汉语数字造字过程的影响

随着上古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当氏族或联盟生产生活急需记录数目或者传递数目的时候，免书写免刻画的蟒皮和龟背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天然的河图洛书只能识数（或记数、计数）而不能记录，当人们需要一种简单而不是繁琐的方式（例如重复刻画“”形符号）来表达的时候，最早的象形文字（汉语数字）就应运而生了。清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最早表达了对原初阶段中国文字的看法，提出“造字之初，先有数而后有文”，笔者这样理解，中国古汉语数字的源起，是先有表示数目多少的符号，而后才有表示数目的文字。

古汉语数字造字最终选择了以手为源的造字方式，是因为人们知道，双手十指也可以计数，一根手指的“一画”符号代表的“一”，在刻画上远比用蟒蛇背部或乌龟背部的一个不规则图案（形）代表的“一”要简便得多。虽然手指“一画”代替了图案“”，但是上古河图洛书递增递减的数理思维始终在支配以手为源的古汉语数字造字过程。通过手指数目和形状所造的文字，和蟒蛇龟壳背部的不规则图案抽象出来的表示数目的“”形符号一样，也是象形会意的。

首先，从上古河图数目递增（图9）的数理思维来探讨一至五运用手指的造字方法。

一、甲骨文“一横”，是伸开的一个手指形状（食指而非拇指）来代替河图（蟒皮背上）的一个不规则圆圈“”（简称形，下同）。象形会意，表示数目一。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二、甲骨文“二横”，伸开的两个手指排列形状（食指与中指，此两个手指容易并列在一起）来代替河图的两个（）形。象形会意，表示数目二。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三，甲骨文“三横”，伸开的三个手指排列形状（食指、中指与无名指，此三个手指容易并列在一起）来代替河图的三个（）形。象形会意，表示数目三。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四、甲骨文“四横”，四个手指排列在一起形状（食指、中指、无名指与小指）来代替河图的四个（）形。象形会意，表示数目四。金文、篆文和楷体的形状是从正面观察的一只手的除拇指外的并列在一起的其他四指。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五，甲骨文金文篆文上下两横“”表示区间（类似现在函数图像的区间），中间为甲骨文手（）的形状，因甲骨坚硬不易雕刻而显硬直“×”形，楷体中间的手形（）很明显，表示一只手的区间内有“五个手指”来代替河图的五个（）。象形会意，表示数目五。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分析六、七、八、九的造字过程需要先观察“十”的造字过程。

十，甲骨文一竖，并且逐步演化为金文线条中部较粗，实为双手合并在一起的“正视图”的形状，一共有十个手指。因紧贴在一起的双掌外侧手背上的骨节向外凸出，在雕刻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一横，即“十”，即现在仍沿用的“双手合十”来表示洛书龟壳中间一圈的十个麟甲（）形。象形会意，表示数目十。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再来看六、七、八、九是如何运用洛书数目递减（图10）的数理思维来造字的。

九，甲骨文左侧为十的形状，表示双手十个手指，右下侧为去掉一个手指的形状。是受到洛书龟背中间一圈的十个鳞甲（）形减去一个鳞甲（）形鳞甲的影响。即九，象形会意，表示比十指少一指的数。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八，是受到洛书龟背中间一圈的十个麟甲（）减去二个麟甲（）数理思维的影响，即双手十指减去二个手指的情形。并且讲究对称，左右手各去一个手指（八）形。象形会意，表示比十指少二指的怠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七，是受到洛书龟背中间一圈的十个麟甲（）减去三个麟甲（）的影响，即双手十指减去三个手指的情形，是在八（去掉二个手指）的基础上再去掉一个手指，共去掉三个手指的情形。具体说，为了对称左右手各去掉一个手指（八）的基础上，中间又去掉了一个手指（丨）。因为甲骨文雕刻困难，笔画硬直，“八”所去掉的左右两指渐成一线，中间贯穿上下的是去掉的第三个手指头。也就是说，甲骨文刚开始的时候，数字“七”慢慢讹变成了符号“十”形（非数字十），与表示双手合十的数目“十”（甲骨文、金文之后的篆文）极易混淆。为了便于区分两个“十”形表示的不同数目，等到篆文的时候，对于表示数目七的符号“十”形，在中间贯穿上下的一竖笔画（去掉的第三个手指）下面拐了个弯儿，以示区别。所以从篆文开始，数目“七”是“七”，数目“十”是“十”。象形会意，七表示比十指少三指的数字。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六，是受到洛书龟背中间一圈的十个麟甲（）减去四个麟甲（）的影响，即双手十指减去四个手指的情形。为了对称，左右手各去掉二个手指，共去掉四个手指。象形会意，表示比十指少四指的数目。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楷体）

古汉语以手指数目造字给汉语带来一个量词“个”，“个”中的“丨”形为一个手指，“人”形表一个手指的区间，所以说“个”很可能为汉语最早的量词之一，一个、十个、百个、千个。

据笔者观察，现在世界上还在通用的古罗马数字也是以手为源进行造字的，例如：

Ⅰ，代表一根手指；Ⅱ，代表二根手指；Ⅲ，代表三根手指；Ⅴ，表示拇指和其余四指中间的“V”形，代表整个一只手五根手指，和古汉语五之后先介绍“十”一样；Ⅳ，代表比五少一根手指数为四；Ⅵ，代表比五多一根手指数为六；Ⅶ，代表比五多二根手指数为七；Ⅷ，代表比五多三根手指数为八；Ⅹ，表示两个手，手指数总和为十；Ⅸ，代表比十少一根手指数为九；Ⅺ，代表比十多一根手指数为十一；Ⅻ，代表比十多二根手指数为十二。

不难发现，古汉语数字和古罗马数字都是以手为源的象形文字，虽然地域相差甚远，生产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但在造字方式上基本一致，体现了人类幼年成长过程中思维的相似性。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一至十的字源与字义的解释和造分天地、阴阳之数、四方中央联系起来，远远超出了原始人类特定阶段的认知水平，明显牵强附会。

近百年来，随着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不断丰富，不少学者对我国数字的产生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其中丁山先生《数名古谊》、于省吾先生《释一至十之纪数字》、郭沫若先生《释五十》最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以一至四为指事字，五至八为假借字的看法在学术界较为流行。⑧郭沫若先生认为数字起于手，因而据金文中一些写作“”的十字，把它视为手掌的象形。⑨丁山、于省吾两位先生则据甲骨文一写作一，十写作丨，认为是“纵一为十”。⑩

笔者总体上赞同郭沫若认为古人用手指表示数目并逐渐形成汉字数字的观点，并不认同一二三四为指事字的说法，而应该是手指数目的象形会意，也不同意其“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的观点。至于“纵一为十”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

河图、洛书作为典籍传说中圣人出世与盛世的祥瑞，使它们的形象披上了彩环，也给它们的命运投下了阴影。西周、春秋以后，许多学说都穿凿附会于河图、洛书，使这朵远古的思维之花受到了不少歪曲。除了本文开头的各种附会，《周易》自称源于《河图》，并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对《河图》进行了改造。汉代的刘教声称，《尚书・洪范》中提到的“洪范九畴”就是《洛书》，也就是天授的不变之道，其实“洪范九畴”是九种伦理纲常，只是与《洛书》上的九个数偶合，实在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两汉以来的谶纬之学，都假以《河图》《洛书》之名，连篇累牍的《河洛纬秘要》《河洛谶》《河图龙文》等谶纬之书，屡屡出笼。后来的方士术士们更是利用河图、洛书做文章。例如推算阴阳五行的“太乙行九宫法”，就是利用《洛书》上九个自然数排列成的数学幻阵。几千年来，《河图》《洛书》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模糊了。

当代作家岳南为石舒波的《龙山春秋》所写的《山左有光》一文中这样介绍：自清中叶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他们视远东大陆为一个没有文化根底的地域，认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中亚与中亚以西的欧洲大陆，远东文明是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然后又流传到四周各国的。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族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这一系列形形的说法散布于世界的许多年后，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鼐氏认为“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当前，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越来越模糊，西来文化尘嚣直上，考古工作因文化断层而声音微弱，因此对河图洛书本源的探究尤显意义重大。真实的历史往往很简单，笔者通过生物考古和实物论证的方法，对上古河图洛书进行了本源探究，拨开重重迷雾，证明了实物的河图、洛书的存在。作为上古文字出现之前的实物文明河图洛书，为我们明确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和洛水，不是来自西方；古汉语数字本源的探究，是按照河图洛书的数理关系推理出来的，是我们自身文明孕育的知识结晶。这些结论是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外来说的有力反击，对于我们今天复兴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①④朱祯.河洛神话产生真相新探[J].齐鲁学刊，1995（06）.

②《补史记三皇本纪》，唐朝司马贞.《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影印，1987.

③苏开华.千古之谜“河图”、“洛书”破解[J].南京社会科学，1995（04）.

⑤张正明，董珞.先秦河洛文化族属述略.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7.

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01）.

⑦南国早报. 2011年12月06日.

⑧《说文解字》段注：“一之形，于六书为指事。”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一二三，画如其教，是为指事。”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把包括记数符号在内的史前几何形符号称为“刻划系统”，“于六书中为指事”。丁山《数名古谊》以X（五）为古文，（六）为古文入，十（七）为古文切，《说文解字》以八为古别字，像分别相相背之形。数字X（五）、（六）、十（七）、八（）是、入、切、别的假借字。

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上海大东书店初版。1961年《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科学出版社再版重印.

⑩丁山《数名古谊》，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于省吾《释一至十之纪数字》，见《敕契骈枝》三编。

《中国图书的起源》吴，北京大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8年第4 期（总第38期）.

河洛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民俗节庆；整合

2011年9月，国务院为支持中原经济区发展，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原经济区的一大战略定位就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在发展旅游业中，要挖掘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点培育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建设中原历史文化旅游区。同年10月17日，河南省旅游局与河南省文化厅签订了《关于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打造一批重点文化旅游活动品牌，提升一批高端文化旅游演艺产品，开辟一批文化体验旅游线路，开发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商品[1]。显然，中原经济区旅游发展的重点就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河南省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郑汴洛地区，旅游市场初步形成，旅游经济也在不断带动着整个经济链条。从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看，郑汴洛地区都处在河南省的前几位。从入境旅游上看，三地无论在接待游客数量还是创汇收入上都位居全省前列。从国内旅游市场上看，无论从总接待人数还是总收入，郑汴洛地区都包揽了河南省前三甲，这充分说明河南省旅游市场基本由郑汴洛所控制。充分挖掘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将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无疑是今后郑汴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做大做强河南省旅游业的关键所在。

一、 文化旅游及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文化旅游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文化旅游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定义，世界旅游组织对于文化旅游的定义是“人们想了解彼此的生活以及思想时所发生的旅行”[2]，对于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文化旅游是指通过某些具体的载体或表达方式，提供机会让游客鉴赏、体验和感受旅游地地方的深厚内涵，从而丰富其旅游体验的活动。

在西方，文化旅游多指一种旅游方式，在美国人类学家Smith看来，“文化旅游”主要是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旅游。我国知名旅游专家魏小安则认为，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并且这种文化活动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民间文化等四个方面[2]。

关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内涵，郑州大学旅游学院龚绍方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文化旅游产业是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衍生出来的，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对文化旅游产业的认识存在泛化现象，许多人把旅游业主体都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包括旅游交通企业、旅游住宿企业、纯自然的观光型景区等，把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混为一谈。

二、民俗节庆旅游的相关概念、特点及分类

张伦书认为，所谓节庆，是指某地区或城市以其独特的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竞技、体育、风俗习惯、风情风貌、地理优势、气候优势、遗址、胜地、古迹等为主题，自发而周期性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3]。现代的节庆定义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的总和，其形式包括各种传统的节日以及在新时期创新的各种节日。

节事是节庆活动和特殊时间活动的统称，概念十分广泛。节事是与节庆相对而言的，节庆这一概念更注重公共庆典的欢乐本义，而节事概念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节庆，还包括各种交易会、博览会、文化、体育活动等特殊事件活动。但是在国内，也有学者把节事等同于节庆。

节庆旅游是为了促进一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一地经济的发展，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预先安排和设计的以独具个性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人文景观、特色产业和生产经营活动为依托的节庆内容和形式，在固定地点或区域周期性举办的有特定主题，融旅游、经贸、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有广泛民众参与的节日庆典活动[4]。

三、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评估与分析

郑汴洛地区的节庆旅游市场是在旅游者的带动下逐渐形成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郑汴洛地区节庆旅游活动内容丰富，质量较高，主题多样，参与性和娱乐性都比较高。其次，郑汴洛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节庆活动的知名度也较高，活动的氛围相比其他地方的节庆活动要好。再次，在河南省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节庆旅游活动得到了大力宣传，很多游客因此更充分的了解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节庆活动，前来观光旅游。最后，随着政府管理的不断介入以及资金的进入，郑汴洛地区的旅游环境和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接待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导致了郑汴洛地区节庆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壮大。

（一）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分布状况

作为河南省省会以及中原旅游区中心城市，郑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丰富，西依中岳嵩山，北邻万里黄河，以其“黄河风光、黄帝故里、少林功夫、购物商城”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众多海内外的旅游者。与此同时，郑州也形成了许多自己独有的节庆旅游活动，到目前为止，郑州市已经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城隍庙民俗文化旅游节、商都民俗庙会、登封中岳庙庙会等。

洛阳，地处古洛水北岸，九州之中，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自夏朝以来十三座王朝在此定都，河图洛书在此诞生，科举制度在此创建，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在此交汇，是人杰地灵的宝地，欧洲人最向往的城市，中国休闲城市前列。洛阳的节庆旅游资源也十分的丰富，到目前为止，洛阳市已经形成了包括洛阳牡丹花会、黄河小浪底观瀑节、河洛文化节、洛阳民俗文化庙会等各具特色的众多旅游节庆活动。

开封古称东京（亦有汴梁、汴京之称），作为曾经的七朝古都，开封历史悠久，文化兴盛，迄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现如今已经是国家重点旅游观光城市。虽然开封的节庆旅游资源没有郑州、洛阳丰富，但也很有代表性。截止目前，开封市已经形成了清明上河园民俗文化节、开封花会以及龙亭春节大型艺术灯会等七个有代表性的旅游节庆活动。

（二）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资源类型分析与评估

郑州、洛阳、开封这三个城市节庆旅游资源级别涵盖了国家、省市县四个类别。如：部级的有炎黄文化旅游节（新郑拜祖大典）、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花会等。省级的有河洛文化节、黄河小浪底观瀑节等。市级的有城隍庙民俗文化旅游节、月季花会、伏牛山滑雪节、铁塔公园荷花节等。县级的有中牟西瓜节、河阴石榴文化节、郑州侯寨葡萄节、会盟荷花节等。通过这四种类型的分类，“郑汴洛”地区可以采取主打部级和省级节庆旅游，形成自己品牌，辅以市级和县级的节庆活动，丰富部级和省级的节庆活动，起到以大带小的格局，最终形成一套节庆旅游系统和节庆旅游精品线路。

从节庆旅游主题来看，“郑汴洛”地区包括了自然景观型、历史文化型、民俗风情型、物产链饮型、运动休闲型、娱乐游憩型六种类型，但主要集中在前三种类型里面。其中自然景观型占到了46%，通过主题分类，“郑汴洛”地区，要把自然景观类节庆旅游资源整合，把时间分布开，主推自然景观类，辅以历史文化型和民俗风情型，形成一条旅游时间带，这样既可以持续又可以分散游客，保持旅游活力。于此同时推出自己的口号和打造品牌形象，以3带3的战略方式，全面带动全省的旅游经济。

“郑汴洛”地区的节庆旅游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质量也十分的高，如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花会等不仅全国知名有的甚至享誉全世界。这三个地区的节庆旅游市场影响着整个河南的节庆旅游市场，占河南省旅游市场份额很大一部分。随着河南省政府对这三个地区的旅游投入不断加大，“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知名度也在不断增加，与周边省的竞争力也在逐步增强。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品牌树立和形象改善等整合措施，“郑汴洛”地区完全可以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节庆旅游市场，成为国内旅游界的一大亮点。

四、文化旅游产业视阈下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策略

（一）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是整个整合过程的核心，指引着整合过程的前进方向，有了指导思想，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说，“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的指导思想要植根于厚重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商都文化、河洛文化以及宋都文化。将三地悠久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结合当地旅游市场的大环境以及市场发展状况，并根据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不同的发展特点进行整合，包括产品、交通、管理、渠道、宣传等各个层面进行进行整合包装，最终实现整个“郑汴洛”地区节庆市场的整体发展。

整合的基本原则包括优势互补、整体优化以及群众性原则。“郑汴洛”节庆旅游市场既有优势也有不足的地方，整合的过程就是要将他们的优势互补，将各个分散的市场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最大程度发挥经济、市场效应。通过前期调研、丰富旅游产品、联合促销、完善各种功能等进行整体优化，促进整体节庆旅游市场良性、可持续发展。节庆活动本来就是人们的节日庆典活动，只有群众的不断参与，节庆活动才有存在的意义。节庆活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群众基础的节庆活动是长不了的。现代的节庆旅游活动，其本质是将传统节庆活动植入旅游元素，使之更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休闲性，激发广大旅游者游览的兴趣，实现传统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郑汴洛地区节庆市场的整合要基于群众，依靠群众，切实考虑群众的参与性和群众的切身感受，只有这样才能给游客带来很淳朴的旅游体验，不能让商业性冲淡了群众的娱乐性。[5]

（二）郑汴洛民俗节庆旅游市场整合策略

1.确立节庆活动主题，树立主题良好形象。好的节庆活动必须明确一个主题，才能把这些活动链接起来，形成品牌。主题是节庆活动的灵魂，良好的主题形象会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同时也有利于营销推广。节庆活动只有在主题的打造下才更能凸显自己的特点，也有助于推动整体节庆旅游市场的发展。在2004年，河南省旅游局把“中华之源锦绣河南”作为我省旅游主题口号，推出了一系列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2009年河南省旅游局将这一口号改变为“文化河南，壮美中原”，这更能体现出我省文化的深厚，并大力宣传此主题口号。随后在全省推出了很多节庆活动，特别是在郑汴洛地区，如牡丹花会、黄河文化游、拜祖大典等几十项。在河南省旅游主题口号背景下，郑汴洛地区可以借助该形象做进一步推广，扩大郑汴洛节庆旅游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郑汴洛，了解河南省。[5]

2. 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对节庆活动进行立体宣传，提高活动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宣传的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革，不仅仅是以前那样单一的广告宣传。现代的传媒手段给节庆活动的促销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河南省旅游主题口号的宣传使河南省的旅游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郑汴洛地区节庆活动的宣传可以在其影响力下做进一步扩展。通过积极与知名网站、主流媒体和各个地方媒体合作，推出本地区知名的节庆活动、旅游专题报道，进而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让游客真正了解这些节庆活动，提高他们的游览兴趣。同时在旅游纪念品上要体现出当地特色以及本次节庆活动的特点，形成旅游卖点，这样才能在节庆活动后给游客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3.积极探索创新民俗节庆旅游新形势，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精神内涵，打造民俗节庆旅游精品工程。当今时代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旅游产业也是一样，同样的节庆活动一成不变的举办会使人感到乏味，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游客感到新鲜，提高游客的重游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样式上都要有所创新，在郑汴洛地区可以不断探索多种新形式的节庆旅游活动，如乡村旅游节、休闲旅游节、红色旅游节、生态旅游节等。在样式上，可以不断改造传统的节庆活动，创新活动流程，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使之更有参与性，譬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大型实景演出，给游客带来震撼效果的同时，文化参与也给他们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总之，创新能够使郑汴洛的节庆旅游市场更具有活力，要在保持传统文化背景的原则下进行创新，并不断发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可以采用自我淘汰的模式，不断更新节庆活动，让对手望尘莫及，最终形成品牌，产生品牌效应。

4.时间序列化，保持节庆活动的连贯性。郑汴洛地区大大小小的节庆活动十分丰富，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时间表，还有一些活动由于季节性的限制，举办时间也相对固定。但如果从整年来看，这些节庆活动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开，在对外推广的时候，按照12个月向外推广，每个月还可以确定一个小主题。在开展节庆旅游活动时，通过时间序列化安排，形成郑汴洛三地节庆旅游市场的错位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保持整体节庆市场节庆活动的连续性、衔接性、均衡性，旅游者无论什么时间来都能体验到当地纯正的风俗民情和文化氛围。

五、结束语

随着现代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观光型旅游产品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体验性的旅游产品如，民俗节庆、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等所占比重则会逐渐增多。郑州、开封、洛阳是位于黄河沿线上的三座主要的河南省旅游城市，拥有着丰富的民俗节庆旅游资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河南省的旅游节庆市场多呈现出“点、散、乱”的特点，缺乏有效的系统整合。今后，要想做好郑汴洛地区民俗节庆旅游市场，就要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有效市场整合，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整合开发模式和途径，形成系统化、协调化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2.

[2]高峻.生态旅游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95-196.

河洛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0108

不久前，在成都民间收藏者的家中，笔者看到了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玉器，上有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图》与《伏羲八卦》，并有古文字相伴（在八卦处）。这一发现，将彻底颠覆历史文献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叙述（论述），可能都是历史上的误传。当一个误传（讹传）被现实的实物否定后，就应回归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河图”的史料简介

在《尚书·顾命》[1]中说：“赤刀、大训、宏壁、王宛、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是《河图》一词最早的出处。对于这里的“东序”和“西序”，有学者认为其是当时国家存放国宝的仓库（或厢房）。但从字面上来说，“东序”也可理解为东边墙内的厢房，西序亦同。

在《汉书·五行记》有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使学者们把《河图》与《伏羲八卦》联系了起来。

在《中华始祖·大昊伏羲》一书中[2]有云：“《河图》是黄河上游的古天文星像图，是天自然气数所赋于而成的自然之像，象征一天体，因是玉质的故又称‘璇玑玉衡’，是浑天仪，天球仪，是天球河图，因以龙马为座架，又名《龙图》，史称《龙马负图》”。这里所谓的《龙马负图》，是指在黄河里跃出了一匹龙马（龙头马身的一种动物），它的背上旋纹斑点之图（从一到十），就是《河图》（图1～4）。

这是文献[3]一书中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的《河图》形状，在此《龙马负图》的上端该书作者补充画了一个伏羲八卦图

这是文献[4]一书第二十五页上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上的《河图》。比较图1与图2的《河图》可以看出，此二图形，一为方图，一为圆图，二者白点与黑点分明，后者在其说明中：“河图数从一到十，奇数，偶数各五个，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阴为天，阳为地，奇数之和为二十五，为天数，偶数之和为三十，总和为五十五，为天地日、月之全数”。这个“龙马负图”是不是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呢？白点与黑色应当是古代哲学家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融合了进去的结果。在我们公布的《河图》中，根本没有白点黑点之分。

这是文献[6]中提供的《龙首马身图》在此图上并未绘出有《河图》出来，此图是来自明朝的蒋应镐绘图本

上述二个《龙首马身图》也是文献[6]提供的，其中左边的龙首马身是来自清朝的汪绂绘图本，右边是来自清朝的《神异典》一书。在图3、图4的龙首马身图身上均未见有《河图》，这是为何呢？

文献中说：宋朝的陈抟传出了《河图》、《洛书》和《先天图》等，自陈抟之后，传到刘牧，刘据此写出《数易构隐图》，才为一般学者所知，后又得到朱熹（宋代哲学家）肯定，此时所谓《河图》，是指用一至十个数字点组成的图式。

汉代孔安国认为，《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唐代的孔颖迏认为：“《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与汉代孔安国的看法一致。这是学者们把《八卦》与《河图》联系起来的又一例证。由于《河图》出现在马背上，故又称为“马图”。

《叙本论》[3]说：《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这里把《河图》与八卦的具置配置在一起，即是《河图》与八卦具体化了。

此外，在《隋书·经藉志》和朱仓著的《河洛解》中，都有《河图》的论述。

在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一书中，曾多处提到《河图》与《洛书》。

二、相关实物描述

民间收藏的浮雕有《河图》的玉器，这是一种组合型玉器，即是由好几种器物组成一个整体出现的（图5～6）。这类器物共有3套，其用途尚不可知，器物的最外部是一个玉琮，四周有纹饰，规格是29cm（29cm，外径26cm，厚度2cm，从左到右圆筒的外径为24cm，20cm，16cm，12cm，8cm和3.5cm（圆柱）。它们均按大小一一放置在玉琮之中，构成一个组合件整体，《河图》就是在浮雕的第二个圆筒外侧上，其对应方向是浮雕的伏羲先天八卦（图7）。八卦的中心是《太极图》，每一个卦位下有一个古文字，《河图》四周有四个古文字（图8），《河图》是按1-6，2-7，3-8，4-9，5-10来排列的。

这是一套不知用途的组合型玉器分开来的形状，这种组合玉（石）器共七件，按大小分别放在玉琮之中就成了一个整体。每个园形套筒上的侧面均浮雕了纹饰和古文字，《河图》出现在最大的套筒的外侧，其对应方向有伏羲八卦，右边是玉琮的一个侧面，上面有太极图（左）与星星（右），侧面是箭射鱼（右）和凤鸟（左）。

这是组合型玉（石）器组合在一起的整合起来的形状（这是另一套组合器）的顶视图，四边的太极图为动物图像，其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这是在图3的对应位置上的伏羲八卦，每一个卦位有一个古文字，八卦的中间是太极图，在鱼眼的位置上一只是凹下去的，一只是凸出来的，前者为阴鱼的眼，后者为阳鱼的眼，再看看图3中的小圈并未有凹凸之分，即阴、阳（黑、白）之分，故而可以肯定，现今所有的《河图》的黑、白乃后人加上去的，如果古人要把《河图》的圆圈做成凸凹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此套组合玉器中的第二个套筒侧面浮雕的一个园形物体上的《河图》，它的排列方式是：1-6，2-7，3-8，4-9，5-10，在此图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上浮雕了四个古文字，可见原始的《河图》是园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而且都是白点，并无黑、白之分，黑、白点之分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后人把“阴阳五行学说”掺进了进去，故而出现了现今《河图》的白点与黑点之分，从而演化成各种研究的观点来解释《河图》。

这是此组合型玉（石）器上圆筒上的纹饰，其中（上图）是动物—古文字—太极图组合（其余的待以后公布）在一起，而（下图）是太阳神鸟—古文字—圆圈图组合在一起，其深刻含义有待专家去解读。

这是该组玉器中心的“芯”柱上（图5）的16个古文字的原大摹本，这些古文字的风格与神韵与我们早前公布的古蜀国的古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左一行四个古文字可能是“众伐蜀妥”（？），“芯”的长度（高度）11cm，直径4.5cm。

左边的两个图是图5的“芯”柱子上的顶部（左）与底部（右）的“星星”图案与“太阳”图案。

每一个套筒的外面均有图形与古文字及动物纹饰。在图形中有天象图与动物的组合，有天象图与古文字的组合，其深刻的含义有待专家们去研究。图9和图10是其中的二种图饰。

这种组合器共发现有3套，其是祭祀之用？抑或是供摆设之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分析与讨论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公布的实物那样，《河图》与八卦出现在四川广汉的古蜀国是不争的事实，全国其他考古遗址中均无此类实物发现，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出图，洛出书”，可能是一种误传，黄河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现一匹身上有数字符号的图形的非龙非马的动物呢？古代是否有一种龙马的动物呢？查《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得知[5]：“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此处的“岷山”应当指四川省西北部的岷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神”是指山神，“状”是指形状，归纳起来就是山神的形状（样子）。三星堆的玉边璋上有古蜀国人祭山的图形，我们在《古本山海经》中查到有“龙首马身”的图形[6]，书中把它称为“中山神”，即“龙首马身”的这个非龙非马的动物，是一种神物。在此动物身上并没有《河图》的数字图形。此外，我们在另一位三星堆玉器收藏者家中看到一种“龙首龟身”的龙龟玉器实物，在此龙龟的背上有25个古文字，分布在龟壳的边缘，中间是凤鸟形状，未见有《洛书》的数字图形（图11～12）。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河出图，洛出书”是谁提出来的呢？

图11

这是另一种《河图》形式，其数字组合是1-6，2-7，3-8，4-8，5-10，按传统应是4-9，此处少了一个数字（圆圈）是古人忘记了，还是另有他意？此《河图》上的古文字与图8中不同，上面二个古文字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有，下面二个古文字，右边是个“蜀”字，左边文字不认识。

这是图11对应方向上的太极八卦图。

查史料得知（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孔子曾说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乃春秋战国时鲁国人，出生在公元前482年，他70岁时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才研究《易》。“河出图，洛出书”，是不是孔子在学《易》时所说的呢？孔子那个时代与《山海经》成书时代大致相当，他学《易》是否知道《山海经》的“中次九经”中有“龙首马身”的神物？孔子的那句“河出图，洛出书”是否是后来的学者强加在他身上、或者压根儿孔子就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呢？孔子那个时代离古蜀国的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他不可能看到我们现在公布的《河图》与《八卦》的实物。其实在汉代，学者们就知道有《河图》、《洛书》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多处就提到《河图》、《洛书》，其中第十卷有“三志泱泱，实作父师”的记载：“杨统，字仲通，四川新都人也。事华里先生炎高，高戒统曰：汉九古王出图书与，卿适应之”[7]。此处的图即《河图》，书即《洛书》。杨统的父亲杨青卿，精通《河图》。他在临死前告知杨统说：“吾绨巾失中有先祖所传秘籍，为汉宗用，尔其修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家中用丝绸做成的那个套子（可能是枕套或被套）中，藏有祖先的秘籍（可能指《河图》——本文作者注）是我们汉室家中留用的，你要好好保存它”。

在《华阳国志》卷十中还有“广汉士女”一节，其内容：“杨宣，字君纬，什邡人也，少学于楚国王子强，天文、图纬于河内郑子候，师杨翁叔，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此处的图纬即是《河图》，这段话的大意是：“这个名叫杨宣的什邡人（什邡是广汉的邻县，均属现今德阳市管辖），少年时从楚国王子强学习，后来又师从河内（地名）的郑子候学习天文知识和《河图》，郑的老师是杨翁叔，此人能懂鸟语，善于预测国家大事，学生有数百人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河图》在什邡、广汉早已流传开来。

《华阳国志》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记录的是晋代以前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生（出现）的事物，其资料应当可信，学者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河图》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广汉离新都、什邡很近，杨统家中得到或接触到《河图》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河图》怎么又会跑到中原地区的黄河里出现的龙首马身的动物身上去呢？而且从古本《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出现的龙首马身动物的身上也不见有《河图》，故而此“龙马负图”可能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故事，此图在清朝的一位学者江慎修著的《河洛精蕴》[3]一书中有，在北宋的陈抟和邵雍原著的《河洛真数》[4]一书中也有，后者是由现代学者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数的书。在书中第25页称：陈抟有五大贡献（这是后人写的，不是陈抟写的），其中之一是“创造了‘太极图’”，其中之二是“公布了‘河图’图示”（双引号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注）。但这二者均已被我们提供的事实否定，《太极图》与《河图》早在伏羲时代就出现在广汉古蜀国了，在汉代的文献中也早就有记载。孔子和陈抟可能都不曾见到古蜀国玉器上会出现有《河图》和《太极图》，《河图》是从伏羲时代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今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物，就应当重新审视以往文献论述的正确性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陈抟是如何得《太极图》与《河图》的，则有待专家们作后续研究。

广汉鸭子河古称“名隹河”，此“名隹”字与“洛”字同音，但字不同。为了某些目的，现今有的地方政府及某些学者，却硬要把“洛出书”中的“洛”说成是在中原地区河南省洛宁县的洛水，这可能是“黄河文明”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脑子里的结果。所以，“河出图，洛出书”就无形中成了“中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支柱，再加上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根据（论据）更多了。更有甚者，洛宁县某些官员说，在洛宁县的某个地方（长水村）有记录《洛书》之源的两块石碑作为“物证”，来“证明”《洛书》的确是出自洛宁。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广汉古蜀国有《河图》出现，至于有无《洛书》出现，还有待后续发现。

根据孙国中（1989）提供的资料：“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村发掘西汉汝阳候墓时，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排列的（水、火、木、金、土），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园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一致”。他认为：“此图上数字的排列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天，这与《洛书》的字数排列一样，故证明《洛书》确实存在”。他还认为：“《洛书》有出土见证，而《河图》还未出土见证。”我们现在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了《河图》，把《河图》的原产地找到了，其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孙国中（1989）在《浅谈“河出图，洛出书”的可信性》一文中指出（见文献[3]附录）：“在汉代就早已经有《河图》图式了，不必等到宋代才出现，此图古来有之……”这种观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其实，早在汉代之前的伏羲时代，古蜀国的器物上就出现有《河图》了。《河图》出现在龙马身上，而《洛书》出现在神龟身上，这些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不可信（图13～15）。

至于“人面蜘蛛”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问题。在2009年8月11日，英国《卫报》报导，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山村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四腿四手的婴儿蜘蛛人，人们称他为神灵转世，名字叫做刚尼许（Ganish）神。其实这是一个未发育成功的连体婴儿。

图13

这是龙首龟身的龟背上的古文字顶视图，龟背壳的中心是两只浮雕凤鸟，其排列方式是对称的，四周浮雕的古文字清晰可见，下图是龟尾部古文字的放大，其中可看出有二个“蜀”字（上与下）和一个“凤”字（尾尖处）

这部分古文字的放大，在放大的七个古文字中，从左边开始，是“蜀”、“？”、“鱼”、“燕”、“蜀”、“鸟”，鸟后一个字在《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第三册第10页的雌雄同体人背上就有此古文字（放大部分见该书102页）。这个“鱼”、“燕”和“鸟”三个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也特别形象，演变到甲骨文时，就变了样子（形状）了，可见，当原始出现的古文字演变到后来时，都会或多或少走了样。

这是文献[3]中的书中的神龟背上的《洛书》，白点与黑点十分明显。龟背上的“回形纹”与真实龟背上图形是绝不同的，这是不是故意杜撰出来的“回形纹”？而是自然界龟背上真的有此种“回形纹”？但从生物来讲是无此“回形纹”的。

这是广汉古蜀国发现的真实的龙首龟身玉器（侧视图），其背上有25个浮雕古文字，并未有《洛书》出现，《洛书》是否一定要在神龟背上出现？是否一定要出现在河南（中原地区）？此龙首龟身玉器重约40kg。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外研究《易经》的专家对“河出图，洛出书”的经典理论均不敢提出出处的怀疑，现今我们公布了《河图》的实物出处，并证明《河图》不是出现在黄河，而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

“神龟贡书”从洛水出，把《洛书》献给大禹，这可能性更小。禹本是四川省北川县人，该县有禹里乡（禹里即大禹的故里之意），禹里乡的九龙山脚下的山崖上有“禹穴”二字，山上有洞数处，其中有一个洞似脚盆，其中有泉水清彻见底，盆底面呈红色，名曰“洗儿池”。禹穴之上有“刳儿坪”三字，传说是禹母在生禹时的洗浴之处。禹长大之后娶都江堰一女子为妻，此女子姓凃，文献中说禹妻凃氏即此女子。当禹受命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可能就是指他在治理当时岷江水灾时的描述。禹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为何会到中原地区而遇到神龟并得到《洛书》献给他呢？最大的可能是，他应该在四川得到《洛书》，而不可能在中原得到《洛书》才去治水，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岷江流经现今的都江堰，而都江堰离广汉很近，三星堆古蜀国是黄帝以前的远古国家，禹是黄帝时代以后的人物，而“洛出书”的洛水很可能就是现在广汉的鸭子河，如前所述，它在古代叫“名隹 ”水，“名隹 ”与“洛”同音，广汉古代叫做名隹城。如果说禹是在中原地区得到《洛书》，倒不如说当时古蜀国已经有《洛书》了（汉代文献有记载），只是人们未看到而已，所以最大可能《洛书》的出处应当是在广汉地区的古蜀国，因为《河图》就已经在那里被发现了。

禹是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古羌族人（伏羲，炎帝，黄帝据研究也是古羌人），历史上关于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蜀王本纪》中曾说他生于四川汶山郡的石纽；《晋书·地道记》中说他出生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某地。《太平御览》中说他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某地，此外还有学者“考证”（引号是笔者加的）“大禹生于东北吉林省的集安”。笔者认为，只有《蜀王本纪》说的比较靠谱，其他的都不足信。故而我们在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史料进行引用时，应当进行筛选和考证，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把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本是四川省盐亭县人）说成是河南省西坪县人，从而成为笑柄；也不能像某些泰斗那样，把现今三星堆博物馆所在地，说成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

四、结语

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再次证明该地区存在着大量远古信息。该地区还发现了周文王后天八卦（1）、大量的有文字的金器、象牙，等等，这非常值得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古文字在玉（石）器上、树皮上、玉简上、竹简上、甲骨上、蛤壳上、龟壳上、动物牙齿上和八卦上，等等，这更应当引起文字学家的注意，一旦人们能够破译出这些古文字载体上20%～30%的古文字，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则将会更加清晰明了。

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有的人不去研究它，而是一味地排斥它，生怕这个新生事物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不利，甚至可能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专家为何不去研究民间收藏的古蜀国玉器及其上的古文字，而是直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呢？

关于“河出图，洛出书”出处在中原的这一观点，可能是那些“黄河文明”的支持者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与殷墟甲骨文结合起来，把“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观点强加在人们头上，现今《河图》在广汉古蜀国被发现，由此促使人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2007年12月，《香港大公报》采访笔者并观看了数百件玉器之后，他们曾用：“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副标题——古蜀文明或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醒目红色标题做了报导（见该报2008年3月7日36版）。

“中国之始”在何处？答曰：“在四川的‘阆中-盐亭-广汉’。”我们在讨论“中国之始”时不要局限于出土的陶器研究上，其遗址也不要局限殷墟、二里头等地方，而应把视野放在更宽的范围内去考虑，尤其是把器物（国家的、民间收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等）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绝不能排斥民间收藏家的器物。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问题”，中国航天人就是我们时代创新事业的榜样。

探讨中国文明之始，离开了古蜀国器物尤其是玉器的研究，恐怕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泰斗们在讨论（论述）中华文明之源时，总是避开三星堆文化，而只谈“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当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当时早已有了文字，青铜器和城池）时，而“红山”和“良渚”还是一个部落集团。总之，《河图》、《洛书》不能否认，但其出处不在黄河地区。陈抟不是《太极图》、《河图》最初的创造者，但他对保护、传承、宣扬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我们不是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文中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专家批评指正。本文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参见张如柏：《广汉三星堆发现周文王后天八卦实物及意义》一文。

参考文献：

[1]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2]杨复峻.中华始祖大昊伏羲[G]//中华远古文明探源（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3][清]江慎修.河洛精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4][北宋]陈抟，邵雍.河图洛书（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书）[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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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篇（10）

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在隆重、热烈、震撼中开幕；在舒心、愉快、共赢中完美闭幕。

2011年4月16日上午10点，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在洛阳市花卉中心隆重开幕，这是中国观赏石协会和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次盛会。国土资源部原部长、中国观赏石协会名誉会长宋瑞祥，河南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国土资源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寿嘉华，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河南省观赏石协会会长卫斌，原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张训彩将军，洛阳市副市长史秉锐等众多嘉宾和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大会由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持。

会上洛阳市副市长史秉锐先生介绍了展会筹备情况，并作了“以石为媒、以石会友、宣传洛阳、宣传河南”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寿嘉华会长向大家介绍了当前国内外赏石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肯定了洛阳赏石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对河南省观赏石协会、洛阳市赏石协会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她盛赞大会热烈、隆重、震撼，并同宋瑞祥部长等四人一起为镌刻着“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的巨石揭幕伴随着副省长张大卫宣布：“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开幕，背景板上的一块硕大的黄河奇石一分为二，隐含着“石破天惊”的寓意，徐徐向两边开启，打开了展厅的大门，拉开了展销会的序幕众多嘉宾和领导随即兴致勃勃的一同步入展厅，在身着汉服的古琴演奏师优雅的古琴演奏声中，共同参观了精品赏石展和牡丹园艺展。

本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共有来自全国30余个城市的1000余人参加展出和交易，参展精品石1008方，汇集了全国各地近百个品种。交易摊位200多个，展出精品牡丹九大色系，80个品种2000余株在赏石展会期间，组委会举办了“赏石文化高峰论坛”、“河洛赏石文化艺术书画笔会”、“中国洛阳(石之花)奇石专场拍卖会”等活动组织来宾观赏牡丹，观看了美轮美奂的音乐喷泉，让大家在欣赏奇石文化的同时，也体会到古都洛阳的深厚文化底蕴，感受到古都洛阳的现代气息。本次展会是洛阳历史上继2004年国际爱石展后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赏石文化盛会，参观人数10万余人，交易额约达800万元，实现了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隆重、热烈、震撼的目标，展会在舒心、愉快、共赢中完美闭幕首届中国・洛阳赏石文化艺术节暨交易会的圆满成功，给2011年国内赏石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洛阳这个昔日赏石名镇又重新启航，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