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考察报告汇总十篇
古迹考察报告篇（1）
具体考察：
第一站：襄樊
地点：米公祠
9月6日，我们师生22人在湛江火车站乘坐1474次列车向湖北襄樊首站出发。我们坐了28个小时的绿皮硬座火车，条件相当艰苦，对大多数没有坐过火车的同学来说可是一次考验！尽管路途艰辛，但也阻止不了我们的步伐！我们住宿是火车站旁廉价的招待所，吃的是便宜菜饭，买的是团体票，出门坐公车！同学们一路高歌，互相帮助与配合，一切都那么和谐愉快！
9月8号我们参观了著名的米公祠！
米芾，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字元章，号襄阳居士。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的米公祠，原名米家庵，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第二站：西安
地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秦始皇兵马俑、西安博物院等地
9月8日晚我们从襄樊火车站乘坐K628班次火车去往西安。9月9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西安，在西安美术学院附近找了旅馆安顿！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多、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9月10日，我们一早出发，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陕西西安的一座部级综合性历史类大型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集中珍藏陕西地区出土的珍贵文物37万余件。
9月11日，参观碑林。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其创始者为北宋名臣吕大忠（陕西蓝田人），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碑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石刻的集中点之一，也是历代名家书法艺术荟萃之地。“碑林”由于碑林丛立如林，蔚为壮观而得名。碑林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已它独特的收藏而成为中外驰名的艺术瑰宝。西安碑林现收藏有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近3000件，展出1089件，收藏碑石、墓志的数量为全国之最，且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这里碑石如林，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名家荟萃，精品林立，令人惊叹不已。
9月12日，我们参观了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对外开放。以展示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 西安博物院以著名唐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雁塔为中心，整体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设计，形成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场所。
9月13日，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兵马俑，泥塑的世界，在这里，可感受到那个久远王朝的历史气息，其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凝结成了一点，于是有了这两千多年后的神秘魅力。仔细观察，它们按品字型布局，根据发掘的先后，分别命名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仔细地注视着这方俑坑，两千多年的沧桑，依然保存了当年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8000多件陶俑，一万多件古兵器在这里先后被发现和挖掘。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俑人，基本上都在1.9米左右，高大魁梧，我不得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他们凝固了历史，鲜活了生命，把深厚的文化和精湛的艺术宏伟壮丽地再现于千年之后，通过古典写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泥塑艺术的辉煌篇章，填补了中国艺术领域的空白。
在西安逗留了五天，每天的行程都满满的，参观古都名胜古迹的同时，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领略到这里的风土人情。白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晚上同学三五成群各自活动。记忆最深的就是夜晚的大雁塔，每晚都有音乐喷泉，十分美丽！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还有西安最热闹的回民街，回民街作为饮食集中的街区而出名，这里现在虽然被当作了针对外地游客的旅游点，但其实当地居民一直把这里当做吃小吃、逛街休闲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夏天的夜市上在此吃饭纳凉消磨时间的市民的更多。其实整个“回坊”地区都是饭馆林立，各种各样的清真食肆与摊点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其中不乏当地人最认可的老字号小店。“回坊”地区除了北院门、大学习巷、西羊市外，还包括大皮院、东羊市、北广济街、桥梓口等一大片区域，老西安把这一带叫做“坊上”，在坊上可以探寻最平民最真实的西安生活。不过后几个地方要从回民街向深处走得远些，不容易找到，外地游客相对很少。
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既古老又现代，充满活力与文明的美丽城市！
第三站：洛阳 目的：参观龙门石窟
9月14日，告别西安我们踏上开往河南洛阳的火车，似乎同学们对西安的印象都很好，甚至有点不舍离去！旅途还在继续，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西安到洛阳坐火车只需5个小时，14号傍晚就到洛阳了。在火车站附近找了旅馆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去龙门石窟！
9月15日，我们坐车到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书法极品。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还称赞魏碑有十美，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时值今日，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二十品在书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十分壮观，大大小小的石像非常宏伟，震撼了游客的每双眼睛！
第四站：孔子故里曲阜
地点：参观孔庙 孔林 孔府
9月15日晚，我们在洛阳火车站坐车去山东兖州，第二天早上6点到了兖州，再从兖州做汽车到曲阜。由于长途跋涉，我们在曲阜找到旅舍已经是上午了，同学们都很疲劳，所以16号修整一天，17号参观孔府！
9月17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孔府。孔府也称圣府，是孔子的后代子孙们居住的地方，历史上，孔子的后代继承人都被称之为"衍圣公"。孔府是孔庙的西邻，规模相当宏大，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建筑原有170多座，560余间，现存152座，480间，其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内宅门、前上房、迎恩门、家庙等是明代建筑，其他均为清。代建筑。古建筑面积现存12740平方米。孔府中亦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如：著名画家周之冕、高其佩、郑板桥的绘画作品；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文征明的书法手迹；宋、元、明各时期的雕版印刷珍品、善本书籍，以及精致的玉雕、木雕、陶瓷、青铜器等工艺品等，供游人参观鉴赏。其中最著者为“商周十器”，也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赏赐孔府。
曲阜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城市的绿化，交通及文明建设都做的非常好！称为“东方圣城”一点不为之过，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就连交通车也不多，依旧保留着古代的建筑，十分具有当地特征！有名的孔庙，孔府，孔林！都是值得人们一览之地，还有当地的孔府菜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五站：泰安
地点：参观岱庙 爬泰山 观摩泰山石刻
9月17日下午在曲阜汽车站坐汽车去往泰安，下午到达泰安，并在火车站附近找到旅舍！
9月18日参观岱庙。岱庙坐落于山东省泰安市区北，泰山的南麓，俗称“东岳庙”。它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庙城堞高筑，庙貌巍峨，宫阙重叠，气象万千。岱庙创建于汉代，至唐时已殿阁辉煌。在宋真宗大举封岱庙禅时，又大加拓建，修建天贶殿等，更见规模。其建筑风格采用帝王宫城的式样，周环1500余米，庙内各类古建筑有150余间。岱庙与北京故宫、山东曲阜三孔、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并称中国四大古建筑群。
9月19日早早起床出发爬泰山！泰山，通常指我国的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又称东岳，中国最美的、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自然景观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著名风景名胜有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五大夫松、望人松、龙潭飞瀑、云桥飞瀑、三潭飞瀑等。泰山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数千年来，先后有十二位 皇帝来泰山封禅 。孔子留下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杜甫则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另外，泰山还有岳父的意思。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在泰山主要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大部为自然石刻，少量为碑碣。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俗话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其实都不容易。这次考察之旅相信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爬泰山了。我们从早上8点半开始爬山一直到下山已经是傍晚天黑了，每个人都是腰酸腿疼，但是没有留下一丝遗憾，毕竟爬上山顶那一刻是值得回味的，那一刻有种征服的感觉，就像整个泰山整个城市就在脚下。
9月20日，爬完泰山师生们已经筋疲力尽腰腿疼痛，今天休整一天，自由活动！
第六站：杭州
地点：游西湖 参观西泠印社
9月20日晚，我们在泰安火车站向杭州出发。
9月21日下午到达杭州火车站，我们在浙大西溪校区住研究生的宿舍，宿舍环境条件相当很好，相比杭州的旅馆和招待所。
9月22日，今天是中秋佳节，天下着朦胧细雨，我们来到西湖，参观了位于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印学社团，以篆刻书画创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在海内外久享盛誉。印社自成立以来，名家荟萃，人才辈出。这个学术团体，遐迩闻名，为中外时人所称道。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侧，社址总面积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
杭州西湖人间天堂，“最美不过西子湖，人在天堂水云间”。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 杭州市市中心，旧称武林水、钱塘湖、洗子湖，宋代始称西湖。它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誉为人间天堂。风景区以西湖为中心，分为湖滨区、湖心区、北山区、南山区和钱塘区五个地区，总面积49平方公里。西湖的美在于晴天水潋滟，雨天山空蒙。无论雨雪晴阴，无论早霞晚辉，都能变幻成景；在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中各具美态。湖区以苏堤，白堤两个景段的优美风光称著。西湖景区是立体和全方位，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领略她的风姿，素有“景在城中立，人在画里游”的美称。西湖不仅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且更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把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西湖四周，古迹遍布，文物荟萃，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熠熠生辉，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游览胜地。
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这是我第二次来杭州，第二次游览西湖，却给我的感受是强烈的！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流连在杭州，忘情于西湖。杭州这座充满历史与故事的城市，在今天繁华依旧，每个到杭州的游客无不流连忘返！
9月23日，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结伴出游！感受杭州的美。
杭州有名的特产：杭州丝绸 西泠印泥 青溪龙砚 西湖绸伞 张小泉剪刀 西湖龙井 王星记扇子等等。
在杭州逗留2天，这城市规划相当有特色，绿化条件好，城市的文明与历史体现出杭州独具的魅力！一座城市的历史往往会折射出这里人文气息与文明。我不否认我已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当然以后有机会还是会再来的！
9月24日，收拾心情带上行李，本次外出考察最后一站结束，我是依依不舍的踏上火车离开杭州！
9月25日下午三时，经过28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湛江火车站！回到学校，这次旅途正式划上圆满句号！
古迹考察报告篇（2）
1、瓦窑村建水紫陶
建水紫陶，历史悠久。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建水紫陶与江苏宜兴陶、广东石湾陶、四川荣昌陶一起被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
如今，随着原料的枯竭，市场上大品牌紫砂煲出现了制假现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建水紫陶，情况如何？带着这样的疑问，此行第一站，委员们实地走访了建水的做陶名家，参观了制陶工艺。
建水紫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瓦窑村。这是一个位于建水北部距县城2公里的村落，村内一溜排开有几十家紫陶手工作坊。在当地老师的陪同下，委员们首先参观了制陶名家陈绍康的工作室，陈绍康大师是建水紫陶的代表性人物，瓦窑村人，出生于制陶世家，能书会画，精于雕刻设计，谙熟一整套建水制陶工艺流程，1995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 称号，2010年6月，被命名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紫陶制作的工艺，要经过镇浆制泥、手工拉坯、湿坯书画装饰、雕刻填泥、风干焙烧、打磨抛光等工序，做一把小茶壶的周期约15天。并说建水紫陶目前没有造假，原因首先是没有大批量生产，原料暂时充足；其次，建水紫陶的工艺一般人很难仿得出建水紫陶独特的古拙韵味。他还介绍了欣赏陶器的方法，主要看外形、看装饰、看做工，看茶壶要看它的水线，水线越长，质量越好，一把他自己制作的茶壶要1200元左右。委员们还参观了瓦窑村的几家紫陶作坊和店铺，它们各有特点，紫陶制品价格的高低与紫陶师傅的名气有关。
2、石屏秀山
石屏秀山位于石屏县城西10公里宝秀镇南，宝秀镇西南吴营村，距离石屏县城12公里，是滇南的名山胜地之一。 1983年公布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保护单位。
明洪武年间建真觉寺，清代多次重修。现存古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凌云阁。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像，两旁塑有普贤、文殊像各一尊，塑工精细，衣纹流畅，神采各异。登楼远眺，宝秀镇村舍历历在目。寺内种有唐代樱花、宋代梅花、元代罗汉松、清代紫竹等珍稀古树，石屏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古树的保护，委员们参观时正好碰上县里举办古树保护挂牌仪式，县委书记李建阳亲自为古树挂牌。
3、石屏郑营村
石屏郑营村位于县城西边10公里的宝秀镇赤瑞湖畔，建村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山青水秀，村内古建筑、宗祠、学校及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十分秀美。1999年1月19日，石屏郑营村被云南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现已成为部级历史文化名村。
郑营村里民居房屋建筑很有特色，以土木结构的四合院为主，方位皆坐南 朝北。委员们在县文管所、县文化局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古建筑有陈氏宗祠、郑氏宗祠、陈氏民居、司马第等。陈氏宗祠建于1925年，占地面积2577平方米，在郑营古建筑中最为壮观。祠门为牌坊式，砖石结构。从祠门进去依次为石桥、莲池、中殿、正殿。中殿、正殿前院子两侧均建有对称式的偏殿、楼阁。祠门前有石亭、石狮各一对。祠门进去有一石桥，桥上有栏板望柱，望柱头上有石雕12生肖动物，皆精雕细刻，栩栩如生。中殿、正殿木结构建筑上雕梁画栋，花虫鸟兽历历在目。陈氏民居建筑样式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是郑营村民居房屋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其房屋特点为木石结构，走马转角楼式四合院，坐南朝北。
郑营村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典型的民居建筑，雄伟壮观的宗祠、楼阁、学校，使其颇具魅力，当地盛产的宝秀煎鱼也颇具特色。
4、石屏芦子沟民居建筑群
芦子沟民居建筑群位于石屏县坝心镇芦子沟村委会，距县城36公里。芦子沟民居为清末民初建筑，已有百年历史，但保存完好，大多数房屋的方位皆座北朝南，以土木结构四合院为主，有天井、石板铺地等空间。委员们重点参观了苏家寨几座苏姓民居，这些民居建筑材料用料考究，建筑结构严谨，建筑装饰精美，木雕精雕细刻，建筑彩绘绚丽多姿，有重彩、鎏金等，绘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显得十分雅致。
芦子沟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 村民勤劳躬耕,安居乐业。苏氏人才辈出，古代有进士、举人、士进岁、贡生，近现代有留学生、研究生、本科生。参观时听说有两户苏姓人家的子女均为大学毕业，有在昆明工作的，有在本地中学任教的。
芦子沟民居建筑群是去年石屏县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已申报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望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5、石屏一中
石屏一中位于县城西北隅，创建于1923年，是著名乡贤陈鹤亭先生倡导，乡绅富户李恒升、张信之等出资创建，原名“石屏中学校”、“云南省石屏中学校”、“云南省立石屏师范学校”等，1952年更名为云南省石屏县第一中学。
老校址现为初中部校区，校园建筑古色古香，企鹤楼檐牙高啄，喷珠池绿水微漪，心字池曲径通幽。名联古碑，雕梁画栋，让人肃然起敬。古柏长青，奇花斗艳，让人怡然忘忧。能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成长是幸福的，石屏一中几代学子始终恪守“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校训精神勤奋学习，有许多人成为著名的高级工程师、专家、学者和作家。
6、明清古州衙
石屏古州衙始建于元代九年（1272年），明清两代，州衙共连续使用了500多年时间，石屏古州衙建筑群在云南省属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古衙门。古州衙位于县城中央，始建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坐北朝南。州衙左面是文庙，正对是卖米巷，足以说明当时州衙当局是重教兴文和关注民以食为天的。民国时期，沿用石屏的古州衙作为县政府。民国28年由石屏富商张正堂捐资，拆除破旧房屋，新建了大堂、二堂、东西厢房、大门及监狱等，均为土木结构楼房。新中国成立后，古州衙仍然作为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地点，一直沿用至200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好古老建筑群，县政府实施整体搬迁全面整修后，作为石屏历史文化游览参观点向民众和游客开放。
走进古州衙，只见大堂威严肃穆，二堂清幽宁静，东西厢房古朴典雅，整幢院落庄重幽静，让人仿佛回到了明清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
7、石屏文庙
石屏文庙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明洪武十四年（1381）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重建。嘉靖二年至天启五年（1523—1625年）又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扩建。清康熙初年，知州刘维世和学正罗天柱主持又进行全面修缮。
文庙原占地4257平方米，坐北朝南，临街有“礼门”、“义路”两道券门，背面刻有“玉振”、“金声”。北进是一座四柱三门，高13.5米，宽43米的大牌坊。正中悬挂红底金字横匾“棂星门”，左右悬挂“德配之地”、“道冠古今”横匾。背面正中悬挂“洙泗渊源”横匾。皆由清乾隆年间石屏州学正，蒙化人张瑞亮书写。大牌坊不但斗拱、客枋、雀替等构件雕刻精美，前面的一对石狮，正中两根门柱、前后的石雕，有抱鼓石上的团龙图和基石上的麒麟图。
“太和正气”是石屏举人涂焯的墨宝；背面的“鸢飞鱼跃”是石屏贡生刘宣所书。
泮池周围装有石护栏，一座单孔石桥南北横跨，栏板、望柱雕刻十分精美。栏板有六十六块，长0.88米，宽0.43米，厚0.07米，双面浮雕，传统图案有“如意灵芝”、“鹤鹿长春”、“蓬莱翔风”、“麒护天书”等一百三十二幅。望柱有六十八根，高1.09米，边长0.16米，柱头有石雕狮、象、兔、龙、麒麟等六十八尊。
大成殿传统上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是供奉孔子的庙堂。但石屏文庙的大成殿却不是主体建筑，也没有孔子塑像。东边有名宦祠，西边有乡贤祠。
先师殿，建在有七级踏步的石基上，是文庙的主体建筑。台基四周有雕刻精美的石护栏，二十六块栏两面都有浮雕图案；望柱二十九根，柱头雕刻有各种圆雕石兽。七级踏步中间有“御道”，长1.55米，宽1.2米，厚0.12米，深浮雕石龙一条，龙头居上，龙身弯曲下垂，四周祥云缭绕。左右垂带各有一条吞云吐雾的石龙，首尾卷左右翻滚。
先师殿重建于清雍正年间，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抬梁式歇山顶结构，是祭祀孔子的殿堂。原有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铜香炉，重七百余公斤。东庑、西庑各九间，内供七十二弟子牌位。穿过侧门，还有崇圣殿、尊经阁。
石屏文庙保护的完整程度，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职能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管理令委员们赞叹。1983年10月公布为第二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2月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袁嘉谷故居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云南石屏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殿试考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钦授翰林院编修。清宣统元年（1909），袁嘉谷赴浙江任提学使兼布政使，致力于兴办学校，设立图书馆。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回到云南，先后担任国会议员、省参议员，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高等顾问、省图书馆馆长，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身兼数职，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著述颇丰。
袁嘉谷故居位于石屏县城南正街22号，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砖木结构四合院楼房建筑，坐南朝北，占地面积695.8平方米。由大门、二门、内院上下层组成。大门向东，由大门而进是一条通道，内分上下两堂屋，中间是天井，左右有耳房。
故居内悬挂“经济特元”、“太史第”、“国朝第三人”、“辉映星斗”、“名高东海”、“圭章特达”、“萱荫千秋松声九里，邦桢四叶世范三篇”，“海明三岛见，山晓一楼青”等许多匾联，均由云南书法家尚文、李群杰、周善甫、冯国语、段雪峰、赵浩如、孙太初、刘昆生等人重书。正堂屋悬挂着袁嘉谷先生1909年在浙江杭州任提学使兼布政使时穿朝服之摄影像一幅。天井中花木繁茂，景色秀丽。
袁嘉谷故居1989年5月公布为石屏县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1月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个旧市沙甸大清真寺
沙甸新建大清真寺主要由当地穆斯林自筹资金，总投资1.1亿元，历时五年，主体工程礼拜殿及和谐广场的主要设施已完工，于2010年8月6日正式投入使用，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清真寺。
沙甸大清真寺占地面积100多亩，建筑面积近18000平方米，4座独立的观礼塔与大清真寺合为一个建筑群，尖塔高度93米，外观宏伟壮观、庄严，内部典雅、大方，大殿内可同时容纳1万人做礼拜。整个建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再加上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和大显示屏，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
今年年底，随着与大清真寺配套的和谐广场建设完工，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为沙甸区打造“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建水、石屏、个旧等县（市）的考察，委员们很受启示并引发了一些思考。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
在文化旅游产业建设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比如：目前建水紫陶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小作坊的自产自销，由于没有规范的市场运作和管理，建水紫陶市场越来越小，知名度也在萎缩。近年来，建水县意识到紫陶产业的潜力，因此在每年孔子文化节举办紫陶展，制定出台《建水紫陶》标准，推动建水紫陶发展。此外，当地政府还应抓住建水紫陶在上海世博会大放异彩的时机，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建水紫陶，同时，加大对紫陶生产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力度，努力提升产品质量，促进紫陶产业健康发展。
另外，石屏的文物古迹很多，且很有特点，但目前文化旅游产业还不发达，知名度远不如大理、丽江、腾冲等地方。因此，石屏县政府应围绕文化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以推进芦子沟民居建筑群、石屏文庙建筑群等文物保护工作为抓手，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彰显“文献名邦”的独特魅力，扩大石屏的知名度。
2、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搞好历史文化村基础设施建设。
石屏郑营村已成为部级历史文化名村，距县城仅10公里，但县城通往郑营村的公路为较窄的乡村公路，不能满足今后旅游开发的需要；芦子沟村地处石屏县坝心镇东北边，距县城26公里，其中有近10公里道路为土路，交通很不方便。
因此，要将郑营村历史文化村、芦子沟民居建筑群打造成为我省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应通过政府投资、民间融资、招商引资等途径，筹集资金，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首先解决公路交通问题。其次，切实加强历史文化村的保护和建设，搞好民居的修复和保护，街道、停车场、环保厕所、农家乐餐厅、游客休闲娱乐活动中心以及旅游景点配套的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完善优化文化基础设施，构建适应村民文化需要的公共设施网络。
3、科学编制规划，继承和提升历史文化村的历史文化特色。
历史文化村以建筑群为整体环境风貌展现着历史特色，印证着历史脉络。保护历史文化村，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精心塑造符合自然和历史环境、具有地方特色的、体现时代特征的形象。
历史文化村形象的塑造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必须规划先行。在制定总体规划过程中，要总揽历史、文化、文物、旅游等因素，做好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综合评价；保持村内文化的延续性，体现村民生产、生活的原汁原味；保持村内古建筑群原貌，禁止大拆大建，对民居进行修复、改造时，要与原有建筑风格一致，新建房屋最好在村外另辟新址建设，并对街道环境进行规划；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形象设计的基本点，最大限度地保护水系和山系，最大限度地做到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同时，要由政府协调文物、文化、旅游、园林等部门做好文物旅游线路的规划，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实现人文资源合理利用，为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新的增长点，为历史文化名村建设增辉添色。
4、采取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村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古迹考察报告篇（3）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40-07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FAN Jinshi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the Dunhuang caves， Dunhuang Academy has been compiling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caves.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records of cave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of cave archaeological pla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hoping thereby to point the way toward future work.
Key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Dunhuang Caves； Compil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意义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余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种病害，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它逐渐发生劣化，很难永远保存。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石窟研究在内的“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已有近二百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貌的出版物。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重要。对于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完整而系统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复原的依据。
二 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回顾
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来考察研究，应追溯到清代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如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1821—1850）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1]，陶保廉光绪辛卯年（1891）著《辛卯侍行记》[2]等。在他们沿途的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作了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但上述考察只是中国传统的舆地考察和记载，缺乏科学的记录。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探险家盗窃藏经洞出土文物来到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调查和记录。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其中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3]。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调查时，对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4]。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摄照片，抄录了部分题榜，摹写了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5]。
1924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6]。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7]。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进行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张大千的《漠高窟记》[8]。在张大千指导下谢稚柳完成的《敦煌艺术叙录》，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9]。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0]。
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来敦煌考察。其中向达的两次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并首创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11]。
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编制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及分期表，出版了《莫高窟形》三册[12]。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所长立即着手抓基础记录工作，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所内孙儒僴、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13]。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安排史岩、李浴调查记录莫高窟各窟内容①和供养人题记[14]。又安排孙儒僴等重新对洞窟进行编号[15]。
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加强保护的建议。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16]。
1957年，在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下，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组成了编委会。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1959年已经编出第285窟的样稿[17]。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敦煌七讲》{1}学术讲座，首次发表了他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特别对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面、完整、系统地调查和记录的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并以此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于逐渐衰老退化的敦煌石窟而言，20世纪上半世纪诸多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的成果还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向达首创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石璋如的《莫高窟形》运用文字，平、剖面图和图版，逐窟记录莫高窟各窟，这是首次运用简要的文字、测图和照片相结合的方法，对莫高窟较为全面、系统的记录和研究；1957年，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代表的众多学者提出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高瞻远瞩，十分重要。虽然那时提出的《全集》规划还只是个“记录性图录”的计划，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这个计划已是难能可贵，对日后按考古报告规范编撰出版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敦煌石窟文物的《敦煌石窟全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通过对多处石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参考田野考古发掘记录的方法，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石窟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并经过长期思考探索，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18]，使完整、科学、系统的记录敦煌石窟文物和编撰出版《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成为可能；推而广之，中国石窟寺都能以此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提供全面、完整、系统的科学记录，就能使中国石窟寺的保护、保存、深入研究和复原成为可能。因此，宿白先生创立的石窟考古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终因“”，使刚刚开始尚不成熟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被迫中断。
三 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
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均应编撰考古报告，以达到永远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学、系统的档案资料的目的，故绝非只编一两卷而已。因此，敦煌研究院要担负的将是编撰出版一部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之重任。显然，这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首先遇到如何编排多卷本考古报告各个分卷、各分卷如何组合洞窟、各分卷如何排列顺序、各分卷考古报告如何撰写编辑等问题。为使此项工程顺利进行，确保《全集》各分卷报告编撰和序列的科学合理，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们认真编制了《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计划。
如不经意观察敦煌石窟崖面，其石窟群现状排列布局似呈现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石窟群的修造似无统一计划。但依据崖面石窟分布遗迹仍不难看出，“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2}，北朝至唐代期间各个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或各自有其分区的布局。至五代、宋以后，在崖面空间基本饱和的状态下，要继续开凿洞窟，只有或向崖面两端发展，或在石窟上层、下层崖面的空缺处，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填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或破坏前代洞窟另建洞窟。另外，据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洞窟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形制、艺术水准、制作技术和保存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上述石窟群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成为制订《全集》编排分卷规划的依据。为了使多卷本的《全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避免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和重复，避免各册分量的畸轻畸重，避免只重视重点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的问题发生，我们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排列布局走向与形成的现状，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进行全面规划和编排分卷。这是编排分卷的基本原则。这样，可避免过去各种分卷方案的不合理因素。已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和今后各卷都是根据这一规划要求做出的安排。
多卷本记录性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由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发展而来，故仍定名为《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因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全集》拟分为“敦煌莫高窟分编”、“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瓜州榆林窟分编”分别编写。通盘考虑三处敦煌石窟的数量、体积、保存程度等具体状况，《全集》拟编成100卷左右。第1卷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即包括公认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由此卷开始至第86卷为敦煌莫高窟分编，第87卷到89卷为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第90卷至第99卷为瓜州榆林窟分编。第100卷为《全集》的总论、总目录、总索引及各专题索引。莫高窟北区除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461—465窟外，其他243个洞窟经全面清理发掘，已单独编辑出版了考古报告[19]，不再列入《全集》计划之内。
各分卷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内容。记录洞窟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彩塑和壁画，注意区分历史遗迹的层次叠压关系、注意观察和分析对于考古学研究具有意义的各种迹象。此外，附近的舍利塔群和遗迹、流散在国外的彩塑、壁画，应尽量搜集，争取编入《全集》。此外，全面、准确的测绘图和详备的照片图版是本书中与文字并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全集”，本书亦不限于对现状的记录，在附录中，尽可能收录、汇集前人调查、记录的成果，以及有关洞窟的研究文献目录，还包括相关的科学分析实验报告等。
《全集》使用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洞窟编号，附注伯希和编号、奥登堡编号、张大千编号及史岩编号。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分卷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全集，将力求完备的文物资料留存于世。
为了科学地完成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的编撰出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考古、测绘、数字、摄影、化学、物理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参与组成的《敦煌石窟全集》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
本卷报告是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按照《全集》编辑出版计划，通过多学科结合，以文字、测绘图和摄影图版等多种方法，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本卷报告分为两个分册，第一分册的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绪论”、第二至第六章分别为“第266窟”、“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274窟”、“第275窟”、第七章“结语”、英文提要、附录，以及插页“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和“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卫星影像图”。第二分册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全书大八开本（260×420mm），共780页。2011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的老课题。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表明，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取代20世纪50年代规划的“记录性图录”的形式。《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的成果。
本卷报告是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资料信息中心等部门和美国戴世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通力协作，由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测绘学、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图书馆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完成。
本卷报告的文字，结合测绘和图版，全面、科学、系统地记录本卷每个洞窟所有遗迹的迹象。敦煌石窟大多是以单个洞窟为单位分别建造，也有少量由多个洞窟成组开凿，构成组窟；石窟的内容由建筑结构、彩塑、壁画组成；大多洞窟初建后，又经过重建、重塑、重绘。故本卷报告的编写体例，是根据上述敦煌石窟特点，以独立的单个洞窟，或以成组洞窟为单位分别设章；每个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后洞窟结构，再分层分壁叙述，彩塑、壁画、坍塌破坏和近现代遗迹等，分别依次设节，记录阐述各种遗迹的迹象。各种遗迹对其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术、颜色、保存状况都加以详细叙述，有的还辅以表格说明。每章之后，概述洞窟营建历史和内容特征作为小结。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综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质、功能、特点，重点阐明早期三窟受到来自西域影响和基于本地传统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时代。本卷报告力求以简明、准确的文字，阐明所有考古遗迹的迹象，体现科学性和学术性。
本卷报告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①早期三窟都与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关系密切，这一观点过去学者多有论述，不乏真知灼见，而本报告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由犍陀罗经中亚的佛教图像传播路线，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体现的无疑是相对早期的特点。②通过比对，早期三窟窟形、龛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与以西的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此后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以东的河西北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龛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龛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275窟的阙形方龛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关联。③过去认为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根据遗迹判断，重建、重绘与洞窟坍塌有关，确认重绘的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供养人，为曹氏归义军的五代时期，从而也证明了此窟坍塌的年代。重绘的五代供养人服饰，说明了重建、重绘由曹氏归义军上层人士主持，他们重绘时，悉心保护早期的原作，仅在毁损的部分进行补绘，内容上亦与原创相呼应。第272窟窟外两个小窟原定为北魏，报告确认其与主窟同时建成，从其所处位置、形制及造像题材判定，系与主室在统一规划下建造。④本卷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266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272窟十分相似，穹隆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272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⑤关于壁画技法，通过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变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凡此，若非通过编写报告，对洞窟迹象做过细的考古学观察，诸多问题极易被研究者忽视。考古工作者应视完成考古报告为本职的第一要务。不从周详的考古记录入手，从事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无异于舍本求末，是不值得提倡的。
本卷报告测绘图，力求准确。由于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和壁画造型较为复杂，测绘难度很大。由此，本卷报告改变了原来无法提供准确测量数据的小平板、罗盘、皮尺、方格网的传统测量方法和手工绘图的方法，而采用了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绘图的方法。考古专业人员与测量技术专业人员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根据敦煌洞窟的特点，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测绘要求，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测绘要求的基础上，做到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选型准确，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达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方格网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考古学测绘中这种先进技术的成功运用在我国尚属首次。虽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采集精确的测绘数据，但壁画画面年久模糊，造型复杂的塑像总有被遮挡无法扫到的盲点；点云影像图上不同时代的重层遗迹无法用仪器来分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把握考古测图描绘的要点和时代特征。为了克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局限性，考古绘图人员根据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提供的点云影像图，需要按照考古测绘的要求，作进一步分析、校对、修改，区分层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进入洞窟反复核对，必要时还须通过手工测量加以弥补和填充。考古绘图人员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描绘成图，并参照我国国家工程制图标准，执行其规定的线型、线宽。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完成了本卷报告的全部测绘图。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不仅保证了测绘图数据准确，而且提高了绘图的质量和效率。
本卷报告的摄影图版，是通过摄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遗迹迹象的实证资料。鉴于洞窟结构和洞窟各种遗迹的复杂，要做到全面记录，且能使摄影记录与测绘记录和文字记录相统一，所以它是完全不同于石窟艺术的摄影。本卷摄影图版，根据石窟考古的要求，不仅表现洞窟的分布位置、整体面貌、洞窟结构、彩塑、壁画及其全部细部，而且还表现了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重修、重塑和重绘的迹象、早晚层次的叠压关系、不同时代的施工工艺、近现代遗迹，给予充分的表现，并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年份。本卷报告摄影图版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与以往的各种石窟图录大不相同，也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
古迹考察报告篇（4）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古迹考察报告篇（5）
吐鲁番地区召开申遗工作专题汇报会
《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来源
吐鲁番出土《唐人习字》文书初探
吐鲁番地区申遗档案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卷号索引
试论龟兹出土木雕佛像的笈多风格
龟兹石窟新考证的佛陀重大教化事迹
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申遗展厅建设进展顺利
赵文泉视察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申遗各项工作
“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陶(泥)灯研究
吐鲁番地名的开创期——吐鲁番地名研究之二
唐五代敦煌说唱伎艺的戏剧化转向探考
浅议出土立体纺织品文物的解体修复与复原
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彩绘木鸭流源
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
吐鲁番地区“申遗宣传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吐鲁番市军事设施遗址考古调查发掘记
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新收获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名物时代初探
吐鲁番出土“草编粽子”名实辨考
敦煌藏经洞所出两件度牒相关文书研究
吐鲁番新区征集的察合台文文书清洗修复报告
交河故城出土回鹘文《高昌王及王后颂词》研究
基于正史《西域传》的西域地域范围演变探微
新疆历史钱币上语言文字的交融与合璧
居延里程简所记高平媪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补证
黄文弼在新疆考察所见古代西域十二生肖文物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木案类型学研究
从考古发现看吐鲁番苏贝希文化的木器制作技艺
新疆出土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马镳的研究
吐鲁番地委书记张文全视察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申遗筹备工作
吐鲁番胜金店古墓人体标本衣物揭取工作正式开展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唐代麻布修复报告
唐代吐鲁番高昌城周边的水利开发与非汉人居民
筚路蓝缕功至今——纪念黄文弼先生诞辰120周年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世俗政权对西州寺院经济的管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盛春寿局长调研吐鲁番地区申遗工作
德藏吐鲁番出土《幽通赋注》写本的性质、年代及其流传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纸质文物的储存与展示环境评估
吐鲁番所出《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再探讨
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习俗研究——兼与张弛先生商榷
古代双陆游戏小考——兼论敦煌、吐鲁番的双陆游戏
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的重要实物依据——贵霜佛陀钱币研究
古迹考察报告篇（6）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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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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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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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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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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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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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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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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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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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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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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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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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古迹考察报告篇（7）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97-01
周末活动性作业指充分利用周末时间，有效地挖掘活动中蕴藏着的大量的语文练习内容，对学生进行语文训练的作业。笔者从本土文化与社会实践两方面入手对小学高段语文的周末活动性作业设计进行了探索，获得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与大家共同分享与交流。
一、趣味盎然的本土文化专题
浙江临海，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名胜古迹众多，地方特产、风味美食丰富多彩。我们充分挖掘临海丰富的自然、社会、人文资源，不但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见识，同时又对学生进行了热爱家乡的教育。
1.观风景名胜
临海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名胜古迹众多。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江南长城，集具江南特色的公园――东湖公园，古色古香的紫阳街，历史源远流长的孔庙，千年古刹龙兴寺等，都成为我们周末进行本土文化专题研究最好的素材。如对江南长城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观赏研究江南长城迷人的自然景观；二是研究江南长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三是研究江南长城的发展历程。学生根据不同名胜古迹的不同特点，分组进行调查研究，对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及时记录、筛选，记录时可以采用写日记的方式，可附带拍照、画图等进行记录，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形成研究报告。因为学生分工合理，搜集的资料全面而有价值，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全面详实。可以推荐学生将研究报告发送到旅游网或是旅游报纸、杂志去发表，增强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成功体验。
2.品地方特产
临海地方特产非常丰富，随着临海经济地快速发展，岭景葡萄、涌泉蜜桔、羊岩茶叶、上游杨梅、上盘西兰花等产业脱颖而出。临海特产专题研究就是充分利用学生身边的资源，对学生接触社会、关注民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提高语文能力创设了良好的条件。在临海特产专题研究中，我首先引导学生制定自己要研究的地方特产名称，再设计调查表，罗列要调查的内容，如特产名称、产地、产品特点、订购方式、广告宣传等，设计好调查表后，根据调查内容进行实地考察，就地品尝，并交将考察结果及独特的感受记录下来，回来后对材料加以整理。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通过对羊岩茶叶的调查与研究，学生认识了茶树、茶叶、茶的品种，知道了茶叶的制作过程，懂得品茶及珍藏茶叶的方法，还懂得了鉴赏绿茶茶叶的方法等。在学习中，学生还明白了每一个知名品牌都需要广告的宣传，才有更广阔的推广空间，从而试着写写广告词，供商家参考。对于地方特产存在的问题，如产品包装不精美，订购方式单一等，指导学生给商家提意见，在交往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交际能力等。
3.尝风味美食
能享受到美食大餐是人生之幸事。在我们临海，每年都举办风味美食节，各种各样的美食集聚一街，一字儿排开，连外国的朋友也乐得摆上了摊。这吸引着无数的市民、外地游客前来欣赏、品味。美食也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去品尝美食。对于风味美食专题研究，学生兴趣盎然。在对风味美食的研究中，我指导学生先确定要研究的美食名称，根据自己在美食节中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在网络上了解到的，确定研究对象，再引导学生展开深入地调查访问，主要从美食的颜色、香气、味道、制作工序等方面进行。学生们研究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亲自去买美食来观察、品尝，作好记录；有的通过往日的经验来记录。经过学生周末不断地努力，他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精彩纷呈的社会实践活动
“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语文学习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因此，将学生用周末活动性作业的内容取材于学生的日常生活，既使学生容易获得素材进行研究，又使学生的研究所得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的生活，使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这样的活动很多，如“动物饲养”、 “植物栽培”、“今日我当家”、“我是卖报小行家”、“卖花使者”、“走进敬老院”、“小小售货员”等。
1.动物饲养活动
饲养动物对家住城市的学生来说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处：认识动物，了解动物的外形，知道动物的生活习性，学会撰写观察日记，培养持之以恒地做事的习惯等。在周末活动性作业中，可以引导学生撰写周记。首先引导学生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动物进行研究，接着引导学生去查阅资料，了解小动物的生活习性、生存的环境及对食物的要求、饲养小动物的注意事项等。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之后，我再引导学生再去购买小动物及所需的物品，并仔细观察小动物，坚持写观察日记。这对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日常写作打好基础。经过观察、实践与写作，学生的观察能力，写观察日记能力，收集资料能力等在不断地增强。
2.“今日我当家”
生活是个大舞台，今天，学生在学习中生活；明天，学生将运用自己的所学去生活，因此，现在引导学生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平时用习得的知识指导生活，这无疑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今日我当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家的内容丰富多彩：晨起到早餐店买早点、顺便到菜市场买菜、洗衣、择菜、做一顿丰盛的午饭、带弟弟妹妹等。学生平常最怕作文，经过当家后，学生懂得了生活即是写作的源泉，有了丰富的体验，就不怕写作。同时，也明白了父母当家的辛苦，后来学习时就更努力了。“今日我当家”、“妈妈，您辛苦啦！”、“第一次拖地”、“打扫卫生三步曲”等文章应运而生，学生不再觉得习作那么难。
3.“我是卖报小行家”
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在社会生活的运用中不断增强的。因此，我们要主动为学生创设参与社会的机会，使他们有展示才能，与社会人交往的机会。我们可能一向都为口语交际该如何教而发愁，如果借活动的机会让学生步入社会，就不会再使他们“金口难开”。如周末到了，可以联系《台州晚报》、《临海日报》编辑部，领取报纸进行销售，把学生推向市场。在销售报纸前，我们应该告诉学生报纸销售的方法，地点的选择，人群的选择，卖报后的奖励等。因为学生经验少，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教师可引导学生到报刊亭卖报纸，也可到车站、医院、景点等地销售。通过方法的指导，使学生不至于觉得卖报太难；通过卖报后的奖励，激励学生要不怕苦，不怕累，圆满完成作业的决心和意志。通过实践，学生口语交际能力、与人交往能力在不断加强，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也更深刻。
小学高段语文的周末活动性作业，以实践活动为主，使学生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观察能力，搜集整理资料能力，加强了动手操作能力，写作能力等，丰富了学生的周末生活，增强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お
参考文献：
[1]刘先捍.《活动课程教学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3月.
[2]吴云驾.《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共性探讨 》2003年5月.
[3]朱建人.《生活作文之研究》 上海教育研究 2004年1月.
古迹考察报告篇（8）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81-05
Restudying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uais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new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Xia Nai， the co-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was well-planned and prepared with a good foundation， and it wa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upsurge of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 expedition went smoothly on the whole， owing to the support from all side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chievements； Multi-angle analysis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 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337。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338 ①。开发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356。“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37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13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181。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228。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34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344。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175，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241。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139。
四 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抗战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229。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223。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126。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148。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109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109。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213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161。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抗战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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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考察报告篇（9）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过三部总结性的考古学著作，总结了全国考古工作者在各时期主要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第一部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二部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部是《中国考古学》多卷本。从总体上看，这三部著作一部比一部全面、系统，内容一部比一部丰富，水平一部比一部提高。其中,《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例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以考古学文化为主体，对每个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简史、分布区域与重点遗址、文化特征、分区与文化类型、年代与分期、聚落与建筑、经济生活、文化与艺术、信仰与习俗、葬制与葬俗、社会发展状况、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综述，既论述了文化特征和类型，又论述了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论述了经济基础，又论述了上层建筑，既客观地报道了考古界的各种见解，又提出了编著者自己倾向性的看法。尤其要指出的是，该卷总结了考古界近年来兴起的研究聚落和城址的新成果，充分地体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价值颇高，是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当中的优秀著作之一，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下面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地评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同时谈谈我对考古学研究中三个问题的亲身感受和看法。
一、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将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群”是恰当的，因为广义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群的名称，它实际上包含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典型仰韶文化”包含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编著者明确地指出这三种文化相对年代的早晚，庙底沟文化晚于半坡文化，早于西王村文化，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此外，在“仰韶文化群”当中，除“典型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一、二、三期）文化。这样将仰韶文化群内部划分为若干文化，与过去笼统地称为仰韶文化相比，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示得更加清晰了，考古界多年来争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究竟谁早谁晚、二者有无承袭关系的问题，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鄂西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这是考古界的共识。1973年，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遗址进行发掘实习，石兴邦先生任总辅导，我是辅导员之一，我看到该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5年秋冬，我又在该遗址发掘了7个探方（T110-T116），再次看到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9年，我根据红花套遗址两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一文[2]，提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区两个先后相承接的文化”，在考古界引起一场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文化是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两个相互平行发展和同时存在的原始文化[3]。《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在第五章第一节论及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有的学者不同意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的观点，主要理由是鄂西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二者之间缺少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五章指出：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第三次发掘了屈家岭遗址，其重要收获之一是在该遗址下层发现了屈家岭第一期遗存，被称之为“前屈家岭文化”[4]。实际上，所谓前屈家岭文化就是大溪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四期遗存，对此，有研究者作了确切论证[5]。这就为屈家岭文化直接渊源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提出了可靠的证据。在屈家岭遗址本身，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两个文化之间没有缺环，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前3980年-前2032年），早、中期与晚期之间，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三节将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中期（马家窑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六章第四节将马家窑文化晚期（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将马家窑文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恰当的。
二、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
对出土的房址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被称为“建筑考古学”[6]。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二者建筑形式不同，工程做法各异。
（一）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红烧土房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皂市下层文化胡家屋场遗址[7]“发现有房基两处，保存有残破硬土居住面和柱洞、红烧土层等遗迹。居住面含有大量细砂粒、碎石屑和陶末，其下铺垫红烧土。”皂市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500年之间。
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红烧土房址。1973年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红花套遗址发掘的F111，是大溪文化晚期的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有条形墙基，建筑面积约59平方米，东墙基南部有小门，门坎之外有门道，北墙基中部有大门，门道北端有红烧土门坎。
1979年秋，我在枝江县（今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发掘T51、T52④AF9之后，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似从墙壁或屋面上倒塌下来的，估计堆积下面还有房址。于是对红烧土块逐块加以清理，凡是块较大、形状较规整的，或留有木、竹、茅草、绳索等痕迹的都编号登记，写明出土于探方内的具置，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清理之后，果然发现房址T51、T52④BF22[8]，这是一座门朝西的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屋内以隔墙为界分为东西两间，西间是厅，东间是卧室。屋内有圆形柱坑16个，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屋顶，其中有两个柱坑分别位于火塘东西两侧，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正脊。北墙西段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经测量墙高175厘米，西墙南北两段都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略向外闪出，墙高也是175厘米。北墙与西墙相邻，据此断定F22的外墙四壁等高，屋顶应有一条正脊、四条戗脊，呈四面坡。此时将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的红烧土块逐块与F22的各部位加以对照，确定红烧土块出土于F22的具置。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后，逐块经过仔细观察、绘图、做成卡片，发现F22外墙的墙头朝屋内一面有二层台，墙体内外两面都有护墙抹面，朝屋内的抹面上粉刷黄泥浆多层，墙体、抹面和黄泥浆都经过烧烤；出土于西南散水上面的屋面红烧土块，其下面留有排列较稀疏的竹椽、木椽痕迹，椽间空当中有茅草痕迹；还有出土于火塘附近的正脊红烧土块。
1980年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学生在关庙山遗址实习，在T76④B层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依照上述方法，在红烧土堆积之下清理出一座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T76④BF30。屋内有三个方形火塘，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成行。F30的建筑面积约52平方米，门朝东，门外有一级用红烧土块砌成的台阶。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整理后，发现F30外墙的墙头是平齐的，无二层台，墙体朝外一面仅在局部有护墙抹面；还有正脊、戗脊、屋面、屋檐的红烧土块，屋面和屋檐红烧土块的下面留有排列较密集的半圆形木椽痕迹，没有茅草痕迹。F30与F22同属大溪文化第三期，但是F30墙头的形式、屋顶的结构都与F22不同。
198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来到关庙山遗址视察，看到F22和F30都保存良好，普遍经过均匀烧烤，他对我说：“应当测一下红烧土的烧成温度。”[9]后来，我挑选出数块标本请宜昌市陶瓷研究所测定了烧成温度：F22墙身和屋面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均为600℃；F30墙身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900℃，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620℃。F30墙身红烧土块与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相差悬殊，说明二者不是一次烧成的。F22和F30都已回填保护。
清理F22、F30的经验是：当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时，应谨慎处理，其中可能有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堆积下面可能有红烧土房址。要将红烧土块编号登记，明确出土于探方中的具置，若将红烧土块扔掉，在堆积下面发现红烧土房址时后悔已晚。在已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多数只报道红烧土房基，少数报道了残存的红烧土墙壁，一般都未报道墙壁或屋面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下面有红烧土房址，不慎将红烧土块扔掉了，结果只知道房基的形式，不知道墙壁和屋顶的形式，这样对房屋建筑形式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
关庙山遗扯的大溪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0]，第一期可分早晚两段。第一期早段目前暂时未发现红烧土房址；从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发现红烧土房址25座（其中形状清楚的有13座），残存的居住面和垫层20片，红烧土场地6片，红烧土堆积18片，还有大量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这些资料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中，都将如实、全面、详细地报道，并且附有线图。
目前考古界对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有人工烧烤而成、失火所致两种看法。各遗址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关庙山遗址来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均为人工烧烤，红烧土屋面是否人工烧烤所致目前尚难断定，还要通过仿造红烧土房屋的模拟实验来解决。假如屋面也是人工烧烤的，应是采用二次烧烤法：第一次只烧烤墙壁、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在屋内树立木柱，覆盖屋顶，在屋顶上抹泥形成泥屋面即“泥背顶”之后，在“泥背顶”上面进行第二次烧烤。红烧土房屋是建筑技术与制陶技术巧妙结合的产物，建房时应当有较多制陶者参与，还必须像烧制陶器那样，等待墙壁、居住面、屋面的泥料都干燥透彻之后再进行烧烤，开始要用小火，然后逐渐加大火力；烧烤墙壁和居住面时可以用较高的烧成温度，上限可以达到900℃，墙体内部的木质骨架即使被烧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墙壁烧烤成竖硬的红烧土之后，可以与屋内木柱一起承载屋顶的重量；烧烤“泥背顶”时则必须将烧成温度的上限严格地控制在600℃左右，既要使“泥背顶”变成红烧土屋面，又不致将屋顶的木、竹结构层烧毁，二者达到矛盾的统一。红烧土屋面能否烧烤成功，这是建筑考古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只了解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不知道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就不知道红烧土房屋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认识还不全面。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建房所用的建筑材料。有两类材料：一类是天然的材料，包括植物类和土类。植物类有木材、竹材、茅草等。木材有圆木、半圆木、枋木。圆木作为墙体内部的木柱、屋内的木柱、檩条、脊檩等；半圆木和枋木是用较细的圆木加工而成，作为墙体内部的骨架、屋顶的椽子、泥屋脊内部的骨架。竹材有圆竹、半圆竹、竹片。圆竹、半圆竹作为屋顶的椽子；竹片排列成竹笆夹在两层居住面之间，有的粘贴在外墙的抹面上。茅草作为屋顶椽间的填充材料。还有麻绳、竹篾、藤条，用于绑扎墙体内部的木竹骨架和屋顶的的木竹结构层。土类有生土和熟土，以生土为主，几乎都用黏土，练成泥料后用于构筑墙壁、抹居住面和屋内火塘及灶等设施，还抹成“泥背顶”。
另一类是人工制造的材料，即红烧土。木骨泥墙、居住面及屋内火塘、灶等设施经过烧烤，陶土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变成红烧土的墙壁、居住面及设施。另外，将红烧土墙壁倒塌后产生的红烧土块作羼和料，掺在黏土泥料中，用于构筑木骨泥墙，还用红烧土块铺设屋内居住面之下的垫层和屋外的散水、道路及场地。
第二，建房时用的工具。所用工具十分简陋，砍伐和加工木材、竹材的工具有石斧、石楔、石锛、石刀等；运土的工具有竹筐等，在红烧土块上留有竹筐印痕；在墙壁和屋面上抹泥的工具应是木质的抹子，F22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细密的抹泥痕迹；有时甚至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抹泥，F30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明显的手指抹痕。
第三，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外墙、隔墙、居住面、屋内设施、屋面、散水的做法和建房的工艺流程。1986年我发表了《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11]一文，论述了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列举了红烧土房屋人工烧烤的证据。当时巧遇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市召开，部分与会代表提出疑义：“红烧土问题罗马尼亚都没有解决，你李文杰怎么能解决？”我听后意识到，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疑难问题，但我认为外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有可能解决，中国考古学上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2]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后，1994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城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了一次座谈会[13]，主要讨论红烧土房屋的成因问题，我参加了座谈会。最近我从网上看到王昌燧教授和王吉怀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李乃胜的论文《我国新石器时期建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到“在测试尉迟寺红烧土排房建筑部件吸水率、抗压强度和烧成温度的基础上……对尉迟寺红烧土房成因做出了定论，证明了这一建筑工艺的存在，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一大建筑特色”。该论文是采用科技手段去探索红烧土房屋成因的开端。
红烧土房址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七章第一节提到，石首走马岭遗址[14]发现红烧土房址1座，为一曲尺形多间地面建筑；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罗家柏岭遗址[15]发现一组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红烧土建筑遗迹。
红烧土房屋上起皂市下层文化，下至石家河文化，存在约达3900年，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房屋建筑的特征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以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的红烧土房屋和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最有代表性。这种房屋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小结”中，都未提到红烧土房屋建筑。
（二）窑洞式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六章第四节提到，宁夏海原县菜园村林子梁遗址窑洞式房址F3“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可复原的窑洞式房屋之一”。1988年秋我在林子梁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窑洞式房址F9[16]，一部分生土拱顶已塌落，叠压在堆积土上，纵剖面平直，横剖面呈弧形，为筒拱顶，塌落部分边缘和洞壁上端边缘都是顺着黄土体的破裂缝隙形成的“塌边”，据此断定二者原先连为一体。F9屋内的居住面积约19平方米，居室西南部有一个较大的柱坑，其北侧的居住面上横卧一根木柱痕迹，柱脚挨近柱坑，此木柱原先用于支撑窑洞顶部，柱脚周围的空当中用黑垆土夯实。我考察过菜园村民居窑洞，有的居室内也有支撑洞顶的木柱。对F9的筒拱顶和屋内支柱做出了正确判断，也为窑洞的复原提供了依据。
F13[17]是陈斌先生发掘的，屋内居住面积约25平方米，洞壁上分布着50盏松明壁灯遗迹。该窑洞规模较大，壁灯甚多，应是先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调查过菜园村居民正在建造的筒拱顶窑洞，发现他们采用分段分层掘进法：先用铁镐在斜坡地上挖出一堵断崖，在断崖下部挖出门洞，顺着门洞先向里挖，再向左右两边挖，将土运出后，形成一个横向空间；再挖空间上方的土，土会自动往下崩塌，比较省工省力；然后站在塌下来的土堆上用铁镐修整窑洞顶部和四壁；将土全部运出洞外，窑洞就挖成了。我将此法与林子梁遗址F9所遗留的挖窑洞痕迹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很相似，断定先民挖窑洞时也是采用此法。198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市召开，我在会上发表了《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一文，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在正式发表该文时，我请杨鸿勋先生绘制了F3、F9、F13窑洞房屋复原图[18]，再现了窑洞的外景和内部的结构。
上述从田野发掘至窑洞复原，这是建筑考古学的一个实例。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9]同样道理，如果说“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20]，那么考古工作者对建筑遗迹周到和必要的观察，联贯起来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房屋复原的先决条件。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的学者说甘肃镇原县常山遗址14号窑洞式房屋是采用先挖坑、再于坑内树立木柱复盖屋顶的方法建造的，还绘制了14号窑洞房屋复原图[21]。假如真是这样做，既费工又费力，比上述分段分层掘进法要原始得多。
三、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
对古代制陶工艺进行研究也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我在2007年说过，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经历了垫树叶制陶垫板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的发展过程[22]。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均为轮轴机械制陶，但是慢轮制陶仍属手制范畴，因为慢轮不能用于拉坯成型；快轮制陶才是轮制，因为快轮可以用于拉坯成型。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没有提到在中国境内何时出现慢轮制陶。第三章第一节说裴李岗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较大者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器物为随手捏制而成”，未提到制陶工具。河南舞阳县大岗遗址出土了三件实物：陶转盘（陶轮上的构件）；经过慢轮修整的陶盆，器表留有细密轮纹；“轮绘”而成的彩陶[23]。三者同时出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最后阶段出现慢轮制陶的证据。
快轮制陶的起源是考古界多年来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说：“仰韶文化中晚期，在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人们将陶泥放在上，在旋转中用双手直接拉成器坯。仰韶人用快轮制成的只有少数杯、碗、盘之类的小型器物，多数大器物仍然要在慢轮上制作。”这是采用李仰松先生的观点[24]，他说仰韶文化的“束腰葫芦形器”是轮制的，理由是其外底留有“偏旋纹”，将偏心涡纹当做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199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陪同，我在该馆库房内考察过数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留有泥条缝隙，均为手制成型。1995年，我在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考察了多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都有泥条缝隙。如葫芦瓶H2133∶35，在我到达班村之前，技工已将它粘对复原成完整器，我请技工用喷灯将粘在葫芦瓶上的胶烤化，拆开观察和绘图。我发现其腹部内壁既有一周周泥条缝隙，又有一道道刮抹痕迹，后者打破前者，颈部内壁也有泥条缝隙，这表明是采用泥条圈筑法成型，成型与修整交替进行，属手制范畴。观察和绘图后，我请技工将这件葫芦瓶重新复原成完整器。
另外，我在山西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考察过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25]，发现仰韶文化陶器均为手制，庙底沟二期文化才开始出现少量轮制陶器。
现有资料表明，在以下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26]：
一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如山东曲阜市西夏侯遗址[27]的下层墓和上层墓出现少量轮制小陶器，有的小鼎内底有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拉坯成型痕迹；有的高柄杯内壁有细密轮纹，是快轮慢用修整痕迹；有的实柄小豆底部有偏心涡纹，是用细绳切割的痕迹。上述痕迹反映了轮制的全过程。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如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的碗形豆T52扩方③G3∶27，圈足内壁有明显的螺旋式拉坯指痕，圈足外表的拉坯指痕隐约可见；碗形豆G3∶32，圈足内壁也有螺旋式拉坯指痕。
三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如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28]中层墓葬第三期的陶杯M85∶4，内底有清晰的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青浦县福泉山遗址[29]灰黑土层的陶壶T39⑤∶9，内底也有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陶壶83采∶1，内底至内壁都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拉坯指痕。
除西夏侯遗址外，其余遗址都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最早的为公元前3606年至前3142年，最晚的为公元前3360年至2944年。由此可见，公元前3606年至前2944年，在上述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
根据我30年来对众多遗址轮制陶器的观察，可将快轮成型的特点总结如下：
一是凭借陶车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惯性力，以拉坯方式成型，因此转速快、生产率高，一件普通小罐，成型只在片刻之间。拉坯成型是快轮制陶的本质特征。
二是器形规整，胎壁厚薄均匀，而且可以做出很薄的制品来。
三是器表可能残留三种痕迹：普遍留有螺旋式拉坯指痕；外底留有细绳切割时形成的偏心涡纹；有时坯体内外表还可以看到细密的麻花状扭转皱纹。这三种痕迹也是今人鉴别古代陶器是否轮制的依据。“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偏心涡纹”有时在慢轮所制陶器上也可以看到，只能作为旁证；“麻花状扭转皱纹”较难看到。但若经过较好的修整和装饰，这几种痕迹都有可能消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考古界对快轮制陶的发明期和发明地区都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它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其实仰韶文化并无轮制技术。产生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快轮成型的这些痕迹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总之，《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取得丰硕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是优秀的考古学著作之一，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考古专业、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必读的书籍之一，阅读后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动态，开阔眼界。我相信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后还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定会进一步完善，达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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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16］［17］［18］李文杰：《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
［21］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5期。
［22］李文杰：《中国古代的轮轴机械制陶》，《文物春秋》2007年6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第五章第一节“陶制品制造工艺”，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研究》，《考古》1990年12期。
［25］李文杰：《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制陶工艺研究》，载《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附录3。
［26］李文杰：《陶瓷技术》，载《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古迹考察报告篇（1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65年在华沙（波兰）成立，它由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组成，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方面惟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官方咨询机构，通过派遣世界遗产专员并辅以国际秘书处的工作对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遗址进行专业评估，并参与世界遗产公约的贯彻落实。
孙福喜说：“我国于1993年加入该组织，并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即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于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成功地召开后，有关人士提出了在西安设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的设想。提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陕西省、西安市政府部门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于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于2006年10月20日，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纪念《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时揭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正式成立。”
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规划、研究、培训中心，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基地，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培训基地。它的业务范围包括文物保护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文物保护项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咨询服务等。 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业务中心，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总结全球古迹遗址保护的工作经验，树立示范；负责培训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人才；负责组织、协调地区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负责组织地区性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负责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科学委员会和会员提供服务；负责联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员进行学术考察、交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联络、协调、协助全世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员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书籍和刊物；负责建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档案资料中心；完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谈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在中国设立的意义时，孙福喜这样说：“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全世界设立的惟一的业务中心，也是西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